不完全信任、文化信念和企业家行为模式

不完全信任、文化信念和企业家行为模式 不完全信任、文化信念和企业家行为模式 郑江淮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系～南京,210093, E-mail:zhengjh@nju.edu.cn 摘 要:企业家行为能否得到实施依赖于其他资源所有者的信任程度～而不完全信任产生于 信息不完美和有限认知能力～是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共同作用的产物。本文在无限重复囚 犯困境博弈中分析了信任状态的形成～在信任博弈中分析了文化信念的起源及其对企业家行 为模式的影响。由于文化信念使特定的企业家行为模式作为一个均衡战略凸现出来～并具有 进化稳定性～所以可以对不同文化信念中企业家行为模式进行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HCIA,。 本文通过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信念中企业家行为模式的比较～指出了在短期特定环境 中～在同一经济群体中由集体主义文化决定的企业家行为模式和在不同经济群体之间由个人 主义文化决定的企业家行为模式都是有效率的～都能有效地解决长距离贸易中代理问题。但 是～从长期演变看～个人主义文化中形成的企业家行为模式更具有活力～更能鼓励具有企业 家能力的人的积极性和创新～从而使企业组织得到可持续地成长和演进。 关键词:不完全信任～文化信念～个人主义文化～集体主义文化～企业家行为 1. 导论 在传统经济学中，企业生产和资源配置中没有企业家的角色，就像《哈姆雷特》戏中没 有哈姆雷特这个角色一样。这一点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如何产生和持续不断地产生企业 家式的行为或活动，以使企业乃至经济能可持续地发展和相应的组织、制度与文化变迁，仍 然是经济学有待于进一步开拓的研究领域(Stiglitz,2000)。 同样，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在假设信息完美和市场完备的传统经济学中被暗含地认为是一 种完全信任(complete trust)，从而被忽视，或是被视同与当事人均处于效用(或利润)最 大化时的均衡状态。信息经济学的发展，虽然认识到了不完全信任状况的存在，即信息不完 美会导致当事人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机会主义行为，进而破环了当事人之间完全信任， 但是仍然在委托――代理框架中通过适当的合约安排实现当事人之间的激励相容来回避信 任问题的重要性，简单地将不完全信任等同于激励相容。 如果将企业家式行为或活动的产生和持续产生问题和信任的产生和维持问题结合起来 看，考察信任与企业家行为的关系则是企业家理论和信任研究的新问题。具体说，企业家要 经济、有效地实施其在面临未来不确定时所作出的判断性决策，必须依赖于与其利益相关者 之间的信任关系，因为当事人信任关系中形成的不确定性预期的范畴要比通常的短期或长期 合约关系中的预期大得多。也正是因为如此，企业家行为特定(entrepreneurship-specific) 的信任涉及的虽然是企业家与贷款人、股东、管理者、劳动者、供应商、销售代理商、甚至 是其他企业家之间的合作关系，但实际上是与一个民族层次上的文化信念、习俗和相关 的问题。正如熊彼特(1934，P102)所说: ,虽然企业家,“比起其它类型的人来～不那么依靠传统和社会关系～因为他的独特任 务……在于打破传统～创造新传统。虽然这一点主要是适用于他的经济行动上～但是也可以 推广应用于他的经济行动的道德上的、文化上的和社会上的后果”～,但是企业家存在的, “有征服的意志”、“有创造的欢乐”和“找到一个私人王国”等非享乐主义动机～“以非 常不同的方式和非常不同的程度受到社会习惯或习俗等限制”。 进一步地说，企业家行为特定的信任不仅依赖于在企业内部或企业之间形成的一个“道 德共同体”，而且嵌入在民族文化信念之中，形成一条受文化信念影响的企业家行为特定的 信任类型。这意味着，在不同的信任类型中，企业家的非享乐主义动机产生了不同的企业家 -1- 行为模式1。 在探讨制度和制度变迁起源、性质和含义的比较制度分析范式看来2，信任产生和维持 所依赖的文化信念作为博奕的相关规则，内生于一系列特定历史环境中互动的战略性决策、 演化过程和有限理性等力量作用过程。这意味着，这些相关的博奕规则不能根据推理和客观 进行择优选择，确定一种最优的行为模式，而是只能比较不同情境特定条件下不同规则 的差异所导致的行为模式的差异。 因此，对以上提出的问题，本文首先界定一个不完全信任的概念性框架，在此基础上， 根据对相关文献的整理，从囚犯困境博弈和信任博弈模型的角度，考察信任与文化信念的生 成，并以此为理论依据，比较不同文化信念中，由于信任类型不同所导致的不同类型的企业 家行为模式。 2. 相关概念界定 2.1 不完全信任 在新古典框架中，在完美信息和完全理性(或无限的认知能力)的假设下，交易成本为 零，当事人之间交易不存在欺诈、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相互不信任问题，即双方处于 完全信任状态。如果我们不再对信息和理性作出假设，而是真实地去评估的话，那么就会发 现当事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依赖于特定的认知模式(mental model)，而且相互作用的 当事人之间信息是不对称的、不完全的，交易中充满着机会主义行为，可以说，当事人之间 的信任是不完全的。 因此，在不完全信任情况下，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就表现为如何降低信任的不完全性 程度，从而也就有了“高信任度”和“低信任度”社会之分。进一步地说，由于当事人的认 知模式依赖于特定民族或地区的社会环境(如历史、文化、社会习惯等)，因此，即使不同 群体的当事人可以通过专用性投资等手段使信息不完美导致的不信任程度降到最低， 当事 人认知模式的异质性使得不同群体的信任程度存在作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从信息 不完美和认知模式两个角度对信任的含义进行分析。 2.1.1 以信息为基础的信任 信息经济学虽然没有对不完全信任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认为可信任性取决于是否 有能力设置保护性措施(或条款)，增加合约当事人毁约的成本，以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 性(Williamson,1993)。这种行为结果是一种信任状态，相关当事人都有一种认为对方会理性 地努力去执行合约的判断。这种判断不需要更多的信息量和监督水平，就能降低当事人决策 1 信任类型确定还应当考虑到正式制度安排的影响。原因是，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正式制度安排都是降低 合约中的不确定性、节约交易成本的手段，两者之间的差别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且正式制度安排的形成 使合约当事人在持续的合作中认识到相互之间有共同的需要和利益，使得合约当事人以最低的成本表达自 己的偏好，从而贯彻和增进非正式制度的有效性，使非正式制度持续发展下去(North，1990)。因此，非 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是节约交易成本的两种互补性安排。可以说，信任也是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共同作 用的产物。鉴于目前已发展的信息经济学或不完全合约理论对这些正式制度安排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本文 主要分析文化信念这一非正式制度安排对信任产生和维持的影响。 2 比较制度分析范式的主要倡导者除了青木昌彦(Aoki,1997,2000)之外，还应当包括格涅夫 (Grief,1998)。格涅夫所倡导的是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简称HCIA)。两者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 -2- 的不确定性。 对于信任产生的条件，信息经济学却有明确的认识。这些条件是: (1)信任产生于未来不确定的环境中。在不确定的环境中，由于信息不完全或认识能 力有限，难以确认合作或交易当事人的行为特征和能力水平，从而难以通过合作实现潜在的 交易收益或创新收益，这就是所谓的信任问题。就企业家创新而言，由于企业家的创新决策 是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性决策，形成的是非同质性和不可交流性的信息，难以为资本所有 者或其他利益相关者所认同，因此，企业家要获得资本和其他资源以实施创新项目，就必须 克服信任问题。换句话说，信任问题的产生本身就意味着存在潜在获利机会，使信任问题的 解决(例如形成正式制度或非正式约束)成为一种企业性质的活动(Klein,1997,P6)。 (2)信任产生于当事人相互依赖过程中。当事人为交易关系的持续所投入的资产专用 性程度决定了双方的相互依赖程度。双方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变化体现在不完全信任状态 上，例如企业在临时性或流动性较高的组织成员之间和资历较长的核心组织成员之间采取不 同信任形式。 2.1.2 以认知为基础的信任 信任不是不确定条件下和相互依赖关系中的一种行为或选择，而是一种导致这种行为或 选择的心理状态。同博弈论语言来说，是一个当事人估计其他当事人采取同样行为的特定的 主观概率水平。这种主观概率水平形成于当事人能够监督其他当事人行为和决定自身行为之 前。这意味着，存在一个临界水平，当对他人行为预期的主观概率水平超过这个临界水平时， 信任就产生了(Gambetta,1988)，或者说，从一种(不完全信任度高的)心理状态转变为另一种 (不完全信任度低的)心理状态。 然而，无论当事人心理状态怎样变化，都以一个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这种价值观又决 定于特定历史的文化信念，共同作用于当事人对相互依赖性的认知过程和偏好形成过程。如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文化传统是决定不同程度的投资者权利保护的重要因素(La Porta, 1997b)，进而影响到企业家融资成本和规模。或者说，即使一国家或地区可以移植其他国 家的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条文和证券交易所、证券监督委员会、市场中介组织等正式的机 构设置，但是由于法律传统、价值观、社会规范等因素所决定的认知模式的特质性，也很难 建立同样程度的信任状态，波兰、俄罗斯等转型国家投资者权利弱保护状况提供了有力的证 据。 2.2 文化信念 从激励角度看，如何使当事人对他人行为预期的主观概率水平超过临界水平，取决于当 事人内在和外在的激励强度。而内在和外在激励强度，又部分取决于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因 为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建立了与之相对应的“合适的”信念和行为标准。如果“文化是继承而 来的观念或价值观形成的伦理习惯”(福山，1996)，那么信任的建立过程就深深地嵌于文化 信念之中3。由于信任是各种社会中协作、交易和合作产生的必要条件，所以特定行为假设 在不同文化信念中产生的信任的差异，与其说是种类上不同，不如说是程度上不同。因此， 不同文化信念中产生的信任状态的差异又影响到企业家行为模式的差异，这就意味着，企业 家行为是嵌入(embed)在特定的文化信念之中。 3 这里的文化是就具有相同背景.教育和生活经验的社会群体、民族或国家而言的，不是指企业文化。 -3- 3. 信任博弈与文化信念的产生 对于“囚犯困境”博弈，如果放宽当事人过去行为是可观察的这个假设，博弈当事人都 匿名的，而且存在着事前不可预期的意外情况，那么无限次重复“囚犯困境”博弈中的信誉 机制就可能变得无效率，甚至信誉无法得以形成。事实上，这种无限次重复“囚犯困境”博 弈类似于生物进化过程中的物竞天择，转变成演进博弈(evolutionary game)。博弈当事人之 间信任的建立和维持取决于在特定文化(或文化信念)约束下从众多的纳什均衡战略中凸现 出来的(即被采用的)演进稳定战略(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3.1 同时行动博弈 当事人从无限次重复“囚犯困境”博弈中产生的合作战略，意味着双方之间信任是建立 在对与自身行为相关的他人行为正确预期的基础上。如果考虑到双方除了有自利最大化动机 之外，还有和他人行为进行协调和合作的偏好，那么由于这种偏好使人们从合作中产生的满 足程度要高于机会主义行为，或者说这种偏好使人们在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时估计到他人感到 的委屈和抱怨，人们就会表现出诚实的倾向。所以，当事人之间的博弈不再是“囚犯困境” 博弈，而是一种信任博弈(Platteau,1994)，其支付结构如图 1 所示。 假设双方在市场中随机地相遇，在每一次交易中不能区分出是否已与对方发生过交易， 信誉不再发挥作用。每个当事人都有诚实和欺骗两种战略(即企业家努力水平高低和其他资 源所有者是否完全投入)。双方交易的结果取决于自利动机下前向预期和合作偏好，因此， 可以得出:当事人 A 采取诚实行为(即高努力水平战略)时，当事人 B 不会采取欺骗行为(即 不完全投入战略)，这是由人们内在的合作偏好所决定的。反之，一旦对方采取欺骗行为， 自利动机将促使另一方也采取欺骗行为。从而在这种信任博弈中形成两个纳什均衡，即(诚 实，诚实)和(欺骗，欺骗)。 当事人 B 诚实 欺骗 当 诚 20～20 4～14 事 实 人 欺 14～4 8～8 A 骗 图 1 信任博弈 由于诚实战略的形成取决于当事人在合作偏好下对他人行为的正确预期，所以，当估 计到其他当事人选择诚实战略的概率大于 0.4 时4，该当事人的最优选择就是诚实战略，这 类当事人称之为诚实类型当事人;当他人选择诚实战略的概率小于 0.4 时，该当事人就采取 欺骗战略，这类当事人称之为欺骗类型当事人。而且，采取诚实战略的支付水平越高(假如 变成 30)，估计到其他当事人采取诚实战略的概率就越低(只要大于 0.2)，该当事人采取诚实 战略的可能性就越大。 如果参与博弈的当事人有诚实和欺骗两种类型，那么在既定的市场中，就存在三种类型 的博弈:诚实类型与诚实类型、诚实类型与欺骗类型、欺骗类型与欺骗类型之间的博弈。这 4 假设当事人在诚实和欺骗两个战略之间的选择是无差异的，概率用P表示，从图 1 中就有 20P，4(1 ,P),14P+8(1-P),P=0.4。 -4- 三种类型博弈的支付结构分别如图 2，3，4 所示。其中假设欺骗类型人在他人采取诚实战略 时采取诚实战略的收益小于采取欺骗战略的收益。 诚实类型人 欺骗类型人 欺骗类型人 诚实 欺骗 诚实 欺骗 诚实 欺骗 诚 诚 诚 诚 20～20 4～14 20～12 4～14 12～12 4～14 实 实 实 实 类 欺 欺 欺 型 14～4 8～8 14～4 8～8 14～4 8～8 骗 骗 骗 人 图 2 信任博弈:诚实,诚实 图 3 信任博弈:诚实,欺骗 图 4 信任博弈:欺骗,欺骗 由于当事人在事前并不知道对方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只是事后才能知道，所以，欺骗类 型人在图 3 和图 4 两种博弈类型采取的占优战略总是欺骗。对于诚实类型的人来说，由于事 前有合作偏好或采取诚实战略的倾向，所以这种类型人的战略选择取决于对其他当事人采取 诚实战略概率的估计，或者说属于诚实类型的当事人在总人数中的比例P。因此，当P?0.4 时5，诚实类型人的最优选择是诚实战略，反之则是欺骗战略。 总之，在静态一次性博弈中，如果当事人具有诚实倾向或合作偏好，那么自利动机下的 “囚犯困境”博弈就可能转变成信任博弈。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交易博弈中大多数当 事人都偏向于诚实战略，或者说，另一方当事人在形成正确预期时也含有同样的诚实倾向。 因此，即使一方当事人具有诚实倾向，也可能不会实现(诚实，诚实)这个帕累托最优的纳什 均衡。 3.2 动态博弈 这里分析的是在匿名状态下信任如何从无限次重复博弈中产生并得以维持。根据上文的 分析，最简单的情况是，当诚实类型人占总人数比重 P=1 时，只存在一种稳定的诚实战略 均衡。反之，当 P=0，只存一种稳定的欺骗战略均衡。如果 0,P,1，那么要确定在长期中 会形成哪一种稳定战略均衡，还取决于当事人在动态博弈中所获得的历史知识或关于预期形 成的动态过程的信息。 通常，在动态博弈过程中，不仅是一方当事人在决定是否采取诚实战略时要评价和再评 价另一方当事人采取诚实战略的可能性，而且另一方当事人的诚实战略选择也是基于以往博 弈中的经验。根据帕拉提奥(Platteau，1994)的分析，首先在诚实类型人先进行战略选择 情况下考察稳定均衡战略的形成。如果 P 较高，诚实类型人初始倾向于选择诚实战略，而 且所有博弈当事人的经历都为共同知识，那么在后续的每一次博弈中博弈当事人都将根据以 往行为的平均情况进行适应性预期。因此，博弈当事人选择的诚实战略成为一种稳定的均衡 战略。 如果博弈当事人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即以往战略选择的经历不再是共同知识，每个博弈 当事人只知道自身的历史，那么诚实战略不再是稳定的均衡战略，因为欺骗类型人参与博弈 的占优战略总是欺骗战略(见图 3，4)，即使在初始状态下欺骗类型人较少，只要欺骗类型人 和诚实类型人相遇，诚实类型人的占优战略也将变成欺骗战略。如果诚实类型人在长期博弈 5 计算过程同前注。 -5- 中每次与欺骗类型人博弈时总是采取欺骗战略，那么诚实类型人就转变为欺骗类型人。最终， 欺骗战略具有自我繁殖(self-fulfilling)能力，能够使在初始状态下诚实战略选择所形成的信任 逐渐地丧失，直至欺骗战略成为稳定的均衡战略。 因此，诚实类型人在初始状态下虽然能根据其合作偏好进行一定数量的信任交易，但是 这种信任能否稳定地维持下去取决于获得的后续信息。如果诚实类型人获得的以往行为信息 是不充分的，那么从长期来看，起初建立的信任就难以持续下去。 要改变这种状况，使诚实战略成为稳定均衡战略，在所有博弈当事人之间形成普遍的信 任关系，就必须改变欺骗战略的自我繁殖过程。设想，如果欺骗类型人在大量的诚实类型人 中因采取欺骗战略而感到内疚;或者曾经是诚实类型的欺骗者如果在经历过一些诚实交易之 后开始转向选择诚实战略;或者诚实类型人能够采取某种惩罚手段或机制降低欺骗战略的支 付水平，那么诚实战略将替代欺骗战略成为稳定的均衡战略。 在克瑞普斯(Kreps,1990)看来，虽然这种无限次重复博弈是在匿名的当事人之间进行的， 当事人随机地相遇，事前存在着不可预见的意外情况，而且这些不可预见的意外情况的出现 又会改变当事人的战略选择和行为方式，但是，从事后看，这些不可预见的意外情况的发生 及其导致的战略选择是有一定模式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断进化的。这是因为不可预见 的意外情况在理论上可以视为当事人行为状态空间的一个子集，除了这个子集之外，当事人 行为状态空间还包含客观存在的可预期的意外情况。就是说，当事人对不可预见的意外情况 的认识与其主观选择有关。随着时间推移，状态空间随着当事人主观选择及其变化而不断地 演变。其中重要的是，过去行为，尤其是过去的意外事件引导着当事人处理未来意外事件的 方式。与物种进化类似的是，在处理不可预见意外事件中形成的成功或有较高收益的行为方 式很可能通过重复和模仿而存续下去。相应地，决定这种行为方式形成的均衡战略成为进化 稳定战略，因为这种战略能够抵制其他战略被采纳，从而成功地阻止其他战略在博弈过程中 自我复制。 因此，在上述信任博弈中，如果诚实类型人和欺骗类型人在随机相遇时先后作出战略选 6 择 ，而且当事人为了应付不可预见意外事件的发生，付出一定数量的成本去识别另一方当 事人的类型，那么就有这样几种情况出现: (1)当识别出另一方当事人类型的成本等于零时，诚实类型人的处境好于欺骗类型人 (假设上述信任博弈的支付结构不变)，即使欺骗类型人在与诚实类型人相遇时处在先作出战 略选择的位置上，也有选择诚实战略的激励。最终，欺骗类型人被排挤出去，诚实战略成为 进化稳定战略。 (2)当识别成本无穷大时，一旦欺骗类型人与诚实类型人相遇，诚实战略就难以抵挡 欺骗战略的“入侵”，欺骗战略的自我繁殖能力使其成为进化稳定战略。 (3)当识别成本不是太高，并且诚实类型人低于一个临界比例，欺骗战略仍是进化稳 定战略。如果诚实类型人数高于这个临界比例，选择诚实战略因获得较高的收益而生存，诚 实战略成为进化稳定战略，吸引欺骗类型人采取诚实战略。通过复制，诚实类型人数又上升 到另一个临界比例，换句话说，欺骗类型人数降低到一个最低限度。因此，无论在以诚实类 型人为主导还是以欺骗类型人为主导的市场中，总存在最低限度欺骗行为(不信任)和诚实行 为(信任)。 综上所述，在无限次重复“囚犯困境”博弈中，信任虽然能在合作均衡战略中形成，并 6 假定每类当事人处在先作出战略选择位置上的概率和处在后作出战略选择位置上的概率相等。 -6- 依赖于信誉机制来维持，但是，由于信誉的形成又依赖于过去行为的可观察性，所以，这种 合作均衡战略难以抵挡“陌生人”的非合作战略的“入侵”而成为进化稳定战略，信任的普 及程度是有限的。而在无限次重复信任博弈中，信任要在相当大的规模上形成并维持下去， 还依赖于下述条件: (1)在博弈初始状态下大多数当事人有诚实(或合作)偏好; (2)对他人诚实偏好有充分的信赖7; (3)诚实偏好程度不会轻易地因“坏”的经历而丧失，相反轻易地因“好”的经历而 得到强化; (4)在诚实类型人中欺骗者受到强烈的内疚感约束; (5)诚实类型人倾向于对欺骗行为进行惩罚，即使没有受到直接伤害8。 然而这五个条件的满足取决于在社会范围内能否形成普遍的道德规范和习俗，换句话， 说能否形成一种文化信念。 3.3 文化信念的生成 文化信念是指一个社会中人们共同含有的观念、思想和价值观，治理着同一社会中不同 当事人之间，或不同社会的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与知识不同的是，文化信念既不能 从经验中发现，也不能从分析中得到证明(Grief,1994)。因此，人们在相互作用时，不需要进 行文化信念的交流。既定的文化信念使当事人能够对其本人和其他当事人在各种不同情况下 的行动形成预期。 由于在特定群体中，文化信念是同质的，为每个当事人所熟知，并且被每个当事人内在 化为行为动机，所以，当每个当事人都在文化信念作用下作出最优反应时，文化信念对当事 人相互作用的规制变成了由当事人对文化信念的自我实施。因此，就文化信念的作用结果而 言，特定的文化信念决定了当事人相互作用的特定方式。在不同的文化信念中，当事人在同 一种类型的相互作用中会有不同的均衡战略选择。 就文化信念本身的形成而言，文化信念又是人们在长期重复博弈中选择的能够自我实施 的均衡战略。在哈耶克(1948)看来，这不是人类有意识的产物，而是进化过程的无意 的结果。 如果从无限次重复 “囚犯困境”博弈中合作形成的角度看，文化信念被认为是理性当 事人在合作解上采取相同均衡战略时所形成的一致认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博弈模 型在解释文化信念起源上存在着两个分析上的缺陷: 第一，由于这种无限次重复“囚犯困境”博弈的条件是:当事人不能避免相遇，只能在 竞争和合作之间选择;当事人知道他们必须长期处于这种博弈状况，不知道最终结果(是合 作还是不合作);双方对未来收益的贴现率较低。所以，在存在多个纳什均衡点的条件下， 合作解只是其中一个由随机事件引发的，纳什均衡能否持续下去取决于合作解是否具有进化 稳定性。 在理论上，这种合作解的产生依赖于双方采取“一报还一报”战略，即双方都基于对方 也会有这个信念。而这种战略又被认为是着眼于未来预期的理性计算的结果。因此，这种合 7 这个条件意味着，诚实偏好较强烈，需要产生诚实均衡和信任普及程度越低，诚实类型人的诚实战 略越有可能成为进化稳定战略 8 在这(4)和(5)两条件的作用下，“囚犯困境”博弈转化为信任博弈，增加欺骗类型人(在与诚实类型人 博弈时)采取欺骗战略的成本，从而转变为诚实类型人。 -7- 作解难以抵挡当事人在其他随机事件中基于同样理性计算而采取其他非合作均衡战略的“入 侵”。 第二，这种无限次重复“囚犯困境”博弈模型虽然强调了历史是重要的(即随机事件引 发了合作解的产生)，但是，忽视了当事人在通过学习，了解到历史事件的重要性，进而在 双方之间达成共识之后，才产生了合作解(Gambetta,1988)。因此，这种合作演进模型并没有 对文化信念具有的通过学习获得的进化稳定性作出解释。 相比而言，在信任博弈中，文化信念和均衡战略不再是无差异的，文化信念虽然在特定 类型博弈过程中强化而成，但是在影响人们后续博弈中的决策这个意义上，文化信念成为人 们在战略选择上表现出来的特质(qualities)(Grief,1994)。 从上文对信任博弈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信任博弈所描述的是当事人按照某种方式对他们 的行为进行协调，每组均衡战略(或由其决定的纳什均衡点)代表一种协调方式。但这种协调 方式不是唯一的，因为信任博弈中存在多个纳什均衡点。如果在每个纳什均衡点上当事人获 得的收益存在着差异，或者在多个纳什均衡点之间有一个帕累托改善顺序，那么当事人的最 优选择就是从众多纳什均衡点中选出帕累托最优的均衡点。这取决于双方当事人拥有的初始 信念 (双方拥有的共同经验)是否与帕累托最优的协调方式相匹配。换句话说，帕累托最优 的协调方式是否比其他协调方式更突出，而且当事人对最突出的协调方式是否有先验预期。 然而，双方当事人拥有的初始信念是与特定的环境(例如生活环境、地理环境、社会环 境等)相适应的一种既定的经验认识。经过一个匹配过程，与这种既定的初始信念相匹配的 均衡战略(或由其决定的纳什均衡点)最终会凸现出来，初始信念成为一个聚点(focal point)9。 因此，所形成的协调方式并不必然是帕累托最优的。而且初始信念由于其环境适应性而迅速 被掌握，在后续的相同战略环境中得以广泛地重复应用。初始信念匹配过程实际上就是向文 化信念演化的“惊险的一跳”(Kreps,1990)。 通过这“惊险的一跳”，初始信念以进化的方式转变成习俗，“习俗再以类似关系从一 个战略环境向另一个战略环境传播，形成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习俗，构成一个习俗集” (Sugden,1989,93-4)。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应该按照习俗所界定的行为方式行动，习俗的传 播就转变成文化的演进，初始信念最终转变成文化信念。因此，动态地看，信任博弈就变成 演进博弈，决定凸现出来的协调方式的均衡战略具有进化稳定性，当事人在采取均衡战略时 不仅在由文化界定的博弈规则上取得一致意见，而且在对博弈规则的准确解释上取得一致。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社会中对人们行为进行协调的具体制度安排的形成及其演变都嵌于该 社会的基本博弈规则(即文化)之中。 由于与初始信念匹配的从众多纳什均衡点中显现出来的协调方式不必然是帕累托最优， 所以，由此演进而成的习俗、文化等基本博弈规则也不必然是帕累托最优。 这一方面说明了文化演进不能用该文化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净收益来解释和衡量，另 一方面也意味着在非帕累托最优的基本博弈规则占主导的情况下，存在向帕累托改善基本博 弈规则转型的可能性10，尽管这种转型不会自发地完成(在上述逻辑框架中)。 9 其含义可以从下面这个例子中得到说明，即两个人约定在某个城市见面，但事前双方没有约定好在该 城市中某个地方见面。当两个人都从外地来到该城市时(假定双方对该城市都十分熟悉)，双方相互之间存 在着一个协调博弈过程，即该城市有很多标志性建筑，在每一个标志性建筑面前相遇都是一个纳什均衡点， 而且双方最终可能选择最有重要意义的标志性建筑面前相遇，这是双方协调博弈的一个帕累托最优的纳什 均衡点。在这个协调博弈中，重要的是双方之间有一种共同经验，能使某个纳什均衡点 “凸”出来。 10 这就是哈耶克在批判理性结构主义，强调文化演进自发秩序时所主张的改革含义. -8- 需要指出，存在着一个具有企业家性质的外部代理人能够影响和推动文化演进方式，从 而使非帕累托最优的基本博弈规则向帕累托改善的基本博弈规则转型(Casson,1990)。这不仅 要求外部代理人具有企业家式领导职能，使人们对他人建立起信心，进而形成一种新的信任 模式，而且还取决于外部代理人能否取得人们的信任。前者进一步取决于这种信任的效 率，而后者则取决于双方拥有的共同经验及对共同经验的解释。 4. 文化信念中的企业家行为模式 文化信念对人们在经济交往中行为选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文化信念作为一个剩余解释 变量，部分决定经济增长，而且表现在对企业组织演变路径的影响。对于前者，赫夫斯蒂得 等人 (Hofstede,et al,1991)通过计量检验，发现具有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投资决策偏好的西方 个人主义文化传统和具有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投资偏好的东方儒家文化与经济增长有较强 的相关性。然而，更有意义的是，在后者，文化信念是怎样影响企业家行为，进而通过对组 织结构的选择实现经济增长的呢, 高顿(Gordon,1994)通过对美国、英国等 16 个发达国家的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查和检验， 发现由于文化差异，各国企业雇员对雇主监督和管理的努力有不同的反应，表现在监督集中 度上的差异，其中美国最高，为 0.176，瑞士最低，为 0.036。 因此，对嵌入在文化背景中的企业家行为的分析，一种可行的办法是对不同文化背景中 的企业家行为模式进行比较。 根据人们关于自我利益和集体利益的认识，将各种文化被划分为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文化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文化两大类型。从企业家决策和企业组织过程看，这两类文 化在信任形成机制上的差异如下。 (1)信任基础。根据上文分析，信任是交往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信誉的信心。在组织 活动中，这种信心是建立在能力或感情基础上的。以能力为基础的信任强调对当事人业绩的 认可，企业家根据能力和业绩将其他成员安排在不同职位上，形成理性的层级制。企业家和 其他成员根据各自的能力公平地分享企业利润。而以感情为纽带的信任则强调当事人之间的 感情基础和社会关系，忽视对当事人的能力和角色的认可。典型的是以血缘关系形成的家族 式企业。由于以能力为基础的信任形成于个人对自身利益追求的过程中，服从相对普遍的规 则和交易标准，所以这种信任盛行于个人主义文化之中。相对而言，以感情为纽带的信任产 生于和他人的特殊关系之中，并限于一个特定的群体之中。换句话说，由于与“圈外人”没 有一定的特殊关系，无论是“圈外人”能力有多高，都无法获得“圈内人”的信任。因此， 以感情为纽带的信任盛行于集体主义文化之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圈内”，以感情 为纽带的信任不排除对当事人能力和业绩的评估和激励，进而产生以能力为基础的信任关 系，但是，企业家在以感情为纽带的信任基础上建立的组织结构及其动态变化完全不同于以 能力为基础的信任。 (2)信息交流。博弈论研究表明，当事人之间信息交流有助于促使当事人进行合作。 然而，由于文化差异，在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中信息交流的内容和形式都存在明显 差异。由于集体主义文化强调当事人通过社会关系和感情纽带建立特殊关系，在交流过程中 不仅传递自己的信息及其表达的意愿，而且要推测他人的意愿，因而更注重交往的场景和信 息中不可言说的知识。相对而言，个人主义文化更关心信息交流的效率，通过正式渠道传递 直接和明确的信息。因此，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企业家和其他成员进行的是面对面的全面的 信息交流，而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企业家和其他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是不完全的，只限于信 -9- 息中可言说知识的交流。前者更注重信息交流的非正式渠道，而后者则更注重信息交流的正 式渠道。就单个企业家而言，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形成的合作水平相对较高。但是，对整个经 济来说，集体主义文化中的合作水平未必高于个人主义文化，甚至在特定条件下低于个人主 义。这个结论可以进一步从经济史学家格涅夫(Grief,1993,1994)关于中世纪欧洲长距离海外 贸易的企业组织结构分析中得出。 格涅夫在对中世纪欧洲长距离海外贸易史考察时发现，有两种分别在集体主义文化和个 人主义文化中形成的企业组织结构。一是十一世纪在地中海由信仰穆斯林的马格瑞比 (Maghribi)人组成的贸易企业组织，另一个是十二世纪在意大利由信仰基督教的格罗斯 (Genoese)人组成的贸易企业组织。后者的兴起标志着西方经济的兴起，同时又标志着前者 的经济衰退。这是由两种文化信念下形成的企业组织结构和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决定的。根据 格涅夫的分析，长距离海外贸易中贸易商面临着以下问题，即如何激励和约束在海外的代理 人行为，使其忠实于贸易商的长期收益高于欺骗贸易商的短期收益，而代理人则希望通过与 贸易商长期重复的交易过程来形成一种信誉，以获得贸易商的信任，否则，代理人会因缺乏 能力或过去欺骗的记录而得不到雇佣。在马格瑞比人组织的海外贸易中，因马格瑞比人都是 犹太人，都信奉“每个人都应对他人负责”这个集体主义文化信念，每个马格瑞比人都互相 传递自己在从事贸易中获得的(包括道听途说来的)信息，就是说，每个贸易商或代理人行为 的信息在马格瑞比人之间得到充分交流。因此，代理人所受到的是第三方实施的多边惩罚机 制的约束，即代理人必须始终采取诚实行为，否则，如果有一次欺骗行为，那么除了当前的 贸易商以后不再雇佣他之外，其他贸易商(即第三方)也会通过充分的信息交流了解到代理人 的欺骗记录而不再雇佣他，代理人因获得一次欺骗的短期收益而丧失一辈子诚实的长期收 益。 相比之下，在崇尚个人主义的格罗斯人组织的海外贸易中，贸易商之间不善于交流，互 相保守其商业秘密。贸易商因无法获得代理人过去行为的信息而采取一种由第二方(法庭、 政府等)实施的双边惩罚机制来约束代理人的行为，一方面贸易商和代理人之间代理关系契 约化，可以由法院来监督和实施。另一方面贸易商支付较高的工资水平，使代理人在一次雇 佣中因诚实而获得的收入高于因欺骗被解雇转向其他贸易商时获得的平均收入，在代理人和 贸易商之间形成激励相容(其中贸易商和代理人行为都符合理性原则)。在这种双边惩罚机制 中，代理人的工资水平并不反映其过去行为的信息，而是其能力的函数，贸易商也不必像马 格瑞比人那样为获得其他贸易商或代理人的信息而花费时间和精力。 因此，随着历史(军事和政治等)的变化和海外贸易的进一步扩张，越来越多的贸易要在 距离更远的地方或在陌生人之间进行，马格瑞比人的贸易因受其第三方实施的多边惩罚机制 的局限性的制约而逐渐萎缩，而格罗斯人的贸易却因第二方实施的双边惩罚机制而得到进一 步发展。具体说，第三方实施的多边惩罚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贸易商为获得他人的充分信息 所进行的投资(例如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远小于从充分信息交流中获得的收益。一旦代理人 活动距离更远或者代理人不是马格瑞比人，贸易商为获得代理人或其他贸易商的充分信息就 要支付较高的成本，因此，马格瑞比人的贸易只局限在马格瑞比人之间，形成的是一种“与 世隔离”的横向社会结构，“圈内人”互相信任和互相平等对待，而与“圈外人”难以形成 信任和合作关系。这种横向社会结构还表现在马格瑞比人所采取的合伙制和以正式友谊互相 代理的企业组织形式上。相反，格罗斯人的第二方实施的双边惩罚机制则不受搜集代理人行 为信息的成本的限制，其有效性取决于对代理人能力的信任。这种机制可以使格罗斯人接受 并且信任具有更高能力的“圈外人”，形成的是将“圈外人”一体化的纵向社会结构，每个 - 10 - 代理人(包括“圈外人”)凭其能力处于特定的代理关系中，企业组织采取层级制，贸易商提 供资本，而代理人提供代理服务，从而格罗斯人贸易组织规模会变得越来越大，最终演变成 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股份制企业组织形式。而马格瑞比人贸易组织受其文化和组织结构的 限制难以得到成长，从而在竞争中逐渐消失。 因此，从格涅夫的分析中可以进一步得出，在短期特定环境中，在同一经济群体中由集 体主义文化决定的企业家行为模式和在不同经济群体之间由个人主义文化决定的企业家行 为模式都是有效率的，都能有效地解决长距离贸易中代理问题。但是，从长期演变看，个人 主义文化中形成的企业家行为模式更具有活力，更能鼓励具有企业家能力的人的积极性和创 新，从而是企业组织得到可持续地成长和演进。 类似的情况是，在以儒教为中心的家庭主义文化信念中，由于儒教主张家庭和忠诚的重 要性，不断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使社会成员更加忠诚于权威和信任与之有关系的人, 在群体内部具有集体主义倾向，所以，这种文化信念中形成的信任模式对企业家行为和企业 的成长造成了限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规模扩张方面。由于股份有限公司的最大特 点是“资合”性，原则上不含有“人合”因素(金碚，1997)，一切权力来源于投资份额，而 不是关系，所以，在只相信和接收与之有关系的资本的家庭主义文化信念中，企业通过股份 有限责任公司制实现资本规模扩张受到了限制。二是组织结构方面。当企业发展到要通过专 业化，扩大层级制规模，突破家长式企业家的能力限制时，由于只信赖和忠诚于和 自己有关系的人，对陌生人缺乏信任，所以难以吸收到有能力的陌生人充实到层级制，实现 企业组织结构的转型，结果这种家族式企业只有采取辐辏型集权体制，各个部门的不可言说 信息直接向企业家传递，难以实现战略性决策和日常经营决策的分离。因此，家庭主义文化 信念中的企业只能是小型企业，家长式企业家不会被职业经理取代。这种企业和企业家成长 模式在海外华人企业和企业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需要指出，上述分析是根据所归纳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的一般特征和特殊案例作 出的。应当看到，具有集体主义文化倾向的国家(例如日本、德国)并没有象马格瑞比人一样 在长期演进中衰落，相反，依赖于特定的条件(以能力为基础的年功序列制、学徒制)而获得 较强的竞争力。而且关于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的区别是相对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异。 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例如全球化竞争)，两种文化都可能发生变迁和转型。 5. 结论 通过对信任的建立与文化起源演进的博弈论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信任的建立和文化的演进是在同一信任博弈过程中进行的。特定文化的演进形成 特定的信任模式。文化信念对信任建立的作用体现为:一是使“囚犯困境”博弈转变为“信 任博弈”，使欺骗这个唯一的均衡战略转变为诚实这个可能的均衡战略;二是在互相信赖的 基础上，选择一个“较好”的纳什均衡点;三是使所选择的均衡战略成为进化稳定战略。 (2)信任的建立和文化信念的形成增加了经济当事人诚实行为的内在动机。除了受自 利动机的影响外，经济当事人行为还受到已内在化的道德和伦理规范(例如责任心、承诺感 等)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经济当事人的偏好和偏好序(即行为目标最大化)的形成变得具有菜 单依存性(menu-dependent)(Sen,1994,1997)11，即经济当事人的战略选择和支付函数不再只根 11 卡森(Casson,1995)称之为从经济人假设向伦理人假设的转变，经济当事人效用函数中不只是物质变 量，还包括情感变量，而后者取决于当事人将道德，伦理规范等文化因素内在化的程度。由于后者的影响， - 11 - 据对行为结果的评价来确定，还要根据由文化信念界定的“机会集”(又称“菜单”)——可 预期的有限的战略选择集——来确定。战略的最优选择不必是通常所说的“最大化行为”， 而是只要求一个可供选择的战略不被认为差于其他战略(或不拒绝比目前已选战略较好的战 略)。因此，偏好或行为选择的菜单依存性成为文化(或规则)的进化论研究以及行为模式的历 史比较制度分析的一个基本行为假设。 (3)就企业家创新实施所需的信任而言，在特定文化信念下形成了特定信任模式及信 任普及程度，从而决定了特定的资本形成方式(与单个企业的资本规模)、组织结构及其成长 模式。由于文化信念不是集体选择的，而是进化的，所以，根据不同类型的文化信念和企业 家信任在对经济增长贡献上的差异进行优劣比较是无意义的。有意义的是，从文化演进的过 企 程(尤其是在外部环境变得趋同的情况下)，对不同文化信念与经济增长的互反馈机制——业家建立信任的方式及其自我强化机制进行比较，以揭示特定文化变迁的趋势。 (4)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具有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的信任模式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企 业组织制度变迁和阻碍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实现传统文化和现代 企业制度的融和，在融合过程中形成一种“自发秩序”。无论怎样融合，其目标是通过企业 家行为模式的转型，促进企业家行为的持续产生，使中国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具有较强的竞争 力。 使经济当事人在行为决策时考虑到他人对自己决策的反应，因此，卡森又将这种关系称之为偏好互相依赖 性，企业家和当事人之间的偏好，尤其如此。 - 12 - 参考文献 Arrow, Kenneth J.1974,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Axelord,R.,1984,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roke Casson, Mark, 1995, Entrepreneurship and business culture , Aldershrt: Edward Eglar. Chen,Chao C.,et al,1998,How can cooperation be fostered ? The cultural effects on individualism - collectivism,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search Vol.23,No.2 Dasgupta, Partha, 1988,Trust as a commodity, in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ed. by Diego Gambett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Gambetta Diego, 1988,Can We Trust Trust? in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ed. by Diego Gambett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Gordon, David M.1994, Bosses of different stripes: 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on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4, No.2 Grief,Avner, 1993,Contract enforceability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early trade: the Maghribi trader's coal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3,No.3. _____ 1994,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2, No.5 _____,1998,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8,No.2 Guiso, Luigi, Paola Sapienza, and Luigi Zingales，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NBER Working Paper No. 7563. Hofstede, Geert, Richard H. Franke, and Michael H. Bond, 1991,Cultural roots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 research not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12, 165-173 Klein, Daniel B,1997,Reputation: studies in the voluntary elicitation of good conduct,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Kreps, David M., 1990, Corporate culture and economic theory, in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ed. by James E. Alt, Kenneth A. Sheps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yons, Bruce, Judith Mehta, 1997, Contracts, opportunism and trust: self-interest and social orienta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21, 239-257 North, Douglass C., 1993，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Platteau, Jean-Philippe,1994,Behind the market stage: where real societies exist, part?:trust and generalized morali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30,No.4 Porta, Rafael L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1997a, Trust in large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7,No.2.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Vishny, R., 1997b, Legal determinants of external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e 52, 1131-1150. Sen，A.1994, Theformulation of rational choi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4,No.2 ——, 1997, Maximization and the act of choice, Econometrica ,Vol.65,No.4. Stiglitz, Joseph E.,2000,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to Twentieth Century Econom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v2000, Vol. 115 Issue 4. Sugden, Robert,1989, Spontaneous Orde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4,No.3 Williamson, Oliver E, 1993, Calculativeness, trust,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Vol. XXXVI, April Yeh, Ryh-Song and John J. Lawrence,1995, Individualism and Confucian dynamism: a note of Hofstede's cultural root to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3th Quarter 金碚，1997，《何去何从——当代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 ,美,弗兰西斯?福山，1996，《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李宛若,译远方出版社，1998 年版。 ,美,约瑟夫?熊彼特，1934，《经济发展理论》，何畏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年版。 ,美,道格拉斯?诺斯，1990《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4 ,英,G?M?霍奇逊，1993，《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向张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 13 - Incomplete Trust, Cultural Belief, and the Pattern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Zheng Jianghuai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210093) Abstract Whether an entrepreneur’s behavior can be implemented depends on whether he can be trust by the holders of other sources. Trust is the product of both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In this paper, I will analyze the birth of trust in the infinitely repeated prisoners’ dilemma game, analyze the origin of culture belief and the way the culture belief affect entrepreneur’s behavior in the trust game. Culture belief make some special entrepreneur’s behaviors protrude as a strategy equilibrium, and has the stability of evolvement, so we could do some historical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HCIA) on entrepreneur’s behaviors in different culture beliefs. In this paper, we will compare some entrepreneur’s behaviors under the individualist belief and collectivist belief, and point that under the familism belief, entrepreneur’s behavio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rporation are limited. Keywords: trust culture belief individualist belief collectivist belief entrepreneur’s behavior -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