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意辨析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意辨析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意辨析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对《论语泰伯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意存在争论。这一争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句意不同，对孔子的为政思想评价不同。本文首先从句读分析入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本文认为，民可使由之正确的句读方法应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而澄清了多年以来在这一问题上的模糊认识，也使孔子多年来蒙受的不白之冤得以洗刷。 主题词:论语泰伯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意存在争论。这一争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句意不同，对孔子的为政思想评价不同。本文首先从句读分析入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本文认为，民可使由之正确的句读方法应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而澄清了多年以来在这一问题上的模糊认识，也使孔子多年来蒙受的不白之冤得以洗刷。 主题词》第九章很短，但很有名。原文只有“子曰: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十二个字。在三十年前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除了批孔子的“克已复礼”外，重点批的就是这句话了。当时这句话的句读是这样的: “子曰: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当时，“子曰”被翻译成“孔老二说”，孔子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孟皮，所以孔子被称为孔老二。这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失去了敬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被解释成“老百姓只可被驱使，而不可以让其知道为什么”。如果句读成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讲也没有什么错误。由这句话批判者认定孔子是愚民政策的鼓吹者，是愚民政策的始作俑者。孔子不仅搞“克已复礼”(照当时的说法“克已复礼”就是复辟)，还搞愚民政策，罪莫大焉。由于当时的批判声势浩大，以至于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几乎都知道这句话。即使现在，其影响仍在。在最新出版的比较权威的《论语》的注释本中，当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时仍然延续当时的解释(参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的《论语注释》)。我家里有三十多个出版社出版的《论语》，所有的版本都是这样解释的。 学习古汉语的人都知道，最早的文言文是没有标点的。因为古代的字要么刻在甲骨上，要么铸在钟鼎上，要么写在竹简上，非常麻烦。这势必要求行文异常简练。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古代人创造了文言文。文言文的特点是行文简练。行文简练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用字尽量少， 二是修饰少。孔子在《论语》中就曾经讲过“辞达而已”(见《论语?卫灵公篇》)。由于用字很少，由于字义多变，由于存在更多的省略，短短的一句话就会产生许多歧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这样。因此，要正确地理解这句话，必须结合孔子的一贯思想与主张，必须从多方面去考察。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就有可能曲解孔子，误解孔子，甚至冤枉孔子。 二、辨析:论语》的注释本中，当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时仍然延续当时的解释(参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的《论语注释》)。我家里有三十多个出版社出版的《论语》，所有的版本都是这样解释的。 学习古汉语的人都知道，最早的文言文是没有标点的。因为古代的字要么刻在甲骨上，要么铸在钟鼎上，要么写在竹简上，非常麻烦。这势必要求行文异常简练。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古代人创造了文言文。文言文的特点是行文简练。行文简练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用字尽量少， 二是修饰少。孔子在《论语》中就曾经讲过“辞达而已”(见《论语?卫灵公篇》)。由于用字很少，由于字义多变，由于存在更多的省略，短短的一句话就会产生许多歧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这样。因此，要正确地理解这句话，必须结合孔子的一贯思想与主张，必须从多方面去考察。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就有可能曲解孔子，误解孔子，甚至冤枉孔子。 二、辨析》之第九章。原文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既然标明是“子曰”，那毫无疑问是孔子讲的。但孔子为什么讲这句话，在什么场合讲的这句话，又是对谁讲这句话，原文没有交待。既然原文没有交待，我们只能猜测。当然，猜测也不是没有根据的瞎猜。我们要根据孔子的一贯思想与主张，联系到当时的生活背景加以分析。 1、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古之有之，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明。文化大革命时期不过是借这句话来攻击孔子而已。何晏的《论语集释》、邢昺的《论语疏》、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都是这样的句读。古人在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时”，一般都从正面解释。说，可以让老百姓按照我们指引的道路走，不需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呢,何晏的解释是“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邢昺的解释是“圣人之道深远，人不易知”(邢昺《论语疏》。)既然不易知，知起来很麻烦，所以就不用知了。近代学者对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论语集释》、邢昺的《论语疏》、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都是这样的句读。古人在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时”，一般都从正面解释。说，可以让老百姓按照我们指引的道路走，不需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呢,何晏的解释是“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邢昺的解释是“圣人之道深远，人不易知”(邢昺《论语疏》。)既然不易知，知起来很麻烦，所以就不用知了。近代学者对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中说: 孔子认为“民”是“下愚的人”，“他们不可使知，所以只可以让他们听从驱使。”指出孔子鼓吹愚民政策。文革时批判孔子的愚民政策，大都数人也都是引用这两位学者的话。 应当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成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没有什么错。但这只是几种可能中的一种。从孔子的一贯主张来看，孔子不赞成愚民政策。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孔子把一生中的精力奉献给教育事业，孔子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说出这种话的人怎么会主张实行愚民政策呢, 那么古今学者之所以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成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想有两个原因。 一是没有从整体思想上去把握孔子，这样就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 二是以自己的好恶来解释。喜欢者极力为孔子辩解，如何晏与邢昺，不喜欢者则极尽诋毁之能事，如范文澜与冯友兰。好者使其偏，恶者使其冤。批林批孔时大批孔子的所谓愚民政策，就是使孔子蒙受了许多不白其冤。 还有的人从“民”字上做文章来解释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这里的“民”指的是奴隶，既然是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会说话的工具，当然就不需要“知之”了。持这种观点的是部分台湾学者。这种解释有两大问题。 一、中国古代是不是实行过奴隶制到现在学术界仍有争论;《孟子》中有关于井田制的记载，很多人据此认为中国没有实行过奴隶制。 二、外国的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中国古代社会是不是这样没有人证明过。至少没有人证明孔子生活的那个时期是如何对待奴隶的。 三、即使孔子那个时候有所谓的奴隶存在，从孔子一贯的主张来看，孔子不大可能认为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孔子主张“仁”，仁者爱人。主张爱人的孔子是不会有如此主张的。 2、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句读最早见于宦懋庸，他在《〈论语〉稽》中解释孔子的这十字名言说:孟子》中有关于井田制的记载，很多人据此认为中国没有实行过奴隶制。 二、外国的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中国古代社会是不是这样没有人证明过。至少没有人证明孔子生活的那个时期是如何对待奴隶的。 三、即使孔子那个时候有所谓的奴隶存在，从孔子一贯的主张来看，孔子不大可能认为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孔子主张“仁”，仁者爱人。主张爱人的孔子是不会有如此主张的。 2、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句读最早见于宦懋庸，他在《〈论语〉稽》中解释孔子的这十字名言说》((见《孔孟月刊》第三十五卷第五期，1997年1月号)， 一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心解补正》。在《心解》)一文中，俞志慧通过对《论语》一书中有关“由”、“民”、“使”三字的全部义项和句例的研究，结合儒家仁民爱物、“政者正也”的思想进行分析，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可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指出其中绝没有什么民愚或者愚民思想，相反，恰恰是儒家德化政治、顺民应天、开启民智思想的体现。 应当指出，宦懋庸与俞志慧虽然同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但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有所不同。宦懋庸理解的“民可”与“不可”与俞志慧理解的“民可”与“不可”不同。宦懋庸把民分为两类，一类是“其可者”，另一类是“其不可者”。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不可者也使其知之。其可者与其不可者由舆论判定。而俞志慧对此的看法有所不同。俞把“可”理解成“可以”、“行”，把不可理解成“不可以”，“不行”。即当执政者认为老百姓的道德、行为符合“道”、“礼”的要求时，就随他去，不要管他。如果老百姓的道德、行为不符合“道”“礼”的要求，就要 告诉他，引导他。这里，俞志慧强调的“可”与“不可”重点是从是从行为上判断，而不是简单地分类。应当说，俞志慧的解释要比宦懋庸的解释更灵活，更全面一些。 我是赞成这种句读的。因为无论是是宦懋庸的解释还是俞志慧的解释，都符合孔子的一贯思想与主张。孔子不主张愚民政策这一点是肯定的。因为除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以作此解释外，我们从孔子所编的《春秋》，所删定的《诗经》以及《论语》的其他篇章中我们找不到类似的证据。从历史上看，孟子是孔子的忠实信徒，孟子是主张民贵君轻的，主张民贵君轻的人说什么也不会提出愚民主张的。当然，孟子不是孔子，孟子比孔子晚一百多年。但如果孔子存在严重的愚民倾向，不会不在孟子的着作里有所体现。 3、关天“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上面所举的两种句读不同的句子都是讲得通的。但按第一种来解释孔子的话，则与孔子的思想抵牾太甚。第二种虽略近孔子的思想，然此中“可”义模糊，解释者也有不透彻之嫌。其实还有第三种句读方法。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第三种句读方法，由于对使的理解不同，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把使当作“被支使”、“被使用”“被“驱使”讲，就可以翻译成“老百姓，若可任使，就让他们听命;若不可任使，就让他们明理。”(见刘LAN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别解》一文。 这样才更符合《论语》的语言规律，也更合乎孔子的思想实际。 此句读法中，“知”、“由”都作使动词用，“使”字自然属于前面的假设分句，否则便是冠上加冠了～“之”，代词，代“民”。 据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使“在古汉语中有两个基本的意思， 一是刚才的“使用”，“支使”， 二是“使者”、“出使”。如果作使者讲，那样能讲得通，不过有点笔走偏锋了。笔者在《冤哉，孔子》一文中提出这种观点。原文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句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做如下猜想: 有一天，国君在向孔子咨询，要派人到国外执行外交任务该怎样做,(我们知道，孔子做过鲁国的司寇，孔子在鲁国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这种情况是极有可能的。)孔子就告国君，如果有人可以做使者(有出使的条件与能力)，就应当授以特权，由他全权处理，不要过多的限制;如果他条件不具备，就应当告诉他，他有哪些方面不足，哪些地方应当改进。把“使”理解成“出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不是在讨论一般的原则性问题，而是在具体地讨论外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