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克隆的伦理思考

人类克隆的伦理思考 1997年2月23日，整个世界都知道这个令人惊奇的消息: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的科学家成功地从一只6岁母羊的乳腺细胞中克隆出一只绵羊“多莉”。这个首例成体哺乳动物的克隆目前也被夏威夷大学的研究者所超越:他们用成体克隆的方法从小鼠卵丘细胞中克隆出三代50多只克隆雌性小鼠。迄今，只有从静止休眠期细胞中取出的细胞核才能成功产生克隆动物。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克隆哺乳动物，我们能不能克隆人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会这样做吗? 人类克隆可能是在两个极其重要的不同过程中产生变异:在胚胎分裂的过程中，模拟基因相同的双胞胎自然起源的过程，实验性地将准备移植的胚胎分裂;在体细胞核移植(SCNT)的过程中，人体组织细胞的细胞核移植到去核卵中，通过重新程序化细胞核遗传指令来启动重新发育过程。细胞核的供体可能是胚胎分裂产生的分裂球、胚胎、胎儿或者是出生之后各个年龄段的人。由于人体基因组的0.05%因素是来源于卵所产生的线粒体基因(在没有个体突变情况下)，因此如果供体细胞核与供体使用的卵具有同一母亲血缘，体细胞核移植方式产生的克隆人与供体潜在地具有100%基因完全相同的可能性;如果二者不具有同一母亲血缘，这种基因可能的相似性则有99.95%。与有性生殖产生的人体组织相比，对于使用个体早期发育阶段的细胞核，通过胚胎分裂和体细胞核移植产生的克隆人来说，他的基因未来发展保留有不确定性。对比之下，用已知基因型的成人细胞核移植所产生的克隆人就没有这种遗传的自主性。 为什么要克隆人呢?首先，它可能是辅助生殖技术的一个选择，尽管首先是有性生殖。无法生殖的配偶一旦发现其他辅助生殖方式要么无效，要么不能接受时，他们也许会从人类克隆中受益。另外，它能够让配偶避免冒险生育有遗传疾病孩子的状况。一个有线粒体方面遗传疾病的妇女能够选择胚胎体细胞核移植方式，通过移植到供体卵中进行生产，以得到不受遗传影响的幼儿。或者，愿意冒险的夫妇可以使用体外受精和产前基因诊断技术来确定胚胎分裂形成的分裂球发育成为幼儿后是否会出现囊性纤维变性或者唐氏综合征。未来基因技术将能够让我们切除并且替换囊性纤维基因或者用激光气化这个外加的基因排序为21的染色体，然后运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来生育没有囊性纤维变性和唐氏综合征的克隆人。 第二，我们能否克隆人体用以生产可供移植的人体组织和器官呢?一个患有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病人能否克隆她自己来生产出与自己完全相配的骨髓干细胞?从伦理上讲，这将取决于克隆是否需要移植到孕育母亲?克隆产生的胎儿是克隆婴儿出生并得到合适的养育?或者有其他更好的——例如人体胚胎干细胞排列研究——这在技术上也许更加困难，但在治病过程中遇到的伦理问题则少一些。 第三，是否能够克隆人类来产生特殊需要的人——一个已经逝去、人们钟爱的人，一个受人尊敬的领袖，一个奉为偶像的运动明星或演艺人士?尽管受到公众的欢呼、支持，但这个目标令人感到怀疑，不太可能实现。我们这些个人的个性，包括我们是谁，是什么，是通过我们的发展和基因自由选择才形成独一无二的功能。 对于一些人来说，人类克隆的道德原则取决于自决和使用方式。在利大于弊的情况下，生物医学家和父母可以自由选择人类克隆。在这种情况下，安全是最大的障碍。如果克隆人得到运用，克隆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否能够达到让人接受的足够低的程度?在国家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成员提交给总统关于人类克隆的则认定:目前人类克隆的运用还不够安全。因而，在这个时候，问题在于克隆人产生的胚胎和胎儿的失败率、出生胎儿缺陷发生率、 克隆人寿命缩短以及增加遗传病发生率的可能性对于人类克隆带来的利益来说是否太少，而大于其弊处呢?如果自决和使用这些伦理的原则成为最后的法宝，通常情况下是辅助生殖技术的法宝，那么人类克隆将可能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换言之，在我们从事人类克隆之前，有没有另外一些能够经得起仔细推敲、能够预防人类克隆的原则和价值呢? . 克隆会不会贬低人的尊严呢?金艾斯坦没有仔细地推敲就断言:由于克隆实体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所以我们在道德上感到不安的程度可以得到缓解。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几乎所有其他的人，包括宗教伦理学家和教义传统，坚持认为克隆人将和他们的先辈一样是完全意义的人，值得敬畏和尊重。但是，人类克隆最终只是作为工具具有价值，而这并非是他们具有自身权利而应当享有的价值:这些价值被束缚在他们先辈的期望之中，被理解为他们之间共同改变的结果。在何种情况下，我们能否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幼儿将来都能够被克隆是具有最佳的利益呢? 克隆人的出现会不会贬低个体性或者引起家庭意义的重大改变?在某种程度上说，尽管克隆人同自然产生的相同遗传特征的双胞胎相似，但是基因相同的克隆人个体在时间上是有可能分离的，因此他们不能够享有自然形成的家庭结构，不能具有自身遗传的自决权利。克隆70多岁的老人产生的克隆人是他的双胞胎兄弟、孙子?或者二者都是?克隆人与供体之间的关系是上辈父母、配偶、兄弟姊妹或者孩子?这样做难道不是将人类从生殖改变到繁殖和复活了的优生，而结果仅仅是以极大的经济耗费产生特定需要的人吗?在我们这个社会，许多医学水平能够达到或者医疗应当做到的许多事情，由于我们负担不起而得不到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克隆是合适的吗? 这些伦理思考很多与宗教观点相似。例如: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人类是由上帝创造的独一无二的生命，具有特殊的尊严，担负有对自然的权利和责任。在宗教大多数教义传统中，人类生殖是在婚姻契约中产生，其目的是生产出一个家庭。人类克隆则被认为是违反或者贬低这些价值，而各种各样的宗教传统和神学家则不同，他们看重这些价值，只是偶尔在人类克隆以极其谨慎的态度进行的情况下表示支持克隆人，但通常则是表现出深切的关注并且迫切希望能够禁止人类克隆。 最后，人类克隆与难以解决的困境——未出生胎儿实验和胚胎实验的道德地位互相纠缠在一起。如果受精卵、胚胎和胎儿没有与人体体液、组织、器官相同的道德地位，那么我们就可以为了他人而不是自己的利益自由丢弃它们，然后对它们之中的一些细胞进行实验，这些由于受精卵、胚胎和胎儿不具有道德地位而成为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这些细胞值得保护，无论是由于它们作为人体组织还是它们具有潜在成为人类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他人的利益对它们进行实验应当被看作是正当的。 有了这些考虑，那么合适的公共政策是什么呢?人类克隆应该得到禁止还是得到限制呢?是不是不能确定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确定呢?政策实施的范围是仅仅对于公共资金支持的部分还是对于私有部门有效呢?政策是在州、联邦范围内还是国际范围水平上呢?需要有什么样的惩罚措施呢? 即使在“多莉”之前，就已经有九个国家禁止克隆人类[包括英国在内(英国允许受精之后 14天以内的胚胎实验)]。由于“多莉”的出现，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延长禁止联邦资金用于人类克隆研究的期限，同时要求私有部门自觉遵守。国家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的报告也赞同政府关于私有部门自觉遵守的禁令，以及3,5年到期的条款。最近，两个法律专家和健康管理政策分析学者提出对人类克隆实行不同程度、不同方法的管理。罗伯特森对个人投资的克隆研究实施禁令提出置疑，认为目前研究进展缓慢是由于需要保证所有克隆在狭窄的中进行，而不能违规。与之对比的是，安娜斯提倡建立一个“广泛基础的立规机构”，来总体把握基因、人体胚胎、异种移植、人工器官和其他潜在危险的跨领域实验中的人体实验问题，把道德责任置于超越这些技术之上的地位。 人体克隆的确增加伦理考虑的重要性。连一些小说都涉及到其他辅助生殖技术和人体胚胎、胎儿实验问题。既然动物克隆在小心谨慎地进行，生物医学科学家应该抓住这个机遇，与伦理学家、公共政策专家和一般公众一同来描绘出人类克隆是否能够并且在什么情况下人类克隆能够进行的方案。 《人类克隆的伦理思考》 王阳编译 译自《Surgery》 原作者Hessel Bouma ?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