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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读山西大学教育学院时期的一些情况

2017-11-15 4页 doc 14KB 3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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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读山西大学教育学院时期的一些情况我就读山西大学教育学院时期的一些情况 我出生于1914年(民国3年),山西省雁北地区怀仁县人。自幼嗜读经史,奋发向上。从大同三中毕业后,我于1932年背负简单行李经本县金沙滩徒步南下,过山阴城搭乘马车翻过雁门关,穿越忻定盆地,行程600多华里,辗转一周后到达省城太原。原意是想考山大法政科系,因从该系毕业后出路较好,可充任法庭职务,还有较优渥之薪资,但因实无力缴纳学杂支出费用,只好放弃。当时因穷困一天只吃一餐,在人力车夫聚集之街边棚下用餐,与受苦车夫共食浑浊面条,胃病也因那时造成,直至今日。当时我手头吃紧,也找不到工作,正彷徨...
我就读山西大学教育学院时期的一些情况
我就读山西大学教育学院时期的一些情况 我出生于1914年(民国3年),山西省雁北地区怀仁县人。自幼嗜读经史,奋发向上。从大同三中毕业后,我于1932年背负简单行李经本县金沙滩徒步南下,过山阴城搭乘马车翻过雁门关,穿越忻定盆地,行程600多华里,辗转一周后到达省城太原。原意是想考山大法政科系,因从该系毕业后出路较好,可充任法庭职务,还有较优渥之薪资,但因实无力缴纳学杂支出费用,只好放弃。当时因穷困一天只吃一餐,在人力车夫聚集之街边棚下用餐,与受苦车夫共食浑浊面条,胃病也因那时造成,直至今日。当时我手头吃紧,也找不到工作,正彷徨焦急中,闻听山西大学成立教育学院,有每月五元的公费津贴,心中盘算扣掉学杂支出伙食,省吃俭用,尚可剩余两元寄回怀仁老家,乃决定报考山大教育学院。今日回想若没有教育学院,我休想进入大学之门。 那时山西的大专院校多在太原南城地区,处于太原北城地区的只有教育学院及共处一校园的国民师范。记得投考时,复试国文考题有二:一为周瑜鲁肃论,一为十九世纪欧洲文艺的思潮。我选择第一题作以文言文应试,同班同学王中青(长治人)选第二题以白话文应试,发挥他对文艺思潮的见解。时阅卷教授为张友桐,清代举人出身,旧学深湛,以旧诗文饮誉文坛。 当时教育学院院长为郭象升,晋城人,为有名之大儒,学问渊博,旧学新知无不过目,文笔高古,下笔极速。他治学严谨且身体力行,非常看重学生的写作能力,亲自审阅新生入学考试的文、史试卷;教学中重视学生的写作训练,每二周作文一次,优者有奖励。 我们这一班同学,走的较近的有王中青、翟大昌(襄垣人)、巩廓如(大同人)、李景阳又名李占春(怀仁县同乡),隔班同学有史纪言(黎城县东阳关人)等二三人。记得班上有一貌美女同学,人品、才能皆为一流。我积极展开追求,但当时巩廓如也展开行动,我俩为此还常常发生争执。后来巩廓如当面希望我退出而成全他,我思前索后想了一夜,觉得读书学习最为重要,另经济方面也不容如此,因此隔日我答应巩,并示君子有成人之美,同学二人皆大欢喜,后巩与此女同学结婚。 当时校园中左倾同情共产党之风弥漫,同学之间时常展开激烈辩论,争至面红耳赤。记得我班同学巩廓如以化名写了一篇左倾文章,批评北城某学校。报纸刊登后,社会上议论纷纷,影响极大,致使王中青、史纪言差点遭开除。因为当时巩廓如用化名发表查不出来,史纪言、王中青为山西党员通讯副刊编辑,并未阻刊。后幸教育学院同学陈情数回,始作罢! 忆得郭象升院长开除牌上说:“本院庙堂卑溢,容不下尔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尔等远走高飞可也。” 当时校内已有共产党员地下负责工作同学,如张青巽(即李雪峰),为后来中共晋冀豫区党委书记、太行区党委书记。同一校园之国民师范则更甚,如关仲平等。因王中青平时讲话较为随便,常跟我说一些有关情况。 教育学院是公费教育,每个学生每月发5元膳食费,全部讲义、部分课本由学院供给。这里是贫困青年上大学的唯一希望。同学们都很争气,学习非常刻苦,生活也很俭朴。每到寒暑假或开学,大家都是背上行李往返于学校和老家之间,边远县距省城有千里之遥的同学也是如此。 1936年毕业之时,我和同班同学兼同乡李景阳,一同参加了山西省大专学生讨逆救国联合会在山西大学工学院召开的大会,李景阳还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演讲。 当时学院内左倾之风太盛,我因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数篇文章,如《读》、《晋西土共如何击溃之法》等,被阎锡山委以贾景德秘书长之低极幕僚,全班同学一半以上骂我。史纪言、王中青毕业后去了长治,分别任上党乡村师范学校代理校长和教导主任,带上学生参加了牺盟会决死纵队。后来史纪言给共产党办报纸,成为太行山上有名的报人,王中青在八路军搞 宣传教育工作。巩廓如后来人了一二九师也上了太行山。李景阳、翟大昌等则到了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在晋西南。抗战开始,我奉命人四川成都出任少将代表,并奉母人川。记得坐火车走时,教育学院学长也是我兄励豪之好友牺盟会领导人之一戎伍胜(子和)到车站为我及母亲送行,戎对我母亲说:“伯母你走吧,这天下早晚是我们的。”话语铮铮,从容自信。 我班同学在抗战期间一大部分在晋东南太行山区打游击,日军频繁扫荡,又连年遭蝗、旱灾,生活苦不堪言,连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也缺乏。巩廓如、史纪言、王中青等常有书信至成都向我求助,我每次收到书信,即以奶粉及生活必需品等寄去。抗战胜利后,内战又起,时同班同学各为其主,音讯因此而断,我在四川成都或南京,李景阳、翟大昌等在二战区,史、王、巩及李雪峰等在共产党内。不久,翟大昌在上党战役被俘。1949年国民党军队战败,李景阳以行政督察专员及太原城门总督导官身份守太原城时阵亡,我随阎锡山飞抵台湾。来台后,我仍服务于军界、公职及教育界,闲暇之余在大学开设中文、历史课程,曾任国立台北科技大学教授。 史纪言后来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王中青任山西省副省长,主管文教。巩廓如任华北局教育处处长,现已离休寓北京。20世纪90年代我与巩廓如仍书信往来北京、台北之间,并知晓其第一夫人也即我们都心仪的女同学已逝多年。王中青于1981年初至美国访问,以后不断通过友人晚辈转来亲笔信函,希望我回山西家乡走走看看,从信中得知史纪言文革后当选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并兼秘书长,1983年7月逝世,翟品三为山西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我亦礼貌性复信于信中叙旧,并祝在大陆的老同学健康长寿。1990年,太原方面传来消息,王中青过世。 教育学院当年同学剩无几矣!当年为我送行之教育学院学长戎伍胜,在北京历任中国财政部长,中国财政学会会长,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院长,现今病重在床。 望海怀乡五十秋,梦魂缭绕旧时游。我的老家在山西…… 责编 一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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