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之仪的政治倾向.doc

论李之仪的政治倾向.doc 论李之仪的政治倾向 摘 要:作为苏轼和范纯仁的弟子，李之仪的政治倾向深受二人的影响。在与苏轼的交游中，李之仪只是在偶尔的交谈中表现出倾向于旧党的政治态度。建中靖国元年，苏轼自岭南北归的消息传来，激动之余，他终于在其诗歌中第一次对新党进行了抨击。作为范纯仁的弟子，李之仪在政治思想上也深受他的影响，体现为温和、折中的特点。但是，由于蔡京等人的打击报复，李之仪最终因为代范纯仁写《遗表》而遭受打击，被编管太平州，并被打入元祐党籍。 关键词:李之仪 苏轼 范纯仁 政治思想 政治倾向 李之仪(1038-1117)，字端叔，号姑溪居士、姑溪老农，祖籍沧州无棣。神宗熙宁六年(1070)进士，哲宗元祐初为枢密院编修官，通判原州。元祐末入苏轼定州幕府，元符中监内香药库，遭御史石豫参劾被停职。徽宗崇宁初提举河东常平，后因得罪权贵蔡京，除名编管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后遇赦复官，晚年卜居当涂。著有《姑溪居士文集》。 李之仪在政治上一直比较谨慎，很少表现其政治倾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过大庾岭北归，但随后不断遭到打击。其政治倾向深受苏轼和范纯仁两位老师的影响，沈松勤在《北宋文人与党争》中说:“范纯仁是元祐党人的主要人物之一，李之仪是其门人，又与苏轼交往甚密”。[1](P58-59)不仅如此，李之仪在政治上受到的几次打击与二人也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要李之仪的政治倾向就必须从考察他与此二人的关系入手。 一、从李之仪与苏轼的关系看其政治倾向 李之仪与苏轼的交游时间较早，杨胜宽《李之仪与苏轼交游散论》一文认为二人交游“大约始于苏轼被贬黄州后的元丰三年(1080)”[2](P16)。从此之后，李之仪就成为了苏门文人。 李之仪入苏门的情况与“苏门四学士”类似，与政治无多大关系。他早在熙宁六年就已经考中进士，无需苏轼帮助。他入苏门更多的是因为苏轼对他人品和文学的赏识，对此苏轼在《答李端叔书》中交代甚明，“轼顿首再拜。闻足下名久矣，又于相识处，往往见所作诗文，虽不多，亦足以仿佛其为人矣。寻常不通书问，怠慢之罪，独可阔略，及足下斩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书，又复懒不即答，顽钝废礼，一至于此，而足下终不弃绝，递中再辱手书，待遇益隆，览之面热汗下也。”当时苏轼被编管黄州，政治环境恶劣，“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屡，放浪山水问，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李之仪此时与苏轼交往不仅不能给他带来政治利益，反而会受连累。他勇于与苏轼结交的行为令苏轼深受感动。 此后在与苏轼的交游中，李之仪从没有表达过自己的 政治倾向，直到元祐八年(1093)入苏轼定州幕府时才开始稍有表露，其《仇池翁南浮集序》曰: 元祐末，予从辟中山，实东坡先生幕府。后先生到官。先生谓予曰:“子近离京师，时事如何,”予对曰:“必有所更张。”先生曰:“有所闻乎,”予曰:“无所闻，以意得之耳。”先生曰:“何以得之,”予曰:“是固不难得，盖平日未有为先生言。”……又曰:“愿为我言之,”予曰:“(高太后)垂帘听政，八年于此，主上未尝可否一事。诸公奏行，将太母之命。太母权为正，而正固在位也。其未尝可否者，盖退托而有所待也。方其政之在我也，岂无舍其旧而求同于我,或有所不纳，既不得同，必退而为异日之谋。今日乃其所谋之时，以八年之所待，则圣志固已定矣。一旦群然而进，如所定者十有八九，欲不信渠，可得乎,”[3]《姑溪居士后集》卷十五 在这篇序中，李之仪表现出了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他对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后政治的走向判断很准确，对旧党命运的担忧最终也被证明不是杞人忧天。在二人的谈话中，李之仪表达了对旧党的担忧，但并没有明确表露出自己的政治倾向。 李之仪的政治倾向虽然没有表露，但也没有逃过苏轼政敌的打击，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十一载，元符二年(1099)，“权殿中侍御史石豫言:‘监内香药库李之仪，因苏轼知定州日荐辟管勾机宜文字，之仪既为奸人心腹之党，岂可更居此职，欲令有司放罢。’从之。”[4](P12168)石豫认定李之仪属于苏轼一党，其依据是“苏轼知定州日荐辟管勾机宜文字”，他并没有李之仪反对新党政治言论的把柄，李之仪遭受打击纯粹是因为苏轼的缘故。 李之仪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是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据孔凡礼《苏轼年谱》，建中靖国元年正月，“(苏轼)过岭巅，次前所龙泉钟韵，寓召用之望。过岭作诗。弟辙、李之仪、张耒、道潜有诗。”“岭”是指大庾岭。“绍圣元年九月苏轼以59岁高龄经大庾岭赴惠州，度过长达七年的岭海贬谪生活，于建中靖国元年正月重登此岭，北归中原。这对苏轼及‘苏门’成员而言，实乃特大喜事，围绕此事共发生了三次唱和活动。”[5](P82)比如张耒就曾作《闻子瞻岭外归赠邠老》以表庆贺，诗曰: 今晨风日何佳哉，南极老人度岭来。 此翁身如白玉树，已过千百大火聚。 望天留之付真主，世间毒烈计已误。 柯山潘子应鼓舞，与子异时从杖屦。 张耒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他在政治上一直比较谨慎、稳重。在此诗中除“世间毒烈计已误”句稍涉政治之外，更多的是对苏轼的赞颂。与张耒不同，李之仪则一反谨小慎微的态度，在诗歌中对新党小人大加鞭挞，他写了《和张文潜喜东坡过岭》一诗，诗曰: 纷纷扰扰何为哉,一身之余皆傥来。 当前荆棘谁所树，到了醯酸蚋方聚。 公归斯文乃有主，公去妖 淫几人误。 狐狸罢嘷蛟龙众，户外何嫌常满屦。 李之仪把新党比喻为“蚋(吸血虫)”、“狐狸”、“妖淫”，把旧党人物比喻成“蛟龙”，此时的他冒着被新党打击的危险为老师鸣不平，也为自己此前遭受的打击出了一口恶气，从而也表现出了他倾向于旧党的政治倾向。这是他一生中政治倾向表现最为明显的作品。 二、从李之仪与范纯仁的关系看其政治倾向 相对于苏轼，范纯仁在政治上对李之仪的影响则更为直接、明显。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受范纯仁的影响，李之仪的政治态度比较温和，政治倾向是折中的。 范纯仁对朋党一直持厌恶的、谨慎的态度，他认为“朝臣本无党，但善恶邪正各以类分。”[6](P145)元祐四年(1089)，“车盖亭诗案”发生后，他曾为蔡确辩护。《宋元学案》之“高平学案”:“廷议欲置典宪，惟先王与王存以为不可。”他对高太后说:“(蔡)确实无党。”并说:“朋党难辨，恐误善人。”[7](P145)总之，他否认朝廷中有朋党，认为大臣只有善恶邪正之分，反对为抱私仇而打击报复。 受范纯仁的影响，李之仪对朋党也是深恶痛绝的，他在《书牛李事》一文中针对唐代“牛李党争”的史实发表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他认为唐代“朋党至牢不可破，侵寻四十年，缙绅之祸不能解，乃有牛李之号。武宗立，专任德裕，而为一时名相，唐祚几至中兴。力去朋党，卒为白敏中、令狐綯所中伤。岂无心始可立事，而有心则讫不能济，使德裕不以前日为念，而一心所事，唐祚固未艾也”。在此文中，李之仪表达了他对朋党危害的看法，认为正是“牛李党争”才导致唐未实现中兴。国家要实现中兴就必须“力去朋党”，那么如何消除朋党呢,他认为统治者应专任贤臣，并且不能频繁调换，同时，还要求宰执们不要心存个人恩怨，“不以前日为念”，各类人才要 “一心所事”，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强盛。 其次，受范纯仁委托，李之仪为其代作《遗表》，流露出倾向于旧党政治的特点。 崇宁二年(1103)，蔡京针对李之仪为范纯仁代笔的《遗表》发起了一场文字狱，据《宋史?李之仪传》:“徽宗初，提举河东常平。坐为范纯仁遗表，作行状，编管太平。”[8](P10278) 《代范忠宣公遗表》曰:“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约己便民……深绝朋党之论，详察邪正之归。搜抉幽隐，以尽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风俗。爱惜生灵，而无轻议边事;包容狂直，而毋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诬谤未明，致保佑之忧勤不显。皆权臣务快其私忿，非泰陵实谓之当然……”(《姑溪居士前集》卷十三》)此表为范纯仁去世之前口授门人李之仪所录。其中“若宣仁之诬谤未明，致保佑之忧勤不显;本权臣务快其私忿，非泰陵实谓之当然”等句深深地刺痛了蔡京等新党当权者，于是在范纯仁去世后他们把私愤发泄在了李之仪的 身上。另据《东都事略?范纯仁传》云:“纯仁口占遗表，命其门人李之仪次第之。纯仁既卒，蔡京用事，小人附会，言纯仁遗表，子正平与李之仪撰造，以为非纯仁意。正平与之仪皆下御史狱。”[9]他们诬陷李之仪与范纯仁的儿子范正平合伙撰造《遗表》辱骂新党，因此制造了这起文字狱。这也给李之仪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因此于崇宁二年(1103)被编管太平州，从此以后，潦倒终身。事情为何会如此严重呢,一方面与新旧两党根深蒂固的仇视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所写《遗表》的内容有关。《遗表》内容即使是范纯仁口述，但整理、藻饰者是李之仪，其再造之罪自然难免。另外，如果此表真如蔡京所说为“正平与李之仪撰造”，那么，李之仪倾向于旧党政治这个问题就很明显了。李之仪在崇宁三年(1104)被划入元祐党籍，并被刻在元祐党人碑上，最终也印证了这个问题。 综上所述，李之仪在建中靖国元年之前，从没有表露过自己的政治倾向。其政治态度因受范纯仁的影响一直比较温和，但后来遭到石豫的弹劾以及建中靖国元年苏轼被放北归都大大地刺激了他，使得他在政治上表现出明显的旧党倾向，其遭贬太平州即是他表露出政治倾向后遭受打击的最明显体现。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