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农奴制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相似的历史背景分析

俄国农奴制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相似的历史背景分析 俄国农奴制改革和日本明 治维新相似的历史背景分析 [摘要] 19世纪60年代～发生在俄国的农奴制改革以及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在两国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从此～俄日两国开始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逐步走上近代资本主义道路～不断推动着两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而俄日两国在改革之前所具有的一些相似的历史背景～正是俄日两国在同一时期进行变革,并取得相似成效的前提条件～这也是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一个问。本文就从俄日两国改革之前相似的国内背景、相似的国际背景这两个方面～简单分析俄日两国在同一时期进行社会变革并取得相似成效的前提条件所在。 [关键词] 农奴制改革,明治维新,相似,历史背景 19世纪60年代，俄国和日本都面对着严峻的封建统治危机，在如何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保持国内政治稳定，推进社会近代化问题上，双方都选择了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俄国以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为切入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和资金。日本也通过明治维新同样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俄日两国在变革之前相似的历史背景正是两国在同一时期进行变革，并取得相似的成效前提条件。但是由于俄国和日本两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等因素，再加上两国在变革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所呈现出的巨大差别，使人们很容易忽视俄日两国这两次变革的相似之处，正如美国著名史学家西里尔?E?布莱克所说的那样:“第二个同样有趣的比较时日本经验和俄国经验的比较，但是人 [i]们对这个比较还没有那么注意。”而俄日两国在变革之前所具有的相似历史背景就主要就包括:相似的国内背景、相似的国际背景这两个方面。 一、 相似的国内背景:俄国农奴制的衰落和日本幕藩体制的瓦解 俄国在农奴制改革之前，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在封建设会酝酿发展着，从内部瓦解着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农奴制危机不断加深。而与此同时，日本的幕藩专制统治体制中，也蕴藏着不可克服的各种矛盾，并且随着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也不断冲击着幕藩统治基础，面临瓦解。 1.农奴是沙皇俄国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它在16世纪初，伴随着俄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而逐步开始形成。到17世纪中期时，俄国农奴制正式确立。18世纪以后，俄国历代沙皇采取各种措施强化农奴制。彼得一世甚至允许私营企业主购买整个村庄的农奴。18世纪中后期，沙皇曾经将一百多万自由农民连同土地赏赐给了贵族宠臣，还把农奴制扩展到新吞并的乌克兰、波兰等地。在农奴制度下，地主占有土地和农奴是其不可侵犯的特权，农奴是地主的私有财产，甚至可以用作想银行贷款的抵押。19世纪中叶，俄国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村人口中一半以上是农奴，他们分别属于国家、贵族、宫廷和寺院。农奴每周被迫在领主的庄园内无偿劳动三四天，然后才能利用其他时间耕种自己的份地，还要承担很重的赋税。农奴的生活贫困不堪。当时，俄国官方的一份调查报道农奴的主要膳食为卷心菜汤、黑麦面包、小麦或小米制成的粥。他们的住房狭小，常常只有一间同牲口挤在一起的小屋。由于压迫深重，农奴不断掀起大规模的反抗斗争，19世纪上半期，农民骚动 [ii] 越来越多，据统计，1826-1834年为148起，1845-1854年激增为348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消弱了沙皇俄国的封建统治。 19世纪上半期，伴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扩大和社会反攻的进一步发展，沙皇俄国的资本 主义经济也在封建社会的酝酿发展着，并从内部瓦解着封建农奴制的基础，使俄国农奴制危机不断加深。作为国家主要经济命脉的农业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每年都有大量粮食进入国内外市场。19世纪初，仅酿酒业一项就需要消耗粮食5000万普特。尤其是在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限制进口法之后，俄国的粮食出口激增，1860年已达到6900万普特。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增加货币收入，地主不仅大量生产商品粮，而且开始广泛种植各种经济作物，并按各地自然条件逐步走向专业化。 在农奴制衰落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手工业却逐步发展起来。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出现后，随后扩展到欧美许多地方，俄国也受到了应影响。1840年俄国有1200家用工在16人以上的手工工场，到了50年代末，发展到了2800家。而且，从30年代开始，俄国开始了工业革命，棉纺织业中出现了机器生产逐步替代手工劳动，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工厂过渡的趋势。外国的机器远远不断地输入俄国，仅1824年到1860年，机器输入就从4.2万银布增加 [iii]到310万银卢布，37年间增长了72倍。在进口外国机器的同时，俄国的机器制造业也在艰难环境中起步。伴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人口和工厂中就业的人数迅速增长，尤为重要的是雇佣劳动不断增加。在1860年改革之前，俄国86万工人中间，自由雇佣劳动占61.4%，棉纺织行业中雇工更是高达94.7%。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19世纪中期，俄国有6500多个从事粮食、牲畜和手工业品交易的定期集市。许多农奴获准进入集市，进行商业活动。在国内贸易发展的同时，对外出口也在不断增加。同时一些商业资本大量的流向了工业。 但是，在农奴制度下，俄国既缺乏工业革命必需的自由劳动力，也缺乏工业投资，更不可能提供必要地国内市场，这一切使得俄国工业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其他西欧主要国家。19世纪中叶，工业生产的各个部门以及交通运输领域都明显落后于英法等国，不仅煤炭、生铁等重要工业品的产量同英法等国的距离越来越大，交通运输业也差的很远。据统计，1860年，俄国的蒸汽动力不到英国的十二分之一，生铁产量只有英国的八分之一，铁路长度仅是英国的十分之一。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农奴制已经成为阻碍俄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废除农奴制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废除农奴制的要求首先反应在俄国的思想界。早在19世纪初，俄国参加了对拿破仑帝国的战争，一些青年军官到了西欧国家，感受到了西欧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俄国还保留农奴制和封建专制非常不满。到19世纪20年代，这些青年军官发动武装起义，即十二月党人起义，首先提出了解放农奴的口号。从40年代起，俄国解放农奴运动由贵族革命时期进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俄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现状和未来发展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守旧派主张自上而下通过地主和农民之间的资源协调进行平缓变革。改革派提出必须解放农民，有农民向地主赎取份地。而以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知识分子为代的激进派，坚决主张废除农奴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尤其是杜勃罗留波夫对沙皇专制制度嫉恶如仇。他认为当时俄国“是一个令人黯然神伤的社会，是一个被痛苦折磨着的社会，是一个监 [iv] 狱般死气沉沉的社会”。只有举起斧头，通过暴力革命，摧毁沙皇制度，人民才能获得解放。革命民主主义思潮使废除农奴制思想深入人心，极大地推动了1861年俄国给个的进程。 2. 在俄国农奴制危机的同时，远在东方的日本幕藩体制也走到了尽头。早在1603年，德川家康建立幕藩专制统治体制时，就蕴藏着不可克服的各种矛盾。天皇名义上是全国最高的首领，但实际上只是日本人了的精神象征，完全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幕府将军则把全国的土地作为俸禄分赏给他们的家臣武士，并在此基础之声形成了有将军---大名---武士构成的金字塔式的封建统治机构。但是幕府将军对各藩过大名的领地并不具有直接的行政权力。各藩大名，尤其是外样大名，在自己的领地内不仅拥有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甚至还拥有 自己的军队。 在德川幕府统治下，日本社会被分成士、农、工、商四个身份等级，不同等级的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士属于统治阶层，上至将军、大名，下至一般武士都属于这一等级，他们居住在中小城市里，完全脱离了生产领域，成为依靠份地供养，专事文武的职业军人。农、工、商三个等级是日本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尤其是占有人口80%的农民，被世世代代束缚在土地之上，作为世袭租佃者向领主交纳50%--70%的实物地租，承担各种杂役和劳役。而手工业者和商人则在行会和商会的组织下，为各领主服务。他们大都住在城市，但受到统治阶级的歧视。各等级界限分明，特别是士阶层，绝对不可以从事生产和经营性活动。 尽管德川幕府和大名们想维持木藩体制，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日本的自然经济逐渐向商品经济过渡。到19世纪初期，由于城乡分工扩大和各地区商品生产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农业耕地增加，生产技术进步，农作物产量进一步提高，经济作物在农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也显著提高，大量的棉花、烟草、油菜和大豆等农产品作为商品而进入市场，农业生产开始出现了地方分工，以江户为中心的经济圈已经开始形成。 在商品性农业发展的同时，农村也出现了家庭手工业和农村商人。当时日本的农村手工业主要分为酿造业、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和纺织业集中类型，其中尤以纺织业发展最为迅 [v]速。农村商人通过“以贷给资金为条件，包办农村家庭副业的产品”的方式，将农村手工业纳入到了商品经济的轨道上。19世纪初年，以分工协作为生产形势的集中手工工场首先在纺织业出现，进而，其他的手工业部门也进行效仿。最终，形成了许多地域性的手工业中心。1867年日本人了手工业工场已达400多所。与此同时，大阪、江户和京都等商业城市也日益繁荣，出现了三井等富甲日本的大商人。 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幕府体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引起了封建制度的严重危机，社会矛盾也日趋尖锐。农民阶级由于受到沉重地剥削和压迫，起义不断;工商业者也不满幕府的严格限制和恣意掠夺;而作为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幕府和诸藩，财政状况也是日趋恶化。如当时的萨摩藩，外债“1827年升到500万两，藩财政每年支付的利息高达60万两，而 [vi]藩全年的基本收入才不过十数万两”;在统治阶级内部，各幕藩领主为了节约开支，大量消减部下的俸禄，使许多中下级武士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有的成为无以为生的浪人，有的干脆改业为教师、医生，有的不得不屈身从事过去瞧不起的商业或手工业。他们恨主如仇，逐渐产生可反抗思想。1837年，下级武士大盐平八郎在大阪领导的武装起义，对日本社会早成了很大的影响，它已表明日本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已经开始动摇。而与士阶层贫困化成鲜明对照的是地主、手工工厂主以及商人的富有，尤其是商人、高利贷者，他们承包封建领主的土地，向农民放贷，而经济所增长的部分却绝大多数落到这些人手中，出现了没有商人一事无成的局面。不仅一般武士，就甚至连藩主也拜倒在高利贷者的面前，商人成为了社会财富的化身。当时日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大阪人一怒、天下诸促变色。豪农、豪商、手工业者这支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队伍已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同不满幕府的中下级武士联合起来，强烈要求改变现状。 要求社会变革的主张也反映在思想领域，出现了以兰学为代表的社会新思潮。兰学思想家一方面开办新式学堂，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另一方面著书立说，大力宣传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鼓吹改革。 二、 相似的国际背景:俄国大国地位的丧失和日本民族危机的加剧 俄日两国在面对国内严重危机的同时，也面对着相似的国际背景。俄国希望通过挑起克里米亚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但战争失败导致俄国际地位下降，国内矛盾更是进一步激化，促使变革进一步到来。而日本此时也受到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的入侵，幕藩体制更是危机四伏， 也促使了明治维新的到来。 1.在农奴制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沙皇政府企图通过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于是在1853年挑起了争夺黑海海峡的克里米亚战争。在战争的初期，俄国取得了一些胜利，歼灭了奥斯曼土耳其的舰队，但之后随着英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干涉，这场战争最终以俄国伤亡52万人，耗资5亿多卢布，并以宣告失败而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导致俄国国际地位几句下降，国内矛盾也进一步激化。 战争的失败使沙皇政府被迫接受了停战协定，并签署了《巴黎和约》 。俄国被迫归还了所占领土，停止了争夺奥斯曼土耳其属下的东正教徒的保护权，并认可了黑海海峡的中立化。《巴黎和约》的签订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沙皇俄国向外侵略扩张的企图，结束了神圣同盟建立以来沙皇充当欧洲宪兵，向欧洲君主发号施令的局面，而且使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及其政府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恢复俄国在国际舞台上丧失的霸权地位，必须废除农奴制度，实施改革。 战争使俄国一贫如洗，财政预算赤字猛增，甚至超过了国家年收入的几倍。“从1853 [vii]年到1856年间，财政赤字从5千2百万卢布增长到了3千亿零7百万卢布”国家为了弥补支出的缺口，一方面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另一方面大举借债。1856年初，俄国的内外债已达7亿卢布以上。巨额的债务和财政预算赤字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的财政体系，给经济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银行的存款锐减，从1857年的1亿5千万卢布减少到1859年的1千3百万卢布。而农奴和庄园则被大量抵押。“1843年在国家银行的国库中被抵押的农奴有 [viii]557.6万人，而在1856年则上升为602.9万人”，当时俄国贵族占有的农奴人口总数不过1070万人，这么高的抵押率本身也充分说明了农奴制废除之前俄国的财政危机的严重性。 与此同时，克里木战争使得俄国国内已经危机四伏的农奴制度更是雪上加霜。1853--1856年，农村青壮年男子仅充军者就达到150万人，1856年俄国国内的播种面积减少了35%，谷物的出口也下降了1/3还多。政府把战争的费用全部转嫁到了人民的头上，从而引起了全国性的农民反抗风潮。农奴杀死地主、赶走官吏、烧毁庄园、夺取土地。此外，农奴为了争取自由，纷纷出走，给沙皇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农奴的反抗尽管在表现形式上不尽相同，但其本质上已有反对个别地主转向反对整个农奴制度。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和俄国农奴制的全面危机，迫使沙皇政府开始了自上而下废除农奴制的步伐。 2.与俄国一样，19世纪50年的日本在封建制度危机之时，也同样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和沦为外国殖民地的压力，这种外部威胁加速了幕府体制的瓦解，促使明治维新的到来。 德川幕府对外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格禁止日本商船出海贸易和与外国人来往，把外国商人和传教士驱逐出境。再此期间，只允许同中国、朝鲜和荷兰等国通商，而且只准在长崎一地进行。同时，幕府还规定日本人不得出国，也不允许在国外的日本人回国，甚至禁止制造适用于远洋航行的船只。但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列强们为了寻求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开始了想亚洲各国的殖民侵略。早在19世纪初，英、美政府就纷纷派使节到日本要求开通港商，但均遭幕府拒绝。于是在1853年7月到1854年2月，美国将军培里率领舰队两次强行驶入江户湾的浦贺港。在美国武力威胁下，幕府接受了开国的要求，并在1854年3月与美国签订了日本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亲善条约》 。美国和日本签订条约之后不久，英国、俄国、荷兰和法国等国接踵而至，也先后迫使日本与其签订了同美国相似的条约。亲善条约并不能使侵略者止步，他们还要在日本获取更多的权益。1858年，美国又以恐吓手段将《日美有好通商条约》强加给日本。美国又从中获取了更多的通商口岸、更多的权益。同年，英、法、俄、荷兰也迫使日本签订相似的条约，日本被迫承认了西方列强在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日本也不得不允许他们阻碍日本 设置租界，甚至连关税也要接受所谓的议定关税制度，日本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危机之中。从此，日本紧锁两百多年的国门被打开了，不得不面向世界。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西方殖民者对日本的殖民掠夺合法化。尽管殖民者标榜亲善、友好，但实际上却是列强们用赤裸裸的武力手段迫使日本成为他们倾销工业产品和掠夺原料的市场。日本在开国以后，由于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使其失去了利用关税保护民族工业的可能。西方殖民者根据关税特权，强迫日本政府将关税调低，从而方便自己的商品和资本占领日本市场，进而想控制住日本的经济命脉。此后，日本对外贸易迅速增加，日本的生丝、棉花等原材料被源源不断地运到西方殖民国家，而西方殖民国家的廉价工业品大量被倾销到日本。1863年日本全国输出总额为475万元，1867年已达到857万元;而输入在1863年为436万元，到1867年则猛增到10044万元。巨大的贸易逆差使得日本国内大量的白银 [ix]外流，国库空虚。同时，日本传统的纺织业在这种背景之下遭到沉重打击，那些毫无竞争能力的家庭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纷纷破产，大量工人失业。 同时，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的白银价格比国际市场上要贵三倍多。一些西方使馆人员和投机商人就利用日本市场和国际市场黄金价格的差额的条件，用银元在日本大量套购黄金，致使日本黄金大量外流，结果遭成钱价大跌，米、盐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暴涨。据统计，从1859年—1867年，江户和京都等大型横尸物价最高上涨了近十倍。经济的混乱使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生活日益困苦，走投无路的民众纷纷揭竿而起，许多地方的农民和贫困市民发动起义，社会动荡不安，社会危机加强。特别是1866年的人民暴动，席卷了日本全国绝大部分地区，起义参加者不仅阶层广泛，既有农民、市民，也有武士，而且他们还提出了明确的政治口号。 欧美殖民大国还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在取得的通商口岸，建立自己的机构，拒绝日本当局的管辖，形成国中之国。殖民者还在通商口岸建立海军基地，修筑兵营，并借此干涉日本内政，严重威胁着日本的安全，民族危机也刻不容缓。 随着人民起义的迅猛高涨和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希望借助天皇的权威，改革幕藩体制及其弊端，从而引发了一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的“尊王攘夷”运动。但是，幕府拒绝任何改革，在残酷镇压改革派的同时，加紧同殖民者勾结，妄图依靠外国援助来巩固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幕府将军的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政策使一部分下级武士对幕府所抱的希望完全破灭，他们开始联合不满幕府的公卿、大臣、藩主，掀起了反对外国侵略者机器哦幕府的运动，并与农民起义相呼应，通过武装倒幕斗争，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反动统治，为明治维新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正如日本著名史学家石田一良先生指出的那样:“一般地理上孤立的国家，或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走向近代时，与其说是由于该国自身内部的发酵。倒不如说是外来文化的刺激，乃至外来压力，发挥了较 [x]大的作用。” 总之，上述俄国和日本相似的历史条件为两国在同一时期进行社会变革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但由于两国并不充分发展的经济以及所处国际环境的压力，导致两国都只能依靠上层建筑的统治权力，进行自上而下的变革。并且都完成了对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变，促进了各国近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i] (美)西里尔〃E〃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92. [ii]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历史选修一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7,:134. [iii] 郭永胜等.试论俄国农奴制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相似的历史前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2(4). [iv] (俄)涅金奇娜.苏联史,第二卷,.三联书店,1977. [v] 吴廷.日本近代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 [vi](日)馆龙一郎.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人了金融制度改革.财政金融,国际经济评论,,1997(1). [vii] 张桂荣.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再思考.潍坊教育学院报.2002(3). [viii] 楚汉等.论近代俄国农业落后的技术原因.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ix] 张跃.还原历史本来面目——重新审视日本明治维新.东北亚论坛.2006(9). [x] (日)石田一良.体系日本史丛书,转引自日本学刊,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