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问题

(1)问题语言Lp。在科学理论的语言系统中，如果存在着问题语言Lp，那么从Lp的语义结构上看，它主要是whether——问题、whieh——问题和why——问题三种形式。虽然从句法形式上还存在着其他形式，例如when、what、who，how等形式，但它们都能从语义上转化为上述三类形式。 ’ 在问题语言LP里面，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whether——问题。从语句形式上分析，如果设(?)是whether——问题的算子，Si (i＝1，2，3，……)示可能回答的语言，那么whether——问题的语言逻辑形式就是： (?)(Si)，i＝1，2，3 ．．．．．。 从语义上考虑，whether——问题，实际表示了主语和谓语之间存有疑问，它我们确定Si的真假值。一般说来，这种问句往往只有两种，肯定或否定。 在问题语句中，我们还常常碰到这种形式，“哪一座山是这个区域最高的?”“哪一个元素是这个系统最基本的?”等等，这种问句形式就是which一问题。语言逻辑学家认为，which——问题主要是在可供选择答案的选择量上比whether一问题形式要多得多。但是，从解问题的语义学上看，可供选择答案量上的区别并不是主要的，而重要的是在解问题的境况中，which一问题引入了一个问题函数，提出了一些解问题的范围，而这在whether——问题中是不必要的。假如我们用谓词P表示“是这个区域最高的”，那么“哪一座山是这个区域最高的?”就意味着要寻找这样一个个体x来满足语句函数P（x）。如果引入操作算子(?x)，那么which一问题的逻辑语言形式就是： (?x) P (x)。 它表示哪一个个体x满足语句函数P(x)。从前面形式中可看到，“x”是问题变量，代表着知识的未知部分，(?x)表示要求进行一种认识或探索的操作。P(x)虽然不是一个语句，但它暗示着或包含着某种已知的东西，规定了变量x的活动范围。它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预设，也即提出问题本身有着某种预设的知识。从科学问题的具体内容看，预设往往是由背景知识决定的，构成的。 which一问题形式中还有一类是已知主项，而要探求哪一类谓项满足主项的特征，它的形式可以表示为： (?P)F(P)， P∈ψ。 这里(？P)是算子，表示“哪一个谓项”，表示一类要考虑的谓项，ψ＝Pl，P2，P3，……。 这样which一问题的逻辑形式应该修正为： (?x)[P(x)∧(?P)F(P)]，P∈ψ。 在科学理论的问题语言中，也许最重要的类型是why一问题。过去文献中很少谈到这一语言形式的重要性。但近年来，由于把科学理论看作是一个解问题或激发问题的系统，因此人们注意了why一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当我们把科学理论中why一问题与解释联系起来考虑，则它的意义还会显得更为重要。 但语义上why—问题同上述问题是不同的。从信息论观点来看，任何问题都表示了存在着一种不确定性，而解问题就意味着减少或消除这种不确定性。但(?)(Si)它的不确定性是指语句Si的真值不确定性。(?x)P(x)，它的不确定性是指在一类元素x中满足函数P(x)的变量x是不确定的。而why一问题，它本身的基础语句就是一个断言，例如为什么行星围绕着太阳运行的轨道不是圆形的而是椭圆形的?其基础语句“行星围绕着太阳运行的轨道不是圆形而是椭圆形的”就是一个断言。而问题在于这种断言在经验上或理论上是否成立，因而它的不确定性就不是关于整个基础语句的真值，而是关于基础语句所作的断言的不确定性，也就是why一问题是寻找一种解释来判断这种基础语句的断言是否合理。如果用(?┝)表示寻找解释的算子，┝Si表示语句的断言，那么why一问题的语句形式就可以表示为： (?┝)( ┝Si )。 这种问题形式很显然在科学理论的发生学上具有重要意义，从它出发可激发出新的理论。事实上对于why一问题的回答无外乎两种形式，一种是找到某种陈述，它可以支持┝Si ；另一种就是发现新的关系或过程，它能使我们证明┝Si 。 二、科学问题的逻辑结构 从逻辑上看，承认科学问题具有动力学现象的前提就是要承认科学问题本身可以被逻辑地界定。那么究竟怎样来刻画科学问题呢?我们认为以往“问题逻辑”的研究至少提供了一条基本思路。 在科学的语言中，尽管科学问题并不一定都是用疑问句来表述，但是一般地说通过一定的语言转化都可以归纳到Wh——问题上。Wh——问题中最基本的形式是whether、what、why三种(其他语句形式都可以转化到上述形式)。从科学的语言结构上看，whether——问题表示了主谓词之间存有疑问，它要求主体确定主谓之间的真假值。例如“水银是金属吗?”一般地说来，答案就是两种，是或否。假如Sl代表水银是金属，S2代表水银不是金属，那么从形式化上看就是：[(?)(Si)(S1·(S2)V((S1·S2)] i=1，2。如果更一般化，那么就有： [(?)(Si)，(S1·(S2·……·(Sn) ( ((S1·S2·……·(Sn) (……( ((S1·(S2·……·Sn)]。（1≤i≤n。） what——问题是探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识别和判定。例如“哪一个元素是这个系统中最基本的?”what——问题与whether—问题的区别之处在于what—问题引入了一个问题函数，提出了一些解问题的范围。假如用谓词P表示“是这个系统中最基本的”，那么就意味着要寻找一个个体x((来满足语句函数P(x)，从形式化上看就是： (? x)P(x)，x((。 why——问题与前两者问题的区别主要在于问题的基础语句S是一个判断。例如，“为什么行星围绕着太阳运转的轨道不是圆形而是椭圆形的?”其基础语句“行星围绕着太阳运转的轨道是椭圆形的”是完整的判断语句。在科学活动中探索者的目的在于从经验上、理论上确定这个语句的真假值，为它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正因为如此，why——问题在解问题的科学事业中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假如令“(?├)表示寻找解释的算子；S表示语句的断言，那么，why——问题的形式化就可以表述为： (?├)(├S)。 从抽象的逻辑语句形式上看，上述三种形式都可以归化为同一形式。在whether——问题中，如果把Si构造为一个集合X，那么whether——问题就可以转化为what——问题。而why——问题是追求基础语句S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像“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同样也可以归纳到what——问题类型。 尽管[(? x)P(x)，x((，]在逻辑形式上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在科学研究的实际活动中，这种形式是相当空洞的。如果把科学问题的研究停留在这种形式上，那么正如哈蒂安加迪所评述的：“因为每一个细小的变化都是一个新问题，并且科学似乎是一个比句法更为复杂和文字性的事业，所以语句方法结果是不能辨认或刻画一个问题。”⑶特别地，科学问题总是由科学共同体里的科学家来提出，它必然烙上科学家主体的信念及社会环境影响的印记。因此，充分地揭示和拓展[(? x)P(x)，x((]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就尤为必要。 从一般形式上看，P(x)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语句，但是它往往暗示或包含着某种已知的东西。一方面它受制于x((，也就是本身先前地规定了x的求解范围；另一方面，提出一个问题(?x)P(x)，其P(x)必定又先前蕴含着对相关命题的肯定。例如：“为什么行星围绕着太阳运行的轨道不是圆形而是椭圆形的?”就预设了“行星运行轨道是椭圆形的”。这种预没命题往往是科学家在特别背景知识的氛围中已经予以认可的。因此，一个科学问题的提出必定存在着一种预设，而且这种问题的预设，其真值在科学家看来是必然的，它至少排除了一些不合适的解答。贝尔纳普(N．D．Belnap)和斯蒂尔(T．B．Steel)在1976年还提出，“每一个问题至少要明确地预设了一个直接的解答是真的”，并且认为“要构成为一个问题的预设，其充要条件是当且仅当命题的真值对于问题的真正解答来说是必然的”⑷。如果预设的命题是假的，或者无意义的，那么问题就没有直接的答案。因此预设是问题结构中的重要内容。 贝尔纳普和斯蒂尔的预设思想对普通问题来说确实刻画得很好，但是对于科学问题来说，尤其对像why——这样一类与科学解释相关的问题来说，就存在着缺陷。我们知道，在科学研究中，科学问题的答案并不是简单地存在着一个固定层面来供科学家选择。特别是对于同一问题，由于科学家知识背景不同，解答完全可以是不同的，甚至会出现相悖的情况。因此，就问题语句层面的预设来说，大家往往可以认同；而就科学问题的深层背景知识来说，由于各人信奉的不同理论体系，却可以在不同的范围内限制问题的解答。这就引出了不同层次的预设。伦纳德曾提出预设能被分成两类，第一类是语句直接表示的，另一类是暗含在第一类预设之中的⑶⑸。伦纳德的思想对于科学问题结构的构成来说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科学中科学问题的出现不仅要在语句层面上有直接的预设，而且要在问题的知识背景层面上，预设一个假定的基质(它往往存在于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基本范式之中)。我们认为这个基质就是科学家们已掌握的科学理论，它从宏观上又进一步限制了科学问题的解答域。例如在前述的行星运动问题中，除了直接预设“行星围绕着太阳运转的轨道是椭圆形”之外，事实上还预设了某种太阳系的理论模型，它规定了科学家们在特定的范围内回答问题。而这种深层预设是无需直接出现在天文学家的疑问句式中的。 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科学研究中至少还存在着这样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不同人物、不同时间研究的问题，其语句逻辑形式可以同一，而其实际内容却有很大差异。科学史上，亚里土多德、牛顿、爱因斯坦都曾研究了引力问题。就简化而盲，他们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重物为什么会落到地面上来?”但从问题的实质性上看就存在着很大差异。亚里士多德是在“地心说”框架中来构筑他的问题，牛顿是在伽里略力学体系中来探究，而爱因斯坦则在以相对性原理为基础的相对论中来研究。他们各自的理论背景不一样，因此其问题的本质也就不一样。第二，就是在同一背景理论的范式内，两个科学家的科学问题也会随着认识上的差异有所不同。例如：对于上面的问题，同样在经典力学框架里，伽里略致力于“重力”的预设，而牛顿致力于物体的“相互作用”。可见科学问题本身受制于研究者的理论框架。这样，背景理论预设在科学问题的结构中就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在这里把问题的直接预设称为预设Rl，而把深层的背景理论预设称为R2，很显然，Rl(R2 。 从前面[(? x)P(x)，x((]的形式中，我们看到，即使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也总是规定着像x((这类解答域。更何况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它所附加的条件和约束会更多。尼克莱斯曾说；“一个问题是由所有的条件或者对答案的限制，再加上答案能够被发现的要求组成的。”⑸一个有价值的科学问题总是要求作出某种限定得比较具体的集合性解答域，并且应该对问题解答作出一系列有条件的详细说明S(specification)，比如数量上的。贝尔纳普和斯蒂尔曾对一般问题(指whether，what等)的答案说明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一般问题的答案限制说明有三类：(1)选择范围说明(selection—size specification)，它指的是一个问题答案的备选答案范围，而且其中必须至少有一个答案为真；(2)完备性陈述的说明completness—claim specification)，它指的是同整个真正的选择集进行比较时，其备选答案的完备程度；(3)清晰度陈述的说明(distinctness—claim specification)，它指的是备选对象是否明显支持真实的选择对象⑹。贝尔纳普和斯蒂尔的三类说明对一般问题来说可以做得到，但是对于科学问题来说，这三类说明往往难以实现。因为对科学研究来说往往不存在着现成的固定背景层面来供科学家选择，因此作为科学问题答案的类型说明只能是一个大致性的说明。辛托尼(M．Sintonen)认为对科学问题答案的说明是一种“类型或种类的限制集”，“从事件的近似原因上给出一个解答。”⑺ 因此，从动力学上考虑，科学问题的逻辑结构应该从单一的疑问向形式拓展到以下面三个要素组成的形式结构中： Q＝((?x)P(x)，R，S)。 其中(?x)P(x)代表问题语句的语言逻辑形式；R代表问题限制，是相关的预设理论集，它包括一般预设命题与背景理论；S是修正过的贝尔纳普和斯蒂尔的问题说明。单一问题语句形式[(? x)P(x)，x((]中的x((就包含在R里。 三、科学问题的动力学性质 上述科学问题的一般逻辑形式为我们进一步展开它的历史性、动态性留下了充分余地。由于结构中(? x)P(x) 仅是句法形式不可能揭示科学问题的历史性、动态性。S是带有近似的约定条件的类型说明，同样不反映动力学性质。因而，研究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在“R”的性质上。 R是一类预设，由于预设Rl(R2，因而R实际上是科学家已掌握的理论。一般地说来，如果一个问题的解答违反了已确立起来的理论，那么当然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从科学家提出一个实际问题来看，并非他们所有的理论都是问题的组成部分，而是只有那些与实际问题直接相关的理论才是问题的一部分。正如辛托尼所认为的“对于一个理论的问题与对于一个科学家的问题，。两者存在着区别。前者是属于波普尔第三世界意义上的，而后者则属于针对一个带有库恩理论意义的研究者而言的。”⑻只要具有不同的理论内核，不同的期望应用，就会出现不同的问题。因此在这里我们引入结构主义的观点，把预设R2看成是由理论内核K与期望应用I所组成。这样前面的问题结构就转化为下式： Q＝｛（？x）P（x），，S｝ 按照结构主义的理论，核心K是Mp，Mpp，M和C构成的一个四元框架，其中Mp表示全部概念工具的可能模型集；Mpp对应的是非理论性模型，是一个部分可能模型集；C是一个约束，它排除可能模型集中某些内容的组合；M是那些并不被框架的基本定律所排除的可能模型集，即那些既赋有理论的全部概念工具，同时又遵守理论中的基本定律的集合。期望应用I(Mpp满足一定的选择规则。如果核心K中有了更强的基本定律，或者具有更强的约束，即Mp’=Mp，Mpp’＝Mpp，M’(M，并且C’(C，那么核心K’就是另一个核心K的“专化”(specialization)，相应地I’(I。如果给＜K·I＞中的Mp加上新的理论性内容形成了＜K’·I’＞，那么＜K’·I’＞就可以说是通过理论化(theorization)从＜K·I＞中获得。如果当Mpp到Mpp’时存在着一与多的关系，使得I期望应用与I’期望应用联系起来，并且I被I’继承下来，那么＜K·I＞就归化(reduction)到＜K’·I’＞中去。在“专化”、“理论化”和“归化”三类基本关系的制约下，＜K·I＞就按分层秩序联接起来，形成一个背景理论元素网N。⑼ 由于在科学的实际活动中，科学问题的背景预设理论总是由属于特定的科学共同体SC内部的科学家们，在特定的时间t时所掌握的科学理论，而且科学家们已有许多成功应用的范例Io在支撑着他们相信该理论的真理性。因此，＜K· I＞事实上是这种情况，即＜K·Isc，t(k)＞，其中Io(Isc，t(k)。相应地，理论网就包含着有成功范例的理论网No，No(N。这样科学问题的结构形成一个更为实际的形式： Q＝｛(?x)P（x），＜K·Isc，t(k)＞，S｝。 科学问题结构中的＜K·Isc，t(k)＞成分，为我们揭示它的动力学性质提供了基本的概念工具。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工具看到科学问题是如何通过＜K·Isc，t(k)＞的进化而发生相应的运动变化，如何通过理论网N的进化而形成它们发展的“家族谱”。 一些科学哲学家也注意到了科学问题的历史变化，认为这种变化必然存在着一种前后联系的环节。例如，图尔敏认为科学问题是构造在一种数学形式的基础上，或是构造在另一个问题的基础上；夏佩尔认为科学向题也许是从一个周期到另一个周期的理论性变化。而现在我们看到了这种前后联系的环节：即科学问题的理性变化是深深地扎根于＜K·Isc，t(k)＞的形式变化中。科学问题刚出现时，科学家们总是在原有的背景理论上来处理这个问题，在问题的潜在解答域中寻找合理的理论答案，通过经验验证来解决解答的真值性。一旦问题被解决，就形成＜K·Isc，t(k)＞的变化，从而又产生新的问题。从这种科学问题的结构出发，科学史上科学问题的理性变化大致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原有背景预设理论框架里提出的解答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使得＜K·Isc，t(k)＞的Mp=Mp’，Mpp＝Mpp’，而M(M’，并且C(C’，也就是说预设背景理论出现了专化，而促使问题发生变化。例如，伽里略和牛顿尽管都在力学理论框架里处理自由落体问题，但是伽里略是从重力角度处理，而牛顿是用物体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万有引力来处理。尽管他们共享着同一理论内核，但由于牛顿提出了更强的约束条件和基本定律，结果自由落体问题从“重力问题”变化到“引力问题”。 第二种是在原有预设背景理论框架中提出的解答方案，使得＜K·Isc，t(k)＞中的Mp发生了变化，Mp中出现了新的理论性内容，从而改变了问题结构＜K·Isc，t(k)＞的内核。例如，牛顿与爱因斯坦在处理自由落体问题时，牛顿是从万有引力角度来处理，而爱因斯坦则认为引力本身就是空间弯曲的一种效应，重物的下落和天体的运行都与空间弯曲有关。这样自由落体问题就从“引力问题”变化到“相对论问题”。这种问题变化不同于第一种变化的方面主要在于，两者的问题内核K发生了变化。爱因斯坦改变了经典力学中时空运动的绝对性质，提出光速不变、相对性原理等重要理论内核。而牛顿是在绝对时空、绝对运动和机械论的内核框架里进行研究。 第三种是在原有预设背景理论框架中提出的解答方案，使得Mpp与Mpp’之间存在着一与多的关系，期望应用I与期望应用I’联系了起来，并且I被1’继承了下来。这样原有的科学问题被归化到新的科学问题里去。爱因斯坦的问题就是把牛顿问题作为自己的特例，包含在自身的问题之中。 科学问题的这三类变化，也解释了历史上科学家们是如何重建一个“相同”的科学问题。事实上，科学研究中问题的重建就是对一个问题的预设理论的重构，对解答提出新的约束或限制。 科学问题在历史中的这些理性变化，也勾画了它自身发展的特定轨迹，从而形成发展的线状谱系。前面我们提到，在Q＝｛(?x)P(x)，＜K·Isc，t(k)＞，S｝的形式结构中，尽管问题的语言逻辑形式(?x)P(x)在科学理论的进化和革命中没有变化，但是＜K·Isc，t(k)＞的内容随着时间t的发展产生了变化，并且形成了理论网Nt。按照巴尔泽(W．Balzer)和史尼德(J．Sneed)的观点，用理论元素网表述上述的一个库思理论，形式为(N(=＜Ko，Ip，Np，N＞。其中＜Ko，IP＞为科学家在科学共同体内掌有成功范例的理论元素，并且有成功范例Ip(Io。NP是有成功范例的理论元素网，并且有B(Np)＝＜Ko·Ip＞，即Np是从基点＜Ko·Ip＞发展而成。N是理论元素网集，Np(N，N的每一个成员都是Np的扩展物(expansion)。当t(t十1时，只要(N(t十l是(N(t的扩展物，那么理论元素网(N(t就过渡到(N(t十l, ，从而形成一个N0，Nl，N2，…Nt，(N(t十l……的系列谱。这样我们看到只要科学问题的预没背景理论存在着线状网络，那么很自然地科学问题就出现它自身的“家族谱”。它的形式可用下式表述出来： (Q(t)(＝｛ (?x)P(x)，(N(t，S｝，当t=0时，(N(0 =＜Ko，Ip，Np，N＞。 由于科学问题客观上存在着历史变化的性质，这样我们研究的触角不得不涉及到科学问题的历史进步与它发展的动力学问题。 以往人们一般把科学进步主要看作是科学理论的进步，事实上由于科学问题和科学理论的内在联系，往往不可能绝然地将它们分割开来，因而科学的进步从内部来看应该包含理论与问题两个方面的进步。波普尔曾认为最初提出的问题总是进步的，因为它提供人们“猜想”与“反驳”的新起点，但是他并没有进一步探究科学问题在历史的演变中是如何进步的。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从科学问题的完整结构出发就有可能探讨它的进步问题。 一个科学问题的结构主要由语言逻辑形式、预设背景理论和类型说明S三个部分组成，而影响科学问题变化的主要因素是预设背景理论＜K·Isc，t(k)＞，它实际上提供了问题构成的主要条件和某种约束，规定了新的解答域。从这点出发，我们提出一个进步的假定标准，即如果后一个问题Q2比前一个问题Ql能够提供新的理论生长点，或者对问题的构成提出更强的约束(包括主要条件、新的解答域)，并且这种约束有助于背景理论的增长，那么我们就说后一个问题Q2比前一个问题Ql进步了。为了更好地揭示科学问题进步的性质，我们先看结构主义是如何描述科学理论的进步的。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一个库恩意义上的理论在时间t解决的一类问题用I0t来表示，只要当I0t+1(I0t，T’＝＜K0·I0t+1＞比T＝＜K0·I0t＞解决了更多的问题，那么T到T’就是进步的。如果对同一个问题T’比T给出了更好的答案，也就是理论T＝＜K0·I0t＞变化到T’＝＜K0·I0t+1＞，那么理论进步了。如果一个理论归化到T’，即T＝＜K0·I0t＞变化到T’＝＜K1·I1t＞；也就是T’至少像T一样解决了相同的问题，那么理论是进步了。类似地，一个科学问题的进步主要在于预设理论的变化与进步。 如果说新的问题Q2比Q1对应答域或问题解提供了更强的约束，也就是将问题的应答域或问题解更明确地限定在某领域里，出现了这样情况：在时间t到t十1时，Ql＝｛ (?x)P(x)，＜K0·I0t＞，S｝演变到Q2＝｛ (?x)P(x)，＜K0·I0t+1＞，S｝，且I0t+1 (I0t，将问题的应答域或问题解更明确地规定下来，那么，Q2比Q1进步了。它排除了一些不正确的解答域或问题解，牛顿的引力问题相对于伽里略的重力问题就是这种进步情况。如果说新的问题Q2比Q1提供了新的应答域或问题解，也就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Ql＝｛ (?x)P(x)，＜K0·I0t＞，S，｝演变到Q2＝｛ (?x)P(x)，＜K1·I0t＞，S｝，即为新的理论生长提供了新的起点，那么，Q2比Q1进步了，这时往往伴随着科学变革的开始。如果说新的问题不仅在原有问题上，在潜在的应答域或问题解上出现了归化现象，而且又为新理论的出现提供了生长点，即Ql＝｛ (?x)P(x)，＜K0·I0t＞，S｝演变到Q2＝｛ (?x)P(x)，＜K1·I1t+1＞，S｝，那么我们就说问题出现了归化进步。这种进步在科学问题的变化中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现象。科学史上许多有价值的问题进步往往就是如此，它不仅为新的理论出现开拓了新的起点，而且将原有相关问题作为新问题的特例包含进来。 科学问题存在着进步现象很自然地使我们更深入地去思考它进步的内在动力。实际上它进步的动力从科学内部来看不外乎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何种因素促使它产生?二是何种因素导致它演变进化?很多学者在谈到科学问题的产生和变化的动力时，认为从主体心理机制上看根源于怀疑，根源于主体对科学背景知识的分析；从科学体系内部上看，根源于理论与经验的矛盾，假说、假设体系(或者理论、理论体系)之间的矛盾；从科学的外部机制上看，主要根源于生产实际需要。然而从我们上面建构的科学问题结构上看，科学问题的产生与发展变化很大程度上与主体的预设背景理论有关。因此上述观点应该稍加修正。因为科学体系中往往潜在地存在着许多类型的问题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潜在问题都成为现实的科学问题，而只有那些与科学家主体背景理论发生冲突的事件才构成实际问题。劳丹说：“一切种类的问题(包括经验问题)都发生在一定的背景之中，因而部分地受到那一背景的规定，我们的期望，我们对什么感到惊奇，我们认为什么有问题，都要受到我们关于自然秩序的理论前提的影响。在某一背景中提出的问题在另一种背景中就未必成为问题。因此，什么东西可以被看作是经验问题，部分地依赖于我们的理论。”“即使是已知事实，也未必成为经验问题。仅当我们感到有必要予以解决时，才能成为问题。”⑽劳丹在这里表述了一个思想，就是一切问题都有理论观点，不管是疑问也好，经验事实也好，只有当它纳入背景知识范围内才有可能成为现实问题。我们认为从直接的意义上讲科学问题只有当主体的疑问面临着经验事实、或者假设理论与背景理论发生冲突，并且主体认为有必要解决时才发生，因而科学问题总是发生在科学体系内部。 一般地说当背景理论＜K·I＞确立后，科学家主体原则上不会轻易放弃已掌握的理论，他总是想搜寻更多的期望应用Ii(IP来强化原有的理论内容。科学问题的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将某个Ii(IP确定为问题。从科学问题结构的角度看就是将Ii转化为Qi＝｛ (?x)P(x)，＜K·Ii＞，S｝的问题形式，很显然有Qi(Qp＝｛ (?x)P(x)，＜K，Ip＞，S｝。一旦Qi被“解决”了，那么Qi便成为科学家的一个成功的期望应用而纳入到科学理论结构的内容中去。然而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不会如此简单，它往往表现为一个过程。当Qi确立之后，科学家一般只能初步地解决它，而初步解决的科学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背景理论＜K·I＞。改变了的背景理论＜K·I＞反过来又会影响Qi，导致Qi的某种变化。这一过程重复多次就会导致问题与理论的共同增殖。当问题与理论不断增殖以后往往会与原有的经验，原有的理论发生冲突，从而导致原有理论出现逻辑上的裂缝。这样迫使科学家重新修正或改变原有理论＜K·I＞中的K的成分，进一步地导致理论与问题的重大变化。印度的科学哲学家庞迪(G．L．Pandit)就认为，科学问题的发展存在着问题确立一问题修正一问题增殖三个阶段，在这一边程中始终伴随着理论的不断变化与增殖⑾。因此，我们认为从科学体系内部来看，直接导致科学问题变化与进步的内在机制是问题与理论之间矛盾，它实际上是两者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 科学问题的动力学应该是科学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以上仅仅是对这个问题的初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