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纳粹屠犹及其他种族灭绝事件

论纳粹屠犹及其他种族灭绝事件 耶胡达·鲍尔（Yehuda Bauer）文 葛淑珍 译 宋立宏 校 毋庸置疑，国际关系中最具争议的文件之一是1948年联合国《关于防止种族灭绝罪行的 决议》（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此决议当时就被世界上大 多数国家所批准。众所周之，防止种族灭绝罪行的最初提倡者是波兰犹太律师拉斐尔·莱姆 金（Raphael Lemkin），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成功逃离了欧洲，正是他创造了“种族 灭绝”（genocide）这个词。1945年以后，他对屠杀犹太人和波兰人的事件深为触动，因此， 我们今天所谓的纳粹屠犹（Holocaust，即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在他形成制定这样一种决 议的想法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有，而且一直处于核心位置。其实，这种想法莱姆金最迟在1933 年就已经有了，它在战争期间进一步丰富，最终在战后落实。但是，决议所采用的议案却与 莱姆金的最初想法明显不同。它是西方和苏维埃集团之间讨价还价的产物，而不是学术实践 的结果。大家知道决议的措辞，无需我再重复。它谈及全部或部分地灭绝民族、种族及宗教群 体的意图，并列举了犯罪者实施灭绝行为的五种方法：杀害目标群体的成员，在物质或精 神上对该群体造成严重伤害；制造阻止该群体存在的生存环境；阻止目标群体成员的出生； 诱拐目标群体的小孩。但是，它并没有说清楚究竟是满足所有这些条件的谋杀才构成种族灭 绝呢，还是满足其中一两个条件就可以定罪；也没有指明大规模杀戮在什么情况下才构成 种族灭绝。并且，一旦某群体的全体成员都成了作恶者锁定的目标，那么再去讨论诱拐儿童 或阻止出生便毫无意义了，就像发生在纳粹屠犹中的那样，所有妇女儿童反正都会被杀害。 同时，纳粹把人推进毒气室，但很难把这看成是在制造阻止受害者存在的生存环境。此外， 在纳粹屠犹中，要杀害的，不仅仅是某些犹太人，而是全体犹太人。卢旺达事件同样具有争 议。胡图人（Hutu）和图西人（Tutsi）不能算作不同的族群——他们说同样的语言，有同样 的文化，信同样的宗教。他们之间的不同最早表现为阶级差异，这些差异因欧洲传教士和殖 民者的到来而恶化，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殖民者给当地引入了一套基本上带有种族歧视性质 的术语。严格说来，将出现在卢旺达的悲剧当作种族灭绝是有商榷余地的。但它确实是个种 族灭绝，所以，错就错在定义上。 在 20 世纪之前，在种族灭绝方面没有什么历史研究值得说，但很清楚的是，对待美洲 印第安人的做法就是种族灭绝。迦太基的毁灭，甚或爱尔兰饥荒问题都可归为此类。不过， 我们需要更锐利的分析工具为种族灭绝下定义，而非我们所看到的 1948 年的决议。在苏联 的坚持下，出于政治原因而实行的大规模杀戮（我们如今称为政治屠戮 [politicide]）被排除 在外。显然，如果不这样的话，苏联就会面临种族灭绝的指控。宗教群体和民族群体有着本 质区别，但宗教群体却被包括在种族灭绝定义之内。宗教忠诚至少从理论上说是有选择余地 的，尽管事实上决非一直如此。近代以前，欧洲及那些生活在穆斯林国家遭受生命威胁的犹 1 太人可以通过改宗保住性命，但即使在这里，我们也必须附带说明——改宗并不总是可以 保住性命的。但如果你生为犹太人、德国人、俄国人、阿拉伯人或中国人，你通常就与你的族 性联系在一起，因为一旦生下来就不能再选择父母了。作为个体，你也许可以通过努力，远 离自己原本的族性，由此改变你子子孙孙的族性。但作为一个群体的话通常不能这样做，尽 管从长远看，这个群体可以因为强迫、或者因为世世代代有意或无意的同化进程而同化进另 一个民族。但是，一般来说，改变群体的族性是极其困难的。民族群体和宗教群体的区别是 显而易见的。但是，“种族灭绝”一词在定义上包含宗教群体而排除政治群体是不合逻辑的， 因为原则上你也可以改变你的政治忠诚（同样，事实上不一定能改）。数百万优秀的共产主 义者在德国变成了优秀的纳粹分子，而战后，东德数百万优秀的纳粹分子再次变成了优秀 的共产主义者。但是，如果你想把宗教和政治群体都排除在外，理由是它们与民族群体根本 不同，那么你就不得不把“种族灭绝”一词仅仅用于民族群体，而用其他词汇来表示其他 类型的大规模杀戮。 另一个问题是对“种族的”（racial）一词的使用。现在我们知道，全人类都起源于约 50万年以前生活在东非的一群智人。全人类无一例外都是那群人的后代，无论他们是澳大 利亚的土著、中非的俾格米人、爱因斯坦、希特勒、斯大林、布什、默克尔，或者奥尔默特。换句 话说，没有种族之分。肤色的不同主要是气候引起的第二变异，犹太人是个绝好的例子：走 在以色列大街上，你会发现白色犹太人、黑色犹太人、棕色犹太人（这些人事实上在以色列 占据大多数），如果有蓝色和绿色人种的话，你必定也会看见蓝色和绿色犹太人。我们的血 统无异于华盛顿街上任意一条狮子狗（poodle）。种族（Race）不应该包括在种族灭绝的定 义中，种族偏见则应当包括在内，因为人们有偏见，而这又引发了大规模杀戮。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定义提到对群体部分或者全部地灭绝，这其中是有差异的。如果要 杀害的是某群体中的每个人，那么这个群体就没有重生的机会，因而，定义的所有其他部 分便无效了。这就是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我们不准确和错误地将之称为“纳粹屠犹” 1——和对吉普赛人进行种族灭绝的主要区别。德国人从来没有要谋杀全体吉普赛人或者波 兰人的计划。但是，所有犹太人，不管在哪里，都要被杀掉。 最后，怎样定义种族灭绝虽然对学者们来说很重要，但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意义，除非 我们坚持把联合国决议所下的定义当作一个可能的政治工具，我们当然知道这种工具从未 被运用过。但是，值得记住的是，我们的定义是从现实中提取的，而现实要比定义所涵盖的 内容复杂得多。与其试图使现实适应抽象，不如让定义符合现实。事实上，人类是唯一进行 大规模互相残杀的哺乳动物，很明显，这是人类的心理因素使然。相关证据可以从一切把谋 杀定为非法的法律条令中找到。因为如果没有谋杀的倾向，就不可能有针对谋杀的法律，而 我们可能只被授予九诫，而非十诫——这九条诫命其实是建议（suggestions）而从来不是 什么诫命（commandments）。一些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之所以有杀戮的倾向或者基本本能， 是因为我们有欲望，有保护自己、核心家庭及宗族的欲望，以及主要是保护领地的欲望，因 1 “纳粹屠犹”（Holocaust）一词源于古希腊语“Holokaustos”，意思是“全体的燔祭”，这显然不是纳粹 屠杀犹太人中所发生的。 2 为领地可以使上述那些远离现实或虚幻中的竞争、侵略或者其他危险。这种欲望是我们从史 前的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我们似乎从心理上把自己武装起来，无论对不对，先要杀死任何我 们认为对自己有威胁的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阻止大规模杀戮和种族灭绝事件 的方法？从表面上看，前景不容乐观。几年前，美国社会学家鲁梅尔（Rudolph J. Rummel） 估计：20 世纪前 87 年中（日期只是随机抽取），政府和政治运动中的平民伤亡人数达 1亿 6900万，相形之下，同一时期（其中包括了两次世界大战）士兵的阵亡人数是 3400万； 换言之，平民伤亡人数是士兵的四倍。按照 1948 年决议的定义，1亿 6900万平民中有 3800 万人死于种族灭绝，其中近 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屠犹。鲁梅尔在此期间又大大增加了他的 估算，他将对平民的屠杀称为“屠杀众生”（democide），其中包括所有大规模杀戮，也 包括决议所定义的种族灭绝。专家们对鲁梅尔的统计数字心存疑虑，但不管他的统计是 10% 、20%，甚至更大程度地偏离事实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总体局面是不会改变的。 然而，正如你可以说大规模杀戮自远古时代起就一直伴随着我们（甚至很可能在此之 前就有了），你也可以说相反的话，即为了他人而做的无私牺牲同样由来已久。显然，对死 的渴望和对生的渴望都是我们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弗洛依德的学说中，对生的渴望 显得被过分强调为性冲动。无论现实世界还是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的想象世界，其中都有一 个共同点。民族义人——其中包括了整个社团，甚至整个民族社团如丹麦人——拯救了犹太 人；在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事件中，正义的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拯救了亚美尼亚人；在卢旺 达战争中，正义的胡图人拯救了图西人等等。这类行为通常要求为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而做 出真正的自我牺牲。我们精神和本能的另一面使得反对种族灭绝成为切实可行的一种期望， 虽说这是一个困难甚至遥远的期望。 毋庸置疑，我们生活在一个受到人类自我毁灭威胁的小世界里，这种自我毁灭可能是 由科技进步导致的。这种毁灭不仅包括种族灭绝和其他大规模杀戮，还包括拥有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的各个国家之间的权力争夺，人类干预自然而导致的生态灾祸，以及各种无法治愈 的流行性疾病。因此，种族灭绝并非是人类为自己制造的唯一主要问题。当然，需要时常记 住，人类的闪亮兴起并非如圣经所说是在几千年以前，而是在 50万或者 100万年以前，而 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存在也是有限的。我们迟早都会消亡，可以说，迟早会完成我们的航程。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荣辱成败，我们的上帝或者众神，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希望，以及我 们的虚荣都会随之烟消云散。但是，我想，我们想做的，就是希望这一天迟点来临。 科技进步不仅仅表现在武器上，还表现在其他威胁到我们的领域中。在美国，社会科 学家们已经研发出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模型，它们建立在大量可变因素基础之上，故而可以 对种族灭绝的发展做切实可行的风险评估。现今人们已经可以对世界上如果不采取措施就会 发生大规模屠杀的地方进行认定。这同时也推动了预警模型的发展，使我们可以相当精确地 预测到在三至六个月的时间内，这种威胁会实际转化为对人类生命的大规模毁灭。卢旺达或 达尔富尔事件中不需要这种预测，因为当时近乎杀戮的事实已经存在或者正在发生，阻止 种族灭绝发展的是政治意愿而非预警。如今在世界各国当中，美国和英国政府以及联合国都 3 有此类预测方法可供随时使用。 在 2004 年 1月 27日斯德哥尔摩防止种族灭绝的大会上，为了规避 1948 年联合国颇 具非议的定义，我建议只对种族灭绝做出一个描述，而不加定义。我建议将种族灭绝事件分 为四种类型：第一，1948 年联合国定义的种族灭绝；第二，政治屠戮，即含有政治、经济、 社会动机的大规模屠杀；第三，民族清洗，目的是清除一个族群本身；第四，宣传谋杀、实 施大规模杀戮的全球种族灭绝思想体系，例如伊斯兰教的激进派（Radical Islam）。与此同 时，大会还任命门德斯博士（Dr. Juan Méndez）为防止种族灭绝特别咨议员（Special Adviser on the Prevention of Genocide），他现在已经在此岗位上工作了两年。目前我们还看 不到世界和平，但是将来也许会在减少危险方面取得些许进展。大家知道，我不相信乌托邦， 借用阿克顿勋爵的名言但反过来说就是，乌托邦总是杀戮，而激进的乌托邦，诸如纳粹主 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更是杀得彻底。我同样也不相信存在着一个美 好世界，不相信将来有一个凡间或天国的弥赛亚会把我们从自己的枷锁中解救出来。我认为 并希望，我们通过努力工作和诸多运气，能把自己生存的世界改造的比现在略微好一点。 能有什么选择呢？尽管我们要依靠学术论文提供的必要背景，但学术论文却不能用来 检验各种选择，它们只能用世界在当前和今后会面临的种族灭绝的严峻问题来检验。今天，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讨论达尔富尔事件，即便按照联合国的定义，它也显然是个种族灭绝 事件。我们必须讨论达尔富尔事件与此前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以及随后将要和必然要发生 的此类事件之间的关系。 达尔富尔是苏丹西部一个地区，差不多有法国那么大，约有 400 多万人口。这些居民大 部分是黑非洲的农民，他们分成四个主要部落及其他一些小部落。自视为阿拉伯人的牧民是 这些人中重要的少数派。黑人民族扎格哈瓦（Zaghawa）也属于游牧民族。这些人几乎都是 穆斯林，至少表面上是。达尔富尔是个半干旱地区，与撒哈拉沙漠毗邻，水源正在逐渐干涸。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夺稀少的耕地和水资源，当地人展开了越来越严酷的争斗。由于土地 不能再满足饲养牲畜的需要，当地牧民试图赶走农民；而农民也深为干旱所扰，生计日少。 苏丹首都喀土穆（Khartoum）的政府是个激进的伊斯兰教政府，经过一场长达 20 年的内战 （在此期间，北部的阿拉伯人试图消灭他们的敌人），该政府多多少少被迫与南部地区的 黑非洲基督徒及那些信仰万物有灵论的部落在表面上达成妥协。在这个毫无争议的种族灭绝 冲突中，大约有 200万人丧命。南北双方虽然签订了所谓的和平协议，但这纸协议正逐渐再 次演变成北部对南方基督徒和万物有灵论部落的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达尔富尔黑人部落 为了反对支持阿拉伯牧民的苏丹政府的日甚一日的压迫而进行的叛乱是内战的延续。面对赋 予达尔富尔更大自治和提供更多援助的要求，苏丹政府的反应是组建名为“金戈威德” （Janjaweed）的民兵组织。该组织自 2003 年起开始有组织地摧毁黑人村落，将男子集体杀 害，把妇女集体强奸。估计已经造成大约 40万人死亡，而不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到的 20—30 万人。人员死亡不仅仅源于直接杀戮，还有许多人死在达尔富尔及乍得湖周边的难民营，约 有 250万人因无家可归而被安置在难民营。这个地区去年几乎没有农作物耕种，九月底雨季 结束后也没什么作为。人道主义援助机构面对这个灾难束手无策，而且机构人员的安全也越 4 来越受到喀土穆政府及其盟友的威胁。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由疾病、饥饿及其他因素 造成的持续的种族灭绝，而最弱势的群体即儿童受害最深。同时，受恶化的暴力气氛刺激， 反抗苏丹政府的黑人农民叛乱群体之间也开始展开互相杀戮。其中一个群体由游牧民族扎格 哈瓦领头，领导人是个叫做米纳维（Minni Minnawi）的缙绅，该群体最近已成了喀土穆政 权的盟友，还与政府签订了所谓的和平协议。而代表大多数黑人族群的其他群体并没有这样 做。世界各大国对此也无能为力：中国在苏丹南部拥有石油特许权，不想冒犯苏丹政府，因 此公开宣称要对任何迫使苏丹政府解除金戈威德武装、阻拦苏丹飞机（主要由俄国提供）对 黑人村落进行轰炸的决议投否决票；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认定这种情况是种族灭绝，但并未 采取任何实际行动；联合国及其他大国也未能在任何有益的协议上达成一致。美国政府本身 就在搪塞。达尔富尔与卢旺达的性质显然相似。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派遣了一个小型 的、日益无用的军队进入达尔富尔，以监督停火协议，但无人听命。同样，该地区也没有保 护平民的托管统治。苏丹政府和米纳维前叛乱集团之间已经签订了一个所谓的和平协议，但 维持协议的几率却很小。 能够采取什么措施呢？联合国安理会已经采纳了派遣部队前往达尔富尔的决议，但是付 诸实施可能要等好几个月，军队的托管还不明确，成员国都不愿意自动贡献军队和资金。然 而，最主要的是，联合国派遣的任何军队都要征得喀土穆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的同意，它由 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刽子手的头领奥马尔·巴希尔（Omar el-Bashir）领导。有 了这些限制，就不会有联合国军队的介入。就算有了这样一支军队，其任务也不会是防止在 达尔富尔发生种族灭绝，因为这已经在那里发生了。如果联合国军队成功的话（这点很值得 怀疑），那它的目标是制止种族灭绝。为防止出现类似达尔富尔的种族灭绝事件，学者们目 前正在做一种所谓的工具箱（tool-box）的研究。换言之，在灾难真正发生前，对受到种族 灭绝威胁的状况采取一系列分级的非军事措施；一旦灾难发生了，就通过可能的军事干预 加以制止。但即使我们有这样一个工具箱，真正关键的问题在于对政治世界的一种压力。我 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帮助形成阻止互相残杀的政治意愿？有点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发现，事 实上学者们具有的影响力比他们想象的要大；普遍认为，我们要与压力集团（ pressure groups）结盟，提出可行的建议、进行媒体宣传等活动，再由政治家和富有同情心的政府来 推动。这样做能成功吗？对此我一点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我们必须尝试。 纳粹屠犹和以上所说有什么联系呢？我们已经指出，纳粹屠犹是种族灭绝的一种，那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将纳粹屠犹，而不是其他某个或更多的种族灭绝事件作为中心议题呢？ 我想答案是这样的：纳粹屠犹是困扰人类的弊病中最极端的一种，是人类生存的威胁—— 就像我所指出的那样，不是唯一的威胁，但却是非常严重的威胁。因此，纳粹屠犹成了一般 意义上种族灭绝威胁的范式。以犹太人的观点来看，将纳粹屠犹和一般种族灭绝联系起来在 当前特别切合时政：自1945年以来，犹太人如今再度公开受到威胁，而威胁来自激进伊斯 兰的种族灭绝思想，其杀气腾腾的叫嚣必须比——很不幸的——两三代人以前的纳粹的叫 嚣更加认真地对待。我们应当认识到，在纳粹屠犹和当今种族灭绝事件及威胁之间，存在着 直接联系。 5 那么，纳粹屠犹和其他种族灭绝之间的相似点在哪里？当然，主要的一点是，在所有 种族灭绝的屠杀和大规模杀戮中，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都是一样的。苦难没有级别。没有哪 个种族灭绝比别的更好或更糟，没有哪个谋杀比其他的更坏，也没有哪种痛苦比其他的更 好。犹太人的痛苦不会比卢旺达的图西人或者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更少或更多。如果对 这点持有异议，那么不仅在道德上让人无法接受，而且还会割裂纳粹屠犹和历史的联系， 以致在事实上为严重歪曲纳粹屠犹提供平台。 在我看来，另一个相似点是，在我所知道的一切种族灭绝事件中，犯罪者都用上了他 们所能用的最佳手段。亚美尼亚人是被机关枪杀害的；其间还使用了电报、电话及铁路；奥 斯曼官僚机构能取得如此高效率，乃是师法法国、德国和奥地利。卢旺达的胡图人从比利时 的殖民主义那里继承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利用无线电通信将详细的指令传输到国家的 每个角落。胡图人没有煤气，也就没法利用。德国人有煤气、现代军事手段及完美的官僚和宣 传机器，所以这些手段全都用上了。 20世纪早期以及之前的种族灭绝中所包含的全部因素都在随后一个或者多个种族灭绝 事件中得到再现。但是，纳粹屠犹虽说包含了其他种族灭绝中的因素，但也包含了在任何其 他类似事件中没有的因素。这些因素有哪些呢？ 一个可能会有争议、不为一些人接受的因素是：我所知道的所有其他种族灭绝都远离作 恶者政权的中心。迦太基和米洛斯岛（Melos）是被罗马人和雅典人摧毁的，但事发地既不 在罗马也不在雅典。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的亚美尼亚人除了领导层之外大部分还活着，屠 杀主要集中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各个省。卢旺达的情况刚好相反：种族灭绝主要发生在该国 中心，不过是由来自西北各省从未受到图西人统治的胡图人干的——受害者中有不少是反 对种族灭绝的胡图人。纳粹屠犹发生在可能是 20 世纪文明发展最先进的中心地带。这个国家 曾产生了诸多人类的文化巨匠，如贝多芬、歌德和席勒。然而不幸的是，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统治这个国家的是另一批人。事实上，来自现代文明中心的那些怪物至少在我看来是史无前 例的灾难。 纳粹屠犹还有五个史无前例的因素。第一，德国人搜查、发现、登记、羞辱、驱逐、集中、运 输和谋杀每个他们认为是的犹太人。是不是犹太人，不由犹太人自己决定，而由作恶者说了 算。每个被找到的犹太人都被划分出来。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希特勒的犹太士兵》（Bryan Mark Rigg, Hitler’s Jewish Soldiers）的书，我认为此书在向我们贩卖谎言，在歪曲真相。希 特勒军队中从来没有什么犹太士兵。有个别人被定义为半个犹太人，德文叫 “Mischlinge”（“混种”），他们得到特许而留在纳粹国防军（Wehrmacht）中，因为德国 人不认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也不把自己当作犹太人。当然，还有所谓的四分之一的犹太人， 即祖父（母）中有一个人是犹太人，这些人通常也被当作德国人，他们自己也这样认为。被 定义为犹太人的人已经因为生来就是犹太人的罪名被杀害了，不会被招募到军队中去。 第二，犹太人在德国指令所到之处都要遭到杀害，这最终会蔓延到全球范围。纳粹分子 叫嚣：“今天，德国是我们的——明天，全世界将是我们的。”1941 年 11月 28日，希特勒 与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吉·阿明·阿尔-侯赛尼（Hajj Amin al-Husseyni）会面时曾说，战争 6 胜利后，他会与各个国家的政府交涉，让他们像德国那样处理犹太人问题。在此之前，还从 未出现过考虑范围如此之广的种族灭绝。 第三，每个种族灭绝（无论怎么定义），以及所有形式的大规模杀戮，都被某种意识 形态合理化了。这些意识形态统统有一个实用主义的背景——即关于经济、政治、社会问题、 身份地位、军事利益等的问题。达尔富尔是个很好的例子：一个名为艾哈迈德·阿西尔·阿 格巴西（Ahmed Acyl Aghbash）的缙绅是朱海纳人在乍得的萨拉马特分部落的领导人 （Chadian Salamat subtribe of the Juhayna），该部落属于达尔富尔和乍得地区一个较大的阿 拉伯贝都因民族拉泽盖特（Razeigat）的一部分。阿格巴西是个知识分子，他发展了将朱海 纳人视为穆罕默德部落后裔的思想，即“Bani Kureish”思想：作为穆罕默德的后裔或亲戚 朱海纳人应当统治从尼罗河到乍得湖之间的领域，并将挡道的各黑人族群赶走、奴役或者消 灭。阿格巴西 1982 年在一起事件中被杀害，他生前从利比亚政府那里取得武器，而利比亚 试图破坏乍得政府的稳定。调停方乌恩贾鲁尔人（Urn Jalul）也属于朱海纳人的一部分，他 们的首领希拉勒·穆罕默德·阿卜杜拉（Sheikh Hillal Mohammed Abdallah）对阿格巴西印 象极为深刻，并与之结交。希拉勒的儿子穆萨·希拉勒（Musa Hillal）是达尔富尔金戈威德 的指挥官，而金戈威德正是该地区种族灭绝的行凶者。这样就有了一种意识形态，它用马克 思主义的话来说就是上层建筑，是这个非常真实的东西的上层建筑：即对土地和财产的渴 望，这种意识形态本身是由生态灾难引发的。我所知道的所有种族灭绝在发展过程上都有一 种共性：青年土耳其党的意识形态是排除那些要求亚美尼亚自治的宿敌，控告他们与俄国 人通敌，因为青年土耳其党想建立一个讲土耳其语、连接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哈萨克斯坦的新 帝国，以此取代垮掉的旧帝国。北美人发展出美洲土著本质上原始和行为野蛮的观念，因为 他们想要得到土地和土地中的财富。但纳粹屠犹却不尽然。纳粹的反犹主义意识形态并不基 于任何经济、社会或政治的基础。他们杀害犹太人也不是为了得到他们的财产。纳粹掠夺犹太 人财产首先是因为想除掉他们，然后再在杀害他们的过程中顺便掠夺其财产。因此，举个例 子，纳粹一开始掠夺了罗德岛的犹太人，因为他们需要犹太人的钱，然后将他们驱逐到希 腊本土。在那里，纳粹又夺走了他们的结婚戒指及最后剩下的财产。但是，再后来纳粹并没 有像理性的专制政府通常做的那样把犹太人作为奴隶劳工使用，而是不惜代价将他们用船 运送到奥斯维辛杀害。为什么呢？因为谋杀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抢劫只是谋杀的必然结果， 而非原因。纳粹关于犹太人的意识形态仿佛一系列梦魇。他们关于犹太人意欲控制世界的言 论，其实就是他们自己想统治世界梦想的影射。纳粹指控犹太人玷污了雅利安文明。纳粹重 新复活了血祭诽谤，还指控犹太人是战争狂魔。就算不是全部，这其中至少也有一大部分是 从基督教反犹主义那里继承过来的，然而，基督教从未计划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根据圣 奥古斯丁的教义，犹太人应当因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和上帝的儿子而受到惩罚，他们应当 受到歧视、压迫，应当被剥夺财产，甚至应当流放，但不应当被杀害，因为他们也有灵魂， 杀害犹太人是一条重罪。当然，在实践中，这个信条并没有被遵守，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历 史有许多谋杀犹太人的事件。教皇和主教们通常不得不干预，试图将犹太人从他们自己招致 的后果中解救出来。此外，基督教道义中也有些许保护，这种道义多少来自犹太遗产。纳粹 7 是反基督教的，因为基督教——就像纳粹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所说的那样——本质上是犹太 人创造的。他们将基督教从基督教反犹主义中剔除掉，可以说，只剩下纯粹的反犹主义。但 是基督徒憎恨犹太人也是基于梦魇之上，这导致了诸如 1348 年犹太人在井里投毒的指控。 而纳粹憎恨犹太人，再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却是纯粹意识形态的，与真正的犹太 人或与德国面对的真正问题没有关系。这完全不是务实的。例如，1942 年纳粹要为他们的装 甲部队修建一条从勒武韦（Lwow）——即今天的利沃夫（Lviv）——到克里米亚的军事道 路，由于没有足够的乌克兰劳工从事这项艰苦劳动，他们遂从规划路线附近的隔都中征集 了 4万左右的犹太人，还建立奴隶劳工营好让他们修路。犹太人在修路过程中就遭到杀害。 纳粹没了劳工，又遇到了问题。这次杀戮完全是反务实、反现代、反资本主义、反成本效率的。 尽管罗兹（Lodz）隔都的居民曾为德国军队制造了重要的军需物品，纳粹还是将他们杀害 了。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及其他地方的情况也是如此。我还可以举出很多实例。从来没 有一起种族灭绝是建立在梦魇和意识形态的幻想之上的。据我所知，这在历史上没有先例。 第四个因素是纳粹的种族主义，它试图建立一个基于种族等级的新的世界秩序。但 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世上根本没有什么种族。在纳粹设想的这个等级中，雅利安种族的北 欧人处于最上面（也许还有一些盟友），其他人都等而下之。犹太人不在其列，因为世上将 没有活着的犹太人。这是一个全新的、革命性的观念。之前有过一种宗教取代另一种宗教，一 个民族取代另一个民族，一个帝国取代另一个帝国，甚至有过社会阶级的取代，就像资产 阶级在法国大革命中取代了贵族而掌权。从这种视角来看，共产主义毫无新颖之处。但一个 世界种族等级制度却是全新的。我要说，这是20世纪重组社会的尝试中唯一真正革命性的。 正如绍尔·弗雷兰德（Saul Friedländer）和乌里尔·塔尔（Uriel Tal）多年前讨论的那样， 它具有半宗教性质。雅利安人是光的儿子，他们有一个弥赛亚——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 可以实现他们内心深处的梦想。在纽伦堡盛大的党派集会上，很多人聚集在公共场所，投影 机把哥特式拱门投射在他们上面。那仿佛是个教堂。那里还有个讲台——事实上是个祭坛， 祭坛后面是个巨大的十字架——即纳粹的党徽“卐”，它令人想起十字架。接着，救世主本 人现身了，对着众人发表讲话。既然有上帝，就必须有撒旦，这个撒旦的名字便是犹太人。 种族主义之所以可以大行其道，是因为它扎根于基督教的反犹主义传统，故而能为许多毕 竟在基督教传统中长大的人所接受。我认为，这种史无前例的种族主义及其历史背景有助于 解释纳粹屠犹为什么是史无前例的。 第五，犹太人是欧洲文明之根的最后残余。欧洲文明有三个顶梁柱：雅典、罗马及耶路 撒冷。雅典和罗马代表了美学、哲学、伟大的文学、建筑、有法可依的井井有条的政府等等。耶 路撒冷代表了先知、道德教训和建立在犹太伦理价值观之上的基督教。但昔日的雅典和罗马 已经不在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不懂古老的语言，他们向不同的神灵祈祷，书写不同的文学。 而犹太人仍然还在，尽管他们的传统有所发展，信仰有所变化，但历史的连续性仍在。我的 孙辈上的是非宗教学校，他们在一年级时学什么呢？学的当然是圣经，因为那是我们文化 和语言的根本。他们不用字典就能读大约2500年前写下来的文字。你们在美国长大，读的是 英语文学，不妨试着不用字典去读乔叟，看不了多少页的。而乔叟生活的年代离现在还不到 8 700年。纳粹分子想毁掉孕育他们的文明，想除掉法国大革命的遗产——除掉自由主义、保守 主义、社会主义、民主及和平主义，而且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犹太人让每个人都想起欧 洲文明的主要根基之一，可以这么说，他们是纳粹想毁灭的事物的象征。犹太人的处境以及 他们在以纳粹为背景的历史中的地位是无先例可循的。 你们肯定已注意到，我一直避免使用“唯一性”（uniqueness）这个词。我已经快20年 没有使用它了。唯一性意味着在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而且未来也不会重复。但纳粹屠犹不 是上帝或撒旦造成的。它是人类因人为因素造成的，故可以为其他人所解释。而人类做的每 件事都可以被其他人重复——当然不是完全相同的重复，但可以非常相似。这样大家会觉得， 唯一性事实上意味着某种超验的东西对人类历史的介入。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无论在这 里还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这种超验的东西。这是关于重大犯罪、死亡及谋杀的历史。谈 论超验性的人们把纳粹屠犹神秘化，故而歪曲了它，目的是为了较安心地接受纳粹屠犹。这 里决没有可以安心的成分，我反对“唯一性”一词所暗示的那种错觉。所以我发明了一个新 词：“史无前例性”（unprecedentedness）——我这个以英语为第二或第三语言的犹太人造 出这个词确实脸皮厚得很。我知道这个词很笨拙，但它准确表达了我的意思。纳粹屠犹能够 被重复，以一种类似的方式。纳粹屠犹神学是个迷人的智力操练，但它根本解释不了所发生 的事情。 纳粹屠犹是史无前例的。但它是个先例，并正在被效仿。以卢旺达为例，刽子手胡图人 想杀掉每个图西人。他们的理论家有没有自觉向德国人学习？我想我们应该检验这种可能性。 胡图人种族灭绝思想的主要理论家是斐迪南·纳希马纳（Ferdinand Nahimana），他如今在 加拿大生活得很好。他曾在欧洲大学就读。难道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纳粹吗？ 不过，在纳粹屠犹的外围，尚有义人。他们在纳粹屠犹期间是拯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 是拯救犹太人的犹太人，以及——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拯救非犹太人的犹太人。纳粹屠犹 阴影中的真正故事不是生存，而是死亡，但仍然不乏试图延续、救援和维护人类余民的英勇 壮举。我们不应过度放大这些行为，但它们同样是那个时代的部分现实，正是这些壮举赋予 我们学习和讲授的权利。如果只有绝望和死亡，我们就不会有这些权利。 历史学家如果不讲真实的故事就谈不上称职，因为仅仅分析——像我在这里做——是无 用的。历史学家基本上是讲真实故事的人。在将来，你也许记不住我的分析，但我希望你能 记住下面这个故事。与众多纳粹屠犹故事一样，我今晚说的故事也包含着模棱两可。 他叫约西·哈尔佩恩（Yossi Halpern），仍然活着，住在以色列。他16岁时从德占波兰 西部独自逃到苏占波兰东部。他想上学，但苏联人强迫他在白俄罗斯一个小村庄当老师，教 小孩子读书写字。当地农民帮助约西，给了他一间木棚、几条长凳、一块黑板。他们甚至给了 他一些粉笔。约西要求他们在学校木棚前为孩子们提供一片小操场。那片土地属于村里唯一 一个富农博布科（Bobko），博布科有两个儿子，小的那个叫谢尔盖（Sergei）。博布科一 家不想放弃那小片地，但当地农民威胁说，如果不给地，就向苏联当局告发他们。土地是得 到了，但博布科一家怀恨在心。不久，德国人来了。农民们向约西许诺，要保护他。但博布科 可能会向德国人告发这个年轻的犹太老师。于是约西离开了村子，并设法搞到伪造的波兰身 9 份证。他去了最近的镇子巴拉诺维奇（Baranovichi），在那里谋得一份工作，与一个白俄罗 斯人合作打理离镇子有段距离的一块耕地。约西干得不错，还与附近森林中的一些游击队员 取得联系，给他们提供药品、盐和糖。他变得过于自信，最后在私运盐时被白俄罗斯民兵组 织逮捕。约西是作为波兰人被捕的，被送到巴拉诺维奇监狱候审。得知由一个德国人和一个 白俄罗斯人组成的委员会要来检查监狱的消息后，约西去见监狱长，向他坦白自己是犹太 人。他问监狱长能否救他，因为如果委员会对他体检，发现他是犹太人的话，他会当场受到 处决。监狱长爱莫能助，因为他已经在上把约西写成波兰犯人，已经要求委员会提审他。 但他建议约西去找那个白俄罗斯人而非德国人，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委员会来了之后，约西 便去找那个白俄罗斯人。他进了屋，室内摆着一张桌子，桌子对面坐着的那人不是谢尔盖· 博布科还有谁？他们互相盯着对方，然后博布科说——滚出去，如果我再见到你，那将是 你的末日。约西拔腿逃离了监狱。战后，博布科在波兰一个法院受审，因为他在一个名为科 迪奇窝（Koldichewo）的恐怖的集中营当副指挥官，杀了很多波兰人。博布科声称自己救过 一个叫约西·哈尔佩恩的犹太人。波兰当局找到约西，约西承认他确实救过自己一命。那个 集中营杀害波兰人的所有其他白俄罗斯人都被处以绞刑，只有博布科被判无期徒刑，因为 他救了约西的命。多年以后，博布科获得释放。这名战犯，心里装着多条人命，但他救了一 个人，一个自己恨过的人。他究竟是个一生中做了一件好事的坏人呢，还是他基本上就是好 人，只不过成长及外部环境将他变成了坏人？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我们大多数人不完全好也不完全坏。我们大多数人处在中间什么地方。也许正因如此， 未来才有些希望。 10 论纳粹屠犹及其他种族灭绝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