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理念

大学理念经历的四次冲击 大学的理念在这近千年的历史中也多次被讨论、重新理解，总的来说，大约经历过四次重大的冲击。 最初的大学是以“培养人”为理念的，培养学生的人格和一种学习的精神，耶鲁大学的门口两侧各有一组浮雕，描绘的是老师给学生上课的情景，一组是台上老师侃侃而谈，台下学生昏昏欲睡，另一组正好相反，老师酣然大睡，而学生却在台下争辩得不可开交。这就是最初的大学所追求的一种“以人为本”的理念的体现。这种内纵式的发展决定了大学在当时的社会处于一种边缘性的地位。 到了19世纪，德国的洪堡大学提出了要“育人”与“科研”并重，它强调大学不但要成为人才的培养中心，还要成为科研中心。但当时的科学研究仅仅是“贵族之间的一种精神活动”。所以大学相对于社会仍然是封闭的。 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一些大学如加州，斯坦福等指出，大学要对社会开放，并对社会产生作用，大学的最终目的是要为社会服务，并以“两弹”的发明和“硅谷”的崛起奠定了这一理念在当时的主体地位，大学成为社会的中心。 70年代后，新的大学理念提出，大学的成果是人类的文明发展的结果，它的成果理应为人类所共享，所以，大学应成为一个人类文化交流的中心，体现一种多元化的碰撞和冲激。从而建设人类最先进的文明。  这是近代大学理念的四次重构，而今天，我们认为，大学应该是以上四念并重，四位一体的。 钱穆的三统 “人统”讲培养学生如何做人，也有教授、学者本人如何做人的问题；“学统”讲老师和学生在一起研究学问，探寻知识，创新知识，探讨真理；“事统”讲学以致用、经世致用，如何将在大学里探讨到的知识、真理用到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化、教育等等改革的实践中去，使政治更清明、生活品质更高、社会更和谐、科学更发达、文化更多元、教育更有效。这三个理念，是大学教学、研究和服务三个功能背后的价值观。 这些价值观异常重要。大学功能产生问题，正是因为价值观产生了问题。这三点相互支撑、促进，相互构成。 这些理念到底有哪些具体内涵，又如何能帮助解决大学的问题呢？ 三理念 培养全人 1．有品性、有学术良心、有自由人的独立性格。 有“品性”正是《大学》中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换句话说，大学就是要去彰显人性中那光明的德性。不仅老师要这样做，还要帮助学生去革新自己，教学相长，至善至美。什么是光明的德性？包括做人的道理，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有大学老师心中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将学生当作打工仔，而有学生也根本不在乎，只要能毕业，拿到文凭即可。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从大学管理层的所谓“双栖”教授，到另外的一些“双聘”教授，从所谓的“博导”到一般的老师，整天为了名誉，金钱忙前忙后，却很少想到如何使他们所领导的老师或学生也能立在一个可以受人尊敬的位置，达到一定的专业和生活水准。 正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缺乏，才导致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唯利是图等观念和行为的泛滥，导致经济发展的重效率不重公平、低权利、高污染，社会互信的严重缺乏等问题。 种种损人利己的行为、社会不公的现象都和大学教育过程中道德的缺位有关。 所以说，培养全人，就是要培养学生和老师的“品性”，知道如何做人；培养他们的学术良心，培养他们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知道如何做学问。这样的人，才是大学应该培养的全人，这才是大学的精神。当然，这些还不够。 2．有人文关怀、公民意识。 人文关怀，是指一个人对美、正直、公平、公正、容忍、理性、自由、民主、人权的执著。沽名钓誉、学术欺骗、曲学阿世等等没有人品的现象，正是缺乏人文关怀的具体表现。 有了人文关怀，也跟着会有公民意识。在想到自己的利益时，也会想到社区利益。他就不太可能去做损人利己的事情，相反，会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帮助提高社区生活的水准。这也包括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关心。 拿澳门来说，很多同学对澳门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所知甚少。不少人对葡萄牙人统治时期的历史事件一无所知。他们也不知道特首、立法会议员、法官是如何产生的，对澳门的龙头产业博彩业的利弊所知甚少，对很多即使是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系的社会问题也很少关心，如外劳问题、交通问题（比如出租车司机兜路、拒载、多收费问题，巴士服务问题、轻轨的建设问题等）、住房问题也很少关心。 如果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对自己社区的历史和现状不关心，没有公民意识，也缺少人文关怀，只能说是大学教育的失败。一个大学就是被排在世界前100名，也没有意义。 3．有对文化（文学、艺术、科学）和社会的广阔理解力。 这一项是前两者的基础，只有对文学、艺术、科学和社会有了了解，才会有人文关怀、公民意识，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坏，才能建立起“品性”。 一个对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有广阔理解的人，会有批判的眼光，知道哪些应欣赏，哪些应摒弃，比如种族主义、大男子主义、等级观念、专制主义、科学主义（即认为科学是万能的，其他都不重要）等是应被摒弃的，而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却应是被加强的。 对科学的了解，可以帮助学生知道物质世界的局限与可能。对艺术的了解，可以使学生更清楚人性的善恶，如何惩恶扬善。知道人是怎样一个有感情的动物，体谅别人，宽容别人。对社会的了解，可以使学生知道个人如何受到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影响，如何克服负面影响，提高生活水平。 探寻与创新知识 上面谈到博雅和专业教育的并重。一个人需要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提高人品，谓之博雅。大学还要培养学生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里某一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人文、社会和自然的世界极其复杂、微妙，探寻没有止境。研究永远需要创新。于是才有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学程，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的职称，要显示出知识的深厚，需要一批一批的人前赴后继、不断探寻，以加深并且创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对知识的探寻与创新，并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会感到很多政治、经济、社会的束缚。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全人”所必须具备的品质，会受到很多限制。 一部世界大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争取学术的独立与自由的历史，否则大学只会成为政治与社会（比如宗教）上利益集团的从属物，知识堕落，学术遭到窒息，社会退步，人民的生活普遍受到压抑。 道理如此，实行起来却并非易事。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完全自主，学术也没有能够做到绝对自由。在探讨大学发展史时，欧洲中古时期的大学附属于教会，学术也没有自由。后来在理性主义兴起后，政教分离，“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学术从教权主义中解放了出来。不过它又受到了政治的干预。政治无所不包，自然也包括大学。国家与社会重叠，大学只是国家或权力的学术工具。大学自主、学术自由没有存在的余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大学被麦卡锡主义搅得天翻地覆。就是在当代的美国大学，公立学校要受制于州议会通过其在校董会的代理人的监督与财政预算的控制，私立学校则受到通常是以商人为主的校董会的监督与控制。 不过美国大学的自主性和学术自由还是得到较大保障的。比如校长的遴选尽管最后是要校董会同意，但是选拔过程公开，有教员参与。教员的选聘或职务的解除也都由学校自己决定，校董会通常不会干涉。招生也完全是学校自己的事情。课程设置、研究项目与质量的控制，教员也有很高的自主性。在对知识的探索、真理的追求问题上以及研究成果的发表上基本没有禁区。 在大陆，大学的自主性和学术自由，尤其在人文和社科方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行政化”。不过政府似乎也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要“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等等。看来“去行政化”方面或许可以有些进步。但是进步会有多大，还不得而知。 今后能否像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和发展规划要求的那样“去行政化”，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只有“去行政化”，才能像蔡元培说的那样： “仿世界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任何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上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也不能代负责任。” 港澳台在大学的自主和学术空间方面，程度较高。其中一些管理比较完善的学校，其实可以和内地的一些学校多交流办学经验，也可以在某些领域合作办学。如此，港澳台的大学可以继续完善，也会给大陆大学改革提供一些经验。 服务社会 大学的第三个理念是服务社会。大学服务社会天经地义，关键是如何服务。将大学变为工具，像“文革”时那样，曲学阿世，是一种服务方式，但那样就失去了大学的自主性与学术自由。像现在有的学者那样作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也是一种方式，不过这些学者也同样失去了自主性与学术自由。理想的服务形式有哪些内容呢？ 首先，自然科学家将自己的研究转化为生产力，改善人们的生活，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服务之一。无论是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都是如此。袁隆平所研究出来的杂交水稻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就是一个例子。今天生活的便利，无论是飞机、轮船、大楼，还是电脑、电视、电话，没有一个能够离开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贡献。 其次，人文和社会科学家们也有自己的责任，需要将研究服务于社会。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谈到大学的责任时说，“社会责任是大学存在的相当重要的价值。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的学者应当站出来，写文章说话，发警世之言，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解决之道在哪里。大学的学者不应做破坏性的讲话，而是做建设性的讲话”。这也正是公共社会学所要求教授们做的事情。 前美国社会学会会长说：“我认为社会学的工作或实践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关于社会群体如何生活、社会如何成为可能、社会问题为什么产生等等方面的理论建构和证据发掘上面。我认为我们应该给这些研究注入一点道德的关怀。我不同意下面这个观点：即一方面，我们是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而在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公民生活中，我们可以走出去参加一个什么示威活动。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道德关怀结合起来。” 人文学科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研究目标就是文化、政治、经济、社会，这些方面出了问题，他们应该站出来讲话。这也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服务社会，尤其是为社会的公平正义服务，而不是只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确是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大学的理念，大学存在的理由。 大学不应该钻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大学要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去帮助建构一个公平、公正、自由、民主、富强的社会。这才是大学存在的价值。 如何能够像原南开大学校长毋国光所讲，在大学创造一种氛围，让社会看起来，这里是一个纯洁的学术殿堂，除了管理层的努力之外，还需要有教授和学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