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苦闷

李洁非：《遗民·苦闷》（钟山记忆） 一 清朝第三位皇帝爱新觉罗·胤禛，曾有这样一段话： 夫明末之时，朝廷失政，贪虐公行，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至于流寇肆毒，疆场日蹙，每岁糜饷数百万，悉皆出于民力，乃斯民极穷之时也。我朝扫靖寇氛，与民休养，于是明代之穷民，咸有更生之庆。吕留良岂毫无耳目，乃丧心昧理，颠倒其说，转言今日之民穷乎？（1） 这是雍正六年（1728），他讯问吕留良案要犯曾静的过程中，逐条批驳吕氏言论时所说。在他而言，以上每个字皆得谓之掷地有声、凿然可据。我们先前的讲述，不少地方也颇能为他佐证。总之，从历史事实角度乃至从道义角度，朱明被清朝取代，算得上情理蔼然。 然而，实际的情形则不如人愿。到吕案发生时，清朝入主中国已有八十余年。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汉人尤其是其知识分子，仍然很顽强地抗拒清朝统治，对明朝念念不忘。这让雍正觉得全然不可理喻。清初与晚明，二者气象之不同，孰明孰暗，昭昭在目。一个繁荣昌盛，一个腐朽没落；一个蒸蒸日上，一个暗无天光。谁应被歌颂赞美，谁应被批判唾弃，难道不一目了然么？可吕留良、曾静之流，罔顾事实，偏偏将丑陋不堪的明朝抱住不放，对蓬勃强大的清朝（《大义觉迷录》几次提到清朝版图的伟大）却极尽攻击之能事。这种人，说他们“丧心昧理”有什么不贴切呢？ 确实，一定意义上，道理在雍正这边，在清朝这边。 且不说明朝活该灭亡，不亡无天理，“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无论取代者谁，兴许也不比它更糟。如着眼于“实际”，清朝的入主还给中国带来诸多“好处”：一、它将半世纪的战乱敉平了，这意味着大规模死亡终得遏止：“明代末年，在战争、灾荒和瘟疫的三重打击下，中国人口减少了4000万”（2），“康熙十七年南方、北方人口合计约为1.6亿。康熙十七年以后，中国人口走出明末以来的低谷，开始了新的发展。”（3）二、疆土大大拓展，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分别有明万历十年（1582）图和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图，比较一下，差距惊人，整个蒙古、新疆和台湾，均于清朝才入中国版图。事实上，西藏也是；明虽设有“乌思藏宣慰司”，但仅为名义所属，并非实际控制，亦即不是中国一个行省。三、从一般人民“过日子”角度，比明末强太多，赋税总体上有相当的减轻（这也是因为有晚明作陪衬的缘故，后者在贪腐和战祸两个重压下，闹得太不像话），吏治大体肃清，人民基本可说“安居乐业”。以米价论，崇祯十六年每石值银三点三两（此仅指北京米价，至于别地，崇祯初即可高达每石值银四两）（4）；而“清初米价，正常价格，约在每公石合制钱六百文到八百文左右”，大致折银每石不足或略多于一两，雍正九年至乾隆五年之间，甚至低至每石不到四百文。（5） 类似的好处或实利，相当诱人和巨大。也因它，后来历史渐渐变成一笔糊涂账。例如有关洪承畴的是是非非。辛亥革命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直接取自朱元璋，意思当然是眼下的反清与朱元璋当年反元一脉相承。而据洪氏后人称，孙中山在日本筹款时，洪家一位旅日华侨洪汝辉见到他，当面提问：“先生致力于推翻满清政权，此固正确无疑。但对我祖文襄公事情有何评价？”孙答：“余致力唤起民众推翻满清，目的在于推翻其腐败帝制。洪文襄降清，避免了生灵涂炭，力促中华一统，劳苦功高。”了这个态，复赠《赞洪文襄》诗一首： 五族争大节，华夏生光辉。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满回中原日，汉戚存多时。文襄韬略策，安裔换清衣。（6） 其实，以我们知道的论，洪承畴投降似乎未曾如何“避免生灵涂炭”，尤其在清兵入关后，北方所以基本未闻屠戮，只因各地望风而降、未加抵抗，而南方，凡不肯降的地方，都发生大屠杀——比以后的日寇严重得多，日寇只搞了南京大屠杀，清朝则起码搞了扬州、江阴、嘉定三次大屠杀。故而，非得称赞洪承畴“功高谁不知”，大概只能落在“力促中华一统”、“满回中原日”这层意思上。用比较俗白的话讲，洪承畴投降，好就好在让中国版图大大扩张了。这，一是结果论，二是实利论——因有如此的结果和实利，我们对那件事便抱了好感与好评。京戏有《洪母骂畴》，演传闻已殉国的洪承畴，突然归家，母亲见他身着“胡服”，不由怒骂。这情节纯属演义（他的高堂跟他到了北京，过得好好的，顺治九年卒（7）），但孙中山诗中“安裔换清衣”的句子，却与剧情构成奇异的反差，“换清衣”为洪母所骂，在诗句里反而有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自我牺牲气概，以一人之忍辱换来全体汉裔的平安。 历史，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有趣的是，在洪承畴身上，不光后来汉人算糊涂账，清朝出于本身需要也搅浑水。本来，所谓洪承畴劳苦功高，起码对清朝而言确实如此。他的投降，是清朝在关外时取得的重大突破。入关后，在搞定南中国过程中，洪氏更居功至伟。江南既下，洪承畴便受命为江南总督，在这抵抗最激烈的区域，充分发挥才智以及本身为“南人”的种种优势，软硬兼施，宵旰吐握，为清朝啃下这块硬骨头做出不可埋没的贡献。之后，领衔平定西南那终极之战，把南明小皇帝朱由榔逼入缅甸只差捉到手，因病不支，乞休，返京后一年多病故。自归降至终，洪承畴对清朝来说可谓“死，而后已”了。然而乾隆四十一年（1776），他却被清朝列入《贰臣传》。这个“贰”字怎讲？我们都知道有个成语“忠贞不贰”，洪承畴原为明臣，后降清朝，显然没做到这一点，所以便“贰”了。这种情况，倘由明朝贬为“贰臣”还差不多，到头来竟是清朝给了他这样的评介。当然，“贰臣”还不是“逆臣”，清朝另有《逆臣传》，里面是些更坏的人。再者《贰臣传》亦非专门针对洪承畴，凡是由明降清的官员都列在其中。为什么通通一棍打死？且看乾隆上谕怎么说： 庚子，命国史馆编列明季《贰臣传》。……如王永吉、龚鼎孳、吴伟业、张缙彦、房可壮、叶初春等，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其人既不足齿，则其言不当复存，自应概从删削。盖奖忠贞，即所以风励臣节也。因思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畴，以经略丧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惧祸，带城来投。及定鼎时，若冯铨、王铎、宋权、谢陞、金之俊、党崇雅等，在明俱曾跻显秩，入本朝仍忝为阁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梦庚、田雄等，不可胜数。盖开创大一统之规，自不得不加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倖生？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8） 被点名的降臣，情形并不一致。像吴梅村，虽然归附却悔意颇浓；像洪承畴，则并不三心二意，始终着实用命。对此，朝廷本当采取不同政策，区别对待；结果一视同仁，洪承畴虽“鞠躬尽瘁”，也仍然落个“贰臣”下场。之所以这么搞，乾隆倒也打开天窗说亮话：当时为了得中国“开创大一统之规，自不得不加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如今，“事后平情而论”，则叛变行径不能鼓励，而要“奖忠贞，即所以风励臣节也”。 这样，有关洪承畴其人，就形成不可思议的怪现象——他所投靠的一方，后来在不屑、鄙夷中将他一脚踢开；而他所背叛的一方，后来反而对他赞赏有加，认为可以名留青史。 此即历史功利的一面，或者实利地对待历史而取的态度。雍正讯问吕案，振振有辞批判吕留良对于反清复明执迷不悟，也是从实利角度讲道理： 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乂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9） 尔等莫非是睁眼瞎？比之前明，大清带来多少实惠、好处，“三尺之童亦皆洞晓”，你们怎么就看不见呢？ 假如历史只有实利一种角度，道理肯定都在雍正和清朝一边，吕留良那种人和事也会从地球上销声匿迹。然而，并不只有这种角度。对于实利这一面，吕留良辈未必瞧不见，甚至未必否认。他们不一定不知道清朝的“好”和明朝的“不好”，就事论事，他们或许可以承认雍正所指出的并不差。就此大概用得着围棋里一句话：“胜负不在这里。”雍正所提质疑，与反清义士胸中所抱苦闷，不在同一层面。雍正觉得，大家有好日子过，岂不就万事大吉，还抱怨什么？反清义士却认为，“好日子”不表示一切；“好日子”之外，有更值得重视和追求的东西。 二 因而发生“遗民现象”。 我个人认为，至乙酉年南京投降、弘光皇帝被俘北狩，明代的政治历史就已画了句号。之后，浙、闽、粤、桂、滇以至缅甸，虽还有几个小朝廷，则不过是一些遗民奉了几位朱氏后裔为君，以托显自己的心曲。单论朱家本身，对于做皇帝不光信心尽失，意兴亦已阑珊。这从朱由崧身上看得清楚，杭州的潞王也是如此。这两人都相当爽快地交出权力，好像巴不得一切尽早结束。以后，隆武、鲁监国、永历诸位，除朱聿键还有些挽狂澜于既倒的雄心，别的对于身上责任都可说勉为其难。我们看乙酉年五月以后的态势，不免有奇特的发现：这时候，臣子对明朝的眷恋、忠爱，竟然远在王朝拥有者亦即君王之上；那座江山，主人弃之不惜，略无留恋，倒是臣仆不能释怀，为之寤寐难安。由此可知，游戏确已结束；犹如赌局之中，在庄家位子上呆得过久，以致失去刺激，大明王朝满面倦容、哈欠连天，无心再玩下去了。 虽则如此，我们的叙述却不以明朝政治生命终结为终结。 政治不是明朝历史的全部，尤其当着它结束的那段时间。南京之降，使明朝的政治历史画了句号，然而其后南部数省以流亡形态所维持的存在，却从政治层面之外使明朝历史话语继续延伸，乃至有所提升——我们姑且称之为明朝的文化历史，或者说文化上的存在。从隆武到永历，作为“政权”，都可忽略不论，乃至有不少娱乐的味道，多半只能博人一灿。但在精神层面或从思想文化属性看，这段历史意外地表现出相当坚实的质地。你不妨把几个小朝廷接踵而立给予喜剧的解读，透过那种前仆后继、屡败屡战，又分明体会到背后有文化上痛楚与苦闷的沉郁陈说。我们觉得整个中国朝代史，明亡的特殊性在于，不是落于“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这惯常主题，亦非皇帝就擒或死于非命能够作为标志；明朝之亡有个奇异的尾声，几乎持续一个世纪才告消散的“遗民现象”。在此流宕中，历史艰难却顽强地传递了一些可能是超越时空的信息。 三 历史的这个特别段落，从南京陷落之日即告开启。 先讲一段宜兴卢家的故事。那是个庞大悠久的家族，“族人千计”（10），崇祯十一年末因抗清壮烈阵亡的儒帅卢象升，便出卢家。卢象升有个弟弟卢象观，癸未（1643）进士，此时里居家中。南都变故后，象观即散家财，“聚乡兵千人”，准备起义。很快，宜兴城被清军占领，但广阔乡间仍未为其所控。卢家在乡下，距城六十里，象观举兵抗清消息传出后，短时间当中“乡镇拥众悉归象观，象观遂得乌合数万”。“乌合”，是指起义者完全是未经训练的民众。同时，哥哥卢象升的几个旧将，闻讯“亦归之”。象观决计领着这“乌合之众”，收复宜兴城。他从探报得知，城内“无兵，可取”，便“身率三十骑疾趋”，一马当先，大队人马反在其后。城内确实无兵，但原因是清军主要为骑兵，“驻营城外平原，盖利于驰突也”。有经验的卢象升旧将，听到象观突出的消息大惊：“书生不晓兵事，身为大帅，轻至此乎？”却已不及阻止，“即选精骑三百赴援”。象观等三十人虽然比较轻松突入城中，外营清兵却随后涌来。象观只能在曲巷与敌周旋，援兵赶来时，他已“颊中二矢”。杀出城，一路都被清军追击。象观等打算从水路退入太湖，最后没有成功，“众寡不敌”，“左右欲退，已扬帆矣”，但已抱死志的象观“持刀断索”，“曰：‘誓死于此！’不去，遂被杀。”反抗中仅卢家一家，“昆季子侄死者凡四十五人”。 这故事，在乙酉之变后清军克取东南（苏、皖、浙）的过程中，有相当的代表性：一、是纯自发的没有政府背景的抵抗，类似之事清军在渡过黄河前简直未遇一例，眼下却于各处城乡普遍遭逢；二、抵抗几乎全由士绅（知识精英）带头，他们在民族存亡关头以及国家或朝廷完全崩解的背景下，毁家纾难，倾其所有，献于抵抗事业；三、一般民众对于士绅所持道义不仅认同、呼应，且接受和追随他们的领导；四、这种反抗谈不上任何组织和规划，毫无秩序，既经不起理性的推敲，也不宜加以理性的质疑；五、所有参与者都未问成败，只为了在国破之际去点什么；至于带头之士绅，恐怕不是未问成败，而根本是在明知必败、抱以死志的心境中，毅然行此。对此，计六奇在讲述一桩桩类似事迹后，特写一条“总论起义诸人”，其云： 夫以国家一统，而自成直破京师，可谓强矣。清兵一战败之，其势为何如者？区区江左，为君为相者必如勾践、蠡、种，卧薪尝胆，或可稍支岁月。……至是一二士子率乡愚以抗方张之敌，是以羊投虎，螳臂当车，虽乌合百万，亦安用乎？然其志则可矜矣，勿以成败论可也！（11） 这番话，既不失理性，同时也不失正确。 《小腆纪年附考》第379页至第396页，以近二十页篇幅，记述了东南各地二十七起类似卢象观那样的自发抵抗。时间范围主要自乙酉年六月起，至闰六月二十七日亦即唐王朱聿键即皇帝位于福州止。这段时间，明朝失去国都、皇帝被俘，政治上处于短暂空白，故一切抵抗均为民间之自发、自主现象。所涉及地点，依今日区域，包括江苏吴县、吴江、武进、苏州、常熟、宜兴、江阴、无锡、常州、昆山、太仓，上海嘉定、松江，浙江余姚、绍兴、富阳、宁波、东阳、嘉兴、余杭、建德、长兴，安徽休宁、宁国、泾县、青阳、池州……将这些地名相互连缀，我们眼前可以浮现一张几乎完整的东南地图。而在每个地方，都各有卢象观式人物，仅自声名较著者言，如沈自炳、沈自X兄弟之于吴县，吴易之于吴江，顾杲之于无锡，沈犹龙、陈子龙之于松江，钱肃乐之于宁波，侯峒曾、黄淳耀之于嘉定，金声之于休宁，吴应箕之于池州……他们的故事，简直出自同一个模式：破家举义、抱必死志、无望而战、殉国以终。两个多月，唯一组织较好而显得不那么徒然送死的抵抗，便是阎应元、陈明遇等领导的江阴抗清，虽然最终仍不免于失败、惨遭屠城，但这弹丸小城却拖住清军二十余万八十天，令其三王、十八将毙命（12）。 自从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先从东到西，复由北而南，在同一个中国，清军遭遇却像杜甫的一句诗：“阴阳割昏晓。”北南之间，反差有如黑白。在北方，清军长驱直入、一路坦途，波澜未兴而江山易手；过了淮河尤其来到江南，惨烈抵抗陡然而起，义夫壮士络绎不绝。这种奇怪的差异，如今历史教科书绝口不提，更不会探讨，但在当时却是极为突出的现象，作为入侵者的清朝感受非常强烈，乃至“不解”——《大义觉迷录》中，雍正皇帝曾以一事质问曾静： 奉上谕：据山西巡抚石麟奏称：“晋省绅士百姓，愿将军需应用之驼屉、苫毡、绳索三万副，从本地自备车骡运送，至归化城交收。臣等遵旨，令地方官给价雇送。而各属士民，挽车策骡，争先装载，给以脚价，感激涕零，稽首称谢，不肯领取。急公效力，旷古所稀”等语。着将此折令杭奕禄发与曾静看，并讯问曾静：湖南、山西同在戴天履地之中，何以山西之民踊跃急公，忠诚爱戴，实能视朕为后；而湖南之民，乃有猖狂悖逆、肆恶扰乱之徒如曾静等，至于视朕如仇？此朕所不解。着讯取曾静口供具奏。（13） 同是中国，山西人对清朝那么“忠诚爱戴”，湖南却出了曾静这种“猖狂悖逆、肆恶扰乱之徒”，雍正对此“不解”。而我们知道，曾静私淑的老师吕留良是浙江人，换言之，十八世纪上半叶已过去一半以上时间，从浙江到湖南一线的南中国，反清意识仍很顽固，反清的思想也特别有市场。从这个事实，回看当年清朝初入中国，更能体会南北两地态度当何等悬殊。所以雍正的不解或困惑，颇为自然——如非一国，山西、湖南人态度截然不同，并无可诧异之处；既是同一国家，都曾为明朝子民，怎么一个可以很快地春风化雨，一个却如顽石那样难以感化？这其实是个很深的问题，雍正说他“不解”，可能真，也可能是为了揭批曾静故意装成“不解”（从《大义觉迷录》看，他对中国相关的思想渊源，不乏了解）。倒是当今中国人也许真的大多不甚了了。以现在贫乏的话语，当时山西、湖南之间这种差别，恐怕都用爱国、不爱国来表述。如这样，不光委屈、冤枉山西人，对于另一些人的顽固反清，也全不在点子上。山西人非“不爱国”，只是不大爱朝廷而已。而湖南人或南中国人的排满，根子上也不是爱朝廷。面对清朝，南北两地态度的反差，除开生存状况相对的足与不足，顶顶主要的还是历史—文化的原因。 四 总之，甲乙两年，一北一南，清人的所遇所见，恍若两国。民国初，孙静庵与钱基博先生（钱钟书父）讨论修撰《明遗民录》的意义，后者讲了一句话：“岂可使笑中原无人？”（14）当时确有这种状况——直至抵于扬州、遇见史可法前，清人大概一直暗笑“中原无人”，在这以后，才猛然发现并非无人，而是很有“人”，顶天立地，踵继而来。 南方、北方不是没有相同点，比如南京和北京一样，都上演了投降一幕；但关键在于，还有不同。率众武装抵抗是一种，个人自决绝命又是一种。 1645年下半年，对中国来说，不只有悲惨，也随时闪现悲壮。一批从品格到才具都很优秀的人，自主选择了有尊严的死。如弘光朝初期大学士、名臣高弘图，他为马士英、阮大铖等排挤，四疏求退，因是北方人，辞职后无家可归，而流寓绍兴，“两浙相继失守，弘图逃野寺中，绝粒而卒。”（15）他有一孤子相依为命，死前，专门托与谈迁（在南京时，谈迁为其幕客），然后独自避入竹园寺，从容绝食。如徐汧，他是复社领袖，阮大铖最后图谋陷构而未遂者，南都破，他留书两个儿子：“国事不支，吾死迫矣。”决心已下。及闻苏州不守，即于夜中自缢，但被仆人发现解救，未果。一个朋友试图劝之：“公大臣也，野死可乎？”他的回答相当凄凉：“郡城非吾土也，我何家之有？”终于闰六月十一日，“肃衣冠，北向稽首，投虎邱之新塘桥下死。”（16）据说他自尽时，千人在场共睹，所以他的行为已超越了个人之身死，而成为一次有关人格与民族精神的展示与垂范。如杨廷枢，复社之长，名满天下，国亡隐山中，卒被抓获，“大骂不屈”，押解时于舟中血书： 余自幼读书，慕文信国（文天祥）先生之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四月廿四日被缚，饿五日，未死。骂贼，未杀。未知尚有几日未死。遍体受伤，十指俱损。而胸中浩然之气，正与信国燕市时无异。俯仰快然，可以无憾。觉人生读书至此，甚是得力！留此遗墨，以俟后人知之。（17） 旋被害。读血书，可知杨廷枢执着于死的选择，意在“以身作则”，彰显心中存之已久的信念，上祧先贤、下启后人，俾使读书人精神使命薪火相传。 一时，勇毅之士层出不穷，果敢故事书之不尽。其中令人至为感佩，是当此重大关头，诸君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联翩联袂、彼此追随、同赴大义。读这些事迹，我都一再想到明代所特有的分别都达于极致的“两面性”——一面朽烂污秽无以复加，一面勃然向上、刚健劲拔之气直冲霄汉。 典型者如夏允彝，“闻友人徐石麒、侯峒曾、黄淳耀、徐汧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赋绝命词，自投深渊以死。”(18)同志皆死，则己即不能独存。侯峒曾之子侯玄涵，后来为他作传，详叙了经过： 镇帅以素闻公名，必欲致一见，且曰：“夏君来归，我大用之，即不愿，第一见我。”公乃书于门曰：“有贞妇者，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勿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遂尽斥其家人，赋诗曰：“少受父训，长荷国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贞。南都继没，犹望中兴；中兴望杳，安忍长存！卓哉吾友，虞求、广成，勿斋、绳如，慤人、蕴生，愿言从之，握手九京。人谁无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敬励后人。”诗竟，自投于渊。尸浮水上，衣带不濡。（19） 所提到的几位“卓哉吾友”，虞求为徐石麒，前吏部尚书，自缢死；广成为侯峒曾，投水死；勿斋即徐汧；绳如为吴嘉胤，南都事变时他出使在外，闻讯折返，拜方孝孺祠后投缳，为家人所阻，及薙发令下，乃再拜方孝孺，自缢死；慤人为何刚，与史可法共事，死扬州；蕴生为黄淳耀，与侯峒曾共同领导了嘉定起义，失败，偕弟黄渊耀缢于馆舍。遗诗中，夏允彝首先陈说自己所以活到今日，是“南都继没，犹望中兴”，而杭州投降后，则尽弃此念。此念一去，继续存世于他即无意义，想到同志好友多数已眠地下，不禁心向往之，愿和他们“握手九京”，九京亦即九泉。最后两句，尤为大哉：“人谁无死，不泯者心”，身死有什么，重要的是心和精神不死；“修身俟命，敬励后人”，死非为个人故，不是求自我解脱，而是以这行为激发、醒觉后世，我们今天的话是“为民族和历史献身”。在他的表率、垂范下，不过两年，他的公子、天才少年夏完淳也因抗清失败，以十七之龄慷慨就义。 这种相携赴义的情形，除友朋之间、父子之间，亦见于师生。 刘宗周不但为明末名臣，更是儒学一大宗匠，世称念台先生，所创蕺山学派，门生众广、硕学辈出。他死后，诸弟子于康熙年间为刻遗著凡四十卷，卷前列《蕺山弟子籍》，叶廷秀、祁彪佳、熊汝霖、陈子龙、周X、陈洪绶、黄宗羲、魏学濂、张履祥、陈确、仇兆鳌、万斯同、毛奇龄……如许卓砾英才，悉列蕺山门下，豪华夺目，令人屏息。 《甲申朝事小纪》： 顺治二年五月，王师下江南。六月，下杭州，潞王常淓降。宗周方食，闻报，推案恸哭，自是遂不食。有以既谢事劝者，宗周曰：“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不死，以身在田里，尚有望于中兴也。南都之变，可以死，犹可以不死，主上自弃其社稷也，尚望继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身不在位，不当与土为存亡耶？”（20） 和夏允彝一样，他也谈了关于死的决定和思考。北京之变时不死，是因一身无现职，二尚有望于中兴；南京之变时不死，是因朱由崧自弃社稷，未足为之放弃国家的希望；如今，杭州亦降，国土沦亡，身何所托？可以看出，他的决定冷静而有条理，是一步步推究而来，故而无可动摇。他于澄明的反思下，以内省者的安详，去完成毕生最终的求义：“出辞祖墓”，从西洋港跃入水中，水浅未死，为人扶出；之后开始绝食，绝食二十三天，仍未死；继而禁水，连续十三天滴水不沾，其间“与门人问答如平时”(21)，闰六月八日，与世长辞。 我于书行之间，渐次跟踪刘宗周三十六天的漫长死亡经历，一个内外静穆的思想者雕像，凿然而立。我们景仰托尔斯泰、甘地那样的人物，以为中国不曾在精神专注、肃然、坚忍及强大上有堪与比美并论者，刘宗周的死亡仪式以其不动如山的内心世界，完全扭转了我的看法。由此，进而追询文化与精神上我们如今为何难以摆脱一种“自卑”或不足，方意识到是因刘宗周这样的人和事，离我们已太过遥远，而目力所及却无从寻找这种沉潜的意志和自持力。从清朝起，对知识者的精神戕害和人格矮化持之以恒，致其一如龚自珍“病梅馆”中的病梅。就此言，刘子之死对中国精神史而言实有深远的象征意味。 蕺山门生，死者甚夥。祁彪佳甚至死在老师前头： 北兵至杭州，彪佳约刘宗周起义，不果。及贝勒檄诸生投谒，彪佳语妻商氏曰：“此非辞命所能却，若身至杭州，辞以疾，或得归耳。”阳为治装将行者，家人信之不为意。至夜分，潜出寓园外放生碣下，投水死。先书于几云：“某月日已治棺，寄蕺山戒珠寺，可即殓我。”其从容就义如此。(22) 我们再次为“宁静之死”所打动。查《祁彪佳日记》： （闰六月）初四日，叔父及文载弟、奕远侄皆有书来，力劝予出武林（杭州地名）一见。云：“一见则舒亲族之祸，而不受官仍可以保臣节。”(23) 此为日记最后一篇，下有注曰：“先祖忠敏公所纪止于是日，初六日五鼓殉节。”从中可知，祁氏之死确系“贝勒檄诸生投谒”所致，而他既决不肯，又不愿连累亲族，于是安然诀爱妻，黎明前独死。他死后，女儿德茞写《哭父诗》：“国耻臣心在，亲恩子报难。”上半句明大义，下半句言亲情；“在”“难”二字，一铸尊严，一写伤恸，“时人传诵之”(24)。 有个并不出名的刘门弟子王毓蓍，老师绝食期间，他上书说：“愿先生早自裁，毋为王炎午所吊。”王炎午是南宋太学生，曾作《生祭文丞相》文，“速文丞相死”。自然，那并不是担心文天祥怕死，而是以这方式互激正气。王毓蓍引此典故，除了相同的意思，还隐含自己将死在老师前头的决心。以下情节，风流蕴藉： 俄，一友来视，毓蓍曰：“子若何？”曰：“有陶渊明故事在。”毓蓍曰：“不然，我辈皆声色中人，久则难持，及今早死为愈。”至是召故交欢饮，伶人奏乐，酒罢，携灯出门，投柳桥下，先宗周死，乡人私谥正义先生。(25) 在我们平常人眼中，王毓蓍已是拔俗的英雄；而他却在行大义之前，冷冷谈论自己人格的不足，认为不配攀附陶渊明，不必将自己想象为陶渊明第二，因为没有那种定力。连同为自己安排的就义方式，也包含不讳缺陷的意识，最后一次痛享人生之乐，“携灯出门，投柳桥下”。他一边向生命投以眷爱，一边却舍了生命。死得通透，死得自由。 五 从最严格意义讲，上述诸人不算明遗民。他们怀抱与国土共存亡之旨，国不存，己亦亡，选择牺牲，拒绝入清。他们属于殉国者。 更多的人不曾死。他们随着时间，自然而然进入清朝，却以自我放逐的方式，截断与现实的关系，在个人范围守住对明朝的认同。他们身托于清而心存乎明，乃真正之“遗民”。 这些人的由明入清，有各自不同的情形。最常见的为三种，一是明亡后不弃武装反抗多年者，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在此列；二是认为与其一死、不玷清白，不如不死，留在世上跟清朝捣乱，作个人抗争者；三是一度惜命不死，乃至腼颜乞生、身有污点，日后终能迷途知返、晚节自救者。 第二种情形，我们讲一个例子：叶尚高（一作尚皋）。他是浙江乐清人，诸生。南京、杭州相继沦陷，浙江士子一时殉国颇多，叶尚高则明确表示了不赞同。他有如下阐释： 与其自经于沟渎，何如托之佯狂，以嬉笑为怒骂，使乱臣失色，贼子寒心，则吾死且无遗恨也。故或赋诗以见志，或托物以寄情，或击柝于中宵，或持铎于长夜，无非提醒斯世，使人类不等于禽兽耳。(26) 他绝非逃避死，更非怕死。而是觉得，一死了之多少有些草草，未尽余力。活着，“托之佯狂”，无论赋诗、借题发挥、在静夜中闹出动静……虽无济于事，却是一种表示、一种警醒，抑或骚扰。此意实与鲁迅《狂人日记》同。他确实这样身体力行，俞樾《荟蕞编》述： 永嘉狂生叶尚皋，字天章。顺治丙戌（1646）秋，瓯（温州别称）始归附。尚皋婆娑市上，或歌或泣，或优人状。家有妻女，皆弃不顾。夜则偃卧市旁，或数日不食，如是者八阅月。丁亥（1647）仲春上丁（即丁祭，祭孔之日），狂益肆。(27) 他将尚存之一息，尽用于抗争，而不愿徒死。他其实是要以这种方式，通向死亡。“陈诗孔子庙，横甚。”于是被抓。入了监牢，他知自己已尽完了最后的气力，“一日，取毫楮作自叙，赋《绝命诗》，以手扼吭而毙。”(28) 活着，非因苟且，而是视为余力，去做个人的拼争。这是从叶尚高到吕留良，很多明遗民的生命意义。 六 披阅史志，一日掩卷之余，忽然闪出这样的认识：既非殉国的烈士，亦非矢志不渝、一息尚存便尽其绵薄的抗争者，相反，倒是某些名节有亏、曾入泥淖的转变者，于遗民现象的表现最有力焉。 不妨明言，这认识来自钱谦益的《有学集》。这是他乙酉年以后或者说主要是入清后的作品结集。 截于乙酉年，我对钱氏印象极差。那种感受，甚至引起了对东林—复社印象的一定动摇。我很不明白，以钱氏低劣的人品，居然在这个进步的阵营中引领风骚、深孚人望，道理何在？从甲申国变后南都定策，到乙酉五月南京投降，钱谦益没做过一件让人佩服的事。他力主迎立潞王，漂亮的说辞是潞王较为“贤明”（其实并无此事），内里则的确是以党私摒弃纲伦，所以客观上授人以柄，使得马、阮等能够掌握主动，连累史可法被逐出南京，最终令弘光朝一开局就建立在不利的政治基础上。而造成这种局面后，钱谦益又尽显小人态，曲结马士英，几乎可以说沆瀣一气。又在最后关头，端出道学架子，阻止朱由崧迁都。而最为不齿的，是他转瞬之间变成降敌者，与赵之龙分别领衔文武大臣，献国都于清朝。 《小腆纪年附考》曾引乾隆皇帝的话：“谦益一有才无行之人。”徐鼒且附以“真万世斧钺之公哉！”的评论。(29)如仅至乙酉年止，此论允谓精当。然通观钱氏一生，则既不精当，更谈不上公正，实际反倒应说是恼羞成怒的泼污之言。为什么？因为钱谦益于其后期生涯，大觉昨非，深切忏悔，抽身而退，以遗民姿态终死。对此，作为清朝皇帝的乾隆，詈以“无行”颇自然，而在钱氏本人，我们却认为是去“无行”而就“有德”。 钱氏投降后，官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但在职仅六月，即以病为由辞归。那时他五十三岁。康熙三年卒，终年八十四岁。注视这一时间表，我意识到两点：一、钱氏抽身极早；二、他用剩下的绝大多数光阴证实并守住了气节。 他的告归，名为身疾，实出心病；这样的消息，可以透过归里后的诗作而看出。《有学集》有两首写给著名遗民林古度的诗： 抗疏捐躯世所瞻，裳衣戌削貌清严。可知酌古陈同甫，应有承家郑所南。 文甫为人陈亮是，兴公作传水心同。永康不死临安在，千古江潮恨朔风。(30) 诗题《观闽中林初文孝廉画像读徐兴公传书断句诗二首示其子遗民古度》。林初文是林古度之父林章的表字，嘉靖间抗倭志士。诗中，“陈同甫”和“永康”都是指南宋爱国者陈亮（他是永康人）；郑所南是南宋遗民，曾有诗句“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曾重受别人恩”；“水心”即南宋大儒叶适，他与陈亮为挚友并给他写了墓志铭，也是当时有力的主战者。抗倭、陈亮、郑所南、叶适……这样一些故事、英名布满诗行，所堆砌起来的是什么意象，不待明言。更何况最后那句“千古江潮恨朔风”，“朔风”之指一目了然，“千古江潮”四字则道尽东晋以来长江所见证的一揽子历史，至于“恨”字，简直就溢于言表了。此诗之作，据编者目录所示，时间范围“起乙酉年，尽戊子年”，亦即最迟不超过1648年。 倘使诗篇由于用典的缘故，语意多少有些曲折，那么到了文章里，钱谦益的“立场”就彻底袒露无遗了。我们来看他为路振飞写的一篇纪念文章。据文首“故太傅路文贞公薨于粤。后十年，长子泽溥，迎柩来吴，葬洞庭之东山，属昆山归庄撰行状，请余书其墓隧之碑”，可知写作时间为1659年（路振飞卒于永历三年，即1649年）。路振飞以前我们多次提到，他在甲申国变至南都定策这段非常时期，扼淮阴要冲，整甲缮兵，保民全境，一切井井有条，气象甚严，但因忤犯马士英，被后者以其党田仰所代，弘光末，更遭到马党纠问，险兴狱；南京、杭州继失，他追随朱聿键于闽粤，1646年“道卒于顺德”。钱氏此文，对这位南明良臣极予褒扬，强烈突出“善类”之谊以及对立面“丑类”之恶，如云： 当是时，阁部史可法以孤镇扬州，倚公为左右手。公每奏捷，阁部飞章亦至。士英忌滋甚。 而比之褒善贬恶，更惊人的是钱谦益毫不屑于隐讳他的明之遗民态度，对清朝军队公然以“北兵”相称，且全文一律奉明朝正朔。如曰：“乙酉八月，唐王即位于福州，改元隆武”；专门称颂路振飞“造隆武四年历，用文渊阁印颁行，所以系人心、存大统也”；对路振飞生卒年，则书为：“公生于万历庚寅九月二十五日，座于永历三年己丑四月二十二日”，将清朝纪年彻底摒而不用。其果敢也若此！文章又特意记存、彰显路振飞的临终遗言：“生为明臣，没为明鬼。”复于未尾自称：“崇祯之终，永历之始。有臣一个，敬告青史。”而与传主求得完全的精神认同与共鸣。(31) 假如碑文墓表这类东西，还有作秀或被怀疑作秀的余地——在古人，此类文章不少实属虚文——那么，他为门生瞿式耜所写悼文就没有任何作秀的必要，而完全是真情的流露了。此盖出三点：其一，只是写给自己看的，不是为了拿去示人；其二，作者与对方情谊非同一般，无秀可作；其三，此文之写，纯因感兴迸发，积郁之深，而致笔不能不命。 说到南明后期的历史和政治，瞿式耜便是最最重要的人物；如果弘光间第一人是史可法，那么永历朝的这个位置该属于瞿式耜。他们两位，品格、价值、作用都极相似。瞿氏在南陲独撑大局，行状堪比刘备托孤之后的诸葛亮，永历四年（1650）在桂林被捕，慷慨就义于仙鹤岭。 早在三十年前，瞿式耜即拜钱谦益为师，师生间情深谊厚，牧斋第一部文集《初学集》，即由瞿式耜率众同门熬心费力为老师刻成。晚年钱谦益忆及当初，仍为之铭肤镂骨： 《初学》往刻，稼轩（式耜号）及诸门人，取盈百卷，敢假灵如椽之笔，重加删定，汰去其蘩XX駮，而诃其可存者，或什而取一，或什而取五，庶斯文存者得少薙稂莠，而向所自断者，亦藉手以自解于古人。(32) 而在政治和仕途中，多年来瞿式耜无愧师门，反倒是钱谦益作为老师尊严扫地。乙酉后，师生二人，一个曾腼颜苟且，一个却履仁蹈义，可谓渭浊泾清。我没有凭据说钱谦益幡然省悔，中间有学生刺激的作用，但推而想之，如此忠肝义胆的学生，必能令为人师表的钱氏扪心难安。 自从瞿式耜南下抗清，钱谦益即与之消息睽隔。他自然知道这位得意门生在做什么，只是无由沟通交流。而痛悔以来，他其实必有满腹心曲想对式耜言说。事实上，他连瞿式耜牺牲就义的消息也毫不知情，而是足足过了十年，突然闻此噩耗。刹那间，苦痛伤悲，百感交集；此正是文前之序所言： 瞿临桂（瞿氏受封临桂伯）以庚寅（1650）十月殉义于桂林。越十年辛丑，厥孙昌文以《粤中纪事》一编，缮写来请。于时五日（端午节），方食角黍，放箸而叹，援笔凭弔，遂以《角黍》命篇。(33) 端午之日，方食糯粽，由屈原想到了瞿式耜———这既是钱谦益对门生的评价，同时未尝不是一种揽镜自嫌。为了表示以式耜比屈子的意思，文章特意采取了楚辞的文体。写得最用力的，是这几行： 屈子沉魄于水府兮，吾子煅骨于灰场。扇腥风于毒炭兮，炎桂林为昆冈。藏吾血三年而成碧兮，虽燔飏其何妨。(34) “腥风”即满清，古时常以“腥膻”蔑指异族。它们说，屈原沉冤于水泊，式耜献身于战火；而燃起战火的，是满清这“腥风”、“毒炭”；式耜虽死，碧血丹心与世长存，虽化灰烟又何损于他？笔尖流泻这些词句时，钱谦益应该是为平生得学生若此而欣慰和光荣吧？“吾子”换成今语，好比称“我们的瞿先生”，是既敬重而又亲切热烈的口吻。 钱氏晚年，深为失足而痛楚，自责之苦无以复加。如与《江变纪略》作者徐世溥（《清史稿》作徐士溥）通信时说： 丧乱已后，忽复一纪，虽复刀途血道，频年万死，师恩友谊，耿耿余怀。自惟降辱死躯，奄奄余气，仰惭数仞，俛愧七尺。邮筒往来，握笔伸纸，辄复泪渍于衽、汗浃于北。声尘寂蔑，与吾巨源（徐世溥的表字），积不相闻，职此由也。 一纪，即十年。“数起于一，终于十，十则更，故曰纪也。”(35)就是说，至此钱、徐十年未通音讯了，原因是钱谦益无地自容，回避和故人来往。从信中看，这次亦是徐世溥因写《江变纪略》，欲就史事请教钱氏，而主动联络。“《江变纪略》，假太子者，一妄男子，谓是王驸马，亦非也。”这是钱谦益回答对假太子王之明案的看法。而我对以下一语很感兴趣：“旧辅，腐儒也，当少为赞予，以旌愚忠。”“旧辅”者，应系弘光间某大学士，但不知指谁。史可法、高弘图都不算“腐儒”，王铎似乎有点“腐”但却是假装的，其人心思颇滑，何况钱谦益不可能认为他值得“少为赞予”，故而这句落在谁身上尚待琢磨——此题外话也。 又于致方以智信中，以“乱后废人”自况，形容余生有如“昏天黑地，从漫漫长夜中过活”(36)。而自审、忏悔最深的一次，是将届八十之前，就族弟等欲为之祝寿而写的求免信。时在1661年，族弟钱君鸿提前给钱谦益一信，并附六百字长诗，“期以明年初度，长筵促席，歌此诗以侑觞。”钱谦益回信，说“开函狂喜”，然而“笑继以忭”，“俄而悄然以思，又俄而蹴然以恐，盖吾为此惧久矣。”活着或生命，于他，长久以来已如一块巨石。他觉得当不起祝寿这样的事。他比较了“祝”和“呪”这两个相像的字，“夫有颂必有骂，有祝必有呪，此相待而成也。有因颂而召骂，有因祝而招呪。”族弟虽出“颂”“祝”无疑，但自忖庆寿对于自己这种人却只有“骂”“呪”的意义。他严厉地自我谴责： 少窃虚誉，长尘华贯，荣进败名，艰危苟免。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册府。濒死不死，偷生得生。 认为自己一无足取，全为失败之人生。人生如此，祝寿便是挨骂：“以不骂为颂，颂莫祎焉。以无呪为祝，祝莫长焉。”于是再次恳求：“子如不忍于骂我也，则如勿颂。子如不忍于呪我也，则如勿祝。”(37) 古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又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犯错，当然最好，但这样的人，世间少之又少。真正的恶，不在犯错，而在怙恶不悛，这才是分水岭。当代中国，不乏才情、地位、名望与钱谦益相埒并同样有很大污点的文人，但最终像他这样反躬自责、伯玉知非的，吾未之闻。读《有学集》，钱氏后三十年几无一日不在自审、自责中，哪怕只是读书这种平常事。他在致友人信中说，一日读《宋遗民传》，至“宋存而中国存，宋亡而中国亡”一句，即“抚卷失席”(38)，坐都坐不住。尤要指出，在钱谦益反思、悔过绝非嘴上说说的口舌之美。辞官不做、自我放归仅为其一，他自赎前愆更表现在倾其所有支持抗清义举。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云： 先生平生多难，或以货免。晚岁破产饷义师，负债益重。(39) 钱死后不久，讨债者即打上门来，柳如是竟至被逼自缢身亡。他死前还有一个故事：“卧病于东城故第，自知不起，贫甚，为身后虑。”所谓“身后”，是指棺木。这时，正好黄宗羲、吕留良等来探望，钱氏即以心事相告，同时提到有位当官的求其三文，“润笔三千”，但自己已不能捉笔，要黄宗羲代写： 先生自言贫困，以三文为请。太冲请少稽时日，先生不可，闭太冲书室，自辰至亥，三文悉就。《南雷诗历》云：“嘱笔完文抵债钱。”盖纪实也。(40) 曩者，曾从零星诗文粗知黄、钱交谊一直相厚，当时不解，以黄太冲疾恶如仇乃至不免刻薄的性情，怎能容下有偌大污点的钱谦益？及读《有学集》，释然。 七 《桃花扇》最后一出“余韵”，苏昆生登场道： 自从乙酉年同香君到山，一住三载，俺就不曾回家，往来牛首、栖霞，采樵度日。(41) 我们可以把“余韵”两个字换成“遗民”，孔尚任就是这个意思，只是不便写成那样而已。苏昆生登台时的姿态，是当时一种典型的遗民姿态。他们遁迹荒野、不入城市——城市乃现存体制之实体，他们以脱离和拒绝之，表示自外于体制，同时自认是有家难回乃至无家可归的人。 徐汧虎邱自尽，“公长子孝廉枋，自公没后，杜门不入城市。”(42)杨廷枢也是先隐山中，然后被捉被杀。 孙奇逢，明万历二十八年举人。入清屡征不起，携家入五公山，子孙耕稼自给，门人负笈而随。卓尔堪《明遗民诗》：“顺治初，祭酒薛公所蕴具疏让官，兵部侍郎刘公余祐及巡按御史荐剡上，先生坚卧不起。苏门为康节、鲁斋读书之地，泉石幽胜，遂移家筑堂，名曰兼山，读《易》其中。……有请问者，随其浅深倾怀告之，无不人人自得，即耕夫牧竖亦知尊敬，时节花放，邻村争置酒相邀，儿童皆欢喜相就曰：我先生也。年九十二卒。”(43) 李确，字潜夫，崇祯六年举人。《嘉兴府志》：“潜夫本名天植，明崇祯癸酉举人。后改今名，遁居龙尾湫山，往往绝粮，闲绩棕鞋。……长吏守帅闻其名，访之，辄逾垣避。年八十二，预知死日，赋诗偃卧，乃卒。”(44)他有位同志郑婴垣，“年八十一，无妻无子，兼无食，性高傲物，不肯干人，真介守者。冻死雪中。”李确以诗赞：“白雪堆中一遗民。”(45) 大儒陈确“乙酉后，静修山中，几二十年”，“入清后弃诸生，读书深山”。(46) 也有别的方式，如“祝发为僧”、“闭门不出”和“不仕”。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谓之“或死或窜，或缁衣黄冠，变易姓名，不可胜数”(47)。常熟贡生杨彝“既入本朝，杜门不出”(48)。邢昉“身隐无用，拾湖中菱芡菰米，不自给”(49)。湖南宁乡贡生陶汝鼐“顺治十年，罹叛案论死，陈名夏嘱洪承畴宽之，然犹羁系年余，至十二年始得脱然”，遂祝发，为赋诗：“辽鹤乍来城郭变，枯鱼纵去江潭平。归欤莫负雄慈力，好着袈裟安钓耕。”(50)“四公子”之一方以智，“南都陷，以智徒步走江、粤，顾自是无仕宦情……放情山水，觞咏自适，与客语，不及时事。楚、粤诸将多孔炤（方孔炤，前湖广巡抚，以智父）部校，欲迎以智督其军，以智咸拒谢之。永历三年，超拜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不拜。……平乐陷，马蛟麟促以智降，乃舍妻子，为浮屠去。”(51)钱邦芑在黔为巡抚，张献忠旧部孙可望至，他退居余庆县蒲村讲学，孙逼他出来做官，于是祝发拒之，号大错和尚，学生中追随者竟多达十一人。其《祝发记》云：“是晚，余遂祝发于小年菴……是时门下同日祝发者四人……次日祝发者又五人……时诸人争先披剃，呵禁不得，余委曲阻之，譬晓百端，余乃止。先后随余出家者，盖十有一人，因改故居为大错菴，俾诸弟子居之，共焚修焉。”(52) 尚有大批知识分子逃往海外。其中最著名的是朱舜水，本名之瑜，舜水是他的号。南都亡，东渡日本，“思乞师”，未成。邵念鲁《明遗民所知录》：“浙东败……之瑜之日本乞师……会以大定，乃留东京。自国王以下，咸师奉之。为建学，设四科，阐良知之教，日本于是始有学，国人称为‘朱夫子’。”(53)对日本文化贡献极著，旅居四十年，终葬日本。 关于明遗民流寓海外的情况，《明遗民录》无锡病骥老人《序》，提供了一些数字： 尝闻之，弘光、永历间，明之宗室遗臣，渡鹿耳依延平（郑成功）者，凡八百余人，南洋诸岛中，明之遗民，涉海栖苏门答腊者，凡二千余人。(54) 　　 这或为古代最严重的一次精英流失。以当时读书人之稀少，加上“遗民”多半身有功名，这逃往台湾或南洋的三千人，应是中国的菁华。 八 如将不入城市、逃释、不仕、避居海外等诸多情形加在一块，明清鼎革之际，中国人才流失将达非常严重的程度。这不可能不表示文化的零落。满清当局一度为此窘迫，他们到处寻访“贤逸”，征召、拜求，却每每碰钉子，吃闭门羹。《桃花扇》剧终前，有位捕快登场： 三位不知么，现在礼部上本，搜寻山林隐逸。抚按大老爷张挂告示，布政司行文已经月余，并不见一人报名。府县着忙，差俺门各处访拿，三位一定是了，快快跟我回话去。(55) 这当是真实的情节。人才匮乏，当局竟至强行“拿人”，可见知识分子怎样普遍的不合作。 为解决问题，当局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 软的一手，即以科举相诱。这一点，与蒙元不同，或者说吸取了蒙元的教训。孟森先生指出：“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举，至亡国时为极盛，余毒所蕴，假清代而尽洩之。盖满人旁观极清，笼络中国之秀民，莫妙于中其所迷信。始入关则连岁开科，以慰蹭蹬者之心。”(56)任何时候，总有利欲之徒，清初自不例外。《柳南续笔》录有一首讽刺诗，即反映这类情形： 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57) 夷、齐即伯夷和叔齐，他们“耻食周粟”，隐首阳山。诗中借这典故，嘲笑在科举诱惑下轻弃初衷的“遗民”。对这些渴求功名的人，当局此手颇能奏效，以致后来还闹出丁酉（顺治十四年，1657）南北二闱的大丑闻。 矢志不渝者也并不少。对他们，软的不行，则“继而严刑峻法”，“以刀锯斧钺随其后”。(58)这方面的情形，尤见于东南一带。盖因彼处既为明兴之地，同时，立于乡绅-民间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再组织情形，或者说以士夫为中心的新型领导权，发育最充分。为此，清朝在那里重拳频出，屡次制造大案、惨案，以期摧毁当地的知识分子集团。其荦荦大者，是“奏销”“哭庙”两案。 “奏销”一案，发生于辛丑年（1661），标志是正月二十九日康熙皇帝的一道谕令。所谓“奏销”，是国家财政工作的一个内容，即每年征收钱粮，据实报部奏闻。康熙这道后称“奏销令”的旨意这样说： 谕吏部户都：钱粮系军国急需，经管大小各官，须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为称职。近览章奏，见直隶各省钱粮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系前官积逋贻累后官，或系官役侵那借口民欠……(59) 孟森先生说，从表面看，该谕“固亦整顿赋税一事，非不冠冕”(60)；但内涵哪里是表面那么简单而堂皇，否则，有清一代不至于讳莫如深，“二百余年，人人能言有此案，而无人能详举其事者，以张石州（清中期大学者张穆）之博雅，所撰《亭林年谱》中，不能定奏销案在何年，可见清世于此案之因讳而久湮之矣。”(61)《东华录》内仅存上述上谕，“官书所见止此”，其他一概抹掉。而“私家纪载自亦不敢干犯时忌，致涉怨谤。今所尚可考见者，则多传状碑志中旁见侧出之文”(62)。这就难怪张穆距此事不过百年，却连它的发生年月都已不能确定。 “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是不是事实？的确是事实。不过在它前头，却先有别的事实。董含三《冈识略记》： 江南赋役，百倍他省，而苏、松尤重。迩来役外之征，有兑役、里役、该年、催办、捆头等名；杂派有钻夫、水夫、牛税、马荳、马车、大树、钉、麻、油、铁、箭竹、铅弹、火药、造仓等项；又有黄册、人丁、三捆、军田、壮丁、逃兵等册。大约旧赋未清，新饷已近，积逋常数十万。(63) 换言之，江南拖欠钱粮不假，然而不得不拖、不得不欠，因为负担太重，根本无法完成。负担这么重，有三个原因。两种可以摆到桌面上，一种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第一，开国之初，多处用兵，南方和西部皆待大定，也即康熙上谕头一句所说“钱粮系军国急需”。第二，江南为天下财赋所出，他省经济生产远为不如，故为朝廷所特别倚重，这倒不独清朝为然，在明代也如此。最后一条，不能拿到桌面上来，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东南乃前朝势力最顽固地区，在满清而言，加重负担乃有意为之，严苛其政以收打压、降服之效，在当地绅民而言，一方面不堪重负，一方面也确实不肯逆来顺受，有反抗情绪。总之，事情表现于赋税，实质还是政治。 对撼和冲突所以在辛丑年表面化，有其特殊原因，此即在这一年，顺治朝结束而康熙朝开始。顺治皇帝虽为满清入中国后首任君主，却非所谓身怀“雄才大略”的一位，在位十八年，统治不曾达于“铁腕”程度。这也就是“遗民”处境何以一度还算宽余，不至于岌岌可危。比如刚才写到的钱谦益，反清情绪、态度乃至行为，都不甚隐晦，但状况大致平稳，有了麻烦经过疏通亦可化解（金鹤冲《年谱》所谓“多难，或以货免”）。黄宗羲是更明显的例子，他直接投身武装抗清直至顺治十年，其间虽遭满清三次通缉，但中止行动后也就不了了之，回乡从事著述至终。 辛丑正月，顺治刚刚驾崩，整个态势当即急转。继任者玄烨以八岁之龄，却显出了他父亲始终所不具备的“雄才大略”——继位仅二十天，就下达导致奏销案的新令，这是他六十一年统治生涯诸多重大决定中的第一个。从这时起，清朝将连续迎来三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康熙、雍正、乾隆，一个比一个铁腕。经过康、雍、乾三朝，遗民现象土崩瓦解，满清真正实现了精神思想方面的铁屋建设。 具体情节方面，还有一位煽风点火之人，他便是时任江南巡抚的朱国治。为逢迎旨意，朱国治编制了一份拖欠人员的庞大名录，其中多有虚报不实内容，“造欠册达部，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64)康熙大怒，令“十年并征”，要将十年来拖欠的一并征缴。试想，赋税之重，一年完额都难做到，十年并征如何可能？然而，朝廷用心也许本就不在可能与不可能，而在于借题发挥、借机发难。孟森指出“以积年蒂欠取盈于一朝，本非正体”： 但朝廷当日实亦有意荼毒缙绅，专与士大夫为难。(65) 或许，这便是明知所令蛮不讲理、几无可行性，却断然行之的内幕。 这点醉翁之意，藉若干离奇之例，窥之益明： 辛丑奏销一案，昆山叶公方霭以欠折银一厘左官，公具疏有云：“所欠一厘，准今制钱一文也。”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公盖为己亥（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及第第三人云。(66) 过错如此之轻，而惩处如此之重，全不成比例。由此可知，“拖欠”之名，即便有一定实指性，却相当程度上是虚晃一枪。借奏销为由，制服江南并狠杀士夫风气，才是清朝的“百年大计”。我们曾讲过，中晚明时代，传统君权独大局面，日益被新崛起的士夫（知识分子）领导权分其秋色乃至削弱，这种势头，不惟见于朝堂，亦见于社区基层之日常生活，而在文教最发达的东南一带尤为显著。此趋势对于中国所固有的传统君权已大为不利，对于以异族而入主中国的清朝则更为不利。 随奏销案而后续出现的严重辱躏士绅现象，大大超出了追收钱粮的范围与需要，而更清楚地显现出当局的真实意图。时人于私人通信中，描述亲眼所见的惨状： 江南奏销案起，绅士絓黜籍者万余人，被逮者亦三千人。昨见吴门诸君子被逮过毗陵，皆锒铛手梏拳，徒步赤日黄尘中，念之令人惊悸，此曹不疲死亦道渴死耳。旋闻奉有免解来京指挥，洒然如镬汤炽火中一尺甘露雨也。(67) “令人惊悸”是关键，当局想要的大抵在此。而当时汉族知识界对于奏销案的深刻用意，其实了然于心、洞若观火。《景船斋杂记》载，福建考生崔殿生“素志欲谒孔林”，他趁去北京“入对”之便，造访曲阜孔府： 圣裔（孔府继承人）密语殿生云：“暮秋八月，陵（孔氏陵墓，即孔林）中哭声动天地，百里尽闻，三昼夜而止，其吾道将衰乎？”比顺治辛丑八月，遂起奏销之祸，罪及孔氏，殆先征耶？(68) 故事未必果有，虚构可能性大；然而，不在事真，而在叙事中透出的“舆情”——亦即士林普遍认为，奏销案明里整顿赋税，实质则是整治知识分子。 与奏销案相穿插，又有哭庙一案。哭庙与奏销，有关联、有区别。关联为俱因钱粮而起，幕后黑手都是朱国治。区别是：一、哭庙案仅限苏州一地；二、士绅首先发难；三、死了人。 话说顺治十七年底，苏州府吴县来了一位新任长官，名叫任维初。初来乍到，就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