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商业贸易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第21卷第3辑 2006年7月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JournalofChineseHistoricalGeography V01．21，NO．3 Jul．，2006 五代十国时期商业贸易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杜文玉 周加胜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提 要]五代十国时期商业贸易的特点主要现在：国内各区域间的贸易比较兴盛，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有 所萎缩；陆上对外贸易萎缩，海上贸易有所发展；官营商业有所发展等方面。用于贸易的商品种类与唐代相比，主要 表现在农产品商品化的趋势不断扩大上。这一历史时期商业贸易的局限性表现在：缺乏统一的国内市场，商税繁重； 战乱和混乱的政治秩序，影响了商业贸易的正常进行；币制杂乱，钱币紧缺，制约了商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商业贸易 区域经济 商品特点 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06)03—0055—09 [收稿日期]2005—11—24 [作者简介]杜文玉(1951一)，男，陕西渭南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有关五代十国时期商业贸易情况的研究，学 术界极少涉及，对其特点及局限性等问题更是无 人问津。20多年前，郑学檬先生曾撰《五代十 国商品经济初步考察》，对这一历史时期商品经 济的恢复情况及特点进行了初步探讨①。由于论 文题目所限，该文仅对商品经济及其相关问题进 行了论述，对这一时期的商业贸易的状况及其特 点却极少论及。至于其他论著，对于这一问题的 论述就更稀少了。其实五代十国时期的商业经济 继续了唐代尤其是唐代后期的发展趋势，并对宋 代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有过渡型的特点， 是唐宋变革期间商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便显得十分必要。 情况的出现，与当时国内政治有着直接关系。当 时南北各地同时有大大小小的若干政权存在，由 于各地自然条件的不同，物产各异，为了巩固统 治，发展经济，便不能不重视商业贸易，加快商 品的流通。所谓“军国之费，务在丰财，关市之 征，资于行旅，所宜优假，俾遂通流”②。正是 出于这种原因，这一时期的各国政府无不重视促 进区域间物流的畅通，如吴国杨行密获楚王马殷 之弟马寅，便将其送归楚国，目的在于“通商贾 易有无以相资”③。后晋高祖石敬瑭也曾于天福 三年(938年)十月下诏：“应淮南、西川I两处 边界，自今后不得阻滞商旅。”④后汉河中节度 使李守贞叛乱，南唐曾出兵策应，因此而导致南 贸易形式的主要特点 ①《唐史研究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关于五代十国时期商品经济的恢复及发展情 况，上揭郑学檬先生的论文已经有所论述，本文 不再重复。其商业贸易形式大体可分为如下 几类： 首先，国内各区域间的贸易比较兴盛。这一 1983年，第119—140页。 ②《册府元龟》卷95《帝王部·赦宥一四》，(北京) 中华书局，1960年，第1136页。 ③[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71《武穆王弟寅 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986页。 ④《册府元龟》卷94《帝王部·赦宥一三》，第1123 页。 · 55· 万方数据 北商业贸易中断。事后，南唐皇帝主动致书后 汉，“请复通商旅”①，可见其对此重视之程度。 后周在建立之初，太祖郭威便在广顺元年(951 年)三月颁布敕令，要求沿淮州县军镇对往来于 江淮的商贾不得阻滞邀难，“如闻滞留，必行勘 罪”②。周世宗统治时期，更加注意发展区域间 的贸易，多次颁布敕令要求加快商品流通，鼓励 各地间的通商。据《十国春秋》卷四九《后蜀后 主本纪》载：“广政十七年春正月，周主殂，晋 王荣嗣皇帝位，改元显德。周听边吏通商于我。” 有些统治者为了发展异地贸易，还采取了免除商 税的办法，如楚王马殷便是如此，所谓“是时王 关市无征，四方商旅闻风辐凑。⋯⋯易天下百 货，国以富饶”③。周世宗则采取了对部分商品 免税减税的政策，以促进贸易的发展。如规定诸 道州府对商贾兴贩牛畜不得征过境税，只是在售 卖时征千分之二十的税，即所谓值百抽二，“不 得别有邀难”④。所有这些政策的实施，都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间商业贸易的繁荣与发展。 在这一历史时期，各区域间的贸易规模也是 很大的，如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年)正月， “许州奏：准诏放过淮南客二百三十人，通商 也”⑤。次年七月，“兖州奏：密州淮口，准敕放 过往来商客一千八十八人”⑥。割据于岭南的南 汉境内亦有不少岭北商贾活动，据《十国春秋》 卷五八《南汉高祖纪》载，“帝酷喜夸大，岭北 商贾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宫殿，示以珠玉之 富”云云。可知这一区域的外地商贾人数亦不 少。另据记载，周世宗进攻南唐的淮南地区时， “伪侍中周宗既阜于家财，而贩易，每自淮上通 商，以市中国羊马。及世宗将谋渡淮，乃使军中 人蒙一羊皮，人执一马，伪为商旅，以渡浮桥而 守，继以兵甲，遂人临淮”⑦。后周使军士伪装 成商贾而渡淮袭取临淮城，其人数必须要达到一 定的规模，人数过少则无济于事，从而印证了平 时往来于淮水南北贩运羊马的商贾人数一定不 少，遂使后周的得以实现。正是因为南北贸 易规模较大，所以后周在疏通汴水以通航运后， 曾在汴梁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玉壶清话》卷 三云： 周世宗显德中，遣周景大浚汴口，又自 郑州导郭西濠达中牟。景心知汴口既浚，舟 · 56· 揖无壅，将有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 汴，无委泊之地，讽世宗，乞令许京城民环 汴栽榆柳、起台榭，以为都会之壮。世宗许 之。景率先应诏，距汴流中要起巨楼十二 间。方运斤，世宗辇辂过，因问之，知景所 造，颇喜，赐酒犒其工，不悟其规利也。景 后邀钜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 其实周世宗之所以扩大汴梁城郭，就是因为 汴梁城“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亿兆无 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的缘故。也就是为了 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南北贸易额的扩 大，而“于京城四面别筑罗城”⑧的。 需要说明的是，区域间商业贸易的扩大，并 不意味着坐地列肆式的交易就不再重要了，在任 何一个历史时期这种贸易形式都占有重要的地 位，只是因为这一历史时期区域间贸易发展较 快，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具有较突出的特点， 所以特别予以强调而已。 其次，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有所萎缩。所 谓“萎缩”，主要是指与唐代相比而言的。在唐 代内地与周边民族的贸易非常繁荣，突厥、吐 蕃、契丹、党项、回纥、室韦、棘鞠、奚、南诏 及西域中亚各族都与内地保持了比较密切的贸易 关系。除了正常的贸易关系外，朝贡贸易也十分 兴盛。至五代十国时期，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由于这一历史时期疆域的大大缩小，中原王 朝对许多原隶属于唐朝的民族不再拥有管辖权， 朝贡关系亦随之中断，即使仍保持关系的一些民 族，由于中原王朝改朝换代频繁，政治影响力下 ①《资治通鉴》卷288，后汉乾桔元年十二月，(北 京)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第9404页。 ②《册府元龟》卷66《帝王部·发号令五》，第742 页。 ③《十国春秋》卷67《楚武穆王世家》，第942—943 页。 ④《五代会要》卷25《杂录》，(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78年，第404页。 ⑤《册府元龟》卷504《邦计部·关市》，第6052页。 ⑥《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第11520 页。 ⑦《五国故事》卷上《嗣主景》， (杭州)杭州出版 社，2004年，五代史书汇编本，第3184—3185页。 ⑧《五代会要》卷26《城郭》，第417页。 万方数据 降，朝贡关系也是时断时续，只要看一看《五代 会要》卷-Jk至三。的相关记载，就可以发现周 边诸族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明显地稀疏了。 从贸易额来看，下降的幅度也是很大的。以 唐五代时期与周边民族贸易额中最大的一项—— 马匹贸易为例，唐朝曾与突厥、回纥、吐蕃等族 进行过绢马交易，其中以与回纥的交易额最大。 不同时期每年的交易额不同，唐肃宗乾元以后， 每年买回纥马数万匹；代宗时规定回纥每年送马 10万匹；德宗时规定，每次互市不得超过千匹； 宪宗朝双方约定年互市额为6500匹，实际交易 额每年为万匹，宪宗以后的数量阙载。有人估计 从乾元元年(758年)至开成五年(840年)，这 83年间，唐朝共买回纥马约为214万匹，①平均 每年约买马25800匹。五代时期中原王朝主要向 契丹、党项、回鹘等族市马，其中以与党项的交 易额最大。这一时期各朝每年市马额多少不等， 以后唐明宗长兴二年计，这一年买诸蕃马6000 余匹，共支付马价40余万贯钱，平均每匹马价 为66．6贯。天成时期每年支付的马价约为五六 十万贯，取其平均数，以55万贯计，天成时每 年可买马8250多匹②。与唐朝的情况比较，明 显可以看出五代时期的马匹交易额已经大大地下 降了。需要指出的是，唐明宗统治时期是五代的 小康时期，政治稳定，经济恢复，所以才能达到 这个数额，其余各朝均大大低于此数。而有关唐 朝的买马数仅指与回纥之间的交易额，其他诸族 还不在其内，五代的情况则不是这样。 至于南方各国由于地理条件所限，则很难与 产马的民族直接进行贸易。其中前后蜀的情况又 有所不同，可以与吐蕃进行茶马交易，其余各国 则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以南唐为例，其曾经与 契丹发生过贸易关系，如烈祖升元二年(938 年)，契丹“别持羊三万口、马二百匹来鬻，以 其价市罗、纨、茶、药”③。升元四年，契丹献 马百匹，七年，献马300匹、羊2．5万口④。实 际上仍是一种贸易关系。但是由于南唐与契丹疆 域并不相接，所以这种贸易非常艰难，并不能长 期维持。五代后期中原王朝实力增强，契丹商贾 过境不易，双方的贸易关系便中断了，此后南唐 所需的羊马等畜产品便只能向中原王朝求购 了⑤。南唐自后周以来向中原王朝称臣朝贡，中 原王朝每年在其主诞日，馈羊万口、马300匹、 橐髓30匹⑥。其他诸国也多是如此，如荆南 “贡银茶于唐，以求战马”⑦。只有吴越一国由于 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臣属关系，中原王朝允许 其过境与北方少数民族进行贸易，所以相对于其 他各国获得畜产品要容易一些。 再次，陆上对外贸易萎缩，海上贸易有所发 展。在唐代对外贸易主要靠陆上贸易，即通过丝 绸之路进行，海上贸易最主要的是广州口岸，贸 易额自然无法与陆路相比较。唐后期由于西域地 区被吐蕃占据，传统的丝绸之路被阻隔，使得陆 路贸易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五代十国时期陆路贸 易线路向北转移，中原王朝通过这条线路与西域 各国仍然保持了往来。有的学者将这条交通线称 为“草原丝绸之路”，其具体走向是：通过今山 西、陕西北部、内蒙古，再向西行；或者经今陕 西北部、宁夏北部、内蒙古、唐努乌梁海，再向 西行，到达今新疆北疆地区，这条线路还可以经 中亚草原直通欧洲。其中碎叶城就是东西商贸的 集散地，由此向西南至阿拉伯海、地中海，向西 北经中亚草原，越过乌拉尔河、伏尔加河直至欧 洲⑧。所谓经今陕西、宁夏北部，具体而言就是 指陕北的夏州和宁夏北部的灵州，这里是当时通 往西域的必经之地。据《册府元龟》卷六七八 《牧守部·兴利》载：后晋时，冯晖任灵州节度 使，“作舟车百数，代民转输，行商坐贾，蠲其 ①参见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西安)西北 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6—77页。 ②参见拙作《论五代马政及其与军事、政治的关 系》，《渭南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第65—72 页。 ③[宋]陆游：《南唐书》卷15《契丹传》，丛书集成 初编，第405页。 ④[宋]陆游： 《南唐书》卷15《契丹传》，第407 页；《十国春秋》卷15《南唐烈祖本纪》，第200页。 ⑤参见拙著《南唐史略》，(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 版社，2001年，第81—82页。 ⑥《十国春秋》卷16《南唐元宗本纪》，第234页。 ⑦《十国春秋》卷i01《荆南文献王世家》，第1440 页。 ⑧参见贾合甫·米尔扎汗：《丝绸之路在草原文化发 展中的作用》，《西域研究》，1990年第4期，第41—47 页。 · 57· 万方数据 征税，⋯⋯蕃汉贸易，禁其欺诋”①。文中所谓 “蕃汉贸易”，就是指中西之间的这种陆路贸易。 尽管如此，由于这条路线必定曲折偏辟，道路险 阻，所以每年的贸易额必定有限，远不如传统的 丝绸之路繁荣兴旺。 在五代十国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通 过海上交通线进行的，无论是对外口岸还是贸易 额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贸易口岸的数量看， 除了原有的广州外，还增加了泉州、福州、杭 州、温州、明州、台州、金陵、扬州、登州、莱 州等港口。其中金陵、扬州由于是通过长江口与 海外进行贸易，故其对外贸易的繁荣程度比不上 其他沿海城市。福州与泉州港都隶属于闽国，也 都是这一时期新建的对外贸易口岸。关于福州口 岸，早在王审知统治时期就已设置了榷货务，主 管对外贸易并征收关税。通常认为福州的甘棠港 设在福宁，近来有学者认为应设在闽县，由王审 知开辟，自是蛮舶可以直驶福州城外的闽江 边②。关于泉州港早在唐初已具备了开港的条 件，唐朝中叶这里的外国商人已经为数不少了， 公元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柯达贝在其所 著的《道程及郡国志》一书中，已经将泉州列为 中国沿海最主要的贸易商港之一③。王氏割据福 建后，王审邦、王延彬父子先后任泉州刺史数十 年，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尤其是王延彬“每发蛮 舶，无失坠者，时谓之‘招宝侍郎’’⋯。从而为 宋元时期泉州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促使其发展 成为这一时期全国最大的对外商港。 关于杭州、温州、明州、台州等商港，都位 于吴越国境内。对于这些城市在唐代是否设置有 主管外贸的市舶机构的问题，大陆学术界尚有争 议，但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尚未设置的说法⑤。 但是在五代十国时期这些城市都已建成了对外贸 易的商港，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如温州湾的出 口洞头岛海域，是船只进出温州港的必经之路， 近年来在这片海滩和海底曾出土了不少唐五代的 青瓷碎片，表明曾有贩运中国瓷器的船只从这里 驶出，或因避风和其他原因在这片海域及附近岛 屿停泊⑥。早在唐代中国商人就曾从明州、台 州、温州等处驶出，前往日本经商，日本商人也 驾船到明州进行经商④。1973年至1975年，在 今宁波(即明州)姚江海运码头附近出土了700 · 58· 多件唐五代瓷器。1978年至1979年，在宁波东 门口码头遗址又出土了晚唐时期的一批越窑青 瓷@。如此之多的瓷器出土，表明这里曾是中国 对日贸易的重要港口。至于杭州更是盛极一时的 对外贸易的大港口，所谓“舟楫辐辏，望之不见 首尾”⑨。许多商船从这里出发，驶向新罗、日 本乃至远航至占城、大食。至于地处北方的登、 莱等州，在这一历史时期并非对外贸易的大商 港，从文献记载看，除了有为数不多的商船从这 里到达日本、朝鲜半岛外，其主要起到了沟通南 北方海上交通的作用。如闽国在王审知统治时 期，由于陆路阻隔，“每岁朝贡，泛海至登、莱 抵岸”⑩。据史籍记载有的南方政权泛海至青州， 向中原王朝贡，实际上仍是从登州或莱州登岸， 然后再抵达青州，从陆路进至京师。 需要指出的是，在唐代明州、温州、台州等 一些临海城市已经有域外船只出入，作为对外贸 易口岸，唐朝政府只开放了广州一处，并在那里 设置了市舶司进行管理，其余临海港口在政策上 是不允许涉足对外贸易的，这虽然不～定能够完 全杜绝商船进出，但却严重制约了这些地方涉外 贸易的发展。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各国政府的大力 扶持，促进了这些商港的繁荣与发展，使得当时 ①原文记为陈晖，另据《新五代史》卷49《冯晖 传》所载，陈晖应为冯晖之误。 ②参见韩振华：《五代福建对外贸易》，《福建文史》， 1998年第2期，26—30页。 ③参见吴兴南：《福建早期海上交通的开辟与海洋文 明的滥觞》，《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昆明)云 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72—479页。 ④《十国春秋》卷94《王延彬传》，第1363页。 ⑤何勇强：《钱氏吴越国史论稿》，(杭州)浙江大学 出版社，2002年，第321—323页。 ⑤蔡钢铁：《唐五代温州瓷业及外销问题探讨》，《南 方文物》，1997年第2期，第70一75页。 ⑦陈文平：《唐五代中国陶瓷外销日本的考察》，《上 海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第93—98页。 ⑧林士民：《浙江宁波出土晚唐五代外销瓷器》，《文 物》，1975年第1期；《浙江宁波出土一批唐代瓷器》， 《文物》，1976年第7期；《浙江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发 掘报告》，《浙江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 ⑨[宋]陶岳：《五代史补·契盈属对》，(杭州)杭 州出版社，2004年，五代史书汇编本，第2534页。 o《旧五代史》卷134《王审知传》，(北京)中华书 局，1976年，第1792页。 万方数据 对外贸易口岸大大地增加了。 最后，谈谈官营商业的发展问题。中国历代 政府对商业的直接参预，主要表现在对一些特殊 物资的控制上，如对盐、铁、酒、麴等专卖外， 对于普通的商业活动并不直接经营，这一点在唐 以前的各朝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五代十国时期 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官府直接参预商业经 营的情况，而且经营规模较大。据《十国春秋》 卷七二《高郁传》载：“开平时，郁复劝王自京 都至襄、唐、郢、复等州，遍置邸务售茶，利几 十倍。又令民得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岁 入凡万万计。”引文中所说的前一种情况，指的 便是楚国政府直接经营茶叶贸易的情况。再如吴 国杨行密曾派遣军将唐令回以茶货万斤前往汴宋 售卖①。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割据于河北的 刘仁恭，“禁江南茶商，无得入境，自采山中草 木为茶，鬻之”②。史书虽然将刘仁恭的这种行 为作为一种弊政记载，但是透过表面现象，我们 看到的却是当时官府主动参预商业经营的实际状 况。后汉末年，派三司军将路昌祚到湖南贩茶， 适逢南唐灭楚，被俘至金陵，南唐元宗问明情况 后，根据损失的茶叶数量，补偿其18000斤③。 以上这些都是官府经营商业的例子。不仅内地存 在这种现象，即使在少数民族中也有官营商业的 情况存在，如前述的契丹曾派人以羊三万口、马 二百匹赴南唐贩卖，就是一种政府行为。另据 《新五代史》卷六七《东汉世家》载：五台山僧 继颐，“为人多智，善商财利，自曼世颇以赖之。 ⋯⋯五台当契丹界上，继颐常得其马以献，号添 都马，岁率数百匹。又于柏谷置银冶，募民凿山 取矿，烹银以输，刘氏仰以足用。即其冶建宝兴 军，继颢后累官至太师、中书令，以老病卒，追 封定王”。继颐本为刘守光之子，其政权灭亡后， 被迫在五台山出家避难。他既然在北汉任官，经 商所得又为北汉政府所获，因此其以上作为也是 一种官商行为。 在五代十国时期，大批贵族官僚参预了商业 的经营，这虽然是一种个人行为，与政府无涉， 但其经营之广，规模之大，加之其所具有的政治 背景，也应是一种应该引起重视的经济现象。在 唐朝前期皇帝是不允许官员参预商业经营的，而 且贵族与官僚参预经商也会被人看不起。这种情 况到唐后期却发生了变化，一些官员尤其是庶族 出身者投身于商场之中。五代十国时期继续了这 种趋势，使得越来越多的官僚贵族卷入其中，就 人数及规模而言，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唐朝。从这 一时期参预经商人员的构成来看，大体上有如下 几类：(一)皇家成员。比如后唐庄宗的皇后刘 氏，“分遣人为商贾，至于市肆之间，薪刍果茹， 皆称中宫所卖”④；前蜀徐太后姐妹竟然于“通 都大邑起邸店，以夺民利”⑤。(二)朝廷官员。 如后晋贵族李屿，就命其仆葛延遇为其家长期在 外经商⑥。上面提到的南唐侍中周宗长期经营商 业，往来南北，牟取厚利。(三)地方官员，尤 其是掌握军政大权的节度使们。如后唐昭义节度 使李嗣昭，其夫人杨氏“治家善积聚，设法贩 鬻，致家财百万”⑦。后晋赵在礼，历任十余镇 节度使，“善治生货殖，积财百万，两京及所莅 藩镇，皆邸店罗列”⑧。中原王朝的情况如此， 南方诸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如吴国润州团练使徐 知谔，“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⑨。南唐寿 春军政长官李彦真，“惟务聚敛，不知纪极，列 肆百业，尽收其利”@。有关这方面的事例还很 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 贸易商品的主要特点 五代十国时期用于贸易的商品种类与唐代相 比，主要表现在农产品商品化的趋势不断扩大 上，从而使商品的种类进一步增加，然而从商品 贸易的发展趋势看，却出现了一些与唐代不同的 ①《资治通鉴》卷259，唐昭宗景福二年十一月，第 8458页。 ②《资治通鉴》卷266，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三月，第 8671页。 ③《旧五代史》卷113《周太祖纪三》，第1480页。 ④《新五代史》卷14《皇后刘氏传》，(北京)中华 书局，1974年，第144页。 ⑤《新五代史》卷63《前蜀世家》，第791页。 ⑥《新五代史》卷57《李崧传》，第655页。 ⑦《f日五代史》卷52《李嗣昭传》，第706页。 ⑧《旧五代史》卷90《赵在礼传》，第1178页。 ⑨《资治通鉴》卷279，后唐潞王清泰二年七月，第 9132页。 ⑩《玉壶清话》卷10《江南遗事》，(北京)中华书 局，1984年，第101页。 · 59· 万方数据 变化，构成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南北方的贸易从唐代的以粮食、绢布 为大宗贸易商品而转变为以茶马为大宗贸易商 品，即北方主要向南方输出羊马等畜产品，而南 方主要向北方输出茶叶。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 主要是五代十国时期茶产量与产地均比唐代有了 较大幅度的提高，饮茶风习的普及促使茶叶消费 量有了较大的增长。以茶产地为例，据陆羽《茶 经》卷上记载，唐代产茶州共计43个，而五代 十国时期已经增加到61个州府，明显多于唐代。 关于唐五代时期茶叶的产量，史籍阙载，但仍可 考证出其大致情况。唐朝规定对茶叶“论斤量 税”，税率为茶价的十分之一。唐朝茶税最多的 一年为大中六年(852年)，全年共得80余万 贯，按十比一的税率计，这一年的总茶价为800 余万贯。北宋统一全国后实行买茶法，每年在江 淮、岭南的买茶额总计为2366万斤，而江淮各 路的折茶税每年为665万斤，再加上四川2914 万斤的茶叶产量，总数为6085万斤，大体相当 于宋初全国的茶叶总产量。由于此时北宋建国不 久，故这些数据实际上反映的是五代十国时期茶 叶生产发展的情况。再根据《宋史·食货志下 五》记载的宋初各地茶叶官价，可以推算出宋初 每年茶叶总价约为1600余万贯，比唐代增加了 一倍。当然这种推算只能得出一个大略的参考数 据，并不十分精确。茶叶产量与产地的大幅增 长，满足了北方因为饮茶风习普及而需求的大量 茶货，促进了南北茶叶贸易的增长。又因为南北 政治对峙，北方所需茶货只能通过贸易一途获 得，从而使得茶叶成了南方向北方输出的大宗商 品。南北茶叶贸易除了官、私长途贩运的形式 外，朝贡贸易也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贸易形式，如 吴越国每次动辄贡茶数万斤，楚国每年的贡茶竟 达25万斤之多，其他各国也都或多或少地向中 原王朝贡过茶叶①。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各国最需求的商品为羊马 等畜产品，这主要是出于军事方面的需要，在唐 朝大一统的时期，这方面的需求可以通过国家调 拨来解决，在分裂割据的时期，南方各国所需羊 马则要通过贸易的方式来获得。由于南方各国周 边的少数民族多不产良马(前后蜀与吐蕃比邻， 当为例外)，其所需之马只能通过与中原地区的 · 60· 贸易来获得，而中原王朝除了出于政治考虑允许 少量的贸易或者馈赠外，通常都限制这方面的贸 易，迫使与中原王朝接壤的一些政权通过民间贸 易，甚至采取抢掠的方式来获取马匹②。 随着饮茶风习的盛行，周边少数民族对茶叶 的需求也开始增大起来。早在唐代一些民族就已 流行饮茶，只是多限于社会上层，故所需茶货数 额有限。五代十国时期少数民族饮茶风习逐渐由 上层向社会下层普及，遂使其所需茶货数额有了 较大的增长。在唐代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之间的 贸易，主要是绢马贸易，而在五代时期则逐渐向 茶马贸易过渡，至宋代遂发展成为内地与周边民 族贸易的最主要形式。 其次，对外贸易商品的变化。在五代十国时 期海外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是香料、珍宝、药 材、象牙等质轻而价重的商品，这一点与唐代相 比并无大的变化，所不同的只是由于海上交通的 发展，输入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最大的变化在于 中国对外输出的商品种类，除了传统的丝绸外， 茶叶、陶瓷以及铜铁制品等都成了对外输出的大 宗商品。如湖州所产的团饼茶，“自潇湘而达于 五岭，虽远自交趾之人，亦常食之”③。说明中 国茶叶已输出到东南亚一带。通过温州、泉州、 杭州等港输出到新罗、日本的茶叶也为数不少。 留从效统治泉州时期，鼓励当地商人以“陶瓷、 铜铁泛予蕃国，收金贝以还”@。在唐代陆上丝 绸之路繁盛时期，由于陶瓷、铜铁制品体重易 碎，不便于畜力长途贩运，因此输出量极为有 限。五代十国时期主要是通过航海进行对外贸 易，海船运输量大且平稳安全，有利于以上这些 商品的运输，增大了这些商品的对外贸易量。几 十年来，在东南亚、西亚、中东和东非沿海等 地，陆续出土了大量的晚唐五代青瓷及碎片，国 外学者将其称为“越窑系青瓷”，这是对浙江诸 窑所产青瓷的泛称。由于这一带出土的中国瓷器 ①以上参见拙作《五代茶叶生产与贸易》，《渭南师 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第75—82页。 ②[宋]马令：《南唐书》卷11《刘崇俊传》，四部丛 刊续编。 ③《膳夫经于录》，十万卷楼丛书三编。 ④《清源留氏族谱·鄂国公传》，泉州海交馆藏手抄 本。 万方数据 及碎片数量大、分布广、持续时间长(延续到宋 元时期)，所以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将这条海 上航线称之为“陶瓷之路”①。除了浙江诸窑所 产的青瓷外，其他各地所产瓷器也有不少输往海 外，只是数量不如越窑青瓷多。在日本已发现了 唐代所产的唐三彩器物，有人认为这些器物或为 遣唐使带去或为唐朝政府所赠，并非贸易品。晚 唐五代时期中国始有大量的陶瓷贸易品输往日 本，主要为越窑和长沙窑的产品，出土地点则遍 及日本中部、西部、冲绳等地。此外，还出土了 疑为河北定窑的产品。晚庸时期日本已经中止了 与中国的官方关系，因此这些商品的输入当属民 间贸易的结果②。 再次，南方诸国商品种类的增多。在五代十 国时期北方经济发展滞后于南方，而南方诸国经 济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农业中经济作物生产的不断 扩大上，从而为商业贸易提供了不少新的商品种 类。除了茶叶、桑蚕生产继续发展外，在蔬菜、 水果、养蜂、养鱼、种药、花卉等行业都出现了 专业化生产的发展趋势。蔬菜业主要围绕着城市 发展，规模较大的菜圃无一例外地都出现在城市 周围，尤其是大城市附近。许多农民已经变为专 业化的菜农，以种菜卖菜为其收入的惟一来源。 水果业在唐朝中期以来已经发展起来了，五代时 期的江南地区继续了这一发展趋势，其中江淮、 福建的甘蔗种植发展最快，福建西北部的甘蔗种 植之利已经超过了粮食生产，至宋代时建州之民 不肯种粮食，冒法犯禁，也要种植甘蔗③。此 外，江南、江西的柑橘也很著名。福建、广东则 盛产荔枝，其中福建质量最好，宋人评价荔枝质 量时就说： “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最 次。”④这种状况在五代时已经形成了。福建、 岭南的龙眼、橄榄也很有名。这一时期南方还盛 产梅子、石榴、枇杷、甜瓜等水果，据《清异 录》卷上载，吴越贵族中还盛行瓜战游戏，所谓 “钱氏子弟逃暑，取一瓜，各言子之数。言定剖 视，负者张宴，谓之瓜战”。可见这是从食瓜习 俗而衍生出来的一种游戏，说明当时食瓜已经比 较普遍了。在这一历史时期南方水果大量向外地 销售，并出现了专门从事水果经营的商人。 至于养蜂业在这一时期更是有了进一步的发 展，以致于江淮之人为避杨行密讳，而称蜂蜜为 蜂糖⑤。养鱼在江南比较普遍，在这个时期养鱼 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唐代养鱼采用人工取鱼 苗的办法，将鱼产卵地点的菰蒋草曝干为把，然 后运到外地将草放置水中，让草上的鱼卵孵化为 鱼苗。五代则是取大鱼产卵之处近水际土，运到 养鱼处，布于池底，使土中的鱼卵孵化为鱼苗。 据韩鄂的《四时纂要》记载，这种方法可以提高 鱼苗的孵化率。由于养鱼业的发展，许多城市都 出现了专门的鱼市，使鱼的交易量大大地增加 了。种药与种花业在五代时期发展较快，出现了 专业化的药农，城市中药市的规模也较大，药材 不仅在国内交易很多，甚至还运销到海外。养花 在中国出现很早，在唐代花卉已经商品化了，但 种花尚未规模化。在五代时期南方许多城市的周 边地区已经出现了相当规模的花圃，至宋代时又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扬州甚至出现了“种花之 家，园舍相望”的盛况，有的园圃所种之花竞达 五六万株之多⑥。从而使花卉成为一种美化人们 生活的特殊商品。宋人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九 《鬻龙骨》载：“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 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蜀人称其繁盛。” 在蚕市上，有大量的桑苗出售，以至于前蜀皇帝 王建认为“桑栽甚多，傥税之，必获厚利”⑦。 这条史料除了反映蜀中蚕桑业的兴盛情况外，也 反映了当时商品种类的增多情况。 总之，由于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 展，使唐代一些尚未商品化的产业开始商品化 了，或虽已商品化但尚未集约化的产业集约化 了，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①蔡钢铁：《唐五代温州瓷业及外销问题探讨》，《南 方文物》，1997年第2期，第70一75页， ②陈文平：《唐五代中国陶瓷外销Et本的考察》，《上 海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第93—98页。 ③《南涧甲乙稿》卷18，《建宁府劝农文》，四库文 渊阁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年。 ④《重修政和证类本革》卷23《果部》，四部丛刊初 编。 ⑤《独醒杂志》卷1，四库文渊阁本，(台北)商务 印书馆，1989年。 ⑥《宗伯集》卷16，四库文渊阁本，(台北)商务印 书馆，1989年；[宋]王观：《扬州芍药谱》(版本同 前)。 ⑦《五国故事》卷上《前蜀王氏》，第3186页。 · 6】 · 万方数据 三商业贸易的局限性 五代十国时期的商业贸易存在较大的局限 性，影响了其进一步的发展与繁荣。具体而言，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缺乏统一的国内市场，商税繁重。由 于政治上的分裂割据，致使各政权问关卡林立， 商税繁重。比如后唐庄宗时，命孔谦为租庸使， 重征商税，商贾不堪重负，遂不走官道而改行山 谷小路，于是又“鄣塞天下山谷径路，禁止行 人，以收商旅征算”①。五代之初，贩卖耕牛原 不征税，后汉乾{；占三年(950年)，太常少卿刘 悦上奏说：“臣伏见买卖耕牛，官中元无商税， 近日关市场院不禀敕文，悉是收税。”②要求停 止征税。另据《五代会要》卷二五《杂录》载： 后周显德五年(958年)六月敕：“诸道州府应 有商贾兴贩牛畜，不计黄水牛，凡经过处，并不 得抽税。”只是在交易时才按牛价的2％收税， 说明刘悦的奏请并没有获准。其余诸国的商税也 很繁重，如南唐建立之初，“关市之利，敛索尤 繁，农商苦之”③。闽国建立之初，尚能实行轻 税政策，而到了王延羲统治时期，国用增加，国 计使陈匡范“增算商贾数倍，务以聚敛得上心， 人不堪其苦”㈤。藩镇之间因经济利益之争，往 往也造成商贾的额外负担，如后唐明宗统治时 期，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与东川节度使董璋争夺盐 利，“璋诱商旅贩东川盐入西川，知祥患之，乃 于汉州置三场重征之，岁得钱七万缗，商旅不复 之东川”⑤。前面提到的刘仁恭为了垄断茶利， 禁止江南茶商入境， “自采山中草木为茶，鬻 之”。这些都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人为地设 置通商障碍。还有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禁止通 商的，如荆南高从诲与后汉交恶，“北方商旅不 至，境内贫乏”@，这是后汉对其实行经济制裁 的结果。钱缪受后唐之封为吴越王，遂遣使告知 邻国——吴国，“吴人以其国名与己同，嫌其居 越而兼吴国之名。不受书，⋯⋯仍戒境上无得通 吴越使者及商旅”⑦。郭威推翻后汉统治而建立 了后周，后汉宗室河东节度使刘曼遂自立为皇 帝，史称“北汉”，与后周成为敌国。因此，后 周便对其实行经济封锁政策，诏“河东接界沿山 · 62· 诸州关塞山路，止绝向北商贾往来”(8)。这些人 为的障碍，使各个经济区域之间不能顺利地互通 有无，比较严重地影响了商业贸易的顺利发展。 其次，战乱和混乱的政治秩序，制约了商业 贸易的发展。在这一历史时期内，战争频繁，道 路阻塞，使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贾经营非常困难， 甚至为躲避战乱绕道而行。比如后梁与吴对峙 时，南北交通的路线则是“迂回万里，陆行则出 荆、襄、潭、桂入岭，自番禺泛海至闽中，达于 杭、越。复命则备舟楫，出东海至于登、莱”， 海上多风涛，溺死者相继①。这种交通状况无疑 对商贾往来制造了极大的困难。战乱还对一些商 业都市造成了直接的破坏，如岳州乃“五岭、三 湘水陆会合之地，委输商贾，靡不由斯”。后来 吴军占据了岳州，梁太祖朱温不愿放弃这个经济 都会，发兵进攻，吴军在撤退时遂焚毁了岳州城 郭②。至于著名的商业都市扬州、成都等，都在 战争中遭到过不同程度的破坏。 混乱的政局致使盗贼横行，杀掠商贾，据 《新五代史·朱友谦传》载：他在入仕之前，“为 盗石濠、三乡之间，商旅行路皆苦之”。这种情 况不仅陆路有，水路也不太平，周世宗就曾斩杀 了宋州巡检官竹奉磷， “坐盗掠商船不捕获 也”③，可见盗贼之猖獗。不仅盗贼如此，一些 军阀与官僚也大肆杀掠商贾，抢夺钱财，据《旧 五代史·唐景思传》载：“时史弘肇淫刑黩货， 多织罗南北富商杀之，夺其财。”史弘肇乃后汉 重臣，手握重权，《新五代史·安从进传》说其 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时，“南方贡输道出襄阳者， ①《册府元龟》卷504《邦计部·关市》，第6052页； 《新五代史》卷26《孔谦传》，第281页。 ②《册府元龟》卷504《邦计部·关市》，第6053页。 ③[元]张铉：《至大金陵新志》卷8《民俗志》，四 库文渊阁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年。 ④《十国春秋》卷98《陈匡范传》，第1404页。 ⑤《资治通鉴》卷273，后唐明宗天成三年三月，第 9015页。 ⑥《资治通鉴》卷288，后汉高祖乾韦占元年六月，第 9394页。 ⑦《资治通鉴》卷274，后唐同光三年闰十一月，第 8954页。 ⑧《册府元龟》卷66《帝王部·发号令五》，第742 页。 万方数据 多擅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军”。如果说以 上均属个人行为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一些政权 也加入到掠杀商贾的行列中来了。如南汉皇帝就 曾“阴令巨舰指挥使暨彦赞以兵人海，掠商贾金 帛”；吴越王钱缪，“又多掠得岭海商贾宝货”； 楚王马希声在位时，有海商持犀带出卖，价值数 百万钱，“王杀商而取之”④。盗贼、官僚、政府 三股势力的合力破坏，使这一历史时期商业发展 的空间变得狭窄了，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非常巨 大的。 再次，币制杂乱，钱币紧缺。在五代十国时 期，各国皆自铸货币，轻重不一，大小各异，材 质五花八门。从材质方面看，有铜钱、铅钱、铁 钱、泥钱之分；从重量方面看，有二铢四索、三 铢、三铢三系、十八铢等，甚至有的钱轻到“置 水上不沉”⑤的程度。钱币种类繁多，币制多变， 必然导致金融恐慌，市肆紊乱，影响商业贸易的 正常进行。加之有些政权采取禁止劣质货币入 境，限制铜币出境的政策，从而制约了各区域间 商业交易的发展。还有一种现象需要指出，即五 代十国时期仍然存在钱币紧缺的问题，这主要是 指铜钱不足的问题，情况较之唐代更加严重⑥。 钱荒问题的存在，不仅使货币的流通量不足，影 响商业的正常进行，而且还导致钱重物轻，物价 不稳，农民收入下降，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 与发展。 由于存在以上种种局限性，所以在肯定五代 十国时期商业贸易特点的同时，对其发展水平的 评估则必须采取一种客观的态度，切不可高估。 ①《旧五代史》卷20《司马邺传》，第270页。 ②《旧五代史》卷4《梁太祖纪四》，第63页。 ③《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一》，第1520页。 ④分见《十国春秋》卷59《南汉中宗纪》，第856 页；《新五代史》卷67《吴越世家》，第843页；《十国 春秋》卷68《衡阳王世家》，第949页。 ⑤《续唐书》卷20《食货志》丛书集成初编，第 221页。 ⑥参见拙作《论五代货币经济的几个问题》，《中国 钱币》，1988年第2期，第28—34页。 CharacteristicsandLimitationoftheCommercialTrade inthePeriodoftheFiveDynastiesandTenStates DuWenyu，ZhouJiasheng (CollegeofHistoryandCivilization，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062) Abstract：ThecharacteristicsofthecommercialtradeintheperiodoftheFiveDynastiesandTen Stateswerefollowed：Thetradeamongthedomesticvariousregionswasquiteprosperous，butthe tradebetweennationalminoritieshaddecreaseda lot；thetradeonlandreduced，whilethemarine tradehadsomedevelopment；thetradebythenationalmanagementmadegreatprogress，andSOon． Thegoodsusedinthetrade，comparedwiththeTangDynasty，mainlydisplayedintheexpansionin thecommercializationtendencyoftheagriculturalproduct．Thelimitationofthecommercialtradein thishistoricalperioddisplaysinthefollowing：Itwaslackoftheuniteddomesticmarket，andthebus— inesstaxwasarduous；thechaoscausedbywarandthechaoticpoliticalsituationhadaffectedthe commercialtradetobecarriednormally；thatthemonetarysystemwasindisorderandthemoneywas scarce，whichhadseriouslyrestrictedthefurtherdevelopmentofthecommercialtrade． Keywords：commercialtrade；regioneconomy；commoditycharacteristic；limitation · 63· 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