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手段穷尽 方可用行政

市场手段穷尽 方可用行政 童大焕2011年6月24日【中国保险报】 继曝出北京汽车摇号限购中花4至6万元可以得到“特批指标”的传闻后，摇号过程中其他方面的诸多漏洞也逐渐显现：一边是一号难求，34人中才能有1人中签；另一边却是中签号大量浪费，一季度中签者购车率仅为21%，近八成中签购车指标被浪费。其中浪费的各种社会资源和行政管理成本真是难以尽数。 围绕着摇号限购，各种变通办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全家出动占坑的，有心急火燎考驾照的，有上外地牌照曲线救国的，有或租或借他人中签号的（实际上是用他人身份上牌，一旦出事故亦有可能纠纷不断），有利用虚假诉讼规避摇号、编造虚假的债权债务关系，试图以法院判决或裁定的形式办理二手车转让登记的。新政还对车市产生深远影响：销量锐减、人员转行。 此情此景，现行摇号政策的补漏补缺势在必行。比如，如何监督制约才能防范“内部号”；是否应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摇号；在二手车转让过程中，对于受让方自愿放弃更新指标的，承让者是否可以不需摇号，连车带号一起过户，毕竟这样做并没有增加汽车拥有量；等等……此前的5月26日起至6月8日期间，北京曾就中签不购车者处罚征求社会意见。中签后不购车，中签者有可能面临两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摇号的处罚。当下，摇中指标的人不买车不处罚，逾期后还可以重新参与摇号，逾期不买的“废号”满6个月才自动滚入摇号池，重新用于摇号，严重影响了急需买车人员的摇号中签率，也增加了社会的管理成本和机会成本。设立适当的处罚条件，是必要的。当然，前提是既往不咎。 尽管对于各种各样的“钻空子”行为，有关部门总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归根结底，我们还是应该尽一切可能少用行政手段、多用市场手段来进行调节。市场手段不仅更为公平、更为高效，而且也更加尊重公民的自主选择权利。行政直接调控的手段，应该是穷尽一切市场手段之后的被迫的、最后的无奈选择。 比如，4月1日起，北京中心城区全面提高了停车费收费，对小汽车出行的影响就立竿见影。出租车司机们反映，这比年初就开始的摇号限制影响更直接。从笔者的亲身经历来看，即使一些年收入几十万元的高级白领甚至公司高管，也开始对这样的费用感到肉疼。再比如，北京市开始在进城的多条城市快速路上划设公交专用道，对小汽车的出行也直接造成影响，高峰时开启公交专用道时段，相应车道小汽车出行量明显下降。此外，如果在中心城区大量设置自行车专用道，也可以引领新的城市交通时尚，在相当程度上“取代”小汽车。即便如上海的车牌拍卖，也比北京的摇号更能体现公民的自主选择权利。 从趋势上看，城市小汽车肯定是会受到越来越多限制的，但主流和最终方向应该是用市场的手段限制使用，而不是用行政的手段限制拥有。而且，限制拥有是对人们生活方式的限制，具有非文明特征；限制使用才是对路权的限制，是一种合乎法理、合乎权力干预权限与能力的公共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