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贡献

nullnullnull1农民工的概念 2农民工的贡献 3 null 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民工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本地乡镇企 业就业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一部分是外出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民工主要是指后一部分人。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我国狭义农民工的数量为1.2亿人左右，广义农民工的数量大约为2亿人。 null第一，为中国经济起飞持续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 第二，壮大并更新了中国产业大军 第三，大量农民工进城冲击着城市消费，已经改变了并继续改变着城市消费规模、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 第四，推动了中国城市扩容与小城镇的建设 第五，农民进城打工，事实上在培养着一代新型农民，即农夫转变为农商 null中国经济改革二十多年来，源源不断地从广袤的农村流动出最年轻、最富活力、最有创意的打工者，旋即形成新兴的农民工大军。中国产品何以在国际市场大行其道，中国老百姓何以能顺利地实现了消费品的更新换代，就在于“中国制造”便宜！为什么中国制造便宜，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去年在媒体上曾经流行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一个农民工的工资仅够日食三大碗烩面。不仅如此，几乎所有农民工都有工资被拖欠的经历，甚至有血汗钱被黑掉的遭遇。农民工形成的廉价产业大军至少在以下几个意义上令人关注：首先，他们为中国企业家的原始积累贡献了力量，他们的血汗下落不明地流进了“第一桶金”；其次，他们是“中国制造”的基石，正是他们的廉价脊梁背负中国产品的低廉成本；再次，他们的劳动力价值被严重低估，正是被“窃取”的劳动力价值，补贴着全世界的中国商品消费者。（西方国家对某些产品也有补贴，那是政府补贴）；最后，农民工的这种巨大牺牲，为中国制造在西方国家打开了市场，为中国老百姓赢得了更多的购买力。 nullnull 浏览有关农民工的文章，人们一般都认同：农民工进城在建设城市、繁荣城市经济的同时，推动了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城乡经济的大发展。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就业，丰富了城镇的劳动力资源，弥补了城市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不足，有效地抑制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为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城镇产业的技术升级和二、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城市的林立高楼、宽阔大道、繁荣商业、旺盛人气，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等，所有这一切的城市新景观、新气象，都凝聚着广大农民工的汗水和智慧。据测算，目前全国平均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GDP是2.5万元，1.2亿农民工创造的GDP就是3万亿元，相当于2004年全国GDP的23.1%。（另有文章说，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近年来，农民，包括农民工，他们的贡献在每年GDP中不少于60%！）我国经济连续多年9%以上的高速增长，在高速增长中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从改革开放之初[三次产业]4∶4∶2，变为当前的2∶5∶3。 这支农民工产业大军，与传统意义的产业大军一样，他们依然被分为现役军与后备军两大部分。中国工人阶级，历来都是源源不断地从农民中得到补充。但中国农民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转化，中国工人阶级人口数量前所未有的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阶级阶层分化的最大特征。农民工进城务工之壮观，震惊全世界。火车站涌动的庞大民工潮的照片，在全世界飞扬。据报道，在许多省份甚至到了农村青壮年基本都奔赴城市的局面，村庄里只有老人与上学的学生。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资料分析，农村跨乡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已经达到23.2%，接近四分之一。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主要来自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河南和湖北等六个中西部产粮大省，这六个省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大约占到全国的65.8%。 nullnull如此庞大的人群进城并居住下来，每日都发生着消费，每日都要有衣食住行。首先，这使得城市的消费规模得到巨大的扩展。你只要留意，凡是农民工进城的地方，增加了对住宅的需求，食品供应与餐饮业也迅速漫延，服装、日用品与普通交通工具的需求也随之增加。接下来，便是对教育、文化娱乐、消遣之类的精神产品需求。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大了公共产品的供应量。这在整体上，对城市现在的消费结构进行了大的硬性调整。宏观上，普通消费的比重加大了，平均消费水平可能降低了，但消费的品类与项目也愈益丰富多彩。同时，一种活生生的消费文化也冲击着城市生活。仅仅从绿色食品的角度来看，也很难说农村式的消费进城是对消费水平的平均下滑，也许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能是对已有消费的清洗，使之更接近大自然，使之剔除由于所谓现代化生活方式带来的各种污染。 null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尽管是流动的，短期的，临时的，但从整体与长远的角度看，总有一个日益增长的固定居住人数在城市滞留下来。从辩证的角度看，个体的变动的人口组成了整体的固定人口。全国主要中心城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中国最主要的三大城市群，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口不断翻番，来自全国各地农村带着梦想的年轻人，一批批地转变为新一代的城市居民。各省区的中心城市何尝不在演绎这种城市扩容剧？如果你做一个改革前后的对比，从乡镇到县市，哪里的城市建设没有突飞猛进，哪里的城市人口没有翻番增长？ 我们可以统计数字说明问题。从“一普（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简称，下同）”到“四普”，我国乡村人口的数量在净增加。但自“四普”之后，乡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却开始减少，这既明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速度的加快，也表明我国城市吸纳农村人口能力的增加。如果把人口城市化视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的话，那么，我国的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自2000年开始，我国部分大城市和绝大多数的中小城镇，开始进行户籍改革。到2001年年底为止，我国各大城市，基本都对原有的户籍制度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放宽了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户口的政策限制。即使是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拉开了序幕，河南还率先在全国废除城乡户籍的区别。户籍制度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我国未来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将呈加速度趋势。 　　据有关方面披露，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现在已成为中国主要的一部分，到2020年，中国城市人口可能将从2005年年底的5.02亿增加到8亿，预计城市化水平可能达到55％左右。几亿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逐步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 nullnull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个关键问题是，培养一代新型农民。什么是新型农民？就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从经济学角度看，新型农民就是“农商”。传统的农民是农夫，农夫与自然经济相契合，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自己消费，是一种典型的自然产品经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昔日的农夫变成了集体经济式生产队成员乃至公社社员，然而，他们的劳动产品依然不是商品，是计划产品。所谓卖公粮，交余粮，剩下的分口粮。这个时期的农民依然是一个农夫，从自然产品经济转变为计划产品经济，这样从个体农夫转变为集体农夫。而农商则不同，是一个新的范畴，它是现代农民的经济学意义表述。农商反映了一个新的经济关系，一个以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以需求指导农业生产又以新产品引导市场，并以商业活动为舞台的新生产者。 　　事实上，农民工外出打工，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素质，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者。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大多年龄在16－35岁，受过初中以上文化教育，各方面素质基础较好，是农村中的“精英”。从相对封闭的农村走向比较开放的城市，在与现代化大生产相融合的过程中，提高了他们的组织意识、生产技能；在与现代城市生活相融合的过程中，开阔了他们的人生视野、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经验以后，不少人萌动了创业的冲动。他们有的在落脚地成了当地企业的骨干，有的自立门户当上了“老板”，还有的人，一旦时机、条件成熟，就带着资本、技术和多年形成的商业网络，回到自己的家乡经商办厂，扩大非农就业，发展当地经济，成为播向家乡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文明的种子，以一种新的方式回报家乡父老的养育之恩。 nullnull　 从历史的角度看，改革中由于经济发展引起的产业发展、农业现代化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制度安排而出现的农民工现象，会在经历一个历史时段后而逐步消失。农民工最终会发生分化，其中绝大部分人会成为城市产业工人，只有少部分人会回归农民。这是一个历史过程，我想至少会大约持续半个世纪。 　　 感荷农民工，感荷劳动者！敬畏劳动，就是要善待农民工，善待劳动者！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并且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说：“你不能凭部分的富裕和繁华来判断社会的快乐程度，你必须了解草根阶层的生活。” null中国农民工，一个庞大的打工阶层，据有关方面统计现阶段农民工总数已逾1.2亿直奔1.5亿，已成为中国产业大军的主力：占全国加工制造业总数的68%，占建筑业的80%，占第三产业的批发、零售、餐饮业的52%。说他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数量最大的[民族]雇佣劳动人群恐怕没有什么争议。现今中国农村，80%的家庭有人在外打工，这意味着有七到八亿人与农民工有直接经济关系，加之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的亲情联系，在当代中国有十亿以上的人口关系着农民工！今天，人们大都认同是改革将中华民族的经济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GDP做大了，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大国（尽管从人均角度看名次十分落后）。人们享受到了改革与发展带来的果实。然而，农民却并没有水涨船高式地分享中国GDP的果实。我曾套聂耳一首著名歌词说过：他们种的粮，他们盖的房，分享盛宴场，罕有他们档。是啊，排排坐，吃果果，却少有农民的档位。 显然，这是很不公平的。农民工为中国的GDP贡献了大约四分之一的份额（2004年），为经济发展付出的巨大代价，与他们获得的微不足道的回报相比，太不相称了。中央连续发的“一号文件”，在农村取消农业税，在某种意义上解读，就是为消除这种不公平所做出的重大政策努力。2006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多次重点提到三农问题，并保证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将有更多的财富进入农村。这无疑是一则令人兴奋的消息。 我们必须正视农民工阶层，必须深刻认识他们对经济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