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美中(内科,擅长老年医学)

岳美中 岳美中 个人简介 岳美中(1900～1982)，名岳锺秀，号锄云。河北省滦县人。早年攻读文史，二十五岁时因肺病吐血，发愤自学中医。曾行医于冀东、鲁西一带。解放后曾任唐山市中医公会主任、唐山市卫生局顾问，后调中医研究院工作。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垒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主任、中医教授。从事中医工作数十年，有较深的理论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对肾病、热性病、老年病等有深入的研究和较好的疗效，在国内外有较高的名望。 学术思想 岳美中于50年代后期提出了专病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原则，促进了中医治疗水平的提高。他根据自己的临床体会，将内科杂病分为两大类：一为气化病，即一般所称之功能性疾患；一为实质病，即一般所称之器质性疾患。就治法言，气化病多取泛通治法，实质病则取特殊治法。在特殊治法中，再照顾机体的内外情况，辅以其他治法。换言之，即专病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治法。他认为，临床应着重解决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主要矛盾。所谓主要矛盾，即某一疾病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一定时期内起主导作用的矛盾。每一疾病，在其自身发展的全过程中，会经历几个不同阶段，各阶段决定于它所包含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决定着和标志着疾病发展的阶段性。区分疾病发展中的阶段，必须以其主要矛盾为依据，这样，临床治疗才能得心应手、药到病除。 学术成就 　1.于50年代后期提出了专病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原则，促进了中医治疗水平的提高岳美中为人民共和国施展医学才华的年代，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30年间。特别是50年代后期，由于政府的提倡，中医学术刚刚振兴，中西医结合医学尚处于起步阶段，不少中医医生对于经过确诊而又缺乏治疗手段的疾病，不知如何采用中医处理。临证畏首畏尾，不敢进?影响了中医药疗效的提高和学术进步。在这样的背景下，究竟如何理解和运用中医的治疗原则和方法呢？ 　 　岳美中指出，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术特点和精华所在。数千年来，它在中医学术的发展和促进诊断治疗技术的进步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既注意到人体内外环境的联系和统一性，如内外相应与脏腑经络相关的辨证，也注意到个体体质差异等特点，因而有一病多方，多病一方的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不但临床效果好，而且也是中医研究工作中的重大理论问，值得我们继承和研究。 　　 岳美中还认为，辨证论治的具体内容在中国历代含义不尽相同。岳美中列举了疟疾、蛔虫病、黄疸、麻风、痢疾等许多例子来说明专病专方专药对于疾病治疗的重要性。譬如痢疾，《金匮要略》治下痢脓血的热痢之用白头翁汤，已为临床证实之专方，白头翁、黄连为下利脓血之专药。后世专方如《普济方》地榆丸、《仁斋直指方论》香连丸、东垣升阳渗湿汤等是，后世专药如马齿苋、鸦胆子、大蒜等是。他说，这些专病专证专方中之专药，与方剂配伍中的“主药”意义颇相接近，且有一定联系。使用它们，既符合辨证论治原则，又都有明显效果，体现了专病专方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过程，这才是提高中医疗效的可靠措施。 　　 2多次受命为外国领导人治病，成为中国在医疗外交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中医专家岳美中一生中曾9次受命为外国领导人和外国友人治病，足迹遍及欧亚多个国家。医疗成绩卓著，对中国医疗外交做出了突出贡献。现举数例，以示大略。 　　 尿路结石症相当于中医学里的“石淋”。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医除了手术摘除结石、肾切除或器械排石疗法之外，缺少药物排石疗法。 　　 3熔经方、时方于一炉，运用经方治病，时起大症。大症，系指急性热证、危重症和疑难症等。岳美中在深厚学问的根底上，采用经方，匠心独运，起大症很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著名的经方派老中医。 　　 4开拓中医老年医学研究的领域，创立老年疾病补益六法中国老年医学兴起和发展较早，自唐代孙思邈首揭《养老大例》和宋代陈直著述《养老奉亲书》之后，奠定了老年医学的基础，明清时期医家防治老年疾病，多注重养生和食疗，相对地轻视药物治疗。加之孙氏虽倡行补益而立法较少，故后世除多谈健脾补肾之外，缺少较为系统全面的补益法则。因此，中医老年医学的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都有待于研究和解决。岳美中有鉴于此，于是在晚年花大气力研究老年疾病和老年保健，撰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本中医老年医学专著—— 《岳美中老中医治疗老年病经验》 ，成为现代著名的老年医学专家。 自述一生学医认识发展过程 第一，我学医之初，是从张锡纯的《衷中参西录》入手的。临证稍久，逐渐感到其方有笨伯之处，往往不能应手。转而学习吴鞠通、壬盂英等人的温热著作。用之于临床，效失参半。其效者，有的确为治疗之功；有的则非尽是药石之力。在一个时期里，疗效总不能很快地提高。思索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对其学术研究的功力不到，经验不够；但细察其方剂，也确有琐细沉弱的方面。苦闷榜徨之中，又重读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前此虽然学过，但未入细)。见其察症侯而罕言病理，出方剂丽不言药性，准当前之象征，投药石以祛疾。其质朴的学术，直追实验科学之堂奥，于是发愤力读。初时，曾广置诸家诠注批阅。其中不乏楮到之言，也常有牵附穿凿反晦仲师原意之处，反不如钻研原著之有会心。于是专熏于研讨原菩。将读书所得用于临床，每有应手，则痊大症，更坚定了信仰之心。稍后，叉涉猎店代《千金》、《外台》诸书，觉得其中精华，亦是祛瘥之利器。当时，曾有过一个认识，以为中医之奥妙，原不住宋元以后。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后期，主要是以古方治病。这巾问，还在另一个方向上走过一段弯路。一九三六年前后在山东的一段时间里，为了应门面，生搬硬套地学了一阵中西汇通的学说。 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疗效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真所谓「邮郸学步，失其故封」。苦闷之下，害了三个月的眼病。不能看书。经常闭眼苦思其故，好久好久，得出了两句话：「人是精神的，不是机械的；病是整体的不是局部的」。这也许是仅存未丢的一点灵光吧!当时既不敢自信为是，也不敢人前道及，只取它指导着自己的治学。于是，又归真返璞地研习古老的祖国医学。   第二，在第一阶段的后儿年，实践得多了，逐渐感觉到偏执古方存在的一些弊端。一方面，临床遇到的疾病多，而所持的方法少，时有穷于应付、不能泛应曲当之感。一方面也觉得经方究竟是侧重于温补，倘有认证不清，同样可病随药变。持半以论，温、热、寒、凉，一有所偏，在偏离病症、造成失误的后果上，是一样的。临证治病若先抱成见，难免一尘迷目而四方易位。只有不守城府，因人困证因时因地制宜，度长短，选方药，才能不偏不倚，恰中病机。一九五0年我在唐山就此问题和孙旭初等同仁做过长时间的讨论，进一步受到启发。归纳当时的认识是：仅学《伤寒》易涉子粗疏，只学温热易涉于轻淡，粗疏常致于偾事，轻淡每流于敷衍。应当是学古方而能入细，学时方而能务实，入细则能理复杂纷乱之繁，务实则能举沉寒痼疾之重。从临床疗效方面总结，治重病大证，要注重选用经方；治脾胃病，李东垣方较好；治温热及小病轻病，叶派时方细密可取。把这些认识用之临床，确乎有法路宽阔、进退从容之感。这是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这段时问的认识。   第三，一九五四年前后，我在治学思想上又有了一些变化。此时，我治医学三十年，在读书和临证方面，有了一些积累和体验。也开始学习了《矛盾论》和其它一些唯物辩证法的著作。幷学习着结合自己治学道路和方法上的问题进行总结和思索。在肯定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也感觉到执死方以治滔人，即使是综合古今，参酌中外，也难免有削足适履的情况。但若脱离成方，又会无规矩可循，走到相对主义。要补救此弊，不但需要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深入地研究辨证论治的原则，还要在足够的书本知识和临床经验的基础以若干病类为对象，从研究药物如何配伍入手，进而探讨方剂如何组织。因为中医治病，基本是采用复方。复方从根本上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逞奏疗效，而不是群药分逞其能。而复方方剂中药物配伍和组织，义有它历史地演进变化的过程。从它演变的痕迹中探求用药制方的规律，幷结合当前的实践加以验征、补充和发展，指导临床，就能高屋建瓴，动中肯柴。对一个医生，这是又进了一步的。习医至此，不禁废书而三叹；学问没有止境，学问不可少停。在我，其知之何晚也。我在当时的一首诗中，写了这种感慨和决心：   于今才晓作医艰，   敢道壶中日月宽。   研古渐深方悟细，   临床愈久始知难。    星槎不惮一身老，   雪案浑忘五夜寒。   假我数年非望寿，   欲期补拙在衰残。   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十几年的时问里，我结合临床、科研与教学任务，对药物配伍和方剂组织方面的材料做了一些整理和研究，对肾病、热性病和老年病等病种的用药与组方规律做了一些探索，得到了一些初步的认识。但是，因学力不足和环境的耽阻，远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谈学医经验 1读书宁涩匆滑、临证宁拙勿巧 学医离不开读书。但我国医学著作汗牛充栋，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欲有所成，就要摘要而攻，对主要经典著作要扎扎实实地下功夫，读熟它，嚼透它，消化它。读每本书都要在弄清总的背景的前提下，一字字一句句地细抠，一句句一字字地读懂。无论是字音、字义、词义，都要想方设法地弄明白。不可顺口读过，不求甚解，不了了之。也不可用望文生义的简单办法去猜测。更不能拿今天的意思硬套上去。比如《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篇》中的「痰饮」有二义；篇名中之痰饮，是津液为病的总称;条文中之痰饮，是指水在肠问摇动有声之流饮。读书时若不细考究，把痰饮当作今义的「稠则为痰，淡则为饮」，就失去了经典的原意。这样逐字逐句地读书，看似积滞难前，实则日积月累，似慢实快。那种一目十行，浮光掠影的读法，不过是捉摸光景，模糊影响，谈不到学问。   要把主要的经典著作读熟、背熟，这是一项基木功。「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一遍有一遍的收获，背得熟和背不熟-人不一样。比如对《金匮要略》、《伤寒论》，如果能做到不加思索，张口就来，到临床应用时，就成了有源头的活水。不但能触机即发，左右逢源，还会熟能生巧，别有会心。否则，读时明白了，一遇到障碍又记不起，临证时就难于得心应手。我自己虽曾在主要著作的背读上下过一番功夫，但总不能像童时读的《论语》、《孟子》和古诗文那样至争仍背诵无遗，常有学医恨晚之叹。因此，背书还要早下手。   读医书，还要边读边记，勤于积累。积累的形式则宜灵活。比如说，可以结合自己研究方向相近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的专题摘要积累，读书时留意于此，随时摘抄记录，并部别类居，主要的加以标志，敞漫的贯以条理，怀疑的打上问号，领悟的作出分析，大胆地附以已见。日积月累，对日后的研究工作是会有好处的。   临证宁拙勿巧。对症状要做「病」与「症」的综台分析，寻求疾病的本质，不可停留在面的寒热虚实，立方遣药，要讲求主次配伍，加减进退，不可用套方套药取巧应付。遇到大病复杂症，更要格外细密，务期丝丝入扣，恰合病机。既要有临证时的分析，还要做事后的总结。数年来，我自己无沦在哪里应诊，坚持每诊必做记录，半月做一次阶段性的检讨，找出需要总结的经验，发现有进一步探讨价值的问题，提高疗效。   2自视当知其短、从师必得其长 我学医，主要是自学。但决不是说，自学不需求师。做任何一种学问，绝对意义上的无师自通是没有的。自学，难免遇到思而不解之惑、攻而不破之谜，更需要清教师友。因而凡有从师学习的机会，尤知珍惜。一九三五年，我读到陆渊雷先生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觉有自己未见之义，稍后就加入先生所办的遥从(函授)部学习。当时，我看病教徒，诸务虽繁，但对所学课业必认真完成，寄去请教。记得我写过一篇《述学》的课卷，陆渊雷先生曾加了鼓励的按语，发表在《中医新生命》上。这段函授学习的时间虽然不长，对我这样一个自学出身的人来说，感到十分宝贵。一般地说，一个人从师学习的机会和时间毕竟是不多的，而在共事的同道中，学术精湛、经验丰富之人却随时都有。只要虚心汲取，他人之长，皆可为攻错之石。我在中医研究院和蒲辅周等同志共事多年。在一起临证、执教的过程中，有时见到他们的得意之笔，恰是自己薄弱之处，从中比对思索，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比如，早年我用玉屏风散治「习惯性感冒」，多是大剂突进。虽数剂可效，往往不易巩固。蒲老治「习惯性感冒」，也用玉屏风散，却是小量长服，疗效颇好。我思索这里的原因，加深了对慢性病的转化要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有「方」还需能「守」这个道理的认识。从师是为了求学问，在学问面前不能有丝毫的架子。我在任唐山市中医公会主任时，市内有一位高怀医师精针灸术，擅长用「大灸疗法」，系其祖传，能起大证。年事已高，秘未传人。为防绝技失传，我和王国三等几个同道以弟子礼前去执贽受学。每至巳夜，即趋集灯前，问难请业，无间风雨，袒臂跣足，按桥量度，力求一是。终于掌握幷整理了这个疗法。当时我虽年过五旬，不无劳顿之感，而其中授受之乐，的确有非可言喻者。   3读书多些有益于专  知识博些源头更活 我习医以后，半是积习，半是追求，研读文史和爱好旧诗词的兴趣一直很浓厚。习陕之余，喜读《二十四史》。对六经、诸子、宋明学案以至佛教、道教的部分主要著作，都做过一些涉猎。兴之所致，还习作了一千多首诗词。我常以占用了一些业余时间为惜。但回顾起米，由这种爱好中得到了一定的文史知识和修养，对中医的学习和长进，也幷非全无益处。第一，中医经典是古文字，和现代白话距离较大。义流传辗转，版本繁杂，字词驳错。诠释者既多，难免见仁见智，言人人殊。如果没有一定的古文化、文字知识，对这些经典著作就不易读懂，读{蒈了，也难于读深。理解上，或浮于约略，或止于沿演，可以逐浪而难能探源，临床上，刚易于套对而难能用活。要想对经典医籍的研究深入一些，就非有一定的古代文化、文字知识不可。我自己对《伤寒论》等经典的文字做过一些研究，写过一篇《<伤寒论文字考>补正》，就很借力于早年积累的一点古文和「小学」的知识。第二，文史的书籍和古诗文中，掩藏着丰富的医学资料。这些虽是不期而遇的零金碎玉，却常可补某些医学著作之不足，亦届珍贵。读书时随手积累，需要时即可驱遣使用。我在整理中医麻风病学，写作《中国麻风病学汇编》时，就从文史著作中得到了许多有用的材料。第三，中医学是从中华民族古代文化这个土壤中生发出来，是整个民族文化之林的一枝。它的形成和发展，受整个社会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发展状态的影响和制约。对各个时代社会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发展状况有所了解，对由当时时代所产生的医学思想的理解就可以更深刻一些。比喻地讲，专一地研讨医学，可以掘出运河；整个文化素养的提高，则有助于酿成江海。养到功深，是可以达到境界上的升华的．不待说，今天的青年人学习掌握古代文化知识，应当有目的，有选择，要适当，要因人制宜全无目的，漫无边际的读书，也不足取。   4勤能补拙恒斯效、俭可养廉贞自清 有时青年问及学问之道，我常说，论天分，我至多是中中之材。几十年来，如果说掌握了一些中医知识而能承乏医务，所靠的一是「勤」，二是「恒」。做任何学问都要勤奋和持久，治医学尤需如此。医生这个职业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一举手一投足都接触病人，医术好些精些，随时可以助人、活人；医术差些粗些，随时可以瀑人、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医生真可以说是病人的「司命工」。一个医生，如果不刻苦学习，医水上甘于粗疏，就是对病人的生命不负责任。当然，就是勤奋学习，也不等于就能万全地解决疾病。但无怠于学，至少可以无愧于心。这是我早年用做鞭策自己读书习医的一点认识。如今我垂老病榻，回顾治医生涯，成果之少，每自赧颜；稍可自慰者，唯有勤奋读书未从松懈这一点。几十年的生活，基本是「日理临床夜读书」。临床常无暇日，读书必至子时。六十岁以后，医责益重而年事渐高，为了抓紧晚年，完成温课和研究计划，曾了几条自我约束的「自律」。大致是：①要有恒。除极特别的事情外，每日按规定时间温课，不得擅自宽似，时作时辍。②要专一。不得见异思迁，轻易地改变汁划。要有始育终地完成一种计划后，再做另一种。「主一无适」谓专。非专，则不精，不深、不透。③要入细。不可只学皮毛，不入骨髓；只解大意，不求规律；只涉藩篱，不求常奥。入细，还要防止轻淡，轻淡则流于薄弱，薄弱则不能举大症；要防止琐屑，琐屑则陷于支离，支离则不能集巾主力，也不能理细症。④戒玩瞎。此后，忌看小说。非星期不着棋，不赋诗。非有应酬不看戏。⑤节嗜好。衣食方面，不求肥甘，不务华美，随遇而安，自甘淡泊。否则必致躁扰不宁，学术上难于探深致远。此后，不独茶酒不事讲求，即书画篆刻，也不宜偏好过多。免得耗费有限的光阴。现在检查起来，除在旧诗词方面，有时情有难禁，占了一些时间外，其它都尽力遵守了。    。   人们都知道医德的重要。我以为，做一个医生，治医之时，有两条至为要紧：治学，要忠诚于学术的真理，直至系之以命；临证，要真诚地对病人负责，此外决无所求。只有这样，才能认真热诚地对待患者，谦虚诚挚地对待同道，勇敢无思地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地对待成败。相反，如果对自己从事柏事业不热爱，不相信，惜献身，对患者缺乏负责的精神，甚至把自己掌握的一点技术当作追求个人利益的手段，那就丧失了做医生的根本。不特失之于医德，且将毁及于医术。   在祖国医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代中医都有自己不容推卸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中医的命运是幸福的，毕竟也是坎坷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亲见了中医界的同道们，在旧社会的贫苦中自处，与反动派的压迫作抗争，对偏见者的歧视不动摇，在存亡、兴衰的灾难中迎来了国家的解放，为民族保存、继承、丰富了中医学这份珍贵遗产。他们是无愧于历史的。我仅是同辈先进的一个追随者。蹉跎时月，如今也已是行将就木之人了。向前展望下儿代中医，他们将处于上会安定、思想解放、科学昌兴的时期，只要他们勤奋而能够持久，善于继承又勇于创造，中医事业在他们的手里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医学必将以更绚丽的身姿．挺立于世界科学之林。顾后瞻前，寄希望于未来。 临床经验 岳美中强调对于急性病，要有胆有识，迅速地抓住现证特点，迎头痛击，因势利导，以解除患者病痛。对于慢性病，则要有方有守，慢慢扶助机体的抵抗力，以战胜疾病。因为急性病多属六淫时疫所致，变化较多，尤其是风火阳邪，骠悍迅疾，焚毁顷刻，治之宜准、宜重，即所谓要有胆。但胆须从识中来，有胆无识，往往陷于盲目，甚至鲁莽偾事；有识无胆，畏怯不前，也容易贻误病机。识是胆的指导，胆是识的执行，要眼明手快。对于慢性病的治疗，他认为不但要有方，还要有守。慢性病往往由渐而来，非一朝一夕所致，其形成往往是由微杳的不显露的量变而到质变，其消失也需要经过量变才能达到质变。一个对症药方，初投时或无任何效验可见，若医生无定见，再加上病人要求速效，则必至改弦易辙。或者药已有效，就是效果还不明显，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量变，倘一中止药方，或另易它方，不仅前功尽弃，还恐怕枝节横生，甚至出现其他疾病。因此，在慢性病的治疗上，他主张用方要准、使用要稳。 后世影响 岳美中一生非常注重培养后学，门人弟子众多，有岳沛芬、陈可冀、时振声、王国三、王占玺、李春生、江幼李等，均为当代知名中医、中西医结合专家。 生平著作 著有《岳美中医案集》、《岳美中论医集》、《岳美中老中医治疗老年病经验》、《岳美中医话集》、《中国麻风病学辑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