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写中的谎言

摘要：历史写要求使用真实的材料，要求遵守历史学的基本规范，但这并不能保证历史叙事的真实性， 有时却会带来谎言的结果，这就是需要我们深思研讨的历史书写中的谎言问题。 关键词：历史书写；历史谎言；产生原因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3210（2011）01- 0030- 05 第27卷 第1期 Vol.27 No.1 廊 坊 师 范 学 院 学 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1年 2月 Feb.2011 收稿日期：2010- 10- 24 作者简介：张耕华（1952-），男，浙江鄞县人，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 究史学理论、史学史和中国古代史。 专门给美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挑刺的詹姆斯·洛 温《老师的谎言》一书，经我国学者马万利先生翻 译，中文版的面世已有一年多了。马万利先生在“译 后记”里写道：作者（詹姆斯·洛温）期待看到一本 《老师的谎言———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而他 也“期待本书能引起历史学界及教育界、思想界更 进一步的思考”[1 ]430。我颇担心他们的期待会落空， 直到近日，一份学术期刊上有一场“圆桌会议”讨论 此书[2 ]，如果这能算作一种回应，那么，笔者也想延 伸这种讨论，目的是想探讨一下《老师的谎言》中涉 及的一些关键问题，并期待能形成一个学界“热议” 的课题，以引来更多的学者参与讨论。 一 詹姆斯·洛温对美国历史教科书的批评是毫不 留情的：造假作伪、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说美国教科书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恐怕也 不过分。自古以来，历史学者的责任就是揭示真相， 秉笔直书，故历史书写的造假、说谎，历来就为众人 所不齿。昔章学诚云：“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 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3 ]所以， 教科书或历史著作上的造假、作伪，必须要无情揭 露、严厉批判，而从学理上去做什么理论探究，似乎 已无必要。然而，《老师的谎言》一书中说到的一种 现象很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只说真话，不说假话 的历史书写，仍有可能造成谎言的效果，而且是一 种颇有欺骗性的历史谎言。比如，詹姆斯·洛温对历 史教科书中有关美国政府形象的叙述提出了严厉 的批评，他说：教科书似乎告诉人们，今天的这个国 家与 1789年所创建的那个国家没什么不同，联邦 政府依然是人民的公仆，易于管理，易于驾驭。教 科书所塑造的是一个英雄的国家，它与它的其他英 雄人物一样，完美而不带任何瑕疵。至于它的一些 不太体面的事实，如援助伊朗“沙阿”派、废黜首相 摩萨德，参与推翻 1954年危地马拉民选政府，操纵 1957年黎巴嫩选举，卷入 1961年谋杀扎伊尔卢蒙 巴行动，一再企图谋杀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参与 推翻 1973年智利民选政府，等等，要么语焉不详， 要么干脆回避。于是，教科书所刻画的美国基本上 是个理想主义的行动者，把大多数的成功都归功 于政府。[ 1 ] 234、249 为了把美国政府全面塑造成正面的形象，历史 教科书的编者一定使用了作伪、造假、歪曲等多种 手法。但是，即便不作伪、不造假，单凭一种简单而 省力的书写方式———只书写部分正面的历史事实， 回避、掩盖部分负面的历史事实，也能起到塑造正 面形象的骗人的效果。这在我们的历史书写里也是 存在的。比如，80年前，身为东北地方的守土长官 的张学良，居然在日本人挑起九一八事变、发动侵 历史书写中的谎言 张耕华 （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30· · 略的时候，不作任何抵抗。对此，学者张鸣先生撰文 写道：“当时，东北军虽说在关内有十余万人，但根 据地东北依然有二十余万，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 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 1万多兵 力。事变后统计，东北一共损失飞机 300余架，战车 26辆，各种火炮 300多门，其中重炮 200多门，轻重 机枪 5864架，步枪 15万支，手枪 6万支：有这样强 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居然拱手把大片国 土让人，实在是不可思议。纵使不论家仇国恨、生民 涂炭，经此事变，作为军阀的他，老家没了，家底没 了，就算没有父亲被人炸死之仇，为了自己的根据 地，为了自己的财产也该一战，可是他却没有（有材 料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家产损失金条 80000余 条，超过了当时东三省的官银行的全部损失，一方面 可见损失之惨重，一方面则表明，张氏父子在东北搜 刮之烈）。这样的军人，我们说他什么好呢？”[4 ]张学 良的弃守东北，在我们的历史书里往往是略而不提 的，他的出现是要到西安事变的时候。此时，张学良 俨然已是一个正面人物而进入到我们的历史书写 里。没人会承认说这样的历史书写是出于某种欺骗 的目的，但不管有意无意，不管我们该不该称它为 谎言，对于读者来说，都会起到一种误导的作用。所 以，张鸣先生说：“这样的历史书写，对所有想要了 解历史的人来说，都是毒药”[4 ]。 说这样的历史书写是“毒药”，实在就等于谴责 它在说谎。然而，它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说谎。一 般意义上的说谎，就是无中生有，全系造假。而此处 的素材全为真人真事，用的都是真事实，但就其“毒 药”的麻痹、欺骗作用来说，真所谓“有过之无不 及”，因为它是由真实史实包裹着的“毒药”，笔者则 认为它是“用真实包裹着的历史谎言”。 二 “用真实包裹着的”“毒药”或“历史谎言”是怎 么产生的呢？其实，近百年来的史学理论研究，都直 接或间接地指向着这一问题，只是学者们还没有说 这有可能会导致“毒药”或“谎言”。 我们知道，历史本身是无穷无尽的，哪怕是一 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历史书写总不可能穷 尽它的每一侧面、每一细节，这不仅不可能，事实上 也不必要。“公元前 49年恺撒渡过卢比孔河”，这是 我们历史书写中最常见的、也是最简单的一个历史 事实，我们的历史书里充实着大量的这一类历史事 实。但是，“恺撒渡过卢比孔河”本身却并不简单，它 是由许许多多较小的、甚至更小的历史事实所组成 的。由此可见，用一句“恺撒渡过卢比孔河”来表述 这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历史事实，实在是出自于 我们的概括。[5 ]又如写汉代的历史，我们大致都会 选择诸如“分封同姓王”、“翦灭功臣”、“文景之治”、 “武帝盛世”、“昭宣中兴”等一系列事件，由此串联 起汉代的历史过程，重塑汉代的历史场景。汉代的 事实写不尽写，这不仅写不完，事实上也无必要。搜 集了所有的汉代的历史事实，也不能说是写成了汉 代史。对某一个历史事件的书写是这样，对某一段 历史过程的书写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肯定这是历史 书写的基本方式，那么这里就存在着一个问题：历 史学者是如何决定这些侧面、细节或这些事实是必 须书写的，而另一些侧面、细节或事实则是可以省 略的呢？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什么呢？ 早在近百年前，德国的李凯尔特就提出了文化 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分。他认为，自然科学方法的 本质是从个别到一般，求取一般，这也是它的研究 目的。而历史学却始终关注个别，对这些不可替代 的个别的描述，是历史学的目的。而历史个别之所 以值得我们去研究关注，全在于它们有自己独特的 价值，历史学家按照“重要的”、“有意义的”、“本质 的”等价值尺度去选择它们，将它们写入我们的历 史书里。这种由价值引导的历史书写，不能达到普 遍的有效性或普遍的客观性，只能达到一种“对一 定范围的人有效”的特殊客观性。[ 6 ]如果我们循着 李凯尔特的思路走，我们就会面临一个疑问：由于 历史学者对“重要的”、“有意义的”、“本质的”理解 不同，他们的历史书写会不会也有很大的不同？ 其后，意大利的克罗齐提出了“一切真历史都 是当代史”的观点。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的认识） 都源于我们现实生活及其问题、需要、困惑等等，故 而一切真历史都具有当代性。“显而易见，只有现在 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 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 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 现在的兴趣。”[7 ]如果我们延续克罗齐的思路追问： 现实生活中的兴趣、需要、困惑是各不相同的，由此 写出的历史书，会不会发生矛盾和冲突？何者才是 具有当代性的真历史？抑或都可以称其为真历史？ 再往后，后现代的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专门 31· · 分析历史的叙事结构。他认为，历史研究的最终成 果总需要借助语言、叙事的形式才能将它表达出 来。整个研究过程，历史学家要做五方面的工作：一 是排列编年，就是把“历史事实”按其发生的时间顺 序排列成编年史；二是组织故事，即通过组织“场 景”或过程，将“历史事实”组织成具有来龙去脉的 故事；三是情节编织，就是赋予“历史事实”以一种 情节结构，如悲剧的、喜剧的、笑剧的等等；四是论 证解释，如借助一些原理、原则或规律来论证“历史 事实”的本质、主旨或中心思想；五是意识形态的蕴 涵，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指社会实践的立 场或主张———或是主张改造它，或是主张维持它， 而且最常见的意识形态有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 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这样，同样的一个历史主题， 比如法国革命，就可以撰写成悲剧、喜剧、笑剧等不 同主题，如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就视路易·波拿巴的当选为历史的笑剧；同样的历史 主题，就可以隐含不同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这里 并不存在伪造史实或作伪作假的现象，而仅仅是通 过史实的选择、结构的编织等方面的调整，就可以达 到某种或悲剧或喜剧的效果，如下图所表示：[8 ] （1） a，b，c，d，e，……，n （2）A，b，c，d，e，……，n （3） a，B，c，d，e，……，n （4） a，b，C，d，e，……，n （5） a，b，c，D，e，……，n 如以法国革命为例，（1），表示给定的有关法国革命 的历史人物、事件等。（2）、（3）、（4）、（5）则表示运用 （1）所给定的事实，写成的四种法国大革命的著述， 它们就可以分别是正剧、悲剧、喜剧和闹剧。 上述讨论，可以引出这么一个结论：不同的历 史材料，经过不同的组合，可以产生不同主题、不同 风格的历史作品，对于读者来说，相应地也就会产 生不同的阅读效果。对于史实的选定而言，历史书 写者无疑具有相当大的决定权。史实的选定，有些 纯为技术上的考虑，如写拿破仑，不必书写或过多 书写拿破仑的厨师；有些则出于书写主题、目的的 考量，而其背后则掺入了现实的利益关系。历史书 写一旦掺入了现实的利害关系，情况就变得更为复 杂：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历史书写者就会多写些或 多说些对自己有利的历史事实，就会掩盖、回避掉 对自己不利的历史事实。公元 4世纪初的一天，东 晋明帝与大臣王导聊天，问及自己的祖辈是如何得 天下的。明帝司马绍是司马懿的玄孙，大概年代稍 远，对于魏晋更替和晋初的史事，已经是不甚了了， 而王导年事稍高，对史事知之较多。于是，他便把司 马懿如何创业，魏晋更替时司马师如何杀死魏高贵 乡公的事述说了一遍。原来司马父子，是“欺人孤儿 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明帝听得羞愧得头都抬 不起来，把脸贴在床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 长远！”[9 ]如果历史由他来书写，那么他自然不愿把 这类故事写进历史教科书里，也不允许历史老师在 课堂上讲授这些事情，因为这会使民众质疑司马氏 王朝政权的合法性，破坏民众对司马氏王朝的认同 感。至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了，历史“毒药”或历史 谎言是如何产生的。 三 上述讨论都还是指出了问题、揭示了问题，而 没有能解决问题：难道将法国革命书写成正剧、悲 剧、喜剧或闹剧，彼此就不能做出是非正误的区分 吗？各种不同主题的历史书写能否有个正确错误的 检验呢？ 数十年前，海登·怀特和伊格尔斯间有一场小 争论。伊格尔斯同意海登·怀特如下的看法：“历史” 充满了证实事件发生的各种文献，因而有可能用几 种不同但同样可行的方法，把这些文献组合在一 起，以形成几种有关“过去发生了什么”的叙述性记 载。所以，“对任何一个研究课题来说，都没有唯一 的表达方式”。但是他不能同意海登·怀特由此而认 为“所有的历史记载均含有虚构的成分，因此基本 上是虚构，不受任何真理的限制。不仅任何事件、文 献都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解释，而且所有的解释都同 样是真实的”。伊格尔斯非常强调历史学的学科规 范和，他认为“尽管史学研究表现出的意识形 态各不相同，在处理证据以及提出论点上却有一些 约定俗成的最低”，“其研究方法和结论也要受 学者们的检验。学术研究在具体问题达致共识方面 的能力诚然有效，但它却不能在破除历史迷信方面 做出贡献。而这正是理性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10] 我们自然不会同意海登·怀特的历史记载基本上都 是虚构的看法，但伊格尔斯的批评也难以让人信 服。历史研究诚然有它自己的学科规范，关于秦始 皇是男还是女，关于某年某月罗伯斯庇尔上断头 台，哪怕是最低的约定俗成的学科准则也能强制性 32· · 地约束你我，必须按学科规范来进行历史书写。然 而，对于法国革命是悲剧、喜剧，还是闹剧；对于只 写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不写弃守东北时的张学 良，我们能否拿出什么强有力的学科规范或准则来 指责他呢？如果有的话，那也是软而无力、毫无约束 性的。比如，你批评他叙事要全面，他辩解说不可能 面面俱到；你指责他遗漏了重要史实，他解释说遗 漏的正是不重要的史实，等等，等等。 批评海登·怀特的学者常常援引“大屠杀”的案 例来责问他：“大屠杀”能写成喜剧、正剧或闹剧吗？ 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能遗漏“大屠杀”吗？这是海 登·怀特所不能否认的。然而，反躬自问，诸如“大屠 杀”、“南京大屠杀”之类的历史事实，之所以不会在 历史书写中被忽略，主要不是受到学科规范或准则 的约束，而是受到人类最基本的行为和伦理规范的 约束。每一个良知未泯的历史学者都知道，虽然历 史书写不能做到面面俱到，但是纳粹的“大屠杀”和 日本法西斯的“南京大屠杀”是不能在相关历史书 写里被遗漏或忽略的。同样，有关美国政府的历史 书写也总是有选择的。但是，诸如它援助伊朗“沙 阿”派、废黜首相摩萨德，参与推翻 1954年危地马 拉民选政府，操纵 1957年黎巴嫩选举，卷入 1961 年谋杀扎伊尔卢蒙巴行动，一再企图谋杀古巴领导 人卡斯特罗，参与推翻 1973年智利民选政府，等 等，却也都是不该隐瞒或回避的。 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教学的内容应该因人因 时而异，在某些年龄段里回避或隐瞒某些事实真 相，是出于合理或正当的理由，如果这也叫说谎，那 它应该属于“善意的谎言”。比如，针对中小学生来 说，讲第一次鸦片战争和三元里抗英斗争的历史， 就不必讲当时还有许多官兵莠民反对禁烟，以及汉 奸为外人效力、惟恐“逆夷不胜”等史实；①讲圆明园 遭焚毁（火劫）、园中文物遭劫掠（财劫）的历史，不必 延伸着讲后来的“木劫”、“石劫”———在以后的半个 世纪里，北京的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一点一点地从 圆明园的废墟上拆走可资利用的木材和石材。[11]正 如史学家陈垣先生所说：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 泥。凡事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 不失为真也。[12 ]《春秋》之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 子为父隐，为尊者讳，父为子隐，为亲者讳也，直在 其中矣。②凡问题足以伤民族之感情者，不研究不以 为陋。如氏族之辩、土客之争、汉回问题种种，研究出 来，于民族无补而有损者，置之可也。[13]民国年间，国 民政府的教育部也曾指示中学的历史教学当竭力回 避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史学家陈寅恪对此颇不以为 然。他说：“近闻教育部令，中学历史教科书不得有挑 拨国内民族感情之处，于民族战争不得言，要证明民 族同源。余以为这是不必要的。为证明民族同源，必 须将上古史向上推，如拓拔魏谓为黄帝之后，欲证明 其同源，必须上推至黄帝方可。这就将近年来历史学 上之一点进步完全抛弃……然大、中、小学所讲之历 史，只能有详略深浅之差，不能有真伪之别。……古 代史上之民族战争，无避讳之必要。”[14] 如果肯定历史书写中需要或难免有“善意的谎 言”，那么我们就会面临另一种困难：谁能将各种不 同的“善意的谎言”，按照读者、学生不同的年龄和 不同的认知水平，按照不同的教育程度和教育目 的，排出一个系列的、妥帖的顺序，以便让老师在不 同的教学过程中讲述不同的“善意的谎言”呢？正如 詹姆斯·洛温所说：“向学生说谎就是在走一条下坡 路。一旦我们开始下滑，我们何时停止，如何停止？ 谁决定什么时间该说谎？该说什么样的谎？对什么 样的年龄群说谎？我们一旦拔起事实之锚，历史证 据之锚，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之舟将被大风吹得四处 飘荡，一会儿向这，一会儿向那。……如果连历史学 者都不尊重历史事实，自觉或不自觉地说着谎言， 难道我们还能指望美国的政治家、政客会尊重历史 事实，不说历史的谎言吗？”[1 ]365－366 在现实生活中，识破他人的谎言，往往不需要 有专门的知识，我们凭一般的常识就能识破说谎者 ① 其实，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这一方面的史实，在 70多年前出版的历史教学和历史教科书中都有所叙述。可 参见吕思勉：《中国简史》（原名《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初版于 1934年），工人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331页。吕思勉：《中国近代史八种》（其中的《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世史前编》和《中国近百年史概说》 原是 20世纪 20年代至40年代吕思勉在光华大学、常州青云、辅华中学讲授中国近代史的讲稿），上海古籍出 版社 2008年新版，第 35－39、178、179页。 ②“《春秋》之法……以下”数句，原刊于《辅仁学报》，后删。参见罗志田：《中国近代史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33· · 的目的和伎俩。近日在河南渑池县巨源煤矿发生了 瓦斯爆炸，在事发之后的数天内，当事人给出的全 然都是假信息：图纸假、人数假、整改假。煤矿矿主 瞒报死亡人数，驻矿干部也以“没人问我”来搪塞人 们的质问，而渑池县副县长的汇报竟然还大谈抢救 工作上的成绩。①在这里，掩盖真相、回避事实，其最 终的目的是逃避责任，这是连小孩也能看出来的。 但为什么进入到历史书写的领域，“毒药”或“谎言” 却畅行无阻，而历史学者往往也是熟视无睹呢？这 或许是历史与我们的生活相隔得太遥远，其间的 利害关系是间接又间接，我们一时都体会不到这 种书写方式所留下的负面作用；或许是历史书写 者已习惯于这样的书写方式，早已是“如入鲍鱼之 肆，久而不闻其臭”；或许他们已经养成一种职业 道德，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审视自己的历史书写，以 避免与现实主题相背离。然而，不管是什么理由， 正如张鸣先生所说：这种处理对于“所有想要了解 历史的人来说，都是毒药”[ 4 ]23，都是历史的谎言。 参考文献： [1]詹姆斯·洛温. 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 的错误[M].马万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2]王旭东，吴英，董欣洁，张文涛.历史与现实：从《老 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谈起[J].史学 理论研究，2010，（4）：4- 13. [3]章学诚.文史通义[M].吕思勉（评），李永圻，张耕华 （导读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65. [4]张鸣. 张作霖父子头上的光环 [J]. 历史学家茶座， 2007，（1）：18- 23. [5]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M]//张文杰（译）.现代西 方历史哲学译文集.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226- 227. [6]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M].凃纪亮（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1986：120- 121. [7]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傅任敢（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2. [8]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陈永国，张万娟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83. [9]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0. [10]伊格尔斯. 介于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纂——— 对海登·怀特历史编纂方法的反思[J].王贞平（译）. 历史：理论与批评，2001，（2）：78- 94. [11]杨东晓.“遗迹”，在历史的边缘[J].看历史，2010， （10）：57- 61. [12]陈垣.通鉴胡注表微[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286. [13]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0：697. [14]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M].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7：98. ① 可参见自 2010年 12月 8－12日，各种新闻报刊上有关巨源矿难的追踪报道。 Lies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ZHANGGeng- hua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Historical writing requires authentic materials and needs to comply with the basic norms of historiography. But this can- not guarantee the authenticity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as sometimes lies come into being in the process.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 are worthy of our reflection and discussion. Key words: writing of history; lies in history; reasons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