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原则与人权

权力、原则与人权 孟他努主义为什么会在历史上消失呢?难道上帝真的一点也不喜欢吃萝卜吗?妇女在教会活动中担任领导角色是否违背了自然法则?难道孟他努主义者完全缺乏对其观点建立共识的能力吗?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惟素食而持恒者，方知人生真谛，”如果孟他努主义换在中国活动，结局会不会不同呢? 　　不管是宗教，还是国家，或者是整个世界，占统治地位的规范不是反映当时掌权者的观点，就是反映大多数人达成共识的原则，连强权者也不敢与之抗衡。人权的情况也是这样。 　　从我们当中一些热衷于人权运动的人的立场来看，如果我们能令人信服地向世界证明，一些普遍认同的宗教原理已经把一整套权利灌输给了人们，而这套权利恰巧与《普遍人权宣言》中的30个条款不谋而合，那该多好啊!但抛开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还是有两种选择可以作为构筑人权观念的基础，其中一个——天赋人权理论，在《国家利益》的最近几期中成为广泛争论的话题。 　　在2000—2001年冬季号里，人类学家罗宾·福克斯(RobinFox)发出警告说，假如我们把人权建筑在人的自然性这个基础上，那么我们最后必将得出一些非常难堪的结论，例如我们有“权”使那些杀害了我们的子孙、减少了我们的基因库的部落妇女怀孕。福克斯说道，我们所说的大部分“人权”“要么是违背自然的，要么充其量只注意那些性质完全属于中性的事物。”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2001年夏季号中对天赋人权说示了比较乐观的态度。福山摈弃了休谟对“自然主义谬误”的评判(即认为我们可以从既有的事实中得出道德原则这一观念)，认为人的自然性“的确……使我们建立了一套权利等级体系，并使我们能够否定人类历史中曾在政治上强大无比的权利问题的某些做法。” 　　上述对话反映了在人权主张的哲学基础上存在着混乱。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这种混乱虽然没有折磨过《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们，却使1948年《普遍人权宣言》的作者们苦恼不堪，而且自那以后这种苦恼一直伴随着人权斗争。尽管那些认为《人权宣言》的原则要明确提到上帝和自然的建议遭到起草者的完全否定，但宣言的确含有那种实质上接受自然法则学说的语言(例如，“序言”中第一个条件陈述就断言，“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条款一宣称，“所有人在尊严和权利上生而自由平等，并被赋予了理性和良心，”条款十六把家庭称为“社会的自然组织单位”)。其他说明显示了一种更为实用主义的态度(例如，第一个条件陈述认为对固有尊严的承认就是“自由、公正和世界和平的基础”)。 　　尽管这些理论也许是《普遍人权宣言》的支柱，但把自然法则作为人权哲学基础所造成的失误却远远超出了福克斯的想象。这就是今天人权拥护者在证明人权合理性时很少援引自然法则学说的原因。福山也无法成功地改变这种状况。其实福山的理论恰恰证明了这个学说的错误所在。为了弄清人权的基础，我们不得不再次考察一下自然法则和“第三选择源”这两个理论，福山把后者称为“实证主义式的”观点。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两种观点就像福山说的那样，对美国贯彻其对外政策的确具有深刻影响。 　　　　　　是什么人的权利? 　　丹麦作家伊萨克·迪内森(IsakDinesen)如此问道，“人，除了是一架能把红葡萄酒变成尿的精良机器外，还是什么呢?”甚至在我们接触到休谟对“是怎样”就等于“应该怎样”的批判之前，这个自然法则理论的基本问题就在决定有哪些作为描述人权基础的有意义的特征是人类所共有的，有什么人在规定这些特征。就我们所知，迪内森关于把红葡萄酒变成尿的观察的确适用于所有人，但她这句话里的讽刺意义——这就是人类的本质——却是任何头脑清楚的人都会立即加以反驳的。 　　但是我们有什么理由来反驳呢?自然法则理论史告诉我们，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人性概念，任何时代占主导地位的人性概念与其说是哲学和科学原因促成，不如说是政治原因促成。例如在中世纪，教会所解释的自然法则是谴责高利贷的。那时大多数教会的财产形式是土地，而土地所有者由于财产的非现金性质，所以需要借钱。因此他们“自然”反对高利贷，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反对高利贷的“自然理由”。但后来就新教主义兴起了，新教徒们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就是所谓“借贷阶级”)，“自然”突然之间改变性格，开始赞成高利贷了。我们再举一个例子。约翰·洛克是自然法则的伟大拥护者，他有一句名言，即只有有产阶级才具有从自然中引伸出的权利，所以女人和儿童是没有这种权利的。那么我们如何来对待秘鲁古老的犹罗人呢?他们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人，因此自然会排斥所有关于人性的观念。当然，我们会对他们说他们错了，就像我们对唯我论者说他们错了一样，我们的理由是，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错了，所以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