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引发社会冲突的原因

灾荒引发社会冲突的原因灾荒引发社会冲突的原因 丰稔之岁，四海承平，饥馑之年，天下汹汹，道出了灾荒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关系。每逢自然灾害，特别是重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一方面导致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引起粮食等物价的猛涨；另一方面，又会造成社会心理的恐慌，灾民流徙，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社会大动荡。（一）破坏农业生产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破坏性主要表现为造成农田损毁，粮食作物的减产甚至绝收，农舍冲塌和耕畜死亡。这对于小生产者来说，其打击是非常残酷的，风餐露宿、衣食无着的饥民，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灾荒时，粮食是首要的问题。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主要表现在对农田的损毁和农作物的歉收两个方面，灾民被剥夺了维持生计的物质资料而沦为饥民。一方面，地震、飓风、风沙、水、干旱等灾害都能造成农田的荒废。对农业破坏最大的属水干旱。1931年江淮大水，当年灾情较重的江西、浙江、湖南、安徽、江苏5省受灾县达到286个，被灾面积计0.89亿亩，占五省总耕地面积的39%，将近四成田地受灾。其中，浙江省受灾田亩数为0.24亿亩，占全省总耕地面积的57%，也即是说当年平均受灾田亩近6成。受灾比例最少的江苏省也为29%，近三成。另外还有湖北、河南、河北、山西、甘肃等省也遭旱灾，总受灾县数为81个，受灾田地面积为1906.7万亩。〈2〉。另一方面，灾害也会造成农作物的歉收，影响农民的收成。蝗灾、蝗害等灾害直接以农作物为残害对象，而且大都与水旱灾害伴生，结果大大加重了灾情。据统计，抗战以前全国常年遭受蝗害的农田约为700万亩，损失粮食作物2100万市担，值银约15700万元；抗战以后，以黄泛区新产蝗基地为中心的河南、河北、山西、江苏、安徽等省，自1942年至1946年受蝗农田165742757亩，平均33148551亩。其中的1933年和1944年均为民国蝗患最严重的年份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前者农作物被害面积广达6863033亩，损失1477万元，捕杀蝗虫和跳蝻884万余斤。〈3〉  大量饥民的存在，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隐患，如果政府救灾不力或激化矛盾，社会冲突在所难免，这就是由饥民转化为乱民的过程。我们先看一下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受灾严重的几个省份的情况：1931年水灾时受灾时数省受灾人口数统计表省别 总人口（1） 受灾人口（2） 受灾面积（亩）（3）安徽 21，715，396 9，632，070 31，140，307湖北 26，177，787 8，263，577 23，595，435湖南 21，494，843 6，368，947 7，589，300江苏 32，128，236 6，902，710 26，939，700（1）《中华民国统计提要》〈民国24年〉页446，（2）（3）《申报年鉴》〈民国22年〉社会，灾害，页70从上面这个可以看出，安徽、湖北、湖南等省受水灾严重，农田面积少则数百万亩，多则上千万亩，而受灾人口之比例最高的安徽省达44.4%，近全省总人口的一半，大量农田被淹，待赈饥民数百万，其对社会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的《大公报》即以醒目的标题《洪水浸出社会问题》报道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严令各省市采取紧急赈救措施，以防酿成社会冲突的训令。〈4我们还可以从政府的一些官方文电中看出因饥民问题带来的社会动荡与不安，1942年，湖北春雨夏旱，饥民数十万，急于待赈，情况危急。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对此不无担忧，他在一封密电中称，“此种奇旱，为数十年所未有，倘不及时筹谋有效救济，前途隐患，深堪忧虑。”〈5〉一些地方官吏，在向社会劝募时，一方面说明灾情的严重性，灾民非赈不活，另一方面则说募捐乃出于维护本地之社会治安，不得已而为之。如1931年7月，辽宁锦县县长谷金声在召集当地绅商及各区区长的筹赈会上紧急呼吁，“惟预筹赈款，所缺甚巨，万不得已，拟由各法团首领挨户劝募，以资救济灾民，消除隐患。”〈6〉政府文电中的“前途隐患，深堪忧虑”、“万不得已”、“消除隐患”等词，说明大量灾民的存在的确引起了社会的动荡与不安。（二）引起物价上涨在每一次较为重大的自然灾害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生产的破坏与凋敝，生活物质的匮乏与大米、小麦等食物价格上涨。如果粮价猛涨，超出了平常人家的承受能力，势必引发灾民为求生存而进行抢米、抢粮的斗争，这是灾害引发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来分析灾害与粮食与价格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在重大的自然灾害之后，往往会引起粮食的短缺，再加上一些米商囤积居奇，谋取暴利，引发粮食价格的上涨。下面让我们看看湖南的粮食主产区岳州府若干年份的大米价格波动情况：清代岳州府若干年份大米价格图表单位：（银）两、钱、分/石    说明：[1]资料来源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本图系由《岳阳市粮油志》统计数据转换而成，黄山书社1994年1月版，第188—189页。[2]表中数字为当年大米最高价与最低价之平均值。如167表示大米每石价格为银1两6钱7分。由图表可知，岳州清代粮价最低值为小灾之年的1749年。19世纪后半叶最高价为大灾之年且连年荒歉的1865年，最低价为丰收之年的1892年。自1906年大水的220.5，第二个峰值为1910年的370。这相当于历史最低值1749年的3.52倍，超过了19世纪后半叶的最高值1865年的345.5，从而创造了空前未有的天价。粮价高涨的4个峰值为1865年、1900年、1906年、1910年，而这4年恰好是大灾之年，这说明自然灾害，特别是大灾、巨灾是导致粮食价格上涨最直接，也是最明显的因素。粮食价格上涨后，又是如何引发社会冲突的呢？1910年湖南爆发了影响全国的长沙抢米风潮，下面来分析一下粮价与抢米风潮之间的关系。先年湖南遭受大水灾，米价上涨。据调查，“湘省从来米价每石恒二三千文上下，光绪三十三年水灾，亦不过四千余文。今尚未播种，价已七千以外，实为百数年所未见”。（7）、以产米谷闻名的华容“米价升值八十余或九十余乃百余文不等，且皆有价无米。在在闭市停贩。”（8）到了4月11日，长沙米价也突破每升80文。卖水工黄贵荪之妻持80文到碓坊购米一升，因杂有不通行的制钱数文，囤户拒收。傍晚再凑齐80文，而米价已涨至85文了。米价一日数涨，早已突破了一般市民的承受能力。湖南“庸值异常低廉”，女工每日四、五十文，男工每日约六十文，夏季车水、秋季收获时之短期内才能涨至八十文或百文。（9）上文说到的卖水工黄贵荪之妻买不到米，气愤之下，跳老龙潭中自溺而死。余下两个小孩，站在塘边哭泣。黄某赶来，悲痛不已，便将两个小孩投入水中，自己也跳塘自尽了。当晚城内遍传其事，民心怨愤，要求政府平。4月13日上午不但平渺无音讯，反而全城米店都已关门停业，进行黑市交易，米价仍在腾涨。各处都有群众聚集，公开诅咒政府。下午，湖南巡抚岑春蓂派善化县知县郭中广、长沙县知县余屏恒、长沙协副将杨明远分赴城郊镇压。杨明远到达南门外，立刻被群众包围，直到晚上尚未散去。巡警道赖承裕，奉岑春蓂之命，率领兵勇召集群众训示，他地向群众说：“现在你们老百姓到茶馆里吃茶，一壶茶也卖到一百文，你们不嫌贵，一升米八十文岂算贵了？”（10）愤怒的群众，听了这样横蛮无理的话，立刻捣毁了他的官轿，并对其加以鞭打。一场罕见的自然灾害，一些富户米商囤积居奇，哄拾米价，导致米价的猛涨，政府赈灾调控失败，最终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省的社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