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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周作人散文比较新论.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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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周作人散文比较新论.doc鲁迅、周作人散文比较新论.doc 鲁迅、周作人散文比较新论19100字 十五年前,在《现代散文的劲旅——鲁迅杂文研究》?一书中,我曾辟《鲁迅、周作人散文比较论》一章。现在看来,整个思路和基本论点均尚未过时。然而,由于重新全面研读了周作人的散文,再与鲁迅比较,便有了一些新的心得与体悟,值得在原有基础上重新比较一番。个别有欠妥当的提法,也有必要加以斟酌。 一、斗士之文与绅士之文 五四时期,周作人以翻译家与文艺批评家名世,他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都是短小精悍的文艺论文,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散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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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周作人散文比较新论.doc 鲁迅、周作人散文比较新论19100字 十五年前,在《现代散文的劲旅——鲁迅杂文研究》?一书中,我曾辟《鲁迅、周作人散文比较论》一章。现在看来,整个思路和基本论点均尚未过时。然而,由于重新全面研读了周作人的散文,再与鲁迅比较,便有了一些新的心得与体悟,值得在原有基础上重新比较一番。个别有欠妥当的提法,也有必要加以斟酌。 一、斗士之文与绅士之文 五四时期,周作人以翻译家与文艺批评家名世,他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都是短小精悍的文艺论文,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散文。到了《自己的园地》,周作人真正意义上的散文才出世,并迅即引起了文坛关注。周作人这时的指导是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和鲁迅思想的共同性大于相异性。 五四之后,在1925年的女师大事件和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二周并肩战斗,有力声援了进步学生的正义斗争,控诉了杀害无辜学生的反动北洋军阀政府,抨击了为反动政府张目的现代评论派。《语丝》时期,二周继续并肩战斗。直至1927年412、415的清党大屠杀,二人仍在并肩战斗。鲁迅称清党中被杀害的革命青年犯的是可恶罪,周作人称之为思想罪;鲁迅称青年的血吓得他目瞪口呆说不出话,周作人则直接质问倡议清党的吴稚晖、蔡元培以及对杀人默不作声的胡适之;鲁迅写了《铲共大观》?,周作人写了《诅咒》?,鲁迅写的是清党中南方(长沙)的看杀头,周作人写的是北方(天津)的看杀头,都抨击了清党的暴徒以及看杀头者的愚昧。李大钊烈士被害后,周作人写了《偶感》?示哀悼,也发表了《日本人的好意》?驳斥日人报纸《顺天时报》对李大钊的诬陷。这一时期周作人写了大量揭露日本侵华的文章,成了他生命史上十分光辉的一页。仅此而言,周作人简直比乃兄鲁迅还急进。 二、闲适与激情 不问世事,闭门读书,带来了周作人悠闲舒适的生活,也带来了他一篇又一篇冲淡闲适的散文,即使不计花鸟虫鱼和古书书话,单单这样一些篇名也就不难看出周作人的闲情逸致了:《吃菜》、《论居丧》、《男化女》、《和尚与小僧》、《再论吃茶》、《鬼的生长》、《关于苦茶》、《骨董小记》、《冬天的蝇》、《柿子的种子》、《情书写法》、《关于禽言》、《入厕读书》、《说鬼》、《关于雷公》、《谈鬼论》……周作人在《五十自寿诗》中称自己街头终日听说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寓斋吃苦茶。与这些文章题目也真是若合符节,苦雨斋主周作人真是远离尘嚣了。 按照绅士之文的,周作人当然是合格的,也是有所谓情趣 的,文坛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鲁迅推荐他为五四新文学中散文写作的第一把交椅,应该是既包括他的《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也包括他的《永日集》、《看云集》直至《风雨谈》等三十年代散文的。在《鲁迅、周作人散文比较论》一书中,我曾写有这样一段话: 周作人到底写了些什么小品呢,……大多是写草木虫鱼和读书笔记。草木虫鱼多少还有些生气(或者说趣味),而那些读书笔记却大多是废纸堆中讨生活,一味陶醉在霉味冲天的陈谷子烂米中。当然不能说他读的那些书以及他的读书笔记毫无价值,但从总体上说,它们实在和民族危亡的社会现实相去太远,太不谐调,只能消磨读者的斗志,浪费读者的光阴。多读周作人的这类读书笔记,就只有萎靡不振之一途,要想奋发有为则万万不可得也~有些文章,如《入厕读书》等,更是无聊之至了。因此,从总体上说,三十年代周作人的平和冲淡实在起了极坏的消极作用,是不值得人们大加肯定的。?现在看来,批评过重,有些片面 大全 jianli/,应予匡正。不能仅仅从社会革命的角度看待、要求周作人的冲淡、平和、闲适的文章,还要从美学角度给以一定的肯定。包括那些读书笔记(即前章所论之书话),也必须一分为二,不能一棍子打死。当然,把它们说得美不胜收,则堕入另一极端了。 比起周作人的闲适小品,我们油然想起了鲁迅的《白莽作〈孩儿塔〉序》?,鲁迅写道: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鲁迅在这里谈的是白莽(殷夫)的诗,但也可以看作他的夫子自况。他的大量杂文何尝不是如此,何尝不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和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白莽作〈孩儿塔〉序》、《为了忘却的记念》?等文,是多么的激情满怀、感人肺腑呀~这样的人间至文,闭门读书之后的周作人是再也写不出来了。 鲁迅的激情,不仅是悼念先烈,悼念亡友,即使在一般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中,也无一不是如此。鲁迅的《友邦惊诧论》痛斥国民党政府的失地千里不必说了,那篇《中国人的生命》(11)何尝不如此,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从外面轰炸,国民政府的飞机从里面轰炸(炸红军及红区百姓),中国人还有活路吗,即使远离政治的《夜颂》、《上海的少女》(12)等,不也都听得见鲁迅心灵的颤动吗, 鲁迅并不否定美术上的小摆设是艺术品,他只是说这种小巧玲珑 的小摆设和万里长城、丈八佛像等宏伟的大建筑无法相比。特别在非太平盛世,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人们要生存,要战斗,没有闲情逸致来赏玩这种小摆设。正如眼看沉没的黄河灾民无法去欣赏《六朝文絜》一样,没有条件,没有余裕,更没有心情。然而,恰恰在这种时代,文学上的小摆设——小品文却异常地兴旺发达起来,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 鲁迅批评的,主要是林语堂,因为他是这种文学小摆设的积极倡导者,他创办的《论语》以及后来的《人间世》、《宇宙风》就是专登这种小摆设的小品文刊物。而周作人的闲适小品,则是林语堂极力标榜的一面旗帜。因此,鲁迅对小摆设的批评,自然也包括周作人在内。周作人对此批评心怀怨恨,自然也就是意料中事了。周作人多次攻击鲁迅关于小摆设的论点,《关于十九篇》之十《关于写文章》是最集中的一次,他说: 总结大全 眼看文章不能改变社会,于是门类分别出来了,那一种不积极而无益于社会者都是小摆设,其有用的呢,没有名字不好叫,我想或者称作祭器罢。祭器放在祭坛上,在与祭者看去实在是颇庄严的,不过其祝或诅的功效是别一问题外,祭器这东西到底还是一种摆设,只是大一点罢了。(14) 周作人将鲁迅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称作祭器应当说相当恶毒,是一种十分明显的诅咒。比起小摆设来,实在是远远超过多少倍了。小摆设,充其量说它价值不大;而祭器,则纯属为亡灵服务。周作人不仅攻击了革命文学,也攻击了整个的革命事业,这就太过分了。 即使不纠缠这一点,周作人不承认自己所写乃小摆设,也根本说不过去。试问:喝茶吃菜,花鸟虫鱼,文抄公,这些东西不是小摆设是什么,难道它们是《义勇军进行曲》或者《黄河大合唱》,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日本已经占领了东北、正在吞并华北的情况下,这些文章能不说是小摆设,它们能激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情吗,它们和整个时代气氛谐调吗,严格说来,它们何尝不是一种很不利于奋发抗战的靡靡之音呢,就周作人本人而言,又何尝不是一个极大的隐患呢,原是大敌当前,却视民族危亡于不顾的人,一旦落入敌手,不投敌叛变者几希。周作人后来的道路正说明了这一点。鲁迅生前,仅仅抓住了周作人小摆设的不良倾向,也十分担心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犯昏,但他尚无力判断他会走得那么远。因此,他只是就小摆设批评周作人,而又在几年后对斯诺的谈话中充分肯定他五四以来的散文成就,鲁迅对周作人是十分宽厚的。反之,周作人对鲁迅,整个三十年代都是十分刻薄的。 假如从小摆设收藏家的立场来看,鲁迅对小摆设简直是不识货。但那些收藏家却永远见不到丈 八佛像和万里长城。清末的那些爱新觉罗氏的后裔们不正如此吗,他们大量收藏小摆设,再加提笼架鸟,吸食鸦片,一个大清朝只是随着他们的烟雾腾腾而烟消火灭了。文学上的小摆设可以写,可以看,但永远不可成为文学的主流,永远不可给以过高的评价,小摆设永远是小摆设。一旦小摆设成了文学主流,小摆设被捧到了九天之上,这个社会也就岌岌乎殆哉了。 鲁迅严厉批评小摆设型的小品文,但他对战斗的小品文却是给以高度评价的。他说: 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鲁迅的这些论断皆非随意而发,而是做了充分的文学史考察。他指出: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去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以后呢,就来了小摆设。 四、小摆设中的鲁迅 周作人曾说:我所写的最不行的是那些打架的文章。(16)又说:近十年来我是早已不骂人了。(17)然而,如果就此以为周作人一天到晚闲适、平和、冲淡、雍容、优雅、大度……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1930年鲁迅、周作人先后步入中年(鲁迅49岁,周作人45岁),于是周作人专门写了《中年》(18)一文,可以说是借题发挥,专门骂鲁迅的。文曰: 中国凡事是颠倒错乱的,往往少年老成,摆出道学家超人志士的模样,中年以来重新来秋行冬春令,大讲其恋爱等等,这样地跟着青年跑,或者可以免于落伍之讥,实在犹如将昼作夜,拽直照原,只落得不见日光而见月亮,未始没有好些危险。 中年以来云云,都是骂鲁迅与许广平同居的。所谓月亮,正是当 年高长虹追求许广平时的用语。周作人处处以妇女问题专家自诩,一再标榜嘉孺子而哀妇人,他也明明知道鲁迅与朱安的包办婚姻是多么不合人道,可他却把鲁迅、许广平的合法同居一再攻击为鲁迅纳妾,一再称许广平为妾妇。周作人这样对待自己恩重如山的胞兄,实在忘恩负义到了极点。当年鲁迅由日本回国接受母亲给自己包办的婚姻时,周作人正在绍兴家中,他是这桩不合理婚姻的目击者与见证人,他理应是兄长不幸婚姻的最大的同情者。鲁迅仅拜天地,未入洞房,四天之后即带他返回日本,鲁迅的痛苦他怎能忘记,何况,根据当时民国的法律,鲁迅、朱安那样的包办婚姻,可以离婚再娶。关于离婚,鲁迅曾经在离京南下前征求过朱安的意见,问她是回朱家(即离婚)还是继续留在周家(即不离婚),朱安表示继续照顾婆婆,绝不离开周家。当她得知鲁迅、许广平同居并有了儿子海婴后,她不仅没有骂鲁迅,反而为周家有了后代高兴,要人带海婴来见她(19)。朱安诚然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但鲁迅又何尝不是,作为一个妇女问题专家,周作人却要鲁迅一辈子吃包办婚姻之苦,不许他和任何人恋爱、结婚,这是否太狠毒了一点儿,再说,许广平是鲁迅的学生,也是女师大事件时的战友,周作人不是一清二楚吗,他俩由恋爱而结婚不是很正常吗,何劳周作人来当法海,周作人居然出来当法海,这算不算对这位妇女问题专家的莫大讽刺呢,然而,周作人又振振有词道: 论文 是恬然地颠倒黑白,便是无诚意地弄笔头……知识阶级的人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也是数见不鲜的事……(20) 这里的知识阶级的挑担者,指的不是别人,正是鲁迅。鲁迅青年时代不是曾深受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而当时又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吗,从尼采到马克思,鲁迅有两个扬弃过程,三十年代以后,他从未再服膺或宣扬过尼采。周作人对此,应该说也很了然;然而,为了达到挖苦、讽刺、嘲骂鲁迅的目的,他便故意这么做了。你瞧,鲁迅是多么虚伪,他和社会上、报章杂志上那些伟大的说诳者不正是一丘之貉吗,不是恬然地颠倒黑白或者无诚意地弄笔头吗,显然,《中年》是骂鲁迅的私德,而《志摩纪念》则是骂鲁迅的公德了。私德、公德鲁迅皆一无足取,这位社会栋梁真是坏透了。 既然鲁迅的私德、公德都被否定得干干净净,周作人总不好再骂了吗,不~周作人还在继续扩大战果,这就要数那篇《蛙的教训》(21)和《老人的胡闹》(22)。周作人写道: 其实叫老年跟了青年跑这是一件很不聪明的事……有些本来能够写些小说戏曲的,当初不要名利所以可以自由说话,后来把握住了一种主义,文艺的理论与政策弄得头头是道了,创作便永 远再也写不出来,这是常见的事实,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教训。(《蛙的教训》) 开题报告 luniddot;斯诺秘密出访陕北前首先访问了鲁迅,以便更好地撰写他的《活的中国》、《草鞋脚》等有关中国的著作。鲁迅处在半地下的状态,国民党始终未曾撤销对他的通缉令。正因为如此,鲁迅杂文燃烧着血与火,这不是一般的文章,它们是中国共产党人与革命青年的鲜血所写成,它们是鲁迅鲜红的灵魂的写照。读鲁迅三十年代的杂文,读者的灵魂得到的是革命精 论文 神的荡涤,读者的灵魂无法不与鲁迅一起燃烧。 1935年起,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制造伪满之后,加紧了全面占领中国的步伐,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伟大号召,中国工农红军跨河东征,开赴了抗日前线,全国人民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抗日救国高潮。在这个高潮中,鲁迅先后发表了《友邦惊诧论》、《文章与题目》、《中国人的生命圈》、《王化》、《保留》等多篇大声疾呼的文章,痛斥日寇,愤怒谴责蒋政权的先安内而后攘外,大力支持推荐《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抗日文学作品,直至喊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革命口号,带头成立了抗日爱国的革命文学团体。终于因劳成疾,体力不支,而于1936年10月19日溘然长逝。鲁迅以他革命的战斗的一生,赢得了民族魂的伟大荣誉,他的英灵继续召唤着千千万万革命、爱国的抗日青年。 再看周作人,他躲在苦雨斋中,喝茶饮酒,逃避苟安,大搞小摆设,还要不时对鲁迅发射明枪暗箭,周作人在大的政治方向上完全错了~更加不能原谅的是,从1935年起,他大肆鼓吹和比战难,大肆捧秦桧而贬岳飞,大贬史可法、文天祥。而他对疯狂侵华的日本法西斯,也由1938年前的愤怒揭露一变而为捧场叫好了。1935年的周作人,思想上已经成了日本法西斯的俘虏,他已经自我解除了抗日的精神武装了。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打响了全面侵略中国的第一枪。在全民激愤之中,周作人却还在他的苦雨斋中写什么《野草的俗名》(24),真是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地步了。难怪北大南迁,他巍然不动,他内心深处早已做好与日寇合作的思想准备了。果不其然,1938年2月9日,他觍然参加了日本侵略者召集的什么《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走上了附逆当汉奸的罪恶道路。 lunl/lunwenzhidao/kaitibaogao/王充和李贽),极力称赞他的离经叛道,特别是为妇女说话。这当然并不错。然而,周作人却完全看不到俞氏的重大历史局限。比如,在他的《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27)一文中,在歌颂清朝的解放惰民丐户、罗教坊、停女乐等德政之时,就称颂起满清乃至金、元等的少数民族皇帝宽待奴隶来,说什么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唐高祖、后晋高祖, 金,元,及明景帝王,于法宽假之。而本朝(即大清)尽与其籍,而天地为之廓清矣。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俞氏去冒杀头危险,大骂金、元等少数民族皇帝,但他的称颂也不能不让人恶心。这些少数民族皇帝杀了多少汉人,他们对奴隶的宽待表现在哪里,金灭了北宋,掳走了徽、钦二帝,又连年用兵,欲灭南宋,由徽、钦二帝直至宋朝百姓,令人随意蹂躏杀戮,有何宽待可言,元尤甚,人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前两等是优异者,后两等是卑劣者,后两者只能俯首听命于前两者,开始甚至不许他们在朝为官(个别汉奸除外)。这种残酷的民族压迫有何宽待可言,不能不说,俞氏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他对金、元、清等少数民族统治者的颂扬太离谱了。对此,周作人视而不见,只字未提,仅仅根据他的一些离经叛道思想片面揄扬,显得很肤浅。 简历大全 鲁迅则不然,他一方面肯定俞氏看过野史,正是一个因此觉得义愤填膺的人。但对他的所谓宽待论,却直截了当地批评道: 这一段结语,有两事使我吃惊。第一事,是宽假奴隶的皇帝中,汉人居很少数。但我疑心俞正燮还是考之未详,例如金元,是并非厚待奴隶的,只因那时连中国的蓄奴的主人也成了奴隶,从征服者看来,并无高下,即所谓一视同仁,于是就好像对于先前的奴隶加以宽假了。第二事,就是这自有历史以来的虐政,竟必待满洲的清才来廓清,(中略)但又并未廓清,例如绍兴的惰民,直到民国革命之初,他们还是不与良民通婚。(中略) 但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28) 鲁迅并非责备俞正燮,而是实事求是地、历史主义地分析了俞氏对大清歌功颂德过头的原因,鲁迅的着眼点在历史而非在个人。周作人也是反对文字狱的,但在揄扬俞氏时,他却忘了俞氏实际上赞美了文字狱。把他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三灯之一,显然言过其实了。 论文 三是对陶渊明的见地。周作人一再说他崇拜陶渊明和诸葛亮,事实上根本不是那回事。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精神周作人有一丝一毫吗,如有,何以至于下水投敌当汉奸,他对陶渊明,也谈不上真爱,而只是拿他做幌子。以他为旗帜的老京派文人,标榜的正是陶渊明。他们拿陶渊明打鲁迅,打左翼文学,并非真想学靖节先生的样儿。在这方面,朱光潜先生说的最明显不过。他说: 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 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31) 这种静穆说,成了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某些京派文人的理论根据,似乎也成了他们的人生榜样。然而,鲁迅却指出,这种静穆说,是根本不成立的:立静穆为诗的极境,而此境不见于诗,也许和立蛋形为人体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终不见于人一样。又说: 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中略)所以朱先生就只能取钱起的两句,而踢开他的全篇,又用这两句来概括作者的全人,又用这两句来打杀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辈,以为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其实是他们四位,都因为垫高朱先生的美学说,做 思想汇报 sixianghuibao/了冤屈的牺牲的。 鲁迅指出,朱光潜先生用摘句法把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两句诗孤悬起来,说成为静穆之极致,这是明显的断章取义,因为这两句诗仅是《省试湘灵鼓瑟》一诗的结尾,全诗有一种衰飒之风。至于作者钱起的另外一些诗篇,则和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四位一样,有时都不免是怒目金刚的。因此,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由之,鲁迅得出结论: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32) 鲁迅虽然正面批评的是朱光潜先生的静穆说,但实际上把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老京派们对陶渊明的歪曲和误解统统推翻了。 四是对东林党的看法。周作人极力推崇明末张岱的小品文,甚至把他和公安派一起,誉之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但张岱对东林党人的评价有明显偏颇。他曾说: 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以其党升沉,用占世数兴败,其党盛则为终南之捷径,其党败则为元祐之党碑……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招徕者亦有君子……东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论,为贪婪强横之王图,奸险凶暴之李三才,闯贼首辅之项煜,上笺劝进之周钟,以致窜入东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则吾臂可断,决不敢徇情也。东林之尤可丑者,时敏之降闯贼曰,吾东林时敏也以冀大用。(33) 作文 zuol/lunl/jian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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