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哲学与医学

中西方哲学与医学 人类从探索自然开始同时也开始探索着生命，因此医学一直伴随着科学发展而发展。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科学和科学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医学。由此，要比较中西医学的差别就应该从中西方科学哲学的差异以及对医学影响的关系开始。 将近代科学定义为15世纪下半叶开始，各门自然科学相继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并逐步形成了各自的独特的研究方法，使古代直观、思辨的方法逐步被试验和分析的方法所代替的概念应当是值得肯定的。首先它使得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有了严格意义上的区分，虽然15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也有过试验和分析，但毕竟不能成为古代科学活动的主体。其次，由于近代与现代医学主要是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生产发展而发展，因此又称为西方科学。此定义也将是我们讨论中西方科学差异及对医学影响的分界点。 第一章 西方科学哲学对医学的影响 一、西方科学哲学的唯物性 虽然对于观察—分析—假说—求证的认知过程近代科学与古代科学并无不同，但它对唯物实证和观察及实验证据的重视却前所未有。我们只相信我们的五官所得，我们不相信心灵和思辨。因此，西方近代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得唯物哲学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崇高的地位，它不断证实着近代科学以及被其所证实。对于医学，解剖与生物实验也使得许多疾病得以合理解释并取得许多成功治疗。但它还没有充足的证据去占领非唯物哲学的领地，特别体现在人类的疾患和社会关系的某些方面。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的精神世界仍为我们所信奉，中医理论也能在唯物论的冲击中脉脉相承。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和研究方法的重大变革使得我们走出了唯物机械论的阴影，迎来了高度综合、整体发展的现代科学的春天。对思辨的重新重视使我们提出了许多缺乏充分观察与试验证据的纯理论的假说。然而，这一百年来现代科学的惊人发展只是对唯物论的不断修正，这些假说仍要有充足的证据去证实，并始终存在着被新的实证推翻的结局。因此，它不是削弱而是继续巩固着唯物哲学的地位，只是再也没有能力对非唯物哲学领地发动巨大的攻击。在近代科学的缺陷还没有被完全弥补的时候，人类对非唯物的科学似乎有所重视，但西方科学哲学唯物归属的理性或者是非理性使人类确信，最终非唯物的认知和实践必然为唯物所全部解释。 二、对生命科学和医学的影响 在西方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中这种影响十分巨大。随着DNA双螺旋结构及“中心法则”的提出、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以及人类基因组测序地完成，我们似乎可以窥探生命的最终秘密，找寻一条彻底解决人类疾患、控制人类寿命的捷径。这次却不是通过炼丹和寻求人神对话的唯心途径，而是唯物的科学途径得到的梦想。那么，这个梦想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呢,暂时还无法知晓。因为就在我们欢呼雀跃的时候，一系列的困难和未知的空间又展现在面前，多莉羊的早逝使得掌握了DNA分子结构就掌握了生命的理论破灭。 正如阿尔文.托夫勒所说，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 的一些部分。我们非常善于此技，以致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组装在一起。只重视事物本身而忽略了事物之间的关联，结果是我们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同时，又制造出了更多的问题。 与所有西方科学一样，一百年来，这样的例子在西方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屡见不鲜。20世纪初发现了青霉素，它几乎可以控制当时所有的感染，但它的广泛应用却使得越来越多的细菌具有耐药性;到了世纪末，常规剂量的青霉素已几乎无法单独控制常见的感染，二重感染和耐药菌感染再次威胁到人类。病毒以其善于变异的特点，伴随着人类的抵抗层出不穷，疫苗的研制反而加速了病毒株的变异，使得对病毒的医疗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医学解决了人类的许多疾病，但却带来了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问题以及随之产生的众多的心理疾患。分子生物学和遗传生物学的发展给人类战胜许多疾病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前景，但同时也人为制造了许多自然界中没有的病原微生物，一旦变异或失去控制，灾难也将十分巨大。 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生存能力的不断改善，因此这种未来一定不是我们所期望。 第二章 中国古代哲学对中医的影响 无论是西方科学哲学还是中国古代哲学都是观察—分析—假说—求证的认知过程，这个共同点是由人类作为生物体具有因果特性所决定的，因此他们都有着普遍联系的宇宙观。两种哲学的相异之处仅在于对普遍联系的认知在深度和细度追求上的分歧。道家的宇宙观、周易以及阴阳五行的演绎理论无一例外地承认普遍联系的观点，并以因果关系为这种联系的核心，这点与西方科学哲学的普遍联系观点有质的不同。在追因上，前者从“无”出发，提出了无到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更具深度;后者从“有”出发，提出了原子论，在承认事物普遍联系的前提下对局部的因果关系进行不断细致的剖析，更具细度。就如同人体的结构，前者是骨骼，后者是器官肌肉组织和皮肤。 一、中国古代哲学的超物性 正因为如此，以道家学说、周易及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哲学把重点放在了万物变化的相互化生关系上，而不注重对客观事物的具体研究。它们必然注重于对万物本来面目的观察，而反对过多的试验去破坏这种普遍的因果关系。一切从“无”出发，注重关系而不是事物本身，必然注重与心灵的思辨。这种超出物质本身的“超物性”哲学与唯心哲学也因此始终难以划分界限。 这种“超物性”哲学不仅体现在空间，在时间上也具有重要认识。“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他们不仅认为时间和空间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认为时间进程既是线行性的又是周行性的。从时间进程的线行性特征而言，普遍强调时间的流动性、延绵性和一去不返性，即时间川流不止、生生不息的特性。从时间的周行性特征而言，同时还强调时间进程的周流性和周行性，即周行性时间阴阳交替，往复循环，周而复始的特点。 比起西方科学哲学，不重视实验导致获得科学事实的方法贫乏，对“有”的认识发展缓慢。从15世纪开始，对人类社会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起推动作用的主导地位就逐步被加速发展的西方科学哲学所取代。至到今 天，科学的标准仍建立在西方科学哲学之上并占据统治地位，只是在系统论、耗散结构等理论出现并承认中国思想的启迪性之后，科学界才对中国古代哲学有所谨慎重视。凭借西方科学对“有”的认识发展来对这种“超物性”哲学的整体性再研究还望而不及。 二、对中医的影响 除了对人类社会学的贡献，对生命和医学领域的影响几乎是中国古代哲学最成功之处，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中医理论至今仍被广泛的实践所证实。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哲学一直不为当今重视实证的科学界所抛弃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古代哲学对整体观的重视使得中医虽然不能像西医那样对人体某些问题进行明确的分析，但却能综合而全面地把握疾病，认为疾病乃人体本身的小宇宙或与周围环境的大宇宙之间失去平衡所致，将疾病个体化，根据阴阳时空上的平衡和交替反复，遵循阴阳五行和六经辨证的演绎理论推导施治。对病变的具体病因链反而不作深究。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医成功地将心理疾病纳入理论体系，对七情与疾病的关系亦有深刻认识。也正是由于中医对人体与环境协调关系的重视以及“不治已病治未病”的中医防治学思想，虽从整体而言解决疾病能力目前尚不如西医，但它始终不会制造更多的社会负面问题。 对中西哲学和医学未来的思考 第三章 与西方医学相比，中医理论由经验和思辨概括而来,因而是综合性的、整体性的、模糊的、非定量的;而西医理论由实验归纳而来,因而是分析性的、局部性的、明确的、定量的。中医善于把人与环境因素综合地加以考虑，其思维呈网状结构;而西医则是呈链状思维模式，一系列判断都可根据一个原始命题，通过一个演绎推理链而完成。这些特征构成了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较大差异。西医往往把疾病看成是一个或少数几个病因而引起的，因此只要把相应病因消除，疾病就会痊愈，属于一维或寡维医学。而中医则把握人的整体性，甚至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中医是以整个人体的综合功能状态为指征而进行诊治的，中医的“证”正是代表了人体的综合功能状态，可以称为***医学。 而人体是一个具有巨大自由度的多层次系统，而且是非线性的、时变的、多输入多输出的，,其中各部分交联非常复杂。由此，西医虽然拥有先进的技术及设备，但连一些基础性的生理、病理问题都无法从物理化学机制上加以解释。而根据现代西方科学的观点，一切生物学问题是必须要还原为物理化学问题才能够令人满意的。本世纪发展起来的一些横断学科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耗散结构学说、突变论、协同学使人们有可能定性地、而且开始定量地探索物理系统向生物系统进化的内在机制，给科学带来了希望。然而，要圆满地解释医学原理还是十分遥远的事。与西医相反，中医的思维方式是经验直观和抽象思辩的整体把握，从而综合而全面地把握人体整体以及对环境的关系，把握综合功能状态的特征及其变化，而这正为西医所缺乏。 现代西方医学虽对未病的防治思想和中成药的疗效逐步重视和肯定，但由于已经形成的医学标准和对中医 理论整体观和施治个体化的认识匮乏，限制了从整体上对中医的认同。这种肯定仅停留在承认具体药物的疗效，而不是中医对疾病的演绎理论。这种层次上的中西医结合无异于南辕北辙。 耗散结构的创始人普里高津所说:“我们相信，我们正朝着一种新的综合前进，朝着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前进。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表述的强调)与中国的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两种科学哲学的融合是未来历史的必然，也是中西医学结合的前提。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科学哲学虽然出现了不协调的矛盾，但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优势，并不断被自身的科学发展所修正和弥补着。西方科学随着资本主义飞速发展，它挽救着资本主义同时又依附于资本主义本身，但其在整体性上的先天缺陷就如同只有引擎没有刹车的高速列车。要么两种科学哲学融合，使之可以控制进入正常轨道;要么巨大的惯性使人类无法驾驭，最终承载着人类走向灭亡。 是灭亡前的融合，还是融合前的灭亡,无法回答，因为答案不在人类，而在时间那儿。 图:中西方科学史发展曲线(见后) 文字说明: 1、中国古代哲学基于从无到有的宇宙观，发展呈弓形向上的曲线。由此在15世纪之前尚能获得主导地位。但由于其整体观的局限，无法获得大量的科学事实，发展趋势趋于缓慢(对数极增长)，单独发展始终无法突破CD极限，但在时间上由于其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重视，可无限延续下去，达到大同社会。 2、西方科学哲学基于从有到有的宇宙观，发展呈弓形向下的曲线。由此发展趋势趋于加速(几何级增长)，在15世纪之后取代古代哲学的主导地位。但由于其链性思维的局限，无法对世界之间的广泛联系总体和深度的把握，与人类生存社会矛盾日益扩大，受到社会承受极限AB线的限制，虽可无限发展中解决部分问题，带来更多的人类生存压力将使之与科学的矛盾异常尖锐。 3、对未来科学发展的大胆预测。中西方科学哲学相互交流与融合将会使得两条发展曲线类似正余弦相交，可以用逻辑斯谛方程式对时间上连续的离散表达，写作Nt+1=Nt[1+r(1-Nt/K)]的形式，其中r是特征出生常数，K是环境的“承载能力”，Nt和Nt+1是相隔一年的两个发展高度。我们略去哲学的特征死亡常数m及消亡曲线，就会发现两种哲学的发展曲线各自均符合生物群体进化模式。在进化期间，生态参量K，r和m将是变化的。活着的社会不断地引入利用现存资源或开发新资源的新方法(即K增大)，并不断地发现延长寿命或更快繁殖的新方法，每个物种都能利用这个小生境的“能力”(以数量K-m/r来量度)变得更大是取代前一物种，即“适者生存”的定量描述。由此，科学哲学的发展就不应该是物理或化学的轨迹，而是符合生物进化，适者生存的特点，不断发现新方法，突破各自极限，进入更高层次，获得科学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