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打工双城记：东莞厚街 四川金堂

2009打工双城记：东莞厚街 四川金堂 从八十年代末至今的二十年里，“农民工”将东莞厚街与两千公里之外的成都金堂县紧紧 联结在一起。二十年前，这是两个同样贫困的农村，遍野的农地和丘陵，二十年间，相距数 千里的两地一荣俱荣，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2008年下半年开始，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这段共生多年的姻缘蒙上了阴影，陆 续从厚街回乡的金堂人正重新面对选择，其难度不亚于二十年前。 “盲目？肯定的。” “也许出去还有点机会，呆在家里肯定没有出路，简直是个废人。” 2月10日，元宵节的第二天，不满22岁的向国豪还是决定回到东莞厚街。自春节前和 父母一起返乡，向国豪已在老家住了二十多天，出去打工6年，这是他在家乡呆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不适应，陌生感。”向国豪不断抱怨着此次回家的感受，村里根本没有地方可以打理自 己时髦的长发；时强时弱的通讯信号让他有时接不到朋友的电话；回家才几天手上就冻得生 了冻疮；小指上的黑圈戒指和胸口的文身总会被邻居异样打量；买什么东西都得到十里之外 的镇上；一到晚上就黑灯瞎火，没有了路灯怎么都觉得不舒坦；下雨天村里的泥路溅得满裤 腿的泥巴„„ 上午10点不到，向国豪就到了车站，这比发车时间早了两个小时，他用“迫切”形容自 己回“上面”(厚街)的心情，送行的朋友笑着说他“好像赶考哦”(着急的意思)。 这是一个典型的打工者之家。向国豪45岁的父亲属于村里的“打工第一代”，返乡前在 厚街一家工厂做电工，母亲在厂里的厨房干活。2008年下半年开始，夫妇俩的工资变得不稳定了，直到2009年1月厂子在苦撑了半年后还是倒闭了，坏消息接踵而至，向国豪所在的电 子厂也关门了，打工之家成了失业之家，一家人这才彻底下了回乡的决心。 这个面色蜡黄、略显消瘦年轻人，16岁初中还没毕业就出外打工，如今却已是一个两岁 小孩的父亲，属于“打工第二代”。与父母带回了在厚街几乎所有的家当相比，向国豪的返乡 倒显得潇洒——空着手从厚街回来，行李全留在了那里，“回上面去”是向国豪回乡前就认定 的事，“也许出去还有点机会，呆在家里肯定没有出路，简直是个废人”。 其实也可以到成都找工作，但还是有陌生感，向国豪说，早已习惯了与一帮朋友在厚街 三屯村的共同生活。 到了初八，“村里的同龄人已经陆续走得差不多了”。接下来的几天，向国豪熬不住，经 常往同村同学周俊、李军家跑，鼓动他们一道南下。 “盲目？肯定的。”向国豪坦言，尽管内心里已经降低了对工资的期望，但去到厚街能不 能找到工作仍然心里没底，父母决定暂时留在老家。他此行厚街的主要目的还要为全家人的 再度出行“探路”。在向国豪看来，价格不菲的车票是此行的唯一赌注，“最差就是再回成都 找工作”。 不再平坦的打工之路 过去到正月十四，预约乘车的名字早已写完了两本，今年才写了几页。 车站门口的马路上站满了人，上百号的候车人群有着相同的身份——打工者，有着相近 的目的地——广州、深圳或东莞，向国豪猜测，人群中至少有一半和他一样是回去重新找工 作的，这和记者采访的结论相似，其中不乏首次去广东的打工者。 16岁的黄文隽便是首赴广东打工，对前景抱有执著的乐观。年前，一直在东莞打工的父 亲给她在灯具厂找了份工作，“工资能拿到两千，在成都只有几百块”。这个数字的差别足以 令她即便听说爆发了金融危机，仍坚信灯具厂可以安全无虞。 11点45分，满载着83名打工者的竹篙—厚街直达大巴发车了。从金堂竹篙到东莞厚街， 2200公里，27个小时的车程，往年的这个时候是拥挤，今年看起来还是拥挤，外人或许无法 察觉其中的差异，只有从车站负责人的数据簿上才能准确地发现今年的特别。过去到正月十 四，预约乘车的名字早已写完了两本，今年才写了几页。 在车站负责人张光虎印象里，今年的客流量不及往年的一半。而且这条路的前景第一次 变得不确定起来。 张光虎的妻子周秀芝，在金堂县是个有着相当名声的人物。看到自去年下半年起纷纷返 乡的农民工，就有了个心病：“想回去厚街看个究竟，怎么就关了那么多工厂。” 闻危机而色变的情绪，正悄然蔓延，周秀芝2007年办了一个三十多人规模的制衣厂，2008年亏损了7万多，之前她一直认为问题出在“地震”，现在她却在想，“是不是也是金融危机？” 1989年，周秀芝成为竹篙镇最早南下的打工者，当年的金堂县是成都市最穷的县区，而 竹篙镇又是金堂县的穷乡。 初到厚街是“连寄封信的钱都没有”的窘境，那时的厚街大抵与竹篙相似，“到处是泥坯 房和田地”。1991年开始，凭借着与台湾老板的良好关系，周秀芝就开始从竹篙往厚街“带 人”，早年出去的打工者中绝大部分都是她介绍去的，其中包括向国豪的父母。“每年我手上 有上万人出去。”让周秀芝至今津津乐道的是1997年7月，一个月她带了5万人去厚街，“当时传说要打仗，大家都不敢过去，一看香港平稳过渡不打仗了，就又纷纷出发”。 “除了这个短暂的波谷外，这20年来一直一帆风顺。” 从1997年开始，周秀芝回到了竹篙镇，专门做起了劳务输出生意。“开始的时候还收一 部分中介费，后来就只做运输了。”而竹篙-厚街的直通大巴，正是在周秀芝手上办起来的， 一开始是普通长途客车，两天两夜，后来是豪华卧铺，两天一夜，直到现在的双层豪华大巴， “欧洲之星”，27个小时。 日益缩短的旅途也成为双城同进退、共荣辱的注脚。 竹篙镇逐渐成了金堂县劳务输出的集散地，每年数以万计的农民工从这里开启打工致富 之旅。数以亿计的劳务收入，也在逐渐改善着当地人的生活，村里盖起了一栋栋的“衣锦还 乡楼”。2006年，竹篙镇建设了新镇区，增加了二百多家商铺门面，镇里也有了自己的制衣 制鞋企业。 在周秀芝看来，这一切都得归功于劳务输出，在竹篙，45岁以下的青壮年，几乎都有出外打工的经历，“是打工开阔了竹篙人的眼界”。走在街上，周秀芝对店铺老板们的打工经历 如数家珍。每年春节，给周秀芝送水果的人很多，感谢她当年把他们带出了农村。 而厚街，在包括金堂人在内的无数打工者们二十多年的努力下，成为享誉世界的制造业 之都。周秀芝陆续回去过几次，不无惊讶：1992年的时候还是成片的农田，1994年就已经是遍布的厂房，1996年已经成为一个繁华的城市，2002年，周秀芝最后印象中的厚街，已经“绝 不亚于成都了”。 现在，这位打工元老不得不承认，脚下的这条打工致富之路蒙上了阴影。 “维护社会稳定是首要问题” “所有主题都是关于返乡农民工的，怎么能说不严重？” 2008年9月底，金堂县劳动局从农民工返乡情况调查统计月报中发现了人员流动的异 常，“往年这个时候是出去，而不是回来。”金堂县劳动局劳务科科长陈华明介绍，对全县农 民工的信息搜集是他们历来的重点工作。 作为闻名全国的劳务输出大县，金堂全县八十多万人口中，有超过18万人常年在外务工，每年直接创造了超过15亿元的劳务收入，仅在东莞厚街一镇打工的金堂人就超过了3万人，厚街也有“小金堂”之称。 来自县劳动局劳务开发办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月5日，金堂县回乡农民工还留在农村的人数是31573人。“笼统地说是回来了五万，走了两万，还剩三万。”陈华明坦言： 三万人中，县里有能力内部消化的是一万人，剩下的两万人是个问题。40%的滞留无着落人员的比例，不是小数。 绝大部分的打工者已经与土地绝缘，而这正是当地政府所担心的：没有了就业渠道，又 不会回去种地，这些青壮年将是社会稳定的隐患。金堂县委宣传部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坦言： “维护社会稳定是首要问题。” 隆盛镇丰收村村委会主任蒋宗虎最近多了一项日常工作：每天要在村里转两圈，看到返 乡的农民工总要关心几句。蒋宗虎对村里的外出务工情况了如指掌：全村三千人口，出去打 工的有八九百，全是壮劳力，去年下半年开始陆续返乡的就有三百多人，目前还留在村里的 有一百多人。“尽管还没有出现什么不好的苗头，工作得做到未雨绸缪。” 早在2008年12月份，在金堂县委县政府向成都市提交的“情况专报”中，就已经对“返 乡潮”拟定了紧急应对措施：建立实时监测上报，对返乡农民工实行实时监测，建立实 名信息库，一次性集中返乡20人以上的立即上报；建立企业减员预警制度，县内企业裁员 20人以上或虽裁员不足20人、但裁员超过10%的，企业需暂时停产歇业10日以上的，都要提前报县劳动保障部门。 这与2月3日国务院针对就业工作发出的惊人的相似，只能说金堂早觉寒意。 陈华明最近的工作是完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发的一份数据统计，几个月来，类似 的各级报表多达十几种，几乎每天都要接收到来自各级政府、部门的文件，“所有主题都是关 于返乡农民工的，怎么能说不严重？” 金堂县作为全国闻名的第一劳务大县随即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钟 智勇称他接待的境内外媒体不下几十家，近日，国家发布的消息令他吃惊：2000万的农民工失业的消息比想象的还要严重。但几次陪同采访的经历让他心里也常犯嘀咕：好像也没有报 道中说的严重。 好消息 坏消息 所有数字远没有他在厚街的朋友的一通电话来得有说服力。 直到2月8日，本地隆盛镇川富鞋厂都一直在招工，这个2007年开业的鞋面加工厂是当地效益不错的企业。当地人一度乐观的猜测是，也许经济危机还不会那么迅疾地波及内地小 城。 肖春凤现在是这个厂的负责人，15岁初中还没毕业就南下东莞厚街打工，当年，她的梦 想是一天挣五块钱，放工时在农田里捡过花生、偷吃过芒果。 2005年她因照顾小孩读需要而返乡，由于有管理经验，在川富鞋厂开办时被请去负责。 自工厂开业两年多来，所收一百来位工人中，绝大多数都是由于年龄、家庭等各种原因返乡 的农民工，而几乎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失业的返乡民工。 这样的企业，在当地政府的报告里被称为“回引”，即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 现在，按照政府的设想，回引工程将着力解决滞留的一万民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本地制造业最为集中的是在金堂工业园区，其中以九龙服装工业园最为典型。这个开园 不到两年、已有12家企业入驻的工业园区内，招工启事随处可见，一家制衣厂的管理人员甚 至埋怨：工厂招不到人是因为政府部门没能辅助做好招工工作。 据陈华明介绍，这个园区能解决一万人就业，现在只接纳了5000人左右。 然而，这样的工作机会对向国豪并没有吸引力，“一千二三的工资没有吸引力，更关键的 是，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我的父母或许可以考虑这样的工厂。” 2月9日，隆盛镇川富鞋厂的负责人肖春凤接到了厂部的通知：停止招工。这是春节后 的第一个坏消息。附近高板镇的兴和鞋厂由于去年亏损达70万，春节后降了15%的工资，也走了一批熟练工。 对靠外出务工为主的金堂人来说，更坏的消息来自于东莞厚街。 厚街规模较大的力凯鞋厂，在2008年8月份在厂人数达9000多人，春节前用工人数降到了5000人左右。11月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到厂里考察，称“过来给厂子打气来了”。 春节后，坏消息接踵而至：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最新预测，今年春节后将有970万外省农民工南下广东，其中约260万没有明确的工作。但广东第一季就业需求预测仅190万人，明显供过于求。 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甘文传向媒体透露，春节后返回广东、无明确就业目标的260万农民工中，主要包括两部分人群：一部分是新入广东的农民工，约120万人；另一部分是春节前返乡的农民工、受金融海啸影响的失业农民工，春节后需要重新寻找工作，约140万人。 然而在向国豪看来，这些数字远没有他在厚街的朋友的一通电话来得有说服力：厚街的 老乡称可以给他介绍一份工作。 变与不变 出去打工时，他们毅然决然离开了土地，返乡后，他们对土地依然绝缘，“想种都种不了 了”。 与电视上金融危机的愁云惨淡相比，丰收村村里的气氛相对轻松。经历过打工历练的人 们相信“树挪死，人挪活”的道理。 蒋元江正在筹划扩充自己的养鸡场，现在是1500只鸡，他估摸着到3000只规模就能和在外打工挣的差不多了；肖光明仍然忙碌于自己的面包车运输，去年从深圳失业回来，他考 了驾照跑起了运输，“暂时的，如果外面有活干，还是出去”。 11年前，周秀芝把蒋元琼从隆盛镇带到厚街力凯鞋厂，她一呆就是11年，11年间，她曾介绍她的丈夫、弟弟、弟妹、小姑到厂里工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都已先后返乡， 弟弟在家乡办起了养鸡场，弟妹在小镇上开了个早点店，小姑在川富鞋厂上班。 2008年10月，37岁的蒋元琼也萌生了回乡创业的念头，请了一个月的假，和丈夫一起 回乡考察，先后有过几个创业的念头，最终还是放弃了，“现在大环境不好，还是决定先等等 再说”。蒋元琼独自回到了力凯鞋厂，让丈夫在家继续考察。好在还可以回来继续上班，一个 月两千多元的收入毕竟是家里稳定的经济来源。 蒋元琼的尴尬和徘徊或许也正是东莞厚街与成都金堂的现时处境，所幸一切都还来得及。 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对土地的态度——出去打工时，他们毅然决然离开了土地，返乡后， 他们对土地依然绝缘，“想种都种不了了”。 与这些洒脱的农民工相比，厚街与金堂的话题更为沉重。20年间，“农民工”将东莞厚街与两千公里之外的成都金堂县紧紧联结在一起，就像一对连体兄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20年共荣发展的蜜月期之后，这两个兄弟都将面临阵痛期。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视察广东时指出：深圳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东莞较小，原因就在 于深圳较早启动了产业升级。这正是东莞在此次金融海啸中迫切深思的问题，而金堂的命运 或许也将因此陡起波澜。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