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女权主义

激进女权主义 ——发展历程与现实影响 作 者 白健福 系 别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 业 政治学与行政学 年 级 2010级 学 号 10213 1126 【摘要】 激进女权主义理论提出了一种对待男性、对待平等的更为合理的理解。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一代的妇女从新的视角复兴了现在被称为“妇女解放”的运动，这次复兴被称为激进女权主义运动，这次运动在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壮大。美国激进女权主义运动是美国女性为寻求自身解放所作的不懈努力的表现，对美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可以看作是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一个标志。 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美国反女权主义者对女权运动展开了相当强烈的反击。这场反女权运动之所以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新右翼”保守势力控制下的美国媒体所作的宣传。归纳起来，媒体的重要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媒体嘲讽和丑化职业女性、单身女性和男性女权主义者，将女权主义者的形象妖魔化;其二，媒体通过宣扬传统女性的回归和“后女权主义”时代的来临，将女权主义运动的理论与目标终结化;最后，媒体通过“个人化”女权主义议题，公开放弃女权主义立场，以及宣扬消费主义等，成功将女权主义议题“去政治化”。 【关键词】 女权主义 激进女权主义及其主要理论 激进女权主义对美国妇女的影响 激进女权主义的启示 媒体 反女权运动 新右翼 目录 一、女权主义: ......................................................................................................... 4 二、激进女权主义„„„„„„„„„„„„„„„„„„„„„„„„„„5 2.1女权主义主要理论主张„„„„„„„„„„„„„„„„„„„„„6 三、激进女权主义对美国妇女的影响„„„„„„„„„„„„„„„„„„8 美国媒体与反女权运动„„„„„„„„„„„„„„„„„„„„„„8 四、 3.1妖魔化女权主义形象„„„„„„„„„„„„„„„„„„„„„„9 3.2终结化女权主义理论及其目标 „„„„„„„„„„„„„„„„„10 3.3将女权主义议题“去政治化”„„„„„„„„„„„„„„„„„„12 五、结论 ................................................................................................................... 14 六、参考文献„„„„„„„„„„„„„„„„„„„„„„„„„„„„15 【正文】 一、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泛指女性有关争取与男性同等的社会权力的主张，后传到英美，逐渐流行起来。经日本中介传到中国，定名为“女性主义”，显示出着眼于男女社会权力平等的时代特征。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用“女权主义”代替“女性主义”提法，含有侧重争取男女之间文化与精神平等的考虑在内，同时也减弱了“激进女权” 另外一些学者则继续使用“女性主义”的概念。 的西方色彩， 女权主义(女权运动、女性主义)是指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批判之外，许多女权主义的支持者也着重于性别不平等的分析以及推动妇女的权利、利益与议题。 女权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平等的本质以及着重在性别政治、权力关系与性意识之上。女权主义政治行动则挑战诸如生育权、堕胎权、教育权、家庭暴力、产假、薪资平等、投票权、性骚扰、性别歧视与性暴力等等的议题。女权主义探究的主题则包括歧视、刻板印象、物化(尤其是关于性的物化)、身体、家务分配、压迫与父权。 女权主义的观念基础是认为，现时的社会建立于一个男性被给予了比女性更多特权的父权体系之上。 现代女权主义理论主要但并非完全地出自于西方的中产阶级学术界。不过，女权主义运动是一个跨越阶级与种族界线的草根运动。每个文化下面的女权主义运动各有其独特性，并且会针对该社会的女性来提出议题，比如苏丹的性器割除、或北美的玻璃天花板效应。而如强奸、乱伦与母职这些则是普世性的议题。 女权主义运动在西方兴起，有其特定的背景，当时欧洲社会女子的地位十分低下。在十七世纪前，英国的已婚妇女基本谈不上有何权利，除非丈夫自愿地让给她权利;当丈夫在世时，她的财产和她的人身完全供丈夫享乐;在某些国家，如果丈夫死后没有遗嘱，女子的财产要给丈夫的亲戚，而不给她或她的孩子。如英国基督教会礼仪认为:“女人的意志应服从男子，男子是她的主人，也就是说，女人不能按她自己的意志生活，„„离开了男人，她既不干任何事而且也干不成任何事。男人怎么做她就怎么做，她应把男人当做主人来侍奉，她应畏惧男人，服从和臣属于男人。” 美国开始使用女权主义这一词汇是在20世纪20年代，而且只有那些在政府中任职或在大学中教书的职业妇女们才会使用这个词汇。今天，女权主义已经被定义为多阶级的、多种族的，并开始在各国追溯这样的多元女权主义的历史根源。 性别的歧视与压迫，成为女性觉醒、女权主义运动的现实动力。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衡量。”在17、18世纪的欧洲，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确立以及以个人主义、自由平等为核心的启蒙思想与理性潮流的崛起，女权主义运动在欧美各国蓬勃兴起，以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约翰?斯图亚特?米勒等为代表的女权运动活动家及理论家针对资本主义工业剥夺女性参与社会生产、跻身公共空间的权利，只向她们开放私人领域的现实，尖锐地提出了女性参政权、受教育权及就业权等基本 人权问题，激起了普遍的社会反响。在由男性发起并左右的、充斥着血腥、暴力与死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女权主义的抗议运动终于达到了第一次高潮。1 9世纪末，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妇女首先赢得了选举权。战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妇女也先后取得了投票的公民权。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妇女经过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之后也获得了完全的选举权。即便是在长期尊奉儒学的古老中国，在西方启蒙思潮的激荡下，先后以秋瑾、宋庆龄等为代表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亦喊出了“男女平权”、“婚姻自主”、“女予教育”、“反对缠足”、“参与国事”等口号，与西方如火如荼的女权运动相呼应。 二、激进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这个词会让人觉得这是单独的一个意识形态，然而事实上女权主义存在有许多流派。由于历史背景、某些国家里面女性的法律地位、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女权主义为了达到不同的目的而产生了不同的路线。因此也就存在着各种的女权主义。 其中一个流派是激进女权主义，认为父权是造成社会最严重问题的根本原因。这个流派的女权主义在上个世界6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中很受欢迎，尽管在今日已经没有那么突出。不过，还是有许多人将“女权主义”这个词完全等同于激进女权主义所提出的观点。有些人觉得传统激进女权主义思想中将男性压迫女性视为优先的考量，以及认为有一个普世的“女性”概念，太过于全面化了，而且其他国家的女性与西方国家女性感受到的“女性”经验绝对不会是一样的。西方国家女性可能会觉得性别压迫是她们所面对的压迫根源，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女性可能会发现她们受到的压迫是来自于种族或经济地位，而不是她们的女性地位。 有些激进女权主义者提倡分离主义，也就是将社会与文化中的男性与女性完全隔离开来，但也有些人质疑的不只是男女之间的关系，更质疑“男人”与“女人”的意义。有些人提出论点认为性别角色、性别认同与性倾向本身就是社会建构。对这些女权主义者来说，女权主义是达成人类解放的根本手段(意即，解放女人也解放男人，以及从其他的社会问题一起解放)。 激进女权主义是女权主义中的一个派别，是在观念和行为上更为偏激的一派。激进女权主义的“激进”一词有着双重的含义:一方面表现在这一派的思想和行为都较为鲜明、大胆、偏激和革命;另一方面，激进一词的英文含义还有“根本”的意思，意思是从根本上整治，斩草要除根，才能改变女性千百年来受压迫的形式，缔造革命性的真正的转变。 激进女权主义亦称文化女权主义，属于女权主义的新兴激进派，主要代表了那些年轻的受到过高等教育的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她们在“妇女解放运动”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并且把男权制当做两性不平等的根源，主张以私人领域为主要战场，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 激进女权主义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他们看来社会的不平等造成了性别阶级和性别阶级间的不平等。正是男权制压迫着女性:那是一个被权力、支配、阶级组织和竞争等特性规定的系统。但它却不仅使得家长制统治成为合法的、政治上的、和必然倾覆的经济结构;而且也是社会的和文化的组织机构。但是激进的女权主义希望通过对社会造成的性属差异和对立的超越，实现“性别的对话”。到要达到这一步，还需要对父权制和由此产生的对女性的压迫和分离的权力进行各种揭露、斗争和抗争。 在政治经济制度上，激进女权主义不遵循传统政治哲学的常规，她们认为国家不过是男权的一种展示，借公共事务之名为私人领域里的男性家庭需求和性需求服务。她们不接受自由女权派的国家中立论。激进女权派认为，国家的结构和制度完全是按照男性的意图设置的，立法机关毫不反映女性的要求。同时激进女权主义也十分重视经济制度问题，在他们看来经济制度又有社会和家庭两个不同侧面需要分别对待。认为历史上的各种社会经济制度均以低报酬和就业歧视来剥削排挤妇女，逼迫他们依赖男子从而不得不承担家庭服务，包括性服务。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必须排除男权的性支配，女人不再扮演男人的玩物和奴仆，才有可能受到社会的尊重。 激进女权主义的理论是由“新左派”运动中男性激进分子对待女性的傲慢无礼激发的。“先进的”激进分子的态度使得那些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女性深刻意识到她们自身的真实处境。这种情况使得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决心要让她们自己的“特殊”问题和新左派运动所关注的社会公正与和平问题具有同样的意义和合法性。在参与运动和理论反思中，她们逐渐认识到，大男子主义和女性的屈从地位是社会压迫的根源和原型。因此，她们主张女权主义必须成为一切真正变革的基础，否则就是舍本逐末。 激进女权主义指出，妇女所遭受的压迫有如下五种特征:第一，从历史上看，妇女是最早受到压迫的群体。第二，妇女受压迫是最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实际上存在于一切已知的社会之中。第三，妇女所受压迫最深，这种压迫形式又最难根除，依靠消灭阶级社会之类的社会变革也不能将其除掉。第四，妇女所受压迫对受害者造成了最大的 (无论质还是量的方面的) 痛苦，虽然这种痛苦由于压迫者和受害者都有性别偏见而往往未被认识到。第五，妇女所受压迫为理解所有其他形式的压迫提供了概念模式。虽然不同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对妇女受压迫的基本性质的强调侧面有所不同，但她们至少在上述的前三点上意见一致。(贾格尔等::女权主义理论概览:，<<国外社会学>>，1989年第1期，第53-58页) 激进女权主义理论主张 激进女权主义的理论主张与实践要求主要通过一些独立的妇女、女性团体或组织的宣言和成员的文章表达出来，激进女权主义的主要理论主张有: (一)个人的即政治的，强调政治体现于生活的一切方面，也就是强调女性的不平等地位体现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男权统治渗透到女性生活的各个角落。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包括 (1)反传统文化的斗争: 1.对传统宣战行动:抗议美国小姐选美活动，她们把美国小姐称作是“受压抑的妇女形象”;抗议美国的婚姻制度行动，她们认为婚姻制度中的权利是失衡的，婚姻制度体现了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控制，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女性的人性。 2.建立提高觉悟小组:这是激进女权主义的首要组织工具，是激进女权运动的有效组织机制。通过这种活动方式，加强了人们对妇女斗争必要性的认识，提高了妇女的思想觉悟。 3.创建女性自主文化:女性自主文化可以看作是一种非暴力的革命和抵制活动，一种实践形式。比如说激进女权主义建立了妇女的新闻通讯、传媒系统、书店、音乐节、各种妇女刊物等，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女性文化网。 (2).为生育权、堕胎权、健康权而斗争 (3)反对针对女性的暴行:反对男性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色情淫秽品。反性骚扰，是激进女权主义的另一个政治目标。 1.反强奸行动:激进女权主义一个重要的运动是它将强奸上升为一个政治话题，它认为强奸文化是男性统治通过机制创造的，是纵容强奸犯罪的一种文化传统。并发表各种文章和书籍，发起各种运动来进行反抗，批判男权制无异于制度化的污染，所有的男子都因此而收益，所有的女子都因此而遭殃。 2.反色情行动:激进女权主义认为在色情淫秽品的制作与消费过程中，女性成为男性消费的商品，她们是被统治、被利用、被羞辱的，并认为淫秽品是一种政治实践，与强奸有一定的联系，色情淫秽品是男人针对女人暴力行为的直接原因。 3.反性骚扰斗争:激进女权主义认为性骚扰已经成为一个对女性权利侵犯的专有名词，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并为反性骚扰进行着不屈不饶的斗争，对性骚扰进行公开的谴责。 (二)父权制、男权制或男性统治而非资本主义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激进女权主义最主要的理论建树是父权制理论，它指的是由父亲做家长的机制。米利特是最早将父权制这一概念引入女权主义理论的人。激进女权主义认为社会是通过两个核心制度来强化男性的优越地位的，一个是性别分工制度，一个是男权家长制度。米利特分析，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夸大了男女之间生物学上差异，它明确规定了男人永远担任统治的或男性气质的角色，而女人永远担任从属的或女性气质的角色。同时指出父权制是通过国家和家庭来实现其统治，而政府的支持是父权制存在的基础。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同男性利益相对立，这一利益使女性在姐妹情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超越了阶级和种族的界线，所有的女性都应当为女性的解放而共同斗争;男权的统治不仅限于政治和有报酬的工作这类公众领域，而且存在于私人生活领域，例如家庭和性这两者都是父权制统治的工具。此外还强调:妇女解放运动的敌人是社会和男人，不管男人如何图谋持续有效地管教妇女、威胁妇女，许多妇女都用行动证明了她们是不可控制的。 激进女权主义的理论论证追溯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女性在所有的社会都处于从属地位，原因是什么,在15世纪的欧洲有迫害女巫的运动;在中国有妇女裹小脚的习俗;在非洲至今还有许多妇女要受割礼 (阴部环切术);在美国也有妇科学，其功能同上述那些习俗类似，都是为了控制女人的身体、性和生存环境。 激进女权主义者以此为依据，提出了整个女性群体:殖民化:的问题，这一理论的主要假设是::妇女普遍的殖民化，即普遍屈从于父权制的压迫。:女性受到父权制社会制度的压迫，这是最基本的压迫机制;其他形式的压迫，如种族主义，膂力主义，异性恋霸权主义以及阶级压迫，全都与性别的压迫有关。她们中的有些人甚至创造出性别阶级 这一概念。她们认为，男性是与女性极为不同的一种人，是一种富于攻击性的邪恶的人，他们迄今为止一直在统治、压迫、剥削和残害女性。 (三)女性应当认识到她们是一个处于屈从地位的阶级或等级，并与其他女性团结起来，共同投入对她们的压迫者即男人的战斗当中去。并认为男性和女性在本质上是有差别的，她们拥有不同的文化与风格，女性风格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人类才有出路。 纽约激进派女权主义组织的宣言“自我的政治”提出了妇女受压迫的主要根源在于心理因素，而非经济因素。她们不相信资本主义或任何别的经济制度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也不相信纯粹的经济革命会消除对女性的压迫;她们认为，男人的“男子气概”是与他以自我压倒女人的自我能力成正比的，通过对女人的征服，他还确证了其力量和自尊，这便是“自我的政治”。 三(激进女权主义对美国妇女的影响 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后，妇女运动的直接行动在逐渐减少，但是一种与父权社会主流文化相对应的女性文化在试图揭示并批判现有的对女性形象的神话、刻板的印象，重新树立独立、自信的新女性形象。 70年代早期的时候大众媒体在描述妇女形象时，通过让她们以家庭妇女的形象出现，眼界只局限于家庭范围，完全不了解更大的男人的世界;这些妇女似乎除了关心她们的丈夫不要失业外，很少关心别的事情。她们的角色是照顾的、帮助的，而很少被描绘成为经济上、心理上和社会地位上的独立者。而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从事工作，电视节目也逐步反映这个变化着的事实;越来越多反映女性品格的广告、电视剧、电影甚搬上银屏。这些果断而独立的女性形象偏离了占主导地位的女人依靠并从属于男人的媒体形象，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有关个体身份和人际互动的可能性。 激进女权主义之后，女性的自我意识更强了。妇女自由进入劳动力市场，并因为其坚忍不拔、精力充沛、目标明确而具备很强的独立性、竞争性和灵活性。在市场竞争中越来越有优势。女性在教育上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她们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工作能力越来越强，法律意识以及参政议政的意识越来越强。妇女们越来越自信，她们相信自己可以做任何工作并且做得很好。虽然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工作待遇上来说要低于受同等教育的男性，但是，从长远来看，妇女受高等教育获得高学位对于改善妇女的地位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美国媒体与反女权运动 由于妇女运动的诸多主张与美国传统价值观互相冲突，因此，每当妇女运动取得或者即将取得一些成果时，美国社会主张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保守势力便会向妇女运动发起不同程度的反击。其中，7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因在立法上取得了一些可观的实质性进展而激起了社会保守势力尤为猛烈的反击。在里根与布什政府期间，执掌美国政权的“新右翼”指责女权主义是美国社会道德下滑、核心家庭解体、家庭价值观受到威胁等的罪魁祸首，使保守主义的反击势力在80年代的美国四处集聚，形成了一股相当强大的反女权运动逆流，其势力时至今日仍十分可观。反女权运动自开展以来“战果”不菲，不仅成功地阻挠了“平等权利修正案”(ERA)的通过，而且在反堕胎与反同性恋者权利等问题上“功不可没”。反女权运动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与“新右翼”控制下的美国各种媒体所作的宣传与报道有关。概而言之，“新右翼”控制下的美国媒体在反女权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将女权主 义者的形象妖魔化，二是将女权主义运动的理论与目标终结化，三是将女权主义议题“去政治化”。 一、妖魔化女权主义者形象 为了强化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及女权主义者的偏见，反女权主义者将少数激进女权主义者过于极端的思想进一步地激进化和夸大化，并将之普遍化为所有女权主义者的观点，从20世纪80年代起利用媒体对女权主义者的形象做了大量负面的、甚至具有欺诈性和诽谤性的描述与宣传。首先，美国主流新闻媒体笼统地将所有的女权主义者的形象妖魔化。在电视、报纸和广播等影响广泛的大众媒体中，女权主义者被描绘成为缺乏幽默感的自私鬼、不修边幅、刻意把自己打扮成没有女人味的“变态狂”，以及整日争风吃醋、吵吵闹闹地争辩不休的“泼妇”。此外，在媒体的刻画下，女权主义者不但愚蠢至极，经不住激进女权主义者的煽风点火而成为美国精英妇女为自己谋取名利的工具，而且易怒且鲁莽，整日怒气冲冲，思想极端且僵化，无处不发现性别歧视，认为“肯定性行动”与其他政府计划是实现性别平等的唯一途径。在一些电视与广播节目中，女权主义者甚至被骂作“妓女”、“猪”、“淫妇”和“巫婆”等。 其次，主流媒体还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一些特定的女权主义群体。例如，2001年春季的一则大学报纸广告将“校园女权主义者”描绘为专门传授如何痛打男人以及如何研究被害者心理学等的“邪教”教徒。那些讨论家庭暴力问题的女权主义者则被描绘成为可怜的受害者，时时刻刻都在发牢骚，都在控诉男人和社会。这类女权主义者被媒体统称为“医院女权主义者”，意即她们都是聚集在医院或疯人院里的腹痛患者、厌食和贪食症患者、忧郁症患者、强奸和乱伦受害者。此外，那些支持或同情女权运动的男性女权主义者也未能幸免于难。在电视与广播等媒体中，他们被称为无用和懦弱之流，没有男子汉气概，不是阳痿患者、畸形人，就是害怕老婆唠叨的“气管炎”患者，更可能是事业上的失败者或感情上的失意者。 对那些已经结婚成家并养育子女，但却为追求经济独立和实现社会价值而走出家庭迈入职场的职业女性，媒体也浓墨重彩地将之妖魔化。她们往往被描绘成为自私自利的工作狂，事业上野心勃勃，把家务全部甩给本应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男人，将幼年子女送入缺少照管的托儿所，对稍稍年长的子女也疏于关心，不愿承担应尽的责任。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在家庭与工作两者之间奔波，精疲力竭，精神压抑，并因此而常常痛苦不堪，工作家庭两相误。更有甚者，由于这些职业女性面临家庭与工作的双重压力，她们还被妖魔化为美国妇女怀孕后流产的可能性最大的群体，要为美国家庭生育率严重下降负相当一部分责任。 与职业女性相比，美国主流媒体对单身女性妖魔化的程度更为厉害。在70年代初女权运动正高涨之际，单身女性在媒体中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她们拥有真正的朋友，工作积极，生活无忧，其健康、独立、快乐的形象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可是到了80年代，媒体将女权主义与“仇视男人”、“仇恨婚姻”与“痛恨家庭”等同起来，那些未曾走入婚姻殿堂的单身女性因此而被描绘成为“痛恨男人者”、“鼓励离婚者”和“憎恨儿童者”。此外，单身女性在荧屏上还常常被刻画成为“病态的孤独者”，她们没有女性知己朋友，生活孤独;她们渴望男人的爱，一再降低婚姻，整日里幻想着某个男人会将结婚戒指戴在自己的手指上。在八、 九十年代《新闻周刊》、《纽约时报》等报纸与杂志的报道中，恶梦成为单身女性床前唯一的伴侣，一旦生病，无法阻挡的无助感与孤独感使她们的情绪陷入最低潮，有时怀抱一个被泪水澿洒的枕头，有时则凄凉地站在阁楼的窗前。正如一份妇女杂志上一篇报道的标题所言，“没有爱，没有男人:这就是单身女子为追求独立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不仅如此，媒体还将单身女性刻画为最易受艾滋病侵袭的群体以及艾滋病的传播者。据统计，1988年，美国死于艾滋病的所有患者中实际上只有8%为女性，但在各电视台的电视节目中，死于艾滋病的患者全部为单身女性。很显然，这是媒体对事实的严重歪曲。简言之，在这一时期，美国电视荧屏上很少描绘单身女性在工作场所工作的情况，更鲜有突显其工作场所的快乐与骄傲。相反，单身女性要么被描绘成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和怪物;要么是精于算计、一心想飞黄腾达和一味追求名利的野心家，其事业上的成功正好与她们性生活上的失意与失败成正比;要么是身患抑郁症的老处女或感情上严重受挫的神经病。 总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新右翼”控制下的媒体忽略主流女权主义思想的真正目的在于消除一切形式的性别歧视，而不是痛恨所有男人和家庭这一事实，也无视后工业社会给20世纪后期美国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的现实，将一切社会问题嫁祸于女权主义，夸大女权主义者应该承担的责任，贬低、歪曲和妖魔化职业女性、单身女性等女权主义者的形象，使得许多妇女害怕将自己与女权主义者联系起来，对女权主义运动伤害极大。另一方面，媒体对女权主义者的所有这些妖魔化的“再现”，实质上也体现了保守的“新右翼”势力对美国传统社会秩序受到女权主义者挑战的担忧和恐惧。 二、终结化女权主义理论及其目标 除了妖魔化女权主义者形象，美国媒体在20世纪后期的反女权运动中所起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为女权主义发布“讣告”、举行“葬礼”，终结化女权主义理论及其目标。首先，反女权主义者在新闻报道中宣称美国大多数普通的劳动妇女不堪家庭与工作的双重压力，纷纷放弃工作和事业，重又回归家庭和传统女性身份，并进而宣布女权主义理论在本质上是为上层妇女服务的、完全脱离现实的精英主义理论，从而终结化女权主义理论。 举例来说，在80年代，《新闻周刊》、《纽约时报》、《华尔街杂志》、《大西洋》、《当今美国》、《洛杉矶时报》、《纽约人》、《财富》等主流媒体杜撰了一系列的新型词汇，如“新型传统家庭”、“回归爱巢”、“回归婚姻”、“新婴儿潮”(与战后美国的“婴儿潮”相区别)等，以描述那些美国妇女纷纷离开职场，回归家庭，将子女从“可憎”的托儿所接回家中，做全职妻子和全职母亲的所谓“新的发展趋势”。所有这些词汇，一经使用，就受到了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与青睐，各大报刊与杂志纷纷在头版头条刊登与此“趋势”有关的消息、故事以及人物专访。总之，根据美国80年代主流媒体的宣传，美国妇女已经厌倦了对事业的追求，意识到了一心追求所谓的独立而以家庭作为代价是多么愚蠢的选择，因此，越来越多的美国妇女会放弃对事业的追求，重又回到家庭:“‘超级女性’时代已经走到尽头，钟摆是该摆向另一个方向了”。 媒体在宣布女权主义所倡导的“超级女性”时代一去不复返的同时，大力宣传“积极女性”时代的到来。与女权主义者截然不同的是，这些自80年代起备受电视、杂志与广播等大众媒 体推崇的“积极女性”采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接受在身体与智力上与男人不同的现实，也接受美国社会各行各业男女待遇不平等的现状。她们性格温顺而娴静，固守传统的女性及家庭观念，将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家庭生活之中。而且，正如“积极女性”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反女权主义者菲力斯?斯加拉弗利(Phyllis Schlafly)所倡导的那样，她们是要通过回归家庭，通过在家庭中重新承担起贤妻良母这一角色来恢复美国传统女性的价值，为维护美国家庭的稳定、复兴和发扬美国传统文明作出贡献。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所谓的“新的发展趋势”，只不过是一些受到“新右翼”资助或支持的反女权主义者根据一些少数的个人事例所作的预测，完全没有以广泛的调查作为基础。而主流媒体在大量引用和反复报道那些虚假的、没有充足证据的研究成果之前，也不愿意或不屑于对这些研究数据进行核实。《财富》杂志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就曾坦言，“倘若要真的去做一份调查，那花费将是巨大的”。 美国主流媒体终结化女权主义的另外一个重要举措是宣告“后女权主义”时代的来临，并大力宣扬“后女权主义”思想。自80年代后期起，特别是在90年代，美国主流媒体，如《新闻周刊》、《纽约时报》、电视、广播脱口秀以及诸多大众杂志都宣称美国已经进入“后女权主义”时代。90年代以后，美国一系列“后女权主义”作品受到媒体的高度重视，其作者也都被冠以“后女权主义者”，很快成为了媒体的新宠。例如，由于媒体的宣传，“后女权主义者”诺拉?多尔(Laura Doyle)的作品《投降的妻子》(Surrendered Wife)在2001年发表后一跃成为亚马逊网上书店排名前10的畅销书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媒体所宣扬的“后女权主义”，并非是学术界和女权主义理论界所指的“不断演变的妇女运动的一个阶段”，也并非是根源于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分析模式的对当前女权主义理论及实践的挑战与发展，更不是代表着多元文化主义、承认差异、反映其与其他也要求变革的哲学与政治运动(如后殖民主义运动)之间关系的一整套成熟的女权主义理论。相反，美国媒体在八、九十年代所宣扬的“后女权主义”是一个经过了反女权主义者蓄意“改造”的概念。这一概念所描述的，“是一个女权运动停滞不前，或不再重要，也不再与现实相关的时刻”，其言外之意，是说“女权运动前辈们所赢得的胜利果实已经充满于我们社会存在的每一个角落，倘若有人仍然喋喋不休地谈论妇女的受害者的地位，那么他们已经完全脱离了现实，是毫不相干的了”。因此，当女权主义者坚决反对和抵制家庭暴力、强奸、性骚扰之时，“后女权主义者”不仅批评女权主义者的立场，而且毫无根据地断言说所有这些都只是女权主义者的凭空臆想，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所以妇女们应该停止整日里的抱怨与牢骚，摆脱可怜的“受害者”的身份和形象。上文所提及的“后女权主义者”多尔在其畅销书《投降的妻子》中也宣称婚姻与家庭的秘诀全在于妻子是否温顺，指责女权主义是造成美国妇女丧失从前可以享受的工作场所的保护法案、不堪家庭与工作双重负担等的根源所在，并且倡导美国回归传统家庭，恢复传统的性别角色。由此不难发现，美国主流媒体所宣扬的“后女权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女权主义的，其目的是宣布女权主义目标的终结。 正因如此，各大主流媒体在宣扬“后女权主义”思想的同时，宣称美国妇女在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里已经获得与男子同等的地位，因此女权运动的目标已经达到，女权主义已经没有存 在的必要。一时间，女权主义的终结问题成为各大媒体的热门话题。《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以“妇女运动已经结束”作为其开头，各大新闻媒体也宣扬过去美国社会阻碍妇女在职场上晋升的种种障碍已经被女权运动一扫而光。以“成功女性”、“公司女总裁”等为标题的宣扬成功女性的报道出现在《纽约时报》、《商业周刊》等主流媒体的头版头条。1998年《时代》杂志的封面上，一位“后女权主义”作者骇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女权主义是否应该寿终正寝 了,” 很显然，通过对一些无可考证的或发现的重复宣传，美国主流媒体宣告传统女性的回归和“后女权主义”时代的来临，充当了女权主义的“讣告发布者”以及“葬礼举办者”，以达到终结化女权主义理论与目标的目的。 三、将女权主义议题“去政治化” 在美国60年代后期爆发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女权主义者提出了一个重要主张，那就是诸多与妇女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女权主义议题都具有政治意义。这里的“政治”，指的是“个人或团体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能力或过程”，因此，政治说到底是一种权力关系。在此基础之上，激进女权主义者提出了“个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观点，即在家庭和婚姻这些貌似最个人性的私域里，存在着权力分配的政治问题。以极富代表性的堕胎问题为例，在激进女权主义者看来，堕胎不只是家庭内部问题，而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因为它涉及政府关于堕胎的法律以及由谁来支付堕胎费用的问题。激进女权主义者通过“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举动，成功地将堕胎问题转变成了政治问题。除此之外，女权主义者还借鉴“新左派”的斗争策略，鼓励和组织妇女们分享个人的经历，讨论色情文化、托儿所、性骚扰、强奸、家庭暴力(如殴打妻子、虐待儿童)等问题，使她们认识到这些“个人的”问题也是美国社会的普遍问题，是有着社会原因的，因此必须通过政治途径予以解决。显然，激进女权主义者之所以将所有这些问题“政治化”，是因为一旦这些重要的女权主义议题成为了政治问题，政治斗争就自然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方式，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斗争也只能借助政治力量或法律手段来解决，以督促政府制定相关政策。 与激进女权主义将“个人的”事情“政治化”相反，美国反女权主义者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策略是利用媒体将女权主义所关注的问题“去政治化”。这一策略的实施首先表现在各主流媒体将美国妇女所遇到的各种家庭生活与工作中的问题描述为纯粹的“个人问题”，与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文化背景等毫不相干，更与政府政策或政治没有任何关系。例如，80年代后期开始，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美国电视新闻、脱口秀以及报纸等大量报道强奸、色情文化、乱伦、家庭暴力以及性虐待等事件，但却宣扬说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由于纯粹“个人的”(包括男女双方)原因所引起的，与父权制、男性家长制和男性特权完全没有关系，也不涉及任何权力关系。如在讨论家庭暴力、强奸和性骚扰等问题时，媒体的惯常做法是“责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即认为受害女性性格上有缺陷，喜欢发牢骚、抱怨，或者行为不检点，举动过于轻佻，才导致了这些事件的发生。 媒体“去政治化”女权主义议题的另外一个重要方式，是公开放弃其女权主义立场，或避 免表明或拒绝承认其与女权主义有任何关联，并故意将那些女权主义者关心的问题搁置一边，不予理睬。在70年代中期，美国一些黄金时段电视节目曾经短暂地讨论与女权主义相关的问题，并将女权主义问题穿插于其他一些政治问题的讨论之中。但不久以后，这些女权主义议题或与女权主义相关的电视节目都从屏幕上消失，少数一些想要将与女权主题相关的节目搬上荧屏的节目制作人也处处碰壁。80年代初以女权主义为主题的热门电视剧《凯格里和拉思》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起初，该剧剧本多次遭到电视制作人的拒绝，原因是其主要人物形象——两位女性警察过于强悍和独立，不符合美国大多数人对女人的审美要求(事实当然证明正好相反，这些形象受到许多观众的喜爱);其后，CBS电视台拍摄了该电视剧，但对原剧本情节中涉及支持堕胎选择权等女权主义议题的部分作了大幅修改;而且，由于右翼保守势力的继续反对，CBS剧组人员不得不对外宣布说此剧并不涉及任何女权主义主题，公开放弃其女权主义的政治立场;最后，CBS在1983年迫于压力取消了这一电视剧目的播放，虽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重播，但只是被安排在一个非常冷门的时段，而到1987年秋季，CBS完全砍掉了这一节目。 进入21世纪，美国一些重要政府网站也同样采取了对女权主义议题“去政治化”的策略。根据2004年的一项报告，美国“妇女事务局”网站上，25份非常重要的、真实反映美国妇女生活与工作状况的调查与报告文件被删除。这些文件包括:“男女工资差异”、“同工不同酬:近35年以来的调查”、“男女收入比较”以及一些涉及工作场所性骚扰问题的报告等。而代替这些文件的，是统计数据存在着严重问题的一组报告，如“妇女在高科技领域的任职情况”、“女性企业主”和“美国法律界成功女性”等。由于过于乐观地估计了美国妇女在各个领域里争取男女平等所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成就，这些报告误导性极强，使人们误以为政府已经没有必要制定相关政策去改善妇女的生活与工作状况，即没有必要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妇女的问题。同时，“妇女事务局”网站的这一做法使人们无法再从此网站获取关于美国男女工资收入不平等现象的相关数据，也使人们获取相关可靠信息和数据的渠道堵塞。总之，“妇女事务局”这一笔删除，一下子就把女权主义议题“去政治化”了。 此外，20世纪后期美国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为媒体将女权主义议题“去政治化”提供了崭新的方式。此时的媒体在宣称“后女权主义”时代的到来，将女权主义目标终结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指出既然美国的妇女们已经实现了与男人一样的平等地位，那么妇女们现在迫切需要的，不是“新的权力或权利”，而是“新的生活方式”;不是“自我决定”，而是“自我满足”，是那种在“销品贸”里就能够得到的物质上的满足。因此，美国主流媒体鼓吹消费主义，美化和夸大妇女们从购物中获得的满足与乐趣，号召妇女们积极响应消费社会的号召，企图用消费自由代替妇女所追求的真正的自主权，并最终用消费主义取代女权主义。自70年代中期起，在广告商们的下，被动的消费者们以全新的“新时代女权主义者”的面貌闪亮登场——她们在充分行使着自己拥有的权利:不是与男子平等的政治或经济权利，而是购买产品的“权利”;她们也在行使自己“选择”的权利(意指在堕胎问题上与反对堕胎的“赞成生命派(pro-life)”相对立的“赞成选择派(pro-choice)”):不是在选择堕胎还是继续怀孕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在 收银台前做出是否购买某商品的“选择”。此时，妇女们对于“自我决定”权的要求被严重削弱和贬低:她们虽然也在行使着“自我决定”的权利，但不是根据自己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所应该做出的“决定”，而是跟随和响应市场的呼唤而做出的购买商品的“决定”。总之，“新时代女权主义者”是以消费为导向的时代里虔诚的消费者，她们完全认可消费主义文化，而妇女们是否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她们来说已经不再重要了。 这种主张用追求“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代替追求“新的权利”、用妇女的“消费自由”代 替“真正的自主权利”的所谓女权主义，被黑人女权主义学者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非常形象且恰当地命名为“生活方式女权主义”。这种“生活方式女权主义”宣称任何一位妇女，无论其政治信仰是什么，都可以成为女权主义者，只要他/她们追求消费自由，跟进和响应市场的号召;此外，“生活方式女权主义”还指责女权主义理论是空洞的精英主义理论，于现实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重要性，并将女权主义理论贬为“学术女权法西斯主义的工具”，否认理论在各种女权主义思想中的作用，无视和排斥学术界内外正在进行的关于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应用的争论。在这些所谓的女权主义者眼里，对妇女而言，最为重要的，不是“平等”，而是“自由”，是与消费社会的信息完全吻合的诸如享受美食、购买高档鞋、名牌服饰与化妆品的自由。不难看出，媒体鼓吹消费主义的目的，是用消费主义麻痹女权主义者，转移女权主义者或女性对政治问题的注意力，或削弱她们的政治敏感度，使之在专心于物质消费之时忽略对自身地位的捍卫，从而压制妇女与女权主义者的政治言论，将妇女的与政治相关的言辞“销声匿迹”，将妇女的自我表达的愿望引向“销品贸”。因此，“生活方式女权主义”本质上是反智识主义的，是一种企图将女权主义“去政治化”的“伪女权主义”。 的确，一旦主流媒体与广告商、销售商实现共谋，其用消费主义“去政治化”女权主义的威力是十分强大的。虽然并未公开谴责与声讨女权主义，但媒体声称它们代表所有女性的利益，使用“市场潮流”这个“一致性”大棒，有效地抑制妇女参与政治与公共事务的愿望，阻止妇女实现其政治与社会抱负。而且，正如克里斯托夫?拉什(Christopher Lasch)在《自恋文化》一书中所言，一旦消费主义以支持妇女的姿态站在妇女一边共同抵抗男性的压迫，它对女性的进步所造成的伤害是最为险恶和巨大的。“广告业以解放妇女为名，鼓励她们大量地消费，并且将消费的自由伪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因此，广告业在将妇女与儿童从父权制的权威下解放出来之时，即刻又将他们置于一种‘新的父权制’的统治之下，这就是广告业、大型工业公司以及政府三者的联合体。” 总之，反女权主义者为了与女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采用了与女权主义“反其道而行之”的斗争策略，即通过“个人化”妇女的问题，公开放弃其原先的女权主义政治立场，以及鼓吹消费主义文化等策略，来最终实现将女权主义议题“去政治化”的目的，使女权主义失去其在公共领域讨论和争辩妇女问题的理由。 结论 相对于一场女权运主义动，虽然激进女权主义中的妇女们提出的任务和目标并没有完全达成，但是社会制度、文化、心理、行为等领域中对妇女约定俗成的偏见已经大体上被打破， 人们已经接受了妇女们多姿多彩的人生形态。这是美国女性为寻求自身解放而作出的不懈努力，而这种努力正是女性掌握自己命运过程中主动性的表现。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每个人都是与其他人共存于同一个世界中，同时又是一个个性的存在，需要相互协作，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作为个体的女性既区别于男性也依存于男性。因此寻求男女平等，反抗男性制度的道路将是漫长的。 此外，激进女权主义的妇女解放不是把男人和女人对立起来，而是视男性为妇女解放的对立物，妇女的解放与男性的解放应该是相互依存的。而且随着社会环境。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的变化，妇女问题不可能通过单纯的妇女运动来解决，而是要依赖于人类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与完善。 但是新的一代人对女权主义了解不多，他们没有了解过三十多年的女权主义运动。他们把女权主义对社会的改变和成果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美国主流媒体对女权主义者形象的妖魔化，对女权主义理论及目标的终结化，以及对女权主义议题的“去政治化”3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在“新右翼”的直接与间接控制下，美国媒体成为了为美国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和政治利益服务的工具，不仅有效地阻挡了女权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通过妖魔化等手段使女权主义者在公众中的形象受到歪曲和丑化，致使公众对她们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产生误解和反感。相当程度上讲，正是美国媒体的这些负面作用，导致美国女权主义运动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起开始走下坡路，甚至出现倒退。 目前，在整个中国社会中，女性地位很难说比之上个世纪有多大的改善，人们一边在高呼男女平等的同时，一边在某些职业领域中歧视甚至拒绝女性的进入，在部分广告中依旧将女性的性感作为卖点吸引大众目光，“小三”“二奶”等词汇、家庭暴力的频繁更是将男权制社会表露无疑，尤其在观念保守的偏远乡村地区，女性的权力更是得不到社会以及政府的保障。虽然已经有部分女性将她们的能力展示出来，但是这部分毕竟是少数，未能冲击人们传统观念中的女性概念。今后如何提高在女性在大众观念中的地位，如何保障女性的个人权力，这依旧值得人们深思。 【参考文献】 何念 《20世纪60年代美国激进女权主义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年第一版 杨莉馨 《试论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走向》 南京师大学报 文学院 徐大同 《当代西方哲学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出版 王恩铭. 《当代美国的妇女运动》.美国研究，1995 王恩铭 《试论当代美国新右翼》国际论坛，2008 傅美蓉，屈雅君《社会性别、再现与女性的他者地位》.妇女研究论丛，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