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十月专访

　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实习生 何嘉嘉 　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实习生 何嘉嘉 　　这个春节，王十月是在广州度过的。 　　去年凭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王十月，岁末又因此而领到了广东省的20万元重奖。眼下，作为广东省作协《作品》杂志社的正式编辑，他一家三口正在单位提供的宿舍里，和故乡来的亲人们一起过节。 　　这境遇，与王十月文学起步时的“打工仔”身份，与他在小说《关外》里描述的“你必须要用一系列红色公章来证明你的清白，从村治保主任到村委、从乡政府到镇派出所，一道道怀疑与审视的目光，像刀子样剥下你的骄傲与尊严”窘态，已是天壤之别。 　　他还是那个“打工文学作家”吗？一个打工者的代言人，从命运中救出自己的同时，还能在嬗变与觉醒中无尽接近真相吗…… 　　王十月 　　本名王世孝。1972年生于湖北石首，2000年开始发小说。迄今为止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等刊发表长中短篇小说、散文二百余万字。出版、发表有长篇小说《烦躁不安》、《活物》、《31区》、《大哥》、《无碑》共五部。连续三次入选“中国当代最新作品排行榜”。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单篇作品奖，广东省五四青年奖章。是2010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获得者。 　　笔名“王十月”，图个好意头 　　羊城晚报：你本名是“王世孝”，从什么时候开始叫“十月”的？  　　王十月：说来好笑，2000年，我在深圳的刊物《大鹏湾》做编辑。人少版面多，每个编辑都要主持好几个栏目，为了显示“阵容强大”，每人多取几个笔名换着用。我是开玩笑地说，文学刊物《十月》啊、《收获》啊都很牛，那我就取个“王十月”、“王收获”，图个好意头吧。 　　羊城晚报：你的作品在《十月》发表过吗？ 　　王十月：登过，还是《十月》主编约稿。我的一个中篇小说《白斑马》就刊登在2008年第五期。 　　羊城晚报：当时有没有想过国家级文学大奖会落在这个笔名名下？ 　　王十月：没想那么长远。当时除了当编辑，写作并没用这个名字，直到2004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烦躁不安》时，花城出版社的编辑觉得，我的本名“王世孝”太老土，书不好卖。叫我提供了好些笔名，最终编辑看中了“王十月”，后来就一直用下来了。 　　羊城晚报：你初中毕业就离家打工，没再回到学校，对于文学的兴趣始于何时？ 　　王十月：其实我从小的梦想是想当个画家。16岁初中毕业，成绩不好，家境也不好，就没再念高中。我在县城一边当建筑工，一边还跟了个老师学画画。老师告诉我，画家其实“工夫在画外”，文学基础不能丢。于是，我又偷偷跑到老年大学去学古诗词，也读了比较多的古典文学作品，那段经历给了我一些文学启蒙。 　　羊城晚报：你从打工开始写文章、投稿、直至当作家，是必然还是偶然？ 　　王十月：这和我一路遇到的人有关吧：我的几个老板，可以说起到了导师的作用。我在武汉打工遇到的第一个老板，就是一个画家，我在他的公司里当了画师。他看我有点灵气，就在他画画的时候让我当助手。我在他的指导下读了很多书，例如《西方美术史》、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左拉的作品，我都系统读过，还有国内作家贾平凹等人的书。在武汉的第二个老板，是中科院物理所的一个研究员。他的公司是做智能卡的，他指导我看了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例如霍金的作品等，给我上了充满想象力的一课。 　　“草根”卖文，甘苦自知 　　羊城晚报：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以稿费为生，脱离了打工生活？ 　　王十月：我有过十多年的工厂生活，经历过十多种工作的变化，从武汉到东莞、深圳、佛山。从1999年我开始写“豆腐干”投稿，到2000年在《大鹏湾》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算是真正开始跟文学结缘。后来，我在这个刊物当了四年编辑，直到2004年离开，成了以稿费为生的自由撰稿人。 　　羊城晚报：如此“草根”的一位作者，要卖文为生，估计开头会很艰难。 　　王十月：这是一定的。当时我在深圳宝安的“31区”廉租房住下来，老婆女儿一家三口，都靠手上这支不成熟的笔，真的有撑不下去的时候，衣食俱忧，我曾走到人才市场想去找工作了，但最终还是不甘心，丢不下自己的“文学梦”。其实在自由写作的三年多时间里，恰恰是我内心最宁静、最有归属感的时期，外面喧哗的事情不会影响我，一心写作，此心安处是吾乡。后来，也是因为媒体外界关注到“31区”的文学群落，过度关注了，我觉得静不下心，就去了东莞一个很偏的小镇，和谁都不联系了，写作三年。 　　羊城晚报：你的打工生涯，成了创作中最主要的素材库。你想表达的是对社会的理解还是怨恨？ 　　王十月：理解或怨恨，似乎都不足以形容，因为真相总是不那么绝对的。举个例子，我曾经有被老板用猎枪指着头的经历，看上去似乎是打工仔被老板“欺压”的典型场面。但实际上呢？背后有很错综复杂的原因。起因是跟我同在那家油漆厂调色部的一位师兄，调错了一块色板，造成损失，他为了推卸责任，假说领班给的样板就是错的，还要我证明。而我义气上来，觉得老板损失一点不怕，但师兄担责就要丢工作，于是也就做了伪证。但这样一来，领班恨上了我们，我们不得不辞职。最后言语不合，就发生了猎枪顶头的一幕。 　　羊城晚报：现在你怎么看这件事？ 　　王十月：打工群体是弱势一方，但也存在劣根性；而老板一方，也不会没有一点合理性，虽然再怎么样都不该动枪。底层生活，我接触得比较多，就会很全面地去表现和看待，这是人性的交汇。此外，还希望表达的是：要追求一种美好的人性，可能现实中不足够，但我还是会去塑造这种形象，告诉读者还可以这样活，或者应该这样活。 　　比较作品，别看标签 　　羊城晚报：谈谈你的获奖作品《国家订单》吧。 　　王十月：这篇小说的灵感，就是来自2007年我在广东省作协举办的文学讲习所听的一堂课。老师在讲全球化时代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时说：“‘9·11’之后，美国的国旗都是在中国生产的。”当时我心就动了一下，开始琢磨。我想表达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每个人的命运都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都是与别人有关的。这就是“蝴蝶效应”，就好比“9·11”事件发生的时候，美国人都在悲哀，我们都没想过这件事也会与中国有关，结果到我的小说里，每一个人的命运都被大洋彼岸的这件事改变了。 　　羊城晚报：你怎么看待这次得奖？ 　　王十月：撞大运了。我一直觉得，文学应该直面时代最主要的真实。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最能直面时代真实的，打工文学肯定当仁不让。评委会的选择应该也是看中了这一点。这个奖可以给我赚取一些更宽裕的空间，坦白说，我可以更自由一点了，它是对我的写作方式和存在方式的一种认可。 　　羊城晚报：从来到省作协当编辑、进入一种相对安稳的状态已经有两年了，你的创作有什么改变？ 　　王十月：思考的面更宽了，写作更从容了，写小说没那么急。但是中短篇小说创作量就少了，因为中短篇小说需要一种火花。如果思考跟不上，而火花又越来越少，那么文学生命就结束了，所以我很警惕。 　　羊城晚报：身份的变换让你不习惯吗？ 　　王十月：其实在任何一个环境下，一个强大的人，都可以保持自我。但是可能以前我是要和生活做斗争，而现在是在内心做斗争，和一些惰性或者一些陈腐的东西做斗争。 　　羊城晚报：你曾经表达过，希望别人看到你的作品时说这是王十月写的，而不是说是那个打工仔写的？ 　　王十月：我当然希望大家能公正地看待我，不要只是因为“打工文学”这个标签来看我。人们说，你看这个是初中毕业生写的，但可能他们读的书还没我多。我希望能和莫言、和贾平凹在一个平台上，用作品进行比较，不想人家带有照顾性质地说，这是一个打工仔，所以写得还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