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与发展_中国近代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辨析 马俊亚

2002 年第 1 期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1 , 2002 第 39 卷 JOURNAL OF NANJ ING UNIVERSITY Vol. 39 (总 145 期) (Philosophy ,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 №145 混合与发展 :中国近代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辨析 Ξ 马俊亚 (南京大学 历史系 , 南京 210093) 摘 　要 :即使最发达、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形态也存在许多混合和过渡性症状。 所谓东方社会 ,更是一种混合形态 ,其内部总是不断地产生资本主义因素 ,为向资本主义社会 过渡创造条件。在对中国近代社会形态进行概括时 ,有的学者把中国近代社会正常的发展状 态看成“畸形”、“怪胎”,这种看法难以反映中国近代社会的真实面目 ;有的则把资本主义因素 混同于封建因素 ,不利于认清封建主义的本质。其实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种混合型的、多层次 的、发展而不发达的社会 ,近代社会的三大阶级结构同样是混合型的 ,这种混合形式正是中国 近代社会向前发展的现。 关键词 :社会形态 ; 阶级结构 ; 发展 中图分类号 :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 7278(2002) 01 - 0125 - 09 一 从 1840 至 1949 年这一百余年里 ,中国近代社会属于什么形态呢 ? 对此 ,学术界众说纷 纭 ,不少学者提出“过渡形态”说 ,有的学者提出“近代封建主义”的概念。这些出色的论断令 人倍受启发 ,对认识中国近代社会无疑是巨大的贡献 ,但笔者对上述论断仍存有一些疑问。 “过渡形态”实际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变体。在中国 ,早就有人用“过渡形态”来 代表“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或前资本主义时代”。张志澄曾写道 :“我们应当知道 ,所谓封建经 济 ,或资本主义经济 ,原是指一般社会经济之发展阶段而言 ,而介乎这两个阶段之间的还有 一种过渡形态 ,唤做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或前资本主义时代。⋯⋯换句话说 ,即我们不难指出 封建的农业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之典型形态 ,而对于这两者之间的过渡形态则每 〔很〕难辨识。其实这种过渡形态是明显地存在着。”[1 ]陈旭麓教授也明确指出 :“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又是一个过渡形态的社会。”[2 ]如果说“半殖民地半封建”说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概括 颇具代表性的话 ,“过渡形态”说似乎不具有代表性。因为所有社会都是一种程度不同的过 渡形态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同样不会停止“过渡”,不可能有绝对稳定或静止的社会形 态。原始社会内部必然存在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形态、奴隶社会必然存在向封建社会过渡的 521 Ξ 收稿日期 :2001 - 07 - 25 作者简介 :马俊亚 (1966 - ) ,男 ,江苏沭阳人 ,南京大学历史系出站博士后 ,副教授。 形态 ,整个社会无时无刻不处于向更高级形式的过渡中。社会发展是一个“前不见古人 ,后 不见来者”的过程 ,法国著名学者罗纳德·莫斯涅 (Roland Mousnier)写道 :“实际上 ,每一种社 会分层体系都在一定的限度内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就其实际 ,这种体系需要 不断的重新调适。”[3 ] (P12)并不是只在两种社会的交接处才出现“过渡形态”的征状 ,也并不是 只有近代中国才是过渡型的社会。 另外 ,“过渡形态”说还存在下列可议之处。 第一 ,“过渡形态”说实际上把中国近代社会看作非常态。 早在 20 世纪前期 ,有的学者就把中国社会的资本形态视为不同于西方社会。王亚南在 分析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时正确地指出 :“任何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它的经济发展 , 并不是平衡的 ,它无论如何 ,还不免留下一些相对落后的部门或领域 ,让前期的非现代性的 资本形态 ,仍有寄生的可能。但它的活动范围 ,是在不绝〔觉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扩 大而缩小的。它不但失去了决定的作用 ,并早改变了原初的姿态。”但他却又认为 :“若在中 国则不同 ,我们已有了现代型的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 ,但我们的前资本主义的诸资本形态 , 不仅继续发挥决定作用 ,且还在阻挠产业资本 ,歪曲银行资本。”[4 ] (P71)近来有位学者更认为 中国近代社会形态是“畸形”、“怪胎”,他认为英国在 18 世纪末已“完成了向资本主义工业社 会的过渡”;俄国“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5 ] (P5) ;而近代中国“作为 历史发展必然链环的过渡期滞化为畸形社会结构状态。”[5 ] (P12) 既然英、俄都完成了过渡 ,按理说社会形态就不会再有模糊性 ,整个社会应该都是纯粹 形态。事实并非如此。19 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发展最充分的英国 ,马克思认为它“也还有若 干中间的和过渡的阶段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这一点 ,我们将在下节详述。至于俄国 , 列宁在论述这个国家 20 世纪初的经济形态时写道 :“资本主义经济不能一下子产生 ,徭役经 济不能一下子消灭。因此 ,唯一可能的经济只能是一种既包括徭役制度特点又包括资 本主义制度特点的过渡的制度。”[6 ] (P165) 另外 ,各国的社会结构各不相同 ,并无统一的。用任何标准来划分一个具体的社会 结构 ,总会发现有许多过渡的、模糊的形态。罗纳德·莫斯涅把社会结构划分为三种不同的 类型 ,第一种是根据“社会认为与物质资料的生产全然无关的声望、荣耀和级别”来决定的阶 层(order) 社会 ,在罗纳德·莫斯涅看来 ,中国明清两代科举出身的士人就是这样的阶 层[3 ] (P23) 。基于这种阶层的社会可以发展成第二种以“宗教信仰的纯与不纯”来划分的等级 (caste)社会[3 ] (P29) ,第三种社会是以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所享有的份额等来划分的阶级 (class) 社会[3 ] (P35) 。不同的社会 ,其程度有高下之分 ,15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英国就从阶层社会 (order2based society)向阶级社会 (class2based society) 作缓慢的过渡 ;相反 ,20 世纪的美国却又 是从阶级社会 (class2based society) 向阶层社会 (order2based society)作过渡[3 ] (P41) ,呈现出与中 国明清时代类型相同的社会结构。可见 ,所谓“畸形”、“怪胎”等 ,并非近代中国特有的社会 形态 ,而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共性 ,中国近代社会并非什么青面獠牙的怪物。 第二 ,有的学者把“过渡形态”视为中国资产阶级“软弱和妥协”的“社会和阶级结构方面 的原因”[5 ] (P4) 。 这种观点认为 ,在过渡形态下“受胎”的资产阶级 ,“不能不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诸 种弊端于一身。追究起来 ,正是中国近代社会那种混合型的、不伦不类的结构特点 ,致使早 621 期资产阶级内部构成具有严重的不纯粹性 ;也正是中国近代社会那种始终难以完成过渡的 非平衡运动趋势 ,赋予了早期资产阶级一副格外孱弱的身躯。”[5 ] (P40)这种“不伦不类”的表现 为 :“无论是从个体还是群体角度考察 ,从属于早期资产阶级中的买办人物均呈现出明显的 经济粘连特征 ,很难用一般意义的商人、实业家或金融家的概念加以涵盖。⋯⋯我们所看到 的早期资产阶级分子就是这样一批面目模糊、脚踩八方的‘四不像’人物。”[5 ] (P123) 这种看法 令人不敢苟同。法国学者布罗代尔写道 :“大商人经常更换经营活动 ,这是因为利润不断地 从一个部门向另外一个部门转移。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随行情而变。现今也还是如此 ,资 本主义的巨大能力之一是它很容易适应形势与进行转产。”[7 ] (P41)在实际生活中 ,“为了确立 其财富和势力 ,资本家们轮番或同时依靠商业、高利贷、远程贸易、官府和土地”[7 ] (P47) 。事实 上 ,真正“孱弱”的倒不是那些集工业、商业、金融和土地经营于一体的资本家阶级 ,列宁就认 为资本主义早期 ,不同行业的混合经营有助于巩固资本主义。他指出 :“手工业同农业的结 合使资本主义关系得到巩固和发展 ,使这种关系从工业扩展到农业 ,或从农业扩展到工 业。”[6 ] (P339)就中国而言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中最先恢复过来的恰恰是那些利 用商业、土地等其他部门的积累挹注工业企业的资本家们。[8 ]可以说 ,正是这种所谓的“粘连 性”使中国早期资本家阶级在极其不利的经营环境中能站住脚跟 ,使相对弱小的中国资本主 义得以稳步发展。 第三 ,按有的学者定义 ,“过渡形态”是“一种卡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 形态。这种社会形态是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强迫性过渡 ,但又未能顺利完成的 畸形表现和产物”,这种过渡形态“没有光明前途”[5 ] (P11) 。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无法反映中国近代社会正常的发展过程。中国 沿海等广大地区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抗战前一直呈主流之势[9 ]。中国近代社会也有正 常的经济发展 ,正如列宁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指出的那样 :“东方许多国家 ,如印度、中国等 等⋯⋯这些国家的发展已完全按照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的方向进行。”[10] (P389) 仅从 1921 - 1936年华商工矿企业生产设备和产量的平均年增长率来看 ,其间 ,纱机设备年增长率为 5. 45 % ,布机设备年增长率为9. 35 % ,棉纱产量年增长率为1. 26 % ,棉布产量年增长率为 12. 93 % ,卷烟机年增长率为10. 63 % ,水泥产量年增长率为7. 61 %[11] (120P) 。“过渡形态”说侧 重于近代中国的沉沦过程 ,认为“直到 1949 年中国还看不到有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前 途。”[5 ] (P11)我们认为 ,判断一个新时代的发展前途 ,切不能以新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 所占的比重来衡量。1848 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满怀激情地宣布资产阶级时 代早已到来 ,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 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时 , 资产阶级实际所取得的成就实在微不足道 ,直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两年以后的 1850 年 ,全 世界钢产量仅有71 000吨 (其中英国约占 70 %) ,全世界所修铁路不到24 000英里 (其中英、美 两国约占 2/ 3) ,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指出 :“即使在英国 ,1850 年代以前 ,工业革命也并没有创 造出一个工业国、或创造出一个城市居民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新时 代 ,“不是在 1848 年已被资本主义所改造的世界 ,而是从逻辑趋势上必然要被资本主义改变 的世界”[12] (P16) 。即使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没有占据绝对优势 ,也并不妨碍我们 把中国近代社会归入资本主义类型 ,当然 ,这是一种不发达类型。 721 由上可知 ,“过渡形态”说 ,很难反映近代中国混合型的发展阶段 ,也不能说明中国近代 社会正常的发展形式。 所谓“近代封建主义”,就是“近代中国的地主制经济因为吸收商品经济、以至外国的或 买办的商品经济 ,进行了自我调节 ,成为一种能够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近代封建主义 ;如 果不是革命和土改 ,它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近代封建主义由于吸收商品市场经济 ,较古封 建似是略胜一筹。”[13] (P25)这里所说的“近代封建主义”,实际上包括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农产 品的商品化 ,地主兼营商业和其他各种企业 ,以及经营地主、富农、农业公司的出现 等[13] (P27) 。 从上面的表述中 ,我们可以看出 ,近代封建主义包含两种因素 :一是产品成为商品。这 是前资本主义社会非常普遍的现象 ,这种因素的出现 ,尚不足以促成封建主义的质变。列宁 指出 :“正如没有大量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 ,发达的资本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一样 ,没 有地方小市场的‘主人’小商人和包买主 ,前资本主义的农村也是不可想象的。”[6 ] (P345) 这也 是学者们所说的封建社会非本质的因素。二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经营地主、富农、农业公司 等 ,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混合形式 ,但只要“他靠使用雇佣工人来增殖自己的资本”,就应视 为资本主义的形式 ,应该视为封建主义已经发生了质变 ,而不应归入近代封建地主类型 ,马 克思甚至明确地把“作为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世界市场条件下的畸形物而存在的”美国种植 园主称为“资本家”,并且强调“他们确实是这样的人”[14] (P517) 。我们同样应该把使用自由雇 佣劳动的中国近代农场主称为资本家。我们认为封建主义只有一种。把封建主义分为“近 代”或古代形式 ,容易把产生于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误作封建因素。其实 ,并不是 只有“近代封建主义”才能吸收商品经济等非封建因素 ,资本本身就是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 , 并得到了“古代”封建制度的保护。马克思写道 :“在行会制度及其规则的保护下逐渐积累了 资本”[15] (P478) ,“在原始的历史形式中 ,资本起初零散地或在个别地方出现 ,与旧的生产方式 并存”[14] (P514) 。现实社会中封建制经常可以包容资本主义。马克思还写道 :“〔英国〕和资产 阶级有联系的大土地所有者阶级 (它其实在亨利八世时就已经出现了)与 1789 年的法国封 建地主不同 ,它对于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不但不加反对 ,反而完全抱容忍的态度。⋯⋯这些 土地所有者一方面供给工业资产阶级以手工工场所必需的劳动力 ,另一方面又能使农业的 发展与工商业状况相适应。”[16] (P251)近代封建主义实际上并不是纯粹的封建主义 ,而是封建 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混合形式 ,这种形式在俄国曾广泛存在 ,在中国更是如此 ,这种形式确实 比以前的形式有所进步 ,但这种进步恰恰表现在它的资本主义方面 ,而不是表现在改头换面 的封建主义方面。列宁在分析俄国经济中工役制度和资本主义雇佣制的混合形式时指出 , “无论在那时的纺织工业中或在现代地主经济中 ,旧制度只意味着生产方式 (因而也是一切 社会关系)的停滞和亚洲式制度的统治。无论在那时的纺织工业中或在现代地主经济中 ,新 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尽管存在着它所固有的种种矛盾 ,但毕竟是一大进步”[6 ] (P176) 。可见 , 不论什么形式的封建主义都不能代表新的生产方式 ,只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才是历史的 进步 ,并且 ,这两种制度是无法融合到一起成为一种新制度的。 综上所述 ,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着停滞、沉沦的现象 ,但总趋势仍是向前发展的 ,当然 ,这 种前进是具有很多曲折的前进 ,108 年的中国近代社会就是一种混合、发展 ,但不发达的形 态。 821 二 研究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过渡 ,我们一般注重从古到今、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 ,但有 时把顺序颠倒过来 ,同样大有裨益。马克思就把“人体解剖”作为“猴体解剖”的钥匙。他写 道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 ,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 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 ,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复[覆 ]灭的社会形式的结 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17] (P755)基于此 ,对西方发 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 ,必然有助于我们认清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化形式以及近 代社会的性质。 就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一个历史阶段而言 ,任何国家都没有纯粹的“百分 之百的”资本主义。与西欧相比 ,东方社会的资本主义显得不纯正、不成熟 ;在欧洲内部 ,德 国、俄国等国与英国相比 ,前者的资本主义又显得不纯正、不成熟。而被马克思认为惟一具 有资本主义典型形式的英国 ,同样不是纯而又纯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写道 :“雇佣工人、资本 家和土地所有者 ,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在英国 ,现 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有了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但甚至在这里 ,这种阶级结构也 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 ,也还有若干中间的和过渡的阶段到处使界限规定 模糊起来。”[18] (P1000)这就说明 ,任何国家的资本主义都不会是纯而又纯的。 同样 ,每一个具体国家的封建社会也不会是纯而又纯的 ,即使是西方私有制最盛行、最 成熟的地区也混杂着东方社会形式。我们以往总是把东方社会看成是亚洲所独有的形式 , 其实 ,马克思已明确指出这种形式还大量存在于欧洲社会[14] (PP496 - 498) 。有的学者已正确地 指出 :“习惯上称之为‘等级所有’的中世纪欧洲和‘国家所有’的东方国家 ,都程度不等地存 在着私人土地所有权 ,这种私人所有权不是完全的、自由的 ,都体现了共同体所有与个人所 有的结合 ,在中世纪欧洲 ,是公社共同体和领主的结合 ;在一些东方国家 ,则是公社与国家统 一为一个大共同体和私人的结合。”[19] (P129)因此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的观念实际上也存在 于大多数西方社会[20]。罗纳德·莫斯涅写道 :“纯粹的社会形态非常少见。史学家最常见的 是不属于任何一个阶层、而是呈现两种状态逐渐向另一种过渡的特征。他还时常遇到一种 社会类型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然而 ,这种社会仍包含属于其它社会阶层的特征。”[3 ] (P41) 古代中国无疑属于东方社会形式 ,马克思曾把东方社会比作保存在棺木中的木乃伊 ,他 写道 :“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 ,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 造成了多大的障碍 ,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公社的解体工 作 ,“在中国 ,那就更缓慢了 ,因为在这里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给予帮助。”[18] (P372)在这样的社 会形态中 ,似乎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出现的。 东方社会最本质的特征是不存在私有制 ,“甚至没有地主这个名词”,在政治上实行专制 统治。我们认为 ,与西方社会混杂着东方社会形式相似 ,世界上绝不会有一个纯而又纯的东 方社会 ,古代中国同样混杂着其他社会形式。已有学者指出 ,随着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等学科 的发展 ,近数十年来的史学研究表明 ,以东方西方划定古代专制非专制界线的理论是错误 的 ,在广大的亚洲地区 ,非专制政治时有发现[21]。否认中国是东方社会并不可取 ,而把中国 视为铁板一块的东方社会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 ,根本无法解释自春秋战国以来在中国 921 广泛存在和发展的私有制 ;无法解释中国古代商业资本、土地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三位一 体。①而“正是由高利贷 (特别是对土地财产贷放的高利贷)和由商人的利润所积累起来的动 产 ,正是这种货币财富 ,才转化为本来意义的资本 ,即产业资本。”[18] (P507) 傅衣凌教授曾经指 出 ,中国地域广阔 ,发展很不平衡 ,东方亮西方不亮的现象经常出现。于是在中国常常见到 在落后地区有进步因素 ,在进步地区有落后因素。中国贫瘠落后的山区曾发现多起工场手 工业的经营方式 ,这些地区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孳生地 ;而经济发达地区却被自然经济包围 着[22] (P124) 。这也说明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混合型社会。 在这一混杂的社会形态中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往往像隔着一层纸一样 ,一捅就破。笔 者无意争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确切的产生时间 ,战国也罢、隋唐也罢、明清也罢 ,各个阶段都 有萌芽的可能。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 :“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 是很古老的 ;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 , 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23] (P296)在中国这个混合型社会中 ,资本主义萌芽 自然要受到东方社会形式的阻滞 ,但资本主义萌芽向资本主义过渡也不必要等到把所有的 东方形式消灭为止 ,这个社会可为各种经济形式留有或多或少的生存空间。② 以往考察中国资本主义产生时 ,我们多从生产领域中寻找 ,实际上仅限于雇佣关系方 面。马克思指出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 料、资金和生产力”[24] (P51) 。由此可见 ,研究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过渡 ,还必须研究前代遗 留下来的材料和资金 ,研究生产力的总和。 综观中国近代阶级的形成 ,新兴的资产阶级多由前近代商人、钱庄主、地主转化而来。 即使受“外铄”影响最大、依附于外商洋行的买办 ,也依靠传统资本的积累。上海开埠后 ,为 利百利洋行收购土丝和绿茶的镇海方家 ,清嘉庆年间 (1796 - 1820 年)即开始经营商业 ,1830 年左右 ,方家在上海开始经营钱庄 ;曾任美商中国营业公司买办多年的镇海李家 ,在上海开 埠前后 ,已拥有沙船 10 余艘和上海久大码头 ,并开设了多家钱庄 ;担任德华银行和花旗银行 买办的湖州许家 ,在同治年间就开始经营钱庄 ;担任上海敦裕洋行买办的苏州严家 ,属于著 名的洞庭山帮 ,在苏州、上海等地开设钱庄七八家[25] (PP730 - 756) 。特别是从 19 世纪 70 年代 起 ,“洞庭山帮几乎完全垄断了上海外商银行和新沙逊洋行的买办职务。”[26] (P130)由此可见 , 买办群体的形成 ,相当程度上在于他们利用了前代积累的资金和其他物质材料。即使是那 些外国资本主义企业 ,也同样利用了中国前近代社会积累的资金和材料 ,外商洋行不但需要 中国钱庄、商人的资金支持 ,而且利用了中国钱庄的融通汇划功能。 中国近代大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更可以看出前代积累的资金和材料所起的关键作 用。严中平先生早就注意到 ,近代棉纺业的投资中 ,“尤以棉纱棉布商人居多数”[27] (P190) 。即 使是身无分文投身实业的张謇 ,同样利用了前近代社会的资金和材料 ,他不但从通海关庄布 031 ① ② 就中国 56 个民族而言 ,不同民族的社会形态也迥然不同。仅就近代云南地区而言 ,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各种形 态一应俱全(董子健 :《试论云南少数民族经济研究》,载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编 :《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 社 1983 年版 ,第 39 页) 。可以说 ,中国近代社会除了资本主义外 ,还具备前资本主义的一切社会形态。 马克篧教授认为 ,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 ,“应该是一种进步的现象 ,说明社会上商品经济的发展更扩大了 , 它对促进社会分工 ,积累资金 ,加强流通 ,都具有积极意义。”(马克篧 :《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历史研究》 1994 年第 1 期 ,第 190 页) 商、钱庄那里得到了资金支持 ,而且利用关庄布商的销售机构为其推销大生系统的产品 ,利 用钱庄为他所创办的实业融通资金。有的学者写道 :“中国前现代的发展 ,创造了使中国人 在机会到来时总体上成为高效的企业家、工人和组织成员的价值和特质。可以肯定 ,几乎没 有哪位当代或以前的中国人在信息畅通的时候会缺乏物质上前进的动力 ⋯⋯进一步地说 , 设想这种动力的获得是中国前近代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产物 ,是合情合理的。”[28] (P5) 从比资本主义低级的封建社会来看 ,世界上没有两个相同的封建国家 ;从比资本主义高 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来看 ,世界上也没有两个相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 ,我们不应把英国或 西欧的资本主义作为惟一模式来套中国的资本主义 ,否则 ,当中国的资本主义来到我们面前 时 ,我们还对它形同陌路。 三 中国近代社会形态是混合型的 ,中国近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同样也是混合型的。 近代社会三个主要阶级土地所有者、资本家阶级、雇佣工人都没有呈现出纯粹的形式。 资本家阶级的结构是混合型的。资本家阶级集工业、商业、金融、房地产、土地经营于一 身 ,这样的事例实在不胜枚举。这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粘连性”,“混合型的、不伦不类的结 构特点”,“脚踩八方的‘四不像’”。 然而 ,所谓的“粘连性”并非资产阶级特有。就土地所有者而言 ,据陈翰笙先生 20 世纪 30 年代的调查 :“中国的地主 ,类多放高利贷 , ⋯⋯至于地主官吏 ,以东北、西北各省为多 ;地 主商人则以山东、河北、湖北及其他商业较发达之处为多。”一度遍及中国乡村的当铺 ,在陈 翰笙先生看来 ,“可以证明是高利贷、商业、地主事业 ,三位一体的组织”[29] (P365) 。经济较发达 的江南地区 ,地主还普遍投资新式工业 ,成为集多种身份于一身的“四位一体”。可见 ,土地 所有者的混合形式是非常明显的。马克篧教授认为三位一体的地主比纯粹的官僚地主有进 步 ;我们认为 ,四位一体的地主比三位一体的地主更有着本质的进步。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 样 ,农村的富裕户“把工商企业同较大规模的土地经营结合在一起。⋯⋯正是这种‘副业’对 俄国‘善于经营的’农夫来说是最典型的”,而且“只有这少数的殷实户才能稳定地参加‘农民 经济中的进步潮流’”。[6 ] (P119) 工人阶级的结构同样是一种混合形式 ,具有与资产阶级非常相似的结构特点。中国近 代、尤其是工业发达地区 ,工人兼土地出租者、兼资本家的现象非常普遍。据土改前的调查 , 中国资本主义较发达的苏南地区的出租土地 ,“虽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中 ,但亦有为城市工 人、小贩占有”[30] (P166) 。作为苏南典型的无锡坊前乡 ,按全乡人均使用土地面积计算 ,工人为 0. 590 亩 ,超过了雇农 (0. 380 亩) 、职员 (0. 518 亩) 、小商人 (0. 410 亩) 、工商业家 (0. 280 亩) 、手 工业者 (0. 440 亩) ;低于地主 (0. 844 亩) 、中农 (1. 630 亩) 、富农 (2. 364 亩) 、贫农 (1. 010 亩) 、自 由职业者 (0. 650 亩) 。在该乡出租田地各阶层中 ,工人共出租土地 34. 58 亩 ,超过了富农 (18. 12 亩) 、贫农 (17. 12 亩) 、手工业者 (7. 81 亩) 、小商人 (27. 04 亩) ;低于地主 (618. 00 亩) 、中 农 (92. 77 亩) 、工商业家 (128. 26 亩) 、职员 (65. 67 亩) [31] (P324) 。工人兼资本家的现象在近代机 器修造业中最为普遍。如上海新祥机器厂创办人张荣林 ,原为杨树浦大德油厂工人 ,1901 年 创办张万祥铁铺于大德油厂附近 ,张“日间在油厂工作 ,夜间在店内工作”;后张调到求新机 器厂工作 ,又与人合办新祥铁店 ,由张兼任经理 ,只到 1922 年 ,张才辞去求新厂中的工人职 131 位 ,“专任新祥经理”[32] (P210) 。1901 年创办的上海协记机器厂 ,后台老板是英美烟公司工人史 鹤鸣[32] (P189) ;1915 年 ,史鹤鸣在任职英美烟公司的同时 ,又兼设史鹤记机器厂 ,数十年来 ,史 一直保持工人兼资本家的身份。这种事例在近代非常普遍。中国近代缫丝厂中老轨的身份 更为特殊 ,这些老轨名义上是缫丝厂的机修工 ,负责机器保修工作 ,但“老轨在丝厂中参加投 资的 ,更不胜枚举。有些丝厂中途搁浅 ,由老轨继续经营的亦不乏其例。老轨对于缫丝行业 的关系如是之大 ,老轨的地位 ,已不是单纯的缫丝厂雇员 ,相反 ,它影响着缫丝厂的生 产。”[32] (P326) 阶级结构的“粘连性”不可能是一个阶级“软弱和妥协”的“社会和阶级结构方面的原 因”。我们在前文已经说明 ,资产阶级结构上的“粘连性”实为各国通例。就工人阶级而言 , 列宁把“有份地的雇佣工人阶级”视为“新型的农村居民”,指出俄国的无产阶级中固然有完 全无地的农民 ,“然而 ,最典型的俄国农村无产阶级是有份地的雇农、日工、小工、建筑工人或 其他工人”。列宁批判对马克思著作的机械理解 ,指出 :“人们常常过于死板地理解下面这个 理论原理 ,即资本主义需要自由的、无地的工人。作为基本趋势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资本 主义渗入农业特别缓慢 ,其形式非常繁多。”[6 ] (P150) 既然阶级结构的混合性不影响工人阶级 的特性 ,那么 ,我们可以说 ,资产阶级结构上的“粘连性”也不会影响资产阶级的特性。国外 有位学者指出 :“〔认为〕所有中国前现代经济和社会特征充当了社会进步障碍 (或者充其量 只是中性的)的观点很明显是站不住脚的。许多中国传统特有的东西在促进民国时期的发 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8] (P2) 综上所述 ,各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 ,总是存在一些混合的形式 ,这种形 式不应是一个阶级软弱或一个社会停滞的根本原因 ,相反 ,这些混合形式正是一个社会向前 发展的表现。 参考文献 : [1 ]张志澄.中国农村经济之现阶段[J ].中国经济 ,1934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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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ion and Development : An Analysis of the Social State and Class Structure of Modern China MA 　Jun2ya ( Department of History , Nanjing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3 , China) 　　Abstract :As far as social state is concerned , even in the most developed and most typical cap2 italist societies , there exist composite and transitional features. The“Oriental Society”is also a composite state , in which capitalist factors have been produced , and have prepared for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t society. Some scholars have considered the normal developing state of the modern Chi2 nese society as a“deformity”, but the idea does not explain the reality of that society. Some have mixed capitalist factors with those of feudalism , and such a view does not help to recognize the essence of feudalism. In fact , modern China is a kind of composite , developing but not developed society. The three class structures are also composite and it is a sign of continued growth of the mod2 ern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social state ; class structure ;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朱剑) 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