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北京人

※※※※※※※※※※ ※　零点TXT书苑　 ※ ※※※※※※※※※※ ※　www.2360.cn　 ※ ※※※※※※※※※※ 寻找“北京人”（１）　［李鸣生　岳南］ 故事梗概　　１９２９年，北京周口店发掘出来的“中国北京猿人”轰动了当时的世界，被誉为“整个地球人类的震撼!”但极其荒唐的是，在岁月烟尘雾土中委屈了５０万年的“北京人”仅仅面世了１２个春秋，便又突然神秘失踪……半个多世纪来，此谜一直困扰着世界各国的人类学家，困扰着人类，人类对“北京人”的苦恋，寻找从未中断；直到今天，几乎全世界的科学情报机构，都开动了搜寻的机器……青年作家李鸣生、岳南近１０年来加入了寻找者的队伍，经过艰难寻访，以长篇纪实文学《寻找“北京人”》纪录下了事件的全过程，以飨读者。 距北京５０公里处的西南郊方向有一座山，叫西山。 在西山的东南山脚下有一个店，叫周口店。 这个叫周口店的小镇在７０年前，除了当地附近的村民外，可以说世上几乎无人知晓。然而在１９２９年那个大雪飘飘的下午，当一颗沾满了石灰和泥土的“北京人”头盖骨从这里被发掘出来后，周口店这个名字很快便像那个冬天的雪花，纷纷扬扬飘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中国人知道周口店这个名字，恐怕多数人都是从小学课本里读到的；对“北京人”的了解，或许就只限定在了小学课本所设定的范围之内。当然，有一个道理是人人都明白的，即：没有“北京人”，就没有周口店。但多数中国人也许并不了解的是，“北京人”的发现，与一个叫安特生的瑞典人紧密相关，甚至完全可以说，没有安特生便没有“北京人”；正是安特生的出现，才叩响了５０万年前“北京人”的大门。 那是１９１４年的春天。对瑞典著名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安特生教授来说，无疑是一个再美好不过的季节。因为正是在这个春天的某个清晨，安特生怀揣中国政府的聘请书，以“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的身份，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通往中国的探险考察之旅，同时也踏上了他此后最辉煌的人生之路。 ５月１６日，安特生结束了在中国西部一个多月的艰难考察后，顺利抵达北京。第二天，他便兴高采烈、踌躇满志地前往中国农商部赴任。 当时的中国，对初来乍到的安特生而言，可以说各方面都是神秘而又美好的。装在他心灵抽屉里的，不光有兴奋、惊喜与冲动，还有希望、梦幻与理想。尤其是首次在中国西部一个多月的考察，使他真真切切地领略到了中国西部山川大漠的瑰丽壮美与奇峰异彩，并用自己的心灵第一次感受到了中国古文明的神秘与伟大。正如他后来所记述的那样，“忘记了曾多少次为这具有悠远历史和迷人故事的神奇土地而赞叹喝彩。也难怪斯文·赫定能在中国取得如此辉煌夺目的考古成就。”因此，他雄心勃勃，浮想联翩，决心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一展宏图，大干一番! 但随着一段时间过去之后，安特生通过与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的接触交谈，发现许多问题和他想象的相差甚远。尤其令他费解的是，田野考古学在西方已经盛行了近一个世纪，可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对此却知之甚少，甚至全然不知。 安特生当然清楚，田野考古学对古文明的发掘，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早在１８３０年，法国史前史研究的创始人戴乐维特就在索姆河畔开始用田野考古的最初，探索了人类祖先制造业的遗迹。此后不久，西方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也都纷纷离开书斋，奔向田野，其足迹很快散布世界各地。这一时期，世界最有影响的田野考古学家应首推德国的图利希·谢里曼。 此外，１８７１年德国地质学家卡尔·莫赫在南非马绍兰纳地区的维多利亚堡，通过田野考古手段发现了湮没了几千年的津巴布韦文明遗址，在欧洲引起了爆炸性的轰动，从而验证了非洲古老文明的特有魅力。接着，１８８２年美国学者唐纳利则运用田野考古和语言、人种等综合知识进行考察后，提出了“两种文化联系者就是新旧大陆之间、大西洋上曾存在过一个大洲的”理论…… 如果说以上西方学者这些著名的田野考古范例，因东西文化的阻隔和交通信息的闭塞，未能让中国的学者们充分认识到田野考古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令安特生教授不明白的是，差不多在这同一时代里，无数外国学者和盗宝者在中国进行的一系列寻找与考察———有的简直就是强盗般的所谓田野考古行动，为什么也未能让中国的政府和学者们幡然醒悟呢? 的确，在古老的中国，特别是在古老而又神秘的丝绸古道上，智慧勤劳的各民族祖先，曾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稀世的文化珍宝!这些属于中华民族的国宝，就像我们自己家里一笔丰富的遗产，本来是等着后来的子孙们去寻找、去发现、去挖掘、去整理、去研究，可到了１９世纪下半叶，一批外国考古者们却翻山越岭，飘洋过海，纷纷闻风而来。在这一批又一批的外国考古者中，我们不可否认确有为寻找祖先足迹而来的考古学者和专家；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又确有一批无耻的“文化强盗”!这批“文化强盗”深入西北大漠后，不仅毁坏了许许多多的古迹现场，而且还偷去了大批大批的文化珍宝，为后来中国的学者们对古文明的寻找和考察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上述情况若是出现在瑞典本土，安特生恐怕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容忍的。但令安特生深感遗憾的是，以地质学和考古学为先导发展而成的田野考古学，已被西方人用来在世界各地反复演示了上百年，而安特生既然不辞千辛万苦，不惧重重风险，志愿并乐意踏上了中国这块土地，当然就想做点实际的事情。他在帮助中国政府寻找铁矿和煤矿以及组建现代矿业的同时，还主动在北京当起先生来了：他给中国的同行介绍西方有关的先进科学知识，讲解西方田野考古的历史和先进技术。当他协助完成了中国最早开发的第一座现代化铁矿———龙烟铁矿的筹备工作后，又开始组织人员，背离书斋，走向田野，为寻找地下埋藏的古生物化石和远古人类遗物，进行了一系列的具有实际意义的田野考古发掘。 １９１８年３月２２日这天，安特生从北京安定门外乘坐火车，踏上了前去周口店考察的路程。 两天后，安特生离开周口店，回到了北京。他对这次周口店之行，非常满意。他终于在北京附近找到了一处可能存有“龙骨”的产地，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幸事。 １９２１年初夏时节，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怀揣着维曼教授的介绍信来到了北京。安特生接待了这位年轻人后，安排他去周口店发掘鸡骨山。师丹斯基二话没说就去了周口店。而且，一去周口店后，他便很快在当年安特生住过的一个破旧的寺庙里，建起了一个很有点声势的田野发掘指挥部。 事情到了１９２６年。 这年的夏天，师丹斯基整理标本时，从周口店发掘的化石中明确地认出了一颗人牙。这颗人牙虽然有些残缺，牙冠却保存完好，没有磨损过，鉴定起来极为方便。经过一番考证，师丹斯基将这颗人牙鉴定为“真人”，并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７日，瑞典皇太子偕夫人从日本来到北京。１０月２２日下午２时正，由中国地质调查所、北京自然历史学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等学术团体，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礼堂联合举行了欢迎瑞典皇太子的大会。 作为最后一个压台人物登场的，是安特生。他首先向中外学者表示了真诚的谢意，而后便代表维曼教授郑重宣布了在周口店发现两颗人类牙齿的重大消息。接下来，他又将研究论文《亚洲的第三纪人类———周口店的发现》在会上作了绘声绘色的宣讲： ……周口店动物群可能是上新世的。周口店发现的牙齿中有一颗是右上臼齿，大概是第三臼齿。从照片看来，它那未被磨损的牙冠所显示的特征本质是属于人类的……另一颗大概是靠前面的下前臼齿。它的牙冠保存得好，没有磨损。照片上所显示的特征是一个双尖齿。 现在比较清楚，在第三纪末或第四纪初，亚洲东部确实存在人类或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的类人猿。这一点在史前人类学领域里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也有猿人生活在爪哇，曙人生活在英国的皮尔唐，海德堡人生活在德国的茅厄尔。这些种类实际上是同时代的。它们从中亚高原各自向东、向东南和向西迁移了同样远，并到达它们后来居住的地区。中亚高原的某个地方看来非常可能和上述种类的共同分化中心恰好是吻合的。所以，周口店的发现，给人类起源于中亚的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一连串链条中又增加了重要一环。 安特生的报告几乎让所有的与会者都懵了。演讲完毕长达一分钟，台下竟然还没有人作出反应———也没人敢轻易作出反应。 的确，这突然而至的消息所带给人们的震撼力实在太强大了，即便是早有预见的科学家，面对这一带有爆炸性的大大出乎意料的消息，一时也很难适应。因为在亚洲大陆上还从未发现过年代如此久远的人类化石，可现在偏偏出现了，这怎不使人感到强烈的震惊呢! 消息很快在北京和世界范围引起轰动，中外新闻媒介随之纷纷报道了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 “北京人”的现身，使安特生终于实现了叩见远古人类老祖宗的梦想，从而把他的事业推上了一个辉煌的顶峰，并使他的名字在人类文明的史册中理所当然地占据了一席之地。以致于多年之后，人们还会从《中国大百科全书》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读到他的名字和有关他的介绍。 １９２８年冬，为了更好地做好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步达生和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经过频频磋商，决定用一项新的、内容更加广泛的合作，来取代即将到期的周口店研究计划。此计划为期三年半，由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平协和医学院共同进行，预算出来的１１万美元的发掘经费，则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为避免日后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麻烦，步达生、翁文灏和丁文江还决心把刚刚成立的新生代研究室，办成一个“真正的中国机构”，一个隶属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特别部门，使今后所有的发掘计划都由该研究室统一掌管。 １９２９年４月１９日，中国政府的农矿部正式批准了这两个具有非凡意义的组织章程。不久，洛克菲勒基金会第一批资助款项也通过北平协和医学院拨给了新生代研究室。新生代研究室的建立，开拓了整个中国新生代研究的新局面，从而使中国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从事新生代地质、古生物学———特别是古人类学研究的研究室。而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正是因为具备了它应该具备的一切条件，才导致了一年之后那震惊世界、誉满全球的最伟大的发现。 转眼间，中外古人类学家寻找祖先的脚步不知不觉便跨进了１９２９年。到了这一年，当我们说到中国的周口店，说到周口店的“北京人”时，就不得不谈到另一个叫裴文中的年轻人。 经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和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步达生商量之后，负责周口店发掘“北京人”遗址的担子，便历史地落在了裴文中的肩上。 １９０４年１月１９日出生的裴文中，当年挑起这副担子时，只有２５岁。正是这一多少有些巧合与无奈的安排，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人类本已写就的历史，使原本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或者政治家的他，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科学家! 中国共产党诞生那年，裴文中怀揣家里为他拼凑的几十块银洋，心里铭记着父亲“做人要正，成绩要硬”的教诲，只身来到北京求学，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入本科地质系。１９２７年毕业后，来到新生代研究室工作。１９２９年春，当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无人支撑时，主持周口店发掘工作的担子，搁在了裴文中的肩上。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日下午４时，落日已经染红西山，发掘场地上，除了北风的呼号，便是荒草的哀鸣，虽然人人都感到寒意彻骨，但为了心中那份难灭的希望，大伙在连脚都站不稳的情况下，仍坚持用最原始的运土办法，用绳子把一筐一筐的土从洞中拉上来，然后再用人工一筐一筐地抬出洞外。 由于天气太冷，已经冻得浑身发抖的裴文中准备下令收工。就在这时，远古祖先的大门“吱”地一声裂开了一道缝隙———他们很意外在空隙的底部凿穿了一个神秘的洞。裴文中爬过去仔细一看，洞穴至多能容得下一个人，并且一部分已被砂土填满，仅为一个薄隙。“这个洞穴，会不会是猿人行走的通道呢?”敏感的裴文中顿时喜出望外，心里一阵窃喜。他一边在心里琢磨着，一边找来一截绳子拴在腰上，再点燃一根蜡烛和攥着一支手电筒，而后对周围的人说道：“你们将绳子的这一头拽住，我先下去看看!” 裴文中坠绳而下，进入洞中。 蜡烛的火苗在忽明忽暗地跳荡，裴文中辩不清洞的长度，只感到阴森恐怖的气氛笼罩着全身。他摸着洞壁往前大约走了五六米，便停下脚步，将弓着的身体慢慢蹲下来，然后瞪大眼睛仔细察看。这一看，简直让他惊呆了：一片片的白骨———远古动物的化石全都安详地躺在洞底的尘土之中，只要用手一扒，一块块的化石便清晰地显露出来，像是上帝有意保存下来的一座化石宝库! 望着眼前的一切，裴文中那多少有点恐怖的心被骤然而来的兴奋替代了，这一极度兴奋使他忘记了是在窄小的洞穴之中，以致当他猛地站起身时，脑袋竟撞在了洞顶那坚硬的石壁上，随着一声闷响，差一点使他昏倒过去。 稍待片刻，裴文中在工人们的齐声叫喊中开始顺着绳子往上爬。他一边往外爬，一边用手电筒向洞壁的四周反复照射。说来真是奇怪，就在他的腿即将迈出洞口的那一瞬间，他突然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黑黑的、圆圆的东西。凭一种直觉和多年的经验，他感到有重要的事情似乎马上就会发生，使他本来就很兴奋的心再度燃烧起来，以致于多年之后，跟他发掘的工人还清楚地记得他刚走出洞口时的情景———裴文中一手捂着凸起血包的头，脸上飘荡着因高度兴奋才有的红晕，语言极不流畅地说：“我……我感觉到这里将有很重要的发现!” 裴文中爬出洞口之后，把洞内看到的情况向工友们作了简单介绍，工友们听了后，个个高兴得手舞足蹈。经过简短的商量，裴文中和工友们又把洞口开大了些，然后才与乔德瑞、宋国瑞和刘义山三位工友一起下到洞底。 裴文中他们平常在洞中发掘，一般是点汽灯，因汽灯比当时所有其他照明设备都好用。但由于这个洞穴的空间太小，他们每个人只好点燃一只蜡烛。他们一步步地往前走着，尽管四支蜡烛都在燃烧，都在跳动，但洞内却越发昏暗，惨淡的光亮使４名发掘者几乎看不清对方的脸。由于裴文中的一只手上拿着蜡烛，挖掘时就只能靠一只手了。含大量化石的堆积物被一铲铲小心地挖出，又一筐筐拉出洞口……此时此刻，山野中寒风呼号，零星的雪花在风的裹挟中无目的地乱飘乱荡，不时地洒落下来，给人带来几丝冷气；惨白的太阳从西方的山顶悄悄钻出云雾，向世界作了最后的告别，便再也没有露面。 天就要黑了。 也许是因为天气太冷，或者是由于到了下工的时候，周围显得异常的寂静。越发黑暗的洞穴深处，４个人不说一句话，全都屏住呼吸，沉寂中只有锤镐、探铲发出的冰凉的碰撞声，才证明洞里还有四个高级生命的存在。 突然，刘义山大叫一声：“这是什么?!” 裴文中和另两个人同时哆嗦了一下，急忙放下手中的工具，围拢过去。 “小心，先别动!我看看再说。”裴文中将左臂轻轻举起，一豆烛光悠悠荡漾开来，照耀着洞底，映射出一个凸露的圆圆的东西——— “是什么?”三位工友齐声问道。 “像是人头?”裴文中有些迟疑地回答说。 “真的?” “我看看再说。” 裴文中又仔细看了看，少顷，他突然惊喜地喊叫起来：“对，没错，是人的头骨!是人的头骨!” “真是太走运了!”三位工友也高兴得一起喊叫起来。 而这一刻的裴文中，真是惊喜得简直有些忘乎所以了!是啊，藏匿了５０万年的人类祖先，终于向她的子孙第一次露出了尊容———裴文中方才看见的那个黑黑的、圆圆的东西，原来竟是一块完整的猿人头盖骨!这块很完整的猿人头骨，已经露出了一大半，其余尚埋藏在坚硬的沙土中。此时此刻，她静静地躺在那儿，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如同一位刚从梦中惊醒的睡美人，正惊讶地瞧着眼前这位只有２５岁的如疯似狂的年轻人。而裴文中也痴痴地注视着这位姗姗来迟的睡美人，她的“美”令裴文中热血沸腾，身心颤栗，甚至连碰也不敢碰她一下。因为凡是搞考古的人都知道头盖骨化石的重要性，它最能体现它所代表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古人类的原始特征；原始人和现代人相比较，差别主要就集中在头盖骨上。 就在裴文中与那块隔了四五十万年的头盖骨相互注视的时候，天越来越黑了。有人提议，天色已晚，最好等明天再挖，免得弄坏了。再说，老祖宗已经在这里呆了几十万年，她哪里还会在乎这十几个小时呢，还是让她在这儿安安静静地先睡上一宿再说吧!但也有人反对，认为应该立即把它挖出来，万一晚上出点意外，岂不成了历史的罪人! 裴文中没有回答，陷入思考中的他只摆了摆手，又摆了摆手……怎么办?是今天挖，还是明天挖?他想了想，又想了想，最后还是果断决定：由于夜间在野外放着不安全，今晚必须把头盖骨取出来。 他稳定了一下情绪，慢慢操起了手中的铁锹…… 当裴文中在微微的颤抖中做完一切后，一个完整的猿人头盖骨便赫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在这一时刻，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身心的颤栗和激动，面对这辉煌夺目的伟大发现，竟一时不知所措了。”他心里除了兴奋，就是忐忑不安； 他明知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又怕这一切会是一个梦。片刻，他才找来一根小小的撬棍，轻轻插入头骨底部，然后慢慢撬动。遗憾的是，由于头骨已朽化成石，撬动中造成头盖骨破裂。这使他非常后悔，但恐怕也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事情。用什么东西将头盖骨装上带出洞去呢?裴文中一时犯了难。是的，都是因为这个发现太突然、太出乎意料了，即使最伟大、最有远见的科学家，也断然不会想到这人类研究史上照耀千古的发现就在今天，就在眼前!最后，裴文中想到了自己身上的衣服。于是他很快脱下身上的棉袄，将头盖骨轻轻地包藏起来，而后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躬腰走出洞穴。 “挖到宝贝了，这是真正的宝贝儿……”和裴文中一道走出来的民工，情不自禁地向等在外边的人争相传播着消息。众人听到喊声，目光“刷”地射向裴文中手中捧着的棉袄。 “到底挖出了啥宝贝儿?叫我们看看。”众人围住裴文中，眼里放出奇异的光。 裴文中急忙转了个身，几乎是哀求大家说：“大家不要抢，小心碰坏了。别着急，回去打开好好看，好好看……” “走，快回去，快收拾东西回去看看这个人到底长的是啥样子。”民工们吆喝着收拾发掘工具。 夜幕降临了，起伏的山峦在沉沉的夜色的包围中，显得格外的肃穆而空旷。风已停歇，雪却下得越发的大了起来，看样子，一场真正的封山大雪就要到来了。衣着单薄的裴文中紧紧搂抱着怀里的头盖骨，在起伏不平的山间小路上一步一步地往回走着，走着，一片片的雪花，悄无声息地飘落在他的头上、脸上、肩上、身上，还有那冷飕飕的风，裹着那浓浓的夜，如同细细的皮鞭一般不时地抽打在身上，让人生出一阵阵的恐惧与寒意。裴文中尽管冻得全身直哆嗦，可他的怀里像是搂着一团火，直撩拨得他热血沸腾，激动不已……多年之后，他对此情此景依然记忆犹新： 我像一个淘金人突然遇到了狗头金，不，我怀中的头骨比狗头金要贵重得多，意义更大得多。尽管是寒雪飘洒的冬夜，但我只穿了两个褂子的身体，却没有感到一点寒意，只觉得心在怦怦地跳，两腮和耳朵根热辣辣的。我怀抱头盖骨，在沉寂的山野中走着，思绪不住地翻腾。多少人的向往、梦幻和追求，今天终于付诸实现了，５０万年前的人类就躺在怀中，实实在在地躺在怀中，这就是我们的祖先啊!这是一件多么有趣和了不起的事情!想到这里，我的眼窝开始发热、发烫，最后泪水哗哗地淌了下来…… 夜色中的裴文中摸索着回到当年师丹斯基和步林等人住过的乡村寺庙———也就是他现在的指挥部兼宿舍后，匆匆吃了几口饭，便将自己关在屋里，奋笔疾书，向北平的翁文灏所长报告这一惊人的发现： 尊敬的翁所长先生： 今天交了好运，我们在原发掘址第九层下边发现一个洞穴，经发掘得一猿人头盖骨，一个完整的头盖骨。我在现场就把它取出并安然无恙地带回。待稍作处理，我即携此头盖骨返北平面交。 裴文中敬上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日晚匆匆 翌日一早，裴文中派专人把信送去北平。送信的人前脚刚走，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接着便跨进了邮电所的大门，又急匆匆地给步达生拍了一封电报： 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北平方面接到裴文中的信和电报后，消息迅速传开。科学界在一片哗然之后。 是的，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宣告了周口店的发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并使一切怀疑和贬低裴文中的人目瞪口呆，哑口无言。此前，古人类学家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是德国的“尼安德特人”，距今约一二十万年，属“古人”阶段。也就是说，在裴文中未发现这块“北京人”头盖骨之前，人类只有一二十万年的历史。然而这个世界却因年仅２５岁的裴文中的出现，便使人类的“寿命”一下子多了几十万年! 很快，中国北平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消息传遍全球。全世界的人类学界、考古界都被震动了。北平城里的大街小巷几乎无人不晓，无人不谈。与此同时，国外报纸纷纷登载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消息，并以“地球人类的震撼”、“古人类研究史上的一道闪电”等耸人听闻的标题，概括了头盖骨发现的重大意义和影响。有文称：“北京人”遗骸是考古学为体质人类学提供的珍贵非凡的实物资料，它不仅对人类起源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而且使人类学学科体系进一步牢牢奠定在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之上，使整个人类学的面貌焕然一新。 历史的转折，常常带有突发性和偶然性。 不难想象，如果撑饱了肚子的日本人在１９３７年没有发动侵略中国的这场战争，那么有关“北京人”的故事，肯定将是另一种结局，也是另一种过程。 然而，战争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周口店和“北京人”的命运也由此而被改变。而且，战争一旦发生，便势如破竹，难以阻挡，尽管许许多多的中国爱国将士对日寇进行了英勇而又顽强的抵抗，可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地造成了正面战场的全线溃退。 １９３８年后，由于中国人民奋起抗战，日军在东亚“速战速决”的战略严重受阻。为摆脱其内外困境，以图“死中求活”，日本只好又将战火向东南亚丛林推进。而世人所知的南洋，是英美等国的势力范围和托管地，是石油、橡胶、锡、镍、茶叶、大米等重要物资的著名产地，且又处于欧亚两大洲及印度的海上咽喉要道，在世界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日本对此悍然采取军事行动，无疑是拿英美开刀，直接威胁了英美等国的殖民利益与在中国的重要政治经济权益。于是英美与日本间的矛盾，由此加剧。 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欧洲战火突起。在一片“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呼喊声中，日本意欲将战火蔓延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１９４０年９月２３日，日军占领印度支那北部，开始了南侵的第一步。１９４０年９月２７日，日本与德意法西斯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开刀侵略的对象便是美国和英国。对此，１９４０年５月，罗斯福总统下令刚刚演习完毕的美太平洋舰队，进驻珍珠港。 １９４０年冬，日舰开赴金兰湾海面，向英美示威。英国立即宣布马来西亚、新加坡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美国则急忙发出了远东撤侨的劝告书，督促侨住远东的一切美国公民迅速归国。 １９４１年３月８日，日本野村吉三郎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开始了第一次正式会谈。此后，双方在卡尔顿饭店、威特曼公园饭店多次会谈。宾主你来我往，貌合神离，明争暗斗，各不相让。尽管双方的关系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但彼此都引而不发，各打各的如意算盘。美国方面企图采取“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不惜以牺牲中国以及荷兰、印度的利益，同日本达成暂时的妥协，并诱使日本进攻苏联，以换取日本放弃进攻南洋美国属地菲律宾，求得“太平洋上的平静”。而日本方面的战略方针是，利用欧洲局势，诱使德国先同美国交手，拖住英美主力，并利用美国迫使中国政府投降，以期在远东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然后再集中主力南下，对英美势力范围大打出手。 于是，太平洋上空，乌云密布…… 面对如此险恶的日美战争局势，几乎所有关心“北京人”研究计划的科学界人士，都开始担心起“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了。因为如果日美战争一旦爆发，“北京人”化石的命运肯定凶多吉少!而已晋升为新生代研究室具体负责人的裴文中，对“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自然比任何人都更加着急。 于是，珍贵的“北京人”化石怎么办?究竟应该采取什么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怎样存放才能真正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便成为摆在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所有中外科学家们面前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１９４１年３月初的一个早上，北平协和医学院内一片冬来万物凋残的景象，树草凄凄，寒风瑟瑟，就连一地熙熙攘攘的落叶，也被风刮得缩成一团。不远处，日本人的警车在呜呜地叫着，而美国的星条旗却依然高高挂在医学院的门前，在寒风中缓缓无力地飘动着。虽然这时的北平已是风声鹤唳，四面楚歌，但相对而言，协和医学院就算是一块最安全的地方了。 一夜未眠的魏敦瑞顶着寒风，匆匆迈进了协和医学院的大门。这位德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解剖学家，自１９３５年应聘来华，替任步达生担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并致力于“北京人”化石研究以来，几乎每天早上总是第一个走进自己办公室。 然而今天，魏敦瑞却破例没有首先走进自己的办公室，而是直接来到了裴文中的办公室。 自日美关系开始紧张以来，魏敦瑞对“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就一直忧虑不安。两个星期前，他和裴文中等人曾经就“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作过反复地商讨。当时，有人提出一种：把“北京人”化石连同魏敦瑞的行李一起，悄悄运往美国。这个方案提出后，魏敦瑞觉得有失稳妥。他说：“我认为，如果把这批化石作为我的行李运往国外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华北均为日本人控制之中，万一‘北京人’被海关查出，就会遭到扣留。再说，这样有价值的东西在如此危险的时候运往前途更加不可知的美国，是否妥当也应慎重考虑。我想，最保险、最合适的方法，是不是还是让化石留在原处，也就是说将它牢牢地锁在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保险柜中。至少，在目前来说这种做法是较明智的。”大家觉得魏敦瑞说得很有道理，也就否定了上述提案。 但两天之后，魏敦瑞又找到裴文中，认为由他将“北京人”标本带到美国去，存放在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里，这个方案是可以考虑的。理由是局势看来会越来越乱，“北京人”化石只要在中国，不管放在什么样的保险柜里，其安全都是很难保证的。虽说现在日本人还未占领协和医学院，但这恐怕只是迟早的事情，一旦有一天占领了，“北京人”化石肯定凶多吉少。而裴文中的内心，也左右为难，矛盾重重，他的真实想法是：“北京人”化石宁可让美国人拿走，也不能落到日本人的手上!但问题是，如果真同意让魏敦瑞带到美国去，又违背了１９２７年２月中国地质调查所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双方签订的《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关于合作研究华北第三纪及第四纪堆积物的书》。因为此“协议书”中有明确规定：周口店发掘所得的一切东西，完全是中国的财产，不得运出中国；而人类化石的研究权，则属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委托的代表。换句话说，就是魏敦瑞作为美方的一名代表，只有权研究“北京人”化石，却无权将这些化石带走。所以，裴文中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同意魏敦瑞的这一提议。 其实，早在年初，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和协和医学院的院长胡顿曾就“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拟出了三个方案： １．在北平找个秘密之地，把“北京人”化石藏起来，这样可以避免用船外运时可能遇到的危险； ２．把“北京人”化石转移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 ３．把“北京人”化石全部运往美国，委托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战后再送还中国。 这三个初步方案尽管商定出来了，但“北京人”化石还是迟迟没有转移，也不敢轻易转移。因为这三个看似可行而又相互矛盾的方案均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真要执行起来，会有很大的困难和风险。 由于“北京人”化石事关重大，而一时又难以定夺，所以转移问题也就暂时搁置下来。没想到这一搁，麻烦就更大了。 现在，日本人进攻南太平洋已箭在弦上，日美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美国驻华使馆已经开始劝告、催促美国华侨尽快回国。魏敦瑞因为代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管理“北京人”的发掘和研究工作，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鉴于战争即将爆发，劝他马上改入美国国籍，去纽约自然博物馆继续从事“北京人”化石的研究工作。但前提是：必须定居美国。 所以，魏敦瑞今天再次来找裴文中只有一个目的，希望裴文中同意他将“北京人”化石标本带到美国去———他经过再三考虑后，认为这是目前最好的也是惟一可行的办法了。 裴文中也正为此事心急如焚。近一时期来尽管他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却还是拿不出一个成熟的、两全其美的、肯定可行的具体办法来。他听了魏敦瑞的意见后，觉得确有道理，原则上同意魏敦瑞将“北京人”标本带回美国，条件是：战争结束后再运回中国。 但这毕竟是中国的一件大事情，裴文中个人是断然不敢作主的。所以，１９４１年３月初的一个下午，裴文中和魏敦瑞便一起来到美国驻华公使馆，请求美国公使馆的负责人向远在重庆的翁文灏发去一封他俩共同签署的请示电报。因为翁文灏是地质调查所的老所长，现在又是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部长，而当年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签订的又是他亲手所为，所以，如果没有他和国民党政府的同意，“北京人”化石要想运出国门，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这封电报的内容是： 北平情势日趋恶化，“北京人”化石转移之事宜势在必行，不可再有延迟。余等再三思虑，转移方向有二，分别为重庆、纽约。最终去往何处，请指令。 电报发出后，魏敦瑞和裴文中稍稍松了一口气。余下的事情，就是在焦虑中等待，在等待中焦虑。 然而，或许是由于战乱的缘故，或者出自别的什么原因，一个多月过去了，却迟迟等不到重庆方面的任何一点回音。 等不到复电的魏敦瑞每日心急如焚，又无计可施，而时间却在一天天过去，战争的脚步在一天天逼近，北平的形势越来越坏，战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几乎每时每刻，人们都能听到那令人心惊肉跳的枪炮声。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以及北平现状，使这位几乎对“北京人”倾注了一生心血的科学家一想起“北京人”的安全问题，便忐忑不安，心神不定。他越来越强烈地预感到，“北京人”化石很可能在劫难逃，这笔几次轰动世界的人类财富，在不远的某一天完全可能会毁灭在人类自己的手中!可他纵有回天之力，也爱莫能助，这时的他若是再不尽快离开北平，很可能就再也走不了了。无奈之下，他只好做出先离开北平前往美国的决定。 历史需要铭记的是，这位极其精明的犹太人，这位极负责任的科学家，在临走前却为中国和世界做了一件大好事： １９４１年４月初的一天，魏敦瑞把他的中国助手胡承志叫到办公室，极其严肃而又颇是伤感地说：“我马上要走了，非走不可了!我有一种预感，也许在不久的一天，我们将失去曾经倾注过我们心血和热情的这些宝贵的化石，并难以完整地寻回。可面对这个不测的预感，我们又无能力去改变它。惟一可以弥补的是，你现在立即把裴文中和贾兰坡发现的那几个‘北京人’头盖骨的模型赶做出来。” 胡承志说：“这几个模型可以做，但就是太费事了!” 魏敦瑞说：“是的，我也知道做这样的模型很费精力和时间，但为了‘北京人’及人类今后的研究事业，你必须这样做，直到非停止不可那一天为止。” “做好后怎么办?”胡承志问。 魏敦瑞说：“你用邮寄的办法，给我寄到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去。感谢你所给予的最后一次合作与帮助。我在那边等着你的成果。” 胡承志说：“您放心走吧，我做好后一定尽快给您寄去!” １９４１年４月２１日，在中国寻找、研究了六年祖先遗迹的魏敦瑞，如同前任几位外籍科学家，怀着深深的眷恋和遗憾，离开了中国。 之后，胡承志按照魏敦瑞临别时的嘱托，开始昼夜加紧制作“北京人”头盖骨模型。第一套模型他在８月便已完成，并及时寄给了远在美国的魏敦瑞教授，供他继续研究时使用。不久，魏敦瑞给胡承志回信说，他收到了“北京人”头盖骨模型，且完好无损，深表感谢云云。 接着，胡承志又给魏敦瑞寄去了第二套“北京人”头盖骨模型。在制作模型的过程中，尽管胡承志既费神又费力，但他凭着多年给魏氏当助手的经验和自己不断练就的精湛技艺，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制作模型任务。他所做的这些模型颜色得当，外形逼真，如果不是行家慧眼，仔细辨认，简直就和刚从周口店出土的“北京人”头盖骨一模一样。 魏敦瑞离开中国后，便定居美国，并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从事“北京人”的研究工作，还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其主要代表作有：《中国猿人头盖骨》、《爪哇早期巨人与中国南方古猿》。尤其是在１９４６年出版的《猿，巨人及人》这本专著，综合了他一生的研究精华，创造性地论述了人及猿类之祖先的复杂关系，引起世界古生物学界、人类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称赞，被誉为研究人类学和古人类学的经典性文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聪明的犹太人，这位极富远见的科学家，在当时那样一种混乱的战局下，离开北平的前夕居然对“北京人”化石命运的预感是那样的准确，并能很有预见性地安排胡承志做好所有“北京人”头盖骨的模型，为日后中外科学家们的研究提供了形象的依据，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北京人”后来丢失的缺憾。———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为此，全世界都应该向他致敬 时间的脚步跨进１９４１年下半年后，世界的局势又发生了突然的变化。 同年６月２２日，正当日美谈判争论不休之时，法西斯德国先于日本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仅短短的十几天，德军便以“闪电式战术”，突破苏联边界六百多公里，并有长驱直入之势。消息传出，举世震惊。 面对瞬间骤变的世界局势，日本军阀摩拳擦掌，蠢蠢欲动。７月２４日，日军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开始了掠夺资源的罪恶行动。日美谈判，由此宣告暂停。 １０月下旬，日本以东条英机陆军大将上台组阁后的新军阀，聚集在一起进行了连续九天九夜的激烈争吵和疯狂策划之后，终于确定了对美作战的具体方案。 日美大战，一触即发。 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度日如年的裴文中，还是没有得到重庆翁文灏的任何回音。他除了焦灼的等待，便是等待的焦灼。鉴于国内外形势一天天的恶化，鉴于日本人一直在暗中活动，“北京人”化石是迁是留?何去何从?也就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紧要关头。 一份电报，从裴文中手中再次飞往重庆。 此后，裴文中每天上班，总要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朝着国民党政府、也是老所长翁文灏所在的方向———重庆，呆呆地望上一会儿，而心中暗暗涌动的，是一种无奈的惆怅和烦躁的焦虑。然而一周过去了，两周也过去了，重庆方面却依然杳无音信。 重庆的日子和北平一样，也越来越不好过了。 原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先生自九年前弃学从政之后，心情似乎就一直没有过好的时候。长年累月，东奔西跑，白天夜晚，加班加点，频繁的会议，杂乱的事务，扯不完的难题，理还乱的关系，搞得他心力交瘁，苦不堪言。尤其是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日趋恶化，重庆方面的各种矛盾，日渐增多，而他自己，更是完全陷入了一种极其苦涩而又难以自拔的煎熬之中……他感到自己精神的大厦，似乎马上就要支撑不住了。 而在１９４１年，身为国民党经济部长的翁文灏，面对错位的历史和历史的错位，就更是身不由己、力不从心了。 从北平发来的有关“北京人”化石到底作何处置的请示电报，他早就收悉了。刚收到电报时，他便与国民党驻美大使胡适进行了联系，就“北京人”化石存放在美国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商谈。接着他又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进行了多次的联系。由于局势很乱，数月之后，几经转折，才好不容易得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北京人”运往美国的回音。但由于“北京人”化石早已享誉全球，事关国家荣誉，他个人也难以完全作主。所以，为慎重起见，他又给在外视察战事的蒋介石本人拍发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报： “北京人”化石在平安全无望，极有被窃取之可能。倘有险失，乃为世界人类之一大损失，其价值和影响无可估量。为救国之珍宝于危难，请速作迁移之去向。 蒋介石接到电文后，由于一个拳头要抗击小日本，另一个拳头还要对付共产党，再加之各种事务缠身，外交活动不断，即使很想顾及此事，也根本无暇顾及，一眨眼，两个月过去了。据说，直到翁文灏第二次催促此事，蒋介石才召集政府有关人员开会。会上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和比较，最后终于作出决定：同意将“北京人”化石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避避风险，待战争结束后再如数归还中国。 翁文灏获悉这一消息后，这才立即给裴文中写信，对“北京人”化石转移之事做了如下安排： 先找美国公使馆对“北京人”转移之事，作个周密的计划安排，请他们委托有关部门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运到美国，然后再交给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先生；“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后，可供魏敦瑞博士研究时使用，但保管和保存权必须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手上，即必须要掌握在胡适先生的手上。待战争结束后，务必再将“北京人”化石重新运回中国。 应该说，翁文灏的这些想法和打算，是比较周密的，也是很有远见的。因为１９４１年的中国，毕竟是日本人横行霸道的天下，而日本人的本性，他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为防止“北京人”的命运万有不测，他只好同意将“北京人”运出国去，当然，这样做，就他个人感情而言，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不过，翁文灏写给裴文中的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似乎来得太迟了一点。据裴文中说，“他收到由美国驻北平公使馆转给他的这封信的时候，已是１９４１年的１１月了。”也就是说，离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大约只差一个月左右。 裴文中接到翁文灏来信的当天，便匆匆赶往美国驻华公使馆，打算交涉一下关于“北京人”化石转运的种种具体事宜。 此时的美国驻华公使馆，已是一片慌乱，各种各样的材料文件，撒落一地；乱七八糟的箱子柜子，堆了满满一走廊；公使馆内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的脸上好像都清楚地写着一个意思：战争就要爆发，赶快离开中国吧! 在慌乱的人群中，裴文中好不容易找到了美国驻华公使馆的负责人。可当他把“北京人”化石转运美国之事说了之后，对方给他的答复却是两个字：“不行!” “为什么?!”裴文中一听就急了。 “我们在未得到驻重庆大使馆詹森大使的训令前，无权‘航渡’‘北京人’化石标本。”美国公使馆的那位负责人语气十分坚定。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裴文中急忙问道。 “必须先请示重庆方面的詹森大使。如果他下令，我们照办就是了。”美国公使馆负责人说。 斐文中当即便请美国公使馆负责人，给重庆的詹森大使发去一封急电。 大约两三个星期之后，詹森大使才向北平复电，同意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装箱运往美国。据说，中国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还同美国大使詹森签署了一份相关的协议书。 奇怪的是，据裴文中本人说，此后有关“北京人”的一系列事情，他没有再插手，而改由协和医学院的院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与美国公使馆交涉、安排。事情为何如此?至今不得而知。从现在留下来的资料中，我们找不到任何线索、根据和理由，也没人留下任何清晰的说明。我们只在裴文中本人后来撰写的《“北京人”的失踪》一文中，查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一直到１９４１年１１月，才由北平的美国公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交纽约自然博物馆保管，待战争结束后再行运回中国。但是当我与北平的美国公使馆交涉时，他们的负责人却说没有得到重庆美国大使詹森的训令，不便负责。我又请他们急电重庆请示詹森，等詹森回电答应，时间已经到了１１月底。以后，就由协和医学院的院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二人与美国公使馆交涉。 裴文中为什么没有和美国公使馆继续交涉，而改由胡顿和博文进行交涉?除了裴文中自己这一说法外，我们找不出其他任何根据。而胡顿和博文与美国公使馆到底是怎么交涉的，也扑朔迷离，无证可查。 “北京人”的历史，从这时开始，似乎变得隐秘、复杂起来；而日美间的矛盾，更是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据有关资料表明，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日这天，是个没有太阳的日子，美国驻华舰队总司令赫德上将一早起床，心情就极其烦躁。按惯例，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还是打太极拳。在过去的岁月里，每当赫德上将在打太极拳的时候，是任何人不许去惊扰的，也是任何人不敢去惊扰的。可这个早上的他尚未屏息静气、最后收关，一个军务参谋便急匆匆地将一份来自美国海军总部的命令送到了他的面前： 驻屯北平、天津海军陆战队、驻沪海军陆战队第四联队、驻华长江舰队，务必迅速作好撤离准备，共赴菲律宾群岛作军事集结。 赫德总司令当即停止手脚，匆匆奔向办公室。 自１９２７年起，美国海军便派遣陆战队屯驻中国的北京、天津、上海等租界。近几年来，尽管世界局势越来越动荡不安，直至彼此水火不容、刀兵相见，但由于美国采取了中立和避而不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因而驻华美军虽然身处战争漩涡，却始终能够毫无顾虑和不受任何威胁与伤害地平安度日。 可现在，太平洋上空满天风险，战事眼看就要一触即发，凶多吉少的日美局势不得不使远在异国他乡的美国官兵们越发地惊恐起来。他们在为美国命运担忧的同时，更为自己的命运而深感不安，并随时都在作着各种时凶时吉的推测，密切关注着美国政府作出的关于自己命运前程的点滴消息。虽然，驻华美军开赴菲律宾群岛所进行的军事集结，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将与７月２４日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的日军及其后续部队直接交锋。但血战在即，容不得有半点犹豫，何况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所以，驻华的美国海军在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起来，开始做着迅速撤离中国的准备。 而与此同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轮船公司，早在海军总部发布命令的前三天，就按照政府的指令，派出了“范盘轮总统号”、“麦迪轮总统号”和“哈里逊总统号”三艘远洋巨轮，从旧金山海岸拔锚起程，分别开往中国的秦皇岛和上海，前来承载美军撤离危机四起的中国。 当然，忙乱中的美军们不会想到，此刻的日本已经决定孤注一掷，不惜一切代价对美、英、荷三国开战———新组阁的日本首脑人物在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５日召开的御前会上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和秘密策划后，终于通过了关于太平洋局势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日本军令部便发布了由天皇批准的准备作战的命令。与此同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也站在佐伯湾长门号旗舰上，向联合舰队下达了经天皇批准的准备作战的命令。 而这时在中国北平的美国官兵们，对日美上层之间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故事，统统浑然不知。他们除了胡思乱想、坐以待命外，整天无所事事。在此期间，驻上海美国海军联队司令霍华德上校，曾先后赴驻华日本海军专员公署和舰队司令部，分别拜访了大冈少将、古贺中将、牧田少将———明为对日本驻华舰队过去的合作表示感谢，实为暗中窥探日本方面的动静与反应。结果依然一无所获。直到１１月２０日早晨，霍华德上校才接到一纸命令：所属部队的行李、器械、枪支弹药等，马上全部装车，运往浦东码头等待装船。 １１月２１日，美驻华使馆又发出公告，督促美侨做好撤返准备，随第四联队一同乘船去菲律宾群岛，然后再取道回国。 同一天，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向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南云忠一海军中将，发出了绝密的作战命令。 １１月２６日晨６时３０分，南云忠一海军舰队的“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翔鹤号”、“瑞鹤号”共计六艘航空母舰，盛载４００余架飞机，携同“比睿号”、“雾鸟号”两艘战列舰、“利根号”、“筑摩号”两艘重巡洋舰以及一艘轻巡洋舰、十一艘驱逐舰、三艘潜艇和八艘油船，共三十三艘舰只组成的庞大舰队，从日本领海拔锚起程，以颇为壮观的环行航海队形，在波涛滚滚、浓雾密布的太平洋海面上，向远在三千海里以外的美国珍珠港急速挺进。 １１月２７日，美国驻上海海军第四联队首批撤退的第二队３００名官兵，由寇蒂斯中校率领，分批乘专车直驶新关码头，尔后列队登上了“曼马勒号”轮船。按原定计划，当官兵登上轮船后，要举行隆重的告别仪式，但不幸的是，当这３００名美国海军官兵刚刚登上轮船，天空顿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告别仪式根本无法进行。寇蒂斯中校只好率队乘船，驶往停泊在黄浦江岸的“麦迪轮总统号”巨轮。下午２时，“麦迪轮总统号”解缆拔锚，离开上海黄浦江，直驶菲律宾。 １１月２８日，美驻上海海军联队第一队４５０名官兵，在联队司令霍华德上校率领下，乘“哈里逊总统号”巨轮离开黄浦江，直驶秦皇岛。由于“范盘轮总统号”因故延期来华，所以根据赫德上将的命令，“哈里逊总统号”必须前往秦皇岛，运载驻屯北平、天津的美国海军官兵，然后驶往菲律宾群岛。 于是，１２月２日，中华社向世界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驻屯北平之美海军撤退准备已行终了，一俟“哈里逊总统号”轮船到来，即赴秦皇岛。此事目前美大使馆已正式通告日本大使馆土田参事官。全员计一百二十人，与天津美海军同自秦皇岛乘船赴菲。 同日，美国驻华公使馆、驻津和驻沪总领署分别发出通告： 此时重申历次发表之撤侨劝告。查日美会谈，无何进展，太平洋风云，日见险恶。鉴于此种情报，今再度通告在华驻平、津、沪美侨，速作撤退准备。在可能范围，应全体撤离。近来太平洋上之航运，因它处需用船只甚多，极感困难。即目下太平洋上之船只往来，能否维持，犹难保证。因此，本使馆力促美驻华侨民，尽速自行调度船只，及早撤退是幸。 与此同时，英国人也在本国驻华使馆的劝告下，开始了大批的归国撤退行动。 一时间里，北平、天津、上海及其他居住侨民的城市，迅速开始了比以往更大规模的喧哗与骚动。大街小巷，街头巷尾，到处流动着美英两国的军人家属、外交人员的家属以及经商和传教者的家属；城里城外，四面八方，尽是携妻带子、扛箱背包的滚滚人流；卡车、轿车、人力车，来回穿梭，奔忙不停，反复运载着撤离的人群和各种行李。世界各地，狼烟四起。 中国北平，一片混乱。 “北京人”化石，到了非转移不可的时候了。 “北京人”要转移，首先得装箱。这个装箱的重任，落到了中国胡承志的身上。 胡承志名义上是魏敦瑞的一名助手，实际上是新生代研究室的一名技士，新生代研究室的所有标本的模型，全都是由他亲手做的。 １９３１年春，胡承志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工作时，仅有十四五岁，他深知要想在这里站住脚，除了自己努力工作外，还必须学好英语。于是他发奋用功，不久就学会英文，而且还能读会说。后来，研究室就让他做“北京人”化石的模型。开始，他什么都不会，只好一方面从书本里找制作方法，一方面靠自己在实践中苦心钻研。魏敦瑞见这个青年人很有出息，就在医学院里找了个外国专家，教他制作模型。这个外国专家每教一次，要收取１０美元的学费(这些学费当然由公家支付)。可是没几个月，这个外国专家就再也不肯教他了。魏敦瑞找到这位外国专家，问他为什么不教?这位外国专家回答说：“胡太聪明，他现在做的模型已经比我做的还要好了，我还教他干什么?”的确，仅仅几年的工夫，胡承志便成了做各种化石模型的专家，技术之精妙，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令同行们常常惊叹不已。据裴文中说，当时有一位十分傲慢的美国体质人类学家，以最瞧不起人而著称，他对任何人做的事，从来都不肯说一个好字。但奇怪的是，当新生代研究室把胡承志做的模型寄给他时，他给新生代研究室写来一封亲笔信，对新生代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一字未提，而对胡承志制作的模型却连连称道，大加赞许。而贾兰坡后来也撰文说： “胡承志是我的好朋友。我曾到Ｂ楼看过他制作模型。他制作每件模型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每件模型上都刻上发现人的名字。他制作的模型与原件相比，一般的人很难辨出真假。说他是一名制作模型的高手，一点也不为过。” 于是，胡承志在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便有了“模型大师”的美称。 然而，这位“模型大师”正因为承担了“北京人”化石的最后的装箱任务———也就是说，在中国人当中，他是惟一的一位最后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人，所以当后来“北京人”化石神秘失踪后，他的内心就比别的人更加痛惜，也更加难受!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位“模型大师”一直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潜藏在心灵的深处，令他有苦难言，备受折磨；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作家、记者、科学家，或者别的什么人，只要找他谈有关“北京人”化石丢失的情况时，他都一直缄默不语，不愿提起。甚至有的外国学者和记者来到中国要亲自登门造访，也同样被他婉言谢绝。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７日下午２时，我们经过多年的争取努力，这位“模型大师”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所打动，在家中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并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新情况。由于“北京人”化石的装箱问题以及装箱后如何从中国人手上把箱子交到美国人手上等等问题，在整个“北京人”丢失的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环节，而胡承志作为惟一的一位最后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同样举足轻重，至关重要。因此，为了让这段历史尽可能真实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此后我们又与胡承志先生进行了多次恳切、深入、细致而又十分激烈的长谈。特别是为了试图再现历史的原貌，我们还不得不针对其中一些极为关键的细节，进行了无情的追问与探究。现将我们几次采访录音的主要内容公布于后，以供大家分析时参考。 笔者：胡老先生，“北京人”化石的最后装箱，是否确是您亲手所为? 胡承志：没错，确实是我亲自装的箱。 笔者：据我们的了解，当时您在新生代研究室仅仅是一名技术人员，并无实权，装箱的事情您不可能擅自作主，那么是谁指示您装的箱呢? 胡承志：早在１９４１年４月，魏敦瑞离开中国去美国前，他就让我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一并装箱，然后交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或者交给总务长博文，以便到时交美国公使馆运往美国。我问魏敦瑞何时装箱?魏敦瑞对我说，等候通知。大概到了１９４１年的七八月左右，有一次，裴文中先生也告诉我说，“‘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装箱运走。”我当时没有问他具体细节，只问他什么时候装箱?他说：“听信儿”。 笔者：那么到了真正装箱的时候，到底又是谁叫你装的箱呢? 胡承志：是一个叫博文的美国人，他是协和医学院的总务长。 笔者：博文让您装箱的时间，到底是哪年哪月哪日?是上午、下午还是晚上?具体怎么给您说的?您现在还能想起来吗? 胡承志：大概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１８天到２１天之间，也就是说前三个星期左右。 笔者：“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时间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