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迁徙

42 民族研究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t)2006／6总第178期 再论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迁徙 李克建 }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主要表现为两大趋势：一是各少数民族纷纷从边疆向中原内迁，二 ； 是汉民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四方辐射，掀起了北方人民南迁的高潮。这样的民族大迁徙和大流动不 } i仅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而且引起了各民族的文化变迁，使中国的经济中心发生南移，为隋唐 ； 的繁荣昌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与文化基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民族迁徙；人口流动；民族融合；文化辐射 中图分类号：K239；K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6)06—0042—06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课“中国历史上的族群迁徙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克建(1973一)。女，西南民族大学讲师，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 政策。四川成都610041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在我国各民族的 历史发展进程和民族融合进程中都扮演着至关重 要的角色。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继秦汉统一之 后第一次大动荡、大分裂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由 于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等各种因素，导致了各 民族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和流动，其重要特征表 现为，长期居于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向中原地 区大量内聚，而汉民族则不断从中原腹心之地往 东北、西北和南方大规模辐射，整个时代可以说是 各民族大迁徙、大流动、大融合的时代。本文主要 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的重大迁徙 活动为例，力图再现该时期的民族迁徙概貌，以便 从宏观视角认识和思考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民族 关系和民族融合问题。 一、少数民族从边疆向中原内迁 少数民族的迁徙活动历代都有，但是魏晋南 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活动，无论是从人口规模和 迁徙动机来看，还是从涉及到的民族数量和迁徙 区域而言，都是中国古代其他历史时期难以比拟 的。三国以来，政权频繁更迭，尤其是自304年匈 奴族刘渊起兵反晋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内迁的 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首领纷纷起兵，在中原 及西南、东北和西北等地先后建立政权并大规模 内迁，边疆各族向中原的汇聚达到前所未有的规 模，由此而掀起了中国古代史上民族迁徙的又一 次高潮。． (一)胡族内迁 1．鲜卑族的大迁徙 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从建立政权的数量还 是从迁徙规模及其历史影响来看，鲜卑族在“五 胡”中都是最为活跃的一个民族。从莱种意义上 讲，弄清了鲜卑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迁徙状况， 就可以一窥该时期胡族内迁的概貌。 《后汉·鲜卑传》记：“鲜卑，亦东胡之支也。 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11鲜卑山在今内蒙古科 尔沁右翼中旗西。综观鲜卑族的发展史，实质上 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迁徙史。自东汉以来，随着 匈奴内迁并逐步瓦解，鲜卑人亦大规模成扇形南 趋西进，到东汉后期，鲜卑南接汉边，北拒丁零，东 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 里，南北七千余里，逐步控制了塞北草原及中原北 地。这种分布格局一直延续至魏末晋初。 西晋永嘉之乱后，北人纷纷南迁，鲜卑族进一 步南迁至黄河流域，并先后建立了大小政权十余 个，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剧。其中，东部 鲜卑慕容部、段部，北部鲜卑拓拔部，西部鲜卑秃 发及吐谷浑等迁徙规模较大，历史影响亦较大。 东部鲜卑在西晋时主要居于辽西、辽东及其周边 地区。段氏鲜卑是各鲜卑支系中最先登上政治舞 台的一支，西晋时分布于辽西一带，其地西接渔阳 (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东界辽水。东晋大兴四 年(321年)，石虎破段匹碑后，“遗黎数万家”被迁 至“司雍之地”(今河北中部一带)心J，其中当以段 部鲜卑为主，这是段氏鲜卑人居关中之始。咸康 四年(338年)，后赵石虎征段辽，其弟段兰率部众 五千投奔石虎，被安置于令支(今河北省迁安县 西)。永和六年(350年)，冉闵灭后赵，段兰子段 万方数据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6总第178期 本刊同址．：似删．xuebao．net43 龛率众南迁，据广固(今山东益都县西北)，自称齐 王。后为前燕所灭，部众多与汉人融合。东部鲜 卑慕容部先祖莫护跋自塞外迁入辽西郡沿海地区 后，因从司马懿征战有功，受封为王，始居昌黎郡 棘城(今辽宁省锦州市)。东晋咸康三年(337 年)，慕容铣称燕王，建都于龙城(今辽宁省朝阳 市)，史称前燕。永和六年(350年)，慕容俊(慕容 鱿之子)迁都于蓟，后又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西 南)。统治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苏、 辽宁之大部分地区，其疆域随之扩大至今淮汉以 北除关中以外的大部分中原地区，慕容鲜卑遂以 邺城为中心扩散至各地。太和五年(370年)，苻 坚破邺城，亡前燕，并徙燕主慕容晡及其王公以下 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东部鲜卑遂进一步扩散 到关中。淝水之战后，鲜卑慕容部又分别建立了 后燕、西燕和南燕等政权，曾多次控制河北、山东、 山西、河南、辽宁等地。无庸置疑，随着政权的建 立和频繁更迭，大量慕容鲜卑徙至中原当是情理 中事。 北部鲜卑拓拔部原居于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 岭北段，东汉年间，北匈奴西迁，拓拔鲜卑便不断 南徙，直抵今河套北部固阳阴山一带。三国时期， 拓拔鲜卑继续南迁。至西晋永嘉四年(310年)， 便占据了“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 之地，疆域不断扩大。拓拔畦于386年即代王位， 迁都盛乐；398年，又迁都平城，史称北魏，并以此 奠定了北方统一大业的基础。至太武帝拓拔焘 时，北魏逐步统一了北方，拓拔鲜卑以平城为中 心，散布于北方各地。鲜卑迁徙史上规模最大、影 响最深远的当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举。为了 尽快摆脱鲜卑旧势力的严重束缚，加速鲜卑与汉 族的融合，完成全国的统一大业，孝文帝力排众 议，于太和十八年(494年)从平城迁都洛阳，原在 平城的鲜卑人大多南迁，前后迁洛和南徙的贵族、 官僚、军队及民众，总数在一百万左右。迁都洛阳 不仅为孝文帝全面“汉化”选择了一个有利的环 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民族的 融合，使其成为“五胡”中融合得最为迅速、最为彻 底的一个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 的意义。 西部鲜卑在西晋后期已居河西、陇右一带，十 六国时期在河湟地区十分活跃。其中，当数乞伏、 秃发、吐谷浑的势力最强，他们先后在十六国时期 征服了原居于西北的汉、羌、氐、卢水胡、丁零等 族，建立了西秦、南凉和吐谷浑三个政权。西晋初 年，乞伏鲜卑从塞北草原迁至河套南一带，后又迁 于高平川(今宁夏清水河)。过了四代，又由高平 西之牵屯山迁到苑川(今甘肃兰州东苑川)。自乞 伏鲜卑迁入陇西到建立西秦期间，先后征服了许 多原居于陇西的其他鲜卑部落。据史籍记载，鲜 卑族大批进入关中长安、咸阳等地，大致是在汉刘 聪遣赵染、刘雅、刘曜等攻据关中之时(约在311 年)。至386年西燕慕容颚退出长安时，竟“帅鲜 卑男女四十余万口去长安而东”，致使“长安空 虚”[3]。可见，在此以前，关中地区的鲜卑人数颇 多。晋永嘉末年，原属辽东慕容鲜卑的吐谷浑从 阴山(今内蒙阴山山脉)向西南经陇山，迁至桴罕 原(今甘肃临夏西北)。不久又向南、向西扩展，统 治了今甘南、四川西北及青海等地羌、氐等族。吐 谷浑建立政权后，辖今甘肃临夏东南甘松岭以西、 青海柴达木盆地以东一带地区，至唐龙朔三年 (663年)为吐蕃所灭HJ。河西鲜卑中迁入较早、 势力最强大的是建立南凉的秃发鲜卑。据史书记 载，秃发鲜卑先世秃发匹孤约在2世纪末3世纪 初从塞北阴山一带迁入河西地区，建立南凉后先 后征服了一些迁入河西地区的其他鲜卑部落。此 外，辽东的慕容鲜卑也有一小部分迁人河西地区； 在河西敦煌之西、今新疆吐鲁番以东有一些鲜卑 部落。由上述可知，历经几世的迁徙，在东起陕西 潼关，西至新疆吐鲁番，北从河套，南到四川西北 的广阔地区，几乎到处都有鲜卑人的足迹。 2．匈奴内迁 匈奴内迁大约始于汉代，公元48年分裂为南 北两部以后，南匈奴内附于汉，主要居于塞内北地 郡、朔方郡、五原郡、云中郡、定襄郡、雁门郡、代 郡、上谷等地，在今甘肃东部、山西与陕西北部以 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与汉族杂居。东汉 末年，鲜卑族南下，南匈奴经常受到鲜卑攻击，遂 继续向东向南迁徙，进入今山西省境内。面对匈 奴的不断内迁，曹操“恐其户口滋蔓，浸难禁 制”【5J，遂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年)诱使南匈奴呼 厨泉单于留于邺城，“听其部落，散居六郡”【6J。随 后，曹操又分其众为五部，左部居太原故兹氏县 (今山西省汾阳县东南)，右部居祁县(今山西省祁 县东南)，南部居蒲子县(今山西省隰县)，北部居 新兴县(今山西省忻县)，中部居大陵县(今山西省 文水县东北)。五部共计约3万落，以一落六七口 计，达20万人左右H’。 西晋初，塞外的匈奴继续内迁。晋武帝太始 初年，“塞泥、黑难等二万杂落归化，帝复纳之，使 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 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哺J。 万方数据 44 民族研究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6总第178期 晋武帝相继安置南迁匈奴数十万人，而以前内迁 的部分匈奴则继续南徙或东移，进一步散居中原 各地。西晋末，304年，南迁匈奴族首领刘渊率领 五部匈奴首先建立政权，国号汉，都左国城(今山 西省离石县北)，309年迁都平阳(今山西省临汾 市西北)，318年，刘渊族子刘曜迁都长安(今陕西 省西安市西北)，史称前赵，统治今陕西渭水流域 及山西、河南、甘肃等部分地区。这一地区遂成为 匈奴活动频繁的区域。 此外，匈奴别部及相关支系在这一时期也通 过建立政权纷纷内迁，较有影响的如被喻为“匈奴 别部羌渠之胄”的羯人归J，在汉代即随匈奴内迁至 今山西中部，其中，晋时上党武乡(今山西省榆社 县西北)就是羯人重要的聚居区之一。西晋太安 年间(302～303年)并州饥荒，不少羯人东出山 西，流人山东、河北等地。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后， 都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后迁至邺(今河北省临 漳县西南)，统治今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和 江苏、安徽、甘肃、辽宁等部分地区。羯人的活动 范围更广，中原地区成为羯人居住的中心地区，后 逐渐融人汉族，族称消失于史籍。此外，世居卢水 (今青海省西宁市西之卢溪水)的卢水胡也被部分 学者界定为匈奴的一支，不管其族属如何，卢水胡 在东汉初已活动于河湟地区，自汉末起，则不断向 今四川西北部、甘肃武威、陕西等地迁移。东晋十 六国时，沮渠蒙逊建立北凉政权，都张掖(今甘肃 省张掖市)，后迁都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统治 今甘肃西部地区。再者，被称为“匈奴别种”的铁 弗匈奴人郝连勃勃在十六国时期建立夏政权，都 统万(今陕西省横山县西北)，后迁都安定(今甘肃 省镇原县东南)、平原(今甘肃省平凉县西北)，统 治今陕西省和内蒙古一部分地区。可见，匈奴族 及其各支系在这一时期随着政权的建立大量迁入 中原地区，活跃于历史舞台，南北朝以后便融人周 围各族，其族称不再见于史籍。 3．氐羌内迁 秦汉以前，氐人主要活动在西起陇西，东至略 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广大地区。东汉末，诸雄争 霸，氐人乘机开始大规模内迁，直至关中和陇右地 区。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至汉中，派张既 至武都，将氐人五万余落徙居扶风、天水二郡¨引。 后来，魏武都太守杨阜又前后徙武都汉民、氐、傻 (或作氐傻)万余户于京兆、沂、雍、天水、南安、广 魏(晋改略阳郡)等郡县⋯J。经过不断的迁徙，至 西晋时，氐人在关中、陇右以京兆、扶风、始平、天 水、南安、略阳等郡为中心形成了广泛的分布区。 十六国时，伴随成汉、前赵、后赵、前秦等政权建 立，又多次将氐人迁往关东、河北等地，如石虎曾 徙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冀两州(在今陕西、河南、 河北、山东一带)¨2|。尤其是氐人苻洪于350年 建立前秦政权后，建都长安，大量氐人随之内迁。 苻坚也曾将关中氐族一万余户迁到冀州邺城、并 州晋阳、河州罕、豫州洛阳、雍州蒲板等地¨引。此 外，前秦统治的今河北、山西、山东、陕西、甘肃、河 南、四川、贵州、江苏、安徽、湖北、辽宁等省也有相 当多的氐人是无疑的。可见，当时氐人的分布地 区扩大了很多。 羌人是与氐人毗邻的古代民族之一，其居地 相当广泛。自先秦开始，羌人就不断内迁中原，并 大量融人华夏族，而留居河湟地区的羌人则依然 保留着自己的特点。三国时，蜀汉和曹魏纷纷将 羌人强制内迁，征羌人为兵、徭役。西晋时，羌人 遍布关中，以致“关中之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 居半”[6】，这些戎狄中即有大量的羌人，这样的民 族居住格局引起了部分汉族士大夫的恐慌，因此 他们提出了著名的“徙戎论”。十六国时期，羌人 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关中、陇右姒外的其他 中原地区，如司州、冀州等地有大量羌人迁入。 4．北方其他民族内迁 乌桓也是东胡族系中的—支重要民族，其祖 先游牧狩猎于大兴安岭南麓。乌桓内徙当始于汉 武帝时期，东汉建武年间主要居于辽东属国、辽 西、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等 郡界，即今东北的大凌河下游，经河北北部、内蒙 古南部、山西北部和中部，至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 一带。乌桓进一步内迁是在东汉末建安年间，曹 操为定北疆，于207年亲征乌桓，得胡汉降人二十 余万口。后来，曹操迁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 桓降者万余落及幽、冀乌桓万余落于邺城附近诸 郡或幽、并--,k}I之州治即蓟县(今北京城西南)、晋 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一带。三国以后，未被迁徙 的乌桓仍留居东北原地，再未见有大规模内迁的 记载。此外，北方其他民族也以不同的规模向中 原地区靠近。如长期在漠北地区活动的柔然在与 北朝诸政权的战和之中大量内迁，因战争俘获、主 动归附及和亲陪嫁户等散居于中原的柔然有数十 万¨4l。在北方活动范围极广的另一支游牧民 族——高车不仅内迁时间较早，而且人数也不少。 十六国时期广布于长城内外，主要在黄河河套至 代郡以北，陇西、秦、凉一带及今河北、山西、河南 一带居住。此外，由于地理阻隔，西域诸胡大规模 内迁并不多见，但小规模或个体内迁则从未间断 万方数据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6总第178期 本刊网址llOt,OlO．xuebao．net45 过，尤其是西域胡因经商而内迁的人数不少。北 魏迁都洛阳后，西域商人至洛阳者更多。对此， 《洛阳伽蓝记》有详细的记述，称西夷商胡贩客“日 奔塞下”，“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 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刘 5．南方少数民族的迁徙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境内的少数民族支系 繁多，种类复杂，称呼亦为混乱。蛮族的居住地区 “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 连寿春(今安徽寿县)，西通上洛(今陕西商县)， 北接汝颍(今河南境)，往往有焉。⋯⋯自刘(渊) 石(勒)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故其族类渐得北迁， 陆浑(河南嵩县东北)以南，满于山谷。”-1钊西晋末 年战乱后，蛮族趁汉族政府力量削弱的机会，便向 长江以北的淮水、汝水、沔水流域迁移而扩展到东 晋南朝统辖区域的腹心地带。至南朝时，蛮族遍 及荆、湘、雍、郢、司、豫、南豫、江等州界。刘宋泰 豫元年(472年)，蛮酋桓天生(桓玄之子)率沔水 以北溜叶以南大阳蛮，降附北魏的据说有八万余 落之多017。；从肖齐初年至梁普通初年，先后零散附 北魏的蛮民约有九万余户，其中有的随后又归附 南朝¨8|。此外，南朝政府还以征讨形式使部分蛮 民出山，如刘宋元嘉后期名将沈庆之讨蛮，俘虏蛮 民共二十余万人，多被迁至建康为营户L19|。蛮族 人民从山谷出居到江、淮、汝、颍之间以及沔水南 北以后，长期和汉族人民交错杂居，互通婚姻，所 以到了南北朝后期和隋唐之际，他们基本上和汉 族人民融合在一起，没有蛮汉之分了。 僚族原来居住在我国西南部的广西、贵州一 带，魏晋南北朝时期则主要分布在梁益二州。益 州出现的僚人，主要是从今贵州向北迁入四川的。 《水经注·漾水》载：“李寿之时，僚自群舸北入，所 在诸郡，布满山谷。”口叫僚人人蜀后，主要分布在 包括今陕西省南部到今四川省西南部，以及四川 省东部、东南部、中部的广大地区。到了北朝中 期，僚族人口增多，仅隆城镇(今四川仪陇县北)北 僚的一支，就有僚户二十余万户之多。他们或与 蜀地汉人杂居，成为编户齐民，或流人深山，聚落 而居。南北朝时，诸如梁、西魏、北周等都曾征讨 僚人到中原地区做奴隶，因此经常引起僚人的反 抗。人唐以后，伐僚的事情逐渐少见，可见僚和汉 族已逐渐融合了。 俚人当时主要居住在岭南地区，分布“在广州 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 数千里”，即今广东和湖南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 东南部一带。早在东汉末年一次“内属”广州的就 有十万余口拉1|。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部分俚人已 和汉人杂居，同为国家编户。南朝梁陈两代则有 较多关于征伐俚人的记载，这种征伐除了经济上 的盘剥外，也有对俚人生口的强制迁徙，因此，多 次遭到俚人的群起反抗。‘ 汉朝末年至隋唐时期，东南沿海山区的越人 以丹阳郡、吴郡、会稽郡、新都郡、庐江郡、鄱阳郡、 建安郡等郡，即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部 分山区为主要聚居区。从三国的东吴时期起，山 越就已经从深山险阻之间出居平地。据史籍记 载，东吴从公元200～237年间，不断向山越进攻 达38年之久，掠夺了大量的“生口”用作充军、屯 田或分给世家豪族大地主和功臣当作部曲和佃 客。如诸葛恪在丹阳一郡就得到甲士四万之多； 东吴军队大约二十余万，其中精锐十余万，大多数 就是由山越人组成的‘22】(P101)。 二、汉民族从中原向四方辐射 魏晋南北朝三百年来的大变动，可以说就是 由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问题引起的。当时除了 边疆各少数民族纷纷内迁。频繁移居中原腹地以 外，北方汉族人民因战乱和自然灾害等原因也开 始了大流动和大迁徙。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个时 期北方人民主要往三个方向流徙：东北、西北和南 方。流向东北的一支，托庇于鲜卑慕容政权之下； 流向西北的一支，落脚于凉州张轨的领域；流向南 方的一支，侨寄于孙吴的故壤旧3I。 《晋书》卷108((慕容魔载记》云： “元康四年，乃移居之(大棘城)，教以农桑，法 制同于上国。百姓失业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建 武初，元帝承制，以魔为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 流人诸军事。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庞乃立郡以 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 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Ⅲ’ 可见流向东北慕容氏统治下的人民，在阶级 上有士族，有庶民；在籍贯上，有冀、豫、青、并等州 人。慕容魔从这些汉族流人中大批起用贤士为谋 主，对前燕的建国与政权的巩固，对东北地区的开 发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晋书》卷86／(张轨传》又云： “秘书监缪世征、少府挚虞夜观星象，相与言 日：‘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张凉州德量 不恒，殆其人乎?’及京都陷，中州避难者日月相 继。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怛副 逃到凉州的中州人士，对五凉政权的建立和 巩固，对河西胡族的汉化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 万方数据 46 民族研究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2006／6总第178期 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南凉因大量中州士人参政， 不仅大大提高了秃发部鲜卑首领的汉文化水平， 而且对河西凉州地区原本较为落后的胡族都有很 大的影响。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后，中原人民在阶级和 民族的双重压迫下，纷纷越淮渡江，相率南下，掀 起了中国历史上汉族／^．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 迁徙。此后，中原每一次较大的政治变动，如祖逖 北伐、淝水之战、刘裕北伐、北魏南侵等等，都有一 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徙。中原人民流徙南下，集 中在荆、扬、梁、益诸州。具体而言，主要分布格局 是今江苏长江南部的南京、镇江、常州一带，长江 北部的扬州市及淮阴一带，以接受今山东地区及 苏北移民为主体；今皖南的芜湖与江西九江附近 及皖北，河南淮水以南、湖北东部，以接受河南、皖 北移民为主体；今山东省黄河以南以接受今河北 及山东之黄河以北移民为主体；今湖北江陵、松滋 及湖南北部安乡一带，以接受今山西移民为主体； 今河南、湖北二省的汉水流域，以襄阳为中心，以 接受今陕西及河南的西北部移民为主体；今四川 所接受的移民以今甘肃及陕西北部移民为主 体12引。由上可见，北方汉族人民的迁徙呈现出一 个特点，即我国北方的东部人民主要迁到我国南 方的东部，我国北方的西部人民，则主要迁到我国 南方的西部。 北来的侨民主要集中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 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的 今江苏省境内，尤其以淮阴、扬州、南京、镇江、常 州一线为最多。面对此形势，东晋政府审时度势， 在侨民较为集中的长江南北，梁、益通路，陆续成 立北来侨民原籍地区的地方机构——侨州郡，并 规定只要注籍侨州郡的户口簿上就可以获得优复 (免调役)等优待政策。这个政策不仅较好地安置 了北来侨民，而且对于吸引中原地区人民南徙江 南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谭其骧教授根据 《宋书·州郡志》统计，自永嘉截至刘宋之季，南渡 人口(编户齐民)约有90万，占当时政府编户齐民 的1／6。其中，侨寓今江苏者为最多，约26万，侨 寓今山东者约21万，侨寓今安徽者约17万，侨寓 今四川及陕南之汉中者约15万，侨寓今湖北者约 6万，侨寓今河南者约3万，侨寓今江西、湖南者各 约一万余‘22]‘只345)。当然，这些侨寓人口统计数字 只是针对政府的编户齐民而言，还有相当部分依 附于世家大族的北来人口没有向政府呈报户口。 因此，侨民的实际数目应当远远大于政府的统计 数字。 三、魏晋南北朝民族迁徙的历史影响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民 族迁徙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呈现出 迁徙动因多、迁徙民族多、人口迁徙数量大、迁徙 规模大、迁徙地域广、迁徙方向多等特点。这个时 期的民族迁徙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在很大程 度上改变了我国原有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极大 地推动了各民族间相互融合的进程。在此以前， 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基本上是分族聚居的格局， 即汉族(华夏族)集中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 区，其他各民族则分别集中分布在周围各个地区， 在其特定的区域内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聚居状 态。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后，各 民族相对稳定的聚居状态被打破，民族分布格局 亦得以重建。据统计，公元之初，汉族人口主要集 中于河北、河南、山西、山东以及湖北、安徽和江苏 的绝大部分地区，此后便稳步减少，而长江以南的 人口则相应增长，其规模可谓显著。从公元280～ 464年，长江以南的人口增长超过5倍，假如不是 有来自北方的移民，这一阶段的人口增长决不可 能如此显著。同时，由于胡族大量内迁，原先汉族 居住的中原地区人口也增长了2倍有余。而黄河 以北的西北地区人口却在公元2—138年间大大 减少，从接近43万减少到略多于14万，至魏晋南 北朝时期继续减少，基本保持3万左右悼7‘。由此 可见，中原汉族的举族南下和北方胡族的大量内 迁如同两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在各民族形成 犬牙交错居住格局的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 加速民族融合进程的有利条件就是首先打破民族 的居住区域，因此，这一时期空前的民族大迁徙和 大流动，对于各民族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多元统一体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大融合、注入 大量新鲜血液的汉族也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展现在 历史舞台。 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不可避免 地引起了各民族的文化变迁。这种变迁包括各民 族尤其是少数民族住所的变迁、饮食习俗的变迁、 服饰和发式的变迁、民族语言的变化、风俗习惯的 变迁和宗教信仰的变化等方面。如以五胡中的羌 族为例，向中原内迁的直接结果是使得羌族在居 所上从原来的“逐水草而居”逐渐变为定居农耕； 饮食习俗由原来的以奶、酪和牛、羊肉为主变为与 内地民族的饮食基本无异；服饰方面由原来以耐 寒的畜产品为主要原料转向布帛、绸缎等棉丝制 品，发式由“披发覆面”变为辫发；风俗习惯上由火 万方数据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6／6总第178期 本9．1网．址：'g．／Wlg．xuebao．net47 葬改为土葬；宗教信仰方面逐渐摒弃固有的原始 宗教，开始崇信佛教。其他内迁民族如匈奴、鲜 卑、氐等在上述方面也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忙8l。 同时，由于胡族的影响，中原汉族在生活习惯和习 俗文化方面也在悄然变化。而这样的变迁过程正 是加速各少数民族社会进步、促进各民族相互融 合的过程。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为 各民族都注入了新鲜血液，增添了活力，无论该民 族是融合至族称消失还是融合至发展壮大，从某 种意义上讲，都大大地丰富了民族的物质文化和 精神文化。 再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不仅使 中国的经济中心发生南移，而且使我国的经济区 域呈现扩大趋势。尤其是中原汉民族的大迁徙和 大流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他们的迁徙过程中， 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辐射作用尽显无疑。魏晋以 来，中原地区汉族为避战乱大批迁往辽东、河西等 边疆地区，不仅使当地的劳动人手大大增加，而且 为当地人民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 对于开发当地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一时期 大批汉族的南徙，也为原来经济相对落后的江南 地区增加了劳动力，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经 济上的大发展和人口的大量增多使得南朝都城建 康和东南沿海地区发展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和发 达地区。随着南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改以往经 济重心在北方的传统局面，为“六朝文化”的形成 和日后隋唐的繁荣昌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与文化 基础‘29l。 参考文献： [1]后汉书·鲜卑传[A]．二十五史全书(第1册)[M]．内蒙 古人民出版社，1998． [2]晋书·段匹碑传(卷63)[A]．二十五史全书(第2册) [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3]司马光．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卷106)[M]． 中华书局，1956． [4]周伟洲．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向西北地区的迁徙及其 分布[J]．民族研究，1983，(5)． [5]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卷67)[M]．中 华书局，1956． ． [6]晋书·江统传(卷56)[A]．二十五史全书(第2册)[M]．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7]柏贵喜．四——六世纪内迁胡人家族制度研究[M]．民族 出版社，2003：16． [8]晋书·四夷传(卷97)[A]．二十五史全书(第2册)[M]．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9]晋书·石勒载记(卷104)[A]．二十五史全书(第2册) [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10]三国志·魏书·张既传[A]．二十五史全书(第2册) [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11]三国志·魏书·杨阜传[A]．二十五史全书(第2册) [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12]晋书·石勒载记(卷105)[A]．二十五史全书(第2册) [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13]司马光．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五年(卷104)[M]．中 华书局，1956． [14]自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M]．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329，341． ’[15]杨街之．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城南(卷3) [M]．科学出版社，1958． [16]魏书·蛮传(卷101)[A]．二十五史全书(第3册)[M]． 内蒙古人民出版杜，1998． [17]魏书·韦珍传(卷45)[A]．二十五史全书(第3册) [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18]北史·蛮传(卷95)[A]．二十五史全书(第4册)[M]； 魏书·田益宗传(卷61)[A]；魏书·李崇传(卷66)[M]；魏书· 韦或传(卷45)[A]．二十五史全书(第4册)[M]．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1998． [19]宋书·沈庆之传[A]．二十五史全书(第2册)[M]．内 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20]郦道元．王国维校．水经注校·漾水[M]．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4． [21]后汉书·南蛮传(卷86)[A]．二十五史全书(第1册) [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22]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23]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黄山书社， 2000． [24]晋书·慕容魔载记(卷108)[A]．二十五史全书(第2 册)[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25]晋书·张轨传(卷86)[A]．二十五史全书(第2册) [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26]谭其骧．晋永嘉丧乱之后的民族迁徙[J]．燕京学报， (15)． [27]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A]．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 典·李济卷[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67． [28]李吉和．古代少数民族迁徙与文化变迁[J]．天水师范学 院学报，2003，(4)． [29]伍晓晴．魏晋南北朝民族迁徙的特点及影响[J]．河北学 刊，1997，(2)． 收稿日期：2005—11—18责任编辑杨春蓉 万方数据 再论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迁徙 作者： 李克建 作者单位： 西南民族大学 刊名：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2006，27(6) 引用次数： 2次 参考文献(31条) 1.后汉书·鲜卑传 1998 2.晋书·段匹传 1998 3.司马光 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 1956 4.周伟洲 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向西北地区的迁徙及其分布 1983(5) 5.司马光 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 1956 6.晋书·江统传 1998 7.柏贵喜 四--六世纪内迁胡人家族制度研究 2003 8.晋书·四夷传 1998 9.晋书·石勒载记 1998 10.三国志·魏书·张既传 1998 11.三国志·魏书·杨阜传 1998 12.晋书·石勒载记 1998 13.司马光 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五年 1956 14.白翠琴 魏晋南北朝民族史 1996 15.杨衒之.周祖谟 洛阳伽蓝记校释·城南 1958 16.魏书·蛮传 1998 17.魏书·韦珍传 1998 18.北史·蛮传 19.魏书·田益宗传 20.魏书·韦彧传 1998 21.宋书·沈庆之传 1998 22.郦道元.王国维 水经注校·漾水 1984 23.后汉书·南蛮传 1998 24.王仲荦 魏晋南北朝史 1979 25.万绳楠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2000 26.晋书·慕容廆载记 1998 27.晋书·张轨传 1998 28.谭其骧 晋永嘉丧乱之后的民族迁徙 29.李济 中国民族的形成 1996 30.李吉和 古代少数民族迁徙与文化变迁[期刊]-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3(4) 31.伍晓晴 魏晋南北朝民族迁徙的特点及影响 1997(2) 相似文献(9条) 1.期刊论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自然环境变化与游牧民族的迁徙 -青年文学家2009(20) 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所处的自然条件的总和,对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建国后内蒙古地区历年因雪灾、旱灾造成大量牲畜死亡的 数据表明,自然灾害对牧区经济生产的破坏巨大,对比在防灾手段匮乏、社会制度落后的古代,若自然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并引发巨大自然灾害破坏了游牧经 济的自然物质基础,将会导致整个游牧经济的破产和毁灭,以致生活于此的人们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只能迁徙离开.两汉至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 南下是包括政治、经济、自然环境变迁等多种因素的变化而共同促成的结果,其中自然环境变迁是其重要因素之一. 2.期刊论文 黄小荣.Huang Xiao-rong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杂居与民族融合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7(3) 东汉末年以降,由于汉王朝的军事征服以及为弥补中原兵力和劳力不足而对各少数民族的招诱,及相互之间的战争,中国西部和北部周边的各少数民族 开始不断地向内地迁徙.至魏晋之际,少数民族内迁形成高潮.内迁少数民族在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相继走上了封建、汉化的道路.同时 也丰富了中华民族自身物质及精神文化,各民族的关系也在长期的相互斗争中进一步融洽,从而促进了中国历史上的规模最大一次民族融合. 3.学位论文 周秋霞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长安政权 2006 本文使用分析与实证的方法，以民族迁徙作为切入点，对十六国时期在长安建国的汉(前赵)、前秦、后秦政权与北朝时期的西魏、北周政权作一分 析比较，探索汉(前赵)前秦及后秦政权为何在关陇的统治很不稳固，而西魏、北周政权却能够立足关陇，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并使政权延续至隋唐这 一原因，从而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的衔接提供一个脉络。 论文正文部分除了引言和结论外，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了汉(前赵)、前秦及后秦政 权建立的历史背景及原因。第二章以鲜卑宇文泰割据关陇的历史背景作为突破口，论述关陇豪族与宇文泰政权之间的关系以及西魏、北周的建国道路。 进而对汉(前赵)、前秦、后秦与西魏、北周的建国道路作一比较。第三章论述长安作为五朝的统治中心，各政权都对长安城内的建筑进行了不同程度的 修复，文献中出现了长安小城、子城、皇城等名称，这些建筑被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使用。进而指出其地理位置仍然未离开西汉未央宫的范围，以此保 证政权的正统性。第四章从十六国北朝匈奴，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在长安建立政权所采用的国号入手，论证胡族统治者们的正统意识以及为了否定 南朝汉族政权和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而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正统之争运动。最后经过胡族统治者们的不懈努力，北方胡族政权的正统地位得到了北方 汉族的认可，北朝历史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开启了隋唐历史的先河。 4.期刊论文 李凭.LI Ping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运动与中华文明的整体升华 -学习与探索2007(1) 东汉末年以后,战乱频繁发生,致使魏晋南北朝时期陷入动乱割据状态,并不断发生移民运动.汉族移民倾向于从中原奔向周边地区,因此汉族文化也呈 现从长安与洛阳向四周播散的状态;原居于周边的少数民族,则大量地涌向中原或其他地区,并带入了异彩纷呈的文化.移民运动推动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 流,丰富了各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从而使汉族古老的传统文明具有了强劲的新鲜活力,随着安定统一局面的逐步形成而得到整体升华,成为代表广 泛的民族文化的中华文明. 5.学位论文 陈菁 汉唐时期河西走廊若干建筑类型研究 2007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东段的主要干线，汉唐时期，东西方文化通过战争、宗教和商贸等渠道交汇于此，对其地域文化特征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西走廊的建筑蕴涵了异质文化碰撞、交汇的成果，是探讨中外建筑文化交流的典范。本文选取塞防建筑、民居建筑、 佛教石窟寺以及砖墓拱顶技术为研究对象，通过形态对比的方法，其建筑风格特征与渊源。具体内容分以下六部分： 第一章——绪论，提出 选题的目的与意义，界定了研究的范围，从中外建筑文化的交流途径和研究材料的实际情况出发，选定了研究对象。从河西走廊汉唐建筑的调查研究、 中外建筑文化交流研究以及丝绸之路研究三个方面梳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第二章——河西走廊的自然历史背景，概述了河西走廊的地理气候、 历史沿革、民族迁徙等方面的情况，为下文的研究做背景铺垫。 第三章——塞防建筑研究。选取边塞防御体系中的候望、屯兵、交通和军需系统 中的典型建筑类型——烽燧、城障、关卡和仓，通过对现存实例的考查，明晰各自的建筑单体形制。再从选址、规划、用材和构造等方面进一步分析上 述建筑类型，认为河西走廊的汉代边塞防御设施，是对我国战国以来边塞防御经验的继承与发展，以汉塞营建为契机，中原内地先进的城建经验传入河 西走廊。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针对地理、植被等条件，在建筑形制、建筑材料等方面做出调适，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塞防建筑形式。 第四章 ——民居建筑研究。首先对坞壁住宅、普通合院住宅和穹庐分别加以论述。坞壁住宅肇源于塞防建筑。与广州汉墓出土的坞壁明器对比，河西走廊的坞 壁普遍采用“回”型布局、高楼和多层角楼，防御能力显然比前者更胜一筹。这与控扼边塞的战略地位相契合。在论述敦煌壁画中的普通合院住宅时 ，从河西走廊的自然气候条件出发，参考新疆交河故城2号民居遗址以及河西农村住宅模式，认为壁画资料有局限性。其次就居俗的交流融合问题展开讨 论。整体来看，在居俗的交流互动过程中，胡族比汉族更具开放性和主动性。汉族住宅中的外来因素主要体现在诸如马毯场、毡帐等附属设施，高足型 坐具等方面，住宅建筑仍以汉地传统形制为主。而以入华粟特人为代表的胡人住宅的汉化则显而易见。从现存7组石质葬具来看，粟特贵族的住宅单体建 筑和室内家具都已引入汉地传统建筑因素。这一方面是面对特定自然地理及社会人文环境和特定匠师系统而做出的无奈选择，另一方面也显现出上层粟 特人向中化靠拢的心理。 第五章——佛教石窟寺建筑空间研究。重点探讨了以莫高窟为中心的敦煌石窟的两种早期洞窟形制——禅窟和中心 塔柱窟，对两者的空间特征及其演变进行了梳理。借助石窟考古界有关印度石窟的分期研究，我们发现“纵长方形中厅的禅窟”和“矩形平面的中心塔 柱窟”都可以在印度石窟中找到原型，后者是第三期(公元50-250年)的主流形制，我们认为，以莫高窟为中心的敦煌石窟中的这两种洞窟形制，与其说 是受西域的影响，毋宁说是以印度石窟为原型，在特定的自然气候、地质条件及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当然，这种变化并非一蹴而 就，印度支提窟原型流传至河西走廊后，必然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译经中心和汉代佛教石窟寺发展的第一个中心区域 ，凉州的作用不容忽视。武威、张掖等地现存的“凸字型”中心塔柱窟是演变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其“横长方形前直接与矩形后室相接”、“前室正面 雕凿列柱”以及“前后室顶部高度有区别”等处理手法与西印度第三期中心塔柱窟如出一辙，而敦煌中心塔柱窟中的“横人字披顶十平顶”又可以在凉 州石窟中找到原型。可见，河西走廊中心塔柱窟的发展隐含了一条从印度经由凉州再至敦煌的线索。第六章——砖墓拱顶技术研究。以河西走廊汉唐砖 室墓为主要考查对象，梳理出当地砖室墓的发展脉络：自西汉中晚期至唐代，墓室平面形制经历了简单——复杂—简单的演化过程，拱顶技术日趋成熟 ，筒拱项与双曲扁壳顶的组合成为多室墓顶部的常见处理手法;起拱曲线的变化依次为坦拱——半圆拱——抛物线拱。期间河西走廊的砖拱技术水平在全 国所处的地位有所改变，两汉时期拱顶技术的推广仅次于河南与关中地区，早于山东、长江中下游、巴蜀、岭南等地。东汉晚期以来，当地工匠着意于 传统技术的继承和发展，忽略了叠涩式和四隅券进式等新技术的导入，以双曲扁壳顶为代表的传统形制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从出现时间、技术特征、运 用范围等方面分析，认为河西走廊虽然地近西域，但是砖拱顶技术与中原内地一脉相承，西域影响甚微。河西走廊砖拱技术面对外来影响呈现出明确的 选择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1、扁壳顶与先秦两汉以来逐渐完善并且广泛影响社会的盖天说宇宙模式直接对应，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盖天说宇宙 模式中的四方五位，八方九宫的基本数理关系。汉晋时期，大批中原士人迁入河西走廊，阴阳五行思想、经学神学与谶纬思想极度盛行，砖室墓穹项的 形制恰好是这种文化现象的具体而微。2、当地的相对滞后的经济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砖材制作加工和砌筑技术的发展。 6.期刊论文 陈东.CHEN Dong 3～6世纪胡人入据岷江上游及对"岷江道"的开拓 -贵州民族研究2007,27(5) 岷江上游自古是一条民族迁徙通道,在公元3～6世纪有不少胡人入据这一区域且十分活跃,但目前学术界对岷江上游的胡人活动的史实尚重视不够.本 文通过对相关史籍记载的分析,系统梳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在岷江上游地区的活动,认为胡人的入据对当时沟通西域与南朝陆路交往的"岷江道"的开 拓起了重要作用. 7.学位论文 洪吉 北魏皇帝的巡幸 2007 中国古代帝王的巡幸，其主要是指帝王出京巡视地方与边疆的活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皇帝巡幸有着分裂动荡这一大的时代背景赋予的时代特征。 特别是北魏时期，因为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以北魏皇帝的巡幸明显多于南朝皇帝。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和孝文帝时期，巡幸活动几乎贯穿于其 整个在位时期，其巡幸活动与帝国的命运、吏治、战争和风俗密切相关。 本文先以北魏诸帝为研究对象，在《北魏皇帝巡幸表》中详列皇帝巡幸 的具体情况，然后据此分析每位皇帝巡幸的原因、目的和效果，通过巡幸来考察北魏各个时期发展的不同特点；接着，作者又从宏观方面分析皇帝巡幸 和北魏历史：主要从政治重心转移、经济转型、民族迁徙和中华正统再造四个方面来分析与皇帝巡幸的关系，以期从皇帝巡幸这一角度为切入点，来分 析北魏政治、经济、民族关系和思想意识的变化发展。 作者认为，北魏诸帝的巡幸不仅有安邦定边，宣扬国威，抚慰百姓，观风问俗等巡幸本身 的特点，更有着宣扬汉化，标榜正统等特有的时代特点。而且，不同皇帝巡幸的侧重点也不同，如道武帝、太武帝的巡幸则主要围绕着开拓疆土，统一 北方；明元帝、文成帝则主要以安定社会、巩固政权为目的；到了献文帝、孝文帝则致力于以全面汉化、迁都洛阳。而北魏前期和中期，由于皇朝处于 上升和发展时期，皇帝巡幸极为频繁，到了北魏后期，由于国力日衰，巡幸次数则大为减少。从皇帝巡幸次数的多寡也可以看出国力强弱的变化。 北魏从一个游牧民族转化为农耕民族，政治重心自北而南不断推进，从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到全面汉化，这些变化也许先贤时哲都已有所论述，但本文力 图从皇帝巡幸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变化，认为这些变化是与皇帝巡幸方向的改变一致的。 本文文后附《北魏皇帝巡幸表》和《北魏皇帝巡幸地古今 地名对照表》，望通过巡幸表和地名表，能更直观明晰的反映皇帝巡幸，也能为以后的研究带来便利。 8.期刊论文 樊志民.FAN Zhi-min 中古均田制度的农史观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6) 均田制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土地制度之一,它的兴起与发展,与中古时代社会变迁与农业发展的宏观背景相联系:均田制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移 、大融合相关联,既是中原既有生产关系与少数民族新型社会形态相结合的产物,也与民族迁徙而引发的农牧结构大调整和农牧技术的大发展密切相关.从 这一视角出发亦可见均田制实施与隋唐盛世之联系. 9.学位论文 段瑞 西晋民族政策研究 2008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继先秦以后出现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阶段。西晋是这近400年乱世中的短暂统一时期。西晋王朝对民族问题的态度以及处理民族问 题时所采取的方略，直接影响着这一时段的民族关系。只有对西晋的民族观与民族政策有了正确的认识，我们才可能找到西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 变化的根源，才能对魏晋时期的政权更迭，十六国的骤兴骤亡，隋唐时期空前统一的政治格局得出更为深刻的认识。 然而，目前学术界对西晋的 民族观与民族政策的研究基本仍属空白。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对西晋的民族观与民族政策基本是一语带过，深入的研究尚属阙如。有鉴于此，本文拟在 前人研究基础上，系统探讨西晋民族观与民族政策产生的历史条件，以西晋民族观的分析为基础，重点探讨西晋民族政策的具体内涵，阐述西晋民族政 策对西晋及以后历史的深远影响。 魏晋时期以政治上的分裂为基本特点，民族迁徙、冲突尤为剧烈，相应地，民族观中华夷之辨的声浪也很高。 以江统为代表的西晋士人对于民族认识有一定意义上的进步。西晋时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在西晋士人中普遍存在，对于民族关系亦因此而普遍持隔阂的态 度。 面对这种状况，西晋的民族政策也表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多样性，体现出超乎寻常的严酷性。既有对内迁各族的招抚安置，又对反抗之各民 族兵戈相向；既将内迁各族编户齐民，并一定程度上减其额纳，又异常严酷地沦胡为奴，残酷压榨剥削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学术界主要关注到西晋 王朝对各族残酷压榨剥削的一面，并未对西晋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予全面考察。 魏晋时期恶劣的自然环境、司马氏家族旷日持久的内乱以及内迁 各族与中原汉族的文化冲突，使得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友好的一面和仇视争杀的一面并存。这一局面加上晋室政权的混乱无力，使得西晋王朝走向了没 落，也使得中国北方社会政权林立，动荡不安。但西晋的民族政策也有积极的一面。内迁诸族在不断的汉化中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各族对汉文化的进一 步接受内化，对中原王朝向心力的加强，正是隋唐多民族大一统发展的伊始。 引证文献(2条) 1.周占琴.武和平.陈小强 论我国汉唐时期的养羊业[期刊论文]-农业考古 2009(1) 2.张思思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融合的历史条件[期刊论文]-法制与社会 2008(8)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nmzxyxb-zxshkxb200606009.aspx 下载时间：2010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