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终稿：论儿童与青少年严重暴力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的危险诱因

论儿童与青少年严重暴力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的危险诱因FriedrichLosel,DorisBender概论当前，很多国家都对日益严重的儿童和青少年侵略行为乃至暴力行为予以强烈关注。此类行为给家长、老师、同伴、邻里和社会公共服务都造成很多问题；而从长远角度来说，更是严重影响了孩子们的健康发展。随着新闻媒体高频率、高强度地报道和披露这些引发人身伤害乃至造成他人死亡的恶性案件，许多人疑问，为什么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会走上歧途，而这恰恰是本文尝试要回答的问题。为此，在基于文献回顾和实证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我们总结了当前导致儿童反社会行为和暴力行为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在此之前，我们还会简要介绍学界对此特定群体的定义和其各个发展阶段的基本情况。作为文章重点的第二部分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综合角度来阐释主要的危险因素。第三部分则运用实证研究量表对危险因素进行测试和调控。文章以对如何采取预防和干预措施来减少危险因素的讨论作结（亦可参考本卷第六章）。本文中尽管会讨论一些危险评估量表，但是不会将其作为重点。取而代之的是，本文会关注这些评估工具设计生成的基础，也就是说，在现有的实证知识的基础上，分析各种危险因素，从而使实践者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充分利用测评项目并建立有效的危险因素交流与整合模型。Tiffin和Richardson（附件一）也讨论了一些有益于实践者的评估工具。人们必须考虑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预测行为，并对行为控制进行基本的限制，而这些与行为发展的连续性和易变性原则都息息相关。将此牢记于心，亦有助于在和这些问题儿童交流过程中，避免过度的悲观主义和减少因污蔑观点造成的负面影响。反社会行为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对于很多有严重侵略行为的儿童而言，虽然他们有着相类似的背景和行为，而他们却并不是同类群体；同时，他们也并非与那些有侵略行为和行为不端的青年群体完全脱离。在对青少年谋杀犯的研究中，上述情形在有较轻微的侵略行为的青少年中尤为普遍（Lempp1977；TraversoandBianchi2002）。尽管没有明确分类，大约半数暴力犯罪的青少年同时也是习惯性的行为不端者（Loeber,FarringtonandWaschbusch1988b）。这些个体在多种情况下体现了他们发生早、相对持久的、严重的反社会行为（e.g.Moffitt1993；Pattersonetal.1988）。而这和人们普遍熟悉的典型犯罪行为曲线显然是不一样的，后者是与年龄曲线相关的，即犯罪行为在青少年时期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在一定年龄段到达顶峰，随后在成年早期，又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Farrington1989,Loeberetal.1998a）。与年龄相关的青少年期犯罪行为模型是典型的青少年期过渡问题。相反的，严重的、持续性的群体不仅仅在成年期表现出频繁的侵略性行为、不端行为和其他犯罪问题，在儿童期也是如此（e.g.FarringtonandLoeber2001；Pattersonetal.1998）。男孩中大约有5%会是这一类型（MoffittandCaspi2001；Moffittetal.1996），而女孩的比例则远低于此（Loeberetal.1998a；Moffittetal.2001）。在严重暴力犯罪人中，个体的比例被过高地估计。在青少年期和成年期，超过一半的罪犯在此年龄阶段也都被归类于此（Loeberetal.1998a；Wolfgang,FiglioandSellin1972）。而且，早期开始的反社会行为和其他成年期的精神病症、社会问题一样，都是强烈的危险信号（RobinsandPrice1991）。本质而言，上述两者的差别不包括在所有现实生活中的反社会行为的发展范围之内。比如说Nagin和Land（1993）发现了较轻微的、低阶段的、习惯性的第三个群体；Loeber和Hay（1994）发表文章表明，他们在行为上主要有三个不同体现：·直接的侵略性行为，如欺凌弱小、袭击、打架或者虐待动物而导致的后来的攻击行为，如强奸或者故意伤人（蓄意反社会行为）；·非直接的侵略性行为，如在商店里偷东西、习惯性撒谎、破坏公共财物或纵火而引发的入室盗窃、欺诈或者偷盗（蓄意反社会行为）；·屡教不改的行为、反抗或不服从行为而导致的旷课、离家出走和夜不归宿（与权威反抗）。在以上三种类型中，有此类问题行为的青少年人数比例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而问题行为的严重性则随着年龄增长而加重。有些孩子的问题行为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体现，并且成为了发生早、程度严重且持续性强的犯罪行为类型的主要群体。尽管此发展模型有很强的实证研究结论支持，我们却也不能忽略问题行为的延续性特点（LoselandBender2003；Tremblay2000）。在童年时期行为失常和侵略行为多发的儿童中，大约有一半在青少年期没有表现出严重的犯罪行为（e.g.Moffittetal.1996；Pattersonetal.1998；Robins1978）。这种现象的成因，一部分是由个体生长发育的变化，成长过程中的保护机制和社会干预措施共同导致的（LaubandSampson,2003；LoselandBender2003）。当讨论危险因素时，我们必须也将其他的精神病理成因也考虑进去，毕竟问题行为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仅只有一个原因或源头，它是多种生理、心理和社会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即使设计完美的研究也不是总能够清晰地阐明因果关系，但是只有危险因素会强化负面结果的可能性。不同的危险因素会引发特殊的行为结果（同效性），而同样的危险因素也有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多效性），这都和导致反社会行为产生的相关原因和影响其持续或加剧的原因不同。而且，问题儿童在生理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下，不仅仅是被动的个体，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各自的生长发育过程中也是主动的参与者（通过他们对同伴和社会行为活动的选择而实现）。最后，当某个个体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情境中呈现出的暴力行为或其他问题行为时，不仅归因于个体发展的长期影响和心理倾向，也和环境因素有关。侵略性行为的环境因素是客观性格和主观解释的产物。引发严重反社会行为的危险因素呈现出早发生的、严重的和持续性的反社会行为特征的青少年，在其童年时期就典型地表现出多种生理、心理和社会危险因素共存集聚的现象（FarringtonandLoeber2001；Hawkinsetal.1998；Loeber1982；Lynam1996）。这些因素的大量累积加强并激化了问题行为，使其发生连锁反应（Losel2001；LoselandBender2003）。生理-社会脆弱性理论、社会习得理论和神经精神理论的综合构架能最清楚地解释这种链锁反应，并帮助避免过度悲观主义带来的消极影响。图表3.1是一个关于对危险因素集群进行综述的长期研究结果。每一个单独的因素的影响力几乎很小（相关性在r=.10至.20之间），而随着产生严重问题行为的可能性的增加，我们知道，这是不同因素在不同领域积累的结果（Farrington1997a；Loeberetal.inpress；LoselandBliesener2003）。这种数量-回应关系在男女两性中都很显著。以下是对不同危险因素进行更细致的介绍：图表3.1严重反社会行为的发展阶段的危险因素 危险领域 PB EP MC AD 相关度 生理/生理社会因素 男性 X X X X *** 基因倾向（遗传因素） X X X X *** 母亲怀孕因素（怀孕并发症） X X X X * 怀孕问题 X X X X * 较低的生理兴奋点 X X X X *** 神经递质失常 X X X X ** 荷尔蒙因素 X X X * 青春期早期（尤指女孩） X * 家庭因素 贫穷/低社会经济地位/依靠社会救济 X X X X *** 父母教育程度低 X X X X ** 种族背景（在某些国家） X X X X *** 青少年的母亲 X X X X ** 单亲家庭 X X X X * 大家族 X X X X * 父母离婚/分居 X X X * 养育者更换频繁 X X X ** 父母失业 X X X X * 父母犯罪 X X X X *** 父母药物滥用 X X X X ** 父母精神失常 X X X X * 父母不和及争吵 X X X ** 疏忽子女/缺乏父母关怀 X X X *** 虐待儿童 X X X *** 体罚 X X X ** 缺少有效的管教和训导 X X *** 家庭压力大 X X X ** 缺乏社会支持/社交孤立 X X X ** 鼓励异常行为的父母态度 X X ** 兄弟姐妹的不端行为 X X ** 早期儿童性格和行为因素 X X X X 低智能 X X X ** 语言障碍 X X X * 低执行能力 X X X *** 发育迟缓 X X X * 性情难相处/消极情绪 X X X X *** 冲动 X X X *** 注意力不集中症 X X X *** 爱好冒险，寻求刺激 X X X ** 无内疚心 X X X *** 冷酷无情/缺乏同情心 X X X *** 缺少归属感 X X X *** 早期的反社会行为 X X X *** 多种环境下的问题行为 X X X *** 和学校相关的因素 成就感问题 X X *** 低动机/低义务感 X X ** 旷课 X X ** 辍学/经常转学 X X ** 不足毕业资格 X *** 父母不关注学业 X X ** 不良的学校风气和教室氛围 X X * 不良学生比例高 X X ** 同伴因素 同伴拒绝 X X X * 缺乏社会化前的接触 X X X ** 结交行为不端的群体 X X *** 团伙成员 X *** 社会认知和态度因素 偏爱侵略行为的社会信息 X X X *** 社会问题协作和解决能力的欠缺 X X *** 不切实际的自尊 X X * 态度不端正/对异常亚文化的认同 X X *** 生活方式因素 毫无的休闲活动 X X ** 大众媒体的暴力信息 X X X ** 酗酒 X X *** 药物滥用 X *** 毒品贩卖 X *** 携带武器 X *** 其他有害健康的危险行为 X ** 职业困难/失业 X ** 社区/邻里因素 贫困家庭/问题家庭集中 X X ** 无秩序社区 X X * 易获得武器 X X * 暴力和毒品的环境 X X **注：PB=产前/生育；EP=童年早期/学前（0-5岁）；MC=中学（6-12岁）；AD=青少年时期（13-18岁）估计效量值：*非常小，几乎无关；**较小有效性、有一些关系；***中度有效和中度相关生物和生理社会因素虽然学者们在研究反社会行为理论时，经常忽视生理因素产生的影响，但不可否认，它仍旧是问题行为产生发展过程中的基本因素（Raine1993；Rowe1994）。另外，基因因素也显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大多文化背景下，男性往往面临着更高危的严重侵略性行为特征，而且只有一部分归因于社会习得理论（Hyde1984；MilesandCarey1997；Moffittetal.2001）。即使在同性的反社会行为程度上，基因因素也有着很大的影响（Harris1995；MasonandFrick1994）。基因在个体脾性和认知能力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证明了基因与侵犯行为和不端行为密切相关（Plomin1994；Raine1997）。在稳定的反社会行为中，大约40%的个体内部差异的成因能追溯到基因。然而，基因组只是划分出了对可能行为所进行描绘的范围（显性）。基因是在生长环境、先天特征和后天养育中相互作用而对个人进行发展性的塑造的。比方说，社会家庭因素的基因组成在多种方式中进行运作：（1）除了基因，孩子能从父母处遗传环境对个体的影响；（2）父母会对在基因影响下的孩子的品质有影响；（3）年长一点的孩子可能寻求适合其基因类型的工作（Pikeetal.1996）。在母亲怀孕期间，来自环境因素对胎儿的影响已经被研究人员们发现了。婴儿的神经-心理发展会因为母亲酗酒而受到影响（胎儿酒精并发症；ConryandFast2000；Steinhausen,WillmsandSpohr1993）。吸烟的孕妇也会使其后代暴露于中毒环境，从而影响其神经-生理发展和未来的反社会行为（Fergusson,WoodwardandHorwood1998；Koglin2003）。然而，这样的影响或多或少也是和家庭因素相关联的。比如说，在怀孕期间吸烟的母亲多来自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所受教育程度也低，因此，在怀孕期间面临更多的危险（Koglin2003；Raine1993）。生育时的并发症和产后缺乏情感支持、鼓励或营养，都会造成长远的生理危险（Hodgins,KratzerandMcNeil2002；Koglin2003；Raine,BrennanandMednick1994）。同样的，这也不是唯一的成因，毕竟还要和社会因素联合起来考虑。比如说，结合社会因素，如父母拒绝、贫困或者家庭动乱时，怀孕和生育并发症对儿童的社会行为也有影响（Brennan,MednickandRaine1997）；反之亦然，诸如很少受到关注也与生理因素有关系（Plomin1994），就像和主要抚养者的分离也对婴儿的大脑发育和情感归属造成损害（Kraemer1997）。一些儿童过于冲动的性格以及不能从负面经历中吸取教训也和生理倾向有关。比如说，反社会行为突出的孩子的脉搏速率比常人低，神经刺激反应和脑电图速率则更慢（e.g.Farrington1997b；Raine1993）。低兴奋点表明对刺激的更大需求（如寻求刺激，敢于冒险等），对惩罚更不惧怕，事件规避能力更弱（Eysenck1977；Zuckerman1994）。另一个因素可能是和雄性激素、荷尔蒙和睾酮的浓度有关。较高浓度的睾酮可能既是人类侵犯性行为的成因，也是结果（Archer1991）。虽然侵犯行为和睾酮浓度之间的关系在成年人中已经被广泛证实，我们可能期待其至少在个体的青春期之前已有影响（Tremblayetal.1997）。青春期发育早本身便是一个因素，尤其是对女孩子而言（StattinandMagnusson,1990）。由于女孩们提前发育，她们与行为不端的男孩们和群体接触得更多；而相对的，她们也更早地脱离问题群体。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在生理脆弱性中扮演着长远的角色，并可能和睾酮一起在青少年期发挥作用（Tremblayetal.1997）。鉴于焦虑的、离群的儿童体内有更高的皮质醇浓度，他们和反社会行为的关系便更加复杂（Laheyetal.1999）。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我们发现焦虑的和离群的儿童的唾液中，皮质醇浓度尤其高；相反的，在具有过度侵略性行为和过度情感冷漠的儿童群体中，其浓度相对较低。对于年轻人的反社会行为和荷尔蒙或神经递质活动的关系的相关研究比较少（SusmanandPonirakis1997；Tremblayetal.1997）比如说，有些研究表明，减少的或不平衡的神经递质血清素浓度在反社会行为中也有着作用（afKlinteberg1998,2002；Schallingetal.1988；Virkkunenetal.1994）。然而，和基因因素倾向一样，这是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Caspi及其同事（2002）发现：特殊的基因因素在分解血清素中产生单胺氧化酶（MAO），和一个孩子遭受家庭虐待有很强相关性。对这种先天-后天的相互影响的研究，可能为采取预防措施提供全新的方法，从而有效干预这些暴露在危险因素之下、尤为脆弱的孩子们。家庭特征与养育尽管家庭因素在反社会行为的发展上的影响有时会受到质疑（e.g.Harris1995），但是这方面的危险因素在长久以来的研究中已被充分证实（e.g.LoeberandFarrington1998,2001）。与普通家庭相比，有严重反社会行为儿童的家庭必须解决更多的家庭结构问题和多种缺失问题。他们更为穷困，社会经济地位低下，青春期恋母情结强，有单亲家庭经历和低学历的父母（Farrington1998；FergussonandWoodward1999；Hawkinsetal.1998）。那些依靠社会福利救济，家庭组织相对庞大的被社会边缘化的少数群体，往往需要面对失业，被社会孤立和其他的压力（Elliott,HuizingaandMenard1989；Farrington1989；Hilletal.1994）。他们的父母会有更多的反社会行为、药物滥用行为乃至其他心理失常问题（Farringtonetal.1990；Hawkinsetal.1998；Tremblayetal.2004）。上述因素多将儿童置于遭受虐待的危险环境之中（Jeyarajah-Dent1998；Hagell1998）。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交流和儿童抚养方式尤为重要。很多性格冲动的家长和儿童之间有着不和谐和争吵，这样就造成更多的离家出走、离婚和抚养权变更的情况（Elliott1994；Hawkinsetal.1998）。家长对儿童关爱不够，缺少情感投入（Kolvinetal.1990；McCord1979）。他们更多的是使用体罚或者其他或轻或重的不同惩罚方式教育子女（Farrington1992,1998；Frick1998；LoselandBliesener2003；LoeberandStouthamer-Loeber1998；McCord1979；Patterson,ReidandDishion1992）。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抚养期间的种种不足比其他次要问题造引发的后果更严重。举例来说，儿童受到虐待和被父母忽略对反社会行为的形成是非常危险的因素（BenderandLosel2005）。但是，严格来说，这种暴力的循环并不是密闭的（Oliver1993；Widom1989）。来自被虐待环境的儿童只有大约三分之一变得非常具有攻击性；同时，也有一些有攻击行为的儿童的家庭是没有家庭暴力背景的。基于社会习得理论，具有上述特征的家庭对儿童的攻击性行为的产生影响很大，并且有强化作用，这导致了个人认知意识对攻击性行为的偏好（CrickandDodge1994；Huesmann1997；Loseletal.inpress）。当外部控制缺少或者强化时，这些儿童的自我控制能力便会下降（Losel,TomanandWustendorfer1976）。当家长对儿童的管制权变弱时，他们对之前儿童所犯的错误的反应就会变成拒绝、缺乏耐心、有攻击性或是动摇（Pattersonetal.1992；Rutter1990）。于是，儿童就顺应这样的抚养模式，同时也产生了内心的压抑（Pattersonetal.1992）。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儿童归属感低下的可能性更大（Ainsworth1991）。回避的、害怕的、强制的、紊乱的情感归属行为可能更为频繁（FagotandPears1996），并对未来的社会关系和应对能力的发展也造成不利影响（Cassidyetal.1996）。很多单独的家庭特征在儿童问题行为方面只能解释无数可能中的一小部分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seeHawkinsetal.1998；LipseyandDerzon1998；Losel2002）。然而，这些影响累积在一起则最终引发了多重问题，并切实地增加了危险。儿童早期人格和行为问题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影响儿童性格气质和认知能力的形成，对形成与反社会行为也有影响。这包括了冲动、亢奋、注意力问题、情绪不定、发育缓慢、语言障碍和相对的完全低智力问题（Farrington1992,1998；Hawkinsetal.1998；LipseyandDerzon1998；Moffitt1993；Rutter,GillerandHagell1998）。精神病理学倾向于把问题归结于大脑在执行抽象思考、目标性指向行动和自我控制（MoffittandHenry1991；Seguinetal.2004）；尽管如此，很多高危儿童并没有表现出主要功能损伤或是能力减弱、抑或智力缺陷等和正常人平均水平有显著区别的症状（Rutteretal.1998）。注意力不集中症和反社会行为只有中度的关联性（Loeberetal.1998a）。这种病症有多种小的体现，不该将之与上文中的两种外部危险因素过度结合（Seguinetal.2004）。在与社会背景因素进行互动的背景下，儿童易受感染体质再次被考虑进去。然而，举个例子来说，家长们经常会处理儿童不易相处的性情，学习上遇到的困难和一些细微的反社会行为，这个在儿童抚养时期存在的消极循环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当家长们自身有社会或个人问题时，上述的问题行为会更迅速地在孩子身上发生和发展（Rutter1990）。同样，有必要假设不只是危险因素的累积，基于儿童个性特征的不同模式也发挥着作用。举例来说，Frick（1998）发现典型的社会化缺陷和认知功能形式只是不端行为演变的途径之一；还有第二种是对于麻木的、没有同情心的，而且成年后有精神分裂倾向的小部分儿童的演变解释（Lynam1996）。还有一些有攻击性行为的个人看起来相对不冲动，不过度活跃，社会化程度更低且更加内向和孤僻。那些“过于受限的敌意”的人很有可能与神经过敏的群体有关（seeBlackburn1993；WhiteandHeilbrun1995）。这些敌意只有当冲突升级才会激发暴力从而导致严重后果。在社会环境中，由此引发的性质严重的暴力案例在其突然爆发之前，没有明显的攻击性征兆。与学校相关的危险因素与学校相关的反社会人格的发展既有学生个人因素，也有社会环境因素。认知能力的缺陷、多动症、情绪易冲动等因素使得学生不能很好地适应学校的学习和生活。同样的，这些因素也会导致学业表现差、留级、辍学等情况的发生（Hawkinsetal.,1998；McCordandEnsminger1997；Moffittetal.1996）。而与此相伴的，便是学生对学校缺乏感情，没有学习动力，师生关系不好，逃课等反社会行为的重要体现（Hawkinsetal.1998）。与学校有关的风险因素还和家长的态度和行为有关。有反社会行为倾向的家长缺乏对学校教育的期待值，对子女的校园生活也没有兴趣（Farrington1992；Stouthamer-Loeberetal.1993）。 不过，与学校相关的形成反社会行为的风险因素，不仅仅源于个人和家庭特征，它同时也可能归结于学校本身。与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相反，班级的平均规模、学校的规模和建筑风格对反社会行为的形成几乎没有影响（LoselandBliesener2003；Olweus1993）。反而是校园生活、学校和教室氛围等因素，对学生的影响更加显著。一个学校如果在组织方面、教学结构方面做得不好（如：对学校教学价值观的树立缺乏重视，学校教师没有模范作用，校园冲突多，学生的低参与度和低责任意识等等），都会增加学生出现反社会行为的风险（e.g.Gottfredson2001；LoselandBliesener2003；Mortimore1995；Rutteretal.1979）。更重要的因素是，在一个学校或一个班级里集聚着有喜欢攻击的、行为不端的学生（e.g.kellametal.1998）。如果很多学生有相同的问题行为，这就有可能对学校的氛围产生负面影响，并强化学生的不良习得。同伴群体因素同伴群体对反社会行为的影响尤为重大（Harris1995；Losel2003a；Thornberry1998）。和其他的危险因素一样，对同伴群体的文献回顾表明，随着时间的变化，此因素和其他因素密切相关并且相互作用。有攻击性行为的儿童往往容易被他们表现正常的同伴所拒绝（CairnsandCairns1991；Parkeretal.1995；Pattersonetal.1992）。因为同伴拒绝，也因为其他原因，这些行为不端的儿童会频繁地参与到攻击性行为盛行、暴力活动普遍的团伙中去（Elliot2004；ReissandFarrington1991；Thornberry1998；Tremblayetal.1995）。这样的青少年被同伴视作榜样，并常常地袭击他人、参与不良活动、滥用药品、贩卖毒品、态度不端，还会形成及时行乐、满足短期欲望的生活方式（Jessor,DonovanandCosta1992；LoselandBliesener1998；Tremblayetal.1995）。更严重的情况是这些青少年加入了青少年团伙犯罪组织（Thornberry1998）。一直以来，青少年犯罪团伙在北美十分普遍，并且近几年来不断地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Klein1995）。在欧洲，青少年团伙与移民和种族问题密切相关（BMIandBMJ2001）。参与到犯罪团伙的青少年不仅选择了这样的社会环境，而且深受影响。他们已经表现出对攻击性行为和不端行为的个人偏好，并很难再融入到其他群体中去（Losel2003b；Thornberry1998；Tremblayetal.1995）。另外，不良群体还有一个强化作用，即导致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升级，特别是在团伙中。家庭压力巨大、家庭存在子女抚养问题、学业成绩不佳、呈现早期的反社会行为、同伴拒绝、所生活的社区秩序混乱且被边缘化、接触有类似成长背景的人的青少年更容易加入犯罪团体，并成为其一员（Thornberry1998）。在这里，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对不同领域的危险因素应该要综合起来分析，不能孤立地对待。社会认知与态度人们在家庭、朋友、学校和大众媒体中所经历的暴力会致使人们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更倾向于暴力（CrickandDodge1994；Huesmann1997；Loseletal.inpress）。早在学龄前，有暴力行为倾向的孩子在处理社会信息的过程中，即表现出与其他正常同伴的不同之处。例如，他们更频繁地把与同伴之间的相互接触意图理解为有敌意的行为。他们更难站在他人的角度看待动机和体会感觉。相反，他们会以自我为中心。在他们的大脑里有着更多的具有攻击性的反应模式，他们倾向于乐观地估计暴力行为带来的后果，而他们却不具备相对高的、处理非攻击性行为的能力（e.g.CrickandDodge1994；LoselandBliesener2003）。这种信息处理过程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们对外界环境主观的暴力反应结果。社会信息处理机制也可以作为联系大众媒体暴力与暴力行为的机制。研究表明，媒体对已有暴力倾向或情感冷淡的儿童有不良影响（Bushman1995；HuesmannandMiller1994）。显然的，在一些情况严重的个案中，儿童或青少年会直接从视频或其他媒介中模仿严重的暴力行为（Glogauer1993）。然而，暴力的更深层因素和罪恶的根基在于他们对暴力行为的习惯、无人性主义的内化和对暴力倾向认知机制的巩固（HuesmannandMiller1994；Selg1990）。正因为这些潜在因素，儿童在遇到困难情况时更容易反应过激。反社会的年青人们通过社会经验和自我强化认知过程，形成了那些能促进他们表现出不端行为的态度和价值观。例如，他们比常人更能够容忍不端行为，更支持暴力行为，对传统的成就价值观缺乏认同，对现有组织机构报以更强的敌意（GottfredsonandHirschi1990；Jessoretal.1992；LoselandBliesener2003）。而群体氛围更是鼓励了这种态度。那些参与行为不端者派系和团伙的青少年逐渐地形成对亚文化的自我认同（Thornberry1998）。当然，青少年的不端态度也不能总被视作消极的，因为这也是他们个人成长过程中，从家庭中独立并形成自我认同感的必经阶段。攻击性行为轻微的青少年们也在父母家庭和同伴之间摇摆不定（LoselandBliesener2003）。尽管如此，如果青少年专一地认同不良群体和亚文化，那显然还是过度了。自我评价和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相对复杂。一些儿童和青少年尝试通过表现不端态度和行为来提高自尊心。然而，与普遍认同的观点相反，在实证研究中，低自尊心和反社会行为之间没有持续性的关系（LoselandSchmucker2004）。尽管一些有侵略行为的儿童经历着自我价值认定的过程，但还是有一些亚群体也表现出过分正面的、不切实际且过高的自我形象认知（Baumeister,SmartandBoden1996）。一旦这种脆弱的自我形象受到侮辱或破坏，很有可能导致倾向于接收侵略性信息和导致暴力的反应行为。异常的生活方式异常的团体和亚文化促使了无组织的娱乐消遣活动的发展。酗酒、药品滥用、飙车、滥交等其他有害健康的活动都与反社会行为有关。在许多行为异常的青年人中，上述的这些行为导致他们在很多方面出现问题（Jessoretal.1992；Junger,TerlouwandvanderHeijden1995；LoselandBliesener1998）。中庸地讲,这种情况对于一般青年人而言也很典型，且不同的行为举止不一定在同一时间发生。然而，大多数情况严重的案例中，反社会行为往往伴随着药品滥用情况（LoselandBliesener1998）。毒品或酒精对人的影响，和在学习或工作中表现平平带来的压力的影响一样，反而会增加犯重罪的几率。随着犯罪的进程，加上受到社会玷污和排挤，这些都导致他们失去更多社会提供的机会，并强化了他们的犯罪动机（HermannandKerner1988）。在青春期晚期和成人期早期，许多习惯性的反社会者们都面临着就业困难。他们不能完成职业培训或者在中途退出（Goppinger1997；SampsonandLaub1993）。因为教育程度低，有时甚至有阅读、写作和算术障碍，他们的就业机会就更少了。即使他们暂时获得工作，那些缺点也使他们只能胜任短期的、变动的、且无需职业资格认证的工作。在一些案例中，失业引发了一些人的不良行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失业的影响也是相对的（Farrington2000）。因此，失业这一因素应该与青少年的动机结合起来分析。这一点从为具有反社会行为的青少年提供就业计划的低成功率来体现（LipseyandWilson1998），他们对提供的就业岗位的拒绝态度更坚定。自然的，当全国或区域性失业率也居高不下时，他们的就业问题便更加突显了（Shermanetal.1997）。当一个青年人具有如此典型的、长期的、严重的反社会行为时，问题会一直延续到成年时期。虽然犯罪生涯会随着时间逐渐结束，但其他问题将相继出现，如酗酒、长期失业、精神疾病以及家庭暴力等（Farrington1989）。这样的生活方式以及基因的遗传，反过来会成为对下一代的威胁。然而，同样的，这样的循环也不是封闭独立的（BenderandLosel2005）。社区里存在的不良因素在个人、家庭、学校和朋友圈内的危险因素会与更宽泛的社会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尤其包括那些彼此之间联系冷淡的邻里（seeCatalanoetal.1998；Eisner2001）。在这样的社区中，很多人都穷困不堪，依靠社会救济生活，到处充满了暴力、酗酒、吸毒现象，并且很容易获得武器（SampsonandLauritsen1994；Thornberry1998）。在这样的环境下，侵略行为、暴力行为、不端行为和药物滥用行为十分普遍。尽管将家庭特征和个人性格因素从这样的社区环境因素中剥离十分简单（Oberwittleretal.2001；WikstromandLoeber2000），但还是要综合考虑单独作用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有趣的是，和睦的家庭关系可以减弱暴力环境带来的不良影响（RichtersandMartinez1993）。而一个良好的环境则可以提供一种缓冲，来降低那些有不良家庭背景的人们的犯罪几率（Kupersmidt,BurchinalandPatterson1995）。由此可见，一个混乱的社会环境会滋生出反社会行为，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家庭压力和个人问题的年青人，他们多在青春期形成不良行为问题而非儿童时期（WikstromandLoeber2000）。而对于另一些来自边缘化的家庭并较早即表现出反社会行为的孩子来说，周围社区邻里对他们的影响便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结构化风险评估工具以上总结的因素已被用于结构性危险评估量表的开发，目的是旨在提高临床预测的有效性。这些量表包含的评估项目大多来自文献回顾、犯罪学理论和临床考虑（FarringtonandTarling1985；LeBlanc1998）。项目总结可以形成总危险指数，同时也可以揭示特定的危险模式（例如：主要是家庭或子女因素）。这些工具用于检查、深入评估和进行有关危险因素的管理（例如：决定儿童安置或设计具体的干预）。它们也可用于对干预项目作出不同的评价。测试者的年龄和性别、目标群体中的问题严重程度、理论和实证的基础、所遭受的危险因素的影响和数量、评估过程、评估所需时间、信息来源、评估机构环境和管理机制等等方面的不同，也会使评估工具随之调整（e.g.HogeandAndrews1996；LeBlanc2002）。尽管许多评估工具已经设计好并应用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e.g.Achenbach1998；Barnoski2002；Borum,BartelandForth2002；Hoge,AndrewsandLeschied1996），越来越多的则是运用于对社区和临床环境的早期评估（Augimerietal.2001；Beuhring2002；Corrado2002；Doreleijersetal.2002）。一些量表重点关注特殊领域的风险。例如，早在50多年前，Glueck和Glueck（1950）就已设计出研究小规模家庭危险因素的量表。其他量表，如重新修订之后的《精神病大全——儿童和青少年版》​（Hare2001），就重点关注对青少年个性特征的分析（Forth,KossonandHare2002；Frick,BodinandBarry2000）。大多数量表包含来自各方面的危险因素（如个人、家庭和邻里）。风险评估工具必须符合一些方法和实践。为了满足客观性和可靠性标准，对项目内容和评分标准必须进行明确的阐述。在复杂量表的应用之前应该进行系统的培训。量表必须在信息的广度和经济之间找到契合点。当在大群体中筛选时，最好采用逐步门阶应用程序（Loeber,DishionandPatterson1984）。评估项目应该涉及多种情况下的行为表现和使用多个独立的信息来源（Achenbach,McConaughyandHowell1987；Loseletal.2005）。他们不但要利用静态的危险因素，也要利用能通过干预措施改变的动态的危险因素。有关风险的信息应有防预因素和防预强度的数据作补充，然而这很少见（e.g.Borumetal.2002）。虽然评估量表要特别根据目标群体的年龄和性别而制定，但同样也要能和不同群体在不同时间段里的评估结果进行系统比较。在许多国家，需要考虑文化上的差异（CookeandMichie2002）。为避免耻辱、数据保护和其他问题的违规现象，法律和道德方面的问题也需要加以整合（LeBlanc1998）。最后但也同样重要的是，评估量表在研究、使用过程中的有效性需要时时进行跟踪。下面，我们将介绍两份危险评估量表，它们创立的程序科学，并且也与临床有关。其余一些可能对实践人员有特殊用处的量表将会在Tiffin和Richardson一章中作介绍（附录1）。早期危险评估量表男孩的早期危险评估量表（EARL-20B,Version2；Augimerietal.2001）是在加拿大多伦多厄尔斯科特儿童和家庭中心对12岁以下男孩的外联项目（ORP）支持下发展的（Howell2001）。该项目包含了早期反社会儿童及其家庭的各种特征。开发、测试和修订EARL-20B，来满足对高危儿童进行早期诊断和区别安置的需要。由于某些危险因素不为两性所同时适用，一个专门针对女孩的特定评估量表应运而生（EARL-21G，Leveneetal.2001）。两种列表都来源于有关对12岁以下儿童侵犯和暴力行为的实证研究文献及临床经验。它们关注6岁至12岁之间的危险因素，但也已尝试向更年幼和更年长组别进行扩展。量表的结构和这个研究小组其他有名的、用来分析暴力行为（HCR-20；Websteretal.1997）和暴力性行为（SVR-20；Boeretal.1997）的风险评估设计有相似之处。为了实现其透明度和客观性，每个项目都有准确的定义，并以三分制的形式进行计分。正如图表3.2所显示的，项目结构可分为三个领域：家庭，儿童和响应度。各项试验研究表明，这一量表既可靠又有效（Websteretal.2002）。然而，更多长期的、大规模的评估仍然是必需的。图表3.2男孩早期危险评估量项目（Earl-20B,Augimeriet.al.2001） 家庭（F） 儿童（C） 响应度（R） F1家庭环境 C1生长发育问题 R1家庭响应度 F2抚养者的固定性 C2开始出现行为异常 R2儿童响应度 F3支持 C3虐待/疏忽/创伤 F4压力 C4多动症/冲动/注意力不集中 F5父母抚养方式 C5喜欢程度 F6反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 C6同伴社交影响 C7学业表现 C8邻里关系 C9与权威力量的接触 C10反社会态度 C11反社会行为 C12处理事务的能力 Krakow危险评估量表此量表是由加拿大温哥华市的西蒙佛斯大学的学者专家们设计（Corrado2002；Odgers,VincentandCorrado2002），并在波兰克拉科夫市举行的NATO高级研讨会上最终被确定。这份量表内容涉及广泛，是实证研究和临床实验结果的汇合。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区分了每个儿童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特征，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测量标准，分为出生、童年早期（0-5岁）、童年中期（5-12岁）和青少年期（13-18岁）。以童年中期量表为例，除了有在此特定时期出现的危险因素，还包括出生阶段和童年早期阶段的危险因素。有时，一个评估项目的名称会随着年龄变化而变化（比如出生阶段涉及的是“亲生父母”，在随后的发展阶段则是“抚养者”）。所有的项目都描述清晰，基于每项的准确信息和数据资源，根据不同程度分成三个级别。第二译码表明每个案子中最重要的一些项目。情况最严重的儿童需要被最高强度的干预措施所关注。危险评估项目共分为五个部分：环境、个人、家庭、干预措施和外部行为。图表3.3总结了该量表对不同年龄阶段儿童进行评估的内容。图表3.3Krakow危险评估量表（Corrado2002；Odgerset.al.2002） 环境 家庭 E1助产混乱乱（PP） F1青春期少女怀孕（PP） E2母亲在怀孕时药物滥用（PP） F2母亲/双亲处理事务能力（PP） E3社区混乱（PP） F3父母反社会行为/态度（PP） E4家庭社会经济地位（PP） F4家庭支持（PP） E5住房稳定性（EC） F5家庭冲突/家庭暴力（PP） E6对暴力环境的接触（EC） F6兄弟姐妹不端行为（EC） E7同伴影响（EC） F7无效的父母管教（EC） E8学校环境（EC） F8早期抚养者的分离和依附（EC） 其他环境因素（PP） 其他家庭因素父母教育背景和IQ（PP） 家庭结构/单亲家庭（PP） 个人 I1出生时缺陷（PP） 干预措施 I2父母精神病史（PP） IV1前期干预措施（有针对性的）（PP） I3执行力机能障碍（EC） IV2干预措施的可介入性（PP） I4习惯性的低兴奋点（EC） IV3家庭对干预措施的反馈（PP） I5认知能力障碍（EC） IV4儿童对干预措施的反馈（EC） I6个性障碍（EC） OtherIV其他干预因素（PP） I7其他精神病（EC） I8反社会态度（EC） 外部行为 I9处理事务能力障碍（EC） EB1日常行为问题（EC） I10学业表现（EC） EB2暴力和侵略性行为（EC） 其他个人因素（PP） EB3药物滥用（MC） EB4日常违规行为（MC） EB5其他外部行为（EC）注：PPPre-Perinatal及之后；EC童年早期及之后；MC童年中期及之后 由于Krakow量表相对较新，其预测的有效性有待将来进一步的验证。根据我们对幼儿园儿童的发展和干预研究的初步数据（Loseletal.2004）显示，在母亲围产期之前的数值和童年早期的数值，和几年后的反社会行为之间都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并且童年早期的数值的相关性相对更高一些，大约在0.20至0.40之间变化（由调查持续性时间和结果评价决定）。这样的效应值十分典型。除了先前的反社会行为，其他绝大多数单独项目的预测和行为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很小（r=0.10至0.20之间；Losel2002）。几乎所有的预测项多多少少都相互关连，而性质恶劣的案例的低发生率也限制了更近一步的预测。因此，0.40至0.50或者大约20%变化率的相关性在早期对反社会行为和暴力行为预测中是典型的上限值域。毫无疑问，这样的效应值是不重要的，因为它们证明多于80%的案例是能被预测为有相关性的（Hawkinsetal.1998；LipseyandDerzon1998）。虽然有很大一部分结果被证明是假阳性和伪阴性的，但是早期的危险评估是不同的防预因素和干预措施得以实施的基础。防预因素和干预措施自然的，上述提及的预测评估项目无须在一个独立案例中全部显示。话虽如此，但其不断积累还是伴随着危险因素的增加，并在长期的消极发展中产生（Farrington1997a；Hawkinsetal.1998；LoselandBliesener2003）。反过来说，正面的特性和经历在一些领域中也会破坏负面的反应。尽管这可能是长期干预措施造成的结果，但是这也可能在自然发展环境中产生。当年轻人接收到防预信息时，他们可能通过积极的社会发展来代替高危的反社会行为，或是在经历了一段艰难期之后改正了问题行为。这个原理表明，此类干预方法比危险评估更少为人们所研究（e.g.LoselandBliesener1994；SampsonandLaub2003；WernerandSmith1992）；而若要在这一领域开展充分的研究设计也更困难（LoselandBender2003；Luthar,CicchettiandBecker2000）。当然，人们可以猜想在图表3.1中，所罗列的危险变量的反面即是积极发展和改造的变量。然而，真正的防预作用需要抵消高危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运用中和的方法；Rutter1985）。现有的研究表明，有些因素能够防预反社会行为所带来的危害。图表3.4罗列了一系列已经被证明有效的、源于个人力量或社会资源的防预措施（详见LoselandBender2003）：图表3.4：关于严重反社会行为防范措施的多方例子 生物的/生物-社会 没有行为异常的亲属、没有基因易损性倾向的、高生理兴奋点的、神经正常的和荷尔蒙功能正常 在怀孕及围产时期 母亲无酗酒习惯、母亲怀孕期间不吸烟、无出生并发症 孩子的个性 性格随和、自制力强、自我意识弹性强、智力正常、口头表达能力正常、规划未来、自我控制、具备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受害人自我保护意识、情感依附安全、有罪恶感、有学习和工作动力、有特别的兴趣爱好、抵制毒品 认识能力和态度 没有敌意、没有攻击性行为、对攻击性行为持反对态度、在亲社会化中自我认同、无不正常的信仰、基于现实的自尊自信、具备一致性 家庭 没有贫困、收入稳定、家庭和睦、被家人认可、父母监督到位、具备连贯性、正面的学习榜样、关怀持续、无明显弱点、可以得到社会支持 学校 成就感和团结，有侵犯性行为的学生数量少，有完善的接纳、体制和监管的校园氛围 同伴 无行为不端的同伴，有来自亲密的、亲社会的朋友的支持 社区 不被边缘化，生活在融合的、无暴力的社区环境，有专业人员援助 环境 保护目标强化、被害人援助服务、社会控制 法律 有效的枪支、毒品管理政策，有效的刑事司法干预措施 文化 低暴力、传统的道德价值认同、羞耻-负罪感指向、媒体暴力信息少与危险因素一样，防预因素也有累积效果（Stattin,RomelsjoandStenbacka1997）。在和其他特征的进行特殊合并之后，防范因素也同时发挥着危险的和防预的功能。比如说，Bender和Losel（1997）发现尽管社会支持在保护有较低反社会倾向的高危青少年中发挥了作用，但是它也同时会加重那些已经有不端行为的青少年的问题。当审视危险因素和防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时，进行不同方式的阐述，并质疑“是什么样的危险诱因，又是什么样的保护因素”总是必须的。比方说，焦虑和社会回避对于反社会行为是防预措施，但这可能增加焦虑症的风险和造成其他个人问题。防预效果越低，则个人失范行为和社会混乱的影响持续越长，专业的防范和干预项目需要来弥补自然资源的缺陷。许多研究表明，在早期发育阶段实施防范和干预措施能够有效预防反社会行为的发生、发展（e.g.FarringtonandWelsh2003；Kazdin1998；Losel2005；LoselandBeelmann,2003,2005；TremblayandJapel2003；Utting2003；亦可参考本书第九章）。但是，整体的效果微弱或者适中，而所得的结果差异很大。由于存在很多不同的危险因素，针对多种危险因素进行防范的多模式干预项目是最有效的。以儿童技能培训项目为例，在解决非侵略社会问题过程中，我们发现社会认知项目所传授的认知思维和行为技能的效果最为明显（LoselandBeelmann2005）。结合了父母-孩子共同培训的家庭导向型项目也相对成功（问题行为防范研究小组2002；Tremblayetal.1995），而具有多重目标定位的单亲母亲家访（Oldsetal.1998），学龄前儿童的学前强化项目和相关的父母咨询项目（Schweinhart,BarnesandWeikart1993），还有多系统化的治疗项目等也都有一定效果（Henggeleretal.1998）在儿童已经表现出问题行为时，儿童-家庭导向型的项目有更显著的实际运用效果（预见性的预防）。儿童的年龄对防预结果的影响不大（FarringtonandWelsh2003；LoselandBeelmann2003），这消除了太早或太迟采用保护性防预措施的顾虑，是鼓舞人心的。因此，在青年人治疗项目的文献回顾中我们反驳了“没有什么有用”主义是不正确的（LipseyandWilson1998；Losel1995；McGuire2002）。理论上来说，构建好的、有良好的认知-行为体系的、社会性治疗的而且多种模式结合的家庭导向型项目有光明的应用前景。有效的治疗项目和防预项目的内容看起来十分相似（Losel2005）。因此，除了比较防预和治疗项目，我们还需要找到并整合出哪些方法在处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处理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上有效，这和对在儿童发育的不同年龄阶段出现的、多种危险因素的讨论一样，都是今后研究的重点。结论许多有暴力行为或有其他严重反社会行为的青少年表现出问题行为发生早、持续性强的特点。许多因素加剧了这样的危险，同时也促进连锁反应并使反社会行为成为习惯。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生理易损性、脾性特点和神经心理缺陷；童年早期的问题行为、家庭结构性问题、家庭经济问题、家庭压力大、不和睦、被父母虐待/忽视、父母抚养方式不正确等；学业成绩差、逃学，校园氛围不佳；青少年对行为异常的团体的认同和依附，其反社会性的生活方式，还有便是生活在贫困和暴力社区等。虽然大多数的单一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很小，但它们的积累则会增加问题的严重性。自然的保护因素和专业的干预措施可以通过减少特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