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会乡愁现象蔓延

大都会乡愁现象蔓延 一线城市白领面临去留两难 大都会乡愁现象蔓延 一线城市白领面临去留两难 2010年03月19日 09:53南方日报 核心提示 记者2月25日在《南方日报》深读版刊发的稿子《一个经济记者的西行漫记》成为朋友相聚时的热门话题。谈话往往是围绕东部—西部、故乡—新城的生活现实展开，结束于新广州人萦绕的感慨甚至是伤感中。 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共鸣不仅仅来自记者这样的普通白领中。一些已经在这个都市中有着令人羡慕地位的成功者，一些已经处于企业中高层领导岗位的人，也纷纷卷入谈论的话题之中。 记者发现，这种一线城市中的“大都会乡愁”，不仅仅是一种情绪。 优越感、归属感、安全感齐齐消褪，都市光环黯然失色，压力大、强度高、焦虑多一同抬头，返乡潮暗流涌动。一种苗头正在出现。 记者试图捕捉一线城市新移民寻常生活中的细节与情感，倾听大都会居民“更有尊严”的诉求，更窥视经济、城市结构和人群迁徙的“青萍之末”。 “回乡发展”开始成为一些一线城市新移民的选择，是什么让他们从大都会“退潮”？这种人口流动将带来怎样的经济、城乡格局变化？呼唤怎样的应对政策？ 流动 “毕业回乡的同学风生水起，自己倒在外面看不到出路” 记者在西部的调查中，发现农民工返乡潮开始出现，很多人结束打工生活选择“回家乡发展”。然而，在一些一线城市，“回乡发展”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农民工的层面，也开始席卷都市新移民的白领阶层。 日前，记者的朋友郑婷前来辞行，决定辞职回老家发展。 她三年前毕业的时候，汕头有一份公务员的职位等着她，但面对大都市的诱惑，她最后选择留在广州。尽管随后换过几份工作，但工资总在三千左右徘徊，租一个小屋，过着不算宽裕的都市单身女孩生活。 郑婷说，从2年前开始，每次换工作都在想需要不需要回去发展。今年回家感触很深，之前一起毕业回家的同学已经开始混得风生水起，小日子过得不错，反观自己倒在外面看不到出路，考虑再三，就决心回家了。 郑婷只是一个个案，却折射着新广州人内心的踌躇和现实中的尴尬。正如经济学理论中说的，任何现象都有其背后的经济学动因，“回家发展”必然有其社会的大经济变革的力量推动。郑婷给广州留下的背影，投射的则是经济大变革导致个人生活变化的缩影。 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内陆，落后地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迅速跟进，很多中小城市跟一线大城市的生活差距逐渐拉小。两相比较之下，大城市生活的压力和艰辛显得尤其清晰，勾动了大都市闯荡的人们那根思乡的神经。 这种乡愁在新移民群中的滋长，在同乡聚会的餐桌上热议，一旦获得等同的工作机会，甚至变卖已经购买的房子，离开曾经打拼的都市回家乡发展。 而那些刚毕业、等待在城市立足的年轻人，则更没有羁绊，在艰辛的现实下面出现了“临时看看随时走人”的态度观望。 而这其中被称做“蚁族”的一群，则因生活在大都市边缘，更倾向于“爬离”大都会。在本报关于广州“蚁族村”的调查中，化名“七夜”的年轻人用那句诗意而有点伤感的话感慨:“在这个世界上，重要的不是你站在哪里，而是你正朝着什么方向移动。”而他的方向，已经朝着某个二线城市，安家落户。 这种现象不仅仅只出现在广州。 在北京，我们的媒体朋友讲述了在北京生活了12年的白领余娜的故事，她在2009年底举家“逃离”北京迁往成都，她将中产人群逃离一线大都市归结于，户籍制度、房价畸形、区域经济不平衡等因素。 记者的同事小吴2006年从南京大学毕业。春节前后，在朋友圈里，她已经连续收到七八条朋友离开大城市返回二线城市的消息，这之中有在北京工作的，有在上海工作的，有在广州工作的，也有在深圳工作的。 迁徙 从当年的“百万大军下广东”到如今的“回乡发展” 从经济观察者的眼光来看，这股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以背井离乡的移民生活的一次再审视，是对改革开放带来人才跨区域流动的一次大规模反思，是对“经济潮流挟裹人生变迁”的一次“反攻倒算”。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结束整整20年，伴随着“分配工作”和“铁饭碗”制度的打破，中国经济在沿海地区出现了长足的发展，各种人才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一场席卷全国范围内的人才流动革命从东到西席卷整个中国。 “出去闯荡”一时成为从民工到大学生的时髦词汇，“百万大军下广东”、“闯深圳”、“闯珠三角”、“闯长三角”……一时间，哪里的经济最热，人才就流向哪里。 最初的流动是下海经商，从政府流向企业和个体开发户；接着是“打工潮”的形成，农民工从西向东大规模流动，春运随即出现并且给铁路日益形成巨大压力；最后的流动则是大学毕业生层面的闯荡，落后地区的毕业生纷纷离开养育自己的故乡去大城市发展。 以记者的家乡陕西商洛市商南县为例，1999年与记者一同毕业的大学生，绝大部分全留在大城市发展，分配回商洛的15个大学生，在第二年内走了14个，“硕果仅存”的一个留在烟草局。 人口流动的顶峰，是整个社会对现实桎梏的不满和浪漫闯荡精神的雄起，而这也挟裹青年人背离现实、背叛稳定既成的生活去异乡冒险:北京的人不愿意生活在北京，广东的人去了上海，而上海的人去了深圳。 人才的大规模流入引起一线都市人口的飞速扩张。一个个“新城”拔地而起，接纳落后地区相继而来的新移民。在这背后，人口的积极流动也将“人口红利”带给了沿海和大都市，制造业、服务业、第三产业都相继启动，焕发出勃勃生机。而其间，人口流动带动大都市地产业的长足发展颇为引人瞩目。 以广州华南板块为例，就有数十家能容纳十万计的大型楼盘，其间外地人口占了90%以上，容纳了数百万的从全国各地而来的高知识白领人口。 但是这一切在2005年以后出现了转机的新苗头，那些曾经背井离乡的人发现，自己曾经背叛的城市和乡村或许更适合人生活和居住，而自己以背井离乡为代价换来的都市生活却依旧平实而艰辛。 于是，对比“比”成了羡慕，羡慕“转”成了思念，而思念在亲情的发酵中逐渐形成乡愁，乡愁在经济的推动下变成行动。特别是在2006年2007年楼市价格一路高攀之后，“回家”蔚然成风。 而这，是不是又一次人口迁徙的信号？ 异乡 “自己去哪里落户还不见着落，肚子里的孩子身份更成为大问题” 在回家潮流和冲动的背后，是新移民面临的压力和现实尴尬:即便是历经了政府一年又一年的努力，无论是自己的内心还是外部的现实，新移民仍然难以融入当地城市，难以被城市所认同。 记者太太的闺蜜最近很烦。她在一家网站做主编，老公则在一家杂志做总监，2008年在广州凤凰城碧桂园买了房子，房贷月供8000元，压力可想而知。 然而她最近在申领结婚证时遇到了麻烦，人才市场上婚后户口必须迁出，但房子竟然不能落户。就在两个人还在为户口忙碌的时候，她怀孕了。 去哪里落户还不见着落，见着日益膨胀的肚皮，孩子的身份就立刻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而这不是个孤例，很多新移民都曾遇到过户口的问题，部分是因为出国，更多的则是因为孩子的身份问题和读书问题。 与农民工不同的是，新移民并非流动人口，是一个城市得以稳定和发展的坚实基础。很多都市新城里的教育资源匮乏让新移民难以融入城市，去年3月，广州祈福新邨、丽江花园等楼盘幼儿园学位紧缺，家长通宵达旦为孩子排队报名，带着食物、床被、帐篷、全家轮流上阵，最长的一次排队时间甚至长达6天6夜。 学位紧缺之外，新移民的户口问题也阻碍着教育的延伸。 与记者同一小区的小路，在广州生活近10年，小孩一岁，夫妻双方和小孩的户口均在西安，未入户的原因是小孩在西安享受的教育要比广州的好。而另一个朋友，住在丽江花园，小孩4岁，已经接近读小学的年龄，户口依旧难落到广州，眼看难以享受公立的义务教育，家里已经开始存钱并且寻找关系为小孩筹划去读私立的祈福中英文学校。 这些所有的事情、城市中各种规章和制度，都让不少新移民有“你是一个外来人”之感。 所幸的是，今年3月11日，广东省长黄华华公开表态“一年内解决60万外来工户籍”，让人看到了政府的决心和希望。 安身 “丈母娘的焦虑”，新移民的“蜗居” “你是一个外来人”这个提醒不仅仅只是个户口制度层面，楼市迎头赶上，成为新移民的最大的压力源。 在都市中获得一尺“蜗居”显得那么的不容易。不断有恋人因为买不起房而分手的案例见诸报端。这也在之后造就了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顾云昌的“丈母娘需求论”。 “丈母娘的焦虑”有多大？ 看看数据就清楚了:2010年2月，广州十区一手商品房价格为11963元每平方米；北京一手商品房价格为18833元每平方米；而在深圳关内一手商品房价格为24195元每平方米。 这就是说，买一个90平方米的房子，在广州平均需要107.7万，在北京需要169.5万，而在深圳则需要217.8万。 而同期一家网站对广州白领的生活状况调查显示，2000—4000元是广州白领比较主流的工资水平。收入略微向高估计，如果按照税后5000元实收的月薪，一年的收入6万计算，不吃不喝，在广州工作18年后可以购买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但在北京需要28年，在深圳需要36年。 如果说18年可以让个女婴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的话，但同样时间的等待和按揭却足足可以让一个女人的青春消磨殆尽，更何况还有28年或者36年的等待，焦虑可想而知。 换个角度从月供方向考量。 同样买一个90平方米的房子，首付3成按揭7成。如果以按揭10年计，在广州每个月需要承担8012元，在北京每个月需要还贷12613元，而在深圳买同样的房子则需要每个月还贷16204元。如果按按揭20年计，在广州每个月需要承担4994元，在北京需要承担7863元，而在深圳需要承担10101元。 这意味着在这三个城市生活，即便是在楼价相对便宜的广州，用20年的时间去买一个90平方米的房子，每月固定月供支出近五千，这就必须保证每个月净收入过万，因为供楼款超过个人收入的50%，任何商业银行都开始考虑房贷的风险而拒绝放贷。 而每个月收入过万，这显然对大多数白领而言还是个难以企及的数字，这其间还没考虑3成首付的积累。 这也难怪连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都声称以自己的工资是买不起房的。 副市长买不起房这不奇怪，网民们一边倒的说住着大房子的人“说话不怕闪了腰”而加倍声讨也不对。 如同广州原普通市民一样，很多人在楼价上涨之后是买不起房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却是一代又一代在广州积累，很多人早在房子上涨之前就已经购买了房子。或者即使没买新的房子，父辈祖辈的积累也基本解决了他们的安居问题。 只有那些新移民，在陌生的大城市里生活，在外来人“无立锥之地”的困境面前，面临着不得不买房的命运，承受着巨大压力。 2010年春节晚会刚过，一组“楼市春晚”的视频就在网上“疯”传，其中一个视频更改的是《难忘今宵》，一句歌词“房贷在，人已老。”在网络上引发眼泪狂潮。 而这些压力似乎在“思乡”、“回家”之后都可以迎刃而解，祖辈的积累在那里，房子在那里，回家之后不但面临着相对低廉的房价，而且很多人买房的需求也变得不再那么紧迫和强烈。 城伤 “白骨精”一族平均超过“自然年龄”10年左右 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会异化乡村的人，城市的经济变化也在深刻改变着都市人，而新移民首当其冲。 刚从四川老家回来的同事讲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他说回家与高中同学好朋友吃饭时，每每在菜还没上齐，大家还没怎么下手的时候，自己就风卷残云吃了个滚瓜溜圆，直到有一个朋友终于忍不住问他“为什么吃饭都那么快”，他才意识到自己有点不妥。 饭桌上的节奏已经明显地让东部西部展现出巨大差异，工作的节奏和强度差异可想而知。 工作节奏过快和工作强度过大也严重地伤害着都市青年人。 记者一位壮年朋友猝死的消息让人伤感不已。就在他离世的头一天，记者和同事还曾与他在体育室内见过面。他带着孩子在跑步机上，同行的一个朋友上前跟他打招呼，一笑而过。没想到第二天晚上他就倒在床前。 “猝死”这个令人惊心触目的字眼，如今开始越来越多地侵袭年轻人，城市生活的紧迫感和工作地压力与其密不可分。在日本，对年轻人因工作压力过大造成的猝死给了另外一个更为形象词汇:“过劳死”。 更多的白领则处在亚健康的状态。 2009年12月，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院协会等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白领健康白皮书》显示，作为“白领、骨干、精英”集合的“白骨精”，亚健康成为常态，覆盖了“白骨精”的绝大多数，健康隐忧不容忽视。调查显示，近八成白领饮食、睡眠没有规律，每天感觉比较疲倦；54.4%的白领表示每天“没睡够”的感觉，另外32.4%的白领表示睡眠质量不好；而主流城市白领处于过度疲劳状态的接近六成，35—50岁的高收入中年白领群体机体老化速度较快，“生理年龄”超龄趋势明显加快，平均超过“自然年龄”10年左右。 经济对身体的伤害是一个方面，对心理的伤害是另一个方面，焦虑和抑郁频频骚扰新移民。不少人形成习惯性的焦虑症。有人甚至称:“看见老婆的工作任务都焦虑，心里烦躁。” 诚然，中小城市的生活并不缺少柴米油盐的烦恼，比如闭塞、低效、各种资源缺乏等。但在一线城市高压生活的映衬下，白领们谈论中的中小城城市的生活，总不免多了一层田园美感。 忧虑 新城“老”去红利面临终结 用某种“丛林法则”来看，适者生存，在城市里“混不下去”的人思乡情重，似乎并无不当也并无大碍。 但理性地看，都市生存压力的剧增给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难题。 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思乡潮和“回家发展”的兴起，让一线大都市面临“人口红利”终结的挑战。 这里的“人口红利”与刘易斯所讲的人口红利不同，刘易斯讲的是农村人口涌入工业生产，带来的廉价劳工格外产生的价值剩余。而这里的“人口红利”则是经济发展导致新移民涌入大都市，包括民工涌入工业生产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涌入城市各行业产业，带来经济发展产生的价值剩余总和。 大小城市的“特殊汇率” 月入过万VS月入两千 在西部中小城市，中午或者晚上下班之后，家家都回到家里生火煮饭，吃饭的成本相对低廉而固定。而每天晚上吃饭后，才是家庭间或者朋友间的交际和交流的时间，朋友之间的相互走动或打打牌等游戏，不是在你家就是在我家，基本局限在家庭空间内，不需要货币付出和支付。 而在东部一线城市，与朋友的交流和互动都是在餐桌上或者在娱乐场所，社会关系的互动是需要以货币支付为基础的。 在都市的收入中，除去供楼供车的支出，再除去生活资源需要货币支付的部分，城市的一万元收入与西部的2000元收入相差无几。 一个企业中层抱怨说，自己姊妹4个，每年过年回家都发现自己是最“寒酸”的一个，不如留在老家的3个姐妹，一个姐姐甚至说要替她买飞回广州的机票。 事实上，这位中层领导已经在广州拥有了令很多人羡慕的地位和收入，几个姐妹的家庭收入也未必就真的比她高。 恩格尔系数计算 谁更富裕？ 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衡量一个经济体富裕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根据恩格尔定律，家庭越富有，食品的支出占比重越小，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严格来说，研究中西部城市普通白领的生活富裕程度用恩格尔系数衡量并不准确。但我们可以参照恩格尔系数，以“生活必须支出”在“个人全部收入”中的比重，设定恩格尔宽裕系数。 以西部普通公务员的收入和支出估计，收入2000元，必须支出:食品200元，电话100元，人情走动300元，孩子教育100元，其他生活必需品300元，那么西部公务员应对的恩格尔宽裕系数为:(200+100+300+100+300)/2000=0.5。 而对于东部白领如果按供房不养车的情况估算，收入10000元，吃饭和餐桌交流800元，供楼3500元，电话200元，购买孩子教育货币支付2000元，公交及交通200元，其他生活必需品500元，那么东部白领应对的恩格尔宽裕系数为:(800+3500+200+2000+200+500)/10000=0.72。 ■撰文:南方日报记者张波 策划/统筹:郭亦乐 一线都市“人口红利”的终结具体体现在:城市的吸引力持续降低，新移民群体开始出现大规模返乡潮，城市的经济将会受到巨大冲击。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任思乡返乡潮继续发展，那一线城市的未来就将在风雨里飘摇。 而在另一个方面，想要遏制思乡潮的发展就必须降低一线城市生活成本，降低一线城市的生活压力。那么作为新移民白领阶层最大压力源的楼价问题就摆在了不得不调整的角度。 事实上，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造成严重的民生压力，也促使了更多减压呼声的出现，在2010年的两会上楼市成为众矢之的，正是此间的现实写照。但调整楼价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在中国目前经济对一线楼市依赖度居高不下的现实中，打压楼市等于是打压经济，会严重损害经济现状。 对经济的调控就这样卡在了“楼市升与降”的两难问题上，政府的宏调手段到这里都开始“打结”，模棱两可的“阻止楼市过快上涨”的话语频频出现在官方口中。 但问题是，现实的楼价已经造成新移民都市生活的严重压力，阻止过快上涨只能预防情况加速恶化的过程，却在减轻新移民白领的压力方面起不到任何作用。 所幸的是2010年的两会，温家宝总理看到了现实的严峻局面，在政府工作中正式提出“让百姓活得更有尊严”，并且随后的答记者问中明确表态“政府有能力管好房价”。 这给了新移民继续留在一线城市发展的新希望。 回不去 回家重新发展，要被自己同龄人“领导” 那些在城市中选择坚持的人，面对郑婷这样决然回家的案例，不知道要触动多么浓厚的乡愁了。 而事实上，很多的新移民如记者一样已经无法再返回哪个曾经熟悉的都市和乡村，不管他目前如何艳羡和渴望。 今年春节回家时，记者已是孩子的父亲。再次看到父母思念子女日渐苍老的脸，心里充满愧疚。当年那个年少轻狂的我所不曾考虑的，年轻人对外部世界的渴望在那个人才流动大潮兴起的时候，让人不加选择地随波逐流。如今当背负起家庭的责任，能理解父母所思所想时，注定要吞下思亲这杯苦酒。但记者心里异常清楚地知道那个家乡早已不属于自己了，被经济大潮挟裹的人生里已经没有多少回头余地。 生育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全面推行以来，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造就了第一个独生子女出生潮。如今，这些当年的独生子女走过了背叛期和思索期，进入而立之年，有了子女并开始背负家庭的责任。而这些独生子女的父母也相继进入老年阶段，开始需要子女照顾。当年年轻离家出去闯荡，就这样变成了亲人天涯相隔的亲情纠结。 事实上，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有这种同样处境的人很多。 那些当年出来闯荡的人，相当一部分都曾经是当地的佼佼者。这些人毕业于90年代中后期，正好赶上了人才从西向东从贫困到发达地区，这20年人口流动的最尾潮。 其结果是，在职业发展中，遇上了已经成为年轻管理阶层中坚力量的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出生者；在生活水平上，遇上了东部西部差距最为快速缩小的一个阶段，西部工资快速拉升东部驻守不前；而在买房子的当口，也赶上了中国楼市上涨最快的几年，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成为“房奴”。而这些的综合结果就是造就了一个时代人的平庸，造就了“闯世界的梦想”在现实中“玉体横陈”，竟然“一丝不挂”。 当年那些不敢冒险或不得不回到家乡发展的人，如今凭借自己的奋斗，在落后地区人才流走的空当里努力成长，成为西部当地社会的中间力量，占据了从党政到商业各个阶层中的绝大多数岗位。 回去的“面子和尊严”倒在其次，就职业空间而言，回家重新发展又将面临自己同龄人为领导的晋升“天花板”。 而在这职业断层之外，家庭又成为最大的牵绊。很多人有了孩子开始将孩子的未来看成第一位，想想后委屈点自己也倒罢了。一次次的“想回家”最终倒闭在软弱的勇气面前，剩下日常苍白的人生令人煎熬。 被经济大潮挟裹抛起又被经济大潮抛离的70年代“人才”，就这样不得不面对着“回不去”的尴尬。 就在思乡潮涌起的当口，另一种回乡投资的经济潮流也暗流涌动，一些在外面闯荡略有积蓄的新移民，开始将资本投回家乡，有的在尝试实业，有的则买房子买商铺。不管他们是在为回家做铺垫，还是仅仅在资本增值层面上投资，都是一个可喜的潮流，对东西部经济平衡来讲都意义非常，东部西部的差距就这样一点点拉近，融合就这样一步步深入。 总有一天，就如同当初经济大潮挟裹他们出外闯荡一样，当外部世界的吸引力在思亲潮流面前崩溃时，当内地提供的机会足以继续个人事业和前程时，就会挟裹相当一部分浪迹天涯的游子返回家乡。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那个时代造就的人才涌动潮流，也就走到了它终结的那一天。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多数白领仍将在都市里苦苦挣扎。 夜色升起来了，陌生的城市灯火通明，照亮都市新移民一言难尽的人生现实。 南方新闻网： 蚁族“逃离北上广”背后的真问题 2010年03月19日 16:21南方新闻网 要不要逃离北(京)、上(海)、广(州)现在成为一个网上炒得很热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显然是某些部门希望提给大学生蚁族或者将要成为蚁族的应届大学生的，当然，某些长期的北漂或者海漂，似乎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已经相当老了。几十年前，政府就号召大学生不要迷恋大城市，到内地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只不过，现在的提法，是把祖国的需要暗中换掉了而已。 如果说逃离北上广，仅仅是离开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超级都市，转到珠三角、长三角或者环渤海经济区这些地方去发展，也许还有几分可行性，但是如果还是像过去那样，号召大学生去内地和边疆发展，则基本上行不通。行不通不是因为大学生害怕艰苦，迷恋大城市，而是那些地方他们大体上没有发展的空间。 一个我们学校曾经到边疆支教的大学生告诉我，他其实蛮有理想的，支教在内蒙古一个县城，就打算毕业后在那里做一个中学老师。但是，去了以后才发现，那里的中学老师早就超编了，不仅中学超编，县城里所有吃公粮的地方，统统人满为患。像他这样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人家公开说，根本不需要。这种情况，其实相当普遍，很多内地的中小城市，吃公家饭的地方，早就满出来了。开公司创业，没有当地强有力的靠山根本没门。而且由于经济不发达，大学生在市场上基本没有多少空间。一个非常明白的事实是，无论什么人，要想在市场上找机会，还得去发达地区，不仅农民工打工如此，大学生打工也是如此。 什么叫蚁族？实际上所谓的蚁族，多为三流大学的毕业生，漂在北京，工资收入非常低，只在一两千元上下，成群地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民房群租房或者地下半地下室里。这些人绝大多数出身农家或者小城镇的贫民家庭，只能上三流甚至四流大学。在学校基本上什么也没学到，既无素质，也无技能。大学教育，对他们来说，可能只长了一点见识(在城市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少数人英语比中学好了一点。显然，这样的大学生在市场上并不受欢迎，就是没有经济危机，他们在最初的时候，也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而回到家乡，由于父母无权无势，更是死路一条。唯一的出路，是跟众多农民工一样，往沿海发达地区去。由于大学生基本上难以接受蓝领工作(其实他们的身体也难以胜任)，因此，找底层的白领工作，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地方，在目前看，还是最佳的选择。不仅以前毕业的大学生要做蚁族，今年即将毕业的六百多万大学生，有相当部分的人，还是要做蚁族。因为比较起来，这里无论政治环境还是就业空气，甚至接受再教育的机会，都比别的地方，包括苏州、无锡这样的二线城市要好一点。 在北上广做蚁族，固然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还能给他们以希望。鉴于现在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基本上都得在就业后的岗位上才能获得，作为一个学习过程，在北上广这样的地方拼杀，显然有利于他们的成长。这就是为什么蚁族忍受蚂蚁一样低贱的生活状况的时候，还能相当乐观的原因。因为，举国上下，只有在这里混，希望才最大。这种苦涩，在外人看来似乎是不靠谱的希望，正是支撑蚁族走下去的动力。政府和社会要做的，不是号召他们离开北上广，而是给现在的蚁族一点培训，给他们更好更公平环境，给他们以机会，给后来的蚁族更好的教育。(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为什么不能在大城市安放我们的青春？ 2009年12月25日 11:16凤凰网评论专稿 “大城市，请接纳年轻人安放在你那里的青春”系列评中评之二 中国青年报“青春何处安放”第三篇文章回答了昨天远文评中评里的疑问：“从目前的两篇稿子看，观点是一致的，就是劝青年别总想着要留在大城市。我不知道明天是否还会延续这个观点。” 今天他们刊发的稿子《“蚁族”不需要怜悯和悲情》再次延续了相同的观点：树挪死，人挪活，如果在大城市的“蚁居”生活压力太大，不妨换个地方。任志强说“买不起房为什么不回农村”引来炮声隆隆，可也并非全无道理。不是所有大学生都理所当然地应生活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的发展也需要有知识的人去出力。世界的各个大城市，都消费高、压力大，“蚁族”要弄清的问题是，你是不是非要在大城市发展？你到底是为了理想在这里还是被现实所迫？你是不是尝试过不同的生活方式？ 说来我和远文的梦想一样，也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我曾经生活过六年的石家庄去安放我的青春（或者中年岁月，也许是晚年朽骨）。可是，现在我不得不在北京，这个大城市里如工蚁一般的生活。原因无他，远文在上一篇的评中评里提到了：权力集中导致资源集中。 现在几乎全国最优秀的资源，都被集中到了那几个大城市里。当需要建设这几个大城市，需要维护这几个大城市运转的时候，我们是集全国之力。以至于大部分的资源和机会都被集中到了那几个大城市里，挤出效应下，二三线城市里的机会少的可怜。我不是不愿意生活在石家庄，而是被“赶”到了北京。现在，我所困惑的是，大城市，到底是谁的大城市？难道只是那些“有智慧更有特殊内涵”的人的大城市？ 在昨天评中评的后面，一位网友写下了这样一句留言：“这不是病，人人都有为实现梦想而奋斗的权利和自由！”难道不是这样吗？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志存高远的青年当然不一定要蜗居北京，可是如果他们选择蜗居北京，那也是他们自己的权利和选择。他们并不是为了那个蜗居而来，也并非冲着北京之大而至。在这个在每天花两三个小时在上班路上，堵车比自己便秘还要痛苦的城市，他们愿意在这样的艰苦的情况下，忍受着诸多的不便，追寻自己的梦想和生活方式。这是他们的选择。 可是，就是这样的选择，仍旧面临着诸多的限制。这种限制，不仅仅是买不起房子，生活成本太高的经济上的限制。更是户口等地域歧视上的限制。没有大城市户口的人们，不但不能享受诸多福利限制，而且还要面对一些本地人的恶言歧视——一个上海的主持人，不就请一个听众“滚”出上海吗？ 中国青年报“青春何处安放”这一系列的讨论文章，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的基础上：大城市生活压力大，在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大城市对于外来人有诸多的限制。就像上海那个主持人所持的观点，既然你对大城市有诸多抱怨，为何不“滚”出大城市？ 可是，那些持有这种观点的论者，是否深入的想过人们对大城市的这种抱怨，到底起因为何？是因为自身的不知足、欲望太多、对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太多，还是因为大城市对他们索取太多，而回馈太少？是因为在平等的环境里，自己技不如人，还是因为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虽然许多人身怀绝技——就像写《志存高远的青年是否一定要蜗居北京》一文的东方晓白——但是因为大城市对外来人设置的诸多不平等的门槛，年轻人向上的努力处处遭到打压？ 说句很不客气的话，那些在资源上处处享有便利的大城市，是欠全国人民的。可是，当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大城市的时候，却看到她们紧闭大门，甚至把门槛提得很高很高。这个时候，这些年轻人们该怎么办呢？中青报开出的药方是：不让我们去，我们就不去了——做一个鸵鸟，把脑袋扎到土里，就看不到那些门槛，那些不平等，那些拒绝了。可是，我却愿意对那些忧郁踌躇的年轻人说，如果你们愿意，如果你们想到大城市去寻找自己的理想和未来，那就赶紧买一张火车票，义无反顾的前往吧。只有越来越多的你我走到大城市里去，真正出现在那些城市管理者的面前的时候，也许才能给他们一点压力——如果债主忘记了对你的欠债，难道你不应该站到他面前，让他想起来吗？ 远文上一篇评中评也提到了中青报曾经触动过多少年轻人的大讨论“潘晓来信，为何年轻人的路越走越窄”。现在，年轻人在大城市里，似乎又再次遭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能走得路越来越窄。这次，中青报再次推出这个系列，不过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嫌路窄，就别走这条路。而我却更愿意相信鲁迅曾经提到过的一个相似的观点：没有路，那就走一条路来。嫌路窄，那就把路闯宽点。逃避并不能躲开那些无处不在的不平等，只有直面他们，才有可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一切事在人为。欢迎年轻人到大城市安放你们的青春。 凤凰网评论编辑：张恒 广州城中村开始大拆迁 外来人员“蜗居”不再 2010年03月05日 11:47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广州3月5日电 (吴敏平)冼村覆盖居民1万余人，猎德村覆盖居民近8千人，杨箕村覆盖居民5千多人……广州市内9条城中村目前已开始大拆迁，涉及住户数万人，而在这数万人里头，占绝大部分的，是在这些村中“蜗居”的外来人员。 村内环境虽然不好，但是它们拥有同一个让人不可抗拒的优势——低廉的价格，因此城中村自然成了许多收入微薄的外来人员最佳聚居地。随着推土机进入各村的时间越来越近，“蜗居”在此的外来人员不得不为自己另寻出路。 “十年前就说拆了，结果到了现在还没有开始，知道它要被拆了，但是我们只是租客，没有话语权。”在冼村住了十余年的刘女士如是说，“当然不舍啦，在这里住了这么久，经营小卖铺这么久，一下子就要拆掉，我们都不知道应该往哪里去了。” 其实不单只刘女士是这样，许多常住在城中村的外来人员对城中村的拆迁也有着相同的感受。虽然这里并不是他们的“根”，但是却是他们在广州这座城市里头安身立命之地。随着一座座矮矮的楼房夷为平地，本来熟悉的街坊邻里就要各奔东西了。 10年时间完成所有城中村拆迁，加上广州房价毫无下降趋势，外来人员能够在城市里“蜗居”的地方将会变得凤毛麟角。不可否认的是，在城中村里头可能会藏着一些游手好闲之徒，他们是广州治安的隐患。 但是村中更大部分的居民，是来广州打一份属于自己的工而已。虽然工资微薄，但是足以让他们在此安身立命。对于他们，打工是为了养活自己，而对于这个城市，打工意味着他们正在为这座城市的发展贡献出自己所有的力量。 刘道彩：蚁族回乡当贵族是个童话 2010年03月17日 09:33荆楚网 日前，全国政协委员、资深电视节目主持人杨澜在接受采访时说，她刚制作了一个关于“蚁族”生存近况的节目，认为“蚁族”就业去二三线城市可以活的更好。 杨澜的建议看起来没错。一段时间以来，“蚁族”群体的横空出世，吸引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目光，甚至都成了全国“两会”的一个议题。但笔者发现，在各种各样的和建议中，规劝“蚁族”转变就业观念、离开大城市的不在少数。比如“当大城市‘蚁族’不如做中小城市人才”，“ 宁在大城市做‘蚁族’，不如回家乡当‘贵族’”等等，诸如此类的劝告，除了让人感觉 “蚁族”们都是一根筋、就业只盯大城市，也对这些人在中小城市的就业前景甚是乐观。 但事实上是这样吗？ 以笔者所在的一座县级城市为例，近年来每年回来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不下三千人(仅研究生、本科生就有一千多人)。小城市的机关、事业单位本来就超编，尽最大努力也就能消化三五百人。不仅如此，这里的三产服务业不发达，工业大都是针对农民工的的低端加工业，且工资待遇一般不足千元，离成就“贵族”的条件相去甚远。我们这里虽然没有唐家岭，但随便转一下也会发现，在城乡结合的个别地方，“蚁族”也是不乏其人，只是因为学者廉思和他的团队没来此调查，他们才没有走进公众的视野。 关心“蚁族”没错，但要以更得当的方式。试想如果简单地将他们“赶离”大城市，大城市固然安宁了许多，同样甚至更严重的问题不又转移给了中小城市？大城市是经济文化中心，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多，但生活成本高、压力大，在目前就业形势下，相信不少人也是经过痛苦的选择后，才甘愿留下来当“蚁族”的。 其实，“蚁族”问题的成因，本身就是许多社会问题纠结的结果。要解决他们的问题，不进行深层次的而做简单的结论，不仅草率，也会事与愿违。“蚁族”问题至少给我们以下警示：一是大学生低就业问题普遍，而官方每年给出的飘红就业数字，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政绩而非就业质量。二是以“穷二代”为主体的“蚁族”群体，不仅是大学生就业难的具体表现，很大程度也是社会竞争“马太效应”的衍生品。三是别把“蚁族”看成大城市的专利，中小城市也不乏其人，数量或许比媒体估算的要庞大得多，且这一队伍在不断扩容。 年轻人吃苦受累没什么，关键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要结婚生子，孩子要上学，父母要看病、养老，而他们的未来又在哪里？“蚁族”们虽然乐观、奋进，但他们的上升空间有多大，他们如何实现人生价值，让生活变得更幸福、尊严？这恐怕远非转变一下就业观念、调换几个就业场所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