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两汉时期的礼制建筑

试论两汉时期的礼制建筑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秦汉考古中期 目：《试论两汉时期都城的礼制建筑》 年 级：2009级 专　业：考古学 学　号：2009102081 姓 名：高磊 试论两汉时期都城的礼制建筑 ——— 高磊 摘要：礼制建筑是古代帝王祭祀祖先、天地、神祇的场所。两汉时期礼制建筑已经初具规模。这一时期都城礼制建筑主要包括明堂、辟雍、灵台、太学、宗庙社稷以及郊祀遗址等。两汉都城礼制在布局上和发展演变方面存在着传承关系，东汉时已经基本确定中国古代都城礼制建筑的基础。 关键词：两汉；都城；礼制建筑； 礼制建筑是古代帝王祭祀祖先、天地、神祇的场所。由于祭祀在古代被列为事之首，因此祭祀天神、日月、山川的坛，祭祀圣贤的庙以及祭祀祖先的宗祀在建筑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 西汉长安城的礼立国治人之本，排在国家大制建筑 西汉时，儒士们推崇西周的统治秩序，因而将西周都城礼制建筑奉为封建帝王权利的象征，大力倡修各种礼制建筑，并借助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有利形势，先后在长安城内及近郊建成宗庙、灵台、社稷、明堂与辟雍等建筑。“西汉初年高祖刘邦虽杂用儒学和刑名之术，但他及文帝、景帝、窦太后等统治者更为重视奉行黄老思想，并以之治理国家，因而其都城长安的修建过程中，除为前代皇帝修建寝庙陵园之外，很少修建其他大型礼制建筑。至汉武帝时，由于采纳了董仲舒的大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基于此曾议建明堂、辟雍，并兴建灵台，神明台、通天台等礼制建筑；还定郊祀之事。成帝时“徙泰畤后土与京师，始祀上帝于长安南郊。平帝时，又立官稷于官社之后，在长安城南建成明堂、辟雍。这样，西汉后期，明堂不仅从都城宫室中分离出来成为专司顺四时、行月令，祀先王，祭五帝的礼制建筑，而且祭祀性与建筑也较前代有所增加 ”1 西汉礼制建筑遗址目前考古发现主要集中用于汉长安城的南郊，今西安市的西北郊。 辟雍本为西周天子所设大学。《礼记·王制》记载：“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类宫。”根据蔡邑《明堂月令论》，所谓辟雍，乃“取四面周水，圜如壁”之意。辟雍遗址位于汉长安城安门南出大道1.5公里的东侧，今西安市大头门村北边，平面呈外圆内方形。由中心建筑、围墙、四门及配房建筑、圜水沟组成。中心建筑位于一方形土台上，土台南北长205、东西长206、高1.6米，土台中部又有一直径62、高约0.3米得圆形夯土台基，为中心建筑的基座。方形土台四周筑有围墙，围墙四边相等，每边长225米，距离中心建筑各96米其正中各开一门，周围四隅有曲尺形配房。围墙外面有近圆形的圜水沟，东西长368、南北长349米，沟与四门相距43到56.5米。作为该建筑群主题的中心建筑，部分虽被后代河道所破坏；但基本形制仍可复原。复原后大体是一座上圆下方、四向多室的大型礼制建筑。 王莽九庙遗址位于汉长安城安门和西安门南出的平行线之间，共12座，建筑形式完全相同。但有学者认为“这组建筑群12座基址与汉12帝数悉合”，2应是西汉王朝的祖庙。文献记载新莽宗庙为九庙，但考古发现的遗址却是12座。这一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证明。文献上记载的官社（土神）官稷（谷神）遗址也有发掘。官社遗址位于汉长安城西南部，在王莽九庙围墙外西南。 官稷遗址在官社的西南边，现存两重围墙，平面呈“回”字形。郊祀遗址，即天郊和地郊，天郊祭天，地郊祭地。“天圆地方”是古人的宇宙观，因此祭天的土丘采用圆形的建筑形制称“圜丘”又称“圆丘”；祭天则采用方形的方丘。成帝时“成帝时“徙泰畤后土与京师，始祀上帝于长安南郊。”有学者据文献资料，推测汉圜丘的地望约在今西安市西郊的周家围墙村附近3。圜丘和方丘目前均无考古资料证实，但二者分别位于汉长安城南北郊应是肯定的。 对于西汉的明堂，有学者认为“所谓汉武帝立明堂与长安城南”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是需要把这件事情确定下来，还需要更多的文献和考古资料的佐证”4。但是明堂和辟雍历来就是考古中的一大疑问，究竟二者是分开的两类建筑还是一体建筑，尚有争论。 西汉时，汉长安城内还分布有宗庙。如史籍中明确记载的西汉皇帝“京庙”共有三所，分别是刘邦父太上皇庙，刘邦高庙以及惠帝庙上述三庙立于长安城内，经考古勘探，在西汉长乐宫遗址西南部，安门大街与南城墙南折段东西居中处，发现一处汉代大型夯土建筑遗址，从其所处地理位置推测，应为传世文献记载的高庙遗址5 东汉洛阳城的礼制建筑 中国古代，祭祀等礼制是统治王朝政治生活的大事之一，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东汉王朝的文化中心，洛阳有众多的礼制建筑。这些礼制建筑主要包括南北郊、五郊、太社稷、六宗、宗庙、明堂、辟雍、灵堂、太学等。 东汉时期的辟雍、明堂和灵台都始建于建武中元元年（65）。其位置在洛阳城的开阳门和平城门之外，这些遗址都已得到考古发掘的证实。 辟雍在开阳门外大路东侧，平面呈正方形，每边长170米。由主体建筑、围墙、圜水沟三部分组成。在围墙之内，有四座方位不同的品字形台基均匀的配置其中。 明堂是天子太庙，是祭祀祖先和接受臣下朝觐的地方。东汉时期“明堂四面起土作堑，上作桥，堑中无水。明堂去平城门二里所，天子出，从平城门，先历明堂，乃至郊祀”。6东汉的明堂主要用于祭天，同时也祭祀五帝，“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 据考古发掘得知，明堂在开阳门外大道西侧，东距辟雍150米，平面成正方形，四面筑有围墙，每边长400米。在正中部位有一直径60余米的台基，可能是主题建筑的基础。与《水经注》所云“寻其结构，上圆下方”相符。 在中国古代，人们信奉“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学说，认为天象的变化寓意着人事的兴衰，因此人们非常重视观察天象的变化，这也使古代天文学发展较早，灵台就是古代用于进行天象观测的高台建筑。灵台遗址位于平城门外大道东侧，是一座单体的高台建筑，遗址略呈正方形，东西墙各长220米，南北墙各长200米，台基四周有上下两层平台，上层有按照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代四方而的房屋建筑。 太学是两汉时期最高学府 其遗址位于南城墙开阳门外，辟雍的东北，平面略呈南北向长方形。7建于光武帝建武五年，东汉顺帝又从修太学。 南北郊主要用于祭祀天地。所谓南郊，就是帝王在都城城南的天坛祭祀上天的典礼。据《续汉书·祭祀志》记载“光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与雒阳南城七里”。8郊祭是古代祭祀典礼中较为重要的典礼，因此南郊祭天颇受统治者重视，祭天时还要以汉高祖配祀。 北郊祭祀是各种祭祀典礼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光武帝统治初期，对天地的祭祀均在南郊举行。 祭天的典礼还有五郊之祭，“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以《礼谶》及《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因彩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阳四方。”可见在洛阳城东西南北尚有祭祀五郊之坛。”9关于五郊祭祀场所与京师的距离，《月令》中分别记载为：“东郊去邑八里，因木数也”、南郊七里，因火数也”、“中郊去邑五里，因土数也”、“西郊九里，因金数也”、“北郊六里，因水数也”。 社稷。东汉初在立宗庙的同时。立太社稷于雒阳。《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啊：“（建武二年）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司马彪的《续汉书——祭祀志》亦记载：“立太社稷与洛阳，在宗庙之右，方坛、无屋，有墙门而已。”可见洛阳城在营建之初就已采纳左祖右社的规划思想。 东汉洛阳城中的宗庙建筑主要有高庙、世族庙和亲庙。高庙，建武二年正月建立于洛阳，原为西汉时的孝武庙；亲庙，建武三年正月建立于洛阳，祭祀光武帝父亲至高祖父亲等人。世祖庙是汉明帝即位后为纪念其父刘秀拨乱中兴之功修建的。 洛阳城中还有祭祀六宗的地方。所谓六宗，汉平帝元始年间认为六宗即《易经》六子之气日、月、雷公、风伯、山、泽者。“《李氏家书》载汉安帝元初六年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见六宗祠……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阴阳，化成万物”。10 东汉洛阳还修建雩场，其作用是“窥侯风云”、求风祈雨。据《续汉书》李贤注“明堂在洛阳城南，言北祈者，盖时修雩场在明堂之南”的叙述，其方位应在明堂之南，但时过境迁，加之《续汉书》所记载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存疑，所以其具体位置不可考证。 通过以上陈述可以得出两汉时期礼制建筑方面的异同。 首先，东汉礼制比西汉礼制更为完备。西汉是礼制的初创期，东汉是礼制的完善期。这些特征从礼制建筑上有直观的反映。如东汉礼制建筑在种类上多于西汉，有南北郊、五郊、太社稷、六宗、宗庙、明堂、辟雍、灵堂、太学等。西汉时只有宗庙、灵台、社稷、明堂与辟雍，并且对于明堂也是一个未知数。这些新增礼制建筑的出现组足以说明东汉礼制的完善。 其次，从礼制建筑的分布来看，两汉基本相同。基本都按照左祖右社的布局分布，规划整齐，布局有序。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位于南城墙主干大道的东西两侧，以安门和平城门为长安城和洛阳城的中轴线，则其分列中轴线的左右。并且通过对洛阳城南郊的礼制建筑的发掘，解决了关于明堂和辟雍的诸多问题，证明它们是分立的，有着不同的建筑形式。尤其是东汉洛阳城南郊的“灵台和太学遗址的发掘，填补了以往两汉礼制建筑遗址的空白项目，使汉代礼制建筑遗址的考古资料基本完整而系统，这在中国历代都城考古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11 再次是两汉宗庙的变化。西汉初期，高庙和新莽时期的宗庙都在未央宫南部，“汉文帝时，将宗庙“顾成庙”由长安城内迁至城外，古之庙皆在城中，孝文庙始出居外”12。之后又逐渐发展为实行“陵旁立庙”的制度，将每个皇帝的宗庙立于其陵墓的旁边或附近。东汉时期，宗庙由都城之外迁移至都城之内、宫城之南。这种宗庙设置变化反映了宗庙已经失去与朝政宫殿平起平坐的的政治地位，但是它毕竟可以作为“维护血缘政治统治的物化形式”13。 最后，两汉的都城礼制建筑更多地从极端意义上凸显了封建王统使祭祀直接为其功利性政治目的服务，并高度满足帝王个人私欲，唯我独尊、唯我是重的历史真实。 经过两汉君臣的共同努力，到东汉末年已经初步形成较为完备的礼制体系。汉代是周礼之后第一个兴礼作乐的王朝，在中国礼制史上，两汉礼制虽然比较粗糙，但开辟了礼制建设的新时期，其礼制对于两汉400年的统治、以及其后进2000年以礼治国基础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汉到清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礼制、观念、制度、规范等方面的建构，主要是在汉代形成的”14。因此，汉代礼制是中国礼制史上的重要一环。东汉虽然是王莽改制失败后汉室复兴的产物，制度设施大都沿用西汉，但他不是西汉的简单复制。 两汉之际正是中国大一统帝国形成之际，两汉礼制的变迁既是这种社会变革的反应，也是这种变革的推动力量。两汉礼制的发展与变迁适应了大一统帝国的需要，虽然不完善，但奠定了其后中国礼制的基本方向。 1 朱士光：《处初论我国都城礼制建筑的演变及其与儒学之关系》，大同高专学报，1998年9 月第12卷第3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文物出版社，2003年12月。 3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51页。 4 刘善兵《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85页。 5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该说》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年，第4页。 6 [清]孙星衍等，周天游点校：《汉宫六种》，中华书局出版，第181页。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故城太学遗址新出土的汉石经残石》，《考古》1982年第4期。 8 《续汉书》志7《祭祀上》，第3159—3161页。 9 方原，《东汉洛阳历史地理若干问题研究》，第29页。 10 方原，《东汉洛阳历史地理若干问题研究》 11 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12 《汉书》卷27《五行志上》第1335页。 13 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2000（7）66 14 李宗桂，《汉代礼制的形成及其思想特征》，哲学研究，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