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0至1400年的南京

第16卷第3辑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V ol. 16,N o. 3 2001年9月 　　 Collections of E ssays on Ch inese H isto rical Geography Sep, 2001 1350至1400年的南京① 〔美〕牟复礼 著　方骏 王秀丽 节译 提　要　　“七大古都”之一的南京, 在元明之际发生过重大转变。本文对1350至1400年间 的南京进行了全面考察, 着重论述了朱元璋选择南京作为都城的原因、明初对南京城的大规模 营建, 以及南京城结构的变化等问题。认为当时南京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经过明初的营建, 南 京成为江南地区最为重要的国际化都市, 在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键词　　明代南京　首都　辅都　转变 南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朝末年。公元前五世纪, 南京被称为“金陵”。秦始皇时改为“秣 陵”。三国时期, 孙权称之为“建业”, 并把它作为吴国的首都。此后, 南京又成为东晋、宋、齐、梁、 陈的首都。五代时期, 它是南唐的首都。在整个宋朝和入元以后, 不论在心理意义上还是在地缘 政治意义上, 南京都始终是中国最重要的三、四个地方之一。如果宋元时期有什么决定性的新 因素出现的话, 那就是使所有的中国城市——尤其是富庶东南地区的城市——发生变化的那 些因素: 经济增长、商业、工农业领域内技术的进步。这些因素加起来, 为城市在规模、实力、财 富等方面的增长提供了新的、更大的可能性。元明之际, 南京发生了重大转变。本文拟探讨一下 1350至1400年的南京。 一　从义军据点到帝国首都 十四世纪中国国家机器的瘫痪, 预示着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后代在中国的统治行将结束。 1354年夏, 朱元璋占领了靠近长江北岸的滁县。那年冬天, 朱元璋看到长江下游地带的起义据 点雨后春笋般地在他身边兴起, 陷于极度分裂中的蒙古军事力量占领区越来越孤立无援。作为 一个敏锐的观察家, 他意识到他需要一个比滁县更好的根据地来参加未来的角逐, 因为那个小 县城即使是对他目前温和的起义斗争来说, 也不是一个合适的据点。他说:“滁, 山城也。舟楫不 ·13· ① 本文系牟复礼 (F rederick W. M ote)《南京的转变, 1350- 1400年》("T he T ransfo rm ation of N ank ing, 1350- 1400") 一文的节译。作者生于1922年, 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除主编《剑桥中国明代史》卷外, 还著有《诗人高启, 1336- 1374》(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2)、《中国思想之渊源》(1971年 Knopf 出 版社初版, 1989年M cGraw - H ill 出版社再版)、《帝制中国, 900- 1900》(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9) 等 书。 通, 商贾不集, 无形胜可据, 不足居也。”① 1355年夏, 朱元璋渡过长江之后, 就想攻占金陵, 并把它作为义军的根据地。他征求儒士陶 安等人对南京的看法, 陶安回答说:“金陵古帝王之都, 龙蟠虎踞, 限以长江之险, 若取而有之, 据其形胜, 出兵以临四方, 则何向不克!”②于是, 朱元璋调集他为数不多但却蒸蒸日上的部队 逼近南京, 夺取了这座城市四周的所有县城。在这个过程中, 他进一步对南京一带的地理形势 进行了考察, 认为“集庆城池, 右环大江, 左枕崇冈, 三面据水, 以山为郭, 以江为池, 地势险阻”, 可以作为起义军的根据地③。1356年春, 在研究了此前几个月的形势之后, 朱元璋包围了南京, 并迅速将它拿下。之后, 他将这座城市的名字由当时的集庆④改为应天, 意思是“应上天之意”。 他还自称“吴国公”, 在南京建立起义军的中央和省级军事和民事政府的办公机构, 然后开始审 视他夺取的这座城市, 看一看到底它可以为实现他的宏图大略提供些什么, 又还需要些什么。 在朱元璋能力和雄心的驱动下, 南京很快被重新转变成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 在外在规模 和它的辉煌程度上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不过, 朱元璋从来都不是很确定, 他究竟是不是选择了一个最好的地方作为根据地。1368 年他使这座城市成为位于长江以南、远离中国历史古老心脏地区的第一座统一中国的首都。但 在朱元璋的眼中, 南方政治权力中心历史上所有的先例都不是很吉祥的, 都使人想到分裂、弱 小和短命, 所以他迁都北方的愿望非常强烈。在他统治的前二十年中, 朱元璋让谋士们对洛阳、 西安和其它北方城市进行调查, 向他汇报。他还派皇太子筹划迁都北方的事情, 认为那样就可 以更直接地证明他的大明王朝是历史上中华帝国合法的正统继承者。但最终他还是决定将正 在建设中的这座宏伟的新城市作为首都。毕竟, 在朱元璋生前, 南京的选择看起来是合理的, 好 象会永远持续下去。 朱元璋非常清楚南京的重要战略地位, 因为他在这里击败了以长江下游的苏州和上游的 汉口为根据地的主要对手, 以及政治军事中心在北京的蒙古人本身。他还夺取了其它重要地区 性重镇杭州和南昌。这下他就知道了给南京带来优势的地缘政治因素, 因为他的崛起直接得益 于这些因素。此外, 他还知悉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传统以及它在传说和历史中的名望。出身最 为卑贱、在贫困中度过童年时代、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的权利, 朱元璋成为历史上最贪婪和有成 ·23· ① ② ③ ④ 南京是元仁宗 (1328- 33年在位) 登基前的潜邸所在。1329年他下令将他原来的住所改为“大龙翔集 庆寺”。同时他命令将那座城市及其所在的路改称“集庆”。当然, 不管是朱元璋还是当地的人民都无 意保留与元代的吉利说法有关的城市名字。 《明实录õ太祖实录》, 卷3, 页0036。《明实录õ太祖实录》卷3, 页0033。“龙盘虎踞”是用来描述南京山水地形的著名风水用语。据说这句话是三国时期儒道兼收的风水家和政治家诸葛亮最先使用的。在元代, 这一用语并不仅仅用于对南京的描述。例如, 在阎复的《尚书省上梁文》中提到大都时就是这样说的 (苏天爵,《元文类》卷47)。这一用语似乎成为描述京城的固定说法。《明实录õ太祖实录》(南港: 中央研究院, 1962年) , 卷1, 页0017。参见《中国社会的结构》( T he Fabric ofCh inese Society, N ew York: P raeger, 1953) 一书中默顿õ佛雷德 (M orton F ried) 1948年对滁县的描写。 就的成年求学者之一①。虽然他在政治和文化事务中的主要谋士确实都是江南人, 但他们都 非常热爱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而不是局限于任何地域, 他们辅助朱元璋在该地区创立中国的 新首都不能被认为是狭隘的地方主义。 事实上, 南京在那个时候非常清楚地位于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 不充分地利用这一地 区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就不可能控制这个国家。永乐皇帝在1401年以后以及在1421年迁都北京 的整个准备过程中, 也认识到了这一点。除此之外, 国家行政中心移到北京之后, 南京并没有回 到历史上的“陪都”的地位。在汉、唐时期, 陪都只是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而实际作为国家行 政中心的地位相对来说要低得多。它们只不过成为一个特殊的军事要塞和地方行政机构, 仅仅 是一些个堂皇的头衔, 并不发挥实际的作用。但是南京拥有历史上空前的作为一个陪都的重要 政治和行政功能, 即使在1421年之后也是如此。 明朝后期, 有人批评南京六部功能有限、设置多余。顾起元 (1565- 1628)不以为然。他说: 呜呼, 是岂知国家之深计长虑哉!夫宫阙陵寝所在, 六军城守之事, 府库图籍之所 储　, 东南财赋之所辐辏, 虽设六卿以理之, 犹惧不给也, 可以为冗员而轻议之!善乎, 丘文庄公有言:‘天下财赋, 出于东南, 而金陵为其会; 戎马盛于西北, 而金台为其枢。 并建两都, 所以宅中图治, 足食足兵, 据形势之要, 而为四方之极者也。’呜呼, 得之矣! 考永乐十九年始称南京, 洪熙元年去之, 正统六年复称南京, 一时印信皆新铸给, 然龟 鼎虽奠于北, 神居终表于南。且水殿之舟楫犹供, 陪京之省寺不改, 所以维万世之安, 意固远也。岂前代旧邦可得而并论哉②! 正如顾起元所说, 明代中国的两都制与前代的不同: 中国政府功能的整体水平提高了, 与 此相适应, 陪都的补充性功能变得很关键, 而不仅仅是起形式上和礼乐上的作用。南京继 续在国家行政体系中发挥作用, 体现了南方在帝国经济中地位日益重要和国家控制和保持在 其中的管理利益重要性的增长。当年朱元璋选择都址的理由在他死后的世纪中实行的两都制 行政体制中表现的更为明显③。 ·33· ① ② ③ 写完这篇文章之后, 我有幸阅读了范德 (Edw ard L. Farm er) 1968年递交哈佛的论述明初两都制度的 很有价值的论文。这篇文章主要论述了永乐皇帝 (1403- 34年在位) 在位时期在创建两都制上的革 新。译者按: 范德的论文经修改后以《明初政府: 两京制的演变》(Early M ing Governm en t: the Evo lution of D ual Cap itals)于1976年由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 顾起元《客座赘语》(国会图书馆珍本藏书, 后跋标注年代为1618) , 卷2, 第一条“两都”。此书是我所知 道的研究明代中后期南京历史的最有价值的材料; 它值得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学生和学习中国文化史 的学生进一步挖掘。见弗兰卡《明史史料介绍》(W. F ranke, A n In 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 ing H isto ry, Kuala L umpur: U n iversity of M alaya P ress, 1968) , 页117。 吴晗那本值得重视的传记《朱元璋传》(北京: 三联书店, 1948)对这位皇帝的性格、学习新知识的能力 和他取得权力和成功后态度的转变作了详细的论述。该书引用了历史文献中记载朱元璋生平和统治 的许多材料。另参见牟复礼《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F. W. M ote, " T he Grow th of Ch inese D espo tism " , O riens E strem us, no. 8ö1 (1961) : 1- 41) 和《诗人高启》(T he Poet Kao Ch’ i, 1336- 1374, P rinceton: P rinceton U n iversity P ress, 1962) , 第1章。 二　明初对南京的营建 1356年朱元璋夺取的南京在1344年的南京地方志中有描写①。城墙、街道和市场的布局, 仍然是南唐时的老样子。城墙大体上是正方形的, 每边两英里, 城门八座。起初, 据说城墙顶部 宽2丈5尺, 底部宽3丈5尺, 高2丈5尺②。南唐朝廷可能后来又将城墙加高了几尺, 还建造了用大 块石头砌成的门楼、增加了城壕和外廓。宋朝人曾说这些工程属于当时帝国中最坚固的, 石质 的结构和肃穆的外观别具一格③。 最初, 据说朱元璋将一户有钱人的住宅当作居住和办公的地点, 但不到一年, 他就搬到过 去的宫城。这里在元代曾经是多种行政机构的办公地点④。在以后的五、六年中, 他一直忙于从 事军事政治运动和致力于打败周围的对手, 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建城。但在1360年, 还 是稍稍扩建了一下城墙以便增加河两岸的防御力量。除修建了一些政府衙门外, 多数庙宇和其 它半公共建筑都被全部或部分地“借”用, 来安置日益扩展的行政班子。十四世纪六十年代中 期, 朱元璋开始公开显露出他建立帝国的野心。他抛弃了对过去领袖的效忠, 加大步伐建立自 己的政治体系。当他周围的另一个地方军阀在这里被他的军队打败的时候, 他开始直接挑战北 京的元朝政府。1365年他将集庆路的儒学改为国子监, 1366年开始大幅度地扩建城墙和新的内 皇城。太庙、社稷坛和其它帝国政府所需的庙宇, 一切都按照帝国都城的样子被列入了城市规 划。1367年, 在打败了华中地区的最后一个对手和发动了对北京的蒙古人的最后进攻之后, 他 决定宣布于新一年的农历正月初一改元建朔, 那一年相当于公元1368年。 毫无疑问, 这些年来肯定有一些谋士, 被委以制定将元代规模狭小的路级城市改造为宏伟 的帝国首都的规划任务。1367年八月间天、地坛的修建, 九月间太庙的修建, 以及同一个月晚些 时候新皇城内三大殿的修建肯定动用了大批的工匠。但对这些工程, 文献中往往语焉不详, 除 却《实录》中简短的纪录说这项或那项工程开始动工 (通常都有相关的礼乐活动和随后的与一 些谋士的商议) 或已经完成外, 我们对建筑的实际过程几乎一无所知。我们的确知道有采石场 被开辟, 有砖厂和瓦厂被建立起来, 我们也知道成千上万的工匠和建筑者家庭被从各地征调到 南京, 但我们找不到任何对建筑工作本身的叙述或是关于、工程、用料及其它特征的技术 。这些细节并不吸引负责撰修历史纪录的那些人的注意。 根据多数材料的记载, 南京新城墙的修建是1366年农历八月开始的, 虽说它显然不是作为 一次性工程来规划的。另一些记载说直到1369年才开始, 但多数人同意工程的基本完成是在 1373年八月。起初的设想可能只是在1356年尚存的南唐旧城的东面接出来一大块。这一块将把 新建的皇城围起来, 成为与旧城并肩而立的“新城”, 面积相当于旧城的三分之二, 而原来的旧 ·43· ① ② ③ ④ 顾起元前揭书, 卷8, 页13。 顾起元前揭书, 卷9, 页22。 王焕镳编《首都志》(南京: 正中书局, 1935) , 页71至73。 张铉《至正金陵新志》(15卷, 前言标注的年代为1344年)。我使用的是《南京文献》10- 20期 (1947- 48 年)的排印版, 很遗憾里面的排印错误很多。国会图书馆珍本藏书有原版的两个残本和明后期的一个 日本重印本。据说这本书在二十年代的南京曾经重印过。 城则基本上不变①。这一计划还设想将南京从十世纪所建的北城墙向西、北两个方向扩展。我 们知道, 现在位于城内离城墙很远处的鼓楼, 当时计划要作城墙的北门, 在新的笔直的北城墙 中间偏西一点 (见地图1)。但在修建过程中, 新的规划又出台了。这次决定要将城墙再向西北扩 3英里 , 将临江的战略高地狮子山圈进去。这样 , 又在原计划的新城墙西面增加了另外 ·53· ① 在中国城市建筑史上有许多建“新城”的先例。北宋的首都开封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我的这种看法 是基于克拉克 (E. A. K racke)提交1967年12月美国历史协会年会的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中国的首都 开封, 907- 1127”。另一个“新城”的例子在扬州, 朱元璋可能看到过。宋代在旧城的旁边建起了一座 新城。新城在规模、布局上都与旧城大体相同, 只是中间用城墙、壕沟和桥与旧城隔开。大多数政府衙 门都在旧城。从那以后, 这里就被称作“新城”。南京的城市规划, 在决定增加北边那一大块面积之前, 大概在规模和形制上都与十世纪的城墙相同, 计划在东边建出一个“新城”来, 这与扬州的例子很相 象。 面积很大的不规则的一块, 这块地方主要用作军事单位所在地①。上述规划的结果, 或许使南 京成为中国主要城市中形状最不规则的一个; 使南京位于城墙内的城市面积最大; 使它的城墙 成为中国最高、最长、最宽、最坚固和最雄伟的城墙。与以往大多数城墙不同的是, 南京的城墙 是建在巨大的石块筑成的地基上的, 从底部起外层全部覆以特别烧制的巨砖或经过加工的石 块, 城墙顶部铺的是巨大的石板, 最上面是用砖砌成的垛口。 现存南京的主城墙基本上就是当时修建的城墙。对于它的尺寸应该不会有什么疑问, 但历 史纪录却不尽相同。1935年在国民政府的主持下由一批著名的历史学家编纂而成的《首都志》 引用了一项近人的研究成果: 南京城周旧称九十六里, 其实只有六十一里。但其长度已为世界第一。城之高度 有在六十里以上者, 最低亦有二十里, 平均在四十里以上。垣顶之阔, 除一小段外, 皆 在二十五里以外, 最广处达四十里。且已铺石为道。城以花冈石为基, 巨砖为墙, 又以 石灰秫米锢其外。故任指一处击之, 皆作纯白色。是以崇垣屹立, 历数百年巍然无恙。 该书又引述《肇域志》说:“城墙长57里半; 垛口13, 616节, 窝铺200座。”②96里大约折合32 英里; 61里大约折合20英里。近期中国大陆的一种半官方性质的关于中国建筑史的出版物这样 描述南京的城墙: 南京城垣长达96里, 底宽一般为10- 18米; 高度为15- 18米。曲折视地形而变化, 顶部平坦, 宽7- 12米, 用巨大石条为基, 上筑夯土, 外砌巨砖, 以石灰作胶结材料, 或 以石灰和糯米浆灌浆, 墙顶用桐油和土的拌合料结顶。城门外的“瓮城"工程, 尤其坚 固特殊, 通济门的城墙多至四道, 坚固倍加。这座砖石城垣工程规模是现在中国都城 中最宏大的一处,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砖石城垣。城墙之外, 更有外廓环绕, 长达180里, 可见其工程规模之巨大③。 这段话重复使用了《首都志》已经批驳过的旧的记载中的长度数字。它将南京的城墙说成是中 国现存最长的城墙, 但不一定是中国历史上曾经修建的最长的城墙。它重复着那种人们一贯使 用的说法: 这城墙也是今天世界上最长的。这些数字, 如果不包括其中的对比的话, 或许是错误 的。用1945年拍摄的空中侦察照片修正后的美国军事地图局的南京地图, 在度量和准确性上是 可以得出精确资料的。该资料显示南京城墙的长度是39, 500码, 或者说大约23. 2英里 (70里左 右)。据同类的北京地图计算, 北京城墙总长36, 500码, 或者大约21英里④。很难解释这些数字 ·63· ① ② ③ ④ 我用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军用地图局绘制的地图。 中国建筑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建筑简史》, 北京: 中国工业出版社, 1962年版, 页180。 《首都志》, 页74至75, 引用了现代地理学家张其昀和一种晚清材料中的说法。《首都志》的作者没有说 出他们自己的看法, 在其它地方十分机械地重复这些相互矛盾的数字。除了这类小纰漏之外,《首都 志》是一部非常出色的著作, 它将现代人的研究成果与中国历史研究最优秀的传统结合起来。这部书 优秀的主编是江苏省图书馆馆长和著名的历史学家柳诒徵。书中的文献部分 (页1352- 1408) 非常齐 备, 可以作为研究南京历史的基本参考书目; 遗憾的是其中没有一些辨正性质的补注。 关于工程进行过程中重建计划的改变和北边一部分的增加, 我采用了劳干的说法。 与中国材料中关于两城度量数字的差异。显然, 这一问题还未解决。这也似乎引起我们对所有 的历史计量的怀疑, 即使它已被新近的研究所肯定。不管这些问题的最终结果如何, 明朝的奠 基人修建的南京城墙是一项令人震撼的工程和建筑成就。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它的雄伟都使 无数中外人士肃然起敬。 肯定有人要问: 为什么明代的首都需要这些城墙, 修建这些城墙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也许 还记得明初的统治者们, 在一次又一次地进入蒙古草原击溃那个时代的主要敌人之后, 也用巨 砖和石块彻底地重修长城, 在长城沿线布置了关塞、烽火台和战略性军事物资储备。除此之外, 中国大多数的县城都有明代重修的用更结实的材料建成的、设计更为雄伟的城墙。这一时期确 实是中国城墙建筑的伟大时期。所有这些好象都反映了一个民族, 或至少可以说一个王朝对军 事防御的关注。然而, 这或许不是问题的正确答案。从纯粹的军事意义上讲, 明代中国的长城并 不非常有效; 明王朝更多的是依靠深入到草原上蒙古人的背后、主动出击的办法, 或者通过外 交、贸易手段, 来使蒙古人限于分裂、满足于现状和不愿或不能进行战争。长城本身并没有多少 战略上的意义; 它的真正意义莫非在于它对敌人造成的心理影响。或许从广义上讲, 南京和其 它城市的城墙主要是发挥着重新确定中央政权存在的心理功能, 而不是纯粹的使城市和它们 的居民免遭可能的危险的实际功能。就民众和政府官员的日常生活而言, 用城墙围起来的城市 实际上并不比没城墙的城市更安全, 对中国人来说, 乡村才是安全的。行政城市周围的城墙并 不是与周围其它人口分割开来的有保障的安全地带。南京高大的城墙和宽广的城壕并未起到 保护天坛、地坛和皇陵的作用, 甚至也未起到保护政府仓库和工场的作用, 因为这些都在城墙 之外。城墙也同样未能保护大批的政府高级官员, 他们都住在城外政府为他们建造的房子里。 它们确实不能将城市的聚居中心与开放的乡村分割开来。它们并不保护大量充当基本经济和 金融活动中心的最重要的市场和其它处所。此外, 它们也不能将一个城市的次文化与乡村文化 区分开来。但是, 它们毕竟标志着政府的存在。它们提高了城市的身价, 但并没有将它封闭起 来。 这样说并不是要完全否认城墙的军事功能。它们使人想起军事力量, 它们可以变为防御阵 地, 如果需要的话还能抵抗长期的围攻和灵巧武器的进攻。(但在明代历史上又有几次能有这 样的需要呢?) 当朱元璋作出决定要将随时可以防守的据点包括进扩建了的南京城墙里, 和当 他建造那些多功能的城门来防御各种进攻的时候, 他脑子里想的肯定是城墙的一些纯粹的军 事功能。但这些高大城墙工事的建造者主要地并不是一个军事家, 他的政府也并不主要是一个 军事政府。尽管国库收入被大量用于维持政府庞大的军事机构上, 但他主要还是通过非军事的 手段统治的, 这些非军事手段首先包括使社会和政府礼制秩序化和对天人感应理论所表达的 正统观的利用上。南京的城墙, 象其它的政府行为一样, 旨在加强这种神秘的正统观和保持人 们对政府形象的敬畏感。那么, 我们不妨假设, 这是它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主要作用, 传统中国 城市研究的主要作用也正在于此。 从1360到1370年的十年中, 南京被从一个曾经是运转失灵的中央政府下属的小小分支机 构的起义军根据地转变成了一个组织紧密的官僚体系的中心, 这个官僚体系是当时最大最复 杂的, 也是有史以来最大和最复杂的。从一个拥有200名官员的地方民事政府所在地, 南京几乎 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拥有10, 000名民事官员和12, 000名军事官员的帝国官僚机构所在地, 这之外, 也许还有50, 000名吏员未被算在官僚队伍之内。这些官员中的大多数都轮流到各省 ·73· 任职; 但在十四世纪末, 仍然还有不少于5, 000名的入流军、民官员和10, 000名不入流的吏员 在这座都城及其近郊居住和为官当差。据说1391年驻扎在都城内的各卫拥有士兵200, 000 名①。此外, 国子监里还有8, 000至9, 000国子生。政府办公机构多数建在皇城和它周围的“新 城”内 (见地图2 )。皇城的城墙 , 连同它的城壕、桥梁和城门 , 都仿主城城墙的风格建 造, 只是规模小一些, 装饰更精巧些, 用料更考究些。城每边长1. 5英里, 大体上是正方形, 主城 门朝南。城内是皇帝大臣的朝会场所, 皇帝的诏令和中央政府的决策都是从这里发出的。这里 还是皇帝和家人居住的地方, 还有太庙和一些国家神坛。在象征帝国权力的建筑的布局安排 ·83· ① 研究明代政治制度的主要英文著作是贺凯 (Charles O. H ucker)的论着, 尤其是《明代的政府组织》(" Governm en t O rgan ization of theM ing D ynasty" , H arvard Journal of A siatic Studies, 21 (D ec. 1958) : 1- 61) 一文和《明代的传统中国政权》(T he T raditional Ch inese State in M ing T im es (1368- 1644) , T ucson: U n iversity of A rizona P ress, 1961)一书。这里南京的军民官、吏数字是根据贺凯著作中提供 的材料得出的约略统计数, 但他并不对我的统计结果负责。1391年南京的驻军数引自吴晗前揭书, 页 161。 上, 遵循着一些规避原则; 不是一味地模仿前代皇帝的居止建筑。首先, 征求了风水家的意见, 原来的一个湖被填平作为皇城的城址; 它位于旧城的东面, 正好可以将钟山括进去, 使其成为 整个建筑体系的一个屏障, 这在风水上很吉利。皇城在1864年太平天国末期遭到了严重的破 坏, 在辛亥革命中几乎全部被毁。但我们还是可以大致精确地从它在北京的复制品看到皇城内 部宫城建筑的整体结构。北京的宫城建于十五世纪前期, 以新南京城为样板, 或许在规模和设 计上比南京更奢华些。大多数城门和宫殿的名称以及其它部分都是南京宫城的复制。 跟旧方志中画的一样, 南京城中有一条叫做“官街”的宽大街道从“新城”南面城墙的正门 正阳门, 笔直地向北通向皇城的南门洪武门, 再到宫城南面的正门午门。这条街, 像官署区的其 它几条街道一样, 旁边都砌有高出地面、搭有蓬顶的人行道, 以便官员和掾吏们走在上面免受 日晒雨淋。官街两侧建有中央六部中的五个部、五军都督府、宗人府和其它主要衙门。但政府机 构并不局限于这一区域。六部中的刑部, 被象征性地建于宫城北面城墙外。因为北方是冬天的 方向, 冬天是行刑和处决死囚的季节。刑场就在附近。都察院也离这里不远。国子监最初在老城 中元朝路学 (集庆路儒学)的位置上, 但1381年在老城的北部又建了更大的新监舍。许多其它政 府部门也稀疏地分布在城中。 这些建筑规模宏大。许多建筑都位于留有开阔室外空间的地方, 有些还建有花园。从任何 一种特定的意义上讲, 这里的建筑都不具有“明初”的风格; 它是传统意义上的“天朝”气派, 体 现出明朝创立者对严格和尊严的偏好。或许明初的建筑受到了一些西亚的影响, 但这种影响是 极为表面的。蒙古人将波斯、阿拉伯和其它西亚匠人、工程师和建筑家带到了中国。南京的清真 寺, 为占南京人口五分之一的穆斯林服务, 其内部建筑和装饰艺术都是西亚风格的。一些历史 学家注意到了明孝陵拱廊上极富效果的细线条装饰与莫卧儿拱门极为相像。明孝陵是十四世 纪九十年代明太祖在城墙西北角处修建的。但即使在忽必烈的大都——由一个蒙古皇帝在许 多外国助手的帮助下修建的——他种文化对于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影响都很微弱; 我们在有其 它方面的可靠证据之前还必须承认南京城那些宏伟的新建筑并不具有反映特定时代、地区或 任何一种特别的建筑设计流派的独特的建筑和工程特征。所有的宫殿、城门、街道以及庙宇不 仅创造性地适应了它们所在的场所, 而且在布局上体现了帝国的威严与人与人之间应有的等 级和谐秩序。但它们又不单纯是对前代建筑的盲目模仿; 南京的建筑确实具有很强的独特性, 如果这种独特不是在于建筑设计的原创性的话, 就在于整个地面空间的布局安排。这是一座建 立在起伏不平的地面上、而且城中还有几座山、一些河流从城中穿过的城市; 一座拥有广大的 室外空间、其中一些空间被用作集约式的商业性园艺经营的城市; 一座有着大量树林和花园的 寺庙的城市。从地方都会到帝国都市的转变不仅极大地扩展了政府机构设置的规模, 而且还创 造了一系列其它的需要: 成百上千的新街道、数十个市场、花园、青楼、官员的私人住宅、兵营、 工场、仓库。虽然如此, 这座城市依然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城市聚居区, 这里所包含的丰富活动内 容和对空间的利用, 我们通常是很难与前现代西方的大城市联系在一起的。曾经是平民的朱元 璋下了一道限制官员城市住宅外围花园规模的命令, 为的是使一般的平民百姓在这里也有容 ·93· 身的空间①。 南京的老城即今天南京的“南城”, 当时也几乎是完全重建了。这并不是有意的规划, 而是 在城市扩展、财富增加和在新王朝的繁荣时期追求变化的刺激等影响下正常的城市更新过程 中实现的。主要街道、河道以及桥梁和城门的位置基本上还是十世纪前期老城建立时的样子, 但许多砖石肯定都是被多次重新使用过的, 没有什么地方的哪一种建筑可以说是与明朝前期 同龄的。这座中国城市的物质外壳肯定在不断地被翻新改造; 它的建筑材料的结实耐久与它作 为历史活动场所的连续性之间并无多少联系。明代的南京突然间变得焕然一新, 但并不完全是 新的创造; 现代的南京占据了一座古老城市的躯壳, 但它对这一事实的感知并不是源于无所不 在的历史建筑的遗存 (除了城墙之外) , 对同一事实的否认也并不是源于近期的物质变化。 明初南京的城市和郊区人口, 和其它城市的一样, 被纳入同时并存的三种类型的正式基层 行政组织单位中, 它们合起来构成了城区的空间组织形式。每个单位都是相互独立的人口统计 区, 或许也是相互独立的赋役征收和安全联防组织单位。关于这一点, 顾起元有如下的描述: 国初徙浙、直人户, 填实京师。凡置之都城之内曰“坊”, 附城郭之外者曰“厢”。而 原额图籍, 编户于郊外者曰“乡”。坊厢分有图, 乡辖有里②。 同书还谈到南京的两个郊县, 即上元和江宁的人口数: 上元38, 900户, 253, 200口; 江宁27, 000户, 220, 000口。这显然是1391年人口统计的数字。口与户间的比率有些让人怀疑。再者, 这 些数字不包括军队和他们的家属以及政府官员及其家属。但这些数字确实告诉我们地方政府 户口簿籍上的常住非军事人口接近五十万。这五十万人被分为24坊, 这是南京城内的新居人 口; 24厢, 这是南京城郊的新居人口; 39乡, 这是南京城郊的旧有人口。这样, 这些个坊、厢、乡的 平均人口应是5, 400口, 1, 000户③。 这里有一个关于南京城原居人口的去向问题。显然, 迁移它地民众“实京师”并不仅仅是为 了增加首都的人口数, 而是要用他们取代原来的旧居民。这些旧居民则被强制性地迁出南京。 顾起元说朱元璋害怕南京原有居民的反抗, 将他们全部迁到遥远的云南来防止变乱的发生: 高皇帝定鼎金陵, 驱旧民置云南。乃于洪武十三等年起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 千余家, 填实京师④。 ·04· ① ② ③ ④ 顾起元前揭书, 卷2, 页36上以下各页。顾炎武或许就是从顾起元的这段话得出明太祖统治时期南京 移居云南的人口数的。《首都志》页497引用了《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三中顾炎武的论述。 顾起元前揭书, 卷2, 页36下。请注意顾起元在明后期写到明初以来的这一制度时, 说一“坊”有十甲, 一甲有十户。照此计算, 一“坊”的户数仅为我们文中平均数的十分之一。这一出入或许可以通过这样 的事实来解释: 农村的“乡”是更大的行政单位; 乡下有相应的里甲制度, 每里数百户、上千户, 每甲数 十户、上百户。 顾起元前揭书, 卷2, 页28下以下各页。“坊”、“厢”、“乡”等的使用并不限于都市, 而是在整个帝国范围 内的城市中广泛使用; 但在其它地方, 不存在对原居民的移置现象。关于这一制度的概括性论述, 见 《续文献通考》, 卷16。 顾起元前揭书, 卷5, 页30上。 上面提到的人口迁出可能是指1381至1389年间, 云南省被纳入中华帝国版图后, 派遣远征军充 实和管理云南的事,《明实录》说有300, 000人。那些远征军主要由京畿地区的军队构成, 多数 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后来留在云南。云南历史的一些材料说, 那时云南从南京得到的移民有一万 户。这些数字恐怕都是泛泛而谈的东西, 它们本身并不能说明为什么南京城中由原居民组成的 城坊很少。但它们至少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可能的主要因素。 关于太祖统治时期移入南京的人户问题, 各书记载不一, 看起来这样的移民还不是一种。 《首都志》引用了三条记载强制性括民实京师的十四世纪的材料。第一, 大约4, 500户来自东部 富庶地区——苏州、湖州和那些曾经依附于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府——的“上户”1381年被迁 入南京“实京师”, 同时作为对他们追随政敌抗拒明太祖的惩罚。成年男性被派到各监局充当工 匠。以5. 5做乘数——5. 5大约是一般人户的平均数, 但对富有上户来说这一乘数可能太小了 ——我们得到一个247, 500人的可能近似数, 仅这一次移入南京的人数就有这么多。将不合作 的富有上户移入京城、置于监控之下似乎与为了防范他们对政府的反抗将所有的原有人口迁 走的做法相矛盾。但或许通常而言, 那些被置于惩罚性劳动下的富有的城里人会很驯服, 会比 原来城市里的混居人口对新帝国政权的威迫更加敏感。因为这座城市的原居民, 从25年前朱元 璋和他的人马以一支衣衫褴褛的起义军的姿态进入南京的时候起就知道其人其旅。第二, 另外 的14, 000户“国之富户”被征调到南京做城市里的富有人户, 在国家户口簿籍上被列为“富 户”。在明前期的社会体系中, 需要富有人户来承担一定的基层管理任务, 比如说做坊厢之长, 监管赋税和徭役的征发等; 他们是明代人口中政府离不开的一部分。第三, 另一种记载提到从 浙江移入南京充实特殊的劳动和建设岗位的20, 000匠户 (或者可以说大约100, 000人) ①。 作为新人口组织形式的坊和厢 (与乡不同)本身就是城市的不同部分有不同特征的一个很 好证明。它们成为城市各居民区的名称, 每个居民区都获得了与本地居民语言背景、职业特征 及其它特点相一致的一种独特韵味。南京人口构成的这些特点直到晚明都很明显, 甚至在十九 世纪还有人对此加以评说。一些人口聚居单位只是用数字来命名, 象“十二坊”、“十三坊”、“十 八坊”, 但并没有这样的完整连续数列。关于这些名字的来源很难再搞清楚。其它的“坊”名意思 就比较明显, 因为有时候代表一种职业的划分。有“锦缎坊”、“木工坊”、“歌艺坊”、“第一匠 坊”、“第二匠坊”。一般来说, 这些有含义的“坊”名都是形容它的人口特征的。而厢名不是说明 它的地理位置, 就是一些有吉祥含义的名字。至于乡, 它们的名字既不说明职业又不说明阶级 地位。 三　南京城市生活的其它方面 南京位于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西面。紧邻南京一带的农业生产率无法与长江东、南更下 游地区的富庶府份相比, 这些富庶府以苏州、松江、常州和湖州最为著名。长江中上游地区巨大 ·14· ① 《首都志》, 页497。 的“粮仓”自然生产条件也胜过南京①。南京在南宋时期是一个缺粮府②, 原因可能是那里有大 量驻军的缘故。简言之, 南京本地农业生产没有剩余。这座城市一千年来一直完全仰赖于更大 区域内的财富供应, 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它可以很好地控制该地区, 除非在长江上、下游 的富庶地区同时有对立的力量中心存在, 就象十四世纪中期朱元璋成功地建设南京以前那样。 朱元璋控制混乱经济局面的成功, 是通过良好的组织和计划获得的; 他一步步地将为邻近的对 手提供财富的地区纳入自己的活动范围, 然后比他们更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 紧邻南京的地区缺乏长江下游通常具有的财富资源——农业、蚕丝业、渔业、矿冶业、盐 业。南京拥有一些重要的手工业, 尤其是纺织, 但它成为丝绸和锦缎的生产中心还是明代后期 的事; 即使是到那时, 它基本上还是要仰赖于其它地区原材料——生丝和染料——的生产。尽 管作为十九世纪贸易的主要商品的一种结实耐用的棕色原棉布被称作“N ankeen”(南京) , 但 明代南京的纺织业仅限于丝织业生产; 在棉织业生产的巨大增长中并没有南京的份额, 而十四 世纪后半叶苏松棉纺织业则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南京在食盐的生产和运销中也不象附近的扬 州那样占有重要地位, 食盐的生产和运销给扬州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总而言之, 南京的经济地 位是建立在它对东西沿长江一线、南北沿大运河一线广大区域的政治和军事控制上的, 而不是 源于它突出的地方生产力。 十四世纪的中国与十三世纪的中国相比, 世界性要弱一些; 与唐代的中国相比, 就更弱一 些。通往中亚的陆路的重要性在马可õ波罗十三世纪七十年代由陆路来到中国和同一世纪九十 年代不得不由海道经印度回国之间的时间里大大地降低了。明朝的皇帝不象唐朝和元朝的皇 帝那样, 将王朝的建立与域外的支持联系在一起。明朝是一个排外主义复兴的王朝; 它通过驱 逐中亚人建立了政权, 将它的民族责任与边防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然而, 如果说强烈的排外情 绪成为明代中国日常生活的基调, 或者说其首都缺乏重要的国际性特征, 那就错了。亨利õ赛雷 斯 (H enry Serruys)已经揭示出, 尽管蒙古人的文化影响未被接受, 但留在中原的蒙古人并未受 到歧视和迫害, 他们继续在明代的政治社会生活中作出他们的贡献③。明初的南京, 或许不是 阿瑟õ怀特 (A rthurW righ t)妙笔下唐代长安④那样的辉煌的国际交通十字路口, 但作为中国的 首都, 它是十四世纪晚期的东亚现实允许的范围内最国际化的地方。来自东南亚、日本、朝鲜和 一些邻近的中亚国家的外国使节纷纷来到这里。南京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穆斯林人群, 我们知道 ·24· ① ② ③ ④ 阿瑟õ怀特,《长安》(A rthur W h igh t, "Changan" , 载 A rno ld Toynbee 编, C ities of D estiny , N ew York: M cGraw - H ill, 1967, 页138- 49)及本卷所收的他的其它文章。 亨利õ赛雷斯 (H en ry Serruys) 对这一问题有一系列的重要研究成果; 我手头有的与这一问题关系最 为密切的是《明初的蒙古遗俗》("R em ains of M ongo l custom s D uring the Early M ing, " M onum en ta Serica, 16 (1957) : 137- 90。 见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 东京: 风间书房, 1968年版, 页157。这里我要感谢斯波教授提示我看 这部分和他的新着中的一些其它论及南宋时期南京经济地位的段落。 这一对比的证据非常复杂, 但这是以我未发表的对十四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中明朝奠基人和他的主 要对手的经济资源的比较为基础的。 的元末留居这里的聂斯脱里派教徒、犹太教徒和中亚人群体可能明代还有它们的遗存①。外国 人在培养翻译的四夷馆里做事, 钦天监继续使用中亚人和所谓的阿拉伯技术。在新帝国政府建 立的第一批建筑中, 有接待外国使节和他们的随从人员的旅馆, 这些随从人员中通常都包括携 带外国货物的商人。从十五世纪初开始, 南京身后扬子江上的著名造船厂开始建造郑和六次或 七次远征南洋、印度和非洲用的船舰。南京既是内河交通的中心, 又是一个海港。虽然明朝政府 宁愿将接待外国人和外国货物的管理站建立在远离都城的地方, 方便的水路交通线还是将那 些不太容易抵达其它地方的货物带到了南京。 南京十六“楼”有非常考究的娱乐设施, 这些“楼”是明太祖建造、供政府官员娱乐使用的, 但也不限于上述一种用途。这些“楼”中的一些在宫城各正门外, 但多数更远, 在城墙南门外的 市场、客栈和青楼区, 这些青楼从十世纪开始就已经存在于进入南京的水运线沿岸了②。这位 皇帝建造的供政府官员使用的娱乐场, 集旅店、酒楼、餐馆和歌房于一体。挤满了变戏法儿的、 演杂技的、说书的以及青楼女子的戏院和游乐场所到处都是, 尤其是在紧挨着南城的地带。明 太祖个人的品性使他对过分追求快乐、享受和奢华的人多少有些敌意。但作为一座充塞着新的 官僚精英阶层的大城市, 南京成为一个商业、尤其是奢侈品贸易的喧闹场所。皇帝个人的节俭 和朝廷的严苛基调并不能消除居民寻求快乐的潜能, 就连十五世纪二十年代迁都北京都没有 影响南京著名青楼的继续繁荣, 反而在明末变得更加远近闻名。 明初朝廷的政策精神并不鼓励文化和文学活动的发展。明太祖个人对文化水平高的人总 是抱有一种猜忌和怀疑态度。他的第四子对他的孙子和继承人建文帝皇位的篡夺, 又是对一个 对知识分子和文学名士抱同情态度的统治者的残酷军事镇压。建文帝曾经对文学之士采取鼓 励政策, 吸收知识分子中的领袖人物到他的政权中; 作为一个群体, 他们代表文化高度发达的 东南地区。他的垮台又一次带来对受到他鼓励的文人和他们所代表的地区的压制和迫害。因 此, 这一个创立者和一个篡权者统治时期窒息了明初朝廷中任何一种知识和文化生活的繁荣。 文化名人充其量不过是朝廷的点缀, 他们并未找到表达自我的机会。尽管如此, 明代初年中国 的文化生活在南京周围地区——在今天的江苏、安徽、浙江——得到了最有生机的繁荣发展。 南京自身只是到了明代中后期才成为一个伟大的知识和文化中心, 而不是在它作为第一都城 的时候。然而, 尽管没有哪一座城市在明初文化的发展中占统治地位或是将所有的知识界知名 人士都吸引到那里去, 但这并未阻碍文化活动的成长与发展。事实上, 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 中国文明的发展和持续的生命力从来都不曾依赖于任何一个大的城市中心。 四　南京与北京的比较 1421年永乐皇帝迁都北京的时候, 南京的人口明显地减少了; 多数记载说这里的人口减少 ·34· ① ② 关于明前期修建的“楼”的数量, 各种记载互有出入, 有“十二”、“十四”、“十六”等不同的说法。顾起元 对这些不同的说法进行了讨论, 见前揭书, 卷 6, 页34及《首都志》页1090以下各页所引内容。 1344年的方志列出了人口统计时的在城色目人33种; 其中许多是以种族 (如维吾尔人等) 或宗教划分 的。 了“半数”, 不过这不是准确的表达, 只是一种描述性的语言。从那以后直到十五世纪末, 重建的 南京作为计划中的帝国第一都城的地位丧失大半。到了十六世纪城市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一些反映了这一时期整个中国生活普遍的深刻变化——人口的增长、农业生产、商业、财 富等许多方面。这些变化形式在长江下游地区表现尤其明显, 它在促进各地城市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了南京城的复苏。 明朝后期南京和其它城市的人们都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了城市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变 化。他们将其中的一些变化归之于赋税制度的改革——在数十年中稳步发展和普及全国的一 条鞭法①。当时有人说, 改革后的财税制度的一些特征, 尤其是劳役和特别税目征收方式的改 变, 对城市奢侈性消费有促进作用。城市有钱的平民百姓不再需要在高压下掩饰自己的财富; 他们可以以优雅宽敞的房子、不再受大小规模限制的花园和奢华的享乐来显示他们的富有。到 明朝后期, 一个追求享乐的精英阶层成为一个城市必不可少的特征。南京新的陪都功能极大地 增强了这些变化的程度。有一类颇为成功的官僚, 他们想得到官位和俸禄但又不愿承担京官和 朝官那样的责任并且厌倦官场上竞争激烈的营求算计, 发现在南京做官的排场和实惠比北京 的实际权力更遂人愿。南京成为比过去更有诱惑力的为官之地, 如今在这里做官的人可以同时 享受政治王国中有选择余地的低调一些的成功和个人世界中更为精致奢靡的生活方式。 我们已经知道, 在迁都北京后的一个世纪中, 南京的人口出现了明显的下降。1521年的地 方志通过几项专门的对比将这种变化趋势说的很明白。但1593年的方志又显示出人口和财富 明显复苏的迹象。到了明末, 南京已经成为典型的财富和舒适生活的中心所在, 以艺术家、作家 和藏书家的积聚地而闻名。当南京的官职变得对拥有文化兴趣的官员有吸引力的时候, 帝国的 第二都城渐渐地在国家文化和艺术生活中担当起一个特殊的角色。通常这些选择南京的拥有 文化兴致的官员在此之前都是先在北京任职, 那里与权力的实际运作更接近。南京作为陪都, 保留了全套的最高级别的行政官职, 与北京的政府机构完全相同。这里有级别和薪俸与北京相 同的职位, 但实际责任非常有限; 除了在财税管理和少数其它领域中以外, 权力也仅限于对地 方性政府的管辖。到王朝后期, 这些职位, 尤其是那些没有规定义务而又有官阙品级的职位, 成 为那些对政治生活中你争我夺不感兴趣的官员热切追逐的对象。南京靠近财富和高雅艺术的 聚合区域, 在这里任职的学者型官僚可以获得除政治生活精髓以外的所有东西。 从文化生活意义上讲, 这是南京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 从社会动力学意义上讲, 它包含 着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潜能。国家政权对境内最优秀人才的控制——使他们依赖于为政权服 务的途径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将对人才的掌握作为政权的第一需要的能力, 是有宋以 来帝国官僚体制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南京, 与北京正相反, 逐渐地代表着一种有诱惑力的、有 选择余地的途径, 而在过去, 只有一种单一的可行途径可供有才能和志向的人选择。在十六世 纪中叶和十七世纪, 这座伟大城市中的丰富生活渐渐变得在政治上富于反叛性和在道德上日 趋堕落。考察这些局面是如何出现的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中国城市的成熟过程。 作为两座城市对比研究的最后总结, 让我们尽力在心目中重建明代的南京。中国建筑时间 ·44· ① 顾起元在多处都谈及这一问题, 并且长篇引用其它人对这一问题的论述; 例如, 前揭书卷5, 页38至 40, 及《首都志》页1084- 87的引文。 上的风格恒定和整个城市、乡村空间的相对同一, 尤其是中国城市物质上的非永久性特征, 这 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今天我们看到的南京已经丧失了我们与伟大的帝国都城联系在一起的实 体建筑的庄严宏伟。北京是唯一一座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可以目睹她的实体存在、从而可以将传 统中国都市的伟大通过感官传达给今人的城市, 北京也是唯一一座她的极度宏伟超群在我们 这个时代依然完好无损的中国帝制时代的首都。所以, 我们才孤陋寡闻地倾向于将所有的“最” 都加在她身上。利玛窦 (M atteo R icci) 在1595年到过南京, 他对南京作了这样的描述:“在中国 人看来, 这座城市比世界上任何一座其它的城市都美丽和宏伟。在这方面, 恐怕很少有其它城 市能够望其项背。这里确确实实布满了宫殿、庙宇、宝塔和桥梁。在欧洲几乎没有哪些建筑能超 过这些。在一些方面, 它超过了我们欧洲的城市。⋯⋯这座城市曾经是明王朝的首都和过去许 多世纪中皇帝们的居住地。即使明朝皇帝将都城迁到了北京, ⋯⋯南京也丝毫没有减少她的辉 煌和声誉。”①在1600年看到北京以后, 利玛窦写道:“这座城市的规模、她的房屋的规划、公共 建筑和防御工事的结构都远逊于南京。”②让那些经常将北京作为世界上唯一一座配得上形容 词最高级的城市的北京沙文主义者认真想想利玛窦在两座城市都完好无损、甚至南京的实体 建筑已是今非昔比的时候眼光犀利的对比吧。 〔译者单位: 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 ·54· ① ② 利玛窦前揭书, 页309。 利玛窦《十六世纪的中国》, 路易斯õ加拉格尔译本 (M atteo R icci, Ch ina in the Six teen th Cen tury, trans. L ouis J. Gallagher, N ew York: R andom House, 1953) , 页268- 70。另见A. Chan,《万历时期 的北京》( "Pek ing at the T im e of the W an- li Empero r" , 载《1962年国际亚洲历史学家协会双年会 议 论 文 集》( P 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B ienn ial Conference of the In ternational A ssociation of H isto rians of A sia , 1962, 台北, 1963) , 页119- 47。 第16卷第3辑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V ol. 16,N o. 3 2001年9月 　　 Collections of E ssays on Ch inese H isto rical Geography Sep, 2001 ABSTRACTS OF M AJOR ARTICLES 1. A Study on the M an-Env ironm en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