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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_情人_看杜拉斯对陈染小说创作的影响

2011-03-16 4页 pdf 191KB 38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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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_情人_看杜拉斯对陈染小说创作的影响 作者简介:王博(1985-),女,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身为阳春白雪型的作家, 孤芳自赏的杜拉斯因为 1984 年出版的《情人》,陡然间扭转了曲高和寡的尴尬, 第一次赢得了大众,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并获得“流行 作家”的头衔。 《情人》的自传色彩很浓,杜拉斯在书里首 次使用了“我”,“是‘我’在人生的暮年回想起逝去的印 度支那殖民地和十五岁半那场懵懂而哀伤的爱情” [1]。 “因为龚古尔奖,因为‘中国情人’,也因为它和中国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文学‘我叙...
从_情人_看杜拉斯对陈染小说创作的影响
作者简介:王博(1985-),女,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身为阳春白雪型的作家, 孤芳自赏的杜拉斯因为 1984 年出版的《情人》,陡然间扭转了曲高和寡的尴尬, 第一次赢得了大众,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并获得“流行 作家”的头衔。 《情人》的自传色彩很浓,杜拉斯在书里首 次使用了“我”,“是‘我’在人生的暮年回想起逝去的印 度支那殖民地和十五岁半那场懵懂而哀伤的爱情” [1]。 “因为龚古尔奖,因为‘中国情人’,也因为它和中国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文学‘我叙事’的兴起、个性的觉醒和 张扬相吻合” [1],小说《情人》的译介在中国掀起了一股 “杜拉斯”热。 陈晓明说,杜拉斯的《情人》令中国女性作 家突然感悟到她们写作的位置与方向,她是当代女作家 共有的一位母亲。 在这批深受影响的女作家中,陈染也 许是最顽强地抵抗被杜拉斯耀眼光芒所笼罩的一位,也 是首当其冲,不会被人们遗漏的一个。 本文试从杜拉斯 对陈染小说创作的影响和陈染个人对其接受情况的角 度做一些探索。 且不论杜拉斯这个人, 仅就她的艺术事业而言,作 家杜拉斯的艺术魅力是毋庸置疑的。 “你欣赏杜拉斯 吗? ”面对张英水的提问,陈染坦言“杜拉斯的小说我比 较喜欢”[2]。 细心的读者能轻易发现,陈染笔下的小说世 界 “像空气一样地存在着一个人的影像”[3],《潜性逸事》 里,雨子因无爱的婚姻而饱受煎熬,只得将身旁的丈夫 想象成“是玛格丽特·杜拉的《情人》中那个湄公河堤岸 的公寓里的东方男子,那个纤秀、痛苦、窒息的充满了死 亡般欲火的情人。 ”[4]而《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更是直 接引用了“那个我亲爱的读者所熟悉的一段众所周知的 台词: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 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向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 你…那时候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 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4]。 《与往事干杯》中寄居 在尼姑庵的少女肖濛与男邻居之间,“是一个有点杜拉 斯风格的,这种情形很像杜拉斯《情人》中那个越南 西贡的法国少女和中国北方的男人。 ”[5]陈染不断地模仿 或叙述着杜拉斯《情人》中的文字和故事,从某种意义上 说,杜拉斯对陈染的影响,就是《情人》的影响。 仔细审视 二者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她们的创作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 一、体裁:童年的自传 陈染在接受采访时说,“任何一个作家写出来的作 品肯定无法脱离他的生活经验”[6]。 的确,作家创作的题 材往往来自那些深深打动过自己的人生经验,或甜或苦, 百味杂呈,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领悟。 弗洛伊德曾分析 指出,一个人的童年经验至关重要,会对其产生永久性 的影响,随时都可能以各种形式在头脑中显现。 所谓童 年经验,“是一个人在童年时期 (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 生活经历中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期的各 种带有情绪色彩的感觉、印象、记忆、知识、意志等多种 因素。 ”[7]特别是童年的哪些创伤记忆,将困扰人一生,这 也是许多有着不幸童年的作家靠文字宣泄心中抑郁的 原因。 陈染和杜拉斯在这一点上十分相似。 杜拉斯出生在印度支那,自幼家境贫寒,缺少关爱。 四岁的时候父亲早逝,而母亲心中只有大儿子,对其一 味纵容,忽视了年幼的女儿。 在家庭外部,这个生长在白 人下层社会中的移民家庭的女孩儿,游离于殖民地白人 统治者与当地越南人之外,受到难堪的拒斥;家庭之内, 在这个没有父爱支撑的弱势环境中,母亲对大哥畸形的 独宠,又使她不得不忍受兄长的霸道。 爱的荒芜使她渴 望被爱的欲望永难满足。 虽然成年后她回到了法国,但 异国他乡的一幕幕生活场景却成为不可磨灭的童年记 忆。 《话多的女人》中杜拉斯向格扎维埃·戈蒂埃倾吐的 一席话便是明证:然而,湄公河却留了下来,我就在河边 从《情人》看杜拉斯对陈染小说创作的影响 王 博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 摘 要:本文从体裁、风格和主题的角度阐释了杜拉斯的《情人》对于中国当代作家陈染小说创作的影响, 陈染第一人称“我”叙述的个人化风格,她类似于内心独白的晦涩文风,都打上了深深的杜式烙印。 两个女人在 描写带有悲剧色彩的绝望爱情时,也显露了相同的审美取向。 种种事例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影响与接受的渊 源关系。 关键词:杜拉斯;陈染;影响;接受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Postgraduates 第 16卷 第 1期 Vol. 16 No. 1 2009年 3月 March 2009 71 睡觉,玩耍,我在湄公河边生活了十年之久,它留在了我 心中。 母亲、两个哥哥和一个女孩组成的底层白人家庭 在印度支那度过的那段穷困、忧伤、痛苦、不公的岁月, 经过反复的重塑与改造,被杜拉斯付诸笔端。 在《情人》、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伊甸影院》、《中国北方的情人》、 《林中的日子》等一批充满自传色彩的小说中,读者可以 一次次找到那熟悉的面孔和环境。 特别是《情人》中的母 亲和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我”,那饱含真情、亦真亦幻的 回忆动人心弦。 杜拉斯巧妙地将自传体的真实与小说的 虚构融为一体, 以女性独特的视角抒发自我的体会,成 为自传体小说的大师,而《情人》则被公认为是自传体小 说的典范。 “‘自传性书写’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书写方式与特 质,指的是艺术家于艺术文本的创作中,以自我的生活 及情感经历为题材,加以虚构,运用典型化的方法创造 作品。 ”[8]受杜拉斯影响,陈染在体裁的选择上也以自传 体小说为重。 她虽然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但幼时的遭遇 也非同常人。 陈染说“我 18岁的时候,由于家庭的变故, 和我母亲住在一个废弃的寺庙里的四年多的生活,对我 的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也决定了我的世界观的基础。 ”[2] 父母间的婚变、破败的尼姑庵中的夏日……童年时代的 种种印记真切地横亘在她的人生之旅上,即使是十多年 后,陈染仍然会一再地通过叙述者“我”,一个成年的女 人,将往事讲出来。 地点永远是北方的 P 城, 不变的颜色是玫瑰红。 “我”一个深陷早衰症的女人,学着杜拉斯古稀之年优雅 的沧桑,开始回忆往事。 “我”所迷恋的男人无一例外有 着瘦瘦的肌肉,长长的四肢,好似那位来自中国北方的 情人。 十六岁的时候,当《情人》中的少女杜拉斯渡河时, 偶然遇见那个称赞她的中国男人,她进了他的车,此后 一切都变了。 同样的年纪,父母的离异也重创了少女陈 染的心,那个十六岁的“我”住在城南一条曲曲弯弯的胡 同尽头一所废弃了的尼姑庵里,缺乏安全感,常常恐惧 无所不在的窥视,渴望得到窗帘的遮蔽,觉得世界满是 肮脏、虚伪的陷阱。 在许多作品里,陈染不惜笔墨地叙述 了她童年、少年时的经历,《站在无人的风口》中的“我”, 《与往事干杯》中的肖濛,《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凡墙 都是门》中的“我”与母亲及《角色累赘》中的母亲等,都 带有强烈的自传性。 在对作品人物交织着现实与虚构的 真真假假的改写中,陈染领悟到了杜拉斯的真谛。 二、风格:现代的碎片 读杜拉斯《外面的世界》可知,杜拉斯的书写有时源 于外界,有时则来自内部。 《情人》的写作无疑是从对自 我的审视开始的。 昆德拉说现在的西方文学,是躲在头 脑里关于自我的询问和回答,而个性化写作则是把原本 从个人头脑中折射出来的广阔空间支解成了碎片。 作为 法国当代著名的作家, 杜拉斯对此进行了精彩的演绎。 《情人》充斥着记忆与生活的碎片,故事情节和景物描写 被有意淡化,杜拉斯在意的不是传统小说所强调的连贯 与完整,而是对游离于社会政治之外的人物即刻心理活 动的捕捉与描述。 批评家克洛德·鲁瓦认为杜拉斯的创 作,是一位头脑冷静的作家在理性控制下写出的理性多 不能理解的种种事理。 是的,精明的读者能从阅读中感 受到作家看似漫不经心的跳跃思维后那巧妙的安排。 简 洁含混的对白,人物内心的高度张力以及令人回味的弦 外之音, 这些形成了杜拉斯优美但艰涩的叙述风格,令 中国当代一批作家痴迷不已。 陈染沉醉其中,也没能抵 抗住杜拉斯文字的诱惑,读者从她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 杜拉斯风格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 尽管陈染的小说中也出现过尼克斯访华或红小兵 队长之类的背景片段,但仅仅是一闪而过,相对于时代 与社会的大舞台,陈染所经历的只是容纳个人私生活的 小世界。 这种对自我的极端关注,与个人化的写作行为, 使“陈染的作品序列从一开始,便呈现了某种直视自我, 背对历史、社会、人群的姿态。 ”[9]在她的笔下,外部世界 被压缩到最低限度, 而个人的空间相反则被无限放大。 尼姑庵、学校、浴缸、家中的双人床……小说中的人物逃 不脱这些个相对封闭的狭小空间,然而热衷于精神分析 的陈染,在自述者“我”的头脑中却上演了许多直抵人性 的诡秘深邃的心灵表演。 《角色累赘》的主人公是“我”和 “我”虚构出来的,用来做自我补偿的朋友“梦幻人”。 小 说以“我”的思维为逻辑线索,结尾用“我”同母亲意味深 长的对话作结: “‘我们总喜欢回忆过去的往事,但不一定真想去重 复。 ’” ‘太对了,我的孩子! ’”[4] 给人一种小说好像没有写完的感觉,但作者想要表 达的已经述说殆尽了,其中的真味,只有靠读者自己去 体会。 同杜拉斯一样, 陈染摈弃了传统小说的故事情节, 她所写的对话也是发自人物内心, 仿佛独白似的语言。 陈染善于表现人物未曾表露于外的复杂隐秘的意识活 动,行文中特异生涩的词句显得十分独特。 正如王蒙所 评价的,陈染稀奇的比喻和暗喻,简直是匪夷所思! 黛 二、雨子、水水、麦弋、伊堕人……这些古怪的名字背后 是一个个与众不同的另类心理,但细细一想,又让人感 悟这才是人性赤裸裸的真实。 王蒙说这是一个独一无二 的陈染。 是的,世界上没有两片同样的树叶,但我们却可 以时刻感受到陈染与杜拉斯之间,存在着这种心灵的契 合。 杜拉斯的艺术魔力激活了陈染的创作才情,而陈染 求新求变的探索又使她自己不断前行。 三、主题:寻爱的悲剧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杜拉斯和陈染都喜欢围绕 它进行创作,而且两人都偏重于在小说里描述女主人公 72 带有悲剧色彩的,对于绝对爱情的不懈追寻。 柳鸣九在《长别离》的译本序里指出,人类爱情文学 中那些打动人心的名著杰作,往往都是悲剧,杜拉斯也 未能免俗地总是在绝望的爱情故事里致力于表现悲。 无 独有偶王道乾在《情人》的前言中,也发出了同样的感 触:《情人》 作品里的悲剧既十分沉重又弥漫全篇, 很是低沉悲伤。 在杜拉斯眼里,道德范畴内忠与不忠的 定义并不重要,如果不是忠实于爱情,那忠实本身就不 再具有任何意义。 因而她笔下的人物对于绝对爱情的追 寻,遵循的只是本能的情感法则。 “在杜拉斯的笔下,寻 求绝对爱情是主人公对他所在的那个世界的最高形式 的抗拒。”[10]《情人》中的中国男人,一生都被父亲左右,无 法对人生做出选择, 空虚与寂寞使他像个无助的孩子 般,渴望抓住白人小姑娘的爱所营造出的虚幻的激情世 界。而“我”,16岁的白人少女,早已厌倦了母亲的冷落和 世道的不公, 也拼命地想从压抑痛苦的生活中解脱出 来。 本质上的绝望使两个人走到了一起,他在她那里重 新拥抱了生命,而她也从中获得了自己想要的满足。 然 而幸福只是昙花一现,分别时他们才终于意识到两个绝 望的人是无法在一起的,他们虽然看透了对方,却没能 看清自己。 经历了长久的分别,当小女孩已变成白发苍 苍的老妇人,她才发现,她原来爱他。 这便是《情人》中跨 越时空的永恒而绝望的爱情,结尾处通过电话,早已结 婚的他说,将至死爱着她。 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杜拉斯 从中挖掘出了深刻的悲剧意义,直刺人心。 在距离面前 爱情没有褪色,面对绝望,生命激情飞扬。 这就是杜拉 斯,对爱情永远充满希望,信心满怀。 陈染笔下的人物对于爱情同样执着。 《潜性逸事》中 的雨子在精神上只做一件事:找寻爱情。 而《秃头女走不 出来的九月》中的“我”则是一个无可救药地追求生命之 爱的女人,梦想有天嫁给致命的爱情。 陈染说“美好的事 物都是很容易消逝的,我觉得正因为它的消逝所以更容 易给人美好的回忆和向往。 ”[6]和杜拉斯一样,陈染对悲 剧兴趣浓厚,因而她笔下的人物也都没有大团圆式的结 局。 《潜性逸事》中的雨子最后才知道亲密的女友李眉, 原来是与自己同床异梦的丈夫的情妇。 同样的情境又出 现在了《饥饿的口袋》中,剧作家麦弋小姐与神秘的女记 者薏馨之间保持着暧昧的同性之爱,但是前夫泰力的出 现却扰乱了两人平静的生活, 突然有一日薏馨不辞而 别,麦弋小姐惊奇的发现女伴原来是去了泰力所在的城 市,事情的真相令她感到无尽的绝望。 在杜拉斯的小说 《夏日夜晚十点半》中,也有类似的故事,玛丽亚站在走 廊外的阳台上,脑袋里总挥不去丈夫皮埃尔和女友克莱 尔相拥的影子。 两位作家笔下的女主角得知自己受到欺 骗后,关注的都只是女友而非丈夫,然而不同的是,杜拉 斯的玛丽亚想的是,克莱尔和丈夫今晚幽会时,女友那 美丽的娇容,那种美竟然使她联想到了上帝。 而麦弋内 心却爬满了一片失去女友的悲凉。 同样是表达女性的独 特感受,在这里杜拉斯跳出了故事的藩篱,从更宽泛的 角度赞美女性的美,而且是男女性爱中的爱,连神圣的 上帝也被她赋予了女性特征,而陈染则囿于背叛的怅然中。 无论同性还是异性,绝对的爱情是很难达到的。 激 情只是瞬间迸发,而绚烂之后终将归于平淡,因而找到 理想中的绝对爱情只是美丽的神话,对它的寻求必然是 一场悲剧。 而这种悲剧氛围正是杜拉斯和陈染共同的审 美理想,所以相同的主题变换着形式,一次次在读者面 前重演。 这两个女人内心深处对绝对爱情的寻求欲望始 终没有改变过。 四、结论 从上文对杜拉斯与陈染小说之间相似的体裁、风格 与主题的分析中,应该可以得出结论:杜拉斯与陈染的 创作存在着影响与被影响的渊源关系。 《情人》的自传性 书写方式,使陈染迷恋上第一人称“我”叙述的个人化风 格,而她类似于内心独白的晦涩文风,也打上了深深地 杜式烙印。 坚持寻找绝望爱情的两个女人,在表现悲剧 的过程中,也显露了自己的审美取向和对于五彩人生的 感悟。 当然,杜拉斯并非一味向内转,在其他的作品中她 也走向外界,表达过对人类重大课题的思考和对整个人 类命运的忧虑。 与此相对,陈染却始终在心灵的幽暗小 巷徘徊,希望有日紧闭的窗帘可以被有力地拉开,明媚 的阳光必将助陈染超越现有的成就,在创作上有新的突破。 参 考 文 献 [1] 黄荭. 十年后, 我们仍在谈论杜拉斯[J]. 书城, 2006, (3): 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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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ality, the advertisemen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haping the consumer mass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haping process in three aspects, that is, the brand conscience, the consume concept and personal value of the consumers, and criticizes it by theories of the consumer society. Then it ponders and explores the contradictory of the media’s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 advertisement; consumer society; shape; consumer mass 指导教师 魏天真 责任编辑 庄 鹏 The Influence of Duras’ “L’Amant” on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Fiction Writer Chen Ran WANG Bo (Humanities School,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influence of Duras’ “L’Amant” on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fiction writer Chen Ran from the angles of genre, style and themes. Chen Ran’s personalized style of narration in the first person “I” and her obscure style of writing which is similar to inner monologue, are marked with a deep Duras-type stigma. The two women reveal the same aesthetic orientation in description of the tragic love. All these examples show that there exist the influence and accept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Key words: Duras; Chen Ran; influence; acceptance 指导老师 胡亚敏 责任编辑 庄 鹏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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