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经济社会的_文凭_价值

2009.2上海教育科研 SHANGHAI JIAOYU KEYAN 二十世纪末期，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社会。丹尼尔·贝 尔(Daniel Bell)不仅多次使用“知识社会”这个术语，而且还明 确指出它的显著特征是“理论知识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社会的 战略源泉，即中轴原理，而大学、研究机构和知识部门等汇集 和充实理论知识的场合则成了未来社会的中轴结构。”[1]“进 不了教育阶梯意味着被排除社会上的特权地位……大学毕 业、专业考试、许可证———成为取得高等职业的一项条件。”[2] 于是，“文凭”的价值日益凸现，一个人接受教育所获得“文 凭”的高低，既是知识经济社会的“自致身份”，又是知识经济 社会的“分层杠杆”，还是知识经济社会的“排序基石”。 一、“文凭”：知识经济社会的“自致身份” 人们获得社会地位的途径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先赋” 的，一种是“自致”的。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们社会地位的 获得或者社会阶层的改变，个人的努力程度与知识贡献愈来 愈具有影响力[3]。一个人社会声望的高低往往与受教育程度 呈正相关，学历和文凭是向上升迁的的主要因素，这是大多 数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准则[4]。所以说，“文凭”是知识经济社 会的“自致身份”，人们接受教育的程度（文凭与学历）已成为 社会测定个人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专业技术技能的一个重要 标志，它影响着个人选择社会职业、社会赋予个人岗位，参与 了人们社会阶层归属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遴选过程。 教育收益改变个人的社会地位，几乎是世界通用的一条 主要游戏规则，尤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更加显著。 托夫勒（Alvin Toffler）指出，“一场革命席卷今天的后培根世 界，权力发生了最深刻的转移：暴力和财富本身都开始依赖 于知识”[5] 。丹尼尔·贝尔预言，“每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 按照他的‘智商和努力程度’来设定的”[6]。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政府在录用官员、社会在决定个人地位时，已经 不再根据血统而是依据一种新的东西作出决定。这种新的东 西就是具有抽象社会意义与独立个人价值的文凭。由此，文 凭取代特权而成个人自致社会身份的最具决定性因素，成为 一种新的社会价值实体并以此构成一种价值。[7] 在发达国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 所受教育的水平；社会现实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差别， 主要是因为所得到的教育结果不同。个人学历对本人地位的 影响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很大。体现个人学习经历、代表后天 努力程度的“文凭”，已经成为个体获得社会地位的重要依 据。文凭既是素质教育、职业的一个凭证，又是一种社会 身份的必然获取，这种身份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得到社会 舆论的认同。考上大学，获得文凭，就为选择较高职业奠定了 基础，为参与社会竞争做好了必要准备。在美国，“人们为了 谋求社会地位而蜂拥冲进大学去读书”,“他们追求的不是知 识，而是尊敬和社会地位”[8]。由于美国不存在世袭的等级和 封爵制度，“美国人更加依赖自己的大学体系，指望这个机构 培养人们的势利观念，建立社会等级机制。在别的国家，人们 不仅仅依赖大学来实现社会地位，还有其它的传统途径。而 在美国，尤其是本世纪以来，只有高等院校这样的组织，可以 成为实现所有最高荣誉的来源。或者说，受高等教育至少是 实现地位追求的最佳途径。”[9]由此可见，受教育程度（或文 凭、学历）是向上社会流动的一个先决条件；没有受到良好教 育是次等公民的终身伴侣；社会的不平等是因为获得的教育 不均等造成的。大学教育几乎成为人们社会地位的最终仲裁 者。 在我国，高考一直是中国社会阶层实现流动的重要途 径，尤其是农家子弟跳出“农门”，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选择。 在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举办高等学校有计划地培养 “脱产干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文凭相当于“白领俱 论知识经济社会的“文凭”价值 笪陈文心文 〔摘 要〕知识经济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知识的作用持续“升值”，教育的功能迅速“膨胀”，“文凭”的价值日 益凸现。一个人接受教育的时间以及获取“文凭”的高低，成为取得社会“高等职业”的重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 “文凭”既是知识经济社会的“自致身份”，又是知识经济社会的“分层杠杆”，还是知识经济社会的“排序基石”。 〔关键词〕知识经济社会 “文凭” 自致身份 分层杠杆 排序基石 LILUNJINGWEI 理论经纬 17 2009.2 SHANGHAI JIAOYU KEYAN上海教育科研 乐部”的“入场券”。不同的职业地位，预示着获得与占有社会 资源的显著差异，职业地位的竞争不仅依靠个人禀赋的天 资、智力，更要依赖于个人自致的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不仅 高考，近年持续升温的考硕、攻博以及各类考试，又将教育纳 入社会身份授予的必要轨道。 知识经济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知识的急剧增长与迅 速传播，“信息爆炸”和“知识”的急剧更新，只能以知识拥有 的数量和质量来决定阶层划分，社会阶层的划分只能取决于 知识、技术占有量的多少和运用能力的高低。[10]按照“能者统 治”原则，社会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是依其才智、能力和成就来 决定，知识成为权力配置与金钱分配的制高点，谁拥有大量 的知识，谁就有可能在未来竞争中获胜。今后，甚至在所有人 类领域出现的全球性权力之争的核心，就是如何控制知识[11]， 文凭的国家性“自致身份”价值也将日益凸显。 二、“文凭”：知识经济社会的“分层杠杆” 社会分层一直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社会是 由不同层级凝合而成的一个有序实体，其中，不同阶层的形 成、定型与变迁，必须遵循相应的模式、原则和机制。由于整 体上社会资源具有稀缺性，不可能满足每个人都获得同等的 所需资源，因此，社会分层实质上是社会资源在社会中的不 均等分配而产生的社会地位不平等现象。 然而，问是：人们凭借什么来进行社会分层？对此，最 具影响力的是韦伯（Max Weber）的多元分层理论，即财富、权 力和声望。美国学者丹尼尔·列文（Daniel Levin）认为，有四种 社会经济指标决定社会分层：职业威望、教育、收入以及社区 评价。中国研究者则更多地强调以职业来划分社会阶层，职 业分层主要由不同职业的互动关系和模式、教育程度、生活 方式来决定。[12]从社会资源分配角度看，社会分层反映的是社 会资源的空间占有形式，无论采用哪一种分层，其中，通 过教育、培训获得的“文凭”价值，始终是社会分层的一个重 要“杠杆”。 社会分层是制度化了的社会不平等体系，在这种不平等 体系中，一些社会集团总是会通过某些程序，将获得某种资 源和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少数群体内部，甚 至成为攫取公共资源的机会。为此，就需要选定某种社会的 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从现行体制看，这 些属性通常包括：国籍、文凭、证书、民族、种族、出身、地域、 信仰等等。胡森（Torsten Husén）认为，筛选性教育系统始终含 有某种社会不公正。在等级社会里，受高等教育是个人的出 身、财产和社会关系等方面都属社会最高层者的特权。[13]丹麦 关于“才能储备”的调查结果也证实了教育社会家的理论，即 学校乃是使学生的职业抱负分层的工具。于是，个体在教育 系统中取得的成就将是现代社会中成就的先决条件。[14]这样， 人们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和能力不同，既成了人们社会地位 高低的选拔依据，也成了人们社会地位分层的评价标准。 为了确保社会分层的高效性与公平性，也为了在社会分 层过程中争取到基本的“社会信任度”，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 实质上也是一个寻找、甄别、抉择“最佳衡量标准”的过程。经 过各个方面或自发或有针对性的权衡，人们普遍希望最终能 寄托在学校教育的筛选功能上，知识经济社会则直接提供了 一种容易操作的筛选机制———“文凭”。在此情形下，文凭日 益受到重视，它作为获得社会地位的一次性手段发挥着极大 作用，持有相应“文凭”，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分配着相对稀 缺的社会资源。于是，社会不再根据血统而是依据个人资质 决定其社会地位的高低和资源分配的多寡，“文凭”成为一种 新的价值实体并以此构成相对公平的社会分层机制。文凭作 为知识社会的“分层杠杆”，使社会分层实现了由血统取向、 身份取向到能力取向、成就取向的迅速转变，这应该说是人 类社会的巨大进步。[15] 文凭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和独立地决定社会阶层的功 能，在社会身份的区分中既起着“杠杆”作用，又在各国现代 化进程中起了关键的促进作用。例如，在日本，“大学毕业生 把西欧先进的学问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到日本，成了发展 日本工业的原动力”。[16]在中国，重视教育作为划分社会阶层 的基础，不仅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种现实潮流。中国科举制 度将权力、财富、地位与考试直接结合，结果是社会分层变成 “科举”分层，即以“科举取仕”来区分社会地位。1977年，我国 恢复高考制度以来，“高考”在世人心目中已经成为国家举办 的最权威的进入脑力劳动者队伍的“选拔赛”。目前，我国的 高等教育仍然承袭着传统科举制度的某些特征，充当着社会 竞争的“起搏器”与社会分流的“通行证”。 文凭作为知识经济社会的“分层杠杆”，带动人们对知识 的渴望和追求，使人才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得到应有的重视。 “大学学位或文凭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体现了丰富知识的 获得和在社会范围内明智地使用这种知识的能力。”[17] 事实 上，这种重视教育、重视知识和人才的环境，开辟了靠“学 问”、凭实力而走上持续发展的人生道路，成为新的像大卫· 布鲁克斯所说的“布波族”（“有钱有势又潇洒的学历文凭 者”）或者“知本家”、“学款”[18]。 三、“文凭”：知识经济社会的“排序基石” 在知识经济社会中，人们的身份地位不仅存在一个普遍 的“分层”问题，同时还存在一个残酷的“分类”问题。人们为 了不断升迁或者职业的威信持续提高，肯定会产生相互竞 争，必然要导致教育条件的增高和文凭的升高[19]。“从无序到 有序”、“从有序到无序”；大浪淘沙，泥沙俱下；百舸争流，勇 立潮头。在新一轮的“角逐”与“竞争”中，意志坚强者不断进 取，继续深造而成为领军人物；而那意志薄弱者则却步不前， 败下阵来甚至逆向而行。于是，同一“分层”内部分出了“伯 理论经纬 LILUNJINGWEI 18 2009.2上海教育科研 SHANGHAI JIAOYU KEYAN 仲”，不同“类群”当中产生“裂变”。从这意义上说，“文凭”不 仅是知识经济社会的“分层杠杆”，而且是知识经济社会的 “排序基石”。 教育文凭与职业地位具有很高的相关性。职业既是经济 分层的最佳指标，又是政治分层和声望分层的集中体现，职 业结构既显示出人力资源在社会各方面的分配情形，也反映 出一个人的成功、成名与成就。每一种职业在社会分工中都 有自身的位置和作用，社会个体通过职业形式实现对资源(包 括权力、知识、资金和生产资料等)的具体占有。一个人从事什 么样的职业就会占有什么样的社会资源, 体现什么样的社会 地位。美国社会学家布劳（Peter Blau）和邓肯（Otis Duncan）于 1967年出版的《美国职业结构》，对文凭与职业分类之间的关 系进行过深入研究。他们认为，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中，教 育文凭与职业地位的相关系数为 0.73。[20]文凭越高的人越容 易获得声望较好的工作，所能替代和选择的职业范围也越 大，迁移的灵活性与主动性也越强。 “文凭”还是专业技术职业的“入场券”。当代发达国家， 在职业的专门化过程中，众多的专业技术职业都设置了相应 门槛。没有受过相应的专业教育和取得相应的资历证书，被 排斥在这个职业的大门之外。“大学颁发的文凭是进入某些 专业工作的特别通行证,如建筑学、医学和工程学等领域就是 如此。其它一些学历资格虽然与特定的专业或职业的联系不 那么紧密, 但在实践中也往往被雇主用作衡量一般能力的指 标和一个组织中某些岗位最低要求的条件。因此,高等教育的 授证作用对社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它起到了一种广泛 多样的职业筛选机制的作用。”[21]这种现象在我国职场中已经 凸现出来，用人单位在录用人才时，相当关注求职者是否毕 业于“211”高校。 教育文凭的纵向差别不仅影响到职业选择，其横向差别 也影响到职业晋升。“文凭”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纵向维度，指 不同级别的文凭，如高中毕业、大专毕业、本科毕业、研究生 毕业等；另一个是横向维度，指同级但不同类型、不同学校的 文凭，由于学校档次和声望不同，文凭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性。[22]在美国，所受教育年限和学校出身都构成能否取得职业 成就的一个决定因素。如果排除学校出身这个因素，在较好 的和较差的中学、大学、研究生院及法律学校的毕业生之间， 职业成就的取得存在差异。[23]美国学者詹克斯等人（1979）的 一项研究也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地位越高，收入也越 多。这项研究还发现“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比“非重点”大学的 毕业生收入多 28％[24]。可见，“文凭”是竞争较高地位、职业的 前提条件。换言之，“文凭”是知识经济社会的“排序基石”。 在知识经济时代，证书制度是学历发展的一种重要形 态，与国际接轨的权威技术证书，将愈来愈成为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共同用人标准。这预示着“证书”效用在攀升，“文凭” 作用“贬值”，因为权威技术证书克服了“文凭”的狭隘性，拓 宽了“文凭”的结构、功能与内涵。因此，“文凭”的“终生席位” 逐步在淡化，一纸文凭“龙行天下”的现象在改观。由大学正 规教育文凭“独尊的社会筛选地位”构成的金字塔式文凭结 构形态，将逐步让位于多元、多维、辐射性的终生教育“证书” 形态，以服务于人的生命发展全程的未来需要。尽管如此，仍 然没有失却“文凭”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具有“自致身份”、“分 层杠杆”与“分类基石”价值的思想光辉。 参考文献： [1][2]（美）丹尼尔·贝尔.高钅舌，王宏周，魏章玲译.后工业社会的 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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