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研究何去何从

新媒体研究何去何从？ 韦路 博士 副教授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系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号 310028 drluwei@zju.edu.cn 15088623821 摘要：世界范围内的新媒体研究自 20世纪 70年代中期诞生以来，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 的、显赫的研究领域，并成为推动传播学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中国的新媒体研究在经历了 15年的发展之后，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并随着中国网络传播学会的成立，掀起了一 个高潮。然而，繁华背后，有一系列事关该领域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新媒体 研究的学术身份是否形成？学术地位究竟如何？当前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研究热点？存在哪 些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未来应该如何应对，如何发展？本文将以国际视野对新媒体研究的 学术身份、当前热点和未来方向进行讨论，以期对中国新媒体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新媒体研究 网络传播 传播技术 传播学 新媒体研究何去何从？ 作为当前传播学最热门的研究领域，新媒体研究已经走过了 30多个春秋。尽管有学者 称新媒体研究目前仍处于孩提时代，[1]但其学术地位和影响已举世瞩目，并成为推动传播学 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15年前，这股新媒体研究的热潮一进入中国，便以席卷之势刮向中 国新闻传播学界，并在经过发生期和发展期的第一个十年之后，[2]进入当前的繁荣期，[3]直 至 2009年中国网络传播学会的成立，标志中国新媒体研究的一个高潮。繁华背后，我们有 必要静下心来，想想过去，看看现在，问问将来。经过前一阶段的发展，新媒体研究的学术 身份是否形成？学术地位究竟如何？当前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研究热点？存在哪些需要引起 注意的问题？未来应该如何应对，如何发展？这些问题对于这个研究领域的准确定位和健康 发展至关重要。由于新媒体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全球同步性，本文将从国际层面对新媒体研究 的学术身份、当前热点和未来方向进行讨论，以期对中国新媒体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新媒体研究的身份 世界范围内的新媒体研究，通常被认为可追溯自 20世纪 70年代中期，以 Short, Williams, 和 Christie 提出社会在场理论（Social Presence Theory）为标志。i[4]30多年来，新媒体研究 以惊人的速度成为传播学这门 21世纪显学中的显学。这一显赫的学术地位可以表现为以下 两个方面。 首先，新媒体的研究著述迅猛增长。从 1970年代开始，不少基于新传播技术的理论研 究相继发表，例如 Daft & Lengel 的媒体丰富性理论（media richness），ii[5,6] Rogers的创新扩 散理论（diffusion of innovation），[7]Fulk, Schmitz, & Steinfeld 的社会影响理论（social influence），[8]Walther的社会信息处理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IP）iii和超人际互 动理论（hyperpersonal interaction），iv[9,10]Spears & Lea的社会身份和去个性化理论（social identity and deindividuation, SIDE），v[11]DeSanctis & Poole 的适应性结构化理论（adaptive structuration），vi[12]Carlson & Zmud 的渠道拓展理论（channel expansion）vii[13]等等。近年来， 新媒体研究成果更是频繁发表于《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传播研究》 （Communication Research）, 《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 《人类传播研究》（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传播学专论》（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等传播学科的顶 级期刊上。同时，一个研究领域是否形成有一个标志，那就是该领域是否有一本旗舰式的学 术刊物作为其研究发表和思想碰撞的家园。对许多新媒体研究者来说，这一家园就是创刊于 1995年的《电脑中介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或者更通 俗地译成网络传播学刊。由于新媒体研究学术地位的不断提高，该刊已成为国际传播学会的 官方刊物之一。2008 年汤森路透发布的社会科学期刊引用显示，JCMC 的年度影响因 子在所有传播学期刊中名列第四（1.901），仅次于《传播学刊》（2.266）、《健康传播学刊》 （2.057）和《舆论学季刊》（1.972）。[14]其学术影响可见一斑。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高水 平学术刊物成为新媒体研究的专门阵地，包括《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融 合：新媒体研究国际学刊》（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信息技术学刊》（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技术与信息理论：关于 新技术社会影响的跨学科学刊》（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n the Social Impacts of New Technologies）等等。 中国大陆新媒体研究起步稍晚，大致始于 1994年朱光烈教授的“泡沫论”。[15]15年来， 新媒体研究在国内迅速蔓延，其流行程度较之西方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各种学术期刊纷纷 增设网络传播专栏，或组织专题发表新媒体研究的系列论文。各种研究专著更是铺天盖地， 席卷而来。近年来，有关新媒体研究的综述文章不断涌现，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该研究领域 的兴盛。尤其可喜的是，中国新媒体研究的“精神家园”也已初步形成，其标志就是创刊于 2007 年的《中国网络传播研究》集刊。虽然该刊目前为止只出版两辑，但作为中国网络传 播学会的官方刊物，其学术地位和影响将指日可待。另外，偏重行业和实务探讨的《网络传 播》、《中国传媒科技》等期刊，也为我国的新媒体理论和实务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其次，新媒体领域的专业学术组织和机构竞相成立。除学刊阵地外，衡量一个研究领域 是否独立成为一个学科分支的另一个标志就是专业学术组织的成立。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传 播学科的专业学术组织中，新媒体研究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学术分支。在国际传播学会 （ICA）的各个分支中，传播与技术（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是最大的一个。在美 国传播学会（NCA）中，人类传播与技术（Human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分会的 注册会员持续保持在 500 人以上。在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传播技术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分会的参与者亦逐年递增。虽然这些分会的名称有所不同， 但都以新媒体传播研究为核心，对于确立新媒体研究在整个传播学科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 义。近年来，在这三大顶级学会的年会中，由这些新技术分会组织的论文专场不论在数量还 是在质量上，都格外引人注目。在这些年会的职位广告区，研究生们也发现新媒体研究越来 越多地成为职位描述中的一个要求，体现出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对新媒体研究人才的强劲需 求。 除了这些综合传播学会的分会外，一些专门以新媒体研究为中心的学术团体相继出现。 成立于 2000年的网络研究学会（Association of Internet Researchers）是目前专业性最强、层 次最高的新媒体研究学会，是全球新媒体研究者的大本营。该组织由全世界来自不同学科的 互联网研究者组成，致力于推动互联网研究的跨学科发展。该学会最引人注目的活动是举办 每年一届的互联网研究会议，最近一期是刚刚在威斯康辛密尔沃基举行的“互联网研究 10.0” 会议。除了将年会中的优秀论文发表在《信息、传播与社会学刊》每年为其出版的专刊之外， 该学会还与著名的彼得兰（Peter Lang）出版公司合作，每年出版《互联网研究年鉴》（Internet Research Annual）。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传播学者投身新媒体研究，中国网络传播学会也于 2008年 11月应 运而生，并于 2009年 11月举行第一届会员大会，标志着国内新媒体传播研究力量的整合。 发端于 2004 年的“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与“新媒体与新思维论坛（新新论坛）”为中国网络 传播学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2007年，两个会议合并召开，并决定从 2008年起，将合并后 的会议改称为“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成为中国网络传播学会的官方年会。这一中国新媒 体研究的专业学会标志着新媒体研究已经成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使中国新媒 体研究者有了比较正式的群体归属和身份认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外几所大学发起的中国互联网研究会议（Chinese Internet Research Conference）也为全世界对中国新媒体研究感兴趣的学者提供了一个独立的舞台。 自从 2003年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召开第一届会议，中国互联网研究会议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密西根州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德州农工大学、香港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著 名学府召开，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学者参加。连续七届会议不仅拓展了中国互联网研 究的广度和深度，也使中国成为全球新媒体研究的焦点。 新媒体研究的热点 国内学者的综述研究表明，当前我国新媒体研究视野尚不开阔, 研究主题狭窄陈旧, 话 题雷同、低层次重复研究的现象较为严重，主要集中在对新媒体技术及其特性的介绍、概括 和对策讨论。[2,16,17]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层面，发现目前国外新媒体研究有几个有趣的热 点值得我们重视。 多维网络 多维网络（multidimensional networks）是当前新媒体研究的一大热点。近年来Web 2.0、 语义网（Semantic Web）[18]和网络基础设施（Cyberinfrastructure）[19,20]的发展使人们意识到 我们所面对的网络并非单一层面的，而是有着多种维度。在这一多维网络中，节点既可以是 人，也可以是其他非人类主体（nonhuman agent），如文件、数据、概念、关键词和分析工 具。[21]这些节点之间的链接也包括多种形式，如人们接入、创造或引用同一个文件，不同 的文件使用同一个数据得出结果，用来研究同一个数据的不同分析工具，或者与某个文件相 关的不同的关键词等等。因此，这种多维网络至少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交网络和以信息为主体 的知识网络的融合。于是，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网上会从其他人那里 寻找信息，而有时候会从非人类主体如数据库寻找信息？我们何时会通过他人来决定选择何 种非人类主体？我们何时会通过非人类主体来决定与哪些人交流？网络共享知识库的建立 在何种程度上会取代或强化人与人之间或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直接沟通和交流？[22]更加重要 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动机促使我们建立、维持或消解与其他人或非人类主体之间的社会或知 识网络联系？ 目前网络传播研究中比较主流的几个理论，如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23]、 网络社会理论（network society）[24]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等[25]，都代表 了当前学术界对多维网络的不懈探索。例如，行动者网络理论就直接指向网络的物质和符号 双重属性，认为网络中的很多关系都包含物质和符号两个层面。比方说，在网上聊天室，既 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也存在人们精神和想法之间的符号关系。该理论的目的就是为 了解释这些物质-符号网络如何形成，如何作为一个整体而运行，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会解体 或重构。这些理论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兼有物质和符号的多维传播网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混搭 流行人士看到混搭(mash-up)这个词绝对不会陌生。在音乐界，将两段或多段音乐合并 成一首“新”曲就是混搭。在时尚界，将不同风格的服装搭配在一起就是混搭，或人们常说的 跨界混搭。现在，混搭之风也挂到了新媒体领域，并成为新媒体传播的新典范。从概念上讲， 作为传播形态的混搭是指对已经存在的事物进行模仿、借用、搭配、混合，进而创造出全新 的作品。[26]混搭不是简单的蒙太奇剪接，而是将各种传播行为与其特定的时空背景相剥离， 然后转换成数字化的离散数据，再通过这些数据的不断积累形成各种创新的组合。 这些数据不仅可以被任意排列组合，还可以通过设定标签（tagging）对这些数据进行描 述、分类，并赋予意义。这种数据的数据被称为元数据（metadata），使得数据的意义和数 据本身被有趣地分离。混搭将那些构成“传播”本质的信息从其原始背景中抽离出来，并汇集 在一起，然后根据需要对这些无序信息进行新的设定和提取。传统意义上连续完整的传播被 切割成无数毫无关联的微小碎片，不论是语句还是照片，声音还是图像。原本立体的传播就 这样被碎片化、平面化，人们积累的各种传播经验在一个数据的环境中唾手可得。 前文提到的多维网络技术使得元数据的获取、标注和呈现成为可能。例如，博客网络就 是积累和获取人们日常生活数据的一种形式，MySpace、Facebook、Flickr 等社交网站中的 标签就是对海量传播数据进行标注的方式，口碑网等用户评价系统、ISI 的文献引证关系图 等则是对网络社区元数据进行视觉呈现的典型例子。当前走红的微博客（Twitter）可以说将 网络世界的混搭潮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瘦身版”的博客，以每条 140个字之内的频繁生 活的形式，将这些日常信息积聚为一个庞大的数据库，用户可以轻易地使用手机对这些 别人生产的数据进行分类和过滤，并按自己的兴趣和目的对数据进行挑选和呈现，而且是真 正的触手可及。人类的传播活动成为一种不断流动、不断消解、又不断重组的过程。 多传播 人们对新媒体技术的使用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多传播”（multicommunicating）[27]的形态。 在网络媒介诞生之初，“赛博空间”（cyberspace）是最为流行的学术话语。这一称呼的隐含 意义在于，网络空间是一个独立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线上世界，人们在这种虚拟空间中的各种 活动也是泾渭分明。我们将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称为“新媒体”，也意味着它们与之前的传播 技术和行为存在某种界限。[28]我们无法确知这些界限是否真的存在。即便存在，新媒体的 发展也使得所有界限开始模糊。 人们的传播活动越来越多模式化（multimodal）。一方面，人们在网上同时使用多种应 用，同时进行多种活动。例如，用 facebook 显示自己的群体身份和社会联系，用 YouTube 分享视频，用 Flickr发布照片，用博客或微博客随时更新生活状态等等。另一方面，人们的 网上活动也与网下密切相关。人们通过上述新媒体技术所做的一切都与网络之外的传播活动 紧密交织在一起。我们与身边朋友之间的人际交流，既有面对面沟通，也会通过电话和网络 上的各种形式，包括电子邮件、即时讯息、社交网络、个人消息、博客评论、论坛讨论、网 络游戏，以及视频、音频、照片等各种信息的分享。研究发现，人们之间的关系越亲密，他 们用来进行交流和联系的模式就越多。[29] 人们同时使用多种媒体技术进行多种传播活动的过程就是所谓的“多传播”。多传播彰显 了一种由用户控制的技术和行为切换。我们经常看到学生在上课的时候，用手机发短信，用 笔记本电脑写邮件、QQ、更新博客、读新闻、听音乐、看视频、玩游戏等等等等。对传播 学者来说，各种技术、活动和用户之间的复杂互动成为我们理解新媒体传播的关键问题。如 果说前一段新媒体研究主要聚焦于人们在某一种新媒体应用或环境中的传播活动，如聊天 室、论坛、新闻组、社交网站等，那么当前研究的重心则已转向个人和群体如何将各种技术 应用和媒介环境有机地交融在一起，从而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传播整体。[28]也许这种多传 播才是所谓的媒介融合的精髓。 新媒体研究的未来 在全球新媒体研究迅猛发展的时候，学者们发现这一研究领域虽已成功建构其学术身 份，迅速奠定其学术地位，但发展瓶颈也随之而来。和所有技术研究一样，新媒体技术的研 究也面临一系列难题：如何准确一致地界定技术，如何建立令人信服的因果关系，以及如何 将研究结果推广至不同技术、用户、时间和环境。[29]突破这些研究瓶颈，要求我们必须从 策略和方法上作出调整，以适应新媒体研究的需要。 从技术中心到理论中心 新媒体研究无可避免地以技术为中心，这也是来自各个不同领域甚至不同学科的学者能 够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然而，当前的新媒体研究太过强调技术导向，似乎讨论的技术越新 潮，研究就越前沿，贡献就越大。这种趋向在我国学者中尤为显著。有综述分析发现，国内 学者主要偏重于对网络媒介本身特性的研究，对受众分析和传播效果则关注较少。[30]可惜， 正如Scott指出的，不论学界如何追赶，总也赶不上业界技术创新的步伐。即使是考察最新 技术的研究，发表时也至少比技术的发展晚个一年半载，或者更长。[31]更重要的是，对媒 介技术本身的关注往往会掩盖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技术背后的传播过程、关系、模式和效 果。 因此，正真有意义的新媒体研究应该走出技术中心（technocentric）的范式。在时刻关 注技术创新的同时，新媒体研究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投向理论建构。首先，技术背后的传播过 程是新媒体研究者应该首要关注的问题。新媒体技术将人与人之间的中介传播推向一个前所 未有的高度，而以新媒体为中介的传播过程与其他中介传播和非中介传播有何异同，以各种 不同新媒体应用为中介的传播过程又有何异同，是我们至今未能弄清的理论问题。其次，新 媒体传播究竟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也比新媒体本身更加重要。虽然已有研究发现，新 媒体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混合模式”（mixed-mode），[32]人与人的互动会同时使 用多种媒介或应用，但人们在多种模式中如何进行选择和切换，还需要提供更多的理论解释。 第三，也是为了更好地回答前两个问题，新媒体技术的背景应当比特性得到更多的重视。传 播过程的多传播化和互动关系的多模式化导致我们对任何一个技术特性的考察都不足以完 整地呈现新媒体传播过程和关系的全貌。只有超越表层的技术特性研究，深入到各种技术运 行的更宽广的社会环境和背景，才有望解答诸如多传播的社会动机、应对策略和社会影响等 问题。也只有洞悉了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和运行机制，我们才能对层出不穷的新媒体技术从 容以对。 先描述后推断 新媒体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无疑是理论建构，但精确的推断性（inferential）理论研究 必须以高质量的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为前提。Walther指出了当前新媒体研究的一个窘 境。[33]上个世纪80年代，学者发现原因A可以用来解释人们在网上的社会交往现象。90年代， 其他研究者却声称同样的现象是出于原因B，而非A，并通过实验进行证实。到了2002年， 学者又宣布C才是该现象的真正原因。他们通过复杂的研究引入了另一个因素D，来证 明C的影响的确存在。试想，如果一个本科生发现这种状况，他或她会作何选择？也许是C， 也可能是E：以上所有答案。这个小小的例子暴露出新媒体研究中常见的一个问题：对于理 论成立的临界条件（boundary conditions）的忽视。 临界条件是指不同理论假设成立、不同理论关系形成的背景条件。临界条件有助于我们 理解某种理论何时成立，何时不成立；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准确判断传播过程何时从一种模式 转向另一种模式，人们的交往关系何时从一种形态转换成另一种形态。临界条件存在于所有 理论研究，而新媒体技术的频繁更新则使新媒体理论研究尤其受制于临界条件的变化。然而， 由于临界条件的确定并非易事，其价值也没有理论本身那么诱人，所以长期以来都没有得到 足够的重视。举个例子，研究者们将MySpace这样的社交网站界定为彰显个人品味和表达群 体身份的空间[34,35]。这一理论定义隐含了一个临界条件，那就是大多数用户会将他们的偏好 和身份在网站上以足够的数量和细节公布出来。然而，最近的描述研究却发现，仅有很小一 部分社交网络用户在他们的网上个人资料中列出自己的个人爱好和群体归属。[36,37]再如，博 客等Web 2.0技术的盛行使得“公民新闻”和“参与式新闻”等概念风靡全球，[38,39,40]但国内学 者韦路却发现，博客空间中仅有少数人生产真正的公共新闻，大部分博客只限于谈论私人生 活中的鸡毛蒜皮，因而这些乐观概念的临界条件还远未成熟。[41]这也是使用层面的数字鸿 沟研究为何如此重要的原因。[42,43] Parks认为，高质量的描述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弄清理论得以成立的临界条件。[44]我们对 于新媒体使用现状的了解有太多来自商业市场调查、所谓技术精英的乐观评价、少数创新领 袖的主观臆断、以及较低水平的人类学观察。我们需要更多高水平的大样本代表性调查来验 证我们对于新媒体使用的各种主观印象和假定；需要在理论建构的同时，精确地限定该理论 发生的前提条件和背景环境；需要弄清什么时候答案是A：这种理论，什么时候是B：那种 理论，什么时候是C：两个都是，什么时候是D：两个都不是，什么时候是E：视情况而定。 最终的正确答案往往可能是E，但问题在于视什么样的情况而定？[33] 利用新媒体来研究新媒体 新媒体技术不仅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也为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创新带来了无限可 能。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媒体对方法的革命要胜于对理论的冲击。人们所期待的由新媒体所 引发的传播理论范式转移，也许要更多的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方法创新。 一个例子是美国学者与索尼公司网络游戏平台的合作。[45]来自伊利诺伊大学、明尼苏 达大学、西北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的不同学科的学者，最近使用该公司开发的一款经典网游“无 尽的任务2”（EverQuest2）获取了5个月的完整用户数据，包括所有玩家的任务完成行为、 商业交换行为、以及传播行为。这些通过其他手段无法获取的数据为研究者探索一系列重要 问题创造了条件。例如，在网络游戏的虚拟社区中，人们会形成什么样的传播网络，信息、 知识和观点会如何扩散，人际和群体互动有何特点等等。研究的初步结果显示，网络角色扮 演游戏中人们的商业和社会互动行为与人们在真实生活中的行为惊人的相似。[46]基于网络 游戏的数据收集在效率上远超传统的人工方法。上述网游数据轻易追踪十万用户长达5个月 的纵向行为，积累多达1.5TB的原始数据，而且没有人为因素造成的数据缺失，为各种统计 分析和建模提供了完整、充足的数据支持。同时，游戏的匿名性和忘我性也确保了玩家行为 数据的真实性，避免了传统人类学观察可能造成的观察者干扰效应。 网游平台只是新媒体研究方法创新的沧海一粟。新技术为新媒体研究创造了无数令人屏 息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手段。“第二人生”（Second Life）虚拟社会可以用来设计绝佳的网上实 验研究；MySpace、Facebook、Flickr、YouTube等社交网站可以用来搜集网络传播行为的元 数据；各种网络爬虫程序（web crawler）可以帮助我们从网上抓取和挖掘特定主题和类型的 信息数据；任天堂大名鼎鼎的Wii游戏机甚至可以帮助研究者实现非语言传播数据的低成本 获取；新一代的智能游戏头盔甚至可以截取脑电波数据，以实现人类通过思维对电脑进行控 制。 除了定量研究方法的革命性进展之外，新媒体技术也将定性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诺丁汉大学开发的“数字回放系统”（Digital Replay System, DRS）能够帮助研究者将视频录 像、音频录音、音调、强度、脚本、编码、注解等各种数据整步，极大地提高了互动分 析的效率和质量。伊利诺伊大学则进一步将该系统与多种数据采集和分析工具相结合，创造 了一个名为“GroupScope”的超级“混搭”研究平台，为人际和群体互动分析提供了一个更快更 好的研究手段。[47] Poole认为，新媒体技术为新媒体研究带来的最大机遇在于“虚拟研究环境”（Virtual Research Environment, VRE）的建构。[45]传统的传播研究常常是单兵作战，或少数学者基于 专有数据的孤立研究。如果我们能够利用新媒体网络建立一个虚拟研究社区，向来自不同地 域、不同学科的学者提供必要的网络基础设施，包括门户界面、分析工具、数据资料、和论 坛博客等鼓励合作研究的社区建构工具等，我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将会发生质的飞跃。如果 不同领域的学者能够将关于同一现象不同性质的数据（问卷调查、音频、视频、文本、语言 和非语言数据等）在这一空间共享，并将自己专长的分析方法（定量统计、定性观察、网络 分析等）应用于这些数据，然后将研究的结果汇聚到这一空间，我们的新媒体研究必将拥有 一个令人振奋的未来。 注释： i 社会在场理论以社会在场程度为对不同的传播媒介进行区分。所谓社会在场程度指的 是在传播活动中，一方对另一方的察觉程度。面对面传播的社会在场程度最高，而书写传播 最低。由于该理论基于众多比较面对面传播和电信传播区别的实证研究，所以对其后的电脑 中介传播或网络传播研究具有深远影响，因而也被视为网络传播研究的开端。 ii 媒体丰富性理论，又称信息丰富性理论，主要用来解释媒介传播信息的能力。媒介传播 的信息维度越多，就越丰富。例如，电视比广播更丰富，因为电视能同时传播声音和图像信 息。 iii 社会信息处理理论是一种解释网络人际传播的理论。该理论认为，虽然网络人际互动缺 少面对面交流的非语言传播，但人们会通过表情符号等其他方式来表达和解读个人信息，从 而减少人际间不确定性、形成印象并建立关系。 iv 超人际互动理论认为网络人际互动比面对面交流更具优势，网络传播中传统信息线索的 减少和传播的异时性使得人们在网上能够更有效地进行选择性自我呈现，从而造就最佳的自 我形象，吸引他人最多的注意。因此，网络人际互动所形成的关系强度有时会超过面对面沟 通，所以被称为超人际互动。 v 社会身份和去个性化理论认为，当个体在群体中、或缺乏个体线索时，去个性化操作会促 进自我从个人认同转变为社会认同，从而在认知上增加认同的显著性，最终使个体表现符合 群体规则的行为。当个体有高社会认同或者低个人认同时，网络传播的匿名性并没有像人们 预期的那样将个体与群体分离，反而加强了群体对个体的影响，产生了群体规则遵守、群体 吸引、刻板印象和群际差异等效果。 vi 适应性结构化理论是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有关信息技 术在组织中应用的理论。该理论主要分析组织中团体决策支持系统（Group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GDSS）的使用过程和效果。其研究重点在于探讨技术应用如何受到组织结构的影响， 组织及其成员在采用该系统时的调试过程。 vii 渠道拓展理论在媒体丰富性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人们的特定经验会影响他们对于某种媒 介渠道的丰富度感知。有四种经验尤其重要：对媒介渠道的经验、对传播伙伴的经验、对传 播主题的经验、以及对组织背景的经验。这些经验能够帮助人们形成关于媒介渠道的知识基 础，从而提升他们充分利用该媒介渠道进行沟通的能力。如果说媒体丰富性理论探讨的是媒 介丰富度如何影响人们的媒介选择和使用，那么渠道拓展理论则关注人们的媒介丰富度感知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参考文献： [1] D’Urso,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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