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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陈述的学术交往_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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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陈述的学术交往_王川2003年第1期史学史研究No.1,2003总109期JOURNALOFHISTORIOGRAPHYGeneral,No.109陈寅恪与陈述的学术交往王 川(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四川成都610066)  [摘 要]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陈述(1911—1992)与陈寅恪(1890—1969)两位学者的交往是不容忽视的一页。在1936—1942年期间,陈述与陈寅恪二人历家国之难、流离之苦,而交往不辍,严谨治学不改,确实难能可贵。二人的学术交流有着牢固的基础。[关键词]陈述 陈寅恪 交往 中国近...
陈寅恪与陈述的学术交往_王川
2003年第1期史学史研究No.1,2003总109期JOURNALOFHISTORIOGRAPHYGeneral,No.109陈寅恪与陈述的学术交往王 川(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四川成都610066)  [摘 要]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陈述(1911—1992)与陈寅恪(1890—1969)两位学者的交往是不容忽视的一页。在1936—1942年期间,陈述与陈寅恪二人历家国之难、流离之苦,而交往不辍,严谨治学不改,确实难能可贵。二人的学术交流有着牢固的基础。[关键词]陈述 陈寅恪 交往 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3)01-0023-09[收稿日期] 2002-10-09① 陈述:《陈寅恪先生手书信札附记》,载王永兴主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卷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2页;陈述讲述、刘凤翥与陈智超整理:《陈述先生忆往事》,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3期,第26—28页。以下引自陈述此二文者,不再注明。②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1—73、82—83页。③ 陈流求:《流求笔记》,转引自《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82页。陈述(1911—1992),字玉书,河北省乐亭县人,我国研究契丹及辽史知名学者。1935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之后就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组(即历史组),初在北京,1936年移到南京。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初期,陈述曾就契丹及辽史等学术问题多次向陈寅恪问学。从1940年起,任东北大学(曾内迁至四川三台县)、复旦大学等校教授,随校内迁,解放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关于陈述与前辈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的交往,陈述自述《陈寅恪先生手书信札附记》①外,未见学界有专文。故而笔者撰述此文。一、北平与南京时期三十年代初尚在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求学之时,由陈垣介绍,陈述曾拜谒陈寅恪,是为二人相识之始。关于此事,陈述自述曰:我初见先生姚家胡同,那行(应系“天”之误)先生兴致很好,除垂询学业外多所指教。当时曾谈:王观堂先生学识精博,自是当世大学,惟王先生作学问兴趣每几年由这一方面转到其它方面,倘若专一为之,所获成绩当更大。先生对观堂先生深表敬佩之忱,亦示应有惜鉴之处。语重心长,使人铭记不能忘。陈寅恪自从1926年7月始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后,曾在清华工字厅、南院二号居住过。1930年,“住西城姚家胡同三号”,即“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蒋天枢忆曰:“先生于民十八、九年(1929、1930)间已租就姚家胡同住宅以待老人(指陈寅恪父三立,字伯严,1853—1937)之至。老人既未即来,有时先生亦自住其处。忆庚午年(1930)年初枢往谒先生,即在姚家胡同寓中。”②由于1933年夏,陈三立离庐山牯岭经南京至北平就养后,陈寅恪乃“移居(清华)新西院,距西校门不远”,每周六与钢和泰(BaronA.vonStael-Holstein)学术讨论后即与三立团聚于姚家胡同寓所,之后即返校③。23故可推知陈述之初次拜谒系在1930—1933年之某一年。当时陈寅恪已是清华大学历史系、中国文学系、哲学系三系合聘教授,而陈述不是清华大学学生,故陈述之初谒,可能由蒋天枢(字秉南,后执教于东北大学而早于陈述)等陈寅恪的学生引荐。约1933年或1934年,陈述进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所址在北平北海养心斋),被分在第一组(即历史组)。当时史语所正处成立初期,年轻人很多,以第一组而言,就有劳干(字贞一)、余逊(字让之)、陈(字庵)等,还有陈寅恪之表弟俞大纲,大纲系俞大维之同胞幼弟,当时还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时史语所所长为傅斯年(字盂真,1896—1950),陈寅恪系以清华大学教授的身份兼任史语所第一组组长、研究员。职是之故,陈寅恪与陈述又多了一层行政上的关系。此后,陈寅恪对陈述治学上的指导也更多了,学习日语即为一例。陈述忆曰:1935年秋,余让之逊、俞大纲、劳贞一干、我四个人请了一位日文教师,每天晚饭后在大纲家里学日文,寅恪先生告诉要“和文汉读”,两三个月学成。我们把这个跟教师商量,很能配合进行,学了将近三个月,我们就迁南京了。陈寅恪之所以提出“日文、汉文同读”的建议,与他早年多次游学日本、精通日文有关。据台湾大学韩复智《傅斯年先生年谱》,史语所迁至南京北极阁系在1934年秋①。陈述在1936年春到南京。此后,虽然执教于北平之清华大学,“寅恪先生不常到研究所,但所里的事,特别是第一组即历史组的事,还是经常关注、指导”,陈述举例说明:一天,先生说:历史研究,资料范围要尽可能扩大,结论则要尽可能缩小,考证合符实际,一屋的人穿蓝的,也许就有一个人穿黑的,除有一定前提,类推不宜常用。先生对青年指点,常在燕谈笑语之间。此处所谓“青年”指劳干、余逊、俞大纲、陈述等人,据周一良回忆,他当时为燕京大学研究生,曾与劳干、余逊到“清华三院去偷听陈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②自从陈述等史语所历史组年轻学者随所南迁南京后,陈述与陈寅恪之间的学术交往,就主要通过信函、明信片等形式了,今陈寅恪后人处已寻不到陈述的请教函了,而陈述处精心保存了陈寅恪之复函,即“寅恪先生手书信札26通,封面14面,共墨宝40件,系自1935年至1942年先生寄给我的,也有寄给贞一兄(劳干)和我两个人的信札的一部分”,这40件陈寅恪手迹,表面看来“只是当年请教问学或来往查书借书等事。”从陈寅恪的这些手迹看,1935年至1942年陈寅恪致函陈述的形式有明信片、信函。其中,明信片占了相当的比例。据1936年秋入史语所历史组工作的周一良回忆,他“向在北京的陈寅恪先生请教”及“通信讨论”时,回复的“陈先生喜欢用明信片,有时想起一个问题或想法即提笔,往往一日数片,常说自己`无定见'、̀可笑'”,“其实是反映了他思想的活跃与识见的敏锐”,无独有偶,这一特点在陈寅恪致陈述(或兼致劳干、萧纶徽、张政)的明信片中也得到体现。从2001年新版《陈寅恪集·书信集》看来,“七七事变”之前陈寅恪由“北平清华大学西院卅六号”寄到南京史语所的明信片仅一张,更多的是陈寅恪的复函。这些信函(片)中,陈寅恪致陈述的有21封,时间从1936年1月22日始,至1943年6月21日止;陈寅恪致劳干、陈述的有7封,从1938年5月1日始,至同年6月17日止;陈寅恪致萧纶徽、陈述的有1封,时间为1938年5月30日;陈寅恪致张政、陈述1封,时间为1938年12月7日③。由此可见,陈寅恪致陈述之函(片)共达30封,其数量在已刊布的《陈寅恪书信集》中仅次于傅斯年(77封),较之第三位的陈垣(18封)、第四位的闻宥(11封)更多。陈寅恪与陈述交往之重要性由此可见。24陈寅恪与陈述的学术交往①②③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第180—211页。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4、26、122页。韩复智:《傅斯年先生年谱》,《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20期(《傅故校长孟真先生百龄纪念论文集》),台北,1996年11月,第262页。当然,陈寅恪致陈述函(片)有其特点:一是前后时间不长,仅八年(1936—1943);二是内容单一,不外乎论学、查书借书及史语所一些杂事;三是二氏地位、学识、辈份相去甚远,因此二氏交往中大多是陈述向陈寅恪请教。但是,通过这些信函,可以看到,对于后辈同人的治学、研究,陈寅恪予以了热情的鼓励(如1936年1月24日称“大稿”“足征精审”、1937年3月21日称“大著甚精”等),并把自己的研究心得无私地传授。同时,对于尚待推究的问题,陈寅恪也表现了谨慎、科学的态度(如1936年1月24日“此事极重要而复杂,仓卒间鄙见亦未敢有所决定也”;1937年3月20日“其详不敢言也”等);此外,从这些函(片)还可知陈寅恪具有放眼世界的学术视野,以及他对美、日、欧(德、法、英、丹麦、瑞典等)等地相关学术动态的了解;从他使用的英、法、德、阿拉伯等多国文字,表明了他对外国语言的娴熟。1935年,陈述着手研究契丹及辽史。他首先开始的工作是“校辑辽文”。陈述自述:“1935年,述校补《辽史·百官制》,翻检历史语言研究所拓本。辽刻剥蚀者多,墨本仍觉难读,校理比验中,因就缪、黄、王诸家之所录,汇为一书,以成一代之总集”①。文中所言“缪”指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乃光绪进士,精于版本目录、金石碑帖之学,积三十年之功,集金石拓本一万零八百种,海内称最,其中辽刻本、拓本有一定数量。缪荃孙去世后,拓本归赠北京大学,北大特建“艺风堂”以藏之。②缪氏还著有《辽文存》六卷。“黄”指黄任恒,于是民国初年成《辽文补录》一卷,以补缪氏之书;“王”指王仁俊,他于清末著《辽文萃》七卷。陈述的校补工作,还与碑刻拓本资料的对勘相结合,如上述缪氏拓本。1936年夏陈述回北平,将北大艺风堂、北图所藏辽拓本与“史语所所藏者参照,交互补足”,“按其来源,是正文字,兼著别见之异同。益以晚近新得者若干篇,汇成一编,作为辽代遗文总集,题目《辽文汇》,凡十卷。”③在1935、1936年整录辽文、交互勘补过程之中,陈述在契丹与辽史研究有所收获,就“曳落河”及其相关问题之考证撰成一稿,即《曳落河考释》,并于1936年1月初由南京函呈陈寅恪指正(陈述在当年初到南京),陈寅恪于1月22日、24日两次复函;陈述另函再请教,1月31日陈寅恪再复之④。从陈寅恪的三封复函看,均为辽史问题,间涉佛史等。1月22日的答覆中,陈寅恪就曳落河的起源、赭羯、石羯、军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曳落河之考证可从“姚书”(指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载入手,并抄录了相关原文记载;同时,对军等涉及辽金元几朝的问题“信笔写其印象”以供陈述参考。函中,陈寅恪再次提及王国维;“忆十年前王观堂先生欲作辽史索引,以移刺部名及其问题见语,寅恪当时亦未研究及此,颇忘其意旨所在。王公旋殁,遗著中亦无文论及此者。即寅恪心中觉此事尚有未发之覆。今忽读此文,知学问之道,真是后来居上。不觉欢忻感叹,一时交集”,并以“至佩至佩”鼓励陈述。22日的复函,表明陈寅恪对辽史研究匪浅,正如学界有“综观其一生治学,上自魏晋,下迄明清,均有极其深入而影响重大的成就”之说⑤。从1926年起担任陈寅恪助教的浦江清,在1927年所撰的《王静安先生挽诗》第三首中称道:“烧烛堂堂辽史在,但成掩卷一欷觑”,自注:“先生晚年于辽史多发明,未及成稿而殁”⑥。事实上,王国维辽史研究之成果,尚有成稿一篇:《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⑦,此文对“”字进行了考证,这正是陈述关注的问题。可见浦诗可补释陈寅恪函。在24日的复函中,陈寅恪提醒道,考证中古民族文化之史,“异族语音译相同者颇多,若无他证,仅据对25史学史研究①②③④⑤⑥⑦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6。蒲江清:《蒲江清文录》,第298页,转引自《蒲江清文史杂文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53页。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5页。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244—245页;又可参《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80—183页。《全辽文》“前言”、“序例”、“后记”,第1—2、3—5、427页。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三联书店,1995年,第48页。陈述:《全辽文》“后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427页。音,则只能备一说而不能确指也”,教示陈述谨慎使用“对音”这一工具;在1月31日的复函中,除涉及佛教史问题及论文(著)的表达格式外,陈寅恪表述了对日本东方学的总体看法:“白鸟之著作,盖日人当时受西洋东方学影响必然之结果,其所依据之原料、解释,已依时代学术进步发生问题。且日人于此数种语言,尚无专门权威者,不过随西人之后,稍采中国材料以补之而已。公今日著论,白鸟说若误,可稍稍言及,不必多费力也。”陈寅恪函中所言白鸟系日本东方学、历史学者白鸟库吉。1933年前,陈寅恪曾有答复白鸟库吉所提问题之函①,或云此说系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蓝孟博(字文征,执教于东北大学而早于陈述)误传。②此函中,陈寅恪认为日本之东方学研究,唯西方之东方学研究之马首是瞻,原因在于日本于“数种语言尚无专门权威者”,结果只能是拾西人之牙慧,稍采并补以中国之材料罢了;而西方之东方学研究,却有多种长处(如1937年3月24日的复函中他建议陈述参考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相关论著),这也是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曾开设《西方之东方学》课程的原因。陈寅恪之所以作此语,并未视日本东方学研究为一无是处(详后)。陈寅恪并认为,倘若陈述能证明白鸟之说有误,“可稍稍言及,不必多费力也,”这正是陈寅恪继承中国传统之优良学风之表现,也是他的一贯作风。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姜亮夫回忆道:③我在清华曾写过一篇批评容庚先生的文章,送登《燕京学报》,容庚先生把我的文章送给陈寅恪先生看。过后寅恪先生对我说:“你花这么大的精力批别人,为什么不把这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从此以后,我不大愿写批评文章,越到后来越不做这样的事。时容庚为燕京大学教授,且从1927年6月《燕京学报》第一期出版起就是该刊主任。不仅后来姜亮夫“不大愿写批评文章”,陈述亦然。陈寅恪不仅劝导门生、后学婆口苦心,而且自己以身作则。在唐史研究中,他在李商隐、李德裕等问题上与学界前辈张孟劬(字尔田)有分歧,1936年2月,张盂劬诘难陈寅恪《李德裕归葬辨证》一文,陈寅恪虽然认为张说“殊属勉强,实难成立”,仍然“不拟答辩,免使得张先生生气”。④1936年夏,陈述到北平校读辽碑文拓本,可能见过陈寅恪。陈寅恪之谆谆指导,对陈述研究的深入帮助很大。1935年5月,陈述发表论文《曳落河考释及其相关诸问题》⑤,就充分采纳了陈寅恪的见解。如论“契丹兴起所凭藉之曳落河”,及“安禄山曳落河下落”、“安禄山军队与契丹之关系”等问题时,陈述照抄陈寅恪复函中所示姚书之史料,注明“此承寅恪先生教”,论文结束处有“此文属稿,承陈寅恪先生驰书启诲者再,几千数言。谆谆不厌烦琐。谨此注明,用志心感”之语。⑥的确,当时陈寅恪对陈述之教示,是他多年来读书治学之成果。如曳落河、羯胡等问题,他曾思考多年,后来认为“曳落河犹言健儿云,”并对杜甫《哀王孙诗》“朔方健儿好身手”等句有所解释⑦,他对褐胡的考辨也见于他的文化史观。1946年,陈寅恪指导助手王永兴写《论唐朔方军》时,也曾教示以“曳落河”之意义,所以王永兴论文中对曳落河、“健儿”、“羯胡”等史料又有所与阐释⑧。二、徙转于西南天地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寅恪、陈述随同清华大学、史语所开始了内迁。之后又迁至湖南长沙、26陈寅恪与陈述的学术交往①②③④⑤⑥⑦⑧王永兴:《论唐朔方军》,载其著《陈门问学丛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3—421页。陈寅恪:《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4—58页。同⑤,第559、572页。陈述:《曳落河考释及其相关诸问题》,《史语所集刊》7本4分册,1938年5月,第547—573页。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载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页。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术集林》第一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239页。刘正:《陈寅恪杂考数则》,《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4期,第96—103页。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245页。广西桂林;1938年春再迁至云南昆明,10月为避日机空袭,又迁至昆明郊外;1940年冬,史语所迁至四川南溪县李庄镇(今属四川宜宾市),此后直至1946年冬抗战胜利后返回南京。①在1940年就聘东北大学(内迁今四川三台县)前陈述亦一度随迁。而陈寅恪一家于1937年11月3日出走北平,20日夜到达长沙,旋执教于长沙临时大学(即后之西南联大);次年2月,西迁滇省。这期间,1938年2月,陈寅恪一家经广西桂林、梧州、广东东莞抵达香港。春节后,陈寅恪与张荫麟等西南联大教授由海道经越南转乘滇越铁路,再抵达滇越边城蒙自。4月—9月,执教于蒙自,秋季随校迁至昆明。1939年暑假后陈寅恪全家赴港,9月返昆明。1940年暑假后陈寅恪再赴港岛,陷于困境,1942年5月方冒险返回内地,6月末抵桂林,并于此执教广西大学,直至1943年8月。1937年末、1938年初在长沙的两个多月时间中,陈述曾谒陈寅恪。据陈述言,他听过当时陈寅恪在长沙的授课:先生讲课为高层次的,不同于一般讲义教本体裁,讲课与论著往往统一,讲完一个问题,就成一篇论文。在长沙临时大学,曾讲过两个单元,一是关于南方民族巴、蜀、蛮、僚、溪、俚、楚、越,一个一个的分别讲释过,对巴族特别解释说“瞎巴三千”,谓巴人战斗勇猛,目前无敌,故称“瞎巴”,非瞎眼也。另讲晋室渡江与王导功业,特释“江左夷吾”(管仲)“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陈述听陈寅恪之课,并非“首创”。之前,俞大纲曾听过;1935年秋,史语所余逊、劳干和尚未入史语所工作的周一良均到清华三院偷听过陈寅恪先生之授课,余、劳、周三人听完课后竟不约而同地赞叹道:真过瘾,就像看了一出杨小楼的拿手好戏!②陈述所听见的“溪人”问题,亦是1937年前后周一良曾向陈寅恪求教的问题,1938年3月周一良撰写论文《南北朝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发表③,文中一再表示了对陈寅恪指教之谢意;而“瞎巴”之解,至今仍为蜀人袭用,借指张飞式的粗鲁人物;至于陈寅恪讲述东晋王导之功业,指出王导是一个管仲式人物,他“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④在当时,针对北人南下的现实作如此之言,含有民族统一、反击日本侵略的深意,后来他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之中表达得很清楚。在往广西途中,陈述又“曾由长沙搭木船为先生带去两箱图书,此书以后由芮逸夫兄转去”,据陈寅恪第一次交代底稿⑤:抗日战争开始时清华大学迁往长沙。我携家也迁往长沙,当时曾将应用书籍包好托人寄往长沙。当时交通不便,我到长沙书尚未到。不久我又随校迁云南,书籍慢慢寄到长沙堆在亲戚家中。后来亲戚也逃难去了,长沙大火时,亲戚的房子和我很多书一起烧光。可知,陈述由湘运桂之陈寅恪藏书,免于长沙大火之灾,实属不幸中之万幸。1938年陈寅恪转道去昆明时,在滇越铁路运输中被窃去书籍两木箱(另易以两木箱,满装砖块)”这是经过滇越铁路陈寅恪托运的全部藏书,于是“北平寄出之书既毁于长沙大火,滇越路运出之书又全被盗也”⑥。分析看来,这两箱书即陈述所携者。1954、1955年,此事还有一个先喜后悲的结局,真有在劫难逃之意味。徙转于西南天地之际,陈述经常致函请教,陈寅恪亦时予函示,或托陈述借书、查抄史料等。这一时期的陈寅恪致陈述之手书信札,已发表的有10封(片),除《陈述辽史补注序》及附函(详下节)27史学史研究①②③④⑤⑥《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60、119页。《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16页。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8—68页。周一良:《南北朝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史语所集刊》,7本4分册,1938年5月,第449—504页;《毕竟是书生),第26、112页。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第24页;周一良:《钻石婚杂忆》,三联书店,2002年,第59页。韩复智:《傅斯年先生年谱》,第267—286页。外,又有2函见于蒋天枢《师生往事录》(以下简称“蒋甲”、“蒋乙”)①,其余7封(片)见于1994年的公布,剩下的则在2001年出版的《陈寅恪集·书信集》公布。今将陈寅恪致陈述之手书信札中重要的7封(片)照录于下(本文据1994年公布的影印页辨认,与2001年《陈寅恪集·书信集》公布者微有不同),并略加阐述。其一(信函,1939年1且月23日):玉书吾兄先生:前日烦钞检事,感荷感荷,兹再求查本所有无日本西京出版《东方学报》中内藤乾吉论唐六典文,如有,乞借出;如无,则乞代钞《稗海》中刘肃《大唐新语》及《郡斋读书志》及陈振孙书录关于《唐六典》文,示下至感。敬叩 撰安 弟寅恪 廿三日。其二(信函,1938年12月3日)曰:玉书先生左右:弟前论李唐氏族问题,在史语所集刊发表者共有四篇,请兄或(王注:此处脱“他”字)其友人代为检出,一借即还。又,傅先生(王注:傅斯年)书目便中并求送下。全君(陈述注:全君指全汉升)新婚,今日始知,已略具贺仪,交人转呈,惜不能亲贺,并希代为道喜。勿叩著安 弟寅恪 十二月三日 所中诸友并乞致意 又前次曾代刊木章否?如代刊,乞示刊费,以便奉还。其三(明信片,1938年5月1月)曰:贞一玉书两兄先生左右:弟到蒙自己将十日矣,欲授课而无书,不知史语所之《三国志》、《晋书》、南北史、《魏书》、《隋书》、《通典》等在昆明否?如在昆明,无论何种版本(即开明廿五史本亦可),请借出,邮寄或托友人带下均可,如昆明史语所无此类书,则朋友中能辗转借得否?此次来蒙,只是求食,不敢妄称讲学也。弟在港,已将拙文校毕付印,不知何日出版集刊稿?史语所集刊亦◆◆至何期?所中同人如◆◆◆◆奉恳敬启 撰安。 弟寅恪 五月一日其四(明信片,1938年5月12日)曰:贞一玉书两兄先生同鉴:南北史收到,感荷感荷。《北史》为百衲本,然则百衲本未运到耶?五月寄南北史,八日即收书。来示谓本月六日已寄《魏书》,今尚未收到,乞一查为感。傅先生如到昆明,请即示知,弟拟赴昆明一晤也。一组同人请均代致意。蒙自己入雨季,起居饮食尤感不便,疾病亦多,吾侪侨寄于此者皆叫苦连天,想昆明或较此略胜。那君(按:指那廉君,下同)来蒙之期定否,专此,敬叩著安。弟寅恪 五月十二日。其五(明信片,1938年5月13日)曰:贞一玉书两兄先生左右:倾接到邮局领书条,大约即是《魏书》也,昨请代查《魏书》已寄到,今可不查矣。那君行期定否?蒙自史所书籍中有无《大正一切藏》及四部丛刊否?敬乞示知为荷,敬叩著安。寅恪 所中诸友均乞代致意。五月十三日。其六(明信片,1938年5月30日)曰:纶教(陈注:纶教指萧纶徽,史语所会计)玉书先生左右:今日收到佛书两包,共前日所收为三包,谅尊处寄来之书尽于此矣。专此覆谢。顺候日祉 寅恪 五月卅日 所中诸公均乞代致意。其七(明信片,1938年6月8日)曰:玉书吾兄先生左右:史语所集刊中载有拙著《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不知昆明所中尚有之否,如有之,求检寄一册;如无之,能以该册之本数、分数见示否?琐屑渎扰,不安之至。傅先生来滇之期,有听闻否?所中同人均希代致意。专此 奉恳 敬叩 著安 弟寅恪 六月八日。上述9封(片)中,蒋甲、蒋乙作于1937年或者1938年(有“联大”字眼)。陈寅恪于其四、五信札中提到的“那君”,系史语所工作人员那廉君,他在1969年回忆道:“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28陈寅恪与陈述的学术交往①《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245—246页。研究所曾有一百六十箱书籍借给西南联大,最初运到云南蒙自;史语所派我去点交,我在这潮热的蒙自住了两个多月,终以无地可以上架,又由西南联大运回昆明”①。那廉君的回忆,解释了陈寅恪手札中“蒙自史语所书籍”、“那君来蒙”之期等问题。可见,9封(片)信札均系抗战期间陈寅恪流离于西南时所作,虽然不见“一日数片”,但却有一月数片。在蒋甲、蒋乙信函中陈寅恪提出查找《宋会要》(即《宋会要辑稿》),“或别有更进一步之解释也”,并说:联大与史语所均“无书可看”,“实不能工作”,“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表达了对国家兴亡之忧思及续命河汾之自负。其一至其七信札,则以借书、查抄史料与期刊为主,同时可见陈寅恪作为组长对历史组全体同人,尤其是对年青学者(如陈述、劳干、全汉升等)的关心与爱护。从收、发地址来看,有从“香港罗便臣道125号”寄往“广西阳朔”的;有从蒙自寄往“昆明拓东路六六三号”的;有从广西桂林良丰(广西大学)寄往“四川三台后小湾十号”(东北大学)的②,从中可见陈寅恪、陈述等中国学者,在“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的颠沛流离生活中③,仍不忘中国学术文化发展与传承的情怀。1942年后,陈寅恪与陈述相互往来之信札骤减(原因待考)。抗战胜利后,陈寅恪随清华大学回迁北平,陈述则与陈寅恪的弟子蒋天枢等人执教于上海复旦大学。解放之后,如同陈寅恪与大多数昔日朋友一样,未再见双方有信函联系。三、《陈述辽史补注序》1940年暑假后陈寅恪至香港,俟机赴英讲学疗目,不料次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乃困于港岛,直至1942年5月才返回内地,所谓“扶疾入国,归正首丘”也,“七月五日至桂林良丰雁山”,途中收到陈述寄来《辽史补注·序例》,“急取读之。”11月19日,陈寅恪撰《陈述辽史补注序》。序曰:④裴世期之注三国志,深受当时内典合本子注之薰习。此盖吾国学术史之一大事,而后代评史者,局于所见,不知古今学术系统之有别流,著述体裁之有变例,乃以“喜聚异同,坐长烦芜”为言,其实非也。赵宋史家著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遗意,诚乙部之杰作,岂庸妄子之书,矜诩笔削,自此夏五郭公断烂朝报者,所可企及乎?寅恪侨寓香港,值太平洋之战,扶疾入国,归正首丘。途中得陈玉书先生述寄示所撰辽史补注序例,急取读之,见其所论宁详毋略之旨,甚与鄙见符合。若使全书告成,殊可称契丹史事之总集,近日吾国史学不可多得之作也。回忆前在绝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由今思之,傥非其书喜聚异同,取材详备,曷足以臻是耶?况近日营州旧壤,辽陵玉册,已出人间。葬地陶瓶,犹摹革囊。不有如释教信徒迦叶、阿难之总持结集,何以免契丹一族千年之往事及其与华夏关系之历史,不随劫波之火以灰尽?故辽史补注之作,尤为今日所不可或缓者。寅恪频岁衰病,于塞外兄弟民族之文史,久不敢有所论述。惟尚冀未至此身盖棺之日,犹逢是书出版之期,而补注之于辽史,亦将如裴注之附陈志,并重于学术之林,斯则今日发声唱导之时,不胜深愿诚祷者也。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陈寅恪书于桂林雁山别墅。在序中,陈寅恪再次强调:裴松之注陈寿《三国志》,受到了当时佛教经典合本子注方式的影响,以至29史学史研究①②③④原载《读书通讯》56期,1942年12月:常见本系《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4—235页引录者,此处系据陈寅恪手写原件照录得,与常见本稍有不同,本文所参原件请参阅陈述《陈寅恪先生手书信札附记》一文。陈寅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载《明季滇黔佛教考》,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5页。国立东北大学:《国立东北大学一览》,1939年6月,第7页。那廉君:《傅孟真先生轶事》,《传记文学》第15卷6期,1969年12月,台北。成为一种史书体裁,此系“吾国学术史之一大事”,1933年陈寅恪就在《支愍度学说考》首次公开这一发现,此文“详考佛书合本子注之体”①;1938年蒙自授课时,陈寅恪又对学生徐高阮(字芸书,1914—1969)等人讲述过②。陈寅恪认为,这种体裁若运用得当,则可取得“心通意会”之效,并以自己困于香港时读这种体裁史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亲身经历来作说明。其次,陈寅恪列举了相关的考古与文物新发现:“营州旧壤,辽陵玉册,已出人间,葬地陶瓶,犹摹革橐”,此泛指二、三十年代东北营州、沈阳一带辽代墓葬中出土的辽代帝、后玉册及其他随葬物品。这一发现,甚至引起了1933年来华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的注意③。与伯希和有交往又深信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陈寅恪,认为若对这些新发现加以整理与研究,则其功将同于召集佛教第一次结集的虔诚佛教徒迦叶、阿难,也使契丹族及其与华夏民族之历史将永光于世。因而,对于陈述之研究,他认为“尤为今日所不可或缓者”,“若使全书告成,殊可称契丹史事之总集,近日吾国史学不可多得之作也”,并预言陈述之功等同裴注之,将“并重于学术之林”,在肯定陈述研究意义的同时,又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值得注意的是,陈寅恪一生惜墨如金,仅为学生(晚辈)数人写过序,陈述、徐高阮等人均有幸获此殊荣。由此可见陈寅恪对陈述相当看重。在寄序的附函中,陈寅恪又托陈述代向有关友人致意。时陈述在内迁四川省三台县草堂寺的东北大学执教,与陈寅恪的清华弟子蒋天枢、蓝孟博等人为伍,故陈寅恪函亦寄至四川省三台县。四、循循善诱励后学陈述与周一良、劳干、余逊等同辈,可称为陈寅恪之学生辈。三、四十年代,尤其是1936—1942年陈寅恪、陈述的学术交往,反映了国难时刻两代学人传承祖国文化的情怀,及陈寅恪对后学无私的奖掖提携。1936年秋进入史语所历史组工作的周一良说:“陈先生是历史组组长,但并不过问具体事务,组内成员自由读书,选题研究。但陈先生在组内以至所内的威信极高,无形中的影响也极大。说起来可笑,当时我们几个史语所中的青年,甚至写文章引书的卷页号码,都仿效陈先生的作法,使用大写数字”④。所谓“我们几个史语所中的青年”,包括了陈述、劳干、余逊、俞大纲及周一良等人。从当时他们的研究来看,他们在许多方面均得到了陈寅恪的教示,而从他们的论文中也可看到陈寅恪的影响。如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撰于1937年2月),不仅多处引用了陈寅恪之说,而且注明“此文承陈寅恪先生、傅孟真先生指导修正,谨志谢忱。”⑤在致陈述信函中,陈寅恪表示日本之东方学远不能与西方东方学匹敌,这是陈寅恪认真研究日本学术界状况之结论。同时,陈寅恪对日本之中国史研究则十分重视。1929年夏季他就对中国学子“群趋东邻受国史”感到“羞欲死”,流露出“平生所学宁堪赠”的满腔热忱⑥,其以文化使命自肩之情从中可见;1931年他又指出“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⑦,所以时刻关注着日本中国史的研究。他的这一态度在致陈述信函中亦表现了出来。在前述明信片中,有陈寅恪请陈述代抄日本《东方学报》上日本学者论文之举,受此影响,后来陈述的论著中也注意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多次引用《东方学报》等杂志、期刊上日本学者的论文⑧。30陈寅恪与陈述的学术交往①②③④⑤⑥⑦⑧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63年,第123页。《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17页。陈寅恪:《北大学院已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陈寅恪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第19页。周一良:《南北朝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第468、504页。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第139—140页。冯家升:《契丹名号考释》,《燕京学报》第13期,北平,1932年12月,第47—48页。鲲西(王勉):《感旧之余的话》,《读书》1996年1期;《清华园感旧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23页。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1—167页。除曳落河问题外,在军及相关问题考证上,陈述《辽金元的军》一文①,与王国维的考证、陈寅恪的函示也有关。所以有研究者指出,王国维、陈寅恪、陈述以及羽田亨、伯希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等中外学者都直接或间接讨论过这个问题②。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了著名的“河朔胡化说”③,对此观点,陈述在《契丹政治史稿》中予以采纳④;而陈寅恪的三部名作,按陈氏在讲授时所说:“我作的三本书:《略论稿》、《述论稿》、《笺证稿》,都叫稿,就是准确以后还要改”⑤;而陈述关于契丹及辽史的三本代表作《契丹史论证稿》、《契丹社会经济稿》、《契丹政治史稿》可谓也“都叫稿”,此非巧合当可断言。至于1947年4月,陈述在《辽文汇》“后记”中说:“寅恪先生有言:̀考证之学,譬如积薪,后来者居上'。辑校之事,此义更显”⑥,更是陈述受陈寅恪学术思想影响之著例。陈寅恪对陈述的函札教示,对陈述治学信念的坚定及学术水平的提高,具有指导意义。以后,陈述写出了《契丹世选考(附表)》、《〈辽金考释〉序》、《论契丹之选汗大会与帝位继承》、《辽代教育史论证》等一系列论文;继冯家升之后完成了《辽史》的全部点校工作;撰写了《补南齐书艺文志》及“三稿”等多部专著;主编《辽金史论集》多本⑦,等。陈寅恪对陈述的函札教示,既是陈寅恪指导陈述、劳干、周一良等史语所历史组青年学者众多举动的一部分,也是陈寅恪提携奖掖后学的典型事例,更是陈寅恪以文化自肩、河汾自承、循循善诱情怀的象征,诚如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之评语所论,兹引述以结束本文:⑧其时先生漂泊西南,备历艰困,当流亡逃死之际,犹虚怀若谷,奖掖后学,孳孳不倦。其以文化自肩,河汾自承之情伟矣!……世之读上录函件者,其亦省识先生当日感愤之深欤?TheAcademicExchangeBetweenChenYinqueandChenShuWangChuan[Abstract] TheintercoursebetweenChenShu(1911—1992)andChenYinque(1890—1969)isnottobeneglectedinChinesemodernacademichistory.Theperiodbetween1936—1942seesinthenationalca-lamityandpersonalwanderingtheirunceasingintercourse,unchangingacademicseriousnessandcommendablenationalintegrityonafirmbasis.[Keywords] ChenShu ChenYinque intercourse Chinesemodernacademichistory31史学史研究①②③④⑤⑥⑦⑧蒋天枢:《陈寅恪先生手书信札附记》,第246页,按“孳孳不倦”今作“孜孜不倦”。陈述不负陈寅恪的期望,在契丹及辽史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兹略举一二,以见其大概:发表的重要论文,如《契丹世选考(附表)》(《史语所集刊》8本,1939年9月)、《头下释义》(《东北集刊》1卷,1941年6月)、《〈辽金制度考释〉序》(《志林》4卷,1943年1月)、《论契丹之选汗大会与帝位继承》(《史学集刊》1947年12期)、《要重视辽金史的研究》(《光明日报》1982年8月30日);专著有《补南齐书艺文志》(二十五史补编本,1936、1937年)、《契丹史论证稿》(北平研究院,1948年)、《中朝关系一百年》(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年)、《辽文汇》(全四册、中国科学院出版局,1953年)、《金史拾补》(五种,科学出版社,1960年)、《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63年)、《辽代史话》(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全辽文》(中华书局,1982年)、《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主编《辽金史论集》第1—4辑,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1987—1994年)。陈寅恪原文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08页。蔡鸿生:《“颂红妆”颂》,载氏著《学境》,博士苑出版社,香港,2001年,第35页。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4页。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7页。杨志玖审定,李治安、王晓欣编著:《元史学概论》,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85—87页。陈述:《辽金元的军》,《光明日报》1951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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