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记忆与群体认同的变迁大理白族古代家谱的历史人类学释读

祖籍、记忆与群体认同的变迁——大理白族古代家谱的历史 人类学释读 2011年第1期总第97期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BeifangUniversityofNationalities No1,2011 GenNo97 祖籍、记忆与群体认同的变迁 大理白族古代家谱的历史人类学释读 张海超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云南昆明650091) 摘要:从明代开始,云南大理白族地区普遍流行祖先来自南京的说法,很多古代和现代的学者都 认为这是当地少数族裔在为了抵抗民族歧视而采取的冒籍行为。在人类学看来,家谱书写表明对于姓氏和家族的忠诚逐渐取代原来的族群观念成为认同的主要表现形式,对祖籍的坚持其实也是一种重新界定自己身份的行动,通过建立 一套新的记忆体系,大理人逐渐放弃了旧的身份,从明初被视为化外的蛮夷最终成为与王朝的历史有密切联系的汉人后裔。关键词:白族;家谱;历史记忆;历史人类学;民族史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 号:1674-6627(2011)01-0109-06 历史记忆是中国学界的一个热门话,有关讨论层出不穷。尤其是地方史领域,很多有趣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说都与历史记忆有关,冒籍南京便是研究云南历史的学者们经常遇到的问题,和全省很多的族群一样,生活在大理地区的白族人经常宣称自己的祖先来自江南,而南京是很多人想象中的祖籍地。不过,从清代开始,云南学者们便开始对此现象表示质疑,认为这是在明代的政治高压下人们出于保护自身利益有意假造的说法,当代很多学者也都接受这一观点并有所发挥,直到最近出版的有关民族志作品还在或明或暗地谴责明朝统治的残暴。关于祖先的来源,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流传着几种影响极大的说法,如山西洪洞、湖北麻城等。有关移民史的研究对此讨论颇多,尤其是赵世瑜先生利用各地广泛流传的大槐树传说并结合各种类型的史料,分析其中所反映的人口迁徙过程中的共同心态、移民有关祖先和家园的集体记忆和[1](96)历史记忆作的论文影响深远。冒籍南京与上述两种广泛流行于中国南北汉族地区的说法有一定的相似性,需要强 调的是在明清大规模的移民与文化重构过程中,作为边疆和少数民族聚居省份云南的历史进程格外复杂,祖籍南京的说法中还包括更为丰富的内容,它不仅反映了移民的历史记忆,还涉及当地少数民族的历史以及民族关系,同时也内地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传播引起文化涵化并逐渐导致群体身份的重构,其中很多内容可能是其他地区罕有的。保存人群历史最详细的史料当然首推家谱。近年来,成功引入新的方法和视角的家谱研究对一些传统命题进行了新的解释,不过相关成果在少数民族历史研究中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希望有效结合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路径,通过分析民间家谱中的相关说法,从认同的角度对所谓 收稿日期:20100120基金项目: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白族冒籍江南的历史人类学探讨群认同作者简介:张海超(1978-),男,河北晋州人,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讲师,主要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兼论古代中国的族 109 冒籍南京进行探讨,并对其背后的文化意义与社会场景展开剖析。在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国家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始终是个绕不开的命题,本文也希冀在白族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云南经验从家族认同和群体身份变化的角度 对这个问题有所回应。 一、大理地方史与家谱书写 元的攻伐结束了云南数百年来相对独立的地位,此地重归王朝版图。明代更是取消了段氏的自治,和中原一致的府县制度得以顺利确立,从此大理成为一级地方机构,开始接受王朝的有效管辖。为了巩固边防,明代在云南建立起庞大的屯军体系,作为滇西军事重地,大理接纳了为数众多的驻军,大理卫的治所便与府城同处今天的大理古城内。到了清代,大理更成为主管一省军务的云南提督的驻地。移民大理的具体人口虽然很难估计,但根据万历云南通志和天启滇志两书兵食志的记载,卫所屯军体制稳定后的大理卫和永昌卫(驻今保山市)分别下辖十个千户所,它们是云南全省二十卫中规模最大的。明早期每千户所驻屯正军是1120员的定额,根据这种方法计算,大理卫正军的数量是11200人。按照明代的军役制度,每个卫所都会有舍丁、军余等辅助人员,而且他们的妻子也要一起到驻防地定居,实际驻军移民的总人口要翻上数番。明中期后,军籍人员逃逸严重,导致军、民人口数量不断变化,而世代驻守云南的沐氏家族的庄园中也隐匿了大量未正式登记的人口,这使得我们并不能简单根据省志中军籍和民役的人口数推定他们各自的数量,从全省范围看,主要由江南地区播迁而来的汉族移民在总人口的比例中是超过原住民的 [2] ,而大理作为云贵 高原接受移民最多地区之一,其情形也不难推断。政治巨变之后,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大理人开始了自我调适与文化重构的过程,而这必然也要影响到他们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文献中当地人被的身份逐渐从僰人、白人最终变为民家,而大概从明代中晚期开始,当地便有了祖籍江南的说法。清代云南学者师范在他的滇系迁富民以实滇,于是滇之土著皆曰:我来自江南、我来自南京。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编修家谱在大理也是一项古老的传统。大理现存最早的家谱实物是抄于大理国天开十九年(1223年)写经背面的 太和龙关赵氏族谱,但大多数家谱似乎都诞生于清代大理编撰家、族谱的热潮中,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参考一下当时全国的形势。虽然修撰家谱是华夏文明的传统,但到了清代,人们对这项事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在保存至今的家谱中,清人修的占重要成分,且质量较高 [3](115) 典故系六中有论: (明)既奏 ,尤其是在南方地区,很多的家族都在此时兴建祠堂、大修 家谱。大理的家谱编撰热和当时其他地区的情况是可以互相印证的,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化运动在本地的表现。还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中国南方地区宗族组织发达,往往是很多家庭组成一个巨大的聚落,当地一般都保有部头颇大的族谱,动辄数十卷的规模让大理普遍不过二三册的家谱相形见绌,但这或许正构成大理地区家谱的特点。不过,对于古代中国很多普通的农家来说,日常可能会忙于更重要的生计问题,作为文本的家谱有时候更像是上层家庭的专利,普通民众不见得有能力和财力编制家谱。大理也有许多家庭是没有家谱的,这也为由口述传统保留的历史留下一定的空间。把相关单位和个人收藏的家谱集中起来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创制家谱的时代和地域规律。冒籍江南无疑也应该被视为在某种社会现实及认同情境中,人们组织、建构与回忆过去 [4] 的行为 之一,而我们也必须结合各个家族编写修订家谱的具体实践加以讨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模糊不清的南京或应天府的说法在民间传说中更为常见,那些有书写能力的家族的祖籍地总是一个比较清楚的县份,比如晚清云南著名学者王菘一族记载的祖籍地便是江南省上元县。纵观我们能见到的家谱,可以发现祖先的籍贯在写定时间较早的的文本中大部分都是尽量具体和清晰的,即便某县110 某里的名称可能难以考证。晚清和民国才第一次完成的家谱,直接采用祖籍应天府的说法比例上明显更多。家谱的存在反而构成了某种限定力量,那些很早便具有阅读和书写能力的家族更相信文本,祖籍南京的说法更多还是那些家谱缺失而且不具备读写能力的人们之间口头流传的一种大 众性说辞,大理即使号称文献名邦,毕竟民间不具备编修和阅读能力的人更多,天长日久,祖先来自南京应天府成为当地最占优势的说法。晚清到民国间,大理出现了很多因为从事贸易而暴富的家族,在财富增长的同时,当地的文化事业也得到极大的发展,家谱的编写成为新一波的时尚,一批新的家谱开始出现,相对而言,它们更多采借了祖籍南京说法,而这已经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从众了。至此,能够确认的事实有两点:一方面祖籍南京的说法直到民国还在发展和扩大,同时,民间笼统的祖籍南京说法实际上掩盖了背后多元化的叙事。 二、家谱中的叙述与掩饰 人类的历史记忆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一百多年前,尚在草创期的人类学便注意到那些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朦胧不明的虚构和最支离破碎的比喻,只要在现实意义方面是明显的,那就能够认为是对真实事件的记述 [5](332) 。从这个意义上说,家谱便至少具有了如下几个属性。首先,作 为一类文本,家谱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既可以很方便地把一个家族的历史跟上古的名人联系在一起,也可以轻易地掩盖家族不愿让别人知晓当然更多时候也无从知晓的历史。此外,我们必须牢记家谱的完成是一个不断修订的过程,借修撰之机,每一代人都可能根据自己的理解留下作者本人的而且往往也反映整个时代背景的印记,从某种意义上讲,制作家谱的人们其实也是在改造或者说制造家族的历史。第三,我们还必须将其置入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中对其进行理解,证明某人是真正有教养的中国人的最简洁和最佳的方式,就是证明他的姓氏乃是出于正宗 [6](107) ,而家谱正是 这样一种表明身份的文化工具。尤其是在那些远离中原的偏远地区,家谱对血缘暧昧不明的编制者们来说有格外重要的意义,通过祖先从文化发达地区带来的籍贯来证明自己是谁的例子在中国文明的边缘地带都屡见不鲜,闽台、两广和云南都有数不尽的案例。很多学者都讨论过云南家谱中祖籍南京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林超民先生所的这是自明代以来汉族移民的历史记忆,是民族的认同、文化的认同,更是国家的认同 [7](189) 。这种看 法无疑是颇有见地的。不过,大部分前辈所讨论的现象似乎更多集中于汉族地区,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虽有提及但少见专论。本文的研究从大理白族家谱的个案着手,从它们对祖先籍贯的记述中寻找文本背后的内容和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探索大理区域社会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和中原地区的家谱一样,大理市海东镇塔村的鲍氏家谱一开始便追溯了鲍氏的古老来源:系出姒姓,夏禹之后,其家族原籍南京应天 府宁阳县,洪武十四年随沐英军至云南。这份家谱明确指出本家族为明代驻军移民的后裔,有关这一群体,近年来的白族研究关注很少,单这一点便使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选其作为重点分析个案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塔村附近的山上还保存有始祖鲍公的墓碑,墓碑上的一些史料细节可以补充和校验家谱中的一些说法。家谱记录下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凡十三传,家世躬耕,仕宦虽不显,而好学读经者代不乏人,这种生活方式在明清时代的大理可以说是一种常态。手抄本的老谱上最后的修订时间是1940年,上面同样注明这是以补乙丑兵燹,宗谱残散之缺失。其凡例部分间接指明此次修谱主要是因为合谱进行的,面对家谱叙事中诸多的矛盾和漏洞,续修者辩解说各个小宗自修的谱系因为追认的始祖代世不同造成淆乱,所以他们打算用统一追认随沐英大军南下云南的鲍杰为共同始祖和计算世系的起点。这位始祖是位位高爵显的杰出人物,他贵为大理地区最高军事长官,与明代总镇云南的沐氏家族保持着姻亲关系,他的后代同时还与深受朝廷宠幸的邓川阿氏土司联姻,但鲍杰在塔村的安葬地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很多困扰。这样一位人士似乎更应该在府城安居乐业,包括购 买坟山、建立祖茔,而且111 也不能排除有归葬江南故土的可能。族谱中还保存着另外的线索 合宗之前一个鲍氏的小支系 保存的明显更古老的家谱上记载有鲍杰归葬于感通寺寂照庵侧,根据常理推测,其坟茔设立于大理府城郊外山上一所名刹附近的的说法似乎更可信。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勘察和发掘,很多当时军事官员的墓葬都是在大理城附近的苍山山坡上发现的。总之,鲍杰的墓地如何出现在长期属于宾川州和大罗卫辖下开发很晚的海东地区确实很令人费解,而且根据同一份家谱的记载,政府对其进行褒奖的诰封碑又发现于宾川县的另一地区,至此我们只能对家谱中的一些说法持保留态度。由于编撰者的丰厚学识,我们很多时候无法单从家谱叙事中看出破绽,但它们同时录有文本编撰时还存世的古老墓碑,将两种不同时期的文本互相对照,往往可以发现其中潜藏的一些矛盾。根据墓碑的说法,很多家族的祖先早在元代之前便生活在这个区域。比如往往自称大儒董仲舒后裔的董氏家族在今天的大理仍是大姓,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他们在南诏大理国时一直都是宗教世家,但在后来的家谱中很多也都宣称祖先来自江南。当然这个问题仍有解决的办法,一些家谱宣称祖先是由时间更早的唐代由江南迁入的,本家族既是世居大理又是祖籍南京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当然,当地人也并非总是热衷虚构,阁洞塝段氏宗谱很诚实地记录下生活在清代 的编撰者的困惑,闽南、南京和大理国段氏后裔三种说法都被持超然态度的作者记录下来,这种记忆的混乱实际正是当地人改变籍贯这一过程中留下的线索。 三、家谱与白族社会文化结构的变迁 在传统中国的权力架构中,对于少数族裔采用的是一种宽松的赋税制,通过土司和其他代理人缴纳的实物赋税往往象征意义更强。与之相比,在中原和包括大理在内的部分边疆地区,国家政策的内容向来十分明确,其施行对象是个人、家庭、宗族和村社,只不过不同时代各有侧重。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不考虑族别的,而且倾向于消弭民族差异。大理很早便采用了和中原地区一样的赋役制度,而家国架构也深深地嵌合进当地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家谱和族谱的制定隐含着一种逻辑:整个社会是由个人家庭宗族国家此种层级结构组成的,家族被理解为组成国家机体的细胞或组织。正如海东鲍氏族谱所称的人之生也,莫能以独存,必先有家,由家而集成国焉。对于那些很早就有了缴粮服役义务的大理人来说,家谱的存在也不断地提醒他们自己是国家的一员。家谱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人们可以通过姓氏单位来证明自己的身份,更重要的是其可以借助家谱的形式完成与外部更大范围内文化和社会的对接。经由家谱的编撰,大理人很早便注意到全国各地的同姓者,他们知道在这个辽阔国家的内部有很多同姓的人们,人们 相信有着共同的血缘,来自共同的祖先和郡望,共享同姓的荣耀。僻居大理海东的鲍氏家族陆续与江苏常熟、安徽陆安的同姓取得联系,从编撰者激动的语气看也颇有与之联宗之愿。和族群和民族的分类相类,家族实际也是一种类型的认同。如果说族群和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那么家族也应被认为是一种认同上的联结,尤其是在那些频繁发生联宗的地区。一般说来,认同具有某种层次性,人们会在不同场景下选择不同的认同形式,比如某人在省内的时候认同大理,在国内认同云南,而在出国后清晰而强烈的感觉自己是中国人。但也需要承认,所有的认同取向之间并非永远层次分明,有些认同之间是互相抵触的。家族和民族完全可以视为是两种分类体系,既然家庭和家族可以直接与国家发生联系,以往的僰人、民家作为一个整体便不再能构成一种政治势力,在明清的大理,对家族的忠诚发展起来后,古代族群的群体凝聚力自然要逐渐消解。就人类学来看,家谱的书写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有着深远影响:首先是继承制的问题,台湾学者连瑞枝通过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神话传说进行分析,发现信仰佛教的洱海名家大姓们,他们的生物性世系是来自于母亲,而世系的神圣性则是透过母亲从黄龙或僧侣中获得112 [8](104) 。大理各种 版本的古代神话多是宣称有一个女子在江边洗浴,因触碰水中沉木而怀孕,祖先从而诞生。当地传 统上使用这些类似贞洁受孕的主题来解释群体的来源。在此类叙事结构中,女性的形象当然是不能或缺的。家谱的修订实际上是将继承制确立为父亲一系的单系继承。从文化层面而言,家谱的存在强化了父系的传承脉络,攀附江南至少在那些移民和土著通婚的家庭成了一个血缘延续的问题。按照父系继嗣的原则,对于原来驻军的后裔来说江南确实是一个模糊的祖籍地。家谱的修订似乎也推动了个人命名方式的改变,历史上大理地区曾经盛行父子联名以及名字中嵌入佛、菩萨名号两套命名体系,但在家谱大量流行后,这两种习惯逐渐消失,如汉人一般,很多文雅的字眼整齐的出现在名字中,核心家庭以及叔伯兄弟的男性后裔们开始统一采用某种排行。重要的是家谱的编排实际也服务于一种秩序的建构,它有助于确立家族的范围以及亲族之间的远近亲疏,在此基础上,辈分的尊卑得以确立、五服制度得以推行,在今天大理白族的丧礼上,对以上传统习俗的保留还要超过很多汉族地区。大理拥有自己的独特历史,庄蹻之后、九隆之裔、白子国遗民等构成当地人明代之前对自身历史的多元叙述体系。从类型上看它们多属于在民俗学上讨论很多的英雄祖先故事, 一般说来,很多传说故事中的主角往往也被认为是群体的共同祖先,而祖先们的事迹往往也是很多仪式和传统习俗的解释之源。进一步分析,口传系统往往关注的是一个族群统一的历史,而且暗示构成这一族群的所有人们有着共同的来源。一般说来这只适合在那些分布区域不是很大,人口不是很多的群体内产生并保留。家谱记录企图说明的则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历史,作为一种以家族为单位的历史叙事,虽然经常会攀附政治和文学精英,但它记录的是直接的血缘关系和清晰明确的世系。它认为族群内部每个家庭之间的历史都是彼此不同的,不同家族的家谱对祖源可以而且应该有不同的说法。应该说两者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的紧张关系。修谱活动的兴盛其实意味着放弃口述传统,不再依靠口耳相传的方式记述世系。当然,口传时代的历史有时也会被保存在家谱中,大理确实也有一部分家谱中保留了九隆之后的说法,但其中有些是白族成为单一民族后重新修订时新改的,比如大理近年新修的一批家谱都倾向力证原来家谱上祖籍南京的说法是错误的,并着手将其改正过来。 四、总结与反思 一直以来,学界对大理白族既是西南土著又宣称祖先来自江南的说法都缺少理解,再加上认为封建时代所有少数民族都深受歧视压迫,便很容易将祖籍江南解释为这是掩盖身 份的权益之举。家谱研究不能只纠缠于各种技术性的细节,从全国范围看对家谱进行技术性修饰都是十分常见的作法,对此学界本已司空见惯。我们当然不用全盘相信其说法,但对其进行全面否定似乎也不够妥当。祖先对中国人有特殊的意义,随意篡改并不见得会普遍到每一套家谱。年深日久,有关祖先的记忆本来就可能不够清晰,如果对于这些民间文本过于追求细节上的完美,或者因为一个地点和人名的不准确就认为其是伪造,进而全盘质疑也不见得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我们必须反思当下的研究是不是存在过度怀疑的问题。总之,祖籍南京的说法并不完全可信,但也并非完全作伪,它通过追溯祖先的居住地明确地表达了当地人认同于国家的主流文化,应该承认在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人们对祖籍的想象与强调其实是在表达自己的群体认同与文明身份。当前的民族史研究主要是通过不断的稽核考据汉语文献中有关异族的史料来完成的,此类的历史书写造成的结果是内部可能有着完全不同起源的人类群体有了整齐划一的历史,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界限变得清晰、牢固和不容变动。祖籍南京的说法或许只是提供了一段被加工过的历史,很多学者对其记载有根本性的质疑,这实际是忽视至少是低估了当地人改变的决心和成效,在古代,对中原汉人文明生活方式的认同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对民族身份的超越。他们向往并逐渐融入国家倡导的生活体系,一些少数民族人民也悄然改变了自己的认同, 古代国家实际也给了那些原113 本不在文明范围内的无法发声和争辩的边缘群体许多鼓励和期待,而他们一旦获得了表述自己祖先来源的机会,便把自己推到一个更加文明的系统内。针对明初朝廷对大理蛮荒属性的认定,完成身份转换后的当地人也开始争夺对自身有利的话语权,家谱的表述便可视为其采取的之一,而这也只是当地文化整体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族群认同作为一种集体情感既是历史的产物同时具有延续性,而也并非一成不变,尽管文献史料中对当地人身份的认定始终存在两种缠斗不休的倾向僰人与民,但从人类学的主位观点看,他们肯定更倾向于后者。对当地人来说,籍贯江南和民家称谓都是支持某种认同情绪的历史证据,它们都可以从历史时代中的人群认同角度来理解。冒籍不是简单的攀附,而是这个群体在政治权力格局发生变化后的自我塑造,家谱文本构成了某种特定的叙事,诚如萨义德所言叙事,或者阻止他人叙事的形成,对文化和帝国主义的概[9](3)念是非常重要的,从当时官方的态度看,反对和阻止的声音并不强,我们的研究也必须充分注意到祖籍南京此类叙述背后的正当性。研究大理白族人家家谱的意义并不在辨别真假,甚至也不只在探讨其中暗含的历史心态,它们的存在有力地证明了当地少数民族人士正在接纳一种文明传统,他们努力地使自身融入到国家一体的社会 文化脉络中。参考文献: [1][2][3][4][5][6][7][8][9]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M].北京:生活心印行,2001.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1.王明珂.王菘的地方志世界文本明清时期云南方志的本文与情境[A].孙江,主编.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方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8.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林超民.汉文化在白族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A].社会、民族与文化展演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汉学研究中 [英]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M].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5.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8.林超民.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A].林超民文集(第二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连瑞枝.隐藏的祖先:妙香国的传说与社会[M].北京:生活[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新知三联书店,2007.前言[M].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 责任编辑 AncestralHome,MemoryandGroupIdentificationChanges 谢海涛 HistoricalAnthropologicalStudyonAncientFamilyTreesofBai EthnicGroupinDali ZHANGHaichao (ResearchInstituteofEthnicGroups,YunnanUniversity,Kun ming650091,China) Abstract:ItwaswidelyacceptedthattheancestorsofBaiethnic groupinDaliwerefromNanjingfromthetimeoftheMingdynasty .Someancientandtodaysscholarsbelievethatitisakindofimpe rsonatingwhichlocalethnicgroupscreatedfortheresistanceto ethnicdiscrimination.From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thew ritingoffamilytreesindicatesthattheloyaltyfornameandfamily hasbeenamainfromofidentificationinsteadofpreviousgroupv alues,andhowever,theirviewforancestralhomeisanactiontor edefinetheiridentification.Throughbuildingasetofnewmemor ysystem,Dalipeoplehasgiventheiroldidentificationawaygrad ually.WecanseethatchangedtoHanpeoplewhocloselyrelate dtothedynasty.Keywords:Baiethnicgroup;familytree;historic almemory;historicalanthropology;nationalhistorybarbariano ftheMingdynastyfinallyhas 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