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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 1期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No11, 2009 　总第 85期 　　　　　　　　　　Journal of B eifang Ethnic U niversity Gen1N o185 收稿日期 : 2008 - 08 - 10 作者简介 :张二平 (1978 - ) ,男 ,甘肃甘谷人 ,北京大学哲学系国学研究院 2007级博士生 ,主要从事中国哲学 与传统文化研究。 陈寅恪民族融合与国家凝成思想试析 张 二 平 (北京大学 哲学系国学研究院 , 北京 100871) 摘 　要 :陈寅恪的民族与国家思想中有两点特别重要 :一是民族与文化的关系 ;二是民族与国家的 关系。他很重视确定胡族的种族特征 ,但进一步提出 ,胡汉之分不在血统 ,而在文化。胡汉之分的文化 内涵现为政治之分、经济之分、军事之分诸面相。在胡汉融合中 ,民族观发生了从血统到地区再到文 化的转化。民族与文化、地区与国家的不断互动 ,加速了民族的重新融合 ,孕育了国家的重新凝成 ,造就 了隋唐文明。 关键词 :陈寅恪 ;中古中国 ;民族融合 ;文化渊源 ; 国家凝成 中图分类号 : K0　　文献标志码 : A　　文章编号 : 1008 - 2883 (2009) 01 - 0021 - 06 在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中 ,民族与国家问题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陈寅恪民族史的研究与文 化史、政治史密不可分 ,其中有两点特别重要 :一是民族与文化的关系 ;二是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诚 如他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 》作序所说 :“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 ,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 史 ,故承命不辞。”[ 1 ] (270)许多研究者也不断强调这第一点 ,但对第二点却认识不足。事实上 ,以上 两点密不可分。如果我们把观察的目光从文化民族开始 ,进一步过渡到政治国家 ,就有可能更好、 更深入地理解陈寅恪的学说旨趣。在中国中古史上 ,民族问题主要是胡汉问题 ,既有胡汉之间的民 族冲突 ,也有文化融合 ,更有地方文化与中心文化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复杂互动。经过一个惊 心动魄的漫长过程 ,华夏民族不断发展走向壮大 ,而统一国家也不断走向更新、凝成。本文试图以 《陈寅恪集》中的丰富论文材料为基础 ,对陈寅恪民族融合与国家凝成思想进行分析 ,以揭示中古 时期这一过程的起点、进程、结局及其规律。 一、“有教无类”的民族观 首先 ,陈寅恪很重视确定胡族的种族特征 ,包括胡气、胡貌、胡姓、胡名、胡俗、胡语等方面。这 些 ,都是民族独立性的标志。 关于胡气、胡貌。以西胡为例 ,《寒柳堂集 》中《狐臭与胡臭 》中说 : 疑此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 ,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 ,即在华人之 中亦间有此臭者 ,倘仍以胡为名 ,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 ,遂改“胡 ”为 “狐 ”矣。若所推测者不谬 ,则“胡臭 ”一名较之“狐臭 ”,实为原始 ,而且正确欤 ? ⋯⋯世 之考论我国中古时代西胡人种者 ,止以高鼻深目多须为特征 ,未尝一及腋气 ,故略举事例 , 12 兼述所疑如此。[ 2 ] (159 - 160) 这段话中提到的“高鼻深目 ”和“腋气 ”正是西胡人的人种特征。《讲义及杂稿 》所收《两晋南 北朝史 》(高等学校交流讲义 )中第六节“五胡种族问题 ”钩稽史料甚为丰富 ,多涉胡人种族特征 ,如 其引《晋书·石季龙载记 》:“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 ⋯⋯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 ”[ 3 ] (121) 。《晋 书 ·明帝纪 》:“敦正昼寝 ,梦日环其城 ,惊起曰 :‘此必黄须鲜卑奴来也。’帝母荀氏 ,燕代人 ,帝状类 外氏 ,须黄 ,敦故谓帝云。”《苻坚载记 》:“秦人呼鲜卑为白虏。”[ 3 ] (124)《新唐书 ·回鹘传 》下附《黠戛 斯传 》略云 :“人皆长大 ,赤发、晳面、绿瞳 ,以黑发为不祥。黑瞳者 ,必曰陵苗裔也。”[ 3 ] (125)又 ,《讲 义及杂稿 》中的《五胡问题及其他 》一节说 :“五胡 ,谓五外族。胡本匈奴 (Huna)专名 ,去‘na’著 ‘Hu’,故音译曰胡 ,后始以之通称外族。”“王国维氏谓‘匈奴人高鼻深目 ’,亦非。”“或谓鲜卑人须 发皆黄色者 ,想系指其别部丁零而言 ”[ 3 ] (453、454) 。又 ,《读书札记三集 》“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 ”条 , 陈寅恪说 :“道安皮肤黑 ,故有昆仑子、漆道人之称也 ”[ 4 ] (106) 。 关于胡姓、胡名 ,陈寅恪在《姚薇元〈北朝胡姓考 〉序 》中说 :“即吾国史乘 ,不止胡姓须考 ,胡名 亦急待研讨是也。凡入居中国之胡人及汉人之染胡化者 ,兼有本来之胡名及雅译之汉名 ”[ 1 ] (274) 。 后文中他还举出了一些北朝、蒙元及清朝统治者的一些例子 ,如 ,北朝之宇文泰 ,史称其字黑 獭 ,“泰 ”即胡语“獭 ”之对音 ,也就是“黑獭 ”的雅译汉名 ,而“黑獭 ”本是胡名 ,并非其字也。高欢 , 史称其字为“贺六浑 ”,其实“欢 ”是其胡语“浑 ”之对音 ,成了他的雅译汉名 ,而“贺六浑 ”则本其胡 名 ,并非其字也 [ 1 ] (274) 。这种思路在其中古史研究中时有闪现 ,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礼仪附 都城建筑 ”中说 :“萨保即宇文护本来之胡名 ,其后别命汉名 ,乃以其原有胡名为字 ,此北朝胡人之 通例 ”,“夫宇文护字之萨保与隋之萨保同 ,亦即北齐之萨甫 ,唐之萨宝 ,此名与火祆教之关系 ,自不 待论 ”[ 5 ] (89 - 90) 。胡姓、胡名的变动往往涉及胡化汉化问题 ,应该予以特别的重视 ,他对北魏汉化、 北周胡化中改姓氏的问题以及李唐氏族的研究是重要例子。 关于胡语、胡俗 ,陈寅恪对此有广泛的论述 ,此仅举一例。如《四声三问 》说 :“僧传所载善声沙 门 ,几全部为居住建康之西域胡人 ,或建康之土著。盖建康京邑 ,其地即为政治之中心 ,而扬州又属 滨海地区 ,《世说新语 》政事篇王丞相拜扬州条即是一例。过江名士所以得知此‘弹指 ’、‘兰阇 ’之 胡俗胡语者 ,或亦由建康胡化之渐染 ,非必前居洛阳时传习而来也。”[ 6 ] (373) 对胡族的种族血统特征有了基本认识之后 ,陈寅恪进一步提出 ,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上 ,胡汉 之分不在血统 ,而在文化。他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有教无类 ”思想 ,为人们理解中古史提供了一把 金钥匙。《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说 :“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 ,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 ,而 非胡种汉种之问题 ,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 ,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 ,即文化之关系 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 ,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 5 ] (79)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说 :“汉人与胡人之分别 ,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 即目为汉人 ,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 ,其血统如何 ,在所不论。⋯⋯此为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 ,不论 其血统 ,只视其所受之教化为汉抑为胡而定之确证 ,诚可谓‘有教无类 ’矣。又此点为治吾国中古 史最要关键 ,若不明乎此 ,必致无谓之纠纷。”[ 5 ] (200 - 201) 在这里 ,陈寅恪反复强调的是一种文化的民族观。民族的历史生成 ,以其血统为起点 ,是一个 动态的过程 ,包括汉化与胡化的互动。整个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正是一个民族融合与国家凝成的 大时期 ,在这个一体化进程中 ,胡族用武力带来了新鲜的血液 ,而汉族以其传统文化及政治制度和 农业文明发挥了重要的国家整合功能。 二、胡汉之分的文化内涵分析 中古胡族的汉化不仅表现在其对汉族精神文化的吸收 ,即不仅是学儒、学玄 ,而且表现在胡族 22 在社会组织和经济生活及政治体制方面的变化上 ,主要是学习农业文明及官僚政治。陈寅恪举 “部 ”与“户 ”为例 ,“不过先称部 ,后称户 ;塞外称部 ,中原称户 ;羯称部 ,鲜卑称户 ;同为鲜卑 ,慕容称 户 ,阿柴虏一支称部 ;同一部落 ,地近大都邑者称户 ,远者称部 ;则大抵可信。由部落变为编户 ,是胡 族社会组织上的一个进步。之所以有这个进步 ,是与汉人接近 ,接受汉化的结果。但汉化有深浅 , 胡族由部落进为编户不是划一的 ”[ 7 ] (106) 。如 ,五胡中 ,鲜卑部落解散较早 ,鲜卑人善守城 ,能守城、 筑城 ,都是汉化的反映。氐、羌亦称户 ,较早进入了编户社会。北魏的宗主督护制 ,是由部落解散 , 族长变为宗主 ,本氏族的人变为耕种徒附而来。又 ,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 ,既有胡化 ,又有汉化 , 前者如改府兵将士的郡望与姓氏 ,使之胡化 ;后者如府兵将领的地主化、豪族化 ,使之汉化 ,牢牢生 根于关中大地。汉化主流之外 ,也有胡化逆流。胡族汉化中存在顽强的夷夏之防 ,突出表现为胡族 政权的胡汉分治体制。如 ,前赵政治体制 ,“汉国 (前赵 )以单于台管领胡人 ,单于台下有左右单于 辅 ,单于辅分主六夷部落 ;以皇帝管领汉人 ,皇帝之下有左右司隶 ,分主汉人编户。刘聪、刘曜等皆 兼单于与皇帝于一身。胡与汉 ,部落与编户为两个不同的系统 ,二系统分开治理。一般来说 ,胡族 部落系统用于打仗 ,汉族编户系统用于耕织 ,这就是胡汉分治 ”[ 7 ] (110) 。六夷部落“往往被集中于 京邑单于台下 ”,汉族编户“大多数只能仍旧散布在州郡中 ”[ 7 ] (111) 。由此 ,“军事、经济之分 ,亦即 民族之分 ”[ 7 ] (113) 。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有陈寅恪关于民族融合进程的一些重要论点 ,现摘录排比 如下。 1. 在胡人种族问题上 ,存在着两个需要注意的现象。一是血统关系的变化。胡人部 落组织以血统为要素 ,然因时代的推移 ,经济、社会阶层的转变 ,血统决非单纯。⋯⋯二是 地区关系的成立。一个种族在某地居住过 ,后来就把某地居民一律说是某族人 [ 7 ] (93 - 94) 。 2. 总之 ,血统、地区都在变化 ,而所谓某族人 ,往往不是依据血统 ,而是依据地区。一 个地区居住着很多种族的人 ,其中有一个是主要的 ,这个地区所有的种族 ,便以此主要种 族的名称为自己的名称了 [ 7 ] (97) 。 3. 以地区分 ,进一步就是以接受某一地区内某一主要民族的文化分 [ 7 ] (99) 。 4. 胡族与胡族之间的融合 ,将让位于胡汉之间的融合 ,以地域区分民族 ,将让位于以 文化区分民族 [ 7 ] (100) 。 5. 汉化在胡族中是一种潮流 ,但在这种潮流中 ,也有反汉化的逆流。汉化的正流 ,终 究要战胜反汉化的逆流。不过在某一个时期 ,逆流也可能大于正流。在北魏前期的汉化 中 ,逆流要大于正流 [ 7 ] (240) 。 6. 在研究北朝民族问题的时候 ,不应过多的去考虑血统的问题 ,而应注意“化 ”的 问题 [ 7 ] (292) 。 以上诸点 , 1、2、3主要讲胡胡融合 , 4、5讲到胡汉融合。6讲了文化与民族的关系。抽象地看 , 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民族关系 ,从胡胡融合到胡汉融合 ,再从汉化的正流压倒胡化的逆流 ,走了这样 三个阶段。其间民族的概念也在历史地变动 ,从血统的民族观到地区的民族观 ,再到文化的民族观 等 ,凡三变。另外 ,以上所论各点中贯穿了地区的概念。陈寅恪在研究民族的血统与文化问题时 , 很早引入了地区的概念与环节 ,这点非常重要 ,把历史与地理交叉了起来。 以地区来区分民族的观念 ,可以用来弄清和解释很多复杂问题。例如 ,“魏晋之时 ,今内蒙、河 北、辽宁一带因为有乌桓人居住过 ,便称呼这一带居民为乌桓人。匈奴以后 ,东至辽河流域 ,西接乌 孙 ,因为有鲜卑人居住过 ,便称呼这一广阔地带的居民为鲜卑人 ”[ 7 ] (94) 。住在卢水流域的胡人都 被称作卢水胡人 ,如 ,沮渠蒙逊出自小月氏 ,盖呈是羯人 ,郝奴之郝是乌桓姓 ,此三人之被称为卢水 胡 ,当与进入卢水地区有关 [ 7 ] (99) 。《讲义及杂稿 》中的《五胡问题及其他 》一节说 :“近人吕思勉氏 谓 :‘羯 ,匈奴别种 ’,想缘‘别部 ’一词而误。不知别部非谓别种 ,乃言别一部落也。羯人石姓 ,系以 32 居石国得名。又称柘羯 ,柘亦石也。近人吕思勉氏以石勒 ,上党羯室人也 ,遂谓羯族之称 ,因羯室而 名 ,不知羯名早见于《史记 ·货殖传 》;‘室 ’乃羯语‘居住 ’之意 ,犹泥壤木简佉卢文中 Cinstan (即震 旦 )之 tan也。明乎此 ,则知羯乃族称在先 ,而以作地名为后起 ,非羯因羯室而有此族称 ,乃羯室因 羯名而始被此羯名也。羯人与欧罗巴人为同种 ,其语言亦属印欧语族 ,尤以数词与拉丁文近 ,仅 ‘万 ’字系自汉语借入。”[ 3 ] (453 - 454) 在陈寅恪对民族血统及文化的考察中 ,地区视角占主要地位。因为无论胡化或汉化 ,总是发生 在特定地域之内。但这同时又往往伴随着重大的政治背景 ,或本身就是重大的政治过程 ,也可能关 涉到特定民族社会阶级的变动。因此 ,地区之分又可能衍生出政治之分、经济之分、军事之分等具 有胡汉民族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诸面相。同时 ,也形成了地区与国家之间的各种互动。 三、中古民族与国家进程分析 我们感到 ,陈寅恪对民族与国家问题的分析 ,还存在两个大的视角。第一个视角是一国之内各 地各民族的整合问题。如果国家得不到整合 ,则会出现中央权力与地方割据的对立 ,如唐代安史之 乱前后河朔胡化藩镇割据 ;或是出现中央政权彻底崩解而地方势力林立。为了走向整合、统一 ,或 者由中央消灭消除割据 ,或者由乱世中的某一地方势力逐渐壮大自己 ,最后蚕食列强 ,重整山河 ,如 宇文泰整合了关陇 ,由北周统一了北方。第二个视角是国内政治与周边外族的关系问题。当一国 国内的民族矛盾取得一定的平衡均势或具有相当的整合统一时 ,境外或边地民族的兴衰或其入侵 及内徙常常要打破这种国内均衡 ,对它的内政产生莫大影响 ,甚至引发新的民族矛盾。 由此 ,研究民族问题 ,必须注意人口的地域流动 ,注意国家的整合问题。“魏晋南北朝的大变 动 ,是由人口迁徙问题引起。人口的迁徙 ,为魏晋南北朝三百年之大事。汉开其端 ,曹魏进入了一 个发展时期。”[ 7 ] (77 - 78)“不徙有事发生 ,徙则有大事发生 ,南北朝无一大事不与徙有关。”[ 7 ] (129)汉晋 西北民族不断内徙 ,晋武帝时问题突出 ,曾经引起重视 ,如郭钦就为此提出将戎狄徙出 ,同时移民实 边的主张 ,江统还写过《徙戎论 》。陈寅恪认为 ,胡族内徙是由于政策、天灾、战争等原因造成的历 史趋势 ,不可逆而使其迁徙。他说 :“迁居内地的戎狄 ,与汉人杂居 ,接受汉化 ,为日已久。再强迫 他们回到本土去 ,与汉人隔绝 ,这种相反方向的大变动 ,反而会促成大乱。‘取足夷虏 ’,只是招致 ‘戎狄乱华’的原因之一。直接引起‘戎狄乱华 ’的 ,还是由罢州郡武备、封建诸王而酿成的八王之 乱。”[ 7 ] (81)西晋政坛内部腐化早成事实 ,民族与人口的流动 ,进一步摧毁了统一的国家。 从晋永嘉丧乱人口流徙开始剧烈化的民族问题 ,在由此开启的中古史上 ,从汉化正流看 ,陈寅 恪最重视洛阳文化和关陇文化的渊源意义 ;从胡化的逆流看 ,他很重视北魏末年六镇鲜卑化和唐代 中期的河朔胡化。这说明 ,民族问题中有重要的地域文化因子在起作用。这些迭兴迭灭、不绝如缕 的地域民族文化 ,其分化整合 ,及其所关涉的胡族或汉族政权的崛起和崩溃 ,贯穿了整个中古史。 关于洛阳文化 ,陈寅恪说 :“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 ,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 ,下开 (北 ) 魏、(北 )齐、隋唐之制度 ,承前启后 ,继绝扶衰 ,五百年间延绵一脉 ,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 ,其 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 ,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 ”[ 5 ] (46) 。 北魏鲜卑汉化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洛阳文化及河西文化。北魏前期 ,崔浩是“整齐人伦 ,分明 姓族 ”的推动者。孝文帝迁洛以后推行汉化政策 ,重点是使鲜卑贵族接受汉人士族文化 ,即不仅拥 有政治地位 ,更要拥有社会地位 ,也就是使鲜卑贵族士族化。“其各项具体政策虽然收效有快慢 , 程度有深浅的不同 ,但都围绕这个中心。”[ 7 ] (255)这些具体政策有变易衣冠、籍贯、丧葬地点。改变 胡语、胡姓为汉语、汉姓等 ,终于形成了门第社会。 关于六镇胡化 ,陈寅恪在《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 》中说 :“六镇问题于吾国中古史至为重 要 ,自沈垚以来 ,考证六镇问题之著述于镇名地望颇多精义 ,然似不免囿于时间空间之限制 ,犹未能 42 总汇贯通 ,了解其先后因果关系也。”[ 6 ] (259) 六镇之叛是对孝文汉化的一大反动。“六镇镇人原本具有职业为军人 ,社会阶级为贵族 ,种族 文化为鲜卑三种特征。孝文帝迁都之后 ,职业军人、鲜卑文化这二者未变 ,但社会阶级则被降低 ,以 前的仕宦、复除权利也没有了。”“自孝文帝迁都洛阳 ,推行汉化 ,以夏变夷 ,遂至崇文鄙武 ,把武人 排斥在清途之外。洛阳羽林虎贲起来发难 ,实际是六镇起兵的前奏。”[ 7 ] (278 - 279)高欢出自怀朔镇 , 分得六镇鲜卑人之一大部 ,建立了北齐 ,众多洛阳西胡 ,也都归入北齐政权。北齐政权鲜卑化、西胡 化风气日蔓 ,统治者在沉溺歌舞中亡国。 关于关陇文化 ,陈寅恪说 :“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段之变迁升降 ,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 政策 ’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 5 ] (234) “关中本位政策 ”包括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两面。精神文化方面 ,自北魏之取凉州 ,河西文化 似衰 ,“但邻近之关陇地区 ,值周隋两朝之开创 ,终有苏氏父子及牛辛诸贤者 ,以其旧学 ,出佐兴 王 ”[ 5 ] (47) 。“苏氏之志业乃以关中地域观念及魏晋家世学术附合鲜卑六镇之武力而得成就者 也。”[ 5 ] ( 20)这与争取华夏正统地位有关 ,陈寅恪分析说 :“宇文泰凭藉六镇一小部分之武力 ,割据 关陇 ,与山东、江左鼎足而三 ,然以物质论 ,其人力财富远不及高欢所辖之境域 ,固不待言 ;以文化 言 ,则魏孝文以来之洛阳及洛阳之继承者邺都之典章制度 ,亦岂荒残僻陋之关陇所可相比。至于江 东 ,则自晋室南迁以后 ,本神州文化正统之所在 ,况值梁武之时瘐子山所谓‘五十年间江表无事 ’之 盛世乎 ? 故宇文苟欲抗衡高氏及萧梁 ,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之政策外 ,必应有精神上 独立有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 ,其作用既能文饰辅助其物质即整军务农政策之进行 ,更可以维系其 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 ,使其融合为一家 ,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 5 ] (100 - 101) 物质文化方面 ,宇文泰主要是建立府兵制。首先 ,改易府兵将领的郡望与姓氏 ,并命令府兵军 士改从其将领之姓。“宇文泰更改府兵将士的郡望与姓氏 ,是要使他所带来的山东人与关内人混 而为一 ,使汉人与鲜卑人混而为一 ,组成一支籍隶关中、职业为军人、民族为胡人、组织为部落式的 强大的军队 ,以与东魏、梁朝争夺天下。这就在关中地区形成了一个集团 ———关陇集团。这个集团 是一统治集团。”[ 7 ] (310 - 311)其次 ,“为使这个集团扎根于关中 ,宇文泰 ,苏绰使府兵将领与关中土地 发生了关系。府兵将领都有赐田与乡兵 ,他们既是府兵将领 ,又是关中豪强。将领与关陇豪强的混 而为一 ,使这个集团在关中生了根。”“府兵将领豪强化 ,有土地 ,有部曲 (乡兵 ) ,是关陇集团变得牢 不可去的关键所在。”[ 7 ] (311、315)府兵制的解体在于将府兵变为君主直辖化及扩大平民化 ,由周武帝、 隋文帝逐渐实现 ,最后归于兵农合一 ,军与民的胡汉之分随之消除。 关于河朔胡化 ,陈寅恪说 :“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 ,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 ,其核 心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安禄山之霸业虽不成 ,然其部将始终割据河朔 ,与中央政府抗衡 ,唐 室亦以此不振 ,以至覆亡。”[ 5 ] (212 - 213) 唐代国际民族关系异常复杂。《新唐书 》卷二一五上《四夷传 》总序略云 :“唐兴 ,蛮夷更盛衰 , 尝与中国抗衡者有四 :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鹘以盛衰先后为次 ;东夷、西域 又次之 ,迹用兵之轻重也 ;终之以南蛮 ,记唐所繇亡云。”陈寅恪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曰外族盛衰之 连环性 ,二曰 :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他说 :“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者 ,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 之中国接触 ,同时亦与其它之外族有关 ,其它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 ,其间 相互之因果虽不易详确分析 ,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 ,及利用其机缘 ,或坐承其 弊害 ,故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 ,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 ,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 ,然 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 ,时当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盖中国与其 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 ,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 ,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间之单独性也。”[ 5 ] (321) 外族盛衰对唐朝内政互为因果 ,由此内外关系可以解释 ,何以河北之地在汉魏西晋文化甚高 , 而在唐玄宗时突然转为胡化地域 ? 陈寅恪认为 :“独中国东北隅河朔之地而有多数之中亚胡人 ,甚 52 为难解。若彼辈远自西北万里之外短期之内忽然迁移至东北端漠海之区 ,恐不可能。始就旧史所 载者考之 ,似有三因 :其远因为隋季之丧乱 ,其中因为东突厥之败亡 ,其近因或主因为东突厥之 复兴。”[ 5 ] (230) 唐代的辉煌和兴衰值得深思。回顾这段历史 ,试问隋唐制度的辉煌成就来自何处 ? 最重要的 一个原因应该是魏晋以降的多民族文化融合。那时华夏文明在不断的自我更新中 ,向世界敞开了 宽阔的文化心胸 ,她那久远的文化传统顽强地存活了下来 ,并且成为现实中富于活力的积极因素。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所论隋唐制度之三源六面 ,无不与民族、文化有关。三源是 : 1. 北 魏、北齐。2. 梁、陈。3. 西魏、北周。六面是 : 1. 礼仪 (附都城建筑 )。2. 职官。3. 刑律。4. 音乐。 5. 兵制。6. 财政。陈寅恪说 :“窃谓齐律之美备殆由承袭北魏刑律之演进所致 ,并非由皇室乡里之 特殊之原因 ⋯⋯故此乃全体文化之承继及其自然演进之结果 ,观于前论礼仪、宫城、职官诸制度可 以证明。”[ 5 ] (124)“盖由社会阶级之意识 ,超出胡汉民族之意识。”[ 6 ] (158)在民族融合进程中 ,种族之 观念也被文化之观念所超越 ,地域和家世观念一度活跃、突现 ,但也被国家观念进一步扬弃 ,在各民 族具有凝聚力的平等发展中 ,多元一体的国家才能不断走向强盛。 参考文献 : [ 1 ]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 [M ]. 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 2001. [ 2 ]　陈寅恪. 寒柳堂集 [M ]. 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 2001. [ 3 ]　陈寅恪. 讲义及杂稿 [M ].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 2002. [ 4 ]　陈寅恪. 读书札记三集 [M ]. 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 2001. [ 5 ]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M ].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 2001. [ 6 ]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初编 [M ]. 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 2001. [ 7 ]　陈寅恪.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M ]万绳楠整理 .安徽 :黄山书社 , 1987. 【责任编辑 　谢海涛 】 An Ana lysis of CHEN Y in2que’s Research on the In tegra tion of the Na tion s and Forma tion of a Coun try ZHANG Er2p 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Of the thoughts of Chen yin2que on nations and country, two points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One is the re2 lations between nations and cultures; the other is the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s and countries. He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ra2 cial features of the Hu. However, he further added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u and the Han lies not in blood line2 age, but in cultur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u and the Han could be showed as political, eco2 nom ic and m ilitary aspects. During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Hu and the Han, the outlook of nations underwent changes from blood lineage, to area and then to culture. There are constant interactions between nation and culture, area and coun2 try, which accelerated re2integration between nations, p rovid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formation of a country, and thus es2 tablished advanced civilizations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Key words: Chen Yin2que; China in medieval times; nation integration; cultural roots; country formation 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