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中学国文教科书[Word文档]

民国初年的中学国文教科书[Word文档] 民国初年的中学国文教科书 关键字: 民国初年的中学国文教科书 本文为Word文档，感谢你的关注, 1912年，民,,成立后调整中学修学年限、课程设置及教学目的:中学年限由五年调整为四年;废止读经;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不再作为修身的惟一教学内容，修身也不再承担古诗歌的教学任务;民初虽有乐歌课，但任务是“谙习唱歌及音乐大要，以涵养德性及美感。乐歌先授单音，次授复音及乐器用法”[1]，也不承担教授古诗歌的功能。课程调整后，中学生是否需要学习经部文献、儒家学说及古诗歌，通过什么途径学习，这是当时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1912-1913年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和《中学校课程》要求中学国文教学任务集中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与“自由发思想”上，并以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为辅助课程，且不承担清末经学和修身课的任务。1914-1915年，总统袁世凯、教育总长汤化龙在《特定教育纲要》却中学国文教科书“明道统之源流”、“养成政治知识”等。[2]这体现了政府对于中学国文教学究竟要承担何种功能，内部看法并不一致。 民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除请许国英将林纾、吴曾祺所编中学国文教科书重订出版外，还请许国英编辑新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由商务四大“开国元勋”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担任校订。1913年8月，许国英编辑的《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共四册)开始出版，1914年2月起，许国英为该套教材编注的评注本陆续问世。民初崛起的中华书局，打破了商务印书馆对教科书市场的垄断局面。中华书局进入市场的标志是武昌起义后组织人力迅速编撰而出的“中华教科书”，刘法曾、姚汉章编辑的《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共四册)作为其中之一，于1912年8月开始出版，这 是民初第一套新编中学国文教科书。两年后，谢蒙编辑的中学用四册《新制国文教本》由中华书局出版。不久后，《新制国文教本》评注本也由朱宝瑜编注，姚汉章、张相校阅出版。这样，在1914年的教科书市场上，至少同时流通着林纾、吴曾祺、许国英、刘法曾、谢蒙编辑的5套中学国文教科书。 林纾、吴曾祺所编中学国文教科书以“作文之法”为内容。民初3套新编中学国文教科书亦重“作文之法”。刘法曾、姚汉章说:“中学校学生，国文程度渐深，急宜授以古人作文义法”[3]，许国英也说:“中学国文程度，较高于小学，故宜授以适当之作文法理，”[4]谢蒙声称其教科书第一册目的在于使学生“习于近世适用文体，能自由发表其思想”。[5]说明在三位编者眼里，“作文之法”是其考虑的重心。这是跟林纾、吴曾祺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相似之处，在此不展开论述。本文重点论述的，是民初3套新编中学国文教科书在重“作文之法”外，还设计了另外的内容，从而跟林纾、吴曾祺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区别开来。 林纾、吴曾祺编选中学国文教科书时，对是否选骈文辞赋，意见尚不一致。六朝文本以骈文辞赋为大宗，林纾所编教科书第九册为六朝文，对此不能回避，但他却多选散文，选骈文辞赋较少，于此也不自信。对这些少量骈文辞赋的顶批，林纾虽也像评点古文一样，常常圈点佳句，点明文章筋节脉络，但重点却在介绍写作背景。选入骈文辞赋，显然跟这套教科书的基调不符，所以先秦两汉部分不选楚辞汉赋。吴曾祺编中学国文教科书时严守骈散之别，不仅不选楚辞汉赋，所选六朝文中，也少骈文辞赋。到民国初年，情况大为不同。刘法曾、姚汉章在其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大意》中说:“文家自唐代以后，始有骈散之分，追原其溯，固未尝判而为二也。且如选六朝文者，弃其骈而采其散，是买椟而还珠矣。故姚氏姬传之《古文辞类纂》，其中颇杂骈体，李氏申耆之《骈体文钞》，其中亦及散文，斯诚通儒之 鸿识，大雅之玮裁矣。兹册所登，散文居多，而骈俪之卓著者，亦时时间及之。”这跟吴曾祺的选法就大不一样了。也是从《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开始，楚辞正式进入中学国文教科书，屈原《国殇》《湘君》《湘夫人》《山鬼》《渔夫》《卜居》以及宋玉《对楚王问》都被选入。此外，刘法曾、姚汉章对历代辞赋和骈文也多有选取:汉赋不选，但收班固《两都赋序》，意在借此简单介绍这一文类;魏晋南北朝选祢衡《鹦鹉赋》，鲍照《芜城赋》，谢庄《月赋》，江淹《恨赋》《别赋》，庾信《小园赋》;初唐选王勃《滕王阁序》，为此篇首次进入中学国文教科书。许国英说:“卑六朝，薄八代，然其神理渊含，气盛言宜者，卒未尝屏弃，而大雅宏大之文，亦往往于骈俪中得之，兹编不拘成见，骈散兼列，惟仍准浅深递进法。”[6]因此，许国英不仅选《卜居》《对楚王问》，甚至将《离骚》也录进来，此外还选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紫,》与杜牧的《阿房宫赋》。谢蒙在《新制国文教本》中说:“夫由今溯汉，所谓文体之变多矣。词旨所尚，既有不齐，,n近学者，遂立骈散之号，分辙异辕，莫相为贯。然明达之士，独窃以为不然。乃若姬传表喻于阴阳，申耆综论于奇偶，自曾涤生犹秉斯义，知二者之一致，非可强殊者矣。”[7]又说:“诗赋名制极多，不能备选，固仅于第四编中录《诗经》二篇，及荀卿宋玉诸赋，以略明诗赋之源。”[8]他不选屈赋，却选宋玉《大言赋》、《小言赋》、《风赋》、《钓赋》及荀子《赋篇》，称“赋者，诗之流，宋玉荀卿尚为正体”[9];选入一篇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序》，算是介绍这种文体。这就多少带有他自己的眼光了。 选入骈文辞赋，突破了清末林纾、吴曾祺将国文基本等同于古文的局限，但这毕竟还只是在集部之内扩大范围。民初3套新编中学国文教科书，不仅打破骈散界限，还突破集部限制，广泛选入经、史、子部文献。 在《中学国文读本》中，林纾除《左传》外，其它经部文献一概不选。吴曾祺在其教科书《例言》中说:“桐城姚惜抱先生选《古文辞类纂》，上不及于经，意以经固人人所宜全读，后来曾文正公甚不然之，故选经史杂钞，则各经之文居十之二，今谨窃附姚氏之意，概不之及”。民初情况则完全不同。刘法曾、姚汉章称:“姚氏《古文辞类纂》，上不及于经，意以经固尽人所宜全读者也，厥后湘乡曾氏甚不然之，故有《经史百家杂钞》之选，今制学校废止读经，则六经文辞，苟不甄录，则无由肄习，兹编所录，兼收群经，以存国粹。”[10]四册教科书中，除《左传》14篇外，还选入《诗经》8篇，《尚书》《孟子》各5篇，《周礼》《礼记?檀弓》各4篇，《论语》《谷梁传》各2篇，《公羊传》1篇。跟刘法曾、姚汉章观点相似，许国英在其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大意》中说:“昔贤选本，如桐城姚氏等例，皆不列经史，其界说在表章古文辞而止耳，兹编主于教科适用，且因今制中小学校废止读经，而经典文辞，有可节取者，按之中学生程度，实多裨益，苟不甄录，末由肄习，故于读本中略及之。”该书将经部文献集中在第四册，十三经除《尔雅》、《孝经》外，都有涉及。谢蒙于其教科书第四册从《左传》选4篇，从《周易》《尚书》《周礼》《礼记》《论语》《孟子》各选1篇。可见民初3套新编中学国文教科书跟清末中学国文教科书不同，除《左传》外还广泛选入其它经部文献。 除,部文献外，先秦诸子和后世理学家之文，也为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所录。林纾选文，不及先秦诸子。吴曾祺深好诸子文，但害怕青年不慎，反受其害，虽“庄列申韩之书，皆文之至者”，却“悉以子家不录”。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则都选入先秦诸子文。刘法曾、姚汉章于其教科书《编辑大意》中说:“周秦诸子，姚氏不登，然庄列申韩诸子，自成一家学说，文章亦皆卓然自立，爰辑其饶有古趣，而不过于聱牙佶屈者，著于篇。”虽所选极少，仅录庄子《马蹄》、《养生主》与《逍遥游》中 部分段落及韩非《说难》等两家4篇作品，但毕竟已开中学国文教科书录诸子文章的先例。《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兼取“周秦诸子文，以助尚友之兴味”[11]，范围比《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大，不仅选庄子《逍遥游》、《马蹄》，韩非《说难》，还选入列子《天瑞》、《说符(节录)》，荀子《荣辱篇(节录)》，共6篇。《新制国文教本》除选庄子《天下》、韩非《说难》外，还选荀子《劝学篇》、管子《弟子职》，共4篇。 其实，不论是骈体辞赋，还是经史子部文献，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都有选入，仅从这个角度来看，黎锦熙认为民初属于“曾选标准时期”，是有道理的。但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与《经史百家杂钞》的区别也是明显的:经史学家及理学家之文，曾国藩几乎不涉猎，却为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编者录入。汉代经学家文，曾国藩仅选许慎《说文序》，许国英不仅选入《说文序》，还选入孔安国的《尚书序》，谢蒙则除前两篇外，增选郑玄《诗谱序》。宋代理学家之文，曾国藩不及，其他桐城一系的古文选家，多选入朱熹的《通鉴室记》之类的杂记体，它体不选，而《新制国文教本》却选入了朱熹《大学章句序》、程颐《易传序》之类能够体现其学术思想的文章。清朝考据家之文，曾国藩不涉及，林纾、吴曾祺在国文教科书中予以痛斥，《新制国文教本》却选入了戴震《与方希原书》这样能体现考据家“论文主旨”[12]的文章。谢蒙选这篇文章，说明其国文教科书选文已经摆脱清代文坛的派系之争。谢蒙还选入其他两类文章:一是介绍舆地方志之文，如何景明《武功县志序》、吕温《地质图序》;一是探讨哲学命题之文，像刘禹锡《天论》、刘峻《辨命论》、李康《运命论》。前者为桐城一系选家所不及，后者仅曾国藩选入少量几篇。 此外，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大都选录古诗。清代古文选本，绝大多数不及诗歌，仅梅曾亮《古文词略》例外。《古文词略》全书24卷，后4卷为诗歌，“取王渔阳《古诗 选》为鹄而汰其大半，于李杜韩之五古，则增入之”[13]。《古文词略》这一创例不获时人认可。在《古文词略》的多种翻刻本中，多略去后4卷。光绪二十五年成都志古堂《古文词略》刊本删去后4卷的理由是:“梅本原有古诗四卷，盖取渔洋本而增减之，亦约姚选古文之例也，然古诗佳本极多，渔洋之书亦不繁重，学者似宜目睹全豹，今暂从略”，实际上是为了保持古文选本的纯洁性。林纾和吴曾祺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也不选古诗。民初3套新编中学国文教科书，除《新制国文教本》不选诗歌外，刘法曾、姚汉章、许国英都让其教科书承担讲授古诗歌的功能。刘法曾、姚汉章在其教科书中“略择著名之诗歌附焉，大率先近体而后古风，取其声律和顺，易学易解，其在三代以下六朝以前之古诗，有篇幅短而词义浅，足以起学人之情趣者，又多录于编，不拘成例，盖亦由浅入深之意云耳。”[14]许国英所编教科书“每册列入数首，不拘时代派别，虽三代以来汉魏六朝之诗，但词义浅显，情韵并佳者，无不采录，各次于文辞之后。”[15] 民初3套新编中学国文教科书收入经部文、先秦诸子文、历代诗歌及经史学家甚至理学家文，是否还只是以文章本身的好坏为标准，以“作文之法”为主导内容,这通过编者们对经史子部文献及古诗歌的评注处理上透露出部分信息来。 《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选入诗歌是因为:“诗歌者，古人所以涵养性情，宣导血气，不仅作文字美术品观也”[16]。观其对所选诗歌的评价，“涵养性情”当特有所指。如评刘邦的《大风歌》为“尚武精神，悔过思想，言下跃然”，评杜甫前后《出塞》为“饶有尚武精神”，评《琅琊王歌辞》为“读之增长爱国观念”，评陆游《示儿》为“爱国思想，临殁不懈，可敬可悲”。刘姚于其所选经部文章，大都有文末总评。如称《论语?先进篇》中曾点言志一段“是后人兰亭集序之滥觞”，评《论语?微子篇》中子路遇丈 人一段“为桃花源蓝本”，此两处是考察文章源流。《谷梁传?郑伯克段于鄢》后加评语为“层层书法，总用一甚字”，《左传?子产坏郑馆垣》被评为“通体以备字作主，文笔恢奇恣肆”，此两处是揭示文章义法。考察文章源流和揭示文章义法都是古文评的方式，当为指导“作文之法”。此外的评点，更多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发现”古代中国，比附当下，点明其教育意义。评《左传?驹支不屈于晋》为“理直词婉，能赋诗言志，不图春秋世外族文化之开通如此”，从《左传?卫后使宁俞来聘》中表现出的“古时中国使车一行，繁称典礼，宾筵一设，备载歌诗”，赞叹其“开化之早”，这两处是“发现”古代中国。在《周易?系辞传》后评:“庄子云:圣人师万物，天下事不外能自得师耳，泰西发明家因苹果坠地而悟吸力，因壶水沸腾而悟气学，何尝不由善师得来，大易此文开古今人知识不浅”，则多少有点比附西学的意味。蔡元培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1912年4月)中，以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美育、世界观为五项革新的教育宗旨，并将其分配于各科教学，认为“国语国文之形式，其依准文法者属于实利，而依准美词学者属于美感。其内容则军国民主义当占百分之十，实利主义当占其四十，德育当占其二十，美育当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观则占其五”。9月，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要求“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更以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7]，不久后出版的《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在诗歌、经部文章后所下的“爱国”、“尚武”等评语，显然是为了附和教育总长的教育观念。跟刘法曾、姚汉章相似，许国英以诗歌为“古人所谓涵养性情”者，选诗目的在于“节宣堙郁”。[18]谢蒙明确声称:“文章有形式之美，有内容之美，形式之美在辞藻，内容之美在义理”，第四册多选“内容之美在义理”一类的文章，对此的解释是:“夫学者于是将进于成学，不可不明著述之大原，及古所以立言之道，泽之经子，参之史志，博观于后来，则可以整其流变， 知其所归也，正朝夕者视北辰，决不嫌疑者视圣人，岂惟文焉，抑理义之府也”[19]，所谓“著述之大原”，“古所以立言之道”，背后涉及整个中华文明史，当然不是“文”能包括的，更不用说“作文之法”了。[20] 其实，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者大都明确表示，他们设计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内容并非仅为“作文之法”。刘法曾、姚汉章在解释他们收进经部文章之原因时说得明白，目的是为“存国粹”[21]。许国英在其《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的《编辑大意》中强调授以“作文法理”后，笔锋一转，“且使略知本国古今文章轨范，以期共保国粹”[22]。谢蒙的见解与此相似:“凡文章有形式之美，有内容之美，形式之美在辞藻，内容之美在义理”，“第四册期极内容之大观，庶符德智兼启之方，以冀文质并茂之效”。谢蒙兼重 “文”“质”，表明其选文也不以“作文之法”为唯一目的，而他所谓的“极内容之大观”，跟刘许等人的“存国粹”实质相同，都要通过中学国文教科书使学生接触传统文化典籍。“存国粹”正是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编者不分骈散，广收经部文、先秦诸子文、历代诗歌及经史学家甚至理学家文之原因所在，其所体现的当然既不是“曾选标准”，更不是“姚选标准”了。 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还有长沙宏文图书社1914年出版、刘宗向编辑的四册《中等学校国文读本》。编者刘宗向在该书《叙例》中说:“仆前在大学时，已发此编之想，毕业以后，教授各校，始事采择，积四五年，旨趣屡易，稿亦数更，今遂奋成之”，[23]看来此书编辑过程并不顺畅。据《湖南省志?人物志》介绍，“刘宗向，字寅先，号盅园，宁乡县城人。1879年(清光绪五年)生于小吏家庭。1904年入明德中学速成师范科。毕业后考入京师大学堂，1908年毕业，得官内阁中书，后调学部”，辛亥革命后回乡，“1913年(民国2年)与黎锦熙、徐特立、杨昌济、陈天倪等创办 宏文图书编译社，编印中小学教科书。”[24]《中等学校国文读本》当属其编印的“中小学教科书”之一。 《湖南省志?人物志》评价刘宗向说:“精研经史，探程朱理学之精微，尤擅长桐城派古文”。在给弟子罗书慎的信函中，刘宗向将千年学术思想归结到曾国藩，说他“既治方、姚之文术，亦涉乾嘉之藩篱，而躬行一以程、朱为的。值异教之猖狂，倡率友生，用理学于事功，卫孔孟之名教。千年之间，一人而已。”[25]看来，以曾国藩为榜样，刘宗向试图将乾嘉考据、桐城古文、程朱理学结合起来，而一归于躬行实践。突破门户派别之见，将传统文化资源整合为一，实际上体现了清末以来，在国势日蹙的形势下，士大夫深深的危急感及希图救亡的努力。这从《中等学校国文读本》里也表现了出来。 《中等学校国文读本》共4册，1914年4至7月出版。分甲乙二集:甲集三卷，合为第一册;后三册由乙集十二卷，别录二卷组成。刘宗向将“古文”选在第二、三册。第二册为乙集一至三卷，另附诗词一卷，第三册为乙集四至六卷，另附古体诗一卷。 乙集一卷选清文31篇，属桐城一系的仅8篇。另选阮元、汪中、李兆洛、孙星衍、章学诚、张惠言之文共12篇。阮元等人，除张惠言后来习古文外，多为经史学者，并大多推崇骈文。该卷前8篇，除梅曾亮《书棚民事》为古文家所熟悉外，余下各篇或讨论农事，或讨论工艺，或讨论习俗。目的在经世致用，而非文章义法。同样，卷二选宋元明文15篇，欧阳曾王三苏文仅4篇。值得注意的是，该卷选入了戴侗《六书故序》、顾炎武《方音》、《与叶,书》，此三篇属学者之文;此外尚选有王徵《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序》，《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为晚明时期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的重要著作，其序文并不以文见长，此文不仅历代古文选本所不及，就是同时期的国文教科书也未有选入者。卷三选唐文，除陆贽等人的4篇文章外，其余都为韩柳文。四五六卷选两 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文，多选贾晁马班之文，不及辞赋，大体跟《古文辞类纂》标准相似，但其选入的王充《论衡》两篇，刘徽《九章算术注序》，裴秀《禹贡九州地域图序》，则决不会入桐城古文选家法眼。 由此可见，刘宗向完全突破古文藩篱:一方面不排斥桐城古文，另一方面则大量选入学术文章及有关民生日用之文。刘宗向特别注重“学”对于“文”的重要性，他在《叙例》中说:“班氏有言，古之学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又曰，禄利之路然也。学兴于斯，文兴于斯”，故多选讨论农事工艺之作及学术文章。虽《中等学校国文读本》也选唐宋八大家之作，但于三苏父子，,H选苏轼《志林?鲁隐公》一篇。三苏父子经论史论策论，为历代古文选家所青睐，但因其所论跟历史事实多有不符，历来就有不少指责。刘宗向基本不选三苏父子之文，出于如下考虑:“自汉以还，群流持论，条理日疏，说多疑似，勿可董理，极于三苏父子，号为驰骋曲折，穷究笔势，而贼真弥盛，流波风扇，被于人人，偶尔吐词，尽乖轨则，渐及后生，虽入科学，犹难治疗。”其实不仅三苏父子，就是后世经论史论，刘宗向也很少选取，“诚欲扫蔽景之翳，树立诚之鹄，则后世论文，不得率取。”就是甲卷的十多篇顾炎武、王夫之的史论，刘宗向也特意声明这些文章不能作为作文范文，奉劝教师“勿轻以论题课士”。不取三苏父子之作，其实跟多取学术文与经世之作一样，是为了强调“学”对于“文”的重要性，“文与学术相表里:南北末叶，欧苏流派，由学敝也;周秦以上，文质相宣，学之盛也。六艺九流，国之菁英，虽非远志之士，要当略有诵习。”[26]刘宗向强调“六艺”为“学”之基，为“文”之基，但重点强调的是“六艺”与“学”，于“文”很少着力。 《中等学校国文读本》甲集第三卷题为“古代文”，126篇，全选先秦两汉魏晋文献。从《檀弓》、三传、《诗 经》等始，荀韩庄列、《国语》、《国策》、《新序》、《说苑》甚至佛经，都有涉猎。《檀弓》中的几篇文章，侧重丧礼;于荀韩庄列等子部文献，则选寓言故事;其它选文，却看不出一贯的线索。刘宗向在《叙例》中认为此卷目的，是对“古代群籍”“尝鼎一脔”[27]。其实不仅甲集第三卷涉猎“古代群籍”，第四册的目的也是如此。第四册包括乙集七至十二卷:乙集七选“尚书左传国语国策之文，都十首”;乙集八选“周易、尔雅、公羊、谷梁、周礼、礼记之文，都二十二首”;乙集九选“晚周诸子之文，都一十四首”;乙集十选“秦文”五篇，出自《吕氏春秋》及李斯之手;乙集十一选“诗经楚辞之文，都一十首”;乙集十二为“古代文附录”四篇，选彭祖《摄生养性论》及佛经三篇。第四册实际上是甲集第三卷的扩充，主要是对经、子二部古文献“尝鼎一脔”。虽也以“文”为最终目的，但只是“生而俊朗者”才能“进与言文”，对于一般学生，“,,守是集”就足够了。将学“文”的学生限定为“生而俊朗者”，并推向乙卷，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文”在乙卷的位置并不突出。所以刘宗向实际取消了“文”在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的核心位置，当然不以具体的“作文之法”为目的。 乙集十二卷与甲集第三卷之文，部分也为其它中学国文教科书所及，但该教科书开首的甲集前两卷，却体现刘宗向选文的独到之处，为其它教科书所不及。对于甲集前两卷的编辑目的，刘宗向在《叙例》中说:“甲集之文，一岁而毕，其前后二卷为近代文，专重厉行明史，立文之本也。夫文人无行，古昔所訾，矧于今人，皮傅西语，伪说滋繁，纵欲败度，见谓贤哲，无与遏流，奚文之尚,至于史者，国之金汤，国人明史，则亡灭之难，虽亡，有复机。己族之屡兴，希腊之复国，远近有征矣。四邻交侵，颠覆在睫，自迷本源，奚以待后，先是二端，凡以矫俗矣。古人载道之训，或疑修身历史，各已成科，不悟寓之于文，重以浸润，则奏效倍焉矣。”在刘宗向看来，“文至劣”缘于行“卑鄙”， “文”以“躬行实践”为基础，“躬行实践”首在“厉行明史”。《中等学校国文读本》甲集第一卷仅选文8篇，第一篇为顾炎武的《奖廉耻》，中间几篇谈孝悌，最后一篇是王安石的《伤仲永》，意在劝学。第二卷题为“近代文”，共109篇，从郑樵《通志?三皇纪》中的《黄帝开国》到魏源《国初东南靖海纪》，实际将中国历史演绎一遍。选文大都来自《通志》《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辑览》等史书中某一段落。内容侧重三方面:一是跟周边国家和民族的交往，像选自《通鉴?汉纪》中的《使刘敬和亲匈奴》《武帝遣张骞使月氏》，《新唐书?西域列传》中的《波斯》，《新唐书?东夷列传》中的《日本》;二是历代风俗信仰的变迁，像《通鉴?汉纪》的《论东汉教化风俗》，《通鉴?宋纪》的《论魏主崇信道教》;三是易代之际的史事，像《通鉴?汉纪》的《王莽篡汉》，《续资治通鉴?元纪》中的《杀文天祥》，《明史?纪事本末?甲申之变》中的《思宗殉国》。此外还选有学者的史论或文人感叹兴亡之诗词，其中顾炎武、王夫之的史论占了大半，文人诗词中又以清初文人感叹明亡之作为多。综上所述，此两卷的内容，在于教导学生懂廉耻，知孝悌，尤其是通过学习中国历史来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感。 无论是重视“厉行明史”，是要求于“古代群籍”“尝鼎一脔”，还是强调“文与学术相表里”，《中等学校国文读本》都不以教授具体的“作文之法”为目标。其实，在当时的刘宗向看来，比起具体的“作文之法”，在刘宗向看来，“弁髦国俗，鄙夷宗祖，自恶其族”[28]，才是中学国文所要直面的问题。“幽情思古”、“发为闳著”才是中学国文教学的最终目的。从《叙例》来看，刘宗向有“亡国”的巨大忧虑，而他觉得能够抵抗这种危险的:是“厉行明史”“幽情思古”、“躬行实践”，是对于传统思想学术源流、对于“六艺”都有所了解。于这些有所得后， 才谈得上“文”。将“文”推向将来再解决，实际上否定了“文”作为中学国文的核心教学任务。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524页。 [2]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史料(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257页。 [3][10][14][16][21],?ㄔ,、姚汉章:《编辑例言》，《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12年。 [4][6][11][15][18][22]许国英:《编辑大意》，《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7版。 [5]谢蒙:《新制国文教本》(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 [7]谢蒙:《新制国文教本》(第三册)，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 [8][9]谢蒙:《新制国文教本》(第四册)，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 [12]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94页。 [13]梅曾亮:《凡例》，《古文词略》，北京:学部图书局，1908年。 [17]《教育宗旨(元年九月初二日部令第二号)》，《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册，1913年2月。 [19]谢蒙:《新制国文教本》(第四册)。 [20]但评注者朱宝瑜似乎没有深入领会谢蒙的意思，其对诸文的评点，仍多从“古文义法”的角度切入。 [23]刘宗向:《叙例》，《中等学校国文读本》(第一册)，长沙宏文图书出版社，1914年4月。 [24]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人物志》，1995年。 [25]刘宗向:《与罗生书慎书?四》，《刘宗向先生遗著选》，湖南大学长沙校友会，1992年，第16页。 [26][27][28]刘宗向:《叙例》，《中等学校国文读本》(第一册)。 文档资料:民国初年的中学国文教科书 完整下载 完整阅读 全文下载 全文阅读 免费阅读及下载 阅读相关文档:高中语文写作学习导航系统的建设研究 将“思考”融入笔端 孤独少年的“成长仪式” 《氓》主旨之“初心”究竟是什么 古诗文教学中的“加减法” 向上感恩与对下抱怨政府责任变迁中的农村老年福利态度悖论 解构三层场景把准教学落点 巧借闲笔,创新文本细读 《我的叔叔于勒》解读新视角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反思及其时代价值 维权教育视域下基层教师维权困境及应对 成本与收益的复杂错位 从大众文化到生活美学 新媒体时代期刊数字化经营转型下的盈利模式分析 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精神建构 打造高效的数学课堂 从两个层面培养高中生数学发散性思维 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策略 感谢你的阅读和下载 *资源、信息来源于网络。本文若侵犯了您的权益，请留言或者发站内信息。我将尽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