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

试析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 0411416 “生态社会主义”随着全球性生态运动的兴起正引起学界的广泛关 注，但对这一理论的认识仍往往局限于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或价值批判理论。本文 对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考察，在戴维?佩珀对生态运动的 考察、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变革方式和对生态社会建构 的提出的过程中发现，批判性、深入性、回归性的三重特征贯穿于他的理论和方 法论始终，并以此指出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于回应“生态社会 主义”是否能成为生态社会构建理论的质疑和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 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批判；深入；回归 Abstract: Eco-socialism is increasingly attracting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a with the rise of global ecological activities. It is, however, confined to being considered as a social-critical or value-critical theory. This essay reveals the investigation of David Pepper's eco-socialism theory.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specting ecological activities, analyzing the origin of ecological crisis and proposing the approach of capitalistic social revolution and a proposal of building an ecological society by David Pepper, this essay realizes and try to point that his theory and approach is penetrated with three, critical, deeply meaningful and returing features, which indicate that David Pepper's eco-socialism theory is enlighteningly significant in responding the doubt whether eco-socialism would become an eco-society-building theory and in setting up our communistic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David Pepper，Eco-socialism，criticize ，deepen，return 1962年，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通俗著作《寂静的春天》出版，书中所描述的人类对环境及自身的生物学损害，第一次唤醒了公众环境危机意识的 觉醒。此后，随着人口剧增，资源紧缺，物种锐减，全球气候变暖等一系列全球 性生态危机的日益凸显，生态运动（绿色运动）迅速兴起并发展成为西方新社会 运动中最具活力和占主导地位的部分，并正在掀起全球性绿色浪潮。“生态社会 主义”就是生态运动中多分支潮流中的一支，并因其理论的独特而引起学界的广 泛关注。 “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人物、英国学者戴维?佩珀指出，目前包括“生态自 治主义”在内的“主流绿色分子”更多的带有深生态学或新时代主义的倾向，它 们“对全球化的批评是强有力的和犀利的，并坚定地主张一种有意义的可持续发 展。„„这种运动已经对公众意识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往往是在否定而不是在肯 定的意义上。我们知道这一运动所不想要的东西，但对于他所确实想要的东西却 1是一幅却乏内在连贯性的图画”。它们的生态理论往往停留于对现实的模糊的批 判和对理想社会“生态乌托邦”式的构建，缺乏理论内部的连贯性阐释和切实的 实践方案。 “生态社会主义”遭遇了同样的诘难，这就使“生态社会主义”本身是一种 批判性理论还是一种绿色社会建构理论也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目前多数学 者仍将“生态社会主义”其作为一种社会或价值批判理论，认为它是相对于“生 态自治主义”而存在的，对这两种生态理论的态度也基本局限于“人类中心主义” 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比和探讨，并对其是否能成为一种绿色社会的构建理论 提出了质疑。戴维?佩珀阐释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作《生态社会主义》 （Eco-socialism）的副标题——“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也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单纯的“批判”或“转向”。 但通过深入考察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可以发现，“生态自治主义” 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差异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停留于观念层面的支持“生态中 心主义”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也不仅是它们各自提出的生态运动实践 方案形式上的不同。佩珀指出，“尽管生态主义始于与传统政治不同的前提与关 切，但当他开始说明为了获得生态矫正结果我们必须做什么事，就必须涉及传统 2的政治问题”，他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自治主义”的比较必须回归到 1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中译本前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 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2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7页。 其各自的政治理论基础，“红色的绿色分子”充分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绿色的绿 1色分子”则更多地受惠于无政府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在对社会主义和无政 府主义传统斗争和分歧的剖析中，对马克思主义中的生态观点进行了挖掘整理， 并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带入“生态主义”的主流中，促使 主流绿色分子放弃更接近于自由主义和后现代政治的无政府主义而接近社会主 义，通过对现有“绿色主流分子”的改造和重新建构，将“红绿之争”推向真正 可能的“红绿联盟”，并提供一个真正有力的、有效的、连贯一致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方案。 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也试图以此证明，在面临全球化环 境、经济、社会危机的今天，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思路和基本立场依然可 以不断挖掘出对解决当代生态危机不可或缺的新的理论内涵，“社会主义和共产 2主义比他们在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相关性” 这就有力的回击了“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的论断。 戴维?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阐释和构建过程中并非仅停留于“批判”， 而是体现出“批判”、“深入”和“回归”的三重意蕴，并最终试图达到“推进” 的目的。当然，这种“批判”、“深入”和“回归”并没有局限于其著作标题中的 “深生态学”和“社会正义”，而是贯穿于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和方法论 始终，在不同的过程中既各有凸显又相互交融。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可能会为 解答“生态社会主义”所面临的诘难提供启发性的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生态危机在全球化背景下获得了全球向度的今天，也不可避 免地成为我国所必须关注和致力解决的问题。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也是发展最 为迅速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来自全球的关注。戴 维?佩珀教授本人更于2005年起就参与到与山东大学郇庆治教授共同主持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项目中来。相信在相互交流和借鉴的过程中，通过对西方“生 3态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合理的“批判性吸收”，将会对丰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并能进 一步从全球性的意义上丰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并推进生态运动的发展。 1 在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中，常涉及到“绿色”、“红色”、“深绿”、“浅绿”等术语，这也是 西方生态主义理论中的惯用称法。本文中涉及到的“绿色运动”指生态运动，“绿色分子”指生态主义者， 此处的“红色的绿色分子”指生态社会主义者，“绿色的绿色分子”指包括生态自治主义者在内的生态运动 主流，基本等同于“主流绿色分子”。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术语所指代的具体内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红 色的绿色分子”和“绿色的绿色分子”同时也用来描述激进的生态主义者或“生态中心主义者”，以作为“浅 层的”绿色分子或环境主义者即技术中心论者的对立面，显然和此处的意义不同，需在不同情况下加以区 分。 2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中译本前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 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3郇庆治：《生态社会主义研究项目简介》，参见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主页。 戴维?佩珀对包括以“深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的“生态自治主义”在内的主 流“生态主义”的考察并没有停留在社会—自然关系的观念层面，他指出其背后 的政治理论基础，“虽然从表面看来，无政府主义和生态主义之间有重要的区别， 前者植根于19世纪对社会的关切，而后者好像始于一种对社会—自然关系的过度担忧„„然而，如果把生态主义看作是一种社会运动，而不是一种对自然的社 1会态度的发展”，即使多数“主流绿色分子”并不愿意承认，目前生态运动的主流通常扎根于“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这种“无政府主义”原则在主流生态运动 中具体体现为它一方面具有激进的变革目标——拒绝国家、阶级政治、议会制民 主和资本主义，想以某种方式迅速的改变社会；另一方面又带有自由主义和保守 主义的因素——在实际变革方案中，它通常采用改良主义的方法。经济上，在接 受现存的经济体系的基础上，企图通过议会民主逐渐地实施干预和管理；政治上， 寄希望于通过渐进变革和群众自发性斗争建设一个乌托邦社会；在权力、生态和 资源等具体问题上，它赞成个体重要性、生态道德和增长限制。 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指出，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对 社会主义的明确信仰和对资本主义的毁灭性批评，在西方国家中威胁到很多人的 固有利益，因此招致了包括“主流绿色分子”和“绿色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很 多批评。然而这些批评都不足以否认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运动的相关性。戴维?佩 珀总结了当前生态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真正基层性的广泛民主；生产资料的 共同所有（指共同体成员所有，而不一定是国家所有）；面向社会需要的生产， 而不是主要为了市场交换和利润；面向地方需要的地方化生产；结果的平等；社 2会与环境公正；相互支持的社会—自然关系。并认为，这些主题不多不少也恰 好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它们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与条件，并且恰恰是解决晚期 资本主义产生的环境与社会难题所必需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本质上看是社会 主义理论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观、认识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方 法和改变世界的社会主义承诺，与生态运动有着极其密切的相关性，为我们摆脱 浅层次的争论，深入认识生态危机的本质与根源，寻求真正可行的解决出路开拓 出一条新的道路。 1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6页。 2Pepper D. Modern Environmentalism: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Routledge,1996，p136~138 主流生态运动明显地受“深生态学”的影响，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往往归咎为 观念层面的“人类中心主义”，并提出“生态中心主义”作为解决良方，戴维?佩 珀对此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在为“人类中心主义”进行辩护的同时，他强调应当 从更深层的资本主义本身去寻找根本原因。 “深生态学”把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对自然的支 配和掠夺态度，认为正是受“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支配的西方文化对当代全球生 态环境产生了致命影响。 “深生态学”从以下几方面对“人类中心主义”展开批判： 第一，从生物学的角度讲，将人类视为宇宙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被科学证明 是错误的，人类既不处于宇宙的中心，也不应当在生物学中成为中心。人类在生 物学上与其他生物密切相关，彼得弗莱布认为“科学家现在知道人与动物分离的 断层并不像从前的那样，有些动物已进化到一个发达的交流系统，而另一些动物 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解决难题，教育后代，在复杂的社会组织中生活，可能具有 1审美意识等等。因此，任何对人的独特性的定义显然只是基于程度上的差别”。 人也许在某一方面具有其他生物无法比拟的独特性，但如果站在其他生物的角 度，它们自身在某些方面也能具有超越人类的特性。“生态中心主义”认为，存 在一个自然的“链条”——“一种从生命的最低微形式开始一直到上帝的持续 2性„„在现存秩序中，每一件东西都有它自己的位置”。 第二，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是征服与控制自然，这种观念正是造成 生态危机的根源。即使是保护资源与环境的生态运动，其最初的动机也是功利性 的，保护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利用，这是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人 类中心主义”框架下实施的措施总是不能真正奏效，也导致了生态运动的起起落 落。“生态中心主义”强调，应当遵循的是自然的秩序而不是人类社会以人为中 心制定的法则。 第三，从伦理学的层面看，“人类中心主义”从人的利益和价值出发，是一 种狭隘的人际伦理原则，而真正需要的应当是生态伦理。作为一种完整的伦理学， 其道德关怀对象不应仅仅只是人类，还应当包括非人类的存在。这种伦理学相信 的原则是：自然知道得最好，自然是人类的第一任伦理教师，自然是社会的一个 模型。“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植根于传统的二元论思维模式， 而“生态中心主义”打破了这种模式，确立了一种一元论的自然—社会关系。 戴维?佩珀的反批判尖锐地指出，“生态中心主义”并没能切实的改善现有 的环境状况，尤其是在第三世界中，“贫穷导致环境恶化，环境恶化反过来又导 1frab P. Humankind.Herts: Triad/Panter Books,1978 12~13. 2拉伍乔伊：《巨大的存在链条》，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转引自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页。 1致更严重贫困的恶性循环”仍在继续。佩珀认为，按照“生态中心主义”的逻辑，自然规律被看作是人类之上的力量，人类的活动被认为是为对自然的侵犯或 冒犯，人类作为自然链条中与其他生物平等的一环，为了保持与自然的“单一性”， 2必须小心翼翼的“与环境和谐地生活”，无条件地尊重和服从自然的秩序。但这 种尊崇实际上神秘化了自然，使人的本质远离了自然，仍是以“二元论”的方式 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这种态度令生态社会主义者很难认同。正如美国最富影 响的自然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缪尔所说，“我能想出许多需要拯救热带雨林的好 3理由，但是声称这样做是因为树木是你的兄弟姐妹，是最没有说服力的”。佩珀 同意缪尔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生态中心主义”在观念层面所谈的人类与自然的 “单一性”是一种严重的抽象，缺乏说服力，进而使得“生态中心主义”在政治 实践上成为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散漫方法，它接受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主张 通过加强对经济和人口增长的限制来限制人类行动，它反对现代大规模技术，憎 恨中央集权和物质主义，强调把改革和建设的重心放在分散化的、民主的和小规 模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使用“软”技术和可更新的能源，“地方化行动却全球 4性思考”，这种散漫的变革方法在现实中强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阻力 面前必然导致失败。佩珀坚决主张“自然的权利（生物平等主义）如果没有人类 的权利（社会主义）是没有意义的。社会正义或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缺乏是所 有环境问题中最为紧迫的，地球高峰会议清楚地表明，实现更多的社会正义是与 臭氧耗尽，全球变暖以及其他全球难题作斗争的前提条件。我们应当从社会正义 5推进到生态学而不是相反”。他认为，“生态中心主义”对实际上是天真的、不可能实现的，人类不可能不是人类中心论的，因为人类只能从人类意识的视角去 观察自然，人类对自然和生态平衡的界定明显是一种与人的需要、愉悦和愿望相 关的人类的行动。“生态社会主义”主张“人类中心主义”，但这种“人类中心主 义”绝非其批评者所认为的建立在传统人与自然二元论基础上的，依赖于“技术 中心主义”的，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社会的辩证观点基础上的。 “生态社会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发现了一个尽管并不详尽但却十分 明确的生态立场。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立场来自他 们的关于社会与自然相互依赖以及通过劳动人与自然相互转变的著述，还来自他 1The Brundtland Report(Our Common Future),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1987.该报告是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她任主席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又称“布伦特兰报告”。 2st Naess A.Deep Ecolog and Lifesytle.In:Sessions G , ed.Deep Ecolog For The 21 Century.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 Inc.,1995,p463 3 缪尔：《绿色之光增加了危险》，《卫报》，1991年5月3日。 4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9页。 5同上，第5页。 们对技术、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与人的资本主义毁坏（异化）以 及在共产主义条件下自然与人关系转变的观点。维兰科特在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一些类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后总结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人类的、政治的和社会生态学的先驱。 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人和自然的相互依赖尤其敏感：他们的唯物主义是他们 敏锐地意识到自然环境作为生产力一部分的重要性，同时，他们的人本主义突出 1了社会经济对自然的影响。”戴维?佩珀认同这些观点，并指出，当前许多关于自然—社会关系的争论倾向于用古典科学的语言表达，甚至那些声称要拒绝古典 科学及其价值的人也往往用古典科学的方式来阐述其观点。“深生态学”尽管自 诩为一元论的，但实际上仍停留于古典的二元论的思维范式中，讨论人和自然的 决定关系。 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自然—社会关系的辩证观点，在这一观点中， 自然既不是单纯资源产地，也不仅仅是伦理价值的“教师”，而是一个社会的概 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自然和人类之间没有分离，它们彼此是对方的一部分——矛盾的对 立面。人与自然不可能排除与另一个的联系来界定其中的一个。实际上，它们就 是对方——人类的行为是自然的，而自然是在社会中产生的，人与自然是对象化 的存在。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多处阐述，其第一节 精辟论述，“自然是人类的无机身体——那是就自然本身不是人类躯体而言。‘人 类依靠自然生活’意味着自然是他的躯体，如果他要活着，他就必须保持与它不 断的交流；人类的物质与精神和自然相联系，仅意味着自然和他自身相联系，因 2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 第二，马克思的自然—社会辩证法不仅作为一种“系统观点”认识到人与自 然的对象化存在，并且认识到现实从根本上说是运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自然与人 类在一种循环的、互相影响的关系中不断地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社会的自然演 化过程即是一个动态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自然及其对它的看法影响和 改变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改变自然，被改变的自然有影响着社会进一步地改变 3它”。由此马克思区分了“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存在一种“外部”或“第 一自然”的预先存在，而人类在以技术为中介的劳动过程中，把自身的根本力量 融入自然中，人在被自然化的同时自然也被人化了。人类在“第一自然”中又创 造了“第二自然”——社会的物质创造和它的制度、思想及价值观。人类社会是 自然本身的一个方面，自然被人类社会所重塑和重释，从这种意义上讲，自然是 社会地产生的。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的情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几乎每一种使用 1维兰科特：《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载《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1992年第1期。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5页。 3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5页。 价值都被贴上了价格的标签，任何东西都称为了一种商品，第一自然的所有东西 都被商品化了，所有的“第一自然”都变成了“第二自然”，马克思似乎已经预 示到这一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先于人类历史存在的自然„„今天 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我们今天所面对和关注的充满生态危机的是在资本主 义制度下被异化了的“第二自然”，这就必然要求我们深入到资本主义制度中去 寻找根源和处方，而不再执着于观念层面的争论。 戴维?佩珀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入分 析，主流绿色分子宣称，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和在这种人类征服自然 的错误逻辑下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导致了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的恶果。佩珀认 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指责、自我道德化的、无法理解的抽象。历史唯物主义 的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表明，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 1或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 首先，生态矛盾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追逐利润或剩 余价值的最大化，资本家为争夺劳动、原材料和市场而彼此竞争是不断促使更有 效生产的持久动力。竞争的加剧使得利润下降，以市场的扩大来促进消费，提高 资本家所得成为必然的要求，否则就只能寄希望于从其它资本家那里争夺市场份 额。但实际在这些产品的消费市场上，出卖劳动力的生产者恰恰构成了消费的主 要部分，他们不可能被支付足够的工资去消费自身所有的劳动成果，必然导致的 后果是，资本家企图通过生产规模的扩大来提高生产率，反而进一步导致利润率 下降和市场的破坏。戴维?佩珀引用美国社会学家施耐伯格的观点，称这种提高 的生产满足增加的需求，而增加的需求又提高增长的循环为“生产的负担”。在 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持续地吞噬掉维持它的资源基础。资本主义的内在矛 盾决定了通货膨胀、萧条、供需不平衡、环境退化等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 免的结果。 其次，资本家为了缓解（或掩盖）矛盾和危机，往往倾向于“成本外在化”。 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中，资源保护、再循环和污染的控制由于提高生产率和使剩 余价值最大化的动力而受到阻碍，因为这些将大大提高成本。1991年英国电力 公司变为私有化后决定关闭其下属的全国最主要的酸雨研究试验室，尽管它提前 向政府做出了电力私有化不会损害环境工作的保证。其发言人声称：“我们不再 仅仅因为环境保护普遍国家利益来判断事情——那不是一个商业性公司如何运 2作的方式”。企业将收益内在化，成本外在化，让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支付环境保 1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5页。 th2参见Independent, July 14, 1991. 该资料检索于网络。 护和恢复的费用。这实际上是将生态危机的影响转嫁给社会和未来，我们的后代 将不得不为今天的破坏付出代价。 此外，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成本外在化”也获得了全球向度，产生 了“生态帝国主义”，在将第三世界国家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同时将生态危 机转嫁给它们。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的一份备忘录中赤裸裸的说 明了这一点：“难道世界银行不应该鼓励更多的肮脏工厂移居到低发展水平国家 吗？„„既定数量的健康损害污染应当在成本最低的国家来解决，而这将是拥有 最低工资收入的国家。我认为，在最低工资收入的国家倾倒有毒废物背后的经济 1逻辑是没有缺点的„„”。 资本主义通过掠夺和将污染转嫁给第三世界国家而 维持和“改善了”的生态环境表象背后所隐藏的，是持续恶化的真相。戴维?佩 珀总结到，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的、绿色的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不可能的 梦想，资本的一般动力是确立人的目标和理想，而它们对于现实中的多数人来说 如果不打破这个制度是不能获得的。 对引起社会不公正和环境退化等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的断定，是确定社会变 革方法的基础。虽然生态运动中无论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和“生态中心论” 的“生态自治主义”还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社会 主义”都有着变革现状、建设生态社会的美好理想。但戴维?佩珀指出，由于“生 态中心论”对生态危机根源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是非历史的、表面化的、多样化的 ——正如“深生态学”自己所承认的，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色彩——不一致就 会频繁出现。他引用了以下说法并认为这是一个准确的分析 ：“现在如果问绿色 活动者，哪一个是变革社会的最好路线，很少有人会给出一致的回答„„依然没 2有关于战略的真正讨论，没有对一个策略是合适的或真正有效的分析。”在实际 行动中，他们相信道德模范的独立力量，但拒绝大部分政治的尤其是革命性的行 3动，结果是“他们就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这一诊断切中 了“主流绿色分子”的要害，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戴维?佩珀比较分析了无政 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国家、阶级、革命主导力量等具体问题上存在的分歧。 在资本和国家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采取了一种非历史的观点，认为人们之 th1The Economist, September 8,1992. 2《绿色阵线》总第87期，1991.转引自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 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4页。 3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4页。 间的权利关系——等级制和支配关系引起社会不公正和环境退化，等级制关系超 出了资本主义，是一个广泛的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现象，这种广泛的 权力关系虽然现在看来仍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一些方面，但它们也有可能独立 于资本主义而存在。进而，他们认为，等级制和统治的最高发展是在国家中，国 家的出现不依赖于生产方式，而被看成是历史上一个独立的现象。这种观点类似 于恩格斯所批判的巴枯宁的观点，即认为是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仅仅由于国 家的恩惠拥有他的资本。国家被当成是主要的罪恶，被要求首先废除，接着资本 主义将自行灭亡。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意味着，任何一种社会关 系都不是绝对不变的。仅仅从道德上指责不公正的权利关系（比如压迫）是非历 史的，任何特定压迫现象出现的原因必定总是与历史上特定的生产关系（阶级关 系）和文化上层建筑相关。因此，不公正必须要放到产生它的特定生产方式背景 下来看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资本创造了国家，并将其作为资产阶级的代理 人。因此，如果没有废除资本的先行革命，国家的废除将无从谈起。 在阶级和国家的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并不能以传统的经济尺度作为界定阶级的唯一，他们希望制定一个包括种族和性别在内的多元的新标准。在 无政府主义者看来，国家与特定的经济阶级的联系不是必然的，国家总是支持此 时对它最有利的阶级，不管它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坚决反对这 一点，认为国家和资产阶级绝不可能是彼此独立的，国家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和 保护者。 基于这种对经济制度、国家、阶级的不同考量，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渴望革命性的变革，但革命策略上体现出很大差别。 “无政府主义者”的策略是：革命性变革必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废除国家及国家和经济制度所基于的意识形态基础上；但它又要求运用自由的、无压迫的、 和平的和无阶级的方法。它倡导“直接行动”：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建设公社 和合作社、罢工和抵制、非暴力示威、拒绝与阻隔的改变、建立公社和合作社、 罢工和抵制、非暴力示威、决绝或阻塞和对财产而不是对人实施暴力行为。为鼓 励大众进行个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深生态学者们提出了“手段简朴，目的丰富”、 “让河流尽情流淌”、“轻轻走在大地上”等口号。挪威哲学家、深生态学创始人 阿伦?奈斯还曾制定了包括“使用简单工具”、“重视伦理文化差异”、“避免旅游”、 1“素食主义”等在内的二十五条具体行动原则，他关注并相信，通过实践这些 具体原则，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状态能够得以转变，并且这种友好的状态能够 1st参见Naess A.Deep Ecolog and Lifesytle.In:Sessions G , ed.Deep Ecolog For The 21 Century.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 Inc.,1995. 扩散开来，增加与他人、与自然的认同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或反对阶级斗争和 集体斗争的观点上，“深生态学”内部又划分为不同派别。总体而言，这种根据 预示性原则、自发性的和非等级制的革命策略被社会主义者批判为天真的和唯心 主义的。 “社会主义者”的策略是：社会变革必须从根本上对抗和彻底破坏资本主义；需要一个清晰的理论分析和革命性的实践战略；强调集体政治行动，将工人阶级 作为社会变革中的主要行为力量。在是否废除国家的问题上，戴维?佩珀指出， 社会主义的态度似乎是模糊的，但他相信，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列宁主张的那 样一个“工人国家”，为了获得权力，工人必须消除国家、利用国家粉碎强迫性 的力量，并最终创造一个工人阶级和国家将自行消失的社会。但这一过程中可能 存在一个过渡性的、本质上包含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低级”社会主义阶段，在过 渡阶段中列宁所倡导的“工人国家”可能作为革命的中介工具。 在革命的主要力量上，戴维?佩珀注意到生态运动和任何激进运动中最令人烦恼的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观点，传统马克思主义仍然坚 持阶级斗争的核心是将人类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工人阶级先锋队是革命的主 要行动者，在不断贫困化的过程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逐渐形成，并采取联合的 政治行动来创造一个新的无阶级社会，同时也是一个生态社会。新马克思主义者 提出了新阶级的观点：伴随着资本主义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的转变， 一个从生产过程中脱离出来的中产阶级和一个高工资的劳动阶级的出现，实际上 已经复杂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图景。许多后马克思主义者也放弃了无产阶级意识是 革命的中介的观点，认为虚假意识或“认知的不一致”使得无产阶级很难产生统 一的革命意识。哈贝马斯认为，阶级冲突正被支持晚期资本主义的、自我辩护的 技术统治论意识形态和批驳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运动间的斗争所代替。葛兰西认 为，斗争并不仅仅存在于社会—经济结构中，而且存在于文化—意识的上层建筑 中，在那里资本主义通过媒体、教育等操控大众意识并使资本的世界观内在化， 形成“意识形态霸权”。对此，戴维?佩珀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立场，大众意识 的革命是有局限的，而先锋队发动的革命也有形成新的专制的潜在危险。但他在 阶级分析问题上将视角超越了国家的界限扩展到全球，指出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 的状况仍在恶化，潜藏的阶级冲突仍潜在地是一种强大的变革力量，阶级分析的 方法依然重要。 在进行了理论上的广泛比较和深入分析后，戴维?佩珀将视角回归到现实的 生态实践中来，他明确指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不仅要证明激进的社会变革 是可能的和必须的，它更为重要的目的在于促进实践应用，这也是它作为当代马 克思主义理论一支的必然要求，它必须致力于通过理论分析指出其所赞成的环境 行动和生态社会建设方案。“生态社会主义合理地支持意在改变经济、政治和社 会的大多数环境行动：即使仅仅因为做一些事情总比不做更为可取。但与此同时， 它将对那些从根本上可能直接地强化现状或间接地鼓励一种正在影响到激进变 1佩珀强调，要特别警惕“乌托邦主义”，尤其是警惕化的错误意识保持警惕”。 乌托邦主义所主张的实现“生态社会”目标的非历史的同时脱离现实的方法。而 目前主流的生态运动浸染了浓重的乌托邦思想——分散化、小规模；自立的、地 方的、区域的和“全国的”；反工业化和专门化；反对货币经济和国际贸易、赞 成地方的自己自足；强调个人自主的关键性；企图绕过国家„„是各种形式的乌 托邦“社会蓝图”的一些共同特征。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都有尚 未实现的未来社会的构想，所以存在将二者都视作乌托邦的观点。对此佩珀从根 本上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乌托邦”而是“反乌托邦”的。首先是反对乌托邦 主义对社会变革采取非现实的路线，马克思主义是对当前现实的批判性观点，它 承认社会变化的现存潜力，鼓励并要求通过利用当前社会的根本矛盾来推动社会 变革，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社会的创造性构想；而乌托邦主义则试图退回永远 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世界，对革命造成了消极影响。其次是反对乌托邦主义倡导未 来社会的静止化、理想化蓝图，马克思主义的美好未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 一幅静止的画面，是人自我实现和不断丰富需要的发展与满足。 戴维?佩珀从生态乌托邦内部具体分析了它存在的四组矛盾： 第一，静态性蓝图与进化性变革之间的矛盾。乌托邦虚构了一个稳定的、静 态的和没有进化的社会，它所依赖的“深生态学”的观念认为，大自然具有内在 稳定性，因而生态主义“不喜欢活力、不确定性和变革——绿色社会是一个自我 2限制的社会,致力于将变革维持在最低限度”，这本身就与其革命性的初衷相矛盾，与“静态”和“稳定”矛盾的是它又追求一种可持续的发展，这样生态乌托 邦的观念就变成了一个指向标,终极状态被当作无法实现的梦想——即使实现了, 也仍然是不稳定的和暂时性的，如哈维认为,乌托邦应该保留的是它所体现的、需要不断走向一种假想的最终状态的过程。这样的矛盾使目前许多乌托邦式的社 会构建理论仍处于混乱的状态。 第二，普遍原则和极权主义话语的矛盾。一方面，生态乌托邦主义追求普遍 存在的、人类和所有其他物种必须遵循的生态原则。但另一方面,这些原则之一 是赞扬社会多样性和人的个性。自我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可能发生一些冲突，当 社会赖以建立的一般性原则遭到违反时就会产生镇压异端的行为。但由于乌托邦 1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8页。 2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9页。 社会主义者推崇的一般性原则是和谐、预防冲突、民主和集体主义,因而,长期以来他们总是在这种冲突中陷入困境。佩珀认为，生态乌托邦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他认为海沃德的总结是恰当的，“在一个人人都拥有恰好是正确的多元性观念的 社会里,试图追求一种统一的好生活的观念,就会冒着违背他们的意愿而强加给 1其道德价值观的风险——困境在于如何追求没有相对主义的多元主义”。在现 实中,生产者消费合作社或选择性社区作为乌托邦主义者所推崇的典型，实际上 成为了自我剥削的工具：乌托邦民主外观的背后,在由小社区组成的封闭的社会里,所有一切都将被严格控制和高度统一,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没有到处旅行的权利„„严格的社会关系、公共利益支配着对个人的关切。自治实际上变成了人 们作为管理目标的自我监管而不是真正的自我约束和管治。现实例证充分说明 了，主权和自我所有权概念构成的仅仅是虚幻的自由，这些“自由”仍植根于权 力话语之中，具有反乌托邦的潜力。 第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矛盾。生态乌托邦拒绝极权主义话语和宏大叙述， 却又制定出一些普遍性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矛盾，它始终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的两面中摇摆不定。鲍德里亚认为,再也不会有乌托邦了,因为在当今社会里到处都是已经实现了的“乌托邦”,虽然是仿制的、虚拟的和图像的。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电脑空间、电视幻想、异国旅游、选择性生活方式和社区中创造和享受着替 代性现实。列维塔斯也提出：整体性是四分五裂的,道德伦理的绝对性已不可能, 2而完美、元叙述和宏大的统一理论也被放弃。 从后现代的观点看,现实的构件不可能被置于一个紧密的整体中，后现代主义者将世界理解为由众多差异相互重 叠起来的空间。虽然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的倾向，但生态乌托邦仍不可避免的根 植于现代性中，在生态运动实践中，往往会提出建设生态社会乌托邦所必须的普 遍性原则，这些原则同对它生态危机的根源的分析一样，通常是整体性的而含糊 的。佩珀特别指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矛盾在乌托邦对待科学技术的摇摆不定 中最为凸显。一方面,明显地对科技发展持有后现代的怀疑和悲观态度，认为科 技使人们过度强调理性和客观性，科技精英在科技话语霸权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 用，科技对生态危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它实际上又不得不依赖于那 些科学原则的权威，“生态中心主义”对生物科学、深生态学的依赖就是很好的 证明。此外，它还对适当的、软技术予以相当的信任。 第四，地方性、小规模和全球化的矛盾。小规模的、自立的社区网络被看作 是生态乌托邦社会的基本模式，他明确反对大规模主义和全球化。但在实际实践 中会严重妨碍跨边界环境问题的解决和必要的全球化治理。乌托邦主义者将规模 作为生态社会的关键所在，将和睦的“邻里关系”视为“希望的明灯”。可能的 1转引自戴维?佩珀：《生态乌托邦主义：张力、悖论和矛盾》，张淑兰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 年第2期。 2 同上。 后果是，局部而言，社区根本不关心自己地方之外成员的行为；总体而言，不得 不容忍某些地方出现的衰败状况。显然，在解释环境难题产生根源和解决途径时 简单直接地将其归于“大”和“小”的规模显然是不恰当的。地理学家们指出, 地区及其分界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自然—文化辩证作用的结果,并且总是 由人们重新界定、争论和重构的。这就意味着需要在所有层面上对整个过程进行 复杂的分析,而不局限于规模和形式。第三世界国家如何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化， 又如何因此导致生态进一步恶化的过程就是明显的例证。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 背景下将生态社会寄希望于企图绕过国家的地方性、小规模的形式显然是不现实 的。 戴维?佩珀最后总结认为，生态乌托邦主义在现实的生态运动中仍在被广泛 实践着，上述矛盾已经共存了许多年，它们是否能够或应该得到最终解决还有待 探讨，但关键是这些矛盾不应当被隐瞒和忘记，而应该被公开面对和深入的讨论， 并且这种讨论决不应该仅仅出于学术趣味，而应当对生态运动有明显的实践、策 略和战略意义。 戴维?佩珀主张“生态社会主义”应尝试将“红绿之争”推向“红绿联盟”， 1特别要指出的是，这决不是现存的简单的形式上的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联 合而形成的红绿联盟和网络，他认为虽然二者确实有着惊人的相似——大致在 同一个方向上进行，但却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他倡导的是通过社会主义的红色批 评将绿色运动向前推进，主流绿色分子和绿色无政府主义者必须从马克思那里接 受更多积极的东西：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分析和社会—自然辩证法；对社会主义的 信奉；社会变革中介理论的可能性。 他总结了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一，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拒 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二，自然的异化是我们与自己的分离，通过生产资料 共同所有制实现的重新占有对我们与自然关系的集体控制来克服异化；三，生产 和工业本身将不会被拒绝，没有被异化的生产和工业是解放性的；四，在发展过 程中，通过一个有能力的“国家”或相似的制度实现的是重要的；五，生产 建立在自愿劳动的基础上，按需而不是按利润进行资源的开发与分配；六，从广 1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此处的“红绿之争”与“红绿联盟”中的“红”和“绿”有着不同的含义：“红绿之 争”是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与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生态运动主流”间的紧张关系。 而“红绿联盟”有着两种解释，一种是已经在西方生态运动中已经出现的“红绿联盟和网络”，即试图将倾 向于无政府主义的“生态主义主流”与“生态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尝试。但佩珀指出“我怀疑，这在政治 上以及地形上都是远离目标的。注入这一合流中的两条主要河流——马克思主义和无证府主义„„大致在 同一个方向上行进。但是，要实现目标，它们坚持认为需要经过不同地域的不同路线，差异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它们可能是根本不同类型的河流。”（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 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0页）；另外一种也是本文中的解释是，通过对“生态主义主流”的 马克思主义的“红色批评”，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主流生态运动中，形成该种意义上的真正的“红绿联盟”。 义上定义环境和环境议题，包括污染、暴力、内部城市的衰败、缺少社会服务、 共同体和乡村可接近性的丧失、健康和工作安全等，而最重要的是失业和贫穷； 七，控制而不是绕过资本主义；八，工人运动一定是社会变革中的一个关键力量； 九，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途径将是唯物主义的——承认经济组织和物质实践在 影响一时和行为中的关键作用；十，从全球化视角来看，潜藏的阶级冲突仍是一 种强大的变革力量，阶级分析依然重要；十一，基本的社会主义原则是平等、消 灭资本主义和贫穷、按需分配资源和对生活与共同体的民主控制——也是基本的 环境原则；十二，真正的共产主义的部分定义是，人们不再通过它体验一种环境 危机：非人的自然将被改变而不是被破坏，更加使人愉快的环境将被创造而不是 1被破坏。 “这种方案本身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但用马克思主义观 点分析绿色难题至少可以持续低位可能侵入主流和无政府主义绿色话语的模糊 2性、不连贯性、头脑糊涂和偶尔的枯燥提供一个矫正的方法”。 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尽管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也没能对生 态社会的构建提出一个明确而完善的实践方案，但因此将其认定为是基于传统政 治学视角的理论完善，仅具有批判性而缺乏时代性和实践性的批评可能是偏颇 的。通过对其理论的上述考察我们发现，在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中，“从„„ 到„„”（from„„to„„）的内涵不仅仅是批判性的，而是体现出“批判”、 “深入”、和“回归”的三重意蕴。 首先，佩珀的理论的确具有明显的批判性特征，基于比较研究和深入剖析基 础上的批判贯穿于其理论始终。无论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批判，对“生 态中心论”、“生态乌托邦”的批判，还是在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等具体理论 的批判中都有所体现。这也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保持了一致，是批判性的建构理论。 其次应该看到，这种批判显然不是对于某一问题在同一层面的仅仅是基于不 同立场的简单争执，它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从观念层 面深入到经济—政治层面，基于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分析，挖掘出生态危机的真正 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深入到人与自然本质中探求人与自然的关系，超越了传 统二元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有力的维护了真正的“人类 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深入到生态乌托邦内部发现其固有的内在矛盾，从而寻 1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4页至 第357页。 2同上，第376页。 求真正有效的矫正和解决方法„„这无不体现出其理论的深入性特征。 第三，从他的理论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明显的“回归”。首先是回归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是“超越马克思”，那么“生态社会主义” 的口号是无疑是“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回到马克思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态 观点进行挖掘整理。其次是回归现实问题，回归实践，戴维?佩珀多次明确强调 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兴趣不仅在于理论完善而更关键的是指导生态实践，它的 理论基石是马克思主义，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对现实的生态问题和生态运动 的关切，“生态社会主义”不是为了拯救马克思主义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挽 救这个正在遭受生态危机的社会。这也有力反击了对“生态社会主义”是缺乏实 践性的批评。并且佩珀不仅停留于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关注与分析，他从资本 主义全球化的现实背景出发，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问题、人口和资源问题、贫 困问题等都予以了密切的关注，并对传统的基于资本主义立场的解释提出了质疑 和批判，具有很强的现代感和现实意义。 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他的研究分析方法对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启发和借鉴意义。生态问题是“生态社会主义”和 科学发展观共同关注和必须关注的问题；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立足于马 克思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贯穿始终，而这也应当是我们构建和谐社 会的理论基点；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它阐明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是对像 化的存在”的自然观，超越了长久以来人与自然的二元论的争执，其所坚持的 “人类中心主义”与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有着不谋而合的理论内涵； 继而从马克思的社会—自然辩证法的角度，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关系进行了 深入剖析，并对人口、资源、贫困等问题提出了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新颖的观点， 其中不乏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也为我国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其 回归现实，回归实践的主张也提醒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构建应当充分 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实际问题。同时戴维佩珀在其理论构建和阐述过程中运 用了比较的研究方法，并带有批判性构建的特征，启发我们在对待众多西方生态 理论时应当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批判性的借鉴，即不能照单全收也不能盲目排 斥，在对西方经验分析借鉴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具体国情，挖掘自身潜力与创造 力，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部探求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生长点应是 我们真正的目的，也是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所不 可推卸的责任。 [1][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 大学出版社，2005年。 [2]Pepper D. Modern Environmentalism: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Routledge,1996. [3][英］戴维?佩珀：《生态乌托邦主义:张力、悖论和矛盾》，张淑兰译，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2期。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 版社，1979年。 [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 社，2003年。 [6]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7]郇庆治：《国内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论评》，载《江汉论坛》，2006年第4期。 [8]郇庆治：《生态社会主义研究项目简介》，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主页。 [9][美]雷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 [10][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 [11][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2] Frab P. Humankind.Herts: Triad Panter Books,1978. st[13] Naess A.Deep Ecolog and Lifesytle.In:Sessions G , ed.Deep Ecolog For The 21 Century.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 Inc.,1995. [14]The Brundtland Report.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1987. th[15]Independent, July 14, 1991. th[16]The Economist, September 8,1992. rd[17]Guardian Unlimited, May 3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