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天朝观念的生成和演进机制

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l期论天朝观念的生成和演进机制屈从文内容提要天朝观念是近代以前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核心思想。目前。虽然学术界探讨其形成和发展的成果已经颇多，但对于其起源和形成过程。并没有给出一个机制上的解释。本文认为，天朝观念缘起于人类群体普遍具有的自群体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也始终构成天朝观念的基本内核，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受中国优越地位、中国文化、中国与周边国家互动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而塑造形成。而且，由于中国长期居于东亚地区的优越地位及中国正统文化的影响，天朝观念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国家利益机制。关键词天朝观念中国生成机制演进机制利益机制天朝观念①是近代以前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思想，支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对外关系。关于这一观念的生成和演进过程问，学界已有诸多著作和文章进行探讨。如美国学者费正清和邓嗣禹在有关朝贡体系形成的问题中间接回答了天朝观念的生成问题，他们认为：(1)朝贡体系是早期中国文化优越地位自然成长的结果，(2)它是中国统治者政治上用来自我防御的结果，(3)在实践上它具有非常坚·屈从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2)①关于这一观念的称谓，不同学者有不同表述，根据笔者粗略的统计，即有超过3O种表述方式，在此不一一列举。本文使用“天朝观念”这一概念，是指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中国统治阶层逐步形成的这样一种特殊观念：中国统治者自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是唯一“文明开化”国家，世界一统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周边国家都是“蛮夷”或者“属国”，“蛮夷”或“属国”应当向中国朝贡，而中国为了显示大度，对于来贡各国给予“薄来厚往”的待遇。以这一观念为主导，产生了一系列与之相匹配的外交规范和，在东亚地区形成了独特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藩属朝贡体系。本文如引用其他文章的这一概念表述，则沿用原文的概念。关于天朝观念的具体内涵、定义及其影响，本文暂不讨论，本文也不论述天朝观念的具体历史演进，而只着重探讨它的生成和演进机制。37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实而重要的商业基础，(4)它用来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的载体。①李云泉指出，“作为一种长期积淀而成的社会心理，华夏中心意识来源于自身文化的优越感。”②刘再复和林岗在《传统与中国人》一书中，将天朝心态归为“作为种族本能的集体无意识”的产物。③目前已有的研究指出了天朝观念产生的大致原因，但缺乏对其起源和形成过程内在机制的探讨。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探讨天朝观念的生成和演进的内在机制。天朝观念的发生机制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评说哥特式建筑风格形成时说，“最初只不过是对于某些局部的形式和技术的一点儿偏好，后来越来越强有力地表现出来，而且把自己整合成了一些越来越确定的，最终成了哥特式艺术。”④追寻天朝观念的源头，我们需要找到的正是这些“局部的形式和技术“。思想观念最初是人类心理现象的产物，“人们头脑中的经验一历史的过程总是必须理解为受到心理制约的”，⑤追寻天朝观念的源头得从心理学人手。现代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类群体普遍具有自群体(ingroup)优越感倾向，“当我们在群体间，也就是说，在作为自群体成员的自我和其他群体的他者(或者将自群体和其他群体作为整体)进行社会比较的时候，我们不仅努力使群体间差异最大化，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尽力确保自群体认识上的优势。”⑥国家是一种特殊的群体，如美国学者默塞尔所言，“我们要排除一个群体的自私倾向，达致一个强有力的群体身份，就要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⑦国民像任何社会群体成员一样，确认本国国民优于其他国家的国民有助于加强自我尊重。对于群体区分和自群体优越感对国家的作用，梁启超也早有认识，他指出：“而乌知夫自尊者即彼六国(英俄德法美日)致强之原，而自贬者乃此二国(印度朝鲜)取灭之道也。”⑧①J．K．FairbankandS．Y．Teng，“OntheCh’ingTributarySystem”，『nD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VoL6，No．2，June1941，P．137．②李云泉：《天朝体系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③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④[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伟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9页。⑤[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⑥MichaelA．Hogg，TheSocialPsychologyofGroupCohesiveness：FromAttractiontoSocialIdentity，NewYork：HarvesterWheatsheaf，1992，P．91．⑦JonathanMercer，“AnarchyandIdenti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1．49，No．2，Spring1995，P．251．⑧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O页。括号内文字为本文作者所加。38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从历史上看，古代国家和民族存在自群体优越感是一个普遍现象。“古希腊人倾向于把所有的外国人看做是‘蛮族人“barbarians’，尤其是那些臣属于波斯帝国的人，因为他们怯懦、柔弱，适于做奴隶。”①波斯是希腊的外部威胁，因而希腊人在将所有其他民族视为“蛮族”的同时，尤其贬低波斯人及其臣属者，以此突出自身相对于波斯的优越性，达到强化内部认同的目的。罗马帝国亦自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罗马帝国主义的信条是，将罗马治下的和平施加到其他国家是他们的使命，打垮一切反对力量，仅仅保留那些降服于他们统治的势力是他们的职责。”“罗马努力将秩序引入国际关系，以实现神圣化的信念。”②究其起源，天朝观念最初也不过是华夏民族的自群体优越感。从地缘的角度来看，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区域。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是这个相对封闭区域中最早摆脱蒙昧状态的文明。“汉族因其文化之高，把附近的民族，逐渐同化，而汉族的疆域，亦即随之拓展。”③日本学者西蟪定生也承认，“‘东亚世界’是以中国文明的发生及发展为基轴而形成的。”④虽然中国最先摆脱蒙昧状态，但在文明的早期阶段，“自然法则”盛行，中国内部政治体及其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存在激烈甚至是残酷的竞争，强化内部认同对于华夏先民的生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孔子曾经说，一国之强大在于“足兵，足食，民信之矣”，⑤而其中又以“信”最为重要，“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⑥足见中国古人对国家认同的高度重视及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事实上，较高的文明程度和强化内部认同需要的共同作用，华夏先民产生民族优越感或者说自群体优越感不仅是自然之事，而且是必要之举。自群体优越感即是天朝观念最初的“局部的形式和技术”。史前中国先民优越感的材料已无迹可考，先秦史籍中有不少关于三皇五帝道德高尚，以德教化四夷的记载，传达了那时候华夏先民自恃优越于四夷的心态。但这些记载的可靠性尚存疑问，比较可靠的记载是有关周朝的一些记载。《诗·小雅·六月》言：“猃狁匪茹，整居焦获，⋯⋯文武吉甫，万邦为宪。”⑦说的是猃狁族(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之一)自不量力，占据焦获这个地方，为周宣王时文武双全的大臣尹吉甫率兵驱逐。颂扬尹吉甫的事迹，本身也是建构华夏民族优越感的一个方式。公羊寿认为，孔子撰《春秋》，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突出中国、华夏对①[英]保罗·卡特里奇：《剑桥插图古希腊史》，郭小凌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页。②HaroldNicholson，TheE~lutwnofD~macy，NewYork：CoUierBooks，1962，PP．28—35．③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9页。④[日]西蝎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8—89页。⑤孔子：《论语·颜渊》，参见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27页。⑥同上书，第327页。⑦《诗经·小雅·六月》，参见袁梅：《诗经译注》，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页。39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夷狄的优越性，“《春秋》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①孟子也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②他在论汤征天下时还给出一幅四夷争先恐后倾慕中华的图景，“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日：‘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⑧刘泽华先生总结出先秦时期华夏文明对夷狄的三种认识倾向，其中的两种被认为具有“赤裸裸的大华夏主义”意味。④民族优越感在世界各民族早期普遍存在，在日后发展中均打上了各自文化的烙印。华夏先民自我优越感在源头就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单纯的自群体优越感变得丰富多彩。它首先和大一统倾向联系在一起。《诗·小雅·北山》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⑤《诗·大雅·民劳》日：“惠此中国，以绥四方。99⑥孔子称赞管仲，是因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⑦孟子认为，要实现天下安定，只能天下“定于一”，而且，他认为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⑧《春秋公羊传》开宗明义首创“大一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东汉经学家何休注日：“所以书正月者，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⑨大一统思想赋予天朝观念以世界主义、天下一家的文化内涵。所以，一些学者往往将华夏中心观和大一统观念并列，用来指称天朝观念。⑩中国文化源头中含有厚重的“天命”和王道色彩，也对自群体优越感产生了形塑作用。正统王朝和统治者必须顺从“天”的意志，《尚书·皋陶谟》说“唯天降命，肇我民，唯大祀”，⑩《国语》亦云：“国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王道不能一味崇尚武力，西汉时桓宽曾经说：“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①李学勤主编：《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页。②孟子：<孟子·滕文公上》。赵歧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4页。③孟子：《孟子·梁惠王下》，第l8页。另该记载还见于《孟子·滕文公下》，第50页。④这三种倾向是：一、华夷种属不同，先天有优劣之分；二、把四夷说成是历史上被淘汰的罪人的后裔；三、认为华夏与戎狄原本是同族同姓，因地域不同和生活习性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族。只有第三种看法比较平等。参见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l8一l20页。⑤《诗经·小雅·北山》，参见袁梅：《诗经译注》，第522页。⑥《诗经·大雅·民劳》，参见袁梅：《诗经译注》，第728—729页。⑦孔子：<论语·宪问》，参见李泽厚：<论语今读》，第389-390页。⑧孟子：《孟子·梁惠王上》，第7页。⑨李学勤主编：<春秋公羊传注疏》，第9一l0页。⑩例如，李云泉在《朝贡制度史论》一书中，将“华夏中心意识与大一统理念”并列，用来概括中国朝贡制度的思想基础。参见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⑩《尚书·皋陶谟》，参见顾宝田译注：《尚书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国语·晋语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21页。40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之，则北垂无寇虏之忧，中国无干戈之事矣。”①“夫文犹可长用，而武难久行。”②即便对于“蛮夷”，也主张“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③而是否有德，是得“天命”和行王道的基本条件。“唯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④“天道无亲，唯德是授”。⑤对于蛮夷，亦只能以德服之，“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⑥《韩非子·五蠹》言：“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日：‘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⑦《书·尧典》日：“柔远能迩，唯德允元⋯⋯蛮夷率服。”⑧只要做到了仁义道德，与天下生民共忧乐，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不王者未之有也”。所以，有学者认为，用“是否有德，是否维护中华秩序”这一政治上、社会上和文化上的标准来判断统治者的正当性，本来就是“天下思想”的核心。⑨中国传统文化还认为，大一统、王道和德治，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将其沿用到处理天朝与小国的关系上，就是要遵循“唯仁者为能以大事小，唯智者为能以小事大”⑩的原则，强调大国要对小国施之以仁，不欺压和威胁小国；小国对待大国输之以诚，尊重和敬畏大国的地位。各国各安其位，各修其礼，亦是中国文化对天朝观念影响的结果。天朝观念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具有反对绝对暴力、较为注重国际和平的特征。相对于其他地区，近代以前中国主导的东亚地区也的确较少暴力、杀掠现象。例如，唐太宗就如何对付当时强悍的铁勒，认为有两条策略可选，“选徒十万，击而虏之，灭除凶丑，百年无事，此一策也。若逐其来请，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亦是三十年安静，此一策也。”⑩后来听从房玄龄的建议，采取“和亲”而不是征服的方式维护国家安宁。明太祖朱元璋曾在奉天门前向诸大臣御令，“朕以海外诸蛮夷小国阻①桓宽：<盐铁论·世务》，张之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页。②桓宽：<盐铁论·徭役》，第146页。③班固：<汉书·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73页。④<尚书·酒诰》，顾宝田译注：《尚书译注》，第129页。⑤《国语·晋语六》，第421页。⑥孔子：<论语·季氏》，参见李泽厚：<论语今读》，第451页。⑦韩非：<韩非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版，第430页。⑧参见顾宝田译注：《尚书译注》，第14页。⑨[日]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冯谊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⑩<孟子》原文为：“唯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唯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参见《孟子·梁惠王下》，第13页。⑩刘晌：<旧唐书·铁勒传》，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3383页。41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①钦定朝鲜、日本、琉球等20余国为“不征之国”，并将此作为祖训要求他的子孙世代遵从。总体来看，萌芽状态的天朝观念还处在零散自发状态，没有形成相应的制度和规范，它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也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正是这些“局部的形式和技术”。构成后世天朝观念大厦的基础。天朝观念的演进机制中国先民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产生对外部世界的众多认识，天朝观念的萌芽只是其中之一。众多萌芽状态的观念，可以看作中国先民认识外部世界的“愿望”。在政治系统中，“并不是所有的愿望都会自动地被转换为要求。大量的愿望在输入通道的开端，就被随时发生作用的结果和文化调节手段排除掉了。”②观念萌芽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日后外部环境的调节。就对外观念而言，这种调节手段主要体现在国家在体系中地位的变迁。在世界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优越观念中，很多国家的这种观念没有延续下来。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古希腊。古希腊人曾有强烈的优越意识，但到希腊被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统治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希腊人已无优势可言，希腊人的优越感不断得到系统的消极反馈，自我优越感没有外部支撑可以维持下去，“他们(指希腊化时代的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哲学家)已经泯除了亚里士多德的希腊人和‘蛮人’之间的界限，认为凡是人都可以用理性追求人生的幸福。”③柯林武德也认为，对于希腊化思想来说，“自我意识已不再是像它对希腊思想那样，是一种征服世界的力量了；它成了一个堡垒，为从一个敌对的而又难以对付的世界撤退下来，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隐蔽所。”④希腊人的民族优越感就随着时间的推移消失了。与古希腊不同的是，先秦时期中国相对于周边国家或部族的领先地位并不显著。春秋时期，当楚国兴兵伐庸、杨粤时，楚王熊渠还理直气壮地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⑤而且，当时中国主要处于内部竞争时期，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对外观念。当秦统一中国后，中国原有中央王朝和列邦并列的格局被统一国家取代。国家的统一，一方面使中国结束了内部斗争，开始转向外部世界；另一方面也使中①<明实录·太祖实训》卷六，北京：中国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485-486页。②[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③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86页。括号内文字为本文作者所加。④[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2页。⑤司马迁：《史记·楚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30页。42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国实力得到凝聚，中国的优势在东亚地区变得突出，开始确立在东亚地区的核心地位。秦统一存在的时间太短，没有来得及展开大规模的对外关系。①汉初国力比较弱小，刘邦自白登之围后被迫采纳刘敬和亲之计，承认匈奴的强大和自身实力的不足。吕后时代，匈奴单于曾给吕后写过侮辱的书信，吕后不敢与匈奴决裂，不得不委屈回信。大臣季布只好安慰吕后说：“且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0”②这话实际上是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汉初贾谊对这种情形深感愤慨，他大声疾呼：“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嫂姆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③如果汉朝一直不能扭转对匈奴的劣势，天朝观念的萌芽就可能萎缩乃至消失。汉武帝时期，通过几次大规模对匈奴用兵，汉朝取得对匈奴的决定性优势，在东亚地区的领先地位得到巩固，汉朝统治阶层迫切希望以制度、观念形态将优势地位予以确认。而且，经历了汉初与匈奴交往的屈辱历史，倡言夷夏之防，突出汉朝的优越地位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写道：“《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④《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⑤《后汉书·鲁恭传》日：“夫夷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人之制，羁縻不绝而已。”⑥同时，汉的强大，吸引周边国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向中国进贡，成为对天朝观念发展的正反馈。西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宛王蝉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⑦当时汉在处理与周边国家之关系时，采取“纳质”方式作为“蛮夷”内属的标志。相继纳质的有鲜卑、乌桓、车师、南越等十余国。西汉昭宣之际，汉取得对匈奴的决定性优势时，西域36国“修奉朝贡，各以其职”。⑧东汉建武二十年(公元①例如，张星娘编写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在论及秦时代的对外关系时，仅仅谈到骞霄国、宛渠、海中三神山三件事，除第三件事情与徐福东渡有关而较为可信外，其余二者皆为传说而已。参见张星娘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lO6一l08页。②班固：<汉书·匈奴传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53页。③班固：<汉书·贾谊传》，第573页。④苏兴：<春秋繁露义证·竹林》，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6页。⑤班固：<汉书·匈奴传下》，第965页。⑥范哗：<后汉书·鲁恭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1页。⑦班固：<汉书·西域传上》，第989页。⑧班固：(汉书·叙传下》，第1082页。43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44年)，朝鲜第一次来中国朝贡，“秋，东夷韩国人率众诣乐浪郡内附”。①东汉中元二年(公元57年)，“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②此次进贡，倭奴国接受了东汉光武帝的赐封印绶。1784年在日本志贺岛(现属福冈县)发现的“汉委奴国王印”证实了《后汉书》的记载。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内部出现分裂，在东亚体系中的优势削弱，但这一局势并没有降低中国内部各政权追求天朝地位的热情。三国时期，魏建国后积极招徕朝贡，一度也出现朝贡兴旺的气象，“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寞、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③偏处江南一隅的孙吴政权由于陆路阻隔，便积极从海路向东南亚地区扩展影响。吴赤乌七年至十四年(244-251年)，孙权派朱应、康泰等“南宣国化”，“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④中国的影响力扩展到东南亚地区。南北朝各政权亦热衷于获得周边各国对自己“上国”地位的承认，一些朝代还有甚于前朝。例如，梁武帝萧衍时期，朝贡往来兴旺，“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长于前代矣”。⑤《梁书》的作者姚思廉对此满怀赞誉，“高祖以德怀之，故朝贡岁至，美矣。”⑥韩国学者全海宗甚至认为，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朝贡制度达致基本完备并趋于制度化。⑦所以，即便中国内部陷于分裂，在东亚的优势地位削弱时，天朝观念却得以延续，仍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产生影响。此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先地位没有动摇过，⑧长期领先的结果，不断对天朝观念形成强化刺激。天朝观念在每一个统治者心目中已经成为固定认识。唐太宗曾经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⑨既说明当时华夷观念之甚，也说明“蛮夷”多么渴望得到平等对待和承认。两宋时期，由于面临强大外部威胁，宋时士人更强调华夷之辨。北宋的石介(969-1040年)在其《中国论》中开篇即言：“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日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⑩南宋思想家陈亮(1143—1194年)①范哗：《后汉书·光武帝纪》，第38页。②同上书，第41页。③陈寿：《三国志·魏书·乌桓鲜卑东夷传》，第三册，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40页。④陈寿：《三国志·吴书·吕岱传》，第四册，第1385页。⑤姚思廉：《梁书·诸夷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43页。⑥同上书．第566页。⑦[韩]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⑧两宋时，宋几度向辽、金称臣、称侄，南宋末一度想向蒙元称侄、称臣被拒。这一时期“中国”的界定比较复杂，但不能因此说中国优势地位在东亚地区衰落。两宋、辽、金、西夏大致都在今天中国的版图内。大的中国区域相对于周边地区还是有明显优势，且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朝贡体系。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47页。⑩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陈植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6页。44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云：“是圣人于中国、夷狄混然无辨之中而致其辨，则所以立人道，扶皇极以待后世也。”①元朝时，由于蒙古入主中国，因蒙古人的好战和佞佛，严重扭曲了天朝观念和天朝体系。但元朝统治者自认元为天朝是不变的，只不过是换之以武力或威胁将它强加给藩属国而已。明朝建立后，摆脱异族统治的明朝统治者，急欲将中国元明之际的鼎革告知海外。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军取得对蒙元残部的决定性胜利后，朱元璋迫不及待地接连派两批使节诏谕各国，前往招徕各国朝贡。“以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唯欲中外人们，各安其所。又虑诸蕃僻在远方，未悉朕意，故遣使前往谕，咸使闻知O”②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钦定的《太清歌》言：“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③永乐十四年(1416年)，在柯枝国(位于今印度喀拉拉邦)来贡时，明成祖朱棣不免有些洋洋得意日：“朕君Il缶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欲使之各得其所。盖闻风而慕化者非一所也。”④明中后期，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中国的士大夫同样以天朝观念看待他们。16世纪来中国的葡萄牙传教士巴洛斯写道：“正如希腊人认为其他民族都是蛮族一样，中国人说他们有两只眼睛可认识世上万事，至于我们欧洲人，在对我们进行传授以后，我们就有了一只眼睛，而认为其他人都是瞎子。”⑤明朝时期，朝贡国的数量，分布地域的广泛，以及朝贡的频繁程度，都远远超过前朝，并相应建立起一套与天朝观念有关的完整规范和制度。费正清和邓嗣禹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认为朝贡体系始于明代。⑥而且，天朝观念在藩属国君臣心目中的地位也大为强化。嘉靖年间，明王朝已经败象毕现，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朝鲜大臣李珥从各种渠道获知明王朝内部的腐败和黑暗，但他依然认为，“今夫以小事大，君臣之分已定，则不度时之艰易，不揣势之利害，务尽其诚而已。”⑦明朝的天朝观念在范围和程度上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清承明制，明朝的天朝观念也为清朝沿袭。康熙六年(1667年)，荷兰人来华，①陈亮：《陈亮集·问答下》增订本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9页。②《明史·外国五》卷三百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403页。③《明史·乐志三》卷六十三，第1568页。④《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一百零三，北京：中国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1970页。⑤[葡]巴洛斯：<第三个十年》，第7章，载《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第134页。转引自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⑥J．K．F~ankandS．Y．Teng，“OnTheCh’ingTfibum~Sys~m”，Hama~JournalofAsmt~Stud,s，1941，P．41．⑦转引自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页。45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向康熙上贡表云：“外邦之丸泥尺土，乃是中国飞埃，异域之勺水蹄涔，原属天家漏露。”①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经验”，清政府后来在接待英国等西方国家使团时，几乎本能地将它们归入朝贡者的范畴。乾隆皇帝在接待马嘎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时，曾给英国国王“敕谕”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②此话也成为今人诟病天朝观念时最常引用的一段“名言”。到鸦片战争前后，天朝观念更是登峰造极，以至于洋人没有中国人的茶叶、大黄等物就会“有瞽目塞肠之患，甚至不能聊生”③这类空穴来风的说法，竟为时人广为传播。1839年，即便是当时最开通的林则徐，在“致英国国王照会”中，亦有“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谅贵国王向化倾心，定能谕令众夷”，④“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⑤等语。同时，因为本身原是“夷狄”，满清统治者更强调“天下一统”、“华夷一家”。雍正皇帝在曾静谋反一案后，多次降谕旨，并亲自主持撰写《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谕旨中有“盖生民之道，唯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乃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至今，万世不易之常经也”，“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之语。⑥天朝观念的利益机制在天朝观念主导下，中国统治者喜好对外示以天朝大度，对进贡者“薄来厚往”，朝贡者只要承认中国的天朝地位，就可以通过朝贡贸易获得很多实质性经济利益。今人一般简单认为这是中国统治者好大喜功、贪图虚名之故，并以此指责天朝体系和天朝观念“图虚名、遭实祸”，鲁迅甚至将天朝观念称为“合群的爱国自大”。⑦不可否认，好大喜功是原因的一部分，但远非全部，不能忽视中国在东亚体系内长期领先地位的至关重要作用——一个国家如此长时间在一个体系内享有如此显著的主导地位，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显著优势塑造了中国统治者不同于现代国家的利益机制。①小横香室主人编：《清朝野史大观》第二册，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版，第5O页。②梁廷榍：《粤海关志》卷二十三，第四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679页。③周顼：《周顼奏通商以银易货不准鸦片抵交折》，载《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6页。④林则徐：《致英国国王照会》，载《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第209页。⑤同上书，第211页。⑥《大义觉迷录》，张万钧、薛予生编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第1—5页。⑦转引自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46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只有低一级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产生高一级的需求。①温特(AlexanderWendt)参照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将国家利益区分为生存、独立、经济财富和集体自尊。②如果将国家看做是“人”的话，国家也有“等级需求”倾向。国家只有在低一级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产生高一级需求。沿用温特的国家利益区分，生存、独立、经济财富是国家低层次的需求，本文称之为国家的低端需求；集体自尊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国家荣誉，是国家高层次的需求，可称为高端需求。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国际体系格局是多元竞争的，早期国家大都处在霍布斯状态之下。例如，在古希腊，“在希腊各城邦中常见的情形是，战败一方男性公民全部被杀，妇女和儿童被鬻为奴隶”，③国家的安全没有基本保障。在这种文化中，国家安全成为压倒一切的需求。“有些国家宁先取得生存，然后再考虑短期内可取得的其他目标，并较为有效地实现这一目的。”④在欧洲，一个国家首先考虑的是生存和独立问题，然后是尽可能谋求自己的利益，至于集体自尊，只有在这些利益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去追求。欧洲体系内国家需求的演进，是在欧洲体系多国竞争、没有哪一个国家长期占据压倒性优势的环境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一个从低端到高端的自然发展过程，其国家需求是正序递进的。但中国的情况不同，由于近代以前中国在东亚体系中独一无二的领先地位，处于正统地位的中国政权一直在东亚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占有压倒性优势，“只有东亚外交圈，始终稳定地以中国的中原王朝为中心，不论是在中国统一时期还是分裂时期都未曾改变”，⑤稳定的优势地位使中国的国家需求大异于其他国家。中国正统政权的真正威胁基本都来自中国内部，近代以前，从来没有哪一个外来冲击能动摇中国在这一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中国唯一的外部挑战来自丰臣秀吉时代的日本，那是“‘天朝礼治体系’在东亚地区展开以来所遭遇的‘史无前例’的挑战”。⑥但这一挑战最终也以失败告终。因为中国在东亚体系中稳定的优势地位，所以，国家安全、独立等问题在中国①关于人的需求层次，最著名的研究是马斯洛的人的动机理论。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五个层次。通常只有当更为优先的需求得到满足时，才会出现新的需求。最占优势的目标支配着意识，已满足的需求不再是积极的推动力。参见[美]马斯洛：《人的动机理论》，载马斯洛等：《人的潜能和价值》，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l62一l77页。②[美]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2-298页。③[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学的重塑》，刘德斌主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④[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⑤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7页。⑥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东亚的礼义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1页。47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统治者看来不如欧洲国家那般突出。“中国历史正因为数千年来常在一个大一统的和平局面之下，因此他的对外问题常没有像他对内问题那般的重要。”①在这种环境下，产生了中国独特的“正统”观念。②一个政权只要取得中国的“正统”地位，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就相应可以保障统治阶层获得安全、独立和财富等低端需求；而一旦“正统”地位不稳固，国家的低端需求就容易被击破，例如，王莽新朝政权灭亡的重要原因就是它的“正统性”得不到当时人们的认同，正统问题成为中国政权安全和合法性的基础。③虽然中国政权也面临安全问题，但中国统治者在处理对内对外关系时，首先考虑的是能否取得在中国的“正统”地位以及这一“正统”地位能否得到周边国家的承认。正统不是政权的安全、独立问题，也不是财富问题，更主要的体现为类似于国家集体自尊的高端需求。而正统与否，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统治者看来是具有优先性的。中国国家需求层次的特殊性和“正统文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天朝观念的利益机制。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安全、独立等低端需求在国家利益中占的位置就不那么重要，甚至在中国强大的时候，这些需求处于“休眠”状态。④而统治者热衷于追求国家荣耀和至高无上地位，再加之中国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传统，中国在对外关系中重视天朝的名分超过实际利益就不足为奇了。只有当中国在东亚体系的优越地位发生根本危机的时候，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低端需求被“激活”，国家安全、独立才会成为压倒集体自尊的国家需求。相对于欧洲体系和现代国际体系国家需求的正序递进，传统中国的国家需求结构是倒置的。从史实来看，汉初刘邦被迫采纳刘敬“和亲”政策，“⋯⋯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⑤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实际是汉向匈奴进贡，所以贾谊才会有“天下之势方倒县”之说。在外有强敌威胁生存之际，汉朝统治阶层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安全，以向匈奴进贡这种在中国士人看来是奇耻大辱的方式换来国家的休养生息，为国家强大赢得时间。这时候，国家自尊、“上国”尊严就暂①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4页。②如何定义正统，没有统一表述，但正统在中国史学中却是居于中心地位的概念。“中国史学观念，表现于史学史之上，以‘正统’之论点，历代讨论最为热烈。”参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③即便在中国处于分裂状态时，内部争雄的割据政权首先要做的仍是极力辩白自己的正统性，这时候，“正统”与否关系到“人心向背”，“正统性”对于中国政权取得合法性极为重要，而那些取得政权的统治者则要论证自己获得的政权是“正统的”。④方长平在《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一书中，提到“身份休眠”这一概念，以与温特的“身份激活”这一概念相对应。分别参见方长平：《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美]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9页。笔者认为，利益或者说国家需求也存在所谓“休眠”和“激活”现象，因此借用这两个概念。⑤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第733页。48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时处于“休眠”状态。汉武帝后国家外部威胁得到根本解决，即便是西汉末年国力衰弱之时，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甘延寿、陈汤依然有能力消灭郅支单于，帮助呼韩邪单于重新统一匈奴。其上疏有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①消除外部威胁后的汉朝统治者急于向各国展示中国的强大实力，吸引各国倾慕中国。汉武帝对于“外国客”，“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②‘‘倾骇之”的结果是周边国家开始向汉进贡，中国对周边“蛮夷”的优势至此得到确立，国家自尊需求得以“激活”。此后，中国政权相对于周边国家的优势得以确立，即便是汉族政权偏安一隅，其对“上国”地位的追求并没有随之改变，一些偏安王朝反而更加努力地向海外寻求“天朝尊严”。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30年)，位于今天印尼爪哇岛的诃罗随国国王遣使奉表称臣，日：“伏唯皇帝，是我圣主。臣是诃罗随国王名日坚铠，今敬稽首圣王足下，唯愿大王知我此心久矣，非适今也。山海阻远，无缘自达，今故遣使，表此丹诚。”③如前所述，从历史上看，中国在东亚占优势地位的时间居多。长期占据优越地位的结果，使得中国统治阶层对国家尊严的需求膨胀起来。除了短暂处于不利态势的时期，中国国家利益需求层次排序与欧洲体系及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国家相比，统治阶层对“天朝上国”地位的重视超过了对一般物质利益的重视，显得头重脚轻。在这样的国家利益观指导下，中国历朝统治者对于进贡者“薄来厚往”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之举，其中又以明清两朝的统治者为典型。明朝时，据日本文献记载，日本足利幕府朝贡使节进贡时，向明朝上表文，在表文中必须体现明朝的优越地位和高人一等，其一般格式是：首先以臣子的身份对明帝称颂一番，“然后照例说派遣专使恭候明帝起居、兼贡方物等话语，署名‘日本国王臣源氏’，并用明朝年号。”④日本学者认为“这种遣明表，是非常有失日本体面的”。⑤至于所贡方物价值几何，则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因为明朝的“薄来厚往”，前来朝贡者络绎不绝，以至于偌大的明王朝也有些吃不消，不得不对朝贡加以限制。清朝时，建立丰功伟绩的康熙皇帝在国内初定后，也开始对外显示国家实力，示各国以“薄来厚往”之道。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琉球(今日本冲绳)来贡，①班固：《汉书·甘延寿陈汤传》，第767页。②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第803页。③沈约：《宋书·蛮夷列传·诃罗随国》第三册，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0页。④[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47页。⑤同上书，第547页。49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康熙觉得所赐之物单薄，“于厚往薄来之道，尚未允协”，①要求内阁会同礼部增加赏赐。内阁和礼部议后决定追加对琉球的赏赐，还一并追加对安南、暹罗等国的赏赐。②当近代中国面临国家生存危机之时，暂时“休眠”的国家安全、独立意识再次被“激活”，只是这个过程有点姗姗来迟。李泽厚说“五四”时期中国“救亡压倒启蒙”，“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0”③在中国国家安全、独立缺乏基本保障时，“救亡”——也就是解决国家安全、独立问题，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结论天朝观念最初源自华夏先民的自群体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也始终构成天朝观念的基本内核。在后来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这种原初的优越感不断受到中国大一统思想、王道思想、中庸之道、和为贵等中国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中国寻求优越地位和周边国家对中国优越地位不断承认的互动过程中，天朝观念逐渐建构起来。天朝观念在不同时期以萌芽形态、华夷观念、天朝观念展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原本单纯的观念形态，逐渐形成一套规范和制度，构成人们通常所称的天朝体系，主导了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对外意识和对外关系。①<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三，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4页。②同上书，第308页。③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