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居翰教授与中国美..

高居翰教授与中国美术学院 洪再新 2014年2月14日，国际著名的中国艺术史家高居翰教授（James Cahill，1926-2014）与世长辞，享年87岁。中国许多媒体作了前所未见的报道，远远超出了介绍学界名人的常例。一个美国人，不是靠着外交途径，也没有任何商业上的交易，为什么会在异国他乡留下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足以耐人寻味。高先生凭着纯正的学术之心和宏大的学术理念，通过六十年如一日辛勤不辍的耕耘，成为中国绘画史领域中著述最丰富，创见最多的一代学人。其主要著作都有中文本，会系列刊行，一方面赢得艺术史同仁的敬佩，激发对视觉命题的重视和证伪，同时吸引爱好和关心中国艺术的读者，重新思考中国视觉传统的普世价值。其中，他和中国美术学院的学术往来，已经形成一种建置，意义尤为重大。 说起高居翰教授，中国美术学院的不少同仁，都有各自的故事和解读。我着手选编《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以下简称《文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从1989年4月开始和他通信，到2013年12月15日收到他最后一封电邮，数量之多，信息量之大，一时难以统计（凡和高先生有学术交往者，都有相似经历，如他和范景中教授的通函，厚厚一叠，已经捐赠给美国艺术档案馆），除了记录我本人受教于他的收益外，很大部分是和一所学术研究机构的发展息息相关。我翻译过高先生的论著，写过评介高先生的文字，但没有哪一种语境，能比回顾他给中国美术学院留下的学术遗产，更能够恰当地呈现高先生对艺术史研究、艺术史教学和艺术史书籍文献的历史成就和过人识见。 一 对高居翰学术的评介，我有幸和范景中、曹意强教授分别为《风格与观念：高居翰中国绘画史文集》（以下简称《文集》，范景中、高昕丹编选，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年）撰写序、跋、引论，一起刊于《新美术》（2011年第2期）。从高山仰止、他山之石、跨语境之鉴三个关键词，我们对高先生中国绘画史研究的重要性，作了历时和共时的考察，使中国读者能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立体的认识。我的引论成稿较早，由高先生推荐，参加2005年11月在马里兰大学召开的“他山之石—战后美国的中国画研究”工作坊，讨论高先生晚年对关于中国绘画研究中图像、语词和全球化三方面关系的总体思考，如他的“Visual，Verbal，and Global (?)：Some Observations on Chinese Painting Studies”一文，发在《美术史与观念史》III（范景中、曹意强主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这里，我就图像、语词和全球化三方面关系，展开说明高先生学术实践的示范意义。 时为浙江美术学院教师，我对全球化格局下中国绘画研究跨语境特色的感受，肇端于1984年5月在合肥召开的“黄山画派”国际学术研讨会。那年，我刚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随导师王伯敏教授（1924-2013）前去参加“文革”后首次举办的中国艺术史国际学术活动，第一次见到高先生。5月10号晚听完高居翰教授的演讲《论弘仁<黄山图册>的归属》（收入《文集》）后，我在日记里写道：“西方人不用我们的套语，而用他们的法，虽不贴肉，却有借鉴处。高氏的考证是图像学方法的运用，从萧云从与渐江画的比较，证明《黄山图册》非渐江作。”次日上午，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徐邦达先生回应高先生的质疑，我坐在苏州朱季海先生（1916-2011）一旁，只见他对高先生的论说频频点头，表示赞同。以这位通儒硕学的慧眼--朱老是最早向国人推荐高著《隔江山色：元代绘画》的前辈（见《朗润园读画记》，刊于《朵云》第7期，1984年，页156-7），我开始注意到中国绘画研究的世界意义。 “全球化” 是一个晚出的流行概念，但是我所从事的中国美术史教研工作，在范景中教授整体系列介绍国外艺术史学的宏大设想下，通过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 1909-2001）、高先生等人的启示，已使我们自觉地走到学科的前沿，将自己的研究成为世界美术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感谢范教授的引导和鼓励，我把系统译介海外中国绘画研究，作为一项主要的研究课题。1989年我把《文选》收录的篇目（分通论、专题、个案和批评四个块面），通过潘耀昌教授转给高先生，请他指正。潘教授时为浙江美院史论系主任，正在伯克利研修，曾参加高先生关于“画家生涯”研讨班的工作。从此也开始了我和高先生长达25年的直接交往。高先生对我的选题十分鼓励，为收入专题部分的两篇文章撰写提要。一是他1976年所写《明清绘画中作为思想观念的风格》，在重申该名篇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修正了他此前认为“后期中国画都没有主题”的观点，显示学术命题的转型；二是法国学者杜伯秋（Jean Pierre Dubosc, 1903-1988） 1950年所撰《认识中国绘画的新途径》，他的按语 帮助我们认识西方中国画研究重点从宋转向元明清为什么那么举足轻重。在学术批评部分，高先生和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罗浩（Howard Rogers）两位教授 《关于明代绘画史研究方法的通信集》（选译），典型地呈现出学术发展的一个内驱力。感谢高先生等著名学者的直接参与，1992年《文选》的出版，印数虽然只有两千册，但其积极的影响，至今还可以从互联网(http://ishare.iask.sina.com.cn/f/5564126.html)上该书下载的可观数目得到印证。 1992年在我的学术经历中是个分水岭。当我把编好的《文选》书稿交给出版社前，内人问我：既然盘点过方法论的十八般武艺，你能不能耍一样兵器给大家看看？我一时答不上话来，窘困不堪。学习艺术史十年，文章也发表了一些，但什么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本，总觉得浮在表面，沉不下去，像缺了些什么，又无法确定那是什么，还在犹豫和摸索。这年我成为王伯敏教授的在职博士生，感谢范教授推荐，把他因病不能前往伯克利研修的机会，由我继任。时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中国青年学者”，我在中国美术学院的博士课程，第一个学期就是在伯克利高居翰、巴克森德尔（Michael Baxandall, 1933-2008）、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等艺术史巨匠的研讨班和大课中度过，真是三生有幸。 我先参加高先生的“董其昌研讨班”，每次和高先生碰面，他劈头一句话，就问“你的命题是什么（What’s your issue）？”我像个丈二和尚，一下子真摸不着头脑。那次申请研修的课题很笼统，是元代文人画，高先生三十多年前的博士论题，但我心里没底，不能落实。高先生当头棒喝式的质询，逼着我拼命查文献，找可以一为的命题。在去堪萨斯城纳尔逊-艾金斯美术馆参加“董其昌的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前，我好不容易发现该馆所藏元代蒙古道士张彦辅唯一存世的《棘竹幽禽图》（1343年），可能对重构元代宫廷和江南文人之间的联系，有特殊研究价值。当高先生一听到后，马上告诉我最新的学术研究线索，让我继续推进这个思路。我在博物馆仔细观看真迹，发现了不少重要的视觉信息，结合在东亚图书馆几个月的冷板凳，几乎穷尽了相关的文献和图像信息，包括西文和日本、朝鲜的一、二手资料，觉得有点开窍。高先生的耳提面命，迫使我反复回到亲眼所见到的《棘竹幽禽图》原作。该画山石的用笔，和此前金代武元直《赤壁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山石画法有继承关系，与元代后期江南流行的董巨山水笔法大异其趣。但画左侧江西人杜本的题跋，则称该图使他想到董元的花鸟，一下转移读者的视线，将蒙古贵族出身的北方统治阶层成员，和江南汉族士大夫的审美趣味，通过跨越两个不同的语境，完成牵线搭桥的作用。这就呈现了一个重大的视觉命题，挑战英国著名东方文化史学者亚瑟伟力(Arthur Waley, 1889-1966) 的旧说，认为蒙古宫廷和江南文人的关系，就像大英博物馆内的藏品和门口警卫的关系，两者并无干系。高先生的博士生魏玛莎（Marsha Haufler，原名Marsha Weidner）在关于元代宫廷绘画收藏的博士论文已经对此提出质疑，和傅申关于元代宫廷收藏的专论一道，重新认识蒙古宫廷的多元文化政策。而我以数月之功，在纳尔逊-艾金斯博物馆和伯克利、哈佛的图书馆，把文字材料（语词）和视觉命题（图像）结合在一起考察，步步深入，层层展开，过程尽管很艰难，但对提出和解析一个值得一为的学术命题，意义不同凡响。离开伯克利前，我向高先生的友人、历史系主任吉德炜教授(David Keightley) –一位研究杭州良渚玉器的专家辞行。当得知我找到认识蒙古宫廷和江南文人关系的突破口后，他非常喜悦，说他有的博士生，读了很多年，掌握了不少种语言，可惜就是提不出重要的命题。这个观察，让我对高先生的重锤敲打更为感激，逼我上梁山，在语词和图像之间，找到一个有机的衔接点。后来又花了不少时间，完成了《元季蒙古道士张彦辅<棘竹幽禽图>研究》一文（刊于《新美术》1997年2期），在既有的否证亚瑟伟力学说的努力中，建立起唯一可以证实的视觉命题。从伯克利回到杭州，我明确知道自己未来的道路，可以针对具体对象，选择合适的兵器，操演十八般武艺。在高先生的鞭策下，我学会如何深入到艺术史的图像本体，以第一手文献，完成文化史家力所不及的原创性研究。 至此，我仅以个人的学术转折为例，说明高居翰学术实践的决定性影响。如我在其他文章中具体论述的，高先生对于中国绘画图像的熟稔，堪称代不数人，由此提出的诸多命题，富于原创性，也充满争议，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美术史学上的崇高地位。这在他完成经典之作《气势撼人： 十七世纪中囯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The compelling image: nature and styl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painting，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李佩桦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的过程中，达到了巅峰状态。2011年3月31日，在我的藏本扉页上，他这样写到：“洪再新手里的这本书是我最满意之作—像这样的书我再也写不出来了”，可见其自我的定位。这是一部很有争议的划时代作品。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中美学者“明清绘画透析”学术研讨会上，范景中教授将《气势撼人》誉为“二十世纪最好的中国美术史著作”，其着眼点，不在该书的结论，而在于该书开创了真正探求艺术史视觉命题的全新视野。 二 我是继潘耀昌教授之后，第二个去高居翰教授那里研修的中国美术学院教师。后来，范景中和曹意强教授也同去伯克利做短暂访问，拜访艺术史界的巨匠，并在遐迩闻名的沙特克（Shattuck）大街旧书店里采办了一批艺术史的经典著作，满载而归。对我们来讲，除了完成各自的课题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考察世界艺术史研究重镇如何培养专业人才，对中国美术学院的教学改革，提供参照。 可以这么说，我个人的研究思路的打通，是和参加中西方艺术史大家的研讨班有直接关联的。研讨班（seminar），是主讲老师根据自己的研究题目，带领学生根据第一手材料，在老师的指导下，定期会面报告，展开学术探讨。我在1992年2月28日的日记中观察到：“Seminar的组织，简直是一种试错。但高先生…能迅速发现各种与他相同或相反的观点，然后组织大家讨论。这就是现代学术的特点。”它通常是给研究生开设的，不过在我1997年离开中国美院时，美术史系的规模，是很贵族化的。当时的师生比例，20个教员，教40个学生。在那样的境况下，给本科高年级学生开研讨班，尤其合适。如带1991级本科毕业班的论文课，4个学生，各选一题，从选题到完成，几次三番，在班上报告，由同学相互批评，我在提出疑问的同时，帮助提供展开议题的文献线索，由他们各自深入发展。尽管系里的幻灯资料很匮乏，多数讨论都停留在文字的分析和表述上，但大家还是在课外，到图书馆查阅图版，构建视觉命题。其中高昕丹《凭证与象征——<无准师范图>研究》一文，把遣宋僧圆尔辨圆（1202-1280）1238年定制的杭州径山寺主持无准师范（1179-1249）顶相，作为京都东福寺建寺之宝的视觉象征性，作了历史的定位（《新美术》1996年第1期），受到日本学者的首肯。我曾在2009年接受深圳《生活》杂志的一次采访中，以“研讨班的故事”为题，作为《中国美院革新报告》的内容之一（网络转载， 见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504），谈到过更多内容，可以参看。 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12月9日至11日高居翰教授来中国美院主讲首届“潘天寿讲座”，亲身感受到美术史专业本科生们对他演讲的积极回应，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为前期准备，向高昕丹和高士明两个年级的本科生，专门作了关于高先生如何注重学术命题的介绍讨论，分发了这次演讲的英文打印稿，请英文出色的同学参与翻译，使同学熟悉高先生描述画面的语言特点和口语化的文风，确保这次学术活动的成功。从训练本科生独立思考发现问题的要求出发，我还请高士明等同学，根据讲稿，事先准备了一些提问，旨在深入展开这次与高先生的直接对话。由于几年来研讨班的训练，我们的本科生已经习惯批判性思维，知道向大师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是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给高先生在我的母校带去了收获的喜悦，使他对中国美术学院的美好感情，持之久远。2012年三联书店出版高先生的《诗之旅：中国和日本的诗意画》，就是在那次讲座的译稿基础上，由我和高士明、高昕丹合作译成的，而且还得到了中国美院日本留学生后藤亮子的协助。当我电邮向高先生介绍亮子女士订正原书的图注差错后，高先生马上回复，希望能请她到伯克利作客，因为日本绘画发展，一直是他考察中国绘画史的重要参照系。 高居翰教授对于视觉命题的开掘，也启发了中国美术学院新一代学者的研究。自从我受聘担任母校南山讲座教授以来，在指导博士生论文方面，灌输的是相同的理念。和千禧年之前不同的是，数码技术和网络空间，正在彻底地改观视觉命题的探讨。文献和图像的数据库，日新月异，为学生探索艺术史和文化思想史，提供了前所未见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和平崛起，正在从根本上影响人们对中国艺术传统普世价值的再认识。前面提到曹意强教授《跨语境之鉴》的序文，就深刻地指出高先生研究中国绘画的示范意义。循此思路，蔡涛兄在其博士论题的选择、材料的处理、行文的风格等方面，区别于以语词为主的纪传体套路，将长期为人忽视的战争画题材，用1938年秋武汉黄鹤楼抗战大壁画的宏大历史场景，揭示国家和艺术家关系在中国乃至世界现代艺术史上的重要意义。由画面本身呈现的视觉命题，涉及到现代主义的复杂成因，包括跨越中、日、欧美不同语境的风格解读，开阔了读者的视野。他的《1938年：国家与艺术家--黄鹤楼大壁画与抗战初期中国现代美术的转型》之所以受到范景中教授和答辩委员会同仁的高度评价，荣获2013年中国美术学院优秀博士论文奖，其主要原因，就是高居翰教授多年以来在中国美院的学术影响，其新的视角和对视觉命题的强调，不断激发美术史学人，将中国艺术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三 在2013年秋举行建校85周年纪念活动前，作为这所名校师资、生源和图书三大构件之一的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迎来了寄自大洋彼岸加州伯克利高先生家的2000多册图书。这笔宝贵的财富，曾陪伴一代中国艺术史家度过非凡的学术人生，现在成为“高居翰纪念图书室”的珍藏，和已有的20世纪艺术史大家“贡布里希纪念图书室”相映生辉，不仅为本院的师生树立了学术楷模，而且也向全世界的艺术人文学者，敞开 “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大门，通向王国维所示范的“学无古今、学无中西、学无有用无用”的理想境界。 高先生一直关心着中国美术学院的美术史学科建设，留心将美国友人捐赠的美术史类西文书籍收集起来，就在我1992年逗留伯克利期间，装了六十箱，寄送给成立不久的美术史系，使系资料室初具规模。进入千禧年后，高先生鼓励支持我研究海外收藏中国艺术的状况，曾将他收藏的1929年东京美术俱乐部举办的旅沪欧侨画商史德匿（E. A. Strehlneek, 1876-1946后）“中国美术”藏品展卖图录，寄给我参考，里面还夹着一张“史德匿古玩行”的名片，有助于研究和黄宾虹（1865-1955）一同从事古玩交易的这位洋搭档。后来又送给我1915年庞元济（1864-1949）的汉英对照藏品目录《中国历代绘画》，都十分珍贵。感谢范景中教授的远见，这些年来，每次我回国去看望他，都谈及如何与高先生商量为美院赠书的话题。当我向高先生转告范教授和学院的成立“高居翰纪念图书室”的意向后，高先生提出不少技术性和理念上的问题，有时他半夜都会起来，送上电邮，发给我和高昕丹教授，转回范教授，经过反复沟通，一步步达成共识。2012年10月18日，我从母校开会返回美国前，在上海浦东机场和范教授通电话，报告最新的进展。之后的情况，就出人意想地快捷：来年开春，图书馆长张坚教授，应邀由范白丁、曾四凯博士偕同，到伯克利高先生家住下，开始了编目、装箱的工作，短短数周，2000多册赠书，就由海运托送回杭州。这里面的不少细节，张坚兄与四凯已经在《典藏学史 跨越中西》（刊发在《中国美术学院报》和中国美院官方网站）一文中有生动的记述，张坚兄和四凯又在《高居翰教授的一个中国美术的梦想》和《书香永存 惠泽后学》两文中有更多后续回忆（2014年2月22日《美术报》），均可参看。在办成这桩事情的前前后后，高先生提出的想法，有许多可以体现他的学术精神和品质，对我们今后使用“高居翰纪念图书室”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图书馆开架阅读，是绝大多数美国学校和公共图书馆的通例。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图书馆理念，是最大限度地流通书本知识，为读者服务。高居翰教授在给我的电邮中反复强调，他的赠书，不是文物古董，而是知识载体，让所有人，包括学校师生和校外的阅读者，都能接触，而且能够外借。其实，这也是高先生对三联书店在大陆出版“高居翰书系”的期许，要让他的著作图文并茂，价廉物美，服务大多数渴望知识的读者。他为广大读者着想的胸怀，可以说决定了他的学术风格。在如何使用他的赠书这样具体的细节上，也可窥见一斑。为了说服老人，我根据自己在母校学习和工作的经验，让高先生了解美院图书管理在硬件和软件两套系统中相互协调改进的关系，并以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日新月异的发展情况，补充说明图书流通的现状和前景。 接下来，高先生希望能使他的纪念图书室成为“视觉研究”的中心，把他毕生致力的中国绘画图像库工作，继续深入展开。一直让他放心不下的是他的《溪山清远》中国绘画视频讲座系列是否能让中国读者随时上网观看。因为挂在中国商业网站的这一系列，是他晚年以超人的毅力，在一两个数码技术专家的支持下，只手完成，作为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免费精品课程之一。2011年春，我参加在夏威夷召开的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的工作坊，强调高先生视频讲座系列开风气之先的意义，是基于互联网络这个崭新的信息传播平台，它为实现“学术为公”的理念，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正因为意识到这种重要性，高先生晚年不懈地把他一生的学术著述数码化，许多还没有正式发表，就都刊布在他的个人网站http://jamescahill.info上，供天下的学人参考使用。在构思早期中国画史的系列讲座时，高先生选用了南宋杭州院画家夏圭的《溪山清远图》长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作为片头和标题，也许是个巧合，但对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而言，却意义深远。在张坚兄的回忆中，高先生2013年11月26日给他的送别赠言，便是最好道白：“你是知道的，在宋代，中国的艺术和科学的成就在世界上是十分辉煌的，但是近代以来，日本走到了前面。我第一次到中国是在1973年，那时中国刚刚打开大门，而到现在见证了中国这些年来的发展，也感到很欣慰。我是坚信这一点的，只要艺术和科学持续发展，中国文化就一定能够重现古代的那种辉煌。” 2014年1月初，我收到张坚兄给高先生的电邮，告知系列讲座已经链接在学校图书馆的网页上，我上网看了一下，很方便就打开了。而且每篇讲座都附有文字稿，便于引起高校同学直接接触外文原著的兴趣。这里我又想到“风格即人”的名言，因为高先生的写作之所以是艺术史英文写作教学的一种范文，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始终和读者保持着心灵的共振。明晰，生动，以无限丰富的口语资源，开门见山地传递作者的真实情感、思想和阅历。无论是讲故事，说道理，还是抒发性情，每每以令人耳目一新的语言穿透力，打动读者。我在和高先生与张坚兄在电邮中建议，当“高居翰纪念图书室”建成后，我们一起来策划一个永久性陈列，以《气势撼人》一书的视觉命题为主线，将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做历史性的回顾和展望。 1992年我在伯克利听高先生的中国绘画通论课。他很关心幻灯资料收藏的情况，希望帮助我们尽快解决图像教学的难题。这个难题由于数码技术和网络的出现，已经不复存在，但让他魂牵梦萦另一桩心事，是如何将他毕生拍摄的13000多幅中国美术史数字图像资料、教学幻灯片，发挥更大的功用。我个人的研究就曾从中受益。2005年4月，我和高先生一起参加西雅图美术馆召开的明清绘画研讨会。事前，为帮助我考察曾鲸的一幅自画像摹本，高先生寄来一组幻灯片，是一个17世纪文人群像手卷，墨笔纸本，画得很有特色，但无名款，为私人收藏。当时，高先生还考虑过就近雇人整理这批藏品，和我几次谈起。我在美国西北大西雅图地区工作的学校，教师个人的数码图像库，都加入美国最大的艺术史图像库（ARTStor）。所以我建议高先生将其所藏的大量幻灯片资料，纳入该系统之中。现在，高先生把它们托付给给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那里也购买了ARTStor的图像资源，因此，在不久的将来，整个国际艺术史的图像资源可以连通，让高先生个人接触到的众多私人藏家的中国古代绘画的图像记录，成为“天下公器”，使世界各国的学人，分享古人所感慨的“云烟过眼”的阅历，共同对推进视觉命题的考察提供第一手的珍贵信息。 对高居翰教授和我的母校之间几十年来的交往，我的回忆仅仅是蠡测管窥。在我1992年伯克利日记中，记录了2月22日早上，想到正在牛津大学读博的曹意强兄的读书— “大师著作中的偏颇，都不是他们疏忽。相反，是他们有意选择的结果。因为只有从一个角度去认识，才可能打开以前忽视的视界。” 这对我们认识高先生的富于争议的学术成就，会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高居翰教授临终前，上传了一段网络视频（http://www.youtube.com/watch?v=HvSvbuAh1jc），用作家克来伦斯·代伊（Clarence Day, 1874-1935）1934年的诗篇自况，向世人告别，意蕴绵远： 请记住，当我撒手尘寰 Remember, please, when I am gone， 那是希望在召唤。’Twas Aspiration led me on. 我想，这个希望不但活在我们心中，也活在中国美术学院“高居翰纪念图书室”的建置里。这一建置，既是有形的物质存在，又是无形的精神遗产，激励我们超越中西、贯通古今，使前辈贤哲将学术研究作为学院薪火相传动力的理念，在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时代，成为世人的共识。 2014年2月22日于美西普吉海湾积学致远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