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阅读2013年6月号

致 力 于 公 民 社 会 的 常 识 阅 读 2013年06月 第7卷第6期 1525年革命的新透视 —古早的社会运动 日本人如何认识南京大屠杀 被“新信仰”扭曲的心灵 谁是真正的美国人 音乐的容器 细则 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 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 不求客观统一。 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 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 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 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 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 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 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 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 为自动退出。 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 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 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 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总第66期 更多即时信息： 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独立阅读”的微博地址为： http://weibo.com/1819737225 欢迎各位关注。 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致力于 2013年06月 第7卷第6期 执行编辑 苏小和 王晓渔 成 庆 言 一 夏佑至 扬 克 孙骁骥 灵 子 轮值编辑 成 庆 观察员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 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 刘 柠（北京） 夏佑至（上海）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凌 越（广州） 孙骁骥（北京） 贾 葭（香港） 罗四 （美国·波士顿） 孙传钊（上海） 扬 克（德国·图宾根） 灵 子（北京） 吴 强（北京） 言 一（成都） 翻译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刘承周（北京） 编者按 七月流火。 每到炎夏，“焦灼感”总是难以回避的体验，但这 大抵上属于生理层面，尚有各种防暑之法去缓解。 社会、人心层面的“焦灼”，在这个夏季却因各种 不公、不义之事显得尤为强烈。无论是人心戾气的 弥漫扩散，抑或是在上者的冷漠无德，都共同汇聚 起一种令人不安的氛围。 这种“不安”感，始于不满，指向的是变化。所谓“穷 则思变”，“穷”意味“绝途”，无所希望方为“穷”。 如果一个社会让大多数人看不到未来，那么“变化” 是注定会发生的，且是某种剧烈的变化潜能。虽然 有很多人选择了沉默，乃至逃避，但这种“求变” 的心态已经酝酿成型。无论当下之格局如何的逼仄 险恶，变化之因已然种下。 那或许接下去的思考是，怎么变？ 写作 影像 吴 强 1525年革命的新透视 — 古早的社会运动 刘 柠 日本人如何认识南京大屠杀 凌 越 被“新信仰”扭曲的心灵 罗四鸰 谁是真正的美国人 马慧元 音乐的容器 目录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005-012 049-051 封面用图 monalisa with moustache Marcel Duchamp 031-048 020-030 书评 文 史 戴新伟 王晓渔 摄 影 夏佑至 5 “无端来作岭南人”，近来读陈寅恪的诗 颇觉得有意思，盖世间常见“不辞长作岭南 人”的随意旷达，而对于运命的流播无常，还 是寒柳诗更显深沉有味。是因为最近通读增 订本的《陈寅恪诗笺释》（胡文辉著，广东人 民出版社2013年4月第2版），想到寒柳堂最 值得笺注的诗，牵扯最大争议最多的诗，似乎 也在岭南，巧的是，为寒柳堂作笺注的，恰好 也是岭南人。 《陈寅恪诗笺释》初版于20 08年，此次 出修订版，据著者说大部分是诗词例句相关 史料的补充，比较琐碎，寒柳堂作品的增补只 限于诗三首联三首，但很显然，增补也是初版 之后的学界反应，而著者也不是被动修改， 近两三年来新见的材料也多有补入，脚注可 见。 相对于著者认真负责的增补态度，我则 更欣赏他对“增补”的看法：后记里提到对于 这样一部开放式的笺注大书，不必一直增补， 何妨不了了之。我以为，即使是对陈寅恪的 诗，这也是一种务实的学术态度，也不失为治 学者的高明之见。 关于陈寅恪，关于修订版，最近还可以 记上一笔的是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 年》（三联书店，2013年6月）终于再版了，删 去了众所周知的官司文字，增补一些新内容。 回想这近二十年来无论是学界还是读书界对 义宁陈氏的关注，陆著功不可没，尤其是在 对知识分子研究特别深入，对知识分子作为 也特别在意的今天，《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尤其值得重读。 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也可以说是近期 的一个热点。除了这两本书之外，还有杨奎松 《“忍不住”的关怀》（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 年5月），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修订版， 三联书店2013年5月）、《故国人民有所思： 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三联书 店2013年5月），而以杨著的研究方法直接深 入，启人良多。 在粤言粤，不要说前面胡文辉陆键东两 HISTORY&CULTURE 文史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 （广州，pessoa1935@163.com） 6 位是广东人，“寄籍”岭南之后，我对涉及到 的 岭南人物 文 献也 较 感兴 趣。这 里不得 不 提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大型丛书“岭南文库” （《陈寅恪诗笺释》亦列其中），这套书不仅 有关于广 东历史沿革风 土 人物的专 小书 （多为今人所撰），也有厚重纯粹的学术著 作，对古籍文献的点校整理，对一些社会民 俗方面的研究，如蜑民，南音与粤讴，博济医 院，广雅书院等。而我最期待的一本，乃是笺 释陈坤的《岭南杂事诗抄》。此陈坤非彼陈 坤，是清代钱塘人，曾经在潮汕地区做官。这 部书近似竹枝词，自有注释颇多，而笺释本想 必会是一部关于清后期岭南风土方面的百科 全书。 除了“岭南文库”，我陆续搜集到的，是 汪宗衍的诗集，朱庸斋的年谱，赖少其的信 札，莫仲予的诗稿，读这些岭南前辈的文字 行踪，就多一些对“暂住地”的了解和理解。 但如果需要一位行家来为我这样的“岭外人” 介绍艺坛学林人物掌故，则非梁基永的《故 纸寒香》（花城出版社，2013年5月）莫属。 这 是 时 下流行 的 小 精 装，作 者 的 代 序 《买书者言》恰似本书的副标题，交代甚是 清楚；基永买书，是真正的“旧版书”，线装 书。也许读者要说，这样的书，目下何止上千 种，何必一定要读他？但我还是要推荐这本 小册子。如果你对前面提到过的汪宗衍感兴 趣，那么，这本书里有一篇《雨屋深灯》，对 汪的家世、诗歌、卜居澳门的原因，都有详尽 的叙述。如果你对梁鼎芬罗瘿公陆丹林王韬 梁众异冼玉清等人感兴趣，不妨读一下相关 的篇章，读一下被搜罗打捞出来的残篇残章 里拼出来的故事。基永擅书画，交游广阔，平 常只见到他的零星文字，此次集中读，深感 他搜书之勤所得之多，更从一篇篇旧书故事， 领略到文字的妙处。为什么今天看来，这些故 事需要拼起来？因为这是我们时代的心事， 只能意会，画公仔画出肠（粤地俗语，画蛇添 足之意），就不免“公知”了。基永的笔下既 铺陈大量实证，又能严密控制那一点心事，只 让它像盐一样，少量提味；既不滥情，又不拘 谨，所以读来往往会心。基永对于岭南乡邦文 献的热爱溢于言表，同样，对“无端来作岭南 人”的陈寅恪，后世的研究者同样给予了相当 的关注，因为这也是岭南学术的一部分了。故 纸的寒香，正是有这些人的护持，才有可能历 劫不磨，得以传播。 HISTORY&CULTURE 文史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7 在2012年10月的阅读报告里，我介绍过 重出江湖的“诗苑译林”，这里需要道 歉的 是，其中韦白先 生翻译的《狄 兰·托马斯诗 选》（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10月）不应列 入 推荐目录，因为这本书涉嫌“参考”巫宁 坤先生的译本却没有注明出处。此事事发于 《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佩索阿诗选》（上 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这本同样由韦 白翻译的诗集，被指出有严重的“借鉴”，随 后读者指出《狄兰·托马斯诗选》亦有类似问 题。韦白这样回应：“我承认，我确实参考了 巫先生的译本，并且也未加注，这不是我要贪 巫先生之功，而是对狄兰和读者负责。”译者 如此为读者负责，实在让读者担当不起，只 能避而远之。 这些年，诗人或艺术家们常会发生争吵， 有分歧不是坏事，但这些争吵与观点上的差 异几乎没有关系。按说作品不必“讲文明、懂 礼貌”，但是日常的交流需要遵守一些规则， 现实恰恰相反，在作品中他们着力呈现各种 “精神”和“灵魂”，争 吵时 却全 然 不顾 这 些，反其道而行之，作品里的他们和争吵时的 他们判若两人。 《我 的 心 略 大 于 整 个 宇 宙：佩 索 阿 诗 选》已经被出版机构宣布停止发行。不过，诗 集出版不易，这里还是愿意提及“沉默的经 典”丛书中的其余四本：树才先生翻译的《被 伤害的空气：勒韦尔迪诗选》、高兴先生翻译 的《水的空白：索列斯库诗选》、吴笛先生翻 译的《灵船：劳伦斯诗选》和《第二次诞生： 帕斯捷尔纳克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6月）。《被伤害的空气：：勒韦尔迪诗选》 的前身是《勒韦尔迪诗选》（北岳文艺出版 社，2002年），《灵船：劳伦斯诗选》的前身是 《劳伦斯诗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 二次诞生：帕斯捷尔纳克诗选》的前身是《含 泪的圆舞曲》（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 索列斯库的诗作，此前曾有另一种译本《索 列斯库诗选》（陈瑞献译，作家出版社，1996 年）。 HISTORY&CULTURE 文史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wangxiaoyu1978@sina.com） 8 雷蒙德·卡佛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 们在谈论什么”已经成为人尽皆知的句式， 泛滥得让人失去阅读的兴趣。不过，见到他 的诗集《我们所有人》（舒丹丹译，译林出版 社，2013年5月），没有放过。卡佛诗作中的紧 张感和写作时的放松感形成对照，诗与小说 的界限在他那里消失，仿佛一个多次绝处逢 生的人回忆自己的过去，平淡得如同讲述他 人的故事。 卡佛不时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口气做出评 点，评点之中不乏各种玩笑、挑逗和嘲讽。在 《雨》里，他这样自问自答：“还会重复过去 的生活吗？/犯那些相同的不可饶恕的错误？ /是的，只要有半点机会。是的。”这种叙事远 离了保尔·柯察金回首往事时的那种道德气 息。卡佛会用很长的篇幅搭建起有些庄严的 意象，正当你快要被感动时，他又用一两句 话将其拆解，似乎返老还童，成为玩积木的 孩子，搭积木时很快乐，推倒积木时也很快 乐。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自传《思想的 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安佳、张涵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能够进入 内地，有些意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曾经 于2009年出版此书，“独立阅读”做过介绍。 1985年，一位常被隐去姓名的“时任中国总 理”接见科尔奈等七位外国经济学家，随后 科尔奈参加了对当代中国经济学界影响深远 的“巴山轮会议”，他的《短缺经济学》进入 中国，引起广泛关注。但科尔奈在自传中坦 承，他在写作过程中进行了自我审查，回避了 对制度变革的探讨。 科尔奈对中国的看法也很值得倾听，在 接受《财经》（2010年3月29日）杂志采访时， 他 指出中国“面 临 的 并不是单 纯 的 经济问 题，而是一些基本的伦理问题”。他对市场和 政府的看法颇为独特：“市场和政府这两种 机制都远不够完美，甚至即使这二者的作用 结合起来，也不一定能消除各自的缺陷。事 实上也许是相反的情况：这两种机制的结合 也许反而会破坏它们独自运转时可能具有的 一些优点。”最后，科尔奈委婉地表达了自己 的担忧，指出当年的东欧有一些教训需要吸 取：民粹主义、未经深入辩论并无法获得广 泛支持的改革措施、对反对派的打压、民族 HISTORY&CULTURE 文史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9 HISTORY&CULTURE 文史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主义。只是现在已经不再是80年代，科尔奈 的这番言论，恐怕说者有心、听者无意，或者 说最应该成为听者的那些人根本无意倾听。 1946年，费孝通先生写下一本四五万字 的公民读本，当时重印多次，但随后六十余 年没有再版，今年这本《民主·宪法·人权》 （三联书店，2013年4月）终于重见天日。作 者以 炉边夜话的风 格讲述了基本的政 治常 识，比如民主国家的政党是开放式的，只有 法西斯式的政党才会有严格的入党程序，对 成员的观点有着严格限制。这段区分和胡适 先 生 发表于19 47年的《两 种 根本不同的政 党》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是费孝通的描述更 为浅显，胡适的区分更为深入。在短短的篇 幅里，费孝通介绍了美国的制宪故事、英国 的大宪章和备受争议的德国磨坊主传说，更 呈现了当年中国面临的选择，可惜历史与知 识阶层的愿景背道而驰。40年代的民主教授 费孝通，到了50年代成为右派，再到80年代 成为打小报告的积极分子，不免给人“卿本佳 人”之叹。可以将这种转变归咎于制度，但个 人不应从中豁免自己的责任。 10 摄影画册的出版近年似有起色。Henr i Catier-Bresson的经典人像集子《内心的寂 静》（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3年5月）中 文版最近面世，加上三年前出版的《珍藏布 列松》（中国摄影出版社，2010年11月），中文 读 者终于有机会对布列松的作品有较 为完 整的印象。《珍藏布列松》是布列松基金会 在他去世后整理的选本，英文版由Thames & Hudson出版社20 0 6年11月推出，书名为 The Man, The Image & The World : A Retrospective，平装432页，收录的全是脍炙 人口的著名作品。对一般读者而言，这本书是 了解布列松的极佳入门读物。 比《内心的寂静》稍早出版的还有罗伯 特·卡帕的选集《传奇卡帕》（北京美术摄影 出版社，2011年12月），这个选本我没有看过， 不知 道与中国 摄 影出 版社同 年出 版 的《珍 藏卡帕》的内容有何差别。后者译自英文版 Robert Capa: The Definitive Collection， 由Phaidon出版社于2004年推出，也属于“大 而全”的经典入门读物。 布 列 松 和 卡 帕，是 最 为中国 人 所 知 的 欧洲摄影师。他们均与中国颇有渊源。1938 年，荷兰导演埃文斯来中国拍摄反映抗日的 纪录片《四万 万人民》，卡帕作为助手同时 来华，曾赴武汉和台儿庄等地 采访，并在亨 利·卢斯的《生活》杂志（Life）上发表了摄影 报道。亨利·卢斯生于中国，父亲是来华传教 士，本人是宋美龄的好友，他创办的《生活》 杂志和《时代》周刊（Time），对战时中美关 系影响巨大。卡帕和布列松都为《生活》报 道过中国，特别是布列松的两次中国之行， 留 下了大 量 让 人 过目难 忘 的照 片。这 些 照 片可见于China in Transit ion（Thames & Hudson, 1956）和China: Photographs and Notes on Fifteen Months Spent in China( Bantam Books, 1964)两书。照例，这两本书 均无中文译本。 布列松极少拍彩色照片。但他为《生活》 报道中国“大跃进”时，用Kodakchrome拍 PHOTOGRAPHY 摄影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特约撰稿人 夏佑至 （上海， 2005wangwei@gmail.com） 11 SOCIETY 社会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过一批彩照，应该是唯一的例外。这些照片 可在Life.com上浏览。 二 战 结 束 之 后，布 列 松 和 卡 帕 创 办玛 格南图片社（Magnum），比他们年轻的摄 影 师 继 续 保 持 拍 摄 中 国 的 传 统，其 中，马 克·吕布（Marc Riboud）和Bruno Barbey 都曾在“文革”前或“文革”期间到过中国。 马克·吕布至少出版过三本和中国有关的画 册，均未见中文版，但他的作品多次在国内 展出，亦有展览图录，近年还出版了一套5册 的《东方印象》（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2 年9月），几乎与法文版同时推出，其中一册 内容是中国，收录了几十张拍摄于1957年的 照片。这组照片现在正在上海田子坊的比极 影像画廊展出。 B r u n o B a r b e y 在 中 国 名 气 稍 逊 ， 但 比 极 画 廊 也 推 出 过 名 为“ C h i n a i n Kodakchrome”的个展，展出内容为他1973 年随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期间拍摄的彩色作 品。 接近视觉艺术的最佳方式是看展览，这 样的机会对中国读者而言少之又少，画册是 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同样难得。西文摄影 画册开本大，印刷精良，印数通常很少，所以 价格高昂。国内的公共图书馆普遍缺乏购藏 西文画册的意识。这与中国艺术教育的低水 平互为因果，两者互相放大，终于使中国在 视觉上呈现出空前惊人的粗鄙。现状如此， 出版界的工作虽然是杯水车薪，但也不无小 补。虽然中文版摄影画册的翻译质量经常受 到诟病，但印刷效果尚可，价格一般只有原版 的五分之一。对受限于财力和购买渠道的普 通读者而言，的确是不可多得的替代。 图为布列松在1958年拍摄的中国影像 12 书评 B O O K V IE W 在查尔斯·蒂利的《社会运动，1768— 2 0 0 4》（胡位钧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一书中，以WUNC，即现代社运剧目 的四个要素为特征，这位社运理论大师将 社运视界的起点设定在了1768年的伦敦。 1768年的四月，一场以支持议员威尔克斯 为抗议诉求、围绕煤炭进出口、丝织业工 资等问题、大范围卷入了码头工人、矿工、 丝织工艺以及码头商人等群体的运动爆发 了。因为此次起点性运动所具有的创新意 义上的团结和抗争剧目，蒂利排除了此前两 个世纪之久的欧洲宗教运动，尽管蒂利认 为这些宗教运动中也能发现各种单独的社 运剧目，如结社、集会、游行以及其他政治 行动等。 马克思甚至也有类似的对16、17世纪 欧洲宗教运动的偏见。对他来说，只有无 产阶级运动才是第一次代表多数利益的自 觉运动，而历史上的抗争都只是少数人的 或者代表少数人利益的运动。因为对蒂利 或者马克思来说，只有工业革命似乎才是 理解现代社会运动发生的条件。以1525年 的德国农民战争为例，虽然恩格斯誉之为 “德意志人民最壮观的革命之举”，但是， 这一运动的革命性至今仍处在史学或者社 运史的迷雾之中。 这一背景下，彼得·布瑞克的《1525年 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一书，虽 然最早出版于1975年，但是在今天看来，不 仅仍然不过时，对于重新发现社会运动的 历史有着崭新的贡献，而且，对于更深地认 识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历史意义、甚至今 天的社会运动和革命都有着极大的启发。 彼得·布瑞克，是瑞士伯尔尼大学的 德国历史学家。他的这本著作，针对兰克所 代表的观点，即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只 是一场“自发事件”，也针对弗朗茨等人的 基于“领主主权”的假说，而非基于经济或 者宗教的原因。这些观点都割裂了路德的 宗教改革与这场农民运动的关联，大大贬 1525年革命的新透视 —古早的社会运动 特约撰稿人 吴强 （北京，qiangwu.de@gmail.com） 13 书评 B O O K V IE W 低了农民运动的自觉性，也扭曲了新教革 命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后者，马丁·路德发 起的宗教改革，仅仅在1517年《95条论纲》 发布后的第八年就引发如此大规模的堪称 一场多数人的反抗运动，就足以表明新教 改革的冲击力度以及在随后数个世纪对现 代性建设的革命贡献。可惜这一点，至今， 在中国的知识界仍未有充分认识，最多停 留在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 精神》的层面，而忽略了新教改革至今仍具 备的社会革命意义。即使在社运的经验层 面，包括最新的阿拉伯之春在内，我们都能 从这场大约50 0年前发生的农民运动身上 找到许多相似性和启发。 在 这 场 伟 大 的 运 动 中，最 引 人 注目 也是最具革命性的标志，是所谓《十二条 款》。这份从1525年初迅速传遍德意志各 地的请愿书，在布瑞克看来，是“集怨情陈 述、改革提纲和政治宣言三者为一体的文 献”，在动员大众的效果上取得了惊人的成 功。我们知道，在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国 家，即使在当代社会的政治动员中，一些宪 章性宣言也往往流于空洞，而这份最初由 上施瓦本农民汇集起来的怨情请愿书，却 有着非常具体的诉求，有关社区牧师任免 权利、废除什一税、农民的自由渔猎权利、 减轻劳役、废除死亡税、公地权利等等，集 中反映了当时农民所受的直接经济压迫， 指向了作 为 任 意 剥夺 者的 贵族和 教士 阶 级。而请愿这种形式，从此以后，便成为一 个最为经典的社运剧目，任何统治者都不 敢轻易剥夺公民的请愿权，而请愿这个政 治行动本身却包含着结社和表达这两种基 《1525年革命： 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 彼得·布瑞克 著 陈海珠 等 译 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 图为 C harles T illy 14 书评 B O O K V IE W 本的自由，最终扩展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 是现代社会运动得以可能的起点。上施瓦 本的农民也正是通过请愿这一方式，最终 扩散到几乎德意志全境，并且得到许多城 市市民的支持，变成无产阶级运动之前一 次真正的多数运动。 更重要的，《十二条款》其中一条是， 明确提出废除农奴制，这一点被布瑞克称 之为真正的革命性条款，标志着这场运动 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要求进行彻底的社区 改造。而革命的力量来自哪里？布瑞克的 答案再清楚不过了，是马丁·路德1517年的 《95论纲》。换句话说，虽然《十二条款》 的大部分都是具体的怨情诉求，针对着封 建主义，包括领地化运动和教会引入的罗 马法体系对德意志习惯法和传统契约的破 坏，更不用说教会本身的骄奢淫逸和巧取 豪夺、贵族的任意侵犯对当时的农业秩序 所造成的破坏性危机；但重要的是，《十二 条款》要求以圣经为本，主张农民有权按 照圣经，拒绝所有不符 合圣经的义务。也 就是说，通过圣经，农民们自我赋权而得 到了反抗的合法性，并且以圣经作为“神 法”——一种新的法律原则，获得了爆炸性 的革命力量。 在布瑞克看来，圣经作为德国农民的 神法，具有三种潜在的动力：任何要求只要 能从圣经中找到依据就是合理的；消除了 农民和市民的障碍，在福音基础上可能结 成政治联盟；将来的政治秩序从此成为一 个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布瑞克注意到，一 旦农民认可神法，便不再以消除具体苦难为 目标，而是争取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而这三 种动力依次展开，既反映了农民运动发展 的三个阶段，也符合社会运动的顺序：抗议 发起、扩散和联盟、占领城市并成立自治自 治机构。事实上，当人们都在讨论革命的时 候，革命便发生了；然后，当各地农民揭竿 而起，多数城市的市民特别是城郊市民都 采取了主动合作或者加入联盟的方式，然 后夺取政权。而根本上，是福音主义构成整 个1525年农民运动的精神和价值基础，将 农民对封建主义的不满普遍化了，农民运 动转而成为一场福音主义对抗封建主义的 革命。自1525以降，人类社会的革命就变成 了一场围绕意识形态的战争，围绕各种普 遍主义或曰普世主义的观念竞争。 马丁·路德的福音主义宗教改革运动 自然功莫大焉。在“劝告和平：对上施瓦本 农民的十二条款的回复”一文中，路德曾经 表达了对农民的颠覆性权力的坚定支持。 而随着运动的发展，路德开始小心地从他 最初的立场退缩，很大程度与当时的教会 和贵族内部普遍视路德为农民运动的支持 者的态度有关。路德其时尚未根本摆脱教 会体制的束缚，而且仍然尊重世俗权威， 他所关心的是拯救，而非政治改革。不过， 这并不妨碍这场运动与他所发动的宗教改 革的联系，因为他启发了许多追随者，而这 些追随者远较他更为激进，如闵采尔、盖 斯麦尔和茨温格利等作为革命神学的布道 人。在福音主义的旗帜下，他们煽动、组织 和领导着各地的革命，动员的结果，是产生 了一次“普通人的起义”。当然，在路德后 来的批评中，这种激进主义被称作撒旦的 事功。然而，直至今天，这种依赖普通人、 15 书评 B O O K V IE W 对普通人进行“转化”的动员方式，仍然属 于社运的激进主义手段，堪称新教模式的 精髓，甚至影响改造了佛教，19世纪末期天 主教开始的新托马斯主义改革也同样转向 对普通人的重视。 所谓普通人，在16世纪的德意志，在城 市里被用来指称那些没有资格进入参议院 的社会群体，也包括不具有公民权的下层 市民，如雇工、奴仆等。布瑞克对这一概念 性群体的重视，反映了这次农民运动的性 质，即，由农民和矿工组成的领地城镇的 居民以及帝国城镇里无法担任公职的人， 在起义之前，他们集成了“国家最底层的 器官”，却得不到政治的承认。而路德和闵 采尔都将世俗分为信仰基督的和不信仰基 督的，意味着普通人即平信徒(layman，居 士)，这和路德对平信徒的重视是一致的， 普通人可以出任任何神职。1525年各地的 请愿书中，普 通人、平信徒 便 成 为革命的 主体，一个发不出声音的“非分之分”的群 体，现在要请愿，反抗所有的贵族和修士 阶级。当一个普遍的、多数的、被压迫的群 体，也就是普通人被动员起来，1525年的农 民革命便算得上一场多数人的运动。 对托马斯·闵采 尔来说，他的主要贡 献，正是如何将这些普通人动员起来。这 个一度被妖魔化的名字，在早先戚默曼研 究德国农民战争的经典史学著述里，还被 猜测为《十二条款》的可能撰写人，尽管我 们现在知道另有其人(A. Goetze)，但是不 可否认闵采尔的文字风格和活动区域都和 《十二条款》高度吻合。他不仅身体力行地 图为反映德国农民战争的画作 16 书评 B O O K V IE W 用德语布道、宣讲圣经、煽动革命，还以远 较路德激进的圣灵神学，即再洗礼派和圣 灵派为主体，对运动“普遍化”作出贡献。 他的成就主要包含两方面：一，他虽然仰慕 路德，却以比路德更为激进的神学理念， 即人们只有通过十字架的痛苦经历才能回 到基督那里，宣导必须根除暴政，通过免 受外部世界之害的内向信仰来毁灭暴政以 迎接基督的回归，也就是革命神学。 其二，闵采尔主张“万物公有”，倡导 公共利益。公共利益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中 世纪晚期的德国南部，到1525年则被称为 “基督徒的公共利益”，被排斥的普通人通 过公共利益第一次获得了限制贵族和修士 们的私利的现实空间。直到今天，我们知 道，公共利益仍然是德国法律和政治生活 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 而闵采尔虽然是在被俘后、临被处决 前写下“万物公有”的供述，作为对公共利 益的最后阐释，但是，他和其他农民革命 领袖，如胡布迈尔、盖斯麦尔等等，在整个 革命期间所做的，某种意义上都是对此种 团结普通人的公共利益的尝试性建构，尤 其是为团结各地农民和市民的“基督教联 盟”进行组织和制度的建设。布瑞克特别 注意到了他们所发起或倡导的基督徒兄弟 会、等级议会、领地大会、以及各式的领地 宪法、宪章草案等，试图以共产主义的、社 区-民主的、或者共和的和神权的早期现代 国家模式或彻底的基督教国家模式来取代 封建主义的统治。公共利益因此和福音主 义一并成为布瑞克这本著作中最为倚重的 一对概念，也是1525年农民战争最为革命 性的贡献。 不仅如此。在新近去世的英国马克思 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的《原始的叛乱》 一书中，16世纪德意志遗存下来的这些宗 教运动、结社等等正是共产主义的起源。 当这些古老的革命孑存，如同更为古老的 “鞋 会”在15 25 年 革命前夕所 起 到 的 普 遍 的、巨 大 的认同作用，一 个“日耳曼 大 众社”在19 世纪初所孕育的“亡命之徒联 盟”转化为“正义者联盟”后催生了“共产 主义者联盟”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 应运而生。整个人类社会又开始了一轮新 的革命。 17 书评 B O O K V IE W 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时侵华日军犯下 的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反人道罪行。从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开始屠城之 日起，便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和严厉 谴责，其后也始终不绝。如1938年2月11日， 《大公报》社论《关于敌军纪律问题之本 质》指出： 此次南京等处杀戮奸淫，是人类历史 上可耻可悲的一页，而日本军阀的本质本是 无限的侵略，而其侵略手段就是这样淫杀 焚抢。全世界白人及一般有色人种，都要认 定这是人类共同之大敌。赶紧全世界精神 动员起来，以公论之权威，使日本善良人民 觉悟，使残暴的军阀受到制裁。 但是，由于战时军部的新闻出版审查等 原因，普通日本国民知道“南京事件” 0１已 经是在太平洋战争之后，而多少了解事件发 生的原因和过程，则要到战后。那么，日本 人究竟是如何认识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呢？ 本文并不讨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本身， 而拟对日本社会和普通日本人的南京大屠 杀历史认识的变化轨迹做一番大致的梳理， 以期凸现这种变化背后社会思潮与国民心 态的走势。 尼采尝言，历史不外乎分三种：纪念碑 式的、古董式的和批判式的。他的意思是 说，历史从来不断地在被人改写。现代史学 者、日本大学教授秦郁彦据此认为，日国内 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亦分三派：体制派、反 体制派及“夹在两派中间的，试图以彻底的 实证来进行研究的、被认为是‘古董式’的 历史家”。 02秦本人，就是这一派的代表性 学者。虽然其观点，是比较典型的所谓“自 由主义史观”，不无把历史相对化的危险。 日本人如何认识南京大屠杀 特约撰稿人 刘柠 （北京，postdadaist@gmail.com） 0１日本现代史对南京大屠杀的称谓。下同。 02秦郁彦『昭和史の謎を追う』（上）（文芸春秋、1999年12月）、176頁。 18 书评 B O O K V IE W 但从本质上说，任何历史归根结底是一种历 史叙事，日本国内的南京大屠杀争论史，确 实是一部执政党与在野党（所谓“与野”之 争）、保守与革新（所谓“保革”之争）的斗 争史，无往不受制于冷战意识形态及中日关 系的角力。 从战时到东京审判： 不争论 众所周知，二战时的日本，由军部铺设 了极其严苛的新闻出版检查网，密如裹尸 布。对军人的暴行，其实政府和军部高层均 曾获悉有关情报，是知情的。作为前线最高 指挥官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 被解职、撤换回国其实也与此有关。松井在 回国前对部属训话时，难掩悲愤地说：“进 入南京城时心情是自豪的，第二天的追悼 会上，心情也还是自豪的，今天却是满腔悲 愤。因为这五十天里发生了许多犯大忌的 事件。这些事件大大损毁了阵亡将士的功 勋，我们何以面对英灵们。” 0１对所发生 的一切，显然一清二楚。但松井并未被进一 步追究责任，连撤职的事实也未对国民公 开——政府和军部顾及国际影响，封杀了有 关“南京事件”的所有报道。 不仅如此。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决 定接受《波茨坦宣言》精神，向盟军投降。 因《宣言》宣称：“包括虐待我们俘虏的人， 所有战犯必须受到严厉惩罚”，政府和军部 意识到将会被追究战争责任，做出的第一个 “自选动作”，就是销毁一切证据。据学者 吉田裕在《战败前后公文的烧毁与藏匿》中 回忆： 从陆海军中央机关、政府各省厅，到市 町村公所，都被命令烧毁与军事有关的文 件。最彻底的是陆军，参谋本部总务课长及 陆军高级副官，均向所有陆军部队下达了烧 毁机密文件档案的命令。宪兵司令部在8月 14、15日两天，直到8月20日，向各宪兵队下 达了烧毁秘密文件档案的指示，烧毁工作安 排得极其周密。军部向各报社施加压力，要 求烧毁与战争相关的所有文字和照片。 首当其冲的，是与“南京事件”有关的 文档。据历史学者、宇都宫大学教 授笠原 十九司说，他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曾亲眼看 到只剩下封面的记录南京屠杀的文书，“里 0１转引自《饭沼守日记》，文收入《南京战史资料集》（偕行社，1989年）。 日本签署投降时之情景 19 书评 B O O K V IE W 面有关内容部分均被烧毁或隐藏了”。这也 给后来的复原事件原貌，尤其是死亡人数 调查工作带来了巨大障碍。而最直接的损 失，便是在东京审判上，因缺乏公文档案和 私人战地日记等一手资料，对“南京事件” 的司法审理不得不依赖受害者的证言和书 面材料，其中不免掺杂个人的主观性夸张成 分，客观上也留下了日后南京大屠杀否定论 的隐患，从而构成了一部分日本人在思想意 识上接受否定论的主要成因。 但另一方面，这种状况也有对日方不利 的一面。由于军部首脑和政府领导人被推上 被告席，如果出庭作证者是日本人话，无疑 会被贴上“利敌、叛徒”、“出卖自己人”等 标签。因此，日人即使被迫出庭，也多证明 没发生过大规模杀戮，即所谓的“南京大屠 杀”，松井等被告均不在现场、无责任等。 除此之外，日方便拿不出任何可资轻减“南 京事件”惨烈程度的有效证据。其结果，东 京审判便基本以中方受害者单方面的证词、 证据为主体来认定事实，并直接反映到判决 书中。 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1946 年1月，由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公布）和 直接证据法，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的指控主 要有三项罪名：反和平罪、一般战争罪和反 人道罪。就南京大屠杀而言（所谓“南京暴 虐事件”），则被认为适用于后两者：一般战 争罪，是指违反中日两国都加盟的国际《海 牙陆战法规》，是对命令屠杀俘虏、投降军 人和普通市民及不履行阻止义务（不作为） 者的责任追究；反人道罪则是对杀害非战斗 人员罪行的追究，依据是此前审判纳粹德国 战犯的《纽伦堡审判条例》。在整个东京审 判过程中，出庭证人共四十余位，其中四分 之一是为“南京事件”受法庭传唤的，足见 公诉方对“南京暴虐事件”的重视程度。 在东京审判上，被公诉方 指控、当为 “南京暴虐事件”承担责任的甲级战犯嫌 疑 者有三人：松井石根、广田弘毅（前 首 相）和武藤章（前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 最终被判有罪、处以绞刑的是松井石根和 广田弘毅，武藤章被认定无罪。最大的焦 点是遇难者人数的认定。与此同时，在南 京审判（中国国民政府战犯军事法庭）上， 作为乙丙级战犯被告，谷寿夫（前第六师团 长）、田中军吉（前第六师团中队长）和向 井敏明、野田毅（二人均为第十六师团步兵 第九连队尉官）四人被判决有罪，并执行了 死刑。而为南京审判的公诉方所认定的—— “至少有30万人，在南京被日军部队集体屠 杀，或一个一个地被惨杀”——无疑构成了 东京审判上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认定的 主要依据。虽然在东京审判中，中国检察官 也曾提出过“43万”的数字，但法庭最终采 信的数字是“20万以上”。而涉及松井石根 个人的反人道罪行，则认定为“10万余人被 杀害”、“数千名妇女被强奸”。 在海量的受害者证词、证据面前，东京 审判军事法庭认定“大屠杀”的事实几乎没 有任何困难，连一向质疑东京审判的法理依 据（所谓“事后法”），主张被告个人无罪， 并为自己的主张写下25万言书（《帕尔判决 书》，共1235页）的印度代表拉达比诺德·帕 尔法官也不否认屠杀的事实，争议只在于 “事件”的规模大小。其中，比较有代表性 20 书评 B O O K V IE W 的辩方立论是所谓“20万人口说”：即日军 占领南京前，南京市人口是20万人。如果没 全部杀光的话，就等于没有屠杀20万——这 也成了日后大屠杀否定派的主要依据。 但是，东京审判毕竟是由美国占领军 主导的政治审判，日本纵然在一些技术层 面问题上，持不同的认识、主张，在法庭上 抗辩，但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性质与事实本 身，是接受了法庭判决结果的。况且，争论 也要有争论的实力。而处于被占领状态的 日本，就算骨子里真的抱有不同看法的话， 想要争出个所以然来也难。可另一方面，对 美国来说，原本想把东京审判作为对“日 本人再教育”的一环，以推进对日非军 事化、民主化改造。但甫一开庭，铁幕骤然 落下，冷战急剧升温，日本作为东亚的“桥 头堡”，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再次凸显。于 是，彻底追究战争责任的热情让位于应对 冷战的现实考量——日本的重新武装和反 共国家化成为当务之急，美国从最初的踌 躇满志到后来的首鼠两端，其“华丽转身” 不可谓不快。而这种政 策转型的结果，便 是原本考虑用于“再教育”之道具的、包括 “南京事件”在内的东京审判的史料、档 案迟迟不予公开，至今仍未能进入公共传 媒视野。这恐怕是南京大屠杀未能成为日 本的“国民记忆”，进而转化为日后“否定 论”、“幻影论”酝酿、发酵的社会心理基 础的一个重要成因。 但不争论归不争论，彼时，“否定论”既 未成形，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叙事和文学 表现尚未成为禁忌。战时，作家石川达三因 小说《活着的士兵》“记述了皇军士兵对非 战斗人员的杀戮、掠夺及军纪散漫的状况， 扰乱了安宁秩序”，遭到军部处罚，连载被 迫中止。但甫一“终战”，1945年底，便由河 出书房出版，发行5万册，大畅其销；东京 审判前后，还出版过有关日、美外交官的回 忆录（如石射猪太郎的《外交官的一生》、 约瑟夫·格鲁的《使日十年》等），均记录 右起：朝香宫鸠彦、松井石根、长谷川清， 1937 年 12 月 18 日，南京 21 书评 B O O K V IE W 了“南京事件”；50年代，作家三岛由纪夫 写过以“南京事件”为主题的短篇小说《牡 丹》（发表于《文艺》1955年7月号），堀田善 卫写过同样题材的小说《时间》（新潮社， 1955年）。就是说，在彼时的新闻出版界，报 道、表现“南京事件”，并不是禁忌。不仅不 是禁忌，而且是一种政治正确。状况为之一 变是在1955年之后。 从“55年体制”到60年代： 封杀与斗争 1955年，是日本当代史的分水岭。2月， 在众议院总选举中，社会党左派大幅跃升， 人气鼎盛；10月，一度处于分裂状态的社会 党左右派走向联合，成为在国会中举足轻 重的政治力量。为对抗社会党所主导的左翼 “革新”势力的急速抬头，11月，两个保守政 党自由党和民主党实现“保守”，合并 结成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至此，出现 自民党坐庄、社会党成最大在野党的构图并 一直维系到“泡沫经济”崩溃——此乃“55 年体制”的由来。 这一时期，是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期。 在“55年体制”的庇护下，以自民党右翼为 代表的“中道保守”路线畅行无阻，经济增 长制造了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冷战“桥头 堡”的地缘战略定位给主流社会的文化、意 识形态打上了“反共、保守”的标签。 这种气候带来的头一个变化，反映在 教科书问题上。战后，日本汲取战前的教 训，制定了民主主义价值取向的《教育基 本法》。从1949年开始，把教科书的编纂工 作交给了民间。虽然仍存在教科书审定制 度，但审查的对象主要不是内容，而是书中 的错别字等编辑错误和数据错误。但随着 朝鲜战争的爆发，意识形态日益保守化。 1955年以前，无论是民间出版社发行的初 高中历史教科书，还是文部省发行的《日本 历史》课本中，都有关于“南京暴行事件” 的记载。但是，1955年，当时的民主党开始 攻击历史教科书的“偏向”；翌年，文部省 内出台了所谓“教科书调查官制度”，公然 干预内容和相关表达的“尺度”，如把参加 朝鲜“三·一”运动的活动分子定位为“暴 徒”，“侵略”改为“进入”、“进出”等，乃 至多数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对“南京事件” 的记述只能停留于所谓“南京攻略”的表 达，对屠杀、强奸等暴行完全不能涉及（如 大 阪书籍19 5 5 年版、东京书籍19 6 4 年版 22 书评 B O O K V IE W 等），被当时的左派“革新”舆论斥为“文部 省史观”，史称第一次教科书问题。 19 62年，历史学者、东京教育大学教 授家永三郎主编的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 （三省堂版）因在对“南京事件”的表述上 使用了“南京大屠杀”（Atrocity）的措辞， 被认为“对战争的表现过于阴暗”，而未能 通过文部省当年度的审定。虽然后经过修 改，通过了翌年度的审定，但家永以“因文 部大臣的措施，使个人遭受了精神上的损 害”为由把文部省告上法庭，要求国家赔 偿，展开了个人对国家的旷日持久的诉讼拉 锯战。 整个60年代，包括家永三郎在内的一 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和主流意 识形态展开了韧性的斗争。虽然整体氛围 比较压抑，但仍可见筚路蓝缕的努力和艰难 的推进。如权威的《亚洲历史事典》（十卷 本，平凡社，1961年），在“南京事件”的词条 下，有多达7行的描述；《每日新闻》记者五 岛广作的《南京作战的真相》（东京情报社， 1966年），历史学者、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 雄的《近代战史之谜》（人物往来社，1967 年）等著作，均对“南京事件”公然冠以“南 京大屠杀”的称谓，对那段历史做了较为详 尽的记述。 但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使日本恢复了 自信，战争历史记忆逐渐淡化，一些右翼学 者在保守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开始否定东 京审判，如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正·续）（番町书房，1964、1965年），斗争 日益表面化。 70年代： 左右对决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闪电访问 北京。中美的急速接近，被日本当成“越顶 外交”，深受刺激，遂奋起直追，后来居上， 于当年9月率先与中国建交。在《中日联合声 明》中，中方明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 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而日 本方面则“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 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中日终于两国结束了长期以来的“不正常 状态”，化干戈为玉帛。随着对华经贸、文化 往来的频仍化，战争责任问题再度浮出舆论 “水面”，成为知识界热议的焦点。 参与 “ 百人斩 ” 的日本军官向井敏明被执行死刑时之情景 23 书评 B O O K V IE W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左派舆论重镇 《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赴中国内地采 访。调查报告先在报纸上连载，后结集出 版，即《中国之旅》（朝日新闻出版社，1972 年）。这部赫赫有名的非虚构作品，以冷峻 的新闻专业主义笔法，曝光了日军在中国大 陆犯下的累累罪行：平顶山事件、活体细菌 实验、鞍山菱镁矿的万人坑、强虏劳工、三 光政策，等等；关于“南京事件”，记者用两 天的时间采访了四位受害者，听他们讲述当 时的惨状……如此活生生的新闻调查，令沉 浸于战后消费主义文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的读者心灵受到巨大冲击。接下来，本多 胜一又连续推出了两部“南京事件”题材的 著作，进一步揭露日本的国家犯罪，带动了 一个新闻出版界的“南京热”。一时间，主 流媒体和坊间出现了许多标题或书名中带 有“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和书籍，十分醒目、 刺激，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但与此同时，南京大屠杀否定论也日益 升温。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出版后，因 其中记述了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 尉在南京的“百人斩”竞赛，一位名叫铃木 明的右翼作家写了一本书《“南京大屠杀” 的幻影》（文艺春秋社，1973年），公然为这 两位在南京审判中作为乙丙级战犯被处刑 的杀人凶手鸣冤叫屈，声称以所谓“百人 斩”为象征的“南京大屠杀”本身即为“幻 影”，是彻头彻尾的虚构。书甫一出版，颇 有市场，居然获得了大宅壮一非虚构文学奖 （第四届）。后来，还怂恿两位战犯的后代 兴起了一场名誉权诉讼的闹剧。其目的，一 是颠覆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民主主义价值， 二是试图让民众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出 现的、要求检证日本侵略及加害历史的动向 产生抵触和反感。因右翼也有自己的政治势 力和舆论阵地，其理论主张也能得到有效 的放大、传播，曾几何时还吞吞吐吐、半遮半 掩的“否定论”开始坐大，且日益体系化。至 此，自由主义和右翼保守两种截然对立的思 潮展开正面对决，彼此动静都不小。 这种对峙局面，胜负姑且不论，其所带 来的一个客观正面效果，是对“南京事件” 的“脱敏”：从70年代初开始，“南京事件” 逐渐溢出政界和历史学界的场域，成为日本 民众广为知晓的事实和大众传媒上公开讨 论的话题。中小学教科书的记述已不在话 下，“南京大屠杀”的特定称谓也不复是禁 忌，常见诸于各种学术刊物和公共媒体，成 为与“南京事件”并行混用的历史名词。 80年代： “南京大屠杀”大论战 80年代，总体上，是中日关系的“蜜月” 期，但同时也出现了教科书问题、日本政要 靖国参拜等政治波折。尤其是80年代初的历 史教科书问题，发展成两国间的外交事件， 反而刺激了中国沉睡已久的南京大屠杀历 史记忆的苏醒。1985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全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为邓小平亲笔题词）竣工落成，“遇难者 300000”——以中日英三种文字刻在纪念 墙上。围绕大屠杀和死亡人数问题，日本社 会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 24 书评 B O O K V IE W 大致说来，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 即如本文开头所介绍过的——历史学者秦 郁彦话语中的所谓“体制派”、“反体制派” 及“夹在两派中间的，试图以彻底的实证来 进行研究的‘古董式’的历史家”。用比较 通俗的表述的话，则是“虐杀派”（“反体制 派”）、“中间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