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四 东北三江流域史研究中三姓情结9页

附录四 东北三江流域史研究中三姓情结 有清一代，自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后，就一直在祖源问题上纠结。从最初军事动员的需要，努尔哈赤否认明朝对建州女真统治的历史。到为了体现皇权正统和消除反清思想，皇太极确定满洲族名，否认与女真的族属承袭关系。再到为了体现狭隘的民族优越感，借用传说，编造世袭。最终以《钦定满洲源流考》、《盛京通志》、《满洲实录》等皇帝御批的书籍确定了满洲源流的皇家定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到，有清一代所有学术都成了政治婢女、统治工具，更是思想的枷锁，祖源问题不过是一支红杏而已。在这种氛围下，中华民族文化陷入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窘境，长期停滞不前，衍生出严重的后果。 按照当今的价值观念和学术成果评判满清夺得皇权和统国治民的过程，并不像文艺那么美好。以军事劫掠起家的满清王朝并没有吸取对手败亡的教训，而是变本加厉地实施民族隔离、政治昏庸、经济虚华、文化禁锢的统治政策，以满足少数人的穷奢极欲。这种自断筋脉的国家机制最终导致闭关锁国、积贫积弱，成为列强刀下俎上的鱼肉，造成中国百年屈辱。虽然中国人民用血肉抗争，重新获得了国家民族独立解放。但是满清三百年统治下形成的腐朽没落思想仍残存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进步。在文化层面现为打着发扬国学、捍卫话语权的旗号，自觉不自觉地为满清招魂。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在当今研究东北三江流域历史时，三姓这个词已然成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在历史上水患不断、不宜生存的弹丸之地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魔力呢？其根源就在于满源传说中始祖布库里雍顺所居俄朵里城及其后世延续斡朵里万户。俄朵里城的地望存在很多争议。满清皇家认为在马大屯。满祖定三姓之乱，康熙筑三姓城、雍正立三姓副都统，可见皇家对三姓的认可。 有人认为三姓源自赫哲传说，这只是一种后人的附会。元末明初，兀狄哈部落就开始以姓氏个数命名。之后，出现了三姓、五姓、七姓野人，甚至九姓野人，其居地不定。努尔哈赤征服虎尔哈部后，赫哲人较大的部落均被迁徙，零散人口遍及松花江下游两岸。所谓的克宜克勒、努雅勒、祜什哈哩三姓是筑城后才聚居的。三姓地方协领衙门显然是指共雍顺为主的三姓部落。建州左卫则是努尔哈赤起家的部族，因为其先源移阑豆漫中斡朵里万户的原因，与三姓产生了联系。 皇家行政和文化手段双管齐下，学者只能随波逐流，官云亦云，再加上一些投机的御用文人和流放的官员士人，为了非学术目的添油加醋，满洲祖源三姓说俨然成为公论。不可否认有清一代，三姓是三江流域的核心。但当时对三姓历史研究源于政治需要，仅限于俄朵里城和斡朵里万户府。在满清的东北历史学术体系中，三姓远远逊色于赫图阿拉、盛京、宁古塔、吉林乌拉，对三江区域史并没有产生根本的影响。但其研究的和过程却为后世留下也影响极为恶劣的援例。 清末民初，日俄对东北领土虎视眈眈，一些爱国学者摆脱了政治羁绊，对东北史开始进行学术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九一八事变前后，这种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有力地驳斥了日本学者东北是化外之地的歪理邪说。但是这些研究都是基于中国历朝历代东北居民与统治民族的渊源和朝廷对东北地区实施有效管理这些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受时代限制仍然大量沿用满清的官方说法。新中国建立后，东北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文献整理和文物考古都有了质的飞跃，为科学客观研究东北史奠定了物质基础。 随着东北史研究的深入，研究区域不断细化，学术流派不断涌现，各种争议频出。特别是因为三江流域民治设立太晚，文献记载零星简略、支离破碎，学术研究十分困难。在一些关键节点上不得不以推理代替考据，造成了各种观点言之有理、难以定论的尴尬局面。相比之下，三姓在有清一代管辖松花江两岸，是三江平原的中心城市，其历史传承和文化底蕴相比之下有着明显的优势。再加上赫哲文化、满族文化研究的兴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尤其是依兰县委、县政府对本区域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研究开发工作的重视和依兰人家乡自豪感，积极推动了三江流域历史文化研究，促使三姓重要文化符号。这些辛勤努力、工作业绩必须得到肯定。 在三姓研究中，因自身历史的特殊性，满清的史观和观点被大量引用。特别是对地方的溢美之词，不论正误全盘接受。三姓中心论慢慢超出了清代的范围，波及到整个三江流域文明传承，又反向否认满清的官方定论，让人无所适从。一部分文史爱好者谈论三江，言必三姓，出现了一些非学术的情绪化倾向。一些学者也因各种原因推波助澜，进而形成了三江流域历史文化研究的三姓情结。 当今，关于三姓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难以概述。2010年10月建成的依兰历史文化长廊是三姓情结的集中体现。中心楹联“史载肃慎邑娄勿吉靺鞨女真满州知演进 文传商秦汉魏隋唐宋辽金元明清觉洞开”应为长廊总领，在各个主题浮雕得以贯穿，其逻辑关系应为反向推定，基调之高令人乍舌。 第一，三姓胜京。京，国都。有清一代称为京的地方有三处，赫图阿拉--兴京，沈阳—盛京，北京—京师。以京作为中心词，修饰词胜不论是做优美解，还是堪当、超过解均不符合事实。如果把京引申为一方都会的话，那么所谓胜京是文学语言，而不是史学语言。 第二，清祖肇兴。假使清皇家文献所说的都督、肇祖、原皇帝孟特穆就是猛哥帖木儿，那么皇太极追封的上七代孟特穆-充善-锡宝齐篇古-福满-觉昌安-塔克世-努尔哈赤显然有编造的嫌疑。《明实录》记载，董山（假定为充善）是猛哥帖木儿的次子。可查建州左卫都督沿袭顺序为猛哥帖木儿--董山--妥罗--脱原保。假使妥罗真有个未出仕的弟弟锡宝齐篇古，那么都督、兴祖、直皇帝福满除了皇太极推出的世系和清代的附会，任何文献无考，起码可以确定此人的都督之职为编造的。 而且满清皇家文献并没有明确孟特穆就是猛哥帖木儿，因为猛哥帖木儿的身上存在两个问题不符合皇太极遴选肇祖的。一是猛哥帖木儿显然是蒙古人的名字，不论是怎么得来的，都抹不去被元朝统治的印记。二是猛哥帖木儿先附朝鲜，后投明朝，并为明朝征战、戍边，最后为明朝招抚女真而被杀。但是作为建州女真的前身移阑豆漫另两位头人更不符合皇太极的标准。卜儿阏回迁托温江自然丧失了资格。而阿哈出这位建州女真真正的肇祖更不能得到满清的认同。 按文献考证，古论阿哈出从朝鲜逃到大宁城，将女儿嫁给燕王朱棣，并出兵参加靖难之役。为了报答阿哈出，明成祖登基后封古论女为皇妃，在改元的第一年，置建州卫，授阿哈出指挥使，赐名为李诚善，执行明朝招抚女真的政策，始有建州女真之名。在朝鲜阻挠招抚猛哥帖木儿时，阿哈出的特殊政治地位促使明成祖亲自敕谕：“东北面十一处人民二千余口，已皆准请，何惜猛哥贴木儿乎？猛哥贴木儿，皇后之亲也。遣人招来者，皇后之愿欲也。骨肉相见人之大伦也。朕夺汝土地，则请之可也，皇亲猛哥贴木儿，何关于汝乎？”（《李朝实录》太宗五年九月已酉）李氏朝鲜只得放人。永乐三年（1405年）正月，阿哈出主动将建州卫指挥使一职让给入朝的猛哥帖木儿，退居幕后任参政。同时其子释家奴担任建州卫指挥佥事，掌控火儿阿部。而猛哥帖木儿带领斡朵里部镇守中朝边界。永乐四年三月,释家奴升任建州卫指挥使，永乐八年八月,升为都指挥金事,赐姓名李显忠。永乐九年九月，明朝重置毛怜卫, 释家奴举荐二弟猛哥不花为指挥使。建州女真始终掌控在阿哈出一系。永乐十年（1412年）为了安排日益壮大的斡朵里部，增设建州左卫，任命猛哥帖木儿为指挥使。到猛哥帖木儿及长子被杀，其弟凡察、次子董山全部投奔释家奴之子建州卫指挥使李满住。正统七年，凡察、董山叔侄争印，左卫析出右卫。建州三卫正式形成，阿哈出一系仍是核心。 成化大屠杀导致阿哈出、猛哥帖木儿世系断档混乱。如果仅出于“王出正宗”考虑，阿哈出才是肇祖的当然人选。即使觉昌安-塔克世-努尔哈赤一系为建州左卫之人，也不影响尊建州女真肇基之人为祖源。阿哈出之所以没被皇太极选中，是因为“于虚出（阿哈出）,即帝三后父也。”（《李氏朝鲜实录》）。如果没有帝三后中的三字存在，皇太极就不会产生普通人眼中妾的概念。但史实无法改变，只好退而求其次，用一个模糊的孟特穆来抹杀自己认为不光辉的历史。 肇兴之说同样存疑。参照金国肇州的解释“旧出河店也。天会八年（1130年），以太祖兵胜辽，肇基王绩于此，遂建为州。”《金史•地理志》。从这个意义来说，满清肇兴之地应为赫图阿拉，而且满清皇家也确定其为兴京，而斡朵里万户府不具备任何竞争的基础。 第三、满祖故里。满祖无疑是指布库里雍顺。故里应为故乡，可指出生地，也可指一生定居时间最长的地方。按照所有布库里雍顺的传说考证，其出生地在布库里山、布库里湖。以山水为姓是东北少数民族的惯例，不足为奇。而这个山水满清皇家认为是长白山，学界具体考证为白头山天池。其长居地为“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元于其地置军民万户府，明初置建州卫。”（《清史稿•太祖本纪》）。毋庸讳言，斡朵里与俄朵里语音接近，在元置军民万户府也是史实。但接下来“明初置建州卫”，这与斡朵里并不搭界。再加上这本来就是个传说，只有其创作者才有最终解释权。相比之下鄂多里与俄朵里语音更接近。且不说从康熙开始，满清皇家将长白山当做龙脉，政治待遇超过中原五岳，鄂多里具体地望也被确定。《清史稿·地理志》载：“敦化县，清始祖居鄂多里城即此。”清史稿的作者赵尔巽是满清遗老，整个清史稿都贯穿着满清之风，这条记载不论正误，都代表着满清皇家的说法。也可以解释通“明置建州卫”的说法。虽然元代置军民万户府在史实上比较模糊，但考虑到“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不限于斡朵里、桃温等五万户的记载，鄂多里元置的“军民万户府”因为过于弱小平淡，或没有与朝廷直接发生关系，而被史家省略。这种可能性较之斡朵里“明初置建州卫”来说有本质的区别。三姓只是满清皇家单纯从布库里雍顺定“三姓之乱”着眼的，并未将其确定为满祖故里。 第四，元明驿站。元代由韦口铺通往奴儿干东征元帅府这条驿道，的确通过今依兰松花江左岸的区域（当时桃温万户府所辖）。元史载所设十三个马站、牛站有两站无考，伯帖木儿所设七个马站中一站无考，但是否设立站赤却没有明确记载。对照明代海西东水陆城站，这里有斡朵里和一半山的设置。但这并不能说明元代在此亦设站赤。斡朵里和一半山其位置均在江边，是水路的驿站，不可能是元代的陆路站赤。因为蒙古人是马背上的民族，交通以陆路为主，这条驿道也是城西辽金鹰路故道。胡帖干（通河大古洞村）至蛮赤兴（桃温古城）百里左右，在马的日程之内，不设站是可能的。反倒是在今巴彦、木兰东西三百里左右的距离里却没有一站，这与伯帖木儿从濠来仓追击捏怯烈到陈河，度其地置马站七明显不符。漏载的一站都应该在濠来仓，另一站也应在巴彦、木兰某地。 第五、二帝观天。在徽钦二帝圈禁地的问题上，一直存在这样一个逻辑，《金史》确定在胡里改路，宋史确定在五国城，因为三姓古城在金代胡里改路，因为三姓在宋、元、明、清四代文献中疑似或确认为五国头城，所以三姓古城是圈禁地，所以三姓古城就是五国城。这样一个并没有必然联系的推理过程很多人都奉若至理。但这在逻辑推理上就有明显的问题，因为无论如何，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跨度几千里的金代胡里改路还有其他城池的存在。另一方面五国城源于五国部，与五国头城是两个层面的概念。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用徽钦二帝圈禁地和五国城两个假设的前提相互认证。正确的推理应该是在没有五国城的前提下，确认圈禁地的地望，然后对照辽宋文献记载确定它是五国城。反之亦然。 当然，如果能够确认三姓古城是胡里改路唯一可以圈禁宋俘的地方，那么二帝在三姓观天是可以站住脚的。其推理过程应该是金史所载胡里改路确指三姓古城，或确指五国城。但这是不可能的。目前三姓古城一般认为是金代遗址，没有出土文物可以确认是沿用辽代的旧址，而五国城出现最晚也要在辽圣宗五国部结盟时期，而五国头城作为水路交通的中间环节出现在金初。基本可以确认三姓古城并非五国城。这在正文中也作了相关的叙述，不再重复。 另外一个就是胡里改的问题。张博泉先生考证，胡里改等于兀的改，最初是部族的称呼，汉意野人。渤海时期被称为忽汗河的牡丹江在《辽史》并没有名称，这是因为其在辽国征收贡赋和完颜部征服松花江下游乃至远东地区时，并非是主要通道。《金史•世纪》中胡里改江，也就是野人河，因胡里改部而得名。而胡里改路则同样是因为部族得名，并非因河得名。胡里改部族聚居区都在胡里改路辖下，与是否靠近胡里改江无任何关系。就像辽河因处于辽国而得名，不靠近辽河的黄龙府也是辽国的国土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城子、桦川古城、富锦古城都比三姓古城作为路治有竞争力。也就是说三姓与胡里改路的联系就是其辖下的一个普通的地方而已。至于三姓古城不具备圈禁宋俘物质条件这个问题正文也做了叙述，也不再重复。 第六、金祖故里。金祖没有任何争论，确指函普。六十岁（折算为三十岁）从高丽来到仆干水之涯，因为没有明确其出生地，其故里应该是高丽某地。一般认为仆干水之涯是指牡丹江上游沿岸，这个说法自身就存在疑点。假如此说成立，仆干水之涯也与三姓古城崇山阻隔，相距千里。而且牡丹江下游是胡里改的领地，直到劾里钵时期还与完颜女真势不两立。函普怎么能在三姓生活过呢？所以，这个提法十分荒唐，看到后有一种齐人攫金的感想。 第七、五国头城。如果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指金国建立后的历史，这当然是成立的。但是如果作为政治概念，与五国部越里吉国或五国部节度使治所这些历史名词联系到一起，则是风马牛不相及。这在正文中也做了细致的叙述，在这里要特别提醒的是在辽金时期关于五国部和胡里改部不存在包含关系，是各成体系的部族，三姓古城不能得兼。取胡里改，虽然不能确指，但比五国城更为现实一些。 第八、开元建置。开元作为历史名词有三个解释：一是与改元不同，专指新国家建立，开国皇帝建元。二是唐玄宗年号（713—741年）。一般认为，约于公元815年（唐元和十年）前后，黑水都督府解体，渤海国在黑水靺鞨各部故地设立州府。三是地名，今辽宁开原，木华黎征辽东时始建。这些都与三姓没有一丝关联。如果把开元文学化理解为设立军事、民事管理机构，则不在史学讨论范围。 所谓建置是指德里镇和铁利府，源自日本学者。和田清认为，《唐会要》所记黑水靺鞨与渤海分界的“德理府”就是铁利部所在地, 并说“德理”就是“铁利”的异译。松井等人认为，《唐会要》所记德理是斡朵里的省称，渤海铁利府治所在明代斡朵里站。这种极其不负责任的猜测，遭到了中国东北史学者的一致反对。 《唐会要》卷96靺鞨条云:“今黑水靺鞨界，南与渤海德理府接。”贾耽《入边州四夷道里记》云:“渤海王城，城临忽汗海，…其北经德理镇，至南黑水靺鞨千里”渤海国既有德理府、德理镇的设置，黑水都督府解体，黑水靺鞨各部役属渤海。这里的黑水靺鞨应该专指黑水部，其位置在黑龙江左岸以北的地域，三姓在三江平原西南一隅，不可能与之搭界。张博泉先生认为，德理府、德理镇在伯力。 金毓黻《东北通史渤海国志长编》也将铁利部的地理位置比定在今伯力附近。先师张泰湘则认为：“渤海铁利府必靠海边，且距渤海之日本道(即栅城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省浑春县)不远。”《中国历史地图册东北地区资料汇编》将铁利部比定在今呼兰河上游南至松花江北岸之地。也就是今铁力为中心的区域。这个观点被大多数人认可。三种观点不同是对铁利部不同时期记载而产生的，与三姓毫无关联。 第九、古族中心。挹娄人居住的哈达洞岩穴难以担当古族中心的称谓，这是不言自明的。勿吉国乙力支从三姓出发到北魏朝贡，自于张博泉先生的观点。他认为，勿吉国直系是伯咄部和拂涅部，勿吉初期中心在拂涅部，后演变成蒲奴里部盆奴里国。但他把盆奴里国定在三姓，反推勿吉国中心在三姓，甚至五国城在三姓的结论，这段论证却不知证据在哪里。其学生程妮娜也表示过怀疑。 那么乙力支朝贡真的是从三姓出发的吗？《魏书·列传·勿吉》载：“乙力支称：初发其国，北船，溯难河西上，至太儿河，沉船于水，南出陆行，渡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北史》则载：“乙力支称：初发其国，乘船，溯难河西上，至太沵河，沈船于水。南出陆行，度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 难河为嫩江、太儿河或太沵河为洮儿河、洛孤水为西拉木伦河、和龙为辽宁朝阳，学界基本没有异议。区别共有三处，儿与沵、沉与沈通假，关键是北与乘。北指方向，有实质意义。乘在这个语境中为重复，原句与“船溯难河西上”表意等同，原句写法不为史家认同。但考虑到《魏书》是北齐天保二年（551年）魏收奉诏编撰，天保五年（554年）完成。而《北史》则是《魏书》、《北齐书》、《周书》的汇合删节本，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完成。北与乘应是《北史》照搬《魏书》时的笔误。 对照以上两段引文，可以确定乙力支从其国出发，向北进入嫩江，逆流向西来到洮儿河口，然后走陆路，渡过西拉木伦河，来到朝阳，最后到达平城（今山西大同）。乙力支的出发地在北流松花江岸边的伯咄部。乙力支除了贡献方物，还有一个更大的目的。乙力支“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其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遣乙力支奉使大国，请其可否。诏敕三国同是籓附，宜共和顺，勿相侵扰。”也就是说这个勿吉国与高丽接境。这都与同书记载的“其（勿吉）部类凡有七种：其一号粟末部，与高丽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丽；其二伯咄部，在粟末北，胜兵七千。” 同书载：“其四拂涅部，在伯咄东。”“胜兵并不过三千。”“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即古肃慎氏也。”拂涅部的位置、兵力、装备也不具备攻打高丽的条件。也就是说，乙力支其国应是粟末部与伯咄部的军事联盟，其出发地点应在伯咄部。这并不影响张博泉先生前半部分的判断，而且为其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另外就松花江航道考量，从三姓出发向北行进则是南辕北辙。《扶余县地方志》载：“扶余为勿吉—靺鞨的伯咄部居地。”而从伯都讷（吉林松原市）出发正北二十余公里即为三岔口，三岔口以上嫩江河道西偏北。考虑到太和十七年(493)，勿吉才灭掉夫余，太和初年时，勿吉可能更接近三岔口，暂忽略。另外从三姓出发，到洮儿河口要逆流一千二百余里。而三岔口到洮儿河口则一百二十余里，距离相差十倍。而且“又贡马五百匹。”就造船和航行技术而言，在火轮没有出现前，完成三姓到洮儿河口沿松花江逆行，文献没有过任何明确记载。在无机械动力时代，即使是十巡奴儿干的亦失哈也没有完成这个壮举。 当然，三姓情结的表现不胜枚举。作为主创人员，从热爱家乡、颂扬家乡的角度，寻找各家溢美之词作为依据，综合依兰历史文化长廊，这是人之常情。同时，文化与市场紧密的联系程度，也并不是个体所能扭转的。特别是当前，一些人在研究过程中，以史学面目出现，却跳出史学之外，用逻辑跳跃、文学夸张的手段进行论证、描述，形成高、飘、虚的观点，已达到先声夺人的效果。这种史研方法也不仅三姓情结一种，因而依兰历史文化长廊存在这些问题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历史文化不能等同于历史文学，客观、科学的标准不能缺失。在一些人的笔下，投机钻营、亡于内乱的猛哥帖木儿变成了民族英雄，勾结外族、烧杀劫掠的董山变成抗明英雄；金国疯狂的虐待俘虏变成了人道关怀，明朝宽厚为怀的招抚政策变成了阴谋诡计；非理性的仇杀变成了快意恩仇，残暴的统治变成了清明盛世。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只要能一鸣惊人，就可不论出处；只要能独树一帜，就可掩耳盗铃；只要能获取名利，就可不顾一切。在三姓情结不过是史研心理倾向具有代表性的一种，但其蔓延至广、声音之大已经开始曲解重大的历史事件，影响正常的学术研究，进而误导公众的价值取向，其害不可不谓之烈。 PAGE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