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

盛宣怀，字杏荪，号次沂、止叟，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今常州市）人。 他生于1844年11月4日，正是鸦片战争后《中英汇宁条约》、《中美望厦 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签订，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急剧的变 化之时。他死在1916年4月27日，终年73岁。这时民国成立，清朝已被推 翻。他的一生十分矛盾：一方面是清朝腐败封建统治的支持和维护者，反对 革命，曾做到邮传部尚书；另一方面，他又积极主张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 工商业，成为我国早期民族工商业的开创者之一。 一、出身封建官僚家庭 盛宣怀生长于一个封建官僚的家庭。他的祖父叫盛隆，出身举人，当过 浙江海宁州知州。他的父亲叫盛康，中过进士，曾以市政使衔当过湖北盐法 武昌道。盛康虽然出身进士，却很重视经世致用之学，编撰过《皇朝经世文 续编》一书。他在思想上还比较开明，比较注重研究和观察中国社会中的实 际问题，这对于盛宣怀的童年有很大的影响。 盛宣怀的父亲主要在湖北做官，所以盛宣怀在童年时，或随父母在湖北， 或随祖父母在常州家乡读书。太平天国革命进军江苏的时候，17岁的盛宣怀 正在家乡，先随祖父母避居苏北盐城的亲戚家，后来他父亲派人辗转将他们 接到湖北。 盛宣怀到了湖北后，他父亲正由湖北粮道改任武昌盐法道。湖北地处淮 北与四川两大产盐地之间，他父亲上任后，淮北与四川争夺湖北的市场激烈， 相持不下。盛宣怀从其父亲那里听到这个情况后，就私下草拟了一个将川、 淮盐业在湖北的销售统一的建议，交给了他父亲，得到他父亲的采纳，并按 他的建议报请上级批准后，很好地协调了川、淮两大产盐地在湖北销售的矛 盾。这说明盛宣怀从年轻时候就开始注意研究现实问题，显示了自己的才干。 他随父亲在湖北的五六年时间里，虽然也按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学习的方 法，系统地读了很多孔孟之道的书，作了应付科举考试的准备，但更重要的 是他通过武汉这一当时南北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汇的重镇，接触到很多在家乡 根本接触不到的人和事，更加全面地了解了中国的实情和官场中的现象，为 他以后的事业奠定了思想和实践的基础。 盛宣怀虽然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他的父亲也支持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和考 察，但作为一个正统的封建官僚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弟，他今后要在社会 上有所作为和发展，还离不开科举这一条道路。因为这是当时为官和出人头 地的一条正途。盛宣怀虽然对科举没有什么兴趣，他还是得走这条路。所以 1866年，盛宣怀 22岁的时候，他不得不回常州原籍，参加了童子试，中了 个秀才。22岁才中了个秀才，这在当时的封建知识分子中，已属于大龄了。 此后，他又在1867年、1873年和1876年，三次去参加乡试，希望能中个举 人，但都名落孙山。从他的才华来看，只要下点苦功夫，中个举人不会有问 题。他屡试未中，说明他并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应付科举考试上。他所以三 次去应考，完全是迫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既然应付科举考试过不了关，而 考不中举人，就没有资格去考进士，所以第三次应试失败后，盛宣怀就下决 心不再去应考，而改走其他的道路。 二、科举不第而转办洋务 1870年，李鸿章任湖广总督并受命去陕西镇压回民起义，盛宣怀的父亲 盛康与李鸿章为故交，就推荐自己的儿子入了李鸿章的幕府，让科举考试失 败的盛宣怀跟随当时最大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学洋务，以便从另一条道路取 得发展。 李鸿章对这位世侄的才华早已有所闻，所以一开始就很器重他，委派他 为行营文案兼做营务处会办，以机要秘书的身份随侍李鸿章左右。盛宣怀也 很重视这一发展自己的机会，他对李鸿章的托付都尽力去作好，卖力去工作， 因而很快就得到李鸿章的赏识和信任。他以一个秀才出身，出任李鸿章的幕 僚不到一年，就被破格提升为知府、道员衔，并获得赏赐花翎二品顶戴的荣 誉。 李鸿章入陕西镇压回民起义不久，天津发生，列强陈兵海上威胁， 清政府急将善办洋务的李鸿章调往直隶（今河北省），处理天津教案。这时 盛宣怀亦随从李鸿章到了天津，被任命为会办陕甘后路粮台和在淮军后路营 务处工作。这是专为军队采购供应军需品的差事。他为此经常往来于天津、 上海等地，更多地接触到洋务，也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的认识，对于他以后 长期跟随李鸿章，经办以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中心的洋务事业，奠定 了思想和业务基础。 盛宣怀独当一面担任政府官职，始于1879年河间兵备道（道是府、州级 官员），后来在1884年还兼任过4个月的天津海关道。但此二职均为临时代 理，任期时间都很短，所以没有什么明显的政绩。实际授任官职并有所作为 的，开始于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道兼烟台海关监督。盛宣怀在山东烟台任职 期间，政绩还是比较好的。当地有一条小清河，终年泛滥成灾，为了根除水 患，他经过科学勘察和计算，决定加以疏浚。他用以工代赈的办法，用了 3 年的功夫，疏通河道400里，终于解决了沿河9个县的水患问题。他还利用 自己在招商局对交通运输重要性的认识，在山东开办了内河小火轮航运，方 便了当地的客货运输。他见当地盛产葡萄，就建立了张裕公司，按照西法用 葡萄酿酒，也取得了成功。 盛宣怀在山东任职6年后，就被李鸿章调到天津正式担任了海关道。他 在天津任职的4年期间，正是甲午战争前后外国侵华战争不断，天津这一战 略要地首当其冲的时期。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方便地位，为李鸿章提供情报， 出谋献策，充当了重要的耳目和参谋。 天津海关道的地位虽然十分重要，但毕竟还是一个地方官，并没有满足 盛宣怀做大官的愿望，但却为他做大官奠定了基础。所以到1896年被委任为 铁路总公司的督办后，很快就被授为太常寺少卿，次年又被授为大理寺少卿。 这些职务虽然都属于荣誉头衔，并无实权，但却表明他已进入中央的官 位，有权参与中央的事务了。在他被授予太常寺少卿的同时，也给予了专折 奏事的权利，就证明了这一点。随后，他就利用这一特权，向皇帝呈上了名 为《条陈自强大计折》的第一个奏折，详细地从练兵、理财和育才三个方面， 陈述了自己办洋务的主张。 盛宣怀做到的最高官职是邮传部尚书。这时已经到了清朝即将被推翻的 时候了。在这之前，他还做过会办商务大臣、商税大臣、商约大臣，也当过 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侍郎。一个秀才出身的人，能依赖办洋务做到这样的 高官，也算不容易了。 盛宣怀所以能长期成为李鸿章办洋务的左右手，除了他办事的才干和认 真负责的精神受到李鸿章的推崇外，更重要的是他与李鸿章在兴办洋务的认 识上，观点比较一致，看法比较相同。他们都从维护清朝统治的根本利益出 发，认为国家要想强盛，必须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兴办以近代的工商业为 中心的洋务。而洋务的发展，又要依靠清政府的支持，依赖洋务派官僚的权 力。所以要办大事，搞洋务，必须兼做高官。没有权力的支持和维护，洋务 是搞不成的。这是李鸿章办洋务走的路，也是盛宣怀办洋务要走的路。 三、参与创办轮船招商局 盛宣怀办洋务的活动，开始于1872年参与轮船局的创办。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外国商人看中了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运之利， 因而纷纷购船经营。他们不但经营一般的客货业务，还代理清朝政府运送漕 粮，所以获利甚丰。一些中国的有识之士，想自己办航运夺回厚利，但由于 力量单薄，竞争不过外商，所以一再失利。鉴于此，盛宣怀想借助洋务派的 实力，创办轮船局，以便从外商手中夺回大利。他的意见得到了李鸿章的支 持，李鸿章授权他草拟办轮船局的章程。 盛宣怀在草拟的章程中，提出了要照顾商人利益，集商股办企业的进步 主张。但是参与筹办轮船局的朱其昂不同意盛宣怀的意见，他认为要将招来 的商股归并官局，不能商办而要官办。而朱其昂的主张又得到了李鸿章的另 两位代表陈钦和丁寿昌的支持，所以盛宣怀的意见被否决，而采用了朱其昂 的主张。最后朱其昂借领官款26万两，回上海创办了招商官办性质的轮船招 商公局。 这种官办的轮船局一开始就将官场的恶习带了进来。开办没有几个月就 难以维持下去，因而盛宣怀又第二次接受李鸿章要他修订章程的命令，对轮 船局进行改组和整顿。盛宣怀在新修订的章程中，再次强调了要照顾商情的 精神，提出了一些办资本主义式企业的原则。他的意见这次得到了李鸿章的 支持，并派买办出身的唐廷枢为轮船局总商办。唐廷枢在盛宣怀草订章程的 基础上加以修订，肯定了盛宣怀商本商办的原意，而且还进一步提出商人在 企业中应居主导地位的看法。盛宣怀则以又代表官方也有商人地位的身份， 被任命为会办（总办的副职），主管漕运和揽载两项工作。 轮船招商局成立后，不到两年就发展到有轮船16艘，成为当时独霸中国 航运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旗昌公司开办于 1862年，历史 久，实力强，为了与招商局竞争，将运费降低一半以上，企图压倒新成立的 招商局。但招商局官商协力，上下一心，克服了重重的困难，不但未被挤垮， 反而有所赢利和发展；而旗昌公司一年后却亏损严重，因而不得不主动提出 与招商局合并。 招商局在与旗昌的竞争中，盛宣怀一直认为他们是客人，自己是主人， 主人一定能胜客人。在旗昌与招商局合并时，其资产估计只有数十万两，而 他们却开价二百万两。盛宣怀积极主张按其开价购买，以减少一个竞争对手。 所以购买兼并旗昌公司的事，在两江总督沈葆桢的支持下，很快就实现了。 这在招商局的发展史上，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大事。 招商局兼并旗昌后，剩下的竞争对手主要是英商太古和怡和两家轮船公 司。他们为了挤垮招商局，仍然用的是削价的办法。但盛宣怀等人认为，由 于招商局垄断了漕粮的运输，而且中国商人运货愿找中国的公司，招商局的 运输成本又相对比外国人低，所以竞争的结果，获利的是中国商人，而不是 洋商。果然，1877年太古、怡和终于顶不住竞争，而主动与招商局签订了第 一次“齐价合同”，互相不再压价竞争。但期满后，互相又开始了压价竞争， 随后又有第二、第三次齐价合同的签订。招商局正是在这种与外商的激烈竞 争中，得到发展壮大的。 招商局成立的时候名为官督商办，但总办是买办出身的商人唐廷枢，而 官府一直没有任命“督办”，盛宣怀只是一个会办。招商局是当时官督商办 的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企业，在洋务界举足轻重。所以盛宣怀一直利用自 己在官场的身份和地位，想争取当督办。正在他积极活动当督办的时候，却 发生了王先谦等人弹劾招商局营私舞弊案。其中弹劾盛宣怀的，主要是两点： 一为兼并购卖旗昌公司时从中贪污；另一点是从中拿了回扣。清政府派人调 查的结果，是购买旗昌画押的时候，盛宣怀已回到湖北而不在上海，而付款 是在画押之后，所以盛宣怀根本没有机会染指，而且付款是双方面对面成交 的，根本没有中介人，所以也就谈不上有回扣。由于这个弹劾案件，1882年 盛宣怀虽然暂时离开了招商局，但他却因祸得福，因调查的结果反而更提高 了他在洋务派中的威望和地位。 招商局的总办唐廷枢，主要精力一直在直隶经营开平煤矿（今河北开滦 煤矿），招商局的日常事务实际上由另一个也是商人出身的会办徐润主持其 事。188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上海，出现金融倒帐风潮，徐润因亏 欠巨款而濒临破产。这给盛宣怀再次打回招商局创造了机会。李鸿章派熟悉 招商局事务的盛宣怀去查办徐润的问题，盛宣怀借机以徐润亏欠招商局十六 万二千余两为名，上奏清朝政府，将其革职。盛宣怀也因查办有功，终于得 到了多年希望得到的招商局督办的职位。 盛宣怀当了招商局的督办后，总办唐廷枢也离开了招商局。盛宣怀借机 对招商局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整顿。为了把权力集中在督办一人手中，他取消 了总办这一职务，而提拔自己的亲信马建忠和沈能虎为会办。这时盛宣怀调 任天津海关道，所以招商局实际上是马建忠总负其责。 马建忠虽然是盛宣怀提拔到招商局当会办的亲信，但他并不甘心永远屈 居在盛宣怀之下，而是另有抱负。所以马建忠借盛宣怀不能常在招商局直接 管事的机会，独揽大权，发展自己的势力。他知道李鸿章是盛宣怀的后台， 要想挤走盛宣怀，必须取得李鸿章的支持，所以就常常不通过盛宣怀，越权 向李鸿章报告请示工作，李鸿章有时也直接向他发号施令。这当然引起了盛 宣怀的警惕。马建忠除任招商局会办外，还兼织布局总办，又兼揽宁海金矿， 这都是盛宣怀自认的势力范围，他的扩充势力，当然也会威胁到盛宣怀。所 以盛宣怀就秘密让自己的另一个亲信，也是招商局的会办沈能虎，随时向他 密报马建忠的动静，以找到打击马建忠的借口和机会。 机会果然很快找到了。马建忠曾将江苏漕运的费用 5万两存于旗昌洋 行，在存单上写明是“收到马建忠”个人的字样。后来旗昌洋行倒闭，马建 忠怕露了马脚，偷偷让招商局中的翻译葛仕去旗昌，将字头改为“收到轮船 招商局”。此事被沈能虎发现后，盛宣怀就让他直接上禀李鸿章，揭发马建 忠图谋贪污公款之事，又指使招商局的一部分人也上书李鸿章，配合沈能虎 的揭发，因而迫使马建忠离开了招商局，接着还将马建忠的一批亲信也清理 出了招商局，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盛宣怀在招商局中的地位。 马建忠是离职而不是革职，所以他还有再返回招商局与盛宣怀一决雌雄 的可能。盛宣怀为了堵住马建忠重返招商局的大门，就必须在经营效果上超 过马建忠，以证明马建忠的无能。可是在马建忠离开招商局时，正是与怡和、 太古竞争激烈，彼此竞相削价时。马建忠看清了这一形势，他等待着盛宣怀 在竞争中如果失利，自己也好重回招商局收拾残局。可他毕竟斗不过盛宣怀， 盛宣怀在困难的条件下，又争取与怡和、太古签订了齐价合同，使招商局的 收入超过了马建忠时期，从而巩固了自己在招商局的地位。 轮船招商局是我国第一个官督商办的具有现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型企 业，盛宣怀从参与创办到最后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对招商局的发展起了积 极的作用，因而在我国现代工业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经营电报局 架设电线办电报事业，是近代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 19世纪 60年代初，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就想在中国开办此业务，但清朝政府认为这有 损于中国的政治权利，都一概坚决予以拒绝了。后来上海的利富洋行私下在 浦东架设了电线杆二百多根，清朝地方官知道后，也密令人们将其拔去。但 后来清政府迫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觉得由于没有电线电报，信息不灵， 屡次在军事和政治上吃亏，所以开始改变了态度，而提出了自己设线中外使 用的主张。具体筹办这一事务的，基本上是盛宣怀一手包办。 盛宣怀创办中国的电报业务，始于1880年在津沪之间架设电线。在他草 拟的《电报局招商章程》中，认为电报的创办，虽然是为了方便洋务和军务， 但出发点必须先利商务，有了商业利润，才能持久办下去。所以从创办开始， 他就非常注意摆好官股与商股的关系。自天津架设至上海的三千里电线，开 始的股本是官方垫支20万两，招集商股10万两，官股10年内不提利，利息 全部归商股，以支持商人投资者的利益。考虑到电报业的发展，中国还缺少 这方面的人才，所以在开始架设津沪电线的同时，他即在天津成立了电报学 堂，自己来培养人才。 盛宣怀创办的电报局成立之初，因为得到了李鸿章等洋务派首脑人物的 大力支持，所以在内部的阻力还不大，但却引起了外商的激烈竞争和压力。 在盛宣怀创办电报局前，清政府就被迫同意了英国人自广州经上海至天津架 设海底电线，但又规定不得将线端牵引上岸，以便将旱线留给自己经营。可 是外国商人并没有遵守这一规定，他们不但在海底架线，也在陆上架线，主 要是丹麦人办的大北和英国人办的大东两家公司。 盛宣怀办的电报局成立后，就根据清政府的有关规定，要求这两家外国 公司拆除牵引上岸的电线，以保护中国的权益。这时英国大东公司正在铺设 上海至香港的海底电线，他们要求在上海和福州牵引上岸，但遭到盛宣怀的 拒绝。他只允许大东的海线至上海吴淞而止，如要上岸，只能与中国的旱线 相接，从而维护了中国电线自主的权利。对于大北公司违反规定在上海吴淞 和福建厦门架设的旱线，虽然丹麦商人一再找理由拒绝拆除，但在盛宣怀一 方面据理力争，另一方面又允许其在有关地方设立趸（音 dǔn）船以引线其 上的情况下，也得到了完满的解决。 在维护了主权，纠正了大东、大北两家公司违约将海线牵引上岸的问题 后，为了减少在商业竞争中的损失，1887年又与这两家公司签订了齐价合 同。这个合同对双方来说，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电报局每年可收入200多 万元，除了一切开支和利息外，还有相当的赢利，从而为电报局的发展奠定 了经济基础。 盛宣怀创办的电报局在1881年架设成功津沪电线后，业务也得到了不断 的发展，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电报业务。1882年，又接办了江苏、浙江、福建、 广东等省内的电话线，1883年开办了长江线，1884年架设了济南至烟台及威 海、刘公岛、金线顶等线，1887年因黄河决口而架设了山东济宁至开封线， 1888年将广东南雄线与江西九江、赣州线相接，1889年为适应东北三省边防 需要，将奉天线展至吉林、珲春，1890年从湖北沙市设线至襄阳又延伸至老 河口，1895年又由西安起线至老河口。此外，1896年架设了武昌至长沙，1898 年又从长沙延伸至湘潭、醴陵、萍乡，1901年架设了陕西潼关至河北正定的 线路。可见在短短的十来年中，电报局在国内各主要城市之间，已经架设了 不少的电线，这固然在政治和军事上对巩固清朝的统治起了作用，但同时对 维护国家的主权，沟通商业，促进近代工业和经济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 用，具有进步的意义。 当时架设电线，主要还是发有线电报，电话尚未传入中国。1887年，美 国传声公司商人米建威等向李鸿章提出，在中国设立电话电线以传声的要 求。电话与电报密切相关，盛宣怀当然怕美国商人借机侵夺电报之利，他约 米建威面谈，摸清了其真实意图后，即向李鸿章写了详细的报告，说明既然 不能完全拒绝美国商人来中国办电话，就应予以严格限制，以防止其与电报 局争利。后来在盛宣怀与米建威所订的合同中，只允许其在通商口岸内设立 电话线，不能与埠外通话，也不得侵犯电报局的权利。到了1899年，盛宣怀 又争取清政府批准，电话业务全部归电报局办理，因而阻止了外国商人插手 我国的电话业务。 五、督办铁路总公司 1891年张之洞在湖北筹建铁厂。虽然盛宣怀曾在湖北办过煤铁厂，对在 湖北办铁厂一直很有兴趣，但因张之洞主张官办，而盛宣怀则主张官督商办， 在办厂的方法上意见不一，所以盛宣怀未参与铁厂的筹办。到了1896年，张 之洞官办铁厂亏损很大，难以为计，才想到请盛宣怀出面，改为商办。盛宣 怀一直比较重视钢铁的生产，他早就等待着这一天，所以当清政府决定交盛 宣怀接办时，1896年他就成为当时号称东亚第一的包括采煤采铁和冶炼的汉 阳铁厂的主人。 盛宣怀接办铁厂后，首先看到了铁厂不景气的原因是煤炭短缺，所以不 断派人到江西、湖南等地寻觅可炼焦的煤矿。另外一个是市场销售的问题。 汉阳铁厂的主要产品是铁路用钢轨，而当时中国造铁路主要买外国造的钢 轨，盛宣怀认识到如果不把钢轨市场争夺过来，汉阳铁厂的产品销路就会成 问题，铁厂的发展前景也就不可乐观。 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对在中国修筑铁路竞争激烈。清政府中的一些有识 之士，也认识到了修建铁路的重要，但由于资金和人才的困难，修建铁路并 非易事。所以在清朝政府中几经酝酿讨论后，才决定首先修筑卢汉铁路（从 北京卢沟桥到湖北汉口）。 由谁来负责修建这条铁路呢？张之洞认为盛宣怀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 他既能作官，又通商务和洋务，在招商局和电报局的工作已证明了他在这方 面的才干。盛宣怀刚接办汉阳铁厂，正发愁产品的销路，如果他能负责修筑 铁路，就可以产销结合起来，一举两得，所以他也积极活动铁路总公司督办 的人选。在双方都迫切要求的情况下，清政府于1896年正式任命盛宣怀为新 成立的铁路总公司的督办。 盛宣怀成为铁路总公司的督办后，即请示张之洞等人，以上海为商业总 汇为名，将总公司设在上海，另在天津和汉口设两个分局，并在1897年正式 开张办公了。 铁路总公司开办后，立即遇到了与外商的激烈竞争。修建铁路需要巨资， 资金从哪里来？当时华商的资金都有限，用招募华商入股的办法是筹不到足 够资金的。外资的力量雄厚，都愿意投资，但这又涉及到铁路公司以后控制 在谁手里的问题。盛宣怀考虑再三，觉得既然必须依赖外资，用借款的方法 要比入股为好。因为借款虽然条件苛刻，但公司的大权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如果入股，洋人的股份多了，公司的控制权就可能落入洋人之手。所以从维 护铁路主权入手，他选择了借款修路的办法。 但是外商并不甘心自己失去对修筑中国铁路的控制权。就在盛宣怀正在 研究如何筹集资金修路的时候，竟然有广东籍道员许应锵等四个人，先后向 盛宣怀表示，他们都已集股金数千万元，表示愿意负责承办修筑卢汉铁路。 这四个人都是没有什么名望的人，盛宣怀很怀疑他们有什么办法，一下子能 集到那么多资金？他怀疑有外商在幕后支持和操纵，派人经过调查之后，果 然证实其中三人背后的支持者为洋商，另一个人为漫天胡说，并无资金。 盛宣怀在筹办修筑卢汉路时，买办商人容闳（音 Hóng）向清政府提出， 由他负责修一条由天津至江苏镇江的铁路。容闳的后台是洋人，他提出的条 件对清政府也很有诱感力，就是愿意为修此路而报效清政府百万巨款，以解 救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容闳的建议，对盛宣怀当然是一大威胁。因为在当时 商品流通量不大的情况下，如果同时修建两条南北的铁路干线，卢汉路的效 益肯定会大受影响，所以盛宣怀取得张之洞等人的支持后，坚决反对。但是 容闳的建议却得到李鸿章的支持。因为修筑卢汉路是张之洞的主张，而李鸿 章从军事角度考虑，一直倾向于修津镇线。所以张之洞、盛宣怀等反对修筑 津镇线，虽然使其修筑延缓了几年，但因为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而清朝政 府又贪图百万元的报效，所以最后还是容闳得胜了。 西方列强一直把侵占中国铁路的修筑和经营权，作为控制中国的一把利 刃，而清政府迫于西方的压力，又一再出让主权，这就使盛宣怀想通过铁路 总公司控制中国铁路的企图，一再受挫，节节败退。后来盛宣怀不得不退而 采取只保“中权于路”，即抓住卢汉路不放，然后再向南北东西延伸的方针。 沙俄于1891年开始筹建西伯利亚铁路后，进展很快，想假道吉林和黑龙 江，直达海参崴。沙俄铁路伸入东北后，下一步就可能乘机入关，威胁到盛 宣怀的主要干线，因而引起了盛宣怀的不安。为了抵制俄国，他建议采用主 动进击的姿态，先将关内的铁路延伸至关外，以占领有利的地势，抵制俄国 修路。德国占领山东半岛后，他感到修路的形势更加危急，因而主张加快铁 路建设，卢汉与粤汉南北同时动工，以尽快把贯通南北的铁路控制在自己手 中。清政府也很快批准了他修筑粤汉路的要求，这使他得到卢汉路的修筑权 后，又将卢汉路向南延伸，从而取得了横贯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的控制权，即 现在的京广线。 盛宣怀虽然一直想把铁路主要干线的修筑权控制在中国人手中，但是由 于列强对中国的进一步瓜分，中国半殖民化的加强，再加上他本身的脆弱， 这一目的是很难实现的。首先修筑铁路的大笔款项，就得向外国人借。他虽 然尽量把借款国错开，避免形成一国的控制，如卢汉路的借款甚至找了比利 时这样的小国，但总摆不脱外国财团的控制。而且德国占据了山东半岛后， 很快取得了胶济、胶沂的筑路权，并在向津镇线延伸；沙俄在东北取得了中 东路的修筑权，并向旅大和关内延伸；法国在广西、云南也在修筑铁路。这 些都使盛宣怀想控制中国主要铁路修筑权的愿望落了空。 其实，清政府和盛宣怀都是将修筑铁路当成一块肥肉对待的，因为修筑 铁路要巨款，这里边当然自有好处。当清朝政府见盛宣怀的铁路总公司，向 外商借了一笔笔的巨款，而清政府想借巨款解决财政危机，却一再遭到外商 的刁难时，清政府与盛宣怀之间的矛盾就突出了。清政府为了把铁路的修筑 权收归政府，就于1905年在北京设立了铁路总局，派买办唐绍仪为督办，并 同时撤销上海铁路总公司，盛宣怀被迫将铁路事宜全部移交给唐绍仪办理。 盛宣怀亲自筹办起来的铁路总公司，10年之后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当 然，具体管铁路的人，这时虽然唐绍仪代替了盛宣怀，但是铁路总局的一班 人马，仍然是盛宣怀培养和提拔起来的，而且盛宣怀这时又升为专管铁路和 邮电事务的邮传部右侍郎，所以铁路的实权实际上仍掌握在盛宣怀手中。 六、创办中国通商银行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要赔款二万万 两。这对本已财政十分困难的清朝政府，无疑是雪上加霜。今后清政府要想 生存下去，从哪儿筹集这笔巨额赔款，又从哪儿筹集兵饷呢？为此清政府问 计于一向自命懂洋务，又善于理财的盛宣怀。盛宣怀的回答是，除了裁减兵 员，尽量减少政府的开支外，就要马上自己开办银行。他认为只要办起洋行， 就可以铸银币，发行钞票，用不了一年，就会见成效。 怎么办银行？他在随后的《开银行意见》的条陈中，认为应走招商局的 办法，走官助商办的道路，不同意完全官办。而且在同时，他已利用自己的 关系暗中活动，联系了数十位富商大贾，集资300余万。 盛宣怀将铁路与铁厂掌握在自己手中后，对办银行的考虑，在思想认识 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就是办银行不仅是为了解决清政府的赔款和筹饷，而 且也是发展近代工业所需。盛宣怀认识到，银行是商品流通的必然产物，中 国要发展现代工业，必须借助银行这一金融手段。但是当时外国银行进入中 国，已经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市场，如英国的汇丰银行，就吸收了中国人的存 款多达六千万两，所以从与外国银行竞争，收回一部分国家的权利来说，也 应该自己开办银行。 盛宣怀经过积极的活动，在办银行上终于取得清政府中的一些要人的支 持。直隶总督王文韶和湖北总督张之洞，就向清政府推荐，由盛宣怀出面筹 办银行。于是清政府就在1896年，责成盛宣怀招商集股，创办华商自己的银 行。 盛宣怀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筹备，终于在1897年5月27日，正式在上 海宣布开办了名为中国通商银行的华人银行。这是中国自己办的第一家商业 性银行，它对中国近代新兴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银行的董事会，盛宣怀聘请了8个人，对于这8个人组成的董事会，盛 宣怀是颇费了一番心机的。叶成忠、施则敬、朱佩珍和严信厚是民族资本家， 严潆（音 Yíng）、陈猷为轮船招商局会办，杨廷杲是电报局总办，而张振勋 则是华侨大资本家。这些人当时都是很有经济实力的代表人物，把他们拉入 董事会，对筹集银行资金会带来极大的方便。如招商局的严潆、陈猷马上就 认股80万两。 中国通商银行开办后，很快就得到了发展。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先后在 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和北京等地开设了分行，方便了工商， 达到了官商两利。据1899年的统计，银行每半年结一次帐，除了一切开销外， 还可发给股东红利40万两，上缴户部税利10万两。 当然，银行的开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很多干预和阻力。阻力主要 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干扰，另一方面是清朝统治者的干 预。 在银行筹办的时候，当时控制中国海关的洋人赫德，也想依赖海关的经 济实力，在华创办中英银行，受到了盛宣怀的坚决反对和抵制。在华筹建中 俄道胜银行的俄国董事四达，竟因为盛宣怀要创办华人的银行而兴师问罪公 开反对盛宣怀开办银行，要他全力支持道胜银行，当然遭到盛宣怀的拒绝。 这说明当时的外国银行，想垄断和控制中国的金融业，所以极力反对盛宣怀 开办银行。 在盛宣怀筹办银行之初，清朝政府中就有一些人攻击他独揽轮、电、银 行等大权，为的是谋取个人的私利。当银行办得很有成效时，袁世凯继李鸿 章后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为了发展自己的实力，就先后从盛宣怀 手中将招商局和电报局夺走，又准备筹建国家银行。这时盛宣怀的通商银行 业务受到限制，处境困难，甚至有停办的打算。后来虽未停办，但在袁世凯 的排挤下，发展也遇到了很大困难。 七、总理汉冶萍公司 盛宣怀曾在1875年经营过湖北省的广济、大冶煤铁矿。盛宣怀一直主张 企业要走官督商办的路，但由于当时如果官督商办，则有人主张把煤铁厂合 并到招商局，而招商局当时盛宣怀还没有控制在自己手中，所以最后不得不 走官办的路。 盛宣怀办矿走的是先煤后铁的思路。煤矿先勘察的是兴济，但发现煤质 不好，煤层也薄，无开采价值。随后在荆当发现了煤质好又易开采的白煤。 接着又勘铁矿，结果在大冶发现了有开采价值的富铁矿。用大冶之铁矿石和 荆当之煤，终于在1878年炼出了铁样，初步获得成功。 但是荆当的煤，要开采出来并修铁路运至大冶，开矿加铁路的修筑费用 共需50万两以上。而当时的湖北煤铁开采总局，所领官本还不到20万两， 而且在勘探过程中已花去一半，所以资金成为一大问题。办法一个是增加官 本，另一个是招商集股。当时官府经济很困难，增加官本不可能，因而只得 改走招商集资之路。 盛宣怀按照李鸿章的意思，于 1879年结束官办的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另 开办了官督商办的荆门矿务总局，进行招商集股。但是由于商人对其发展前 途心存疑虑，所以招商并不顺利，只集到资金5万两，与所需款数相差甚巨， 于是只能小规模用土法采煤，洋法炼铁。但因运输困难，成本昂贵，再加上 经营管理不善，结果荆门煤矿未能扩充开采，大冶铁矿亦未能开办，已经负 债累累，因而不得不被迫停办。这对盛宣怀办洋务无疑是一大打击。 盛宣怀在湖北办煤铁矿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却积累了经验，而且也为 以后湖北发展煤铁矿打下了基础。以后张之洞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创办了采 煤采铁和冶炼的汉阳钢铁联合企业，这就为以后在1896年，盛宣怀接办汉阳 铁厂，发展我国的钢铁生产创造了条件。 当袁世凯从盛宣怀手上夺走了招商局、电报局后，在盛宣怀手中只剩下 汉阳铁厂这个大企业了。过去，资金不足时，还可以在几个大企业之间互相 通融拆借，现在汉阳铁厂为了发展而需要大笔资金时，就只有走借款一条路 了。 江西萍乡煤矿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汉阳铁厂的炼焦煤而开办的。为了扩 大汉阳铁厂的炼铁能力，从 1898年开始盛宣怀集中力量建设萍乡煤矿，共投 资300多万两，其中借德国礼和洋行100多万两。到 1904年萍乡煤矿及运煤 的铁路建成，才基本上解决了汉阳铁厂的用煤问题。 汉阳铁厂产的钢材，一直因含磷量太高，技术上又难以解决，而影响了 产品的质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派懂炼钢技术的汉阳铁厂总办李维格赴 欧洲考察，才知道大冶的铁矿石含磷高，而原来购买的炼钢炉采用的是酸法， 不能除去磷的杂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废弃原来的设备，改用马丁 碱法之炉炼钢，这一改换炼钢炉，前后用了五年时间才完成。这期间虽然走 了不少弯路，但由于炼钢质量问题解决了，从而彻底解决了市场的销路问题。 汉阳铁厂最棘手的两个问题，即焦炭和钢材质量问题解决后，正赶上各 省兴建铁路的高潮，而盛宣怀又用邮传部权力下发公文，要各省一律购用汉 阳铁厂的钢轨和有关部件，因而也打开了销路。为了降低成本，增加竞争实 力，盛宣怀又呈请批准再减免十年税厘，为汉阳铁厂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盛宣怀一直有煤铁合为一家的设想，但是过去因为煤矿和铁厂在经营中 各有困难，分头各自克服和解决困难，条件还好一点，合起来解决就难上加 难。现在煤矿的开采和运输问题解决了，铁厂的质量问题也根除了，所以形 势有利于煤铁的合并。盛宣怀随即准备成立合并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1908年各种工作准备齐全后，盛宣怀正式上奏清朝政府，要求成立汉冶 萍公司。理由是除了保证煤铁生产的协调外，还要归还借款和扩充炼铁能力， 以增加竞争的实力。清朝政府批准了汉冶萍公司的成立，将督办改为总理， 盛宣怀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理，汉阳铁厂的总办李维格任命为协理。从此汉冶 萍公司走上了正规的发展道路。据统计，到辛亥革命前夕，公司的生铁产量 达到10万吨，钢产量达到6万吨；萍乡煤矿的产量也达到600万吨。这在当 时的世界钢铁企业中，也算是规模比较大的厂子了。 对于这样大的企业，外商早就企图达到控制它的目的。盛宣怀虽然一直 对其有所警惕，但由于资金一直短缺，最后也逃不脱外商的控制之手。 汉阳铁厂在建厂之初，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炼焦煤而影响了发展。日本的 八幡制铁所这时看准了大冶矿山的富铁矿，就通过外交途径向张之洞和盛宣 怀提出，日本用焦煤向中国交换铁矿石。开始的时候，日本提出在大冶租山 自挖，被盛宣怀拒绝了。后来经过谈判，双方签订了《煤铁互售合同》，中 国每年卖给日本铁矿石五万吨，日本卖给中国焦煤三、四万吨。从表面上看 起来，这个合同是平等互利的，但一些附加条件，却使中国丧失了主权。一 个条件是日本派人常驻铁矿山，监督铁矿石的生产，这为日本向铁矿山渗透 创造了条件；另一个条件是日本派轮船直接到大冶装运矿石，丧失了内河航 运的主权。 盛宣怀在接办汉阳铁厂时，曾向德国礼和洋行借款100多万两，因而工 厂的技术人员也都聘用德国人。这些技术人员多专横跋扈，不听中国人的指 挥，所以盛宣怀对此很有意见。正好这时曾任清政府实业顾问的日本人西泽 公雄，改任大冶的技师，他就利用这个矛盾，逐步扩大日本人在大冶的势力， 以排挤德国人。 由于缺乏资金，盛宣怀向德国的第一笔贷款用完后，又准备以矿山为抵 押，向德国借第二笔500万两的贷款。西泽公雄听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这是 日本进一步插手大冶的极好机会，因而立即报告日本政府，要日本抢先贷款， 以达到控制大冶的目的。果然，日本先行一步，于 1904年签订了向汉冶萍公 司贷款 300万元的，此后日本人就逐步将德国势力排挤出了汉冶萍公 司。 当然，日本将德国势力从汉冶萍排挤出去，还不等于就完全控制了汉冶 萍公司。日本人是一步一步地达到控制汉冶萍的目的的。1904年日本贷款300 万元，是通过日本兴业银行进行的。在贷款的谈判中，日本提出以大冶铁矿 及其附属物和机器为抵押，在借款还清之前，不得再向其它人出卖或抵押。 这等于是将全部矿山抵押掉，以后如再需借款时，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押 了。盛宣怀开始时对此坚决不同意，但在日方的不断威胁和利诱下，最终还 是答应了日方提出的以30年为期限，拿矿山及其附属物件作抵押，聘用日本 技师等要求，从此日本的势力开始控制了大冶铁矿。随后，1906年又向三井 洋行借款100万元，以汉阳铁厂的动产和所产钢铁为抵押；1907年再向正金 银行贷款200万元，以萍乡煤矿的财物作抵押。这样，日本通过贷款的手段， 就将大冶铁矿、汉阳铁厂和萍乡煤矿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了。所以从表面上 看，汉冶萍公司的成立，是经营扩大和发展的产物，为我国钢铁业的发展创 造了条件；但从实质上看，它在成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已经蕴藏了日本势力 的侵略和控制，盛宣怀也就逐步变成了日本侵华势力的代理人。 盛宣怀入了日本人的圈套，成为日本人在汉冶萍公司的事实代理人，是 经过一个过程的。盛宣怀在与外国侵略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对外方设置各种 陷阱、诱骗，还是有所警惕和认识的。但是随着盛宣怀官作得越来越大，洋 务办得越来越大时，他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实现更多更大的野心，也就明 知有陷阱，而却自愿坠入其中了。 汉冶萍公司成立之初，据盛宣怀的估计，汉阳铁厂的股本银 1200万余 两，萍乡煤矿的股本银700多万两，加外债商欠1000万两。当时借日本贷款 不足500万两，其所占的资本比重不大，还不致落入外商之手。可是后来盛 宣怀为了扩充汉冶萍公司的实力，又频频向日本借款，到辛亥革命前夕，短 短的三年间竟向日本借款达1200万日元，为公司成立前的二倍以上。所以汉 冶萍公司逐步落入日本人之手，盛宣怀当然要承担主要的责任。 盛宣怀怎么落入日本人的圈套？主要是日本人利用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的 说教，借盛宣怀对欧美列强侵华的警惕，拉拢盛宣怀，使盛宣怀自觉不自觉 地上了日本人的船，成了日本人侵华政策的俘虏。这在盛宣怀1908年赴日本 就医时，日本八幡制铁所长官中林雄次郎在与盛宣怀的说话中，双方都认为 两家钢铁公司名誉远播，因而引起欧美同行的抵御，从这两家要联合起来加 以对付的看法中可以得到印证。后来汉冶萍公司与美国的大来公司，曾商谈 美商购买大冶铁矿石和生铁的合同，被日本发现后，立即兴师问罪，认为大 冶铁矿为日本专用，绝不允许汉冶萍公司卖给他人。日本人已经飞扬跋扈地 把大冶看成是自己的地盘，绝不许其他国家染指了。 当然，日本人对盛宣怀也是有拉有打的。他们一方面用各种办法压盛宣 怀就范，为日本人服务；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逼盛宣怀太急，还要为他保个 面子，留点出路，以便于更进一步利用盛宣怀。如 1911年盛宣怀正与日本正 金银行谈判1200万元的借款时，正是盛宣怀因川汉、粤汉铁路借款事受到朝 野攻击之时，而且汉冶萍公司又有几名董事不是盛宣怀的心腹，他们可能在 董事会讨论时加以反对，日本人就很理解盛宣怀的处境，从多方面给以谅解 和保护，以免造成盛宣怀的垮台。 其实，盛宣怀在汉冶萍公司的问题上，一再向日本人让步，也一步步受 到日本人的控制，还有他个人的原因。盛宣怀是清朝末年借办洋务成长起来 的一个封建官僚资本家。他除了在政治上依靠李鸿章的提拔推荐，一步步爬 上了大官的地位外，还借办洋务积累了相当的个人资产。在袁世凯将招商与 电报局收走后，盛宣怀就将个人的资产大部投入了汉冶萍公司中。但因政治 的风浪动荡不定，盛宣怀很担心万一天有不测风云，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 他在汉冶萍的投资会全部化为泡影。所以盛宣怀急于想从借外债中谋取手续 费，通过大量借外债的抵补，设法将自己投入的资本抽回，所以他就一而再、 再而三地向日本人低头，将主权出卖给日本人。到辛亥革命时，日本人以在 大冶保护筑路矿产为名，驻有日本军队，已经以主人自居。汉冶萍名为中国 人办的公司，实际上已变成日本人所有了。 八、办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 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后期，经过近30年的开创和经营，盛 宣怀全部或部分控制了中国近代工业中的轮船、电报、钢铁、铁路、矿产、 纺织、银行等16家比较大型的企业，成为中国近代办工业的先行者之一。但 是当时中国的教育还是科举，学的是八股文章之学，根本不可能培养出 懂近代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的人才。所以盛宣怀办企业之初，最感缺乏的是 人才。怎么解决人才？在当时只有两条路：一是聘用外国人才，这在当时不 但费用高，而且这些人都比较傲慢，难以与中国官员合作；另一个就是自己 培养人才。 自己怎么样培养人才呢？在早期，他曾派人跟随聘用的洋技师学习，但 学技术要有科学基础知识，如果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一无所知，跟随洋人也 只能学个皮毛，根本学不到真正的技术。盛宣怀也曾派人出国留学，这当然 是一个途径，但学成回国总要花几年时间，有时远水也解不了近渴。盛宣怀 也根据不同的需要，办过短训班，这只能培养技术工人，还解决不了需要的 专家级人才的问题。所以最后盛宣怀决定仿照外国的模式，在中国创办永久 性的大学。 1895年盛宣怀在任天津海关道三年之后，在他的权力和经济实力允许的 范围内，得到直隶总督王文韶的支持和批准，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大学堂，即 现在天津大学的前身。 北洋大学堂创办之初，设立了大学本科四个班，大学预科四个班，每班 30名学生，共有学生240人。学生除学外文外，主要学习理工方面的基础知 识，如算术、地理、逻辑、物理、化学、机器制造和采矿等。这些基础课学 完后，选择其中的30名优秀者，分为律例、矿务和制造三个专科，再分类学 习，以培养专门的人才。1897年北洋铁路学堂合并于北洋大学堂，于是又增 加了铁路一个专科。从上述北洋大学堂所学的课程和划分的专科看，它是中 国近代的第一所工科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近代的大学，因为它比京师大学 堂，即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开办的还早了两年多。当然，从今天的看， 这所大学还是很不完备的，但是在当时，它确实是中国第一所系统传授和培 养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型大学，所以很值得纪念。 北洋大学堂的建立，对发展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影响深远，成为以后各 地创办大学的范例。两江总督刘坤一要办大学，就是向盛宣怀索取北洋大学 堂的全部章程，然后在此基础上加以修订的。 盛宣怀在办北洋大学堂时，制订了两条规则：一是学习必须循序渐进， 由浅入深地学完所有课程，不得中途退学，也不允许学无次序，浅尝辄止。 这是接受过去一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知难而退，结果 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而订的。二是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只是一种工具，重点要放 在学习专门的科学技术知识上。这也是接受过去清政府设立同文馆，学生只 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不懂科学知识，因而用途不广的教训。所以当继任他为 天津海关道的李少东，准备将60名学生，分别改学法、德、日等三国文字， 而不再专门学习科学技术时，盛宣怀坚决予以反对。他认为，这是李少东根 本不懂专门教育造成的。因为按各专科培养人才，每年的各科毕业生也只有 数人，根本满足不了需要。现在一下都让学外语，必将使人才断档，造成不 可弥补的损失。 北洋大学堂创办后，盛宣怀即卸任天津海关道，而长驻上海的铁路总公 司，因而他对北洋大学堂过问的较少，而主要关注的是他随后在1896年于上 海创办的南洋公学，它是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 南洋公学创办的时候，其培养学生的方向就与北洋大学堂不同。北洋大 学堂是工科为主，而南洋公学则设置了内政、外交和理财三科，是以文科为 主。北洋大学堂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公家拨款，而南洋公学则主要是商捐，即 由招商局和电报局捐助，这样办学受政府的干预相对就小一些。 盛宣怀想把南洋公学办成以培养内政和外交等政治家为主的政治类型的 大学，面向全国招生，毕业后使用也不拘于一省一地，这和盛宣怀当时在政 治上正青云直上，从而想为自己培养一批得心应手的下属官吏是相一致的。 南洋公学最早开设的是师范院，它是在1897年考选比较优秀的40名学 生的基础上开学的。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正规的师范学校，后来南洋公 学的教师多来源此院。为了建立一所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系统的完整教育 体系，也为了给师范院的学生提供教学实习基地，盛宣怀在办师范院的同时， 仿照日本师范学校有附属小学的办法，招收了12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另设 一外院学堂，即小学校，由师范院学生分班教习。接着，又于1898年开办二 等学堂，即中学。这样学生入校后，可以由小学、中学再升入大学，从而构 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制。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也属于首创。 这种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培养体制，虽然比较系统和完善，培养的时 间却相对较长。一个学生从入学到大学毕业，要花费十几年时间，当然不能 满足盛宣怀当时迫切的人才需要。为了迅速培养自己的政治僚属，盛宣怀在 筹建南洋公学的同时，还同时筹建达成馆，即速成班。他计划招收已有 基础的成材之士，集中学习外语、法律、公法、政治和通商等课程，三年以 后即可毕业，先到政府的有关机构中任事，经过一段实际锻炼，其成绩突出 者，即可备选出使大臣、总署大臣等。他原来计划在北京和上海各设达成馆 一所，均未能按期建成。到了1899年，才在上海开办了特班，也就是原来设 想的达成馆。 盛宣怀筹办南洋公学的积极性很高，对之寄托的希望也很大。在徐家汇 购地建校的地皮，是他慷慨解囊捐助的。常年经费是由他经营的招商局和电 报局，每年捐10万两支持的。其它房舍、仪器、图书等设备的购置，乃至派 遣学员出国留学的经费，他都一一过问，预先准备好钱，以不影响学堂的进 展。南洋公学后来的发展及培养了一大批有用的人才，都和盛宣怀的积极关 心和支持分不开。 南洋公学除设有师范院、外院（小学）、中院（中学）、上院（大学） 和特班（速成班）外，还附设有译书院、东文学堂、商务学堂等。 译书院是公学的翻译出版机构。盛宣怀认为过去北京同文馆和上海制造 局等处翻译的书，多为科学技术书，政治类的书籍较少。结合南洋公学主要 是培养政治法律类人才的特点，把译书院翻译的重点，放在能反映西方新理 新法的政治类图书上。他聘任当时的名学者张元济主持其事，广购日本和西 方新出版的图书，还聘了一批外国人当翻译或顾问，在国内招聘了一批懂外 文的留学回国人员为译员，开始进行有系统的翻译出版工作。此外，还向院 外的翻译人员约稿，如严复所译的《原富》这部名著，就是向他约稿，由南 洋公学译书院印刷出版的。译书院是1898年成立的，到1901年8月，译成 之书已排印13种，译成尚未排印有15种。其中多数为军事方面的书，少数 是关于政法、理财、商务、学校方面的书。这和盛宣怀的强兵求富思想有关， 也与当时接二连三地遭到外国的军事侵略有关。1901年后，清朝被迫搞维新 和立宪，译书院的翻译重点也转移到维新和立宪方面，翻译了不少日本、德 国的有关政治和法律方面的书。但是这时袁世凯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 大臣。袁世凯于1903年迫使南洋公学改隶北洋大臣，因而造成译书院经费困 难，不得不在当年停办。张元济将停办的译书院与沈瑞芳主办的商务印书局 合并，成立了商务印书馆，将译书院的一些工作继续坚持了下来。译书院从 成立到停办，仅四年多时间，就翻译出版了图书共13种40余部，不少书曾 风行一时，对当时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影响很大，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 起了一定的作用。 为了培养翻译人才，盛宣怀于 1901年创办了附属于南洋公学的东文学 堂。首次招收了40名学生，专门学习日语。学堂聘张元济兼任主任，译书院 翻译细田谦藏、稻新六为教员，可见它主要是为译书院培养翻译人才。它本 来制定的学制为二年一期，但与译书院一样，改隶北洋大臣后，也因经费无 着落，一年后即停办。 商务学堂1903年开办，以培养工商业方面的管理人才为主。这一方面是 由于当时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抵制封建束缚和外国侵略的意 向。盛宣怀在正式办商务学堂前，由于他很重视这一举措，已经做了一些准 备工作。他与南洋公学掌管教务的提调刘树屏商量，计划先将尚未开班的上 院先改为商务学堂，并对未来的毕业生出路，作了优先安排和保证。为了学 习外国培养商务人才的经验，他还派南洋公学的监院福开森，赴欧美七国考 察经验，甚至包括造屋的图样。为了事先准备好教材，他还请出国考察的大 臣，为他注意收集和购买有关商学和商律方面的图书。后来因为南洋公学的 校长劳乃宣，建议先缓办商务学堂，而将准备入学的学生派往海外留学，才 暂时没有办成。到了1903年，在正式创办商务学堂时，为了说明它属于高等 教育，盛宣怀建议在前面加上了“高等”二字。到了1904年，正式将南洋公 学改为高等商务学堂，后来因改为隶属商部，又将校名改为南洋高等实业学 堂。从此，它成为我国南方成立最早的一所工科大学。 盛宣怀办教育，除了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外，还办了不少其它的学堂。 如1905年，因修卢汉铁路，需用法文人才，他曾创办了铁路法文速成学堂。 1911年在上海吴淞又创办了商船学校，以后在宁波又办了分校。 在办学的过程中，盛宣怀为了培养高等的专业人才，他很重视从南洋公 学的学生中，选其优秀者，送出国外留学。据统计，从 1898到1906年期间， 他主持派遣到美、英、德、日、比五国的留学生共有58人，这其中包括后来 成为政治上风云人物的章宗祥、王宠惠、雷奋等人。他对派出的留学生要求 很严，一定要他们学成归国服务，不准中途退学。如 1903年广东总督岑春煊 想调留学国外的陈锦涛，提前回国主持办学，盛宣怀以陈锦涛正在美国耶鲁 大学读博士学位，一定要拿到学位后才能归国为由，拒绝了岑春煊的要求。 九、八国联军入侵时导演“东南互保” 盛宣怀办的洋务企业，虽然采取的多为官督商办的形式，但由于盛宣怀 的身份既代表“官”，又代表“商”，所以这种企业对封建统治者有很大的 依赖性；如果盛宣怀没爬到那么高的位置，没有李鸿章这样的大官支持，他 的企业是一天也维持不下去的。而且盛宣怀所处的时代，又是列强侵略和瓜 分中国的时期，盛宣怀在开始办企业时，虽然也有争夺主权、抵御外国侵略 势力的意图，但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增强，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政治和经 济控制的强化，他的企业如果不与外国侵略势力妥协，甚至让一部分利益给 外国侵略势力，他也难以维持下去。所以当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和八国联 军入侵中国的时候，他就在政治上采取了坚决反对义和团的态度，而对外国 侵略者则妥协退让，以求得保住自己既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因为对一切洋务都采取了全面反对的态度，所以盛 宣怀办的铁路和架的电线，都受到了冲击和破坏。义和团运动直接涉及到他 的切身利益，所以他一再向清政府建议，要进行血腥的镇压，而镇压的目的 是保护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