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英语阅读第二版参考译文王关富编

Chapter1WhyChinaWorks中国是今年唯一呈现出重大发展的主要经济体（economy），由于它通常是唯一敢于打破经济教科书中每一条例的经济体。事实上，中国不像其他五大经济体那样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它宏观调控的能力（itscapacityformacro-economiccontrol）。为什么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奏效？（marketeconomicsystem）目前，欧美等国正通过银行及汽车业国有化及金融业实施新的有力规定（regulations），走向宏观调控。但问题更加紧迫（thequestionhasanewurgency）。中国看上去最能驾驭（navigate）七十年内最糟的经济滑坡（downturn）。在危机中，中国官员既能吸取像西方同行（counterparts）的传统市场工具，也能吸取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积累经验（arsenal）。去年早期，由于房地产市场（housingmarket）过热，中国官员仅命令银行削减房贷（cutbackonhousingloans），然后随着房屋销售量下降（fall），他们提供类似更低的房屋购置税（lowertaxesonhomepurchases）。最近几周，他们展开类似西方的经济救援行动（launcheconomicrescueefforts），其中包括价值6000亿的大以增加政府开支和大幅利率削减（rampupgovernmentspending）（biginterestscuts）。但同时，他们也发布在西方国家眼里是不合理的干涉的命令，例如，上周中国官员召集包括钢铁建筑等行业的国有行业并购（buyup）国内外新资产（athomeandabroad）以积极（actively）发挥在经济中的作用。曾把中国宏观调控视为不成熟经济的弊病（immatureeconomy），现在是稳定的保障（bulwarkofstability）。CLSA经济学家AR说，”政府对大多数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控制，让我看好中国的未来。政府会对这些领域的公司说，继续花吧，不要由于你们的投资计划“。尽管最大的出口及股票市场出现下滑，中国经济在09年看上去增加7%多，虽比近些年两位数（double-digit）增速有所下滑，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坚挺。随着国有银行放松信贷（loosecredit），企业贷款率切实（actually）增加。摩根斯坦利的亚洲首席SR说，在一个投资支持可持续发展，并占GDP的40%的国家，政府再次增加投资以抵抗对增长的威胁。他又说，在危机时期，中国的指挥控制系统切实比其他市场基础系统有效。中国的成功主要因为实用主义，这一主义更注重缓慢但平稳地转向更自由市场。邓小平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政府伸出强有力的手的同时，也解放现在占至少一半经济成分的私人领域，允许70%的国有公司以私人公司形式运行。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约17%有所增长。根据CLSA，60%的GDP增长及2/3的新增就业来自私人领域。1995年，中国展开一场革命性的国企拆分（dismantle），仅在接下来的六年就裁掉460万国企职工，相当于法国意大利的全部工人数。接下来几年，精简继续，国企盈利率迅猛上升，以及允许私企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R说，这是一场长时间的剧变。中国尤其想避免俄罗斯90年代初大爆炸改革导致的混乱，这场改革产生了腐败的，克里姆林支持下的寡头政治（oligarchy），至今仍困扰俄罗斯。在20世纪80年代，平均年收入只有760元，（约合500美元）的发展初期，中国已经对西方开放投资市场。而日本和韩国并未在发展初期开放。这是由于邓小平意识到全球贸易是摆脱国家贫穷的出路。他同样鼓励农民来城市寻找工作，这对于一个国家是冒险的举动。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旨在国内市场更广泛的开放第3课TimetoRebalanceGregIp表示，美国经济要从依靠消费和借贷转向依靠出口和储蓄，这将会是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经济转型。SteveHilton仍旧记得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之后长达几个月的绝望感。在Hilton先生经营的物产公司MeritageHome的销售部办公室里，顾客挤破了脑袋，为的不是买房，而是想要撤回他们已经签订的。“我有一阵子似乎觉得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他如此回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希尔顿先生不断努力想要挽救他的公司。他没有买下经济繁荣时期公司在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和加州抢购到的房产，因此损失惨重。最终他解雇了2300名员工中的四分之三，也重新了其拥有的房屋，目的是将建造成本减半：更简易的屋顶，合乎标准的窗户大小，更小的选择余地。12英尺的天花饭、富丽堂皇的楼梯、花岗岩台面，这些经济繁荣时期人人都想要的装饰都被略去。现在的Meritage公司仅为能贷到款的顾客提供服务，即那些享有联邦ZF担保贷款的初次购房者。公司正变的更加节约务实，以求挣扎着生存下去。这种情况对于整个美国来说都是一样的。几乎每个行业都在过去的两年里裁员，那些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行业尤甚。房屋制造和汽车制造业裁员近三分之一，零售业和银行业裁员8%。随着经济不断复苏，一些工作岗位会重现，但大部分不是，因为这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经济萧条。靠泡沫支持的资产价格、愈发易容易申请到的带快和廉价的石油令美国的消费主义不断滋长，而现在，这样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美国经济即将开始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经济转型。这种宏观经济层面上由债务和消费转向储蓄和出口方式的转变会带来微观经济的变革：不同的生活方式，各地不同的工作。本篇特别报告将会详细描述此次经济转型及其复杂性。此次经济危机及随后的经济萧条是的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遭遇了一个急刹车。尽管最近经济小幅回暖，但房价较峰值时已下跌29%，股价的下跌幅度也很相似。人民家庭财产与2007年相比缩水12万亿美元，相当于总数的18%。人民可支配首日回到了1995年的水平。如果消费者感觉自己的财产变少，那么他们就不太愿意消费。银行与不太愿意借贷——银行已提高了他们的贷款发放标准，背后则是监管者的敦促。监管者们对于当初经济繁荣的时候没有更加谨慎的对待境外抵押贷款和实行宽松的借贷政策后悔不已。消费者负债从20年前的平均占可支配收入不到80%上升至2007年的129%。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指出，如果前半个世纪的几次经济危机有什么借鉴作用的话，那就是美国消费者将会用接下来的六到七年努力将他们的负债减少到可控制的范围内。这已经是对经济活动的一次重组。消费者的支出和房价已经从1991年占GDP70%的水平上升至2005年的76%。截至去年，该数字又回落至73%。不过依照国际标准，仍属较高水平。财产贬值、信用紧缩和愈发昂贵的油价给经济的影响已经十分明显。鲜有人买房，即使有人买，买的也是面积有限很不昂贵的房子。2008年新置房产的中位数13年来首次下降。流通中的信用卡数量也下降了将近五分之一。美国运通正撤离信用卡市场，相反，该公司正在教育消费者如何使用签帐卡（签帐卡按月还款）以控制消费。一般情况下，经济萧条之后是强劲的复苏，因为累积已久的消费需求会重新发挥作用。本次经济萧条是的GDP下降了3.8%，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下跌幅度最大的一次。因此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经济总量可能会按照预估的6-8%的速度增长，失业率会持续下跌，与本次经济危机严重程度相似的1973-75和1981-82的两次经济危机都证明了这一点。Nobounce-back没有复苏但是由于本次经济萧条是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后者严重削弱了金融体制有效分流投资的能力，使消费者和企业在经济繁荣期积累下的多余建筑、装备和债务中费力挣扎。这样的经济危机之后的复苏通常缓慢无力，实际上经济复苏大约九个月后GDP的年增长率仍在4%的水平。失业率在全国范围内突飞猛进，尽管二月曾有小幅下降。所以美国若想避免日本经济泡沫破碎之后出现的经济停滞，应该到哪里寻找强劲的需求呢？短期看来联邦ZF已经开始借贷——数目相当于今年GDP的10%——来抵制个人消费和投资的下降趋势。接下来的几年里此项措施会逐渐取消。奥巴马希望财政赤字能够下降到仅占GDP的3%的水平，虽然这个目标如何实现尚不清楚。实际上如果经济形势保持这种没落的态势，ZF可能不太愿意取消刺激计划，以免经济再次陷入萧条。信贷紧缩和消费者借贷减少并不是经济改革的唯一原因。一个不太引人注目但十分重要的原因是能源价格的上升。强势的美元和充足的供应是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油价维持在较低水平，使美国过分依赖进口，因此在此次危机爆发之前的几年里，美元的贬值和新兴市场的强劲需求共同给全球能源生产能力施加了压力。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石油价格已经上涨了四倍，这大大改变了对消费者和厂家的生产消费活动。多用途运动车（SUV）不再流行，推动节能和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更为大胆，制造商也在美洲大陆和沿海海床下发现了更多的石油储备。对于原材料的进口自2006年以来已经下降了10%，并估计将保持下降趋势。前几年油价上涨之后天然气价格随之上涨，石油勘探公司用尽一切新方法想要发掘出德州和宾州蕴藏于页岩中的天然气。国内页岩天然气的存在会大幅减少美国的天然气进口。美国的经济地理也会随之改变。廉价的汽油和充裕的信贷使得上百万美国人涌入南部各州和边远郊区购买附带有大片土地的房屋。但是现在房产泡沫的破碎把他们紧紧固定在这些他们卖不出去的房子上。郊区人口增长放缓，现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崛起额知识密集型产业更加青睐那些拥有优良基础设施和熟练专业技能的城市中心。有一些是传统的城市核心比如纽约，另一些是近郊的城市，它们可以为市民提供就业机会和价格公道的房屋，上下班所需时间也不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增加收入和利润，这会使消费者在偿还一部分债务的同时继续消费。这种对于促进增长的混合作用是有益的：建筑业的劳动生产率尚未提高，但是在出口方面多产的公司往往表现出色。然而不健全的金融体制会使得那些急需资本的创业者很难获得融资援助，所以创新会受到影响。商业投资的前景取决于到底是投资给仪器设备还是地产。对于仪器设备的消费应该会十分强劲，因为在经济繁荣期很大程度上已经避免了产能过剩的情况。实际上在2009年第四季度，该项消费的年增长率达到了19%。二月Cisco的老总JohnChambers把该趋势称作“我职业生涯中见到过的最有利最积极的经济回转。”Theroadtosalvation自救的道路由于消费者重新开始储蓄，美国公司必须面向海外求得市场。有很多地方可以弥补国内的市场萧条。来自低工资国家，主要是中国的有力竞争已经使得美国国内工业品市场比如家具、纺织和电子产品被迅速占据。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美元地位的变化都为出口大幅增长奠定了基础。“以前有一种观点，即美国是世界消费者而新兴市场是制造商，”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BruceKasman如是说。“但这种情形已经改变了。”他认为美国今年仅会在全球消费中占到27%的比重，而新兴市场会占34%，这与八年前的情形刚好相反。美元贬值使得一些平价消费品产业重获发展，但是出口扩大最主要的获益者是那些已经很强大的出口商。这些公司反映出美国在高端服务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医疗设备、药品生产和软件工程）和创意产业（电影、建筑和广告）方面的优势。正是由于廉价的数码科技，韩国、印度现在才能在低成本电影方面与美国一争高下。但也只有在好莱坞，创意、专业和市场等各方面的才华才能制作出像阿凡达这样赢得高达26亿美元利润的电影，其中70%来自国外。那可是好几架喷气式客机。出口是危机过后经济复苏走的老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的瑞典和芬兰，晚期的马来西亚、泰国、和韩国都是通过出口来扭转逆差局面、摆脱经济萧条的。但是考虑到经济规模和受到危机影响的发达国家数量之多，美国走这条路还面临着许多困难。最近几年美国对新兴市场的出口超过了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但是如果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不能有效的刺激内需，按照基金组织报告中的话，那么“稍有扭转的全球经济不平衡可能会在2010年迅速蔓延”。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在2006年由占GDP6%减少到去年的3%，这是衡量贸易和国际收支最宽泛的标准。能否继续减少至零？1991年在连续五年的出口增长之后，美国几乎达到了这个目标。这一次，赤字更大，世界其他各国经济更加不景气。经济年增速如果能够稳定在3%的水平也属不易，因为这会使美国的负债率逐渐下降。美国经济的不平衡由来已久，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那些可以使经济重新走上平衡的因素就在不远方——开车向北四十分钟就可以抵达希尔顿先生设在亚利桑那州Scottsdale的办公室。希尔顿先生正看着自己对房产的投资一点点消失殆尽。BrianKrzanich是因特尔公司的全球制造总负责人，他正在为价值高达30亿美元的半导体工厂设备翻新计划做出最后的决定。Krzanich先生清楚的知道现在处于经济萧条期。因特尔的销售业绩下滑，3%的工厂员工下岗。但他也知道一旦全球需求反弹，因特尔就必须时刻准备好生产出新一代更廉价、体积更小、更高效的芯片。他说：“除非你认为你的业务会长期下滑，比如长达七年的时间，否则做这样的投资总会有回报。”2009年第四季度，由于对于科技的需求大幅增长，因特尔的边际利润破了纪录，Krzanich先生对此十分满意。Hilton先生一直认为贷款便利、消费者络绎不绝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他还是继续经营着自己的生意。他的办公势力有一份泛黄的2008年9月18日的华尔街日报，那时雷曼兄弟垮台，ZF伸出援手救助AIG。”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看不到尽头”，这是报纸的标题。“我希望能在2005年读到这样的文章，”希尔顿先生说。他现在把这份报纸当做解毒剂，每次他得意忘形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看一看。第8课乔布斯的十年这是一段扣人心弦的创业故事:年轻的乔布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手创立了苹果,九十年代回归,在随后的十年里,他在鬼门关前转了两圈,也曾陷入违反证券法的丑闻,但是他领导苹果开发的一系列产品一直到今天还很畅销,他经常作出的一些令人不愉快的行为成为四个不同行业的主流个性,数次荣登亿万富豪榜,长期担任硅谷最有价值公司的掌门人.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象天方夜谭?也许吧.但是这却是史蒂夫乔布斯的真实经历,他对他接触到的任何事物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商业界过去的十年是属于乔布斯的.就在一年之前,任何关于他的生平介绍的文章似乎都带着一丝告别的意味.但是时至今日,乔布斯又回来了.他经常签的“再多一件事(onemorething)”放在他自己的身上也同样合适.经过上半年长达6个月的病休之后,他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3.4万苹果员工的面前.他在离开的期间接受了肝脏移植手术.在乔布斯年轻的时候,他的身边就聚集了一大批富有才干的追随者.现在乔布斯已经到了54岁,仅仅是简单地列出他的辉煌成就就足以解释他为什么能够当选财富杂志的“十年CEO”.仅在过去的十年里,他就从根本上改变了音乐、电影和手机等三大市场的格局.而他对最初起家的电脑行业的影响力也是有增无减.……他是一位少见的全球知名的生意人.即便是从未看过苹果年报或者商业杂志的消费者也能滔滔不绝地谈论乔布斯的设计品位、优雅的零售店以及他不拘一格的广告创意.他经常被比喻为演员、天生的推销员、魔法师以及专横的完美主义者.这些当然十分准确,同时它们也给乔布斯增添了不少的传奇色彩.他经常与撰稿人、工业设计师和音乐家们混在一起,虽然他的着装不太正统和讲究,但是别搞错了,他可是天生的企业家.他或许不太注意对客户进行研究,但是他会非常勤奋地工作以生产出客户愿意购买的产品.他是一个极富幻想的人,但是他也不脱离现实,他密切注意着苹果的各种运营和营销活动.他的好友、甲骨文首席执行官拉里埃利森说,乔布斯是一个不为金钱所动的人.他的勤奋显然是处于内心对苹果的热爱,通过苹果这个媒介,他既是冷酷的裁决者,又是改变世界的执行者.不管对于苹果还是乔布斯来说,每个季度的财报都是令人大吃一惊的.苹果在2000年时的市值大约为50亿美元,不久之后乔布斯第一次披露了苹果的数字生活方式战略,当时几乎没有评论家们能理解他的战略意图.如今,苹果的市值达到了1700亿美元,略微超过谷歌.当时苹果在个人电脑市场的份额大幅下滑,现金外流非常严重,公司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现在苹果手中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总价值达到340亿美元,超过了竞争对手戴尔的总市值.Mac电脑在美国个人电脑市场上的份额达到了9%,而且还在继续增长.苹果在9个国家开设了275家零售店,在美国MP3播放器市场占有73%的份额,自从推出iPhone之后,它又无可争议地确立了它在创新上的领袖地位.迪斯尼在2006年斥资75亿美元收购了乔布斯创立和控制的皮克斯动画制片厂.乔布斯顺理成章地成为迪斯尼董事和大股东.仅仅计算他所持有的苹果和迪斯尼股票的价值,他的净资产就达到了50亿美元.一些其他企业的高管也有人能够辉煌十年,但是无人能够与乔布斯相比.……乔布斯的十年实际上始于1997年,当时的乔布斯在离开了公司12年之后刚刚回归.乔布斯重掌公司大权后的第二年,他就完成了新的领导班子的组建.那些优秀的人才正是十年以来乔布斯智囊团的核心人物.随后,苹果推出了乔布斯回归之后的首款Mac电脑iMac,那款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产品预示着苹果将恢复健康.iMac推出之后大获成功,加上乔布斯坚决果断地大幅削减成本,为苹果今后的发展积累了充足的现金.他改善了苹果的资产负债表,为未来的大投资做好了准备.在一切看起来都还正处于最黑暗的时候,乔布斯就开始为苹果日后的飞跃式发展打基础.苹果在2000年9月份发布的财报未能达到预期目标,股价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持续下跌,一直跌到相当于如今的7美元的水平上.然而乔布斯到现在仍然记得苹果东山再起的关键因素.2001年,当全球市场下滑,全球都陷入衰退的时候,苹果在那一年的1月份发布了iTunes,在3月份发布了MacOSX操作系统,在5月份开设了首家苹果零售店,在11月份推出了首款iPod.市场当时并未迅速发现那些事件的重要性.iTunes当时还只是内建在Mac电脑中的音乐播放软件,当时也没有销售音乐的网络商店.但是新的操作系统带来了一款极具吸引力、强大而且精美的产品,那就是iPod.当苹果的股价一蹶不振的时候,市场不时会传出苹果即将被收购的传闻.鲜为人知的是,乔布斯当时确实慎重考虑过在收购集团银湖的帮助下将苹果私有化的.收购苹果可能会成为整个世纪最大的交易,但是据知情人士称,乔布斯最终放弃了那个想法.那其实是苹果第二次面临可能被收购的命运.早在1997年的时候,乔布斯的好友埃利森就曾联合了一些财团,准备收购苹果.埃利森在最近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乔布斯不喜欢事后被人批评,搞得好象他纯粹是为了赚钱才重新出山的一样.他向我解释说,他认为他可以更轻松和更体面地作出决定.对那些在乔布斯重返苹果后开始关注苹果的人来说,首席执行官的任务就是确定公司今后的发展方向.他在2002年初曾对媒体说过:“我宁愿与索尼竞争,也不愿意在另一个产品领域与微软竞争.我们都是同时拥有硬件、软件和操作系统的完整产品厂商.我们可以为用户完全负责.我们可以做到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乔布斯相信,只要他可以与公众直接对话,公众会转到苹果这边来的.他所说的公众并不是指Mac电脑的忠实用户,而是普通的消费者.开设自己的零售店的战略在当时还遭到了普遍的嘲笑,许多人认为那样做可能会让苹果的现金外流.前苹果高管、现在担任Intuit董事长和苹果董事的BillCampbell说:“当时董事会都很紧张,但是他还是那么做了.他知道客户们想要什么.”现在回头来看,当时的苹果零售店能够出售的产品是多么少啊.乔布斯知道,他应该拿出更多的产品.乔布斯将彻底了解苹果当作自己的任务.曾经与苹果断断续续地合作了几年的前Chiat/Day创意总监KenSegall说:“乔布斯参与了许多非常细致的工作,你是绝对不会认为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应该参与那些细致的工作的.”Segall说,每当苹果将要推出新产品之前,乔布斯都会发起了著名的“换个思路”活动.他甚至将这个活动推广到了广告团队.他说:“乔布斯会说'第四段的第三个单词不恰当,你也许可以考虑用那个单词.'这样的话.”同时兼顾细节管理和大局观是乔布斯的特色标志.在刚刚回到苹果的时候,他便意识到产品的精美设计是苹果区别于当时由戴尔、微软和英特尔等厂商引领的计算机行业的因素之一.产品设计顾问公司Ideo的首席执行官TimBrown在他的新作《通过设计去改变》中写道:“我根本数不清到底有多少客户会冲进苹果零售店然后说'给我下一款iPod'.那可能跟那些小声地说'给我下一个乔布斯'的设计师的数量很接近.”乔布斯还非常善于把握时机.在苹果推出iTunes之前,音乐界一直都没能开发出自己的数字音乐销售网站.之后苹果便开始为把iTunes变成一个购买音乐的商店作准备.当iTunes还只能在Mac电脑上使用的时候,苹果就巧妙地同各大唱片公司签订了协议.在iTunes兼容Windows系统之前,苹果的地位非常低,这在当时或许是苹果的一项优势.这也使得iTunes更象是一块试验田,而不是破坏性的转型之举.滚石乐队的SteveKnopper在其新作《自我破坏的欲望》中写道,环球音乐的高管DougMorris曾经说过:“我不明白苹果怎么可能只用一年的时间就在Mac电脑上毁灭了唱片行业.”Knopper写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尝试一下呢?乔布斯重返苹果的时候,他已经是孤注一掷了.只是他很聪明,知道该怎么做.他做得很辛苦,但是再怎么辛苦也比不上最近几十年以来唱片公司的任何一位律师在艺人合同中进行的谈判那么艰难.”乔布斯抓住了一项重要的工具,那就是他对信息的熟练控制.他仿佛演练他和其他高管将要对外公布的每一句话.苹果只授权极少数高管可以公开就特定话题发表意见.乔布斯会非常认真地推敲他和其他高管能够对外发布的每一句话以及不能对外公布的信息.哈佛大学教授DavidYoffie估计,在2007年宣布推出和开始销售首款iPhone之间的几个月里,苹果未作任何公开声明就已经接到了价值4亿美元的免费广告,因此刺激的媒体都陷入了疯狂.乔布斯本人也非常小心,极其注意不过多透露消息,只有苹果要推销产品的时候,他才会出来说几句.他在2004年接受了癌症手术,但是直到手术完成之后,他才在致员工的电子邮件形式的公开信中发布了那个消息.后来,他同样是通过另一封致员工的公开信解释了他离开公司的情况,而且没有提到他或苹果其他高管的其他消息.在乔布斯的管理下,在没有得到公司媒体关系部同意的情况下,没有人有权公开发表意见.据说媒体关系部是直接向乔布斯汇报的.在撰写本文之前,记者曾想给乔布斯作个专访,但是苹果拒绝了那一要求.对于那起将苹果前首席财务官和法律顾问都牵连进去的股票期权倒填日期丑闻,乔布斯一开始保持沉默态度.在最后提交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苹果承认乔布斯在这件事上是知情的.为此,乔布斯公开发表了道歉,并且声称这个小插曲绝非苹果的本性.乔布斯管理着苹果的财务、消息、交易、设计等等.但是最近乔布斯的病患也给人们提了个醒,告诉世人乔布斯也是一个人,而不是神.终有一天他也会西去,那时缺少了乔布斯的苹果还能走多远呢?苹果的未来今年9月,乔布斯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里,他对苹果首席运营官提姆库克表示了深切的谢意,因为在他病休期间,暂时代他行使首席执行官权力的库克将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在新款iPod的发布会上,乔布斯首先告知新闻记者、分析师和开发商,他现在拥有的肝脏来自于一位死于车祸的年轻人.随后他对库克和一班高管表达了谢意,因为他们在他不在的期间表现得非常能干.随后,在库克的带领下,会场全体起立为乔布斯重返岗位而欢呼.由于乔布斯已经回到工作岗位,关于库克或者其他什么人准备接替乔布斯出任首席执行官的争论逐渐平息下去.苹果内部的等级制度是由一位被乔布斯称作“前苹果高管”的人决定下来的.乔布斯的话还是很有份量的.众所周知,甲骨文首席执行官埃利森非常不喜欢讨论接班人这个话题.他在与朋友交谈过程中谈到乔布斯时说:“他是无可替代的.他创建了一个神话一般的品牌.他开发出了大量的产品.不管他什么时候退休,我都希望他那个时候是健健康康的,还能开着游艇去逛地中海.但是人们肯定会非常想念他,因为苹果是一家消费品公司.产品周期太快了.”现在已经有迹象表明,乔布斯已经开始教育他的团队,让他们能够在他暂时离开的时候维持公司的正常运作.一位认识苹果高管团队中的某些高管的知情人士说:“整个公司都已经被彻底被培训过了,完全象乔布斯那样去思考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苹果在乔布斯离开的6个月里能够保持平静的原因.人们会想,如果乔布斯在,他肯定也会这么做.”实际上,乔布斯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了苹果的范围.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最近在纽约曾说过,乔布斯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当JeffBezos发布亚马逊的Kindle2阅读器的时候,他对乔布斯的羡慕是显而易见的.风险资本家、Netscape的联合创始人MarcAndreessen表示,他经常在给其他企业家的建议中以乔布斯作例子.他说:“发布首款产品时应该考虑的问题是:乔布斯会怎么做?”展望下一个十年,乔布斯也许会这样问自己:在创造了1500亿美元的股东价值,改变了电影、电信、音乐、计算甚至零食和设计等行业之后,他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呢?鉴于他喜欢保密和给人意外惊喜的惯例,我们不妨等他自己在合适的时候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CHAPTER9BeyondBrettonWoods2后布雷顿森林体系2.0版当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于11月11日至12日齐聚首尔，私下里纷纷指责世界货币大战。美ZF官员指责中国拒绝人民币升值过快。中国人反驳称全球经济扭曲究其根源是美国的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决定于11月3日重启量化宽松政策，或印刷纸钞购买ZF债券（见报道）的举措使扭曲加剧。其他新兴经济体大呼冤枉，因为外资纷纷逃离低收益的国家并涌入其股市而迫使其货币升值。这些争吵凸显出远非人为原因使然。其根源是大家都对如今的国际货币体系表示不满---包括规范全球货币和资本跨境流动的规章准则及制度。概括起来有三大不满。第一个是关于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及美联储对其管理方式。外汇交易和储备大都用美元结算，虽然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占全球的24%（见图表1）。世界贸易多用美元结算，与其GDP贡献率不成正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美元在商贸、商品定价及官方储备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也不合理。美元不仅未能反映出全球经济的现实情况；还使其他国家极易受到美国国内货币政策的影响。第二个受到指责之处该体系催生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在新兴经济体中尤为如此。全球储备已从1995年的1.3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5%）升至如今的8.4万亿美元。新兴经济体占总额的2/3.大多数储备都是在过去的十年间积累起来的（见图表2）。这些庞大的储备违背了经济学逻辑，因为这意味着自身理应充分拥有投资机会的穷国，正向富裕国家主要是美国提供低息贷款。这类贷款通过压低美国的长期利率从而促使其突然陷入危机中。如今，随着美国人多储蓄少消费，且正值全球需求扩大的情况下，他们表现得却更为节俭。第三个不满是资金流动的规模和波动情况。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更为频繁。许多政治家都坚称新兴经济体要么遭受到外资大量涌入（就象现在）要么突然遭受资金短缺（就像1997-98和2008），那么此种金融体系就不能为经济长期增长提供最坚实的基础。法国继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后担任轮值主席国，认为世界经济将有较好表现。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奇期望将国际货币体系列入次年集团首脑会议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他期望举行一场“没有禁忌的”辩论，以改进陈旧的体系。实际上，此类辩论这几十年来也零零散散的举办过几场。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实行的固定但可调整的汇率制于20世纪70年代就崩溃了，从那时起到现在学术界就在为乌托邦式的蓝图创建新的版本。问题是何种改进方案可行。任何货币体系的框架经常受到国际经济学中所谓的三难选择限制。若资本能跨境流动，那么各国就必须在采取固定汇率制和防止国内金融环境恶化间做出选择。不可兼而有之。在19世纪著名的金本位中，资金流动通常是不受制约的且货币与黄金挂钩。该体系大部分已经瓦解了，原因是它允许各国ZF使其国内货币不具备灵活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货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元与黄金挂钩。资本流动性受到限制，结果各国就要采取措施防止国内金融环境恶化。该体系于1971年崩溃，主要是因为美国不愿其国内政策受到金本位的制约。当今的体系不与黄金或其他任何有保值功能的事物挂钩，它涵盖了形形色色的汇率体制和资本管制。大多数富裕国家的货币浮动差不多都具有自由性---虽然欧元的创建显然是向相反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资本管制三十年前就被取消了，金融市场实现了高度一体化。新兴经济体大体上也经历了资本的更为自由的流动，原因是有了全球化还有消除了制约因素。这些经济体的民间资本的净流动今年有望达到3400亿美元，较十年前的810亿美元有较大涨幅。从理论上讲，其货币体制也正变得更具灵活性。其中，约40%由官方实行浮动汇率制，较15年前的不到20%相比有所上升。但是浮动大都受到严格管制。各国不愿意令其货币自由浮动。当资金涌入时，中央银行通过买入外汇来遏制货币升值。他们这样做部分原因的是各国ZF不愿其汇率骤然飙升抑制出口。很多国家都担心其稳定性和速度，他们希望出口导向型的增长---估值偏低的货币来刺激出口。正像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留下的创伤所造成的重大影响一样。外资外逃引起严重衰退。许多新兴经济体的ZF得出结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安全在于积聚大量的储备。这一逻辑在2008年的危机中得到佐证，当中国或巴西等国拥有大量储备时，要比那些储备较少的国家经济运行的更好。即使韩国的资本准备金占GDP的25%，它还是须求助于美联储，来获取最高美元应急流动资金。这种体会迫使其重新思量使资本准备金达到无风险级别的基础。过去，经济学家们坚称发展中国家积累外汇储备，主要是为了紧急物资的进口和短期贷款偿付。20世纪90年代非常盛行的经验之谈是国家应有能力偿还一年期的债务。而如今却远非如此。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迄今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最具影响力。中国是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其货币实际上同美元挂钩。人们普遍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尽管其实际汇率增速快于其名义汇率（见报道）。而且因为中国进一步对资金流动大加限制并比其他国家更为成效，中国有能力使人民币币值低估而又不会给消费品物价暴涨火上浇油。只有中国解释了大量全球外汇储备增加的原因（见图表3）。其行为也影响了其他国家。许多其他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亚洲，不愿拿其货币竞争力冒险使币值升高太多。结果世界上许多经济增长强劲的国家实际上紧盯美元，创建了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2.0版”的协定。Historylessons历史教训这种准美元标准和原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间的相似性意味着如今的许多问题都有历史相似性。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巴瑞•艾森格林在即将出版的《超级特权》中探讨了这些相似性。该书论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前世今生。例如，评述了新兴经济体需要把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又担心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元可能贬值，这种进退两难的矛盾心理在1947年由比利时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首次提出。特里芬论述到，当时世界依靠单一储备货币，该货币的母国须发行许多负债资产（通常为ZF债券）来为全球贸易铺路并满足其外汇储备需求。但是它发行的债券越多，其还债的可能性越小。最后，全球对“无风险”准备资产需求的贪得无厌使得该资产绝对不是没有风险。对于当下对美元奢求的一种解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测全球累积储备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现行比例将从60%升至2020年的200%到2035年将接近700%。如果这些储备能像今天一样大部分是国库券，那么美国会继续努力还债。除非美国通过借外债来冲抵其欠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债，到头来将会发现自己又是负债累累。特里芬提出一种解决方案建议美国创建一笔模拟储备资金，与一揽子有价证券挂钩。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数年前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称全球货币为“Bancor”。凯恩斯的观点受到了蒙受损失的美国民众的猛烈抨击。而特里芬的观点有20年都没有人提起。但是到了1969年，随着美国的预算赤字和美元与黄金挂钩矛盾的出现，模拟储备资金才得以创建：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管理的特别提款权。特别提款权价值是由一揽子货币确立的，包括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同意分阶段分配特别提款权，这样获得特别提款权的国家如有需要可将其兑换为其他货币。然而，特别提款权从未真正得到广泛使用。他们只占到全球储备的不到5%而且私募证券还没有特别提款权。一些人希望其做出改变。中国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的2009年3月的发言引起了轰动，他坚称特别提款权应该取代美元成为真正的全球储备资产。萨科奇先生似乎与其观点类似，呼吁货币体系采取多边途径。如果商品以特别提款权定价（现在还备受争议），那么商品价格就不会出现较大的波动。如果各国以特别提款权来持有本国的外汇储备，那么他们就会摆脱特里芬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让特别提款权发挥这样的作用，不过，他们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划拨2500亿美元来应对金融危机，此举只是其中之一，但是全球储备以每年7000亿美元递增。虽然拥有很多的特别提款权，但不清楚ZF想要持有它的原因。美元的感召力在于它受到世界上最具流动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很少有国家愿意推广使用特别提款权，除非出现以特别提款权计数的资金雄厚的自由市场。只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演变为全球性中央银行，有能力快速的发放特别提款权，它才能真正成为中央储备资金。这种可能性极小。正如艾森格林写道：“从来就没有全球ZF…意味着没有全球性中央银行，也没有一种全球性的货币（完）。”也不清楚特别提款权是否真的有必要代替美元。欧元是个不错的选择。尽管今年出现了财政危机，若美国对其资金管理不善，或怕自己管理不好，那么各国可将更多的储备兑换成欧元。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出现。艾森格林先生指出在1914年以前美元还不是国际货币，但是到了1925年各国ZF储备中美元数超过英镑。要不，中国可创建一种可与美元抗衡的货币，如若其要将人民币用于海外交易中。中国对此已经做了初步尝试，例如允许公司在香港发行以人民币标价的债券。无论如何，国际货币都在呼吁更为深远的变革。一些观察家论证到中国支持使用特别提款权，可达到这样的目的：比如，若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一揽子货币之一，那么其他国家就会受到人民币资产的影响。中国更有可能找寻一种途径，来部分转移美元储备的币值风险。随着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确定无疑）这些外汇储备就会贬值。如果中国将美元兑换成特别提款权，那么汇率风险就会部分转移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成员身上。20世纪70年代类似的想法失败了，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就谁将承担币值风险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美国过去没有同意现在肯定也不会同意。与其说想要创建一种全球储备资产，倒不如变革者通过减少对外汇储备的需求来得痛快。这可以通过完善各国在危机中获取储备的方式实现。现在二十国集团在韩国的领导下已取得了诸多进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借贷机构已经进行了彻底改革，这样外会管理完善的国家就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得两年期贷款。Overcomeyourreserve被外汇储备压垮目前只有一些新兴经济体，如墨西哥和波兰，已经签署协议，尤其是因为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任一注意事项都存在问题。也许可以劝说其他国家加入（最好的大型集团）。使美联储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签署的交换协议再生效并且制度化（该协议是在金融危机中临时签署的）同样可能降低将储备做为保险的需求。同样，各地区应该加大力度积聚储备。然而，即使新兴经济体可以获得紧急援助资金，各国ZF仍需要积聚外汇储备如果他们决心保持币值稳定。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变革者认为国际货币体系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贸易组织制裁那些“操纵”汇率或不断利用盈余牟利。这是另一部思想史。除了“bancor”外，凯恩斯期望有超级盈余的国家被处以罚金，在大萧条中发生的情况尤为如此，当时的货币战和囤积黄金使得全球危机愈演愈烈。这种思想没有得到推广因为美国（当时是盈余经济体），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定下了基调。同样的势力在今天很明显---美国作为入超国则另当别论。中国就像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那样，从不同意对出超国处以罚金的改革法案。无论如何这些规章几乎肯定不能得到执行。国际经济协议中的严厉惩罚鲜有生效的：还记得起《欧盟稳定和增长协议》吗？适度的合作前景看好。正如1985年的《广场协议》旨在使美元走软，减少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因此20国集团可制定世界经济再平衡计划，也许还设定往来账余额和实际汇率的变动幅度。这些都可通过其他国家的压力而非直接的制裁实现。再平衡方案涉及到人民币实际快速升值，将解决货币体系中诸多矛盾。但是将中国和其他顺差国家的资财从输出转为消费尚需时日。与此同时，流入新兴经济体市场的资金有可能大幅飞升。部分原因是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低息贷款将鼓励投资者尽其所能寻求更高的收益。还因为有经济增长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和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的富裕国家的增长差距。于是反映出新兴市场资产在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所占比例较小。过去的十年里新兴经济体应对这种增势的方式主要是积聚储备。他们也想另寻他法。有一种方案由巴西、韩国、泰国等国家采用并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认可，就是征税或增加税收并出台规定减缓资金流入。一些学者建议拟定一份许可策略清单，非常像世界贸易组织的合法贸易壁垒清单。这是一份合理方案，但是也有其局限性。资本流入管制能暂时遏制住外资的涌入。然而，尤其智利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历表明管制改变的是其资本构成而非外资金额；这种管制不会永远奏效。随着贸易联系日益紧密，资金联系无疑也会变得日益紧密。还有其他手段。例如，新兴经济体实行更为紧缩的财政政策，可以减少经济过热的可能性。国内实行更为严格的金融监管将降低过度信贷的可能性。新加坡、以色列等国又新出台或加紧出台审慎的规定，例如，按揭成数的上限规定。但是汇率需要具有更大弹性。国际经济学中三难选择表明：如果资本具有流动性，汇率刚性最终会导致资本泡沫和通胀。除非各国愿意忍受此种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情况---布雷顿森林体系2.0版必将会演变为反映富裕国家的繁荣与萧条交替和资本市场一体化、浮动通货之间关系的体系。尽管方向是明确的，但速度却不明确。资本流动带来的压力将有赖于富裕经济体的经济前景，尤其是美国的，还有美联储的举措。新兴经济体希望其货币保持流动性将有赖于中国的举措---因为中国的资本管制较之其他国家更为范围广泛，更为有效，同流通管制联系在一起存续时间会最长。第11课最近，我刚刚结束了魁北克五日之行，那是一座位于圣劳伦斯河畔古色古香、风景如画的小镇，今后，它将以“世界催泪瓦斯之都”载入史册。我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打入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运动的头脑人物内部，但问题是，那里根本没有“头脑”可寻。我所看到的只是心绪的漫天宣泄，我面前是一派悲天悯人的景象。显而易见，这里的稀缺之物是清醒的思考。我来魁北克有个堂而皇之的理由，那便是采访美洲高峰会，这是一次跨越西半球三十四位国家首脑的聚会，会议最重要的议题是通过谈判，努力建立起美洲自由贸易区–一个地域跨越阿拉斯加至阿根廷的无贸易壁垒区域。其实，我来魁北克是为了“人民的峰会”，那才是真正的亮点。这一应运而生、有组织的活动看起来是要反映“人民的观点”，还会是别的吗？（我曾想，那些参加峰会、经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是为此目的而来，但我有什么资格向“那些人民”提出质疑呢？）半球社会联盟由不同的社会团体组成，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意识和经济利益，他们共同反对贸易自由化。该联盟这次邀请参加“反资本主义狂欢节”的都是激进团体，从极左到更极左，“狂欢节”在沿河畔搭建的硕大白色帐篷内举行。加拿大政府好事做过了头，不仅资助了这项活动（其实是加拿大纳税人提供的资助），而且还为拉丁美洲的激进分子付费参加活动。“反资本主义狂欢节”丝毫无愧于它的名称，有小丑、木偶表演、拉拉队长的呐喊、舞者和演员的表演，还有“愤怒的奶奶们”（一群不算太老辱骂大公司的妇女），甚至还有一个悬在空中、上面写着“实施安全贸易！”的巨大绿色安全套。或许我最喜欢的是那些身着蓝色服装、面对由纸浆制成的女水神像歌唱并参拜的演员们。除了此道风景，别无其他实质性内容，无论是在街面上，还是在各类有组织的“讲道论坛”中，情况均如此。看一看下面的对话，这是我同一个保养得极好的年轻激进分子之间的谈话（当然喽，此人穿的是进口的牛崽裤和运动鞋）。她向我挥动着拳头，肌肉松弛，毫无力量。她的一位同志把我们之间的对话用一架日本摄象机拍了下来，摄象机的价值起码要比拉丁美洲人一年的平均工资还要多。“人民高于利润！”她叫喊着，离我的脸只有数寸之遥。“好吧，你说得还不错，”我一边说，一边向后退了一步，“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要提高人民的地位，人民高于利润。”“好，这一点我明白了，但你具体指什么？你们有没有政策？其含义是什么？”“我们需要政策，”她回答着我的问题，也被激怒了，“我们的政策是人民的利益优先公司利润。”谈话就这样进行着。如果她思想更深刻一些，我也不会故意戏弄她。毫无疑问，“人民高于利润法案”已近在咫尺，它的出台只是个时间早晚问题。真该有人早点儿想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如果利润真的是衡量企业家扣除成本之外所创造财富的尺度，生活在无利润的社会里或许对人民根本没有什么好处。尽管这里很无聊，我还是认认真真地、想方设法去理解人民峰会参加者的想法。我采访了几十个人，重点是身上穿孔少于十个的那些人。在具有加拿大风格的市政厅会议上，与会抗议者对我“盘问”了将近两个小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我的观点有什么兴趣。我阅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关于反对贸易自由化的材料，但从头至尾，见不到一例合乎逻辑的反自由贸易申诉，姑且不谈它是否有道理。几乎没有人愿意下任何工夫去了解一下有关供求关系最基本的原则，而所有人却都在声称，自己对世界经济的最佳运作有着不容置疑的组织能力。高峰会在拖延，我受挫的感觉也愈加强烈。时间单调乏味，一小时一小时过去，我站在阳光下，听着身披花色丝质大手帕的青少年大声抱怨，他们在谈论自己如何有资格属于环绕市中心2.5英里安全带的另一边，在那里美洲高峰会的代表正在开会。他们想要，不，是有资格，坐在那边的谈判桌旁。一个不到二十岁的自由贸易讨伐战士告诉我，如果拉丁美洲过群居打猎的生活，那么人们会更加富裕，因为“群居打猎者每天吃的都很好”。一位服装厂的工会成员，其工作大概仅仅是禁止人们购买洪都拉斯生产的衬衫，表情严肃地举着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自由贸易等同公司财富。”如果此话当真那就奇怪了，为什么如此众多的企业，如纺织厂和炼钢厂，死抱住关税和补贴不放呢！这样的言论在世界上任何大学的经济学系里都会成为笑柄。正如太平洋孤岛上与世隔绝的狂热日本兵那样，魁北克街上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事实：有关贸易产生何种影响的论战已经结束，主张自由贸易的一方已经获得胜利。数以百计的研究成果、甚至是粗略的观察均向人们显示，哪里有市场的扩展，哪里就有苦难的缓解。那些敞开国门、参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国家与那些封闭自己、不参与全球经济的国家相比，其发展速度更加迅猛，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保守估算，前者的发展速度为后者的两倍以上。不仅如此，贸易创造出的财富使不同收入阶层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全面提高。自从二十年前发展中国家开始开放市场以来，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摆脱了一贫如洗的生活状况——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然而，抗议者们对此视而不见，却宁愿与天下的劳苦大众为敌，试图剥夺贫穷国家赖以发展的手段，侈谈什么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导致了贫穷。这种无知无异于犯罪。带给欧洲的教训反自由贸易左派的荒唐之举损害了以国际谈判实现自由贸易的尝试与努力，这些激进分子提出的批评几乎无任何实质内容，他们不断在国际会议召开之时抗议示威，这是对老式保护主义者的包庇行为，而老式保护主义者所期望的是，全球货物与资本流动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美国和加拿大两国仅仅通过加强国际会议安全措施处理这一问题，但是，最终所需要的解决办法将是完全彻底的变革。抗议人群中流行着这样的观点，全球化主要是由国际机构促成的一种近期现象，其前身关贸总协定在消除贸易壁垒方面数年来也起到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显然是有限的。使世界经济得以扩展的大事件均发生在贸易谈判领域之外，如中国的改革、苏联帝国的崩溃以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对“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放弃。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六十多个发展中国家已单方面降低了对进口及引进外资的限制，更多的国家蜂拥而至，希望加入世贸组织。如今，世贸组织成员国当中有四分之三以上为发展中国家，还有二十个急切想加入的发展中国家。简而言之，自由贸易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而是自下而上兴起的。全球经济自由化趋势的出现是保护主义及国家控制发展战略惨痛失败的直接产物，今天，这一趋势仍在发展的原因也在于此。换言之，即使美洲自由贸易区和世贸组织归于失败，经济自由化的进程仍将继续。由于这些国际组织的失败只能使全球范围内经济自由化步伐趋于减缓，因此充其量也只能使发展中国家遭受一些挫折。近期反贸易、反资本主义抗议活动的泛滥，应促使自由贸易人士对其推进市场开放战略重新进行评估。转移与让步数十年来，贸易自由化（自由贸易）通过奉行“转移与让步”政策得以实现：回避开放国内市场的话题，强调出口及对外政策，用“公平贸易”政策安抚贸易保护主义者，使政治上有根基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一战略长期以来颇为凑效，使世界市场逐步得到开放。然而，转移与让步的成功取决于若干因素，而这些因素已不复存在。别的不说，冷战已经结束，贸易自由化已不能作为巩固北大西洋联盟的工具四处兜售。同时，全球化的扩展意味着贸易已不是某个国家的内部游戏，国际经济问题牵动着公众的情绪，已成为路人关心的问题。在新的环境下，转移与让步策略已不能有效地推进自由贸易的发展，的确，它已成为一种导致自我失败的主张（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主张经济开放者未能向重商主义思想以及公平贸易的错误观念直接提出挑战—没有能够讲明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开放贸易—因而助长了公众的疑虑，认为有关对自由贸易的批评也有合理的一面。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欧洲，情况尤为如此，欧洲人常认为全球化的出现是美国施加影响的结果。为自由市场而战的前沿阵地必须从国际会议转向欧洲本土，自由贸易不应作为开放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