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干部工作存在的问题

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干部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逐步建立，新时期干部队伍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在价值追求、组织纪律观念、作风形成等方面的深层次变化，已经演化为干部工作必须面对、必须研究、必须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在权力的运行出现了很严重的离轨现象，对干部工作在更深层次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的背景下，干部工作的至关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干部工作能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不仅成为党内必须面对的重点问题，而且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上上下下危机意识和紧迫感的日益增强，干部选用方式方法的创新、干部管理体制机制的改进、干部监督工作的拓展深化等问题，已经逐步从思想认识的层面向实践探索的层面深入。虽然这一深入的过程无可争议地显示了干部工作求创新、谋发展的不可遏止的趋势，但因其系统性和整合度的缺乏导致的综合指导力和引导力不强的问题也相当突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干部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把握干部工作的主要矛盾，充分发挥党管干部的统一性、协调性作用，自上而下地做出精细的系统的和安排，整体推动干部工作健康发展一目前，在干部工作中群众反映强烈且不容回避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在干部选用环节上，主要有四个问题。一是在干部选用的初始提名上，既缺少详细的程序规定，更缺少对权力和责任的刚性规定，“谁提名”、“提名谁”、“怎样提名”等要害和核心问题仍然掌控在少数人手中，实际上的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没有根本改变；二是不完善的干部考察指标体系与考察对象的多面性、复杂性不相适应的问题还相当突出，致使干部考察工作在很多时候处于简单粗糙、含混模糊的状态和“看不清事、摸不着底、找不到北、定不了调”的尴尬境地；三是现有的干部评价机制与完整准确、客观公正地评价干部的要求之间差距还较大，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由于缺乏一整套科学、客观、全面的评价方法，对干部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出现要靠各级党委领导的识人水平和用人经验去把握的现象，以及过多地依赖大大小小“伯乐”的“识人慧眼”的局面；四是在干部考察结果的运用上缺乏科学有效的规范和约束，讲照顾、搞平衡、拉关系甚至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官场常态”，致使干部选用工作的真实性、公正性、权威性长期以来遭到质疑和追究，甚至造成了干部队伍中懈怠情绪、不满情绪、抵触情绪的堆积和不良思想、不良追求、不良作风的滋长。其次，在干部管理的环节上，主要表现为在权力的配置、划分、运行规范上的问题。一是在权力的配置上主要表现为“一把手”的权力过分集中而缺乏制衡的问题，在不同层次上造就了“一把手”的绝对权力，“行政首长负责制”在很多情况下被演变成了“一把手”们的“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开支一支笔”，“党的一元化领导”、“党领导一切”被演变成了记领导一切、决定一切，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形成了“一把手说一不二，二把手说二不一，三把手说三道四，四把手是、是、是、是，五、六、七、八、九把手，光作笔记不张口”的局面；二是在权力的划分上主要表现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不分，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还没有形成，特别是在同一层级上权力交叉错乱、在同一组织内部权责不匹配的问题还相当突出，客观上造成了谋权、争权、护权、固权等潜在的不协调、不安定、不团结因素的滋长，甚至在一定的层面上诱发了阴暗心理的生成、极端手段的使用、极端行为和后果的出现；三是在权力的运行规范上主要表现为程序不够严密、约束缺乏刚性、控制不够有力等问题，特别是把民主集中制理解为“班子成员民主+班长集中=民主集中制”的带有普遍性的体制性的错误理念和做法，仍具有主导意义甚至成为“潜”，权力被“一把手化——私有化——庸俗化”的问题大量存在，在权力运行的不同层次上出现了秩序混乱、权力滥用的问题和现象。再次，在干部监督的环节上，过多地依赖于自我监督，过多地依赖于领导干部自律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一方面，在监督体系的建设上过多地依赖于党内监督，而对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群众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等缺乏应有的重视和必要的支持、有力的保证，干部监督工作大多数情况下处于一种“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的封闭状态，致使干部监督的渠道不宽阔、结构不严密、合力难形成，最终造成监督效率的低下和监督作用的缺失。另一方面，在党内监督机制的形成中，又过多地依赖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党性、自觉、良心和道德，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从中承受了很多不应该他们承受的东西，但也享受了很多不应该他们享受的东西，而正是在这种“承受”和“享受”之间，干部监督很多时候被异化成了“作秀”或“整人”的手段。干部选用、管理、监督环节上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固然与思想作风、工作水平等有关，但组织、工作机制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更具有决定意义。而这种制度、机制的问题，归结起来，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体现为民主化质量不高的问题。必须承认，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干部工作民主化的空间不断得以拓展和延伸，“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已经不仅仅是作风上的要求，而且成为体制、机制上的要求。但是，也必须看到，干部工作中的民主还没有真正成为一种基本的制度和运行规则。特别是在民主参与机制、民主决策机制和民主监督机制等尚未形成，党内的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尚未得到调整和理顺的情况下，干部工作中的个人集权并因此把党的领导变成个人领导的问题迄今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的现象有增无减，干部工作中的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难以真正落实。另一方面，体现为“人治化”效应的问题。由于干部制度设计和安排的抽象化、原则化，致使干部选用、管理、监督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自由量裁”的人为可操作空间扩大；加上干部选用、管理、监督的每一个环节内部的联系和制约缺少一贯的条理和秩序，为大量的非制度性因素的介入和扩张提供了可能的空间，致使感情、关系、主观印象等非制度性因素在干部选用、管理、监督工作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自由量裁”的人为可操作空间扩大、非制度性因素起了极其重要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干部工作的整个流程和环节因受个人意志和作用的影响而显现出明显的“人治化”效应。民主化质量不高和“人治化”效应扩张，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互为因果，二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和影响，共同构成了新时期干部工作的主要矛盾。二正确处理干部工作的主要矛盾，必须在党管干部原则的规定和指导下进行，离不开党管干部的统一性、协调性作用的发挥。也就是说，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充分发挥党管干部的统一性、协调性作用，是正确处理干部工作主要矛盾的前提和保证。这一前提和保证，不仅决定了干部工作主要矛盾的性质及其解决方式，而且提供了统一、协调处理干部工作主要矛盾的可靠基础。一方面，党管干部原则的合理性及其合法性基础，决定了干部工作主要矛盾的非对抗性，解决矛盾的形式也是非对抗性的。从党管干部的内在要求看，党管干部必须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原则，坚持“从实绩看干部，凭德才用干部”，通过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依靠群众对干部实行管理和监督，确保各级各类干部“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真正成为维护好、实现好群众利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种内在要求，使党管干部的合理性及其合法性基础，不仅仅取决于党的执政地位所赋予的党管干部的天经地义的权力和权威，更体现为党的性质、宗旨以及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所赋予的党管干部的科学性原则、民主性立场。当然，根源于党的性质、宗旨的党管干部的科学性原则、民主性立场，在其实现过程中并不是没有问题和矛盾的。从干部工作的实践和现状看，党管干部在通过各级党委和组织人事部门来实现的过程中，“人治化”倾向与民主化趋势此消彼长，积累了一些问题和矛盾，有些问题和矛盾还比较突出。但是，这些问题和矛盾都是在党管干部通过各级党委和组织人事部门来实现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党管干部原则在被不断地再界定、调整和修正的过程中形成的，主要表现为党管干部的实现形式、实现方法的问题。其实质是怎样实现党管干部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党管干部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身不包含对抗性因素，而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内部问题和非对抗性矛盾。因此，处理这些问题和矛盾，理所当然地要采用非对抗性的形式和方法。即：通过改革，推进党管干部的实现形式和实现方法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坚持党管干部工作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既要旗帜鲜明地坚持改革方向，坚决反对以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名义，一味固守落后的、不合时宜的体制，抵制改进党管干部方式方法的僵化保守倾向；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解决把党管干部工作中的问题和矛盾统统归结为党管干部原则所致、把干部工作改革理解为对党管干部原则的否定的片面认识和错误做法，坚决反对在改革的名义下，削弱、淡化甚至转换党管干部的原则。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党管干部的统一性、协调性作用，对于正确处理干部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具有积极的意义。党管干部即把干部看作权力运行的主体，从执政党运用权力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对干部的使用、干部用权的全过程进行控制，保证执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得到执行，保证党的执政目标实现。这不仅有利于统一处理问题和矛盾的方针政策，加强宏观指导和控制，而且有利于形成合力，促进工作协调发展。从处理干部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的复杂性、深刻性看，干部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的解决，不仅要涉及到干部工作主体，而且要涉及到干部工作的对象及更为广泛的群体；不仅要涉及到培养、选拔、使用什么样的人来行使党和国家的各级各类权力的问题，而且要涉及到运用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和规范约束机制来管好各级各类干部的问题；不仅要涉及到眼前利益与根本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调整，而且要涉及到组织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协调；等等。这种复杂性、深刻性，要求处理干部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必须从宏观上整合工作力量，做好全局谋划，掌握各个重点环节，协调各方面关系，形成整体合力。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驾驭全局、稳定形势、把握方向，才能扭转政策分割、各行其是、整体乏力的局面。三正确处理干部工作的主要矛盾，最基础、最重要的就是要扩大民主，推进干部工作民主化。推进干部工作民主化的重点，其实就是要避免干部工作中长官意志、个人独裁、少数人垄断等一切形式的“人治化”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干部工作民主化实质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领导者个人意志主导的“人治”状态，遏制权力“人治化”。改变领导者个人意志主导的“人治”状态，最重要的是要从改变“人治”的组织载体和体制基础入手，切实解决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体制性问题。集权问题不解决，“权为我所用，权为我所系，权为我所利”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在干部工作中以权力为中轴、以角色依附为前提、以私利为基准的“潜规则”取代以“民主、公开、竞争、择优”为主要内容的“显规则”的局面就难以根本转变，民主就会成为空谈。切实解决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体制性问题，一方面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一步调整和理顺党内的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建立起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限制和规范而不是延伸和扩大领导者个人的权力，弱化领导者个人的越位作用，约束领导者个人的权力并使其使用和运作处于正常的、良性的状态；另一方面要按照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利的原则，进一步拓宽渠道、健全制度、完善机制，突出干部工作的公开性、公认性、平等性、竞争性，不折不扣地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从根本上克服少数人的绝对权益与大众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当然，限制、规范、约束领导者个人的权力和扩大、保护干部工作中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不意味着要彻底否定干部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并不妨碍领导者个人作用的发挥和领导者应有的权威，只是他们必须克服集权习惯和“人治”思维，既要充分行权，又要循规蹈矩，既要重行权结果，又要重行权过程。特别是在干部工作民主化尚处于完善和适应阶段、新的制度机制的调控效益尚未完全发挥作用之际，当人们对现行制度或规则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不能产生认同感和信任感而感到无法在遵从现行制度或规则的前提下通过行为调整来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时，在官场“潜规则”背后隐藏的绝大多数干部必须面对的利害格局和利害关系导致的机会主义行为时有发生的恶劣的政治生态下，领导者个人能不能自觉克服根深蒂固的集权习惯，能不能认真用权、谨慎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公开用权、以德用权，就成为干部工作推进和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