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心得笔记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 摘录 权力的文化这一模式可以使我们在同一框架中理解晚清社会中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并以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来达到这一目的。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之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由于其他职能有赖于这一组织基础，故我首先考虑这一基础。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教、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 者与信徒等关系。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括十分广泛。 ―――――――――第1页，第一章 权力的文化网络 到19世纪末期，清朝政府通过双重经纪来征收赋税并实现其主要的统治职能。经纪是交易中一方的代理人，他常常收取一定的佣金。尽管理论上(名义上)并非如此，但事实上，清末封建国家正是通过收费经纪来统治乡村社会的。我称这种国家经纪(State brokerage)为营利型经纪，以与另一种类型保护型经纪相区别。在后一种类型中，村社自愿组织起来负责征收赋税并完成国家指派的其他任务，以避免与营利型经纪(村民认为他们多为掠夺者)打交道。 ―――――――第24、25页，第二章 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 我将用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这一概念来说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及其现代化进程。在政权内卷化的过程中，如同前面讨论过的营利型国家经纪一样，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尽管正式的国家政权可以依靠非正式机构来推行自己 的政策，但它无法控制这些机构。在内卷化的国家政权增长过程中，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团体代替过去的乡级政权组织成为一支不可控制的力量。 国家政权的扩张就逮建立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之上，否则其扩张便会成为吉尔茨所描述的那种内卷化。我对赋税征收系统中的效益作了如下定义:不论利用何种手段，当正式的国家税收机关收税增加，而且，其征自纳税人的税款在总税收中比例增大时便可说明是效益提高。相反，如果正式税收机关所征税款在总税收中比例并末增加(不论其绝对值是否增加)，则说明其效益低下。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方面的最充分现是，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换句话说，内卷化的国家政权无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从而取缔非正式机构的贪污中饱后者正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增加榨取的必然结果。 更广泛地说，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营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20世纪当中国政权依赖经纪制来扩大其控制力时，这不仅使旧的经纪层扩大，而且使经纪制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村庄。 古代中国崇尚无为而治，并不讲求效益，故在一定程度上不存在内卷化问题，内卷化一词也不适用于家长制或保守思想(不急于加强对物质生活和道德文化的控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和殖民地时代。许多封建和殖民地社会尚缺乏造成内卷化现象的另一重要条件:即地方政权并不是由想捞取利益但毫不负责任的营利型经纪人控制的，而是由社会精英所控制的。在封建时代，下层社会中国家和社会权力完全混合，社会精英其有独立权力基础的地方政权结构统治范围内获得典型发展。 ――――――――第53、54、55页，第三章 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 宗族和宗教组织都不能完全解释村庄的领导结构和权力分配，它只是帮助我们理解在文化网络中合法权威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在宗教型村庄中领导体系通过宗教组织表现出来阶级背景、威信、才能是选举领袖的重要标准。在这类村庄中，由于宗族并末设立政治区划的标准，所以它也末能推出经过充分选举的村级领导。结果，他们就要转向村庄的社区功能来表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20世纪之前，村领袖的主要社会职责是组织宗教活动。 在宗族型村庄中，宗族推举代表，从而决定了村公会的构成，但是村公会的活动也是由物质因素决定的。宗族成员并不一定亲自 决定谁代表他们，在通常情况下，村公会从适当的宗族中挑选与自己类似的乡绅记充任自己的接替者。可见，富有和个人威望亦是影响权力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它表明血缘和经济状况在中国社会中互相混合，共同作用。 ―――――――――第90、91页，第四章 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 村政权的正规化，其与乡村社会文化网络的脱节，以及来自政权内卷化的压力，使村政权落入那些贪求名利的政客手中。内聚的社会组织要求有一个道义上的权威中心，但与此相反，民国时期，这种道义权威没有被加强，反而被削弱了。 划定村界，稳定税源，可能会加强村落内部保护型经纪关系，但我们已经看到，即使领袖来自村落内部，他也很难说服村外人交纳税款。如果村政由营利型经纪把持，则加强公共组织及关系的郊果会更差。在这种情况下，村领袖与村社会脱节，其权威性不会因划定村界、稳定税源而加强。村庄一级代表国家权力的营利型经纪不会比村庄内生领袖更具权威来催促村外地主交纳税款。可能是在19401941年实行大乡制以后，村级组织的政治地位又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至此，乡村政治组织的发展又回到原起点上。 ―――――――第178、179页，第七章 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 伴随着国家政权的深入而出现的营利型经纪体制再生及延伸极大地损害了政权在人们心目中的合法地位。这从日本殖民政府中可以得到反面的印:在国家政权合理化和内卷化的联合作用下，日伪政府在增加财政收入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它同时又是最末能赢得民心、最缺乏真正权威(指获得被统治者拥护)的一个政府。在大乡制建立之前，政治领袖脱离原文化网络的过程是渐进的。无论是内心不愿还是没有能力与旧精英彻底决裂，实际情况是，历届中国人那样一举革除旧制而建立起大乡制。 如果不采取那种激烈措施，中国政府是否能按照自己的政策、筹集足够资金以击退到处泛滥的政权内卷化逆流,如果历届国民政府采取那些激烈措施，它们是否能创造出全新的法统基础,对这两个假设问句，从今日发展中国家的经历中可找到答案: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在被释放出来的非法(delegitimation)力量冲倒之前，过渡政权必须建立起新的合法性，这是一场关系着政权命运的竞赛。 ――――――第204、205页，第八章 国家政权的现代化与地方领导 国家政权内卷化模型表明，在新生政权之中，经纪体制不是趋于灭亡，而是倾向于自我膨胀。尽管内卷化并未在其他地区导致中国式的革命运动，但它确实具有极大的腐蚀和使政权非法化(失去民心)的反面作用。与法国等成功的国家相比，为什么那些失败的国家政权未能克服经纪导的腐蚀瓦解力量,是不是因为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政权扩张超过了其经济发展,当然，政权过速扩张会加重居民的负担，但它并不能彻底解释为什么国家政权的正式机构未能使经纪层完全官僚化。高谈现代化问题的理论家关于狭隘的地方主义与保守的传统观念弥漫的文化论争是种无法证明的论争，而不是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所有的社会都经历了传统阶段。 不可否认，进入20世纪之后，国家职能的急剧加重是经纪官僚持久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世界范围内政权职能的扩大和财政支出的增加使经纪结构不断增生，其中不少机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没有的。由于为政权目的而调整官僚和国家经纪牵涉到筹集足够多的薪金，所以，将这些机构官僚化的过程十分困难。例如，通过经纪官僚之手而支配的国家支出使他们掌握巨额财政和政治资源，所得收入远远超过国家所能提供的合理加薪数额，而这些大量支出往往并不能给国家带来许多效益。 另外，尽管按章办事的官僚机构倾向于使社会各阶层享受一定的自治之权，但从公职中捞取最大利益的心态必然引导公共权力偏向那些有能力购买和享受这些权力的强人。如此，内卷化国家政权不权倾向于在社会中再造过去的阶级关系，而且通过在政权与社会各部分、各阶层的上层分子之间建立一种互利关系框架从而使自身得到再生。如此不仅可以看出经纪体制的顽固，而且可以看出经纪层以此种方式调适自己与社会利益的特点，改变这一体制便会在社会的所有层面受到精英的阻碍。 ―――――――第216、217页，结论 将各对立面调和起来的一条重要途径是找出社会现象中的二重性。本研究中的政治制度与社会活动充满了矛盾、冲突和二重性， 若从历史角度观察问题则更是如此。不仅在文化网络，而且在国家政权内卷这一概念中也同样强调一种矛盾(paradoxes):在同一政权结构中，既有权力的扩张，也有权力的瓦解和削弱。此外，我们还看到各种谋略，这些谋略将合作与竞争融合为一体，在制度实践中将感情与利益结合一处，并提供一些既使意见趋于一致又促进地方利益的符号。认为社会活动中充满二重性并不是什么新发现，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唯物主义早就提出事物的二重性，辩证法这将成为新的社会科学的基石。我们所发现的只不过是强调指出:社会现实中存在着二重性确是它不宜于作科学的、规律性理解的原因之一。 如果社会现象中充满不可预测的矛盾和怪象，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社会史学者必须放弃将那些不确切的陈述化的希望,如果设想产生某种社会效果的社会行为会产生相反的结果，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谈论方法问题,对于以上疑问，我不相深究，但我坚信，为了避免妄下结论，我们首先要如实地记录我们对特定社会的考察所得。 ――――――第220、221、222页，后记 社会史研究方法浅议 结构梳理 国家政权建设(State making)和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是贯穿全书的两个中心概念，两者均超越了美国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框架现代化理论。因此，编者指出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问题。 在第一章《权力的文化网络》中，作者首先对文化网络作了一个界定，指出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接着，作者以华北地区的的婚姻圈为例，指出了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所存在的缺陷，并希望吸收市场体系理论中的合理成分而将其融入文化网络的概念之中(第3页)。有了以上分析，他进一步指出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文化一词是指各种关系与组织中的象征与规范，这些象征与规范包含着宗教信仰、相互感情、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第9页)从河北省邢台地区的水利管理组织的分析中，作者了文化网络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各因素相互联系，各种组织的权力资源相互混合，不同的利益和愿望相互混杂而形成乡村社会中的权威代表。最后，作者还进一步强调提出文化网络 的概念并不是要建立一种模式。事实上，文化网络只是一个描述一般现象的范畴，但它具有一定的预见能力。(第23页)这对我们如何理解与认识杜赞奇这种新的文化视角的研究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后面我将作一个具体的说明。 在第二章《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中，作者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国家经纪(State brokerage),用来指称清末封建国家统治乡村社会的代理人，并将其与另一种类型保护型经纪相区别，且以大量的分析与数据为佐证。 在第三章《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中，他指出进入20世纪以后，国家政权进行了重大的重组与扩大，在仔细分析了这种 组织机构的变化与河北、山东两省的财政状况之后，作者指出，政权建设这一西方概念并不能完全适合中国的情况(第39页)，进而提出了本书第三个关键概念:国家政权内卷化。他从一个广泛的意义上指出: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营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第55页)基于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方面的最充分表现是，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这一结论，作者对河北省的县级财政进行了分析。 在第四章《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中，作者对斯蒂芬桑格伦、布劳休尔、许烺光等的研究进行比较后，认为村落组织是由拥有共同祖先的血缘集团和经济上相互协作的家庭集团组成，当我们研究了宗族作为高于家庭的组织在村政中的作用之后，我们会更加坚定这一结论。(第69页)在分析华北地区的宗族范围、管理形式及村庄政体之后，作者将宗族组织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单一宗族占统治地位的村庄，宗族内部分门较细;第二种类型为势力相当的多宗族村庄，各宗族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第三种类型亦是多宗族村庄，但其中某一宗族势力较其他各族为强。(第83页)当然，最后作者还是不忘谨慎地指出:值得补充的是，宗族与宗教组织都不能完全解释村庄的领导结构和权力分配，它 只是帮助我们理解在文化网络中合法权威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第91页) 在第五章《乡村社会中的宗教、权力与公务》中，作者首先将乡村宗教划分为四种类型:村中的自愿组织;超出村界的自愿组织;以村为单位的非自愿性组织;超村界的非自愿性组织，并以华北地区为例对其特征作了详细描述。紧接着，作者还对华北地区的保护神关帝作了具体介绍。但是到了后来，清末新政对宗教组织进行了疯狂进攻，并取得了成功。作者在分析其原因时指出，其关键在于杨庆堃先生所谓的中国宗教本身的多元性或混性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的指导下，那些拥有号召力的乡村精英将自己作为一种中介融合进天人合一的官僚体系之中，这种宇宙观不仅使社会精英通过宗教形成控制乡村社会，而且使他们参与到神圣性的权力运作之中，且拥有泛中华(Pan-Chinese)的广阔天地。(第126页) 在第六章《乡村政权结构及其领袖》中，作者着重分析了财富、地位、影响力等因素在形成个人权威，特别是在20世纪艰难的环境之下，在加强乡村政权的过程中起的作用。在保护人和中间人:习惯法中的权威结构一节中，作者尤其强调了面子在乡村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对在国家权力的深入、战乱以及经济状况恶化等因素联合作用下出现的地方保护人权威调节的缺失及 由此给乡村社会职能带来的损失，表示了担忧。 在第七章《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中，他分析了国家政权是如何加强国家力量并强化农村作为政府的最基层单位，探讨了这一政策所引起的与国家设想并不完全相符的控制结构与乡村社区内聚力的变化。通过对华北地区的青苗会进行研究后，作者指出划定村界，稳定税源，可能会加强村落内部保护型经纪关系，但我们已经看到，即使领袖来自村落内部，他也很难说服外人交纳税款(第178页)。 第八章《国家政权的现代化与地方领导》中，作者着重分析了以下这种现象:20世纪的国家政权现代化运动迫使组委会领袖与传统文化网络逐渐脱离关系而越来越依赖于正规的行政机构;但是国家政权的深入所产生正式和非正式压力是如此繁重，除个别人为捞取油水而追逐职权外，大部分乡村精英都竭力逃避担任乡村公职。 在《结论》《后记》中，作者把各章中包含的历史争论点融合到一个整体之中，并对权力内卷化作了进一步解读，还就社会史学的研究方法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心得 《文化、权力与国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向我们阐释了华北农村的政治生活运行模式，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工具。 作者在中文版序中就告诉了读者: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是贯穿全书的两个中心概念。也正如杜氏所指出的那样，提出文化网络的概念并不是要建立一种模式。事实上，文化网络只是一个描述一般现象的范畴，但它具有一定的预见能力。(第23页),所以说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一种分析工具或者切入视角。在整篇的论述中,尽管看上去章节繁杂, 但都是以文化网络为基础的, 并且围绕着国家政权的扩张( 现代化) 与基层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展开讨论的。所以, 《文化、权力与国家》这部著作, 关注的是国家政权、乡村社会以及每个乡村个体之间的关系, 其核心就是一个国家中介人社会的抽象体系: 本书旨在探讨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就是封建帝国的权力和法令是如何行之于乡村的? (第1页) 英国学者弗里德曼最早的提出了国家与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并且引入了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 国家与社会是西方政治社会学一个由来已久的分析框架, 这一框架提供了一种有别于现 代化理论和意识形态批判的话语体系。这一分析框架长期以来一直是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分析框架。而在某种程度上来看, 全书使用的不仅仅是这样一个二元框架, 而是超越了这个二元框架而对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中介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而正是这种超越, 构成了这部著作的最突出的部分。事实上, 权力的文化网络这样一个概念也正是基于这种超越而提出的。 权力的文化网络一方面将帝国政权、绅士文化与乡民社会纳入一个共同框架, 并将权力、统治等抽象概念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体系连接起来, 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资源的基础; 而另一方面,又在各种外力的压力下, 成为了两种经纪类型角逐竞争的平台。同时, 文化网络最终成为乡村居民与外界的联系, 而且成为封建国家的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渠道。通过这些渠道, 封建国家使自己的权力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国家权力通过对关帝崇拜而深入乡村的文化网络等的例子均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从定义上看, 似乎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 特别是文化一词, 要对文化做一确切定义较为困难。那么对于乡村而言, 什么因素不属于权力的文化网络呢? 实际上在这本书中, 作者并没有对于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的外延给出一个确切的规定: 似乎一切区别于国家政权的, 属于乡村社会的与宗教、血缘等等有关的要素均成为了文化网络的一环。那么, 在中国乡村, 血缘和经济状况是选择领导人的主要标准 其中的经济状况这一经济因素是否也可以是文化网络的一部分呢?文化网络这一概念过分强大的包容性似乎具有无所不能的解释力。另外，对于这一文化网络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并没有作一个具体的分析，特别是在社会的实践中，宗族、宗教及领袖的财富、声望、才能如何相互作用、孰轻孰重，这些都留给了我们读者。而作者自己也似乎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才会在一开始就告诉读者它不是要用来建立一种模式，只能作为一种新的观察视角罢了。 不可否认的是，杜氏试图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研究那个时代的华北农村的努力是有益的，并且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至少让 我们看到，影响乡村政治生活运作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而且他们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另一个令我折服的地方就是其对经纪体制的分析解读。经纪本是一个在市场交易中产生的概念，但是在这里却能很好地解释20世纪我国农村的政治、经济生活。即使在人情关系仍占有重要地位的当代农村里，我们仍然能看到它影子和变种。 国家经纪(营利型经纪)的存在和滋生也是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历史角度而言，杜氏解说的模式非常切合乡村现实, 直至近日税费改革前中国农村仍然呈现出类似税费征收问题经纪体制主导下的乡村治理, 给乡镇政府权力自我扩张和利益自我膨胀的空间, 使乡镇政府步入既非纯国家的, 又非纯社会的状态, 引致新一轮国家政权内卷化和经纪体制的复活。根本而言此种内卷化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呈现的一种矛盾状态: 国家汲取能力不足时, 税收的相对增加必然以营利型经纪体制的壮大和机构膨胀为代价, 税收虽然有所增长,国家汲取效益却没有提高, 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 读完这本《文化、权力与国家》之后，我发现，杜赞奇的这种分析方式一定程度上仍然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农村，但是在某些方面已经不具有了说服力。 1.经纪体制仍然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在我所在村子里，曾经有一位村长任职长达十几年，但他既没有丰厚的财力，也没有多大才能，更没有声望和权威，有的只是与乡政府亲密的联系。这大概就像是杜赞奇所指出的那类营利型经纪。虽然每过几年都是照常进行选举，但是奇怪的是，人们还是愿意选他尽管他被多次指控任内有贪污行为。原因在于，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关系网络来为大家争取一些好的政策和拨款，对一些民间纠纷也能借自己的背景、以一个强硬的姿态进行解决，而一个有一定声望的人当选后却未必有这样的渠道。所以，人们对他都是恨而不言。情况在前几年出现了变化。一位在县政府有着亲戚关系的村民，以高票当选为新的村长，并在自己的任内很快解决了大家的交通、饮水等问题。而他的政治资本不仅包括其与上级的联系，还有他自己的良好的文化素质以及业已在村民心中形成的口碑。 杜赞奇曾经指出，权威可以转化为政治资本，进而赢得领袖的地位，同样，领导地位(官位)也可以帮助任职者树立权威，紧实自己的政治资本。很显然，这只能是针对那些保护型经纪而言的，而那些想借机捞油手的营利型经纪只会越发招来人们的憎恨。 2.宗族、宗教的影响力已经开始淡出乡村政治生活，权威的作用日益突显。也许是新中国时期破四旧运动的影响，现在农村基本 上没有了宗族，各种庙宇早已不见了痕迹，甚至一些祖坟也遭到了破坏大多是一些墓碑被移作它用。另外，由于集体生产、知识分子下乡，现在一个村子里往往有多个族姓，而且各自的户数较少。通常情况下，人们从事选举或者其他集体活动时，大多选择自己信得过或者有影响力的村民为代表，而不局限于血缘关系内部的亲族。比如，上面说到的那位村长就经常被请作订约的证人。 3.税费改革以后，乡村的政治运行模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自从免除农业税以后，我发现村庄中的小组长被取消了，而且村长兼任支部书记的情况在增多。小组长、村长和书记在这之前都是有一定报酬的，税费改革以后，乡村的财政开支常常出现缺口，缩减乡级自治组织的编制也就成为了必然。但是，据我所了解，人们都撤消小组长的做法很是不理解，而且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而且村长的日常琐事也多了，没有更多的精力与上级进行沟通，这对整个村庄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当然，这也有可能减少那些无所事事、投机牟利的经纪人的存在，但这种情况更多地只在大一点的村庄才出现(因为在规模较小的村庄中，担任公职的人员几乎是无利可图的)。 4.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衡量标准受到挑战。税费改革以后，针对农村的种种税收基本上都取消了，特别是在既没有太多的经济作物种植、又没有多少加工业和制造业的偏远乡村。在这里，对于一 般家庭来说，几乎没有税收，而随着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入，人们的交易行为也通常不需要中介就能得到实惠。 杜赞奇对政权内卷化的表述为:尽管财政收入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是上升的，但是，经纪收入与国民纳税总额的比率(R/Y)>0，并且，(B/S)>(R/S)。(第54页注释)很显然，如果还是按照这种方式去评价我们的政权建设，则准确性定为大打折扣。 5.国家对营利型经纪的控制加强。比如，暑假实践时我了解到，在一个乡镇里，现在几个村庄只有一个兽医，其与政府签有协议，其要负责一定区域内的种类牲畜的检疫、治疗，从而改善了过去的混乱状况。人们也通常直接去找这位兽医，因为各项收费都有规定，不存在捞油水的情况，并且，这位兽医也乐于向人们提供饲养方面的技术指导。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种子的出售。现在的情况是，国家对这些关键的农业物资都进行了强有力的管理，不权有人格限制，而且还有各种补贴。一般情况下，一个乡镇只有一个被政府批准的专门出售点。而获得经营权的出售人往往自己再将种子以较低的人格批发给他人，再由代理人直接卖于村民。由于代理人的出售价格不能超过一定价格限制，而且人们去集市购买还要支付一定的额外成本，因此也乐于直接与这些代理人打交道。情况有点儿类似于书中的牙税征收模式。如此以来，无论 是这些营利型经纪还是村民都得到了好处。这也应当算是我们政府的智慧所在。 不过，我对杜赞奇的分析模式有以下质疑: 作者是从国家中介社会这一模式来分析我国华北的乡村社会的。我认为一定程度上，它存在着一定的边界，是封闭的，有局限性，尤其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因为当时，中国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外来因素受到格外的考虑。而在作者的分析中，其将日本在华北地区对传统乡村文化网络的破坏，与清末新政、民国的政权扩张并为一谈，很显然是掩盖了其侵略的实质，无论是在民族情感上，还是在学术探讨上，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