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自1860年起即开始侵略中国的藩属国

法国自1860年起即开始侵略中国的藩属国 法国自1860年起即开始侵略中国的藩属国越南，1862年迫使越王签定《西贡条约》，到1866年完全占领了越南南部六省。此后法国殖民主义者又得寸进尺，逐步向越南北部推进。1873年，法国军队攻陷河内，越王向当时驻扎在保胜的刘永福领导的中国农民起义军“黑旗军”求援。刘永福亲率将士冒死冲锋，大败法军。 法国殖民主义者见军事失利，又转而采取威胁政策，与越王签订了法越和亲条约(也就是所谓的《和平同盟条约》，或称《1874年条约》)。该条约以法国承认越南为“独立国”为由，否认清政府对越南的宗主权，并进一步要求在中国云南通商。 面对法国对越南的侵略，本着“唇亡齿寒”的认识，清政府一直表示反对，屡次通过外交途径与法国进行交涉，并且明确表示:中国不承认法越和亲条约，对中国藩属国的侵略就是对中国的侵略。但是，那时清政府内外交困，它不愿意因为越南问，而与法国发生战争;同时，因为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假如清政府对于法国的侵略不闻不问，那么中国的其他外藩如朝鲜、琉球等地也就会解体，终将导致中国藩篱尽撤，所以清政府又不愿意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因此，在越南问题的交涉中，清政府就陷入了战和两难的困境。 1880年9月，曾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茹费理出任法国内阁总理。他上任之后，就增兵越南，并策划侵略中国。1882年3月，法军进犯北越，攻陷河内。不久，清政府派兵进入越南，帮助越王抗击法军。这年12月，中法双方在天津达成，中国从越南撤军，而法国则保证不侵占越南土地，不贬削越王权力。但是，法国的茹费理内阁很快就撕毁协议，法国议会也通过决议，决定为征服北越的军事行动拨款550万法郎。1883年4月初，越王向中国求援，要求中国派兵援越抗法。5月，刘永福率黑旗军在河内附近的纸桥大败法军。此后，法国决定扩大对越南的战争。8月，法军攻占越南的顺化，迫使越南签订了“顺化条约”，获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 此后，法国即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面对法国的武力进逼，清政府犹疑不决，和战无计，这助长了法国的侵略气焰。法国决定进一步扩大战争。1883年12月下旬，法军六千人在孤拔的指挥下，进犯驻守在越南山西的清军阵地，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到1884年3月，由于清军节节败退，法军完全控制了红河三角洲。5月11日，中法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军队撤出越南，对法越所有已定未定之条约概不过问，这就是说:中国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而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而法国则保证不侵占中国南部边境，不向中国索要战争赔款，法越条约中不插入有碍中国体面的文字。但是条约并未规定清军撤出越南的具体时间。 条约签订之后，国内舆论界主战呼声甚高，对于中法简明条约十分不满，主持签订条约的李鸿章受到了舆论的广泛攻击。所以，当后来法国方面要求李鸿章给出中国军队撤出越南的具体时间时，李鸿章也不敢明确定出时间。而法国军队在中国军队尚未撤出越南之时，强行向北推进，不断地与清军发生冲突。6月23日，法军强行接管观音桥清军阵地。清军因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坚持不退，双方发生武装冲突。6月25日，法军大举进攻观音桥，清军反击，法军死伤甚众。8月23日，法国海军偷袭马尾，清政府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中法战争进一步扩大。 8月26日，清政府正式下达了对法宣战诏。此后，战争在台湾与越南两个战场进行。在台湾战场，双方陷入僵持状态。在越南战场:开始清军在法军的节节进攻之下，纷纷败退，只有刘永福的黑旗军孤军奋战。1885年初，负责前敌事务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启用年近七十的退伍名将冯子材帮办广西关外军务，统领各军。冯子材到任后，整顿军务，积极备战，先后率军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和谅山大捷。与此同时，刘永福也率军击退法军6000人的进攻，取得了临洮大捷。越南战场上，中国军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败报传到巴黎，法国举国震惊，茹费理内阁被迫辞职。 前方将士斗志正酣，忽然接到了撤军命令。原来在对法作战的同时，清政府也一直在 秘密与法国进行谈判，镇南关、谅山大捷之后，清政府认为这是寻求妥协的良机，遂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拥有“保护”权，中国在中越边境开放两处通商，法国由陆路向云南、广西贸易免税;法军撤出基隆与澎湖。就这样，中国在这场战争中不败而败，法国却不胜而胜，法国在军事失利的情况下，却从谈判桌上获得了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自中法战争爆发之日起，孙中山就十分关心战争的进行情况，经常阅读香港的报纸，注意有关战况的报道，并常常与同学们一起讨论有关战争的问题。他还注意听取前线回港士兵以及越南归侨的口述，打听有关战争的情况，尤其注意打听清军的军备、组织、指挥体制等方面的情况。他了解到，中国前线的士兵没有好的武器，有新式装备并受过新式训练的淮军却不堪一击，节节败退;闽江里面的南洋海军与法国海军一经接触就几乎全军覆没。他认识到了清政府的腐败与昏庸，也认识到了清军装备与指挥体制的落后，对于战争的前途十分失望。当时一些人对于中法战争的前途盲目乐观，孙中山就向他们指出，以现在中国的军备与军队，不可能在这场战争中取胜。而当冯子材、刘永福率军取得巨大的军事胜利之时，清政府却将胜利变成自己妥协的砝码，与法国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清政府的这种行为，更加深了孙中山对清政府腐败无能的认识。他内心中原有的爱国主义情绪更进一步激发出来了，他暗下决心，要推翻清政府的腐败统治。 孙中山后来曾经说到这场战争对于他的影响:“余自乙酉(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这一说法大体是可信的。孙中山那时对于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是有相当了解的，接受了近代政治思想的孙中山，对于中国当时所实行的专制制度十分不满，他希望改造中国的政治制度，而改造的蓝本就是近代西方国家的制度。孙中山本来就受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之亲眼所见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媚外，因此产生要推翻清朝腐败政府的志向是顺理成章的。不过，孙中山这时的“倾覆清廷，创建民国”的决心，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意向，并不是说他马上就要著手“倾覆清廷，创建民国”的工作。 在耳闻目睹清政府腐败、昏庸的同时，孙中山也从中法战争过程中看到了中国民众的觉醒。 1884年8月，法国舰队进攻台湾、福建、浙江沿海，激怒了国内广大民众，广东、福建、浙江、云南、贵州、湖南等地的人民纷纷奋起，攻打法国教堂、教士。旅居美国、日本、古巴等地的华侨也纷纷捐款回国支持抗法战争。香港当时虽然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但是香港民众冲破殖民政府的种种压制，掀起了抗法斗争的热潮。整个中法战争期间，香港居民拒绝与法国人合作:商店的店员拒绝把货物卖给法国人;码头工人不为法国军舰搬运给养;法国人为兵船购煤，多次高价招人搬运，也没有挑夫应招;法国商船到香港，码头工人不为它们卸货，民间的货艇也不运它们的货物;法国船只派人上岸购买牛羊，民间艇船也拒绝运送这类货物;受伤的法国军舰开到香港修理，中国工人拒绝工作。 1884年9月，一艘在马尾海战中受伤的法国兵船开到香港修理，香港中国工人拒绝工作，迫使法国人将该船拖往日本修理。一艘受伤的法国水雷炮艇驶入九龙船坞修理，香港的居民和华工秘密商议要想法将这条炮艇烧毁，港英当局闻讯后连忙派警察日夜守护。港英当局对于香港中国民众的这种抗法情绪十分不满，竟然公开强制香港民艇为法国船只运送给养与货物。强制无效之后，港英当局居然逮捕艇民，克罚重金。这种做法，引起了香港群众的极大愤怒，艇民宣布全体停工。艇民的斗争得到了码头工人的响应，码头工人宣布全面罢工，香港的内外货运全部停止。港英当局知道众怒难犯，只好释放被捕艇民，退还罚金，但是仍要求艇民复工，再次遭到艇民的严词拒绝。港英当局恼羞成怒，采取武装镇压，工人奋起反抗。对抗中，一名华工被打死，另有多人被捕;而英国士兵也有十一人被打伤。这更激起了广大香港居民的强烈义愤，香港爆发全面罢工、罢市运动，而九龙的秘密社会天地会也 准备发动起义，响应罢工、罢市运动。局势十分紧张，港英当局十分恐慌，赶忙找来有身份的华人出面调停。调停的结果是:港英当局释放所有被捕工人，给被英国士兵击毙的华工家属二百元抚恤金，以后港英当局对于工人不为法国船只搬运货物的行为不再干涉，听任工人自由行动。这次抗法罢工罢市斗争取得了全面胜利，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香港爱国同胞的正义斗争，对于年青而有爱国热诚并一直关注着中法战争进程的孙中山，更是莫大的鼓舞。他从香港工人、市民抗法斗争的英勇举动中，看到中国人的爱国心。他认为:这些斗争“证明中国人已经有了相当的觉悟”，“表明中国人还是有种族的团结力的”，他由此认为“中国不是没有办法的”。可以说，孙中山从香港人民的抗法斗争中受到了鼓舞，增强了改造中国的勇气。 3(升学方向的抉择 1886年夏，孙中山修完高中课程，从中央书院结业。和许多青年人一样，那时的孙中山对自己将来的职业和发展方向也曾有过种种的设想。一个青年人对于自己职业与发展方向的选择，往往受到了种种因素的制约，比如家庭条件、父母的期望、师长的指点、朋友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本人的条件与爱好等等。孙中山读书的时候，家庭条件相对比较宽松，上学的费用是不用考虑的。父母对于他的人生道路选择也没有生死僵硬的规定，而是给了他较大的自主选择权。在他们看来，只要是走正道，孙中山学什么都可以。大哥孙眉虽然对于孙中山的人生道路选择有过一些干预，比如他希望孙中山经商，但是只要孙中山坚持自己的主见，孙眉还是能够理智地做出让步。他的朋友当中，有人希望他捐个一官半职，走入官场，到官场中去谋自己的利益;有人希望他将来当一个传教士。对于当官做老爷，孙中山没有太大的兴趣，对于当传教士，虽然曾经一度有过打算，但很快就抛弃了这一。他决定要在现实中，为中国人谋现实的幸福。 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孙中山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利益，不是考虑某一门职业能够为他个人赚多少钱，能够给他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声望与地位，而是考虑他从事某职业能够为人民，为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在香港求学期间，他一度认为学习军事可以抵御外侮，因此他想去学海军，直接从事御侮的实际工作。但是，1884年8月，在马尾海战中，中国花费七年建成的福州马尾造船厂以及十余艘兵舰，竟然在七分钟之内被法国海军的炮火打得精光。这一消息传来，不仅使孙中山前往投效海军的报国壮志无法实现，而且洋务派十多年努力的成就，如此轻易地被外国人毁坏，也引起了孙中山的深思。孙中山有时又想学法律，当一名主持正义的律师。但是当时的中国连法律学校都还没有，社会上只有包办官司的“讼棍”，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律师，而且清政府当时的法律是:严厉禁止诉讼代理人进行辩护活动。所以，孙中山当律师的打算也就无法实现。后来他选择的是学医。 说起孙中山对于医学的兴趣，还要追溯到他在檀香山意奥兰尼学校读书的时候。那时，孙中山在完成学校学业的同时，还跟从杜南山先生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有一天，他发现，杜先生的书架上陈列着不少医药方面的书籍，他感到十分奇怪，就问杜南山:“先生书架上摆这么多医药书籍有什么用,”杜南山告诉他:“宋代的大政治家、大学者范仲淹曾经说过一句十分著名的话:‘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这就是说，读书人的人生道路有两个;一个是从政，将来作一个好宰相，辅助皇帝治理好国家，兴利除弊，安天下国家;一个就是学医，悬壶济世，解除黎民的病痛。我也是以此自勉。其实，中国的读书人，一向在诵读儒家经典的同时，也花大量的精力研读医书，久而久之，不少读书人也就成了‘儒医’。” 杜南山的这番话给了孙中山很大的启发。经过一天的思考后，第二天孙中山又去了杜南山家，向杜先生谈起他自己对于范仲淹“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这句名言的体会，他说:“你要我遵照范仲淹的话去做，我看这未必妥当。中国的读书人，读书首先是要从政，但是读书人并不能很快走上仕途，即便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了仕途，也未必就能掌握国家政权。如果在殚精竭虑想当良相而不成之后，再去当医生，要想当好一个医生，为时已经太晚了。我的意思是 应当是:政治与行医两者并行才好，不可偏废。”从此，杜南山对于这个善于思考的年轻人十 分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