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的平衡手—大英帝国盛衰启示录

失衡的平衡手—大英帝国盛衰启示录 失衡的平衡手—大英帝国盛衰启示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针对英伦空战曾说过一句名言:“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被如此少的人所保护。”其实，这句话稍微一更改，就是大英帝国活生生的历史: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控制过如此多的土地与人口。 十七世纪时，英国的人口不过四百万，只相当于同时期西班牙人口的一半，法国的四分之一。到大英帝国鼎盛时期，人口也不过四千万。但是，它却控制着五十块殖民地，统治着三亿四千五百万人口，和一千一百六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相当于英国本土面积的九十六倍)。被恰如其分的称为“日不落帝国”。 那么，这个庞大的帝国是如何崛起，最终又如何衰落的呢,历来说法纷纭。笔者将从地缘战略和军事历史的双重视角剖析，与众同好共赏。 从均势战略说起 要理解大英帝国的盛衰，首先要理解均势战略，而要理解均势战略，又首先要理解欧洲的独特历史。 自罗马帝国瓦解后，虽然屡有尝试者，但终于没有像中国那样再次大一统，而是走向了持久分裂的局面，换句话说，即形成了一种多元并峙的政治格局。 其初始的原因，大致有下列三项: (1)支离破碎的地貌不利于统一管理。 (2)国家本位主义至上的重商主义贸易，导致市场的闭锁性，排斥统一性帝国。 (3)军事技术持续发展，但带有开放性，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可以靠军事技术的垄断统一欧洲，这一点与江户时期的日本，以及康熙后的中华帝国大不相同。 在这种多元格局中，确保自己独立地位的最好方法就是先承认别人的独立，这也是古希腊城邦的余韵。但是，只要国际无政府状态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间的安全问题就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这里牵涉到一个“囚徒困境”问题，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读一读小约瑟夫?奈先生的《理解国际冲突》一。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的确保本国的国家安全，又如何在确保了国家安全的基础上，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就成了一个永恒的话题。欧洲谋略家的终极解决之道就是均势战略。 说到均势战略，不能不提其鼻祖——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此公在三十年战争中，第一次创造性的运用均势战略，一举奠定了法国的主导性陆权国地位。(关于红衣主教的天才战略运作，笔者将在《三十年战争简史》中详论)究其战略之实质，有以下三大指导原则: 第一，决定一国行为的动机是安全与利益(尤其是安全)追求，而非其它，尤其不是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非理性因素。 第二，欧洲呈无政府状态，各国势均力敌，且各有难以弥合的地缘缺陷，所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实现普世性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追求霸权，而不能妄图建立一元化帝国。最忌讳的就是野心超出国力和地缘的极限，从而引发国际性的反制行为。故而应使各国互相制约，实现最有利于自己的力量平衡，此即均势体系的确立。所以各国之间相对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压倒意识形态之分歧;力量和资源的分布变化，胜过宗教信仰之同否。 第三，对于有资格问鼎霸权的国家(俗称大国)而言，均势必须有利于本国，不然就要等待时机，瓦解现有均势，构建新的地缘战略格局。 正是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黎塞留大胆的支持宗教信仰上的异端——新教势力(甚至土耳其人)，削弱和自己相同信仰的哈布斯堡王朝，使中欧陷入持久混战，无限期推迟德意志的统一。法国则静待大家都精疲力尽，再加入战争，趁机向自己心目中的地理边界顺利扩张，一举确立了法兰西的霸权。 但遗憾的是，继承了这一雄浑基业的路易十四却并未同时继承黎塞留的战略本质，太阳 王在自负中走向了无限扩张的道路，结果就是引发整个欧洲的反制，是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此战不仅使法国国力大受削弱，更直接导致新的霸主崛起。这个霸主就是与其隔海相望的英吉利，而讽刺的是，英国崛起的指导战略正是黎塞留的均势思想。 英国人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错愕后，迅速把握了均势战略的实质，并将之作为一项国策长期执行，最终形成了大英帝国特色的均势战略。 具体讲，英国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大陆国家强大到可以威胁英国大国地位的地步。为此: 一，当均势不利于英国时，就扶植潜在的强国挑战现行格局，自己坐收渔人之利，如七年战争。 二，当均势有利于自己时，就联合现有大国和安于现状的潜在强国一起制压霸权挑战者(即不安于现状的强国或潜在强国)。如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拿破仑战争均属于这一类。 正是靠着均势战略的成功运作，大英帝国才得以作为全欧洲的离岸平衡手，持全球霸权牛耳达数世纪之久。 但是，疑问也由之产生。因为自三十年战争后，均势思想渐渐为整个欧洲所接受。如奥匈帝国之梅特涅，法国之塔列朗，皆为此种战略之超一流高手。为什么成功的只是大英帝国呢,可见英国雄起的奥秘绝非仅只均势战略一项。事实也正是如此，大英帝国的霸权基石至少该有两块，一块叫均势，另一块叫海权。 陆权时代 我们把自己居住的星球称为地球。看似平淡，实则大不简单。 事实上，我们的星球大部分为水体所覆盖。陆地，只是少数而已，所以才呈现出美丽的蔚蓝色。但是，英语说earth，中文叫地球。何以如此,原因很简单，因为人类不同于海洋中的鱼群，注定不能以水为介质生存。所以最早的人类文明，都出现陆地上，相应的，古代的国际贸易交通也多借助陆地而非海洋，也就不足为怪了。 正因为人类文明诞生于陆地，所以人类文明归根结底无法脱离陆地而存在。尤其是在交通、通讯技术越落后的时代，人类的活动对陆地的依附性也就越强。 但是，鱼类可以相忘于江湖，人类却始终无法克制内心深处对未知的幢憬和追求。随着人类智识的累积，人们会想方设法的去探索、利用并最终驾驭其它介质，以之为载体，将自身的荧火之光，汇成照亮世界的文明之火。 相对于直到二十世纪才能为人类翱翔的天空，与陆地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海洋，就成了人类文明外扩的第一个载体。 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两强争霸，到勒班多海战中的千帆并进;从传说中的徐福东渡，到现实中的郑和下西洋。人类在这片深蓝色的诱惑下，既经历过无比的喜悦，也遭遇过空前的挫折。但有一点，在东西方世界是共通的。那就是，截止到地理大发现前夕，人类文明的演进是以陆权文明为主流的。其中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就是交通通讯的落后，导致各大文明就像一块块被水晶罩隔开的花草一样，在相对孤立的地缘环境中，循着不同的理数，发展向不同的未来。它们相互之间虽然也有所耳闻，但终于很少进行亲密的接触。只有很近的文明之间，会发出些出人意料的火花，比如中印的对话，基督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长期斗争。而这些交流的介质也不是海洋而是大陆。相对于控制海上要道，陆地的扩张能更快捷、更高效的带来更长久、回报率更高的利益与安全。 所以古代文明多为陆权性质。相应的，国际贸易也多借助陆地而非海洋。唯一的例外发生在地中海沿岸。 地中海是特殊的。第一，它四周为陆地封闭，所以名虽是“海”，实际上却只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内湖。第二，不像那个名虽“太平”实际上却不“太平”的太平洋，地中海常年风和日 丽、波澜不惊，直到今天也还是度假圣地，所以上古先民才能以其简陋的技术手段扬帆出海，意气风发。良有因也。 得风气之先者便是古希腊，其中又以雅典城邦为典型代表。 何以如此, 第一，希腊多山少平原。随着人口的增长，基本的口粮问题都不能解决，你让他们怎么办,这就不得不从事于海外贸易与殖民活动。 第二，前述地中海的温和性为这种发展提供了平台。 第三，古希腊海岸线曲折，沿途多岛屿，这就更便利了他们的海外扩张，并使之可以在稳步前进中从容改良他们的技术手段，海权文明的第一声啼哭，就这样在爱琴海畔高扬了起来。 但是，到头来，海权的雅典败给了陆权的斯巴达，不久雅典和斯巴达又都败给了更强的陆权底比斯，最终他们又一起败给更强的陆权马其顿。 亚历山大天纵英才，一度横扫千军，构建了一个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帝国。惜乎小亚英年早逝，人亡国灭，西洋世界遂再次陷入空前的混乱状态。直到罗马帝国的崛起。 罗马是又一个陆权中心，而与它隔海相望的迦太基却是个彻头彻尾的海权中心。两强对峙，地中海只有一个，那还不打个天昏海暗,结果，三次布匿战争，陆权再次压倒海权。 到罗马控制了整个地中海沿岸，虽然它也建立了强大的海上力量，但考虑到前述地中海特殊性，我们就该知道，这股力量，与其称为“海军”，不如叫作“水师”更为贴切。将之与我国唐宋两朝的沿海舟师相比，后者的活动范围还更在前者之上呢。 从此直到罗马帝国崩溃，直到中世纪开幕，西洋世界的陆权主流从未受到颠覆。 西洋如此，东洋亦然。 自秦汉大一统以降，作为陆权文明的传统中国，以王朝循环的特殊形式，牢牢控制了东洋世界的大势。举凡半海半陆的朝鲜，与全海权的日本，无不在儒家王道精神的普照之下，各安其乐。这些，早已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老皇历了。何以东洋西洋都如此呢, 就因为那个时代，大家同属广义上的“农业文明”。互相间的“质量”差异有限，最终决定国力强弱的关键因素是数量。数量又来源于土地与人口，而人口又依附于土地。所以，除非人类变成鱼群，不然，最终谁能控制最大的陆地，谁就是最强的国家。而只有最强的国家才能控制前述那些以陆路为介质的国际贸易线。如此最强的国家又成为最富有的国家，而这个富有又反过来使之成为更强的国家。 你看大唐王朝。他的国力超强就源于他的空间超大，以及这个空间超大带来的人口超多。所以大唐王朝不仅控制了“丝绸之路”这条陆上国际贸易线，又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大建水师，从而同时控制并发展了新兴的东南海上贸易线。你想，大唐王朝能不富强吗,所以李世民才敢说“不修长城修人心”的硬话。传统中国的大皇帝们才敢只讲安全不讲利益。因为咱们的利益已经太多了，所以“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我好你好他也好，东亚不就太平了吗,以至一些边远小国主动上表称臣，要给咱大皇帝当个干儿子，咱大皇帝嫌他们太远太落后，还不屑于要呢。 但传统中国终于没有画出一张完整的世界地图，这个话，说来又长。 猛一看，中国人开门就是太平洋，海洋资源真是太丰富了。但是太平洋却未免太大了。以三千年前的技术水平，别说发现新大陆了。纵然是到了大唐朝，中国人想去趟日本，也是很难的。所以，要让秦汉人起名，一定不叫它“太平洋”。 相反，上天赐给中国人一个黄土高原。 要知道，三千年前的黄土高原可不是今天这付可怜相。环境优美的很。更重要的是，黄土高原土质松弱，咱们的老祖宗也才能在石制与木制农具的时代，就开拓了一个辉煌而广大的农业文明。唯一的危险就在于，推迟了铁器的产生，万一遭到掌握了铁制武器的民族的入 侵，那可就只有惊呼“坚盾利矛”的份了。还好，那时没有地理大发现，大家各安其份。中华民族安然度过危险期，自己掌握了冶铁技术，从此开始高速发展。 这一发展可不得了，雄汉之后有盛唐，盛唐之后有宋元明清，要知道，甚至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那一年，中国的GDP总值还是全球第一呢。到清初，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商业繁荣度、人民生活水平，仍是领军全球。如此一来，中国人自然不会轻易向海外的蛮荒之地跑。 一转眼间，上苍便把绘制第一张世界地图的殊荣，给了西欧人。 也可以说，直到十五至十七世纪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地理大发现，才彻底改写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海权崛起 随着长期笼罩在各大文明间的黑幕的一扫而光，一个空前瑰丽的景象展现出来。一张近乎完整的全球地图就此产生。五洲列国，一目了然。陆权文明与海权文明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伴随着这张世界地图，产生的是一个空前广大的世界市场。现在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最多的市场;谁能控制最多的市场，谁才能得到最大的财富。有了财富，再培养国力，这就产生了一条由海而富，由富而强的新途径。 得风气之先者就是西班牙与葡萄牙。但是两国起步仍嫌过早。当时还没发生工业革命，所以西班牙与葡萄牙制造枪炮子药的水平，与当时的中国和印度相比，并无明显的优势。当他们来到东方时，惊讶的发现，当地人对火器的了解与运用，并不比他们差多少。而西、葡都是小国，中、印却是庞然大物。 如果说两国有什么优势的话，优势就在于海权。在此之前，海战的通行模式是跳帮战以及特殊情况下的撞击战，一切火力战都是为最终的夺船奠定基础。海战在这里变成了另一种陆战。相对于击沉对方的战舰，更重要的是夺取战舰。可是，西葡两国的海军却第一次以击沉敌舰为目的作战，火炮的价值直线上升。再加上两国对世界信风体系的突破性认识，他们虽不能用坚船利炮撞开东方的大门，却不妨碍他们在陆权大国的权力边缘建立海洋帝国。最终在美洲红人面前，耀武扬威，大搞起种族屠杀来。 其次，当时西、葡两国的政治制度仍是君主专制，所以他们从海外掠夺来的贵金属，相当部分被用于皇室消费，这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真是利莫大焉，但西、葡两国却也不免因此而注定了为他人作嫁衣的命运。内部制度建设的滞后造成腐败的滋生。利益的增长无法赶上走私、贪污与挪用公款的增长。结果，很讽刺，西班牙王室正是在其从美洲的白银输入量达到顶点时宣布了破产。葡萄牙王室也同样在商业繁荣中走向了靠借贷维持运营的悲惨局面。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两国都是欧陆国家，所以海洋只能给他们带来财富，却无法带来安全。相反，他们既要提防新兴海强的崛起，又要防备欧陆邻国的陆路入侵。两国之不能产生现代海权文明，已属铁板钉钉。世界霸权也就更谈不上了。 但与两国一水之隔的英吉利就不同了。英吉利是个岛国，所以海洋不仅能给它提供财富，更能给它带来安全。只要它能控制海洋，就同时控制了利益与安全。随着控制水体范围的扩大，它的财富与安全值也就不断增加。这个地缘上的优势，是西、葡两国，以及后来的荷兰、法兰西所无法企及的。 西班牙看到了这种前景，于是组建了空前庞大的“无敌舰队”扬帆远征英吉利，想将之扼杀在摇篮之中。 但英荷联军的英勇抵抗，再加上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最终葬送了“无敌舰队”。而法国、荷兰与中欧、北欧的新教势力则在随后的岁月里牵制了西班牙庞大的陆上力量，从而最终剥夺了西班牙的霸权。 这可真是西洋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正如富勒将军以其如椽巨笔所写下的那样: “西班牙舰队的失败，好像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中:在一个(全球化的)商业的时代，赢得海洋要比赢得陆地更为有利，也许在1588年，对这一点还并无太明确的认识，可是在下一个世纪，这个耳语的声音就变得越来越大，终于成为了每一个英国人的呼声。” “所以，西班牙舰队的失败，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是这样的:它为不列颠帝国奠定了基础，使英国人获得了西班牙所丧失的威望。这种威望，和对于其国运所具有的信心，促使英国人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最后他们的旗帜飘扬在世界之上，成为亘古以来所未有的海洋大帝国。这个帝国从兴起到衰颓，差不多经过了三百年以上的时间。”(参见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 岛国的神话 今天回头一看，当年大英帝国崛起的真是恰倒好处。它有西班牙、葡萄牙的经验教训作参考，又得到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君主立宪的支援，再来个均势战略，现代海权文明就这样在不列颠确立了下来。 换句话说，英国的强大靠的是均势战略与海权优势的结合，即建基在海权优势基础上的持久性均势运作。 其维系霸权的手段有二:一为战争，一为遏制。 如果选择战争: (1)，必须是联盟战争，大英帝国绝不单打独斗; (2)，避免陆地力量的过早和过分介入; (3)，主要发挥英国在海权与金融上的优势，在边远地带打击大陆霸权国，瓦解其市场，抢夺其海外殖民地。同时支持其大陆敌国与之交战，待双方精疲力尽时，再将自己那只小而精的陆军投入到决定性的战场上。 如选择遏制，则主要依靠强大的海军与小而精悍的陆军的组合，前者遮断欧陆陆权帝国本土与海外市场的联系，后者则在前者的支援下，打击敌军的阿客流斯脚踵。如此，自己可以趁机获取利益，敌军则渐渐陷入持久的财政负担中。最终通过不对称的持久消耗将敌人拖到谈判桌前。 这就形成了一种间接路线式的战略，而此种战略成功的前提则在于: 一，必须保持占压倒性优势地位的强大海军; 二，低地国家的海岸线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地理禁区，不许任何大国染指; 三，不允许任何大陆国家过于强大; 四，满足于均势下的有限霸权目标，而不作征服全球，统一欧洲的狂想。 海权与均势，就这样以英国独特的地缘环境和历史机缘而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相形之下，欧洲大陆上的国家就不具备这些有利条件。要知道，在当时要建设一艘一百九十英尺，装炮一百零四门的一等战舰，要用两千棵橡树，造价达十万英镑。当然，建成后火力也是惊人的，一次弦侧齐射就要消耗半吨左右的铁制炮弹，在农业文明时代，这是惊人的火力。为了维持庞大的海军，大英帝国的国债从1700年的一千四百万英镑增加到1815年的七亿英镑。此种财政负担，转换到任何一个大陆国家身上，都是不可思议的。 试想，一个大陆国家，为了一支装饰性的海军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承受财政上的巨额负担，对它的人民而言，对它的贵族而言，意义何在, 诚然，君主可以用这支海军作海外扩张，但这必然与英国发生直接冲突，而同时来自大陆敌国的陆上威胁，却无法靠海权解决～两线作战的难局，困扰着每一个欧洲大陆国家。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前，生产力水平无法支撑海陆双强国家的发展。这就是英国独强的又一个 奥妙所在。 所以，大陆国家的君主中，虽然也屡有重视海权者，但却无一成功。如太阳王就是其中一位，1661年，当二十三岁的路易十四亲政时，法国海军只有二十艘军舰;到1677年法荷战争接近尾声时，法国海军已经拥有二百七十艘战舰了。但是，他太过咄咄逼人的战略，使之到头来，既没有统一大陆，又失去了海洋。 十八世纪中期的几场战争，更深层的暴露了法国的地缘尴尬和战略决策失误。在1740年到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1756年到1763 年的七年战争中，法国一方面大规模卷入中欧陆战，一方面又要承担沉重的海外义务，后者包括: (1)保护海外殖民地; (2)为海外商船队护航; (3)对英国的商船队展开袭击战。 结果就是“搏二兔不得一兔”。 在第一场战争中，虽然双方各损失了大约三千三百艘商船，但英国的海权优势未遭动摇，法国的海外贸易却损失惨重。在第二场战争中，法国既没有获得中欧霸权，反而失去了加拿大与印度，被英国从根本上重击了波旁王朝的霸权基础。 同样的尴尬也存在于拿破仑身上。虽然后者几近统一了欧洲，但终于还是不免功亏一篑，败于英国的海权式均势战略。 从“无敌舰队”的覆灭， 到“日不落帝国”的形成，前后共计走过了两个多世纪的艰辛历程。英国人挟历史巨潮，成其一已霸业，一时号角所向，真也是无坚不摧。只可怜了那些传统的陆权文明，一夜间，全成了纸糊的老虎。在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下，一个接一个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其中就包括了日薄西山的大清王朝。 到十九世纪中叶，大英帝国主导下的地缘均势格局大致定型。诚如德意志著名的经济学家兼战略家李斯特所指出的那样: “英国掌握了每个海洋的钥匙，对每个国家都安置了一个岗哨:对德国的是黑尔戈兰，对法国的是根西岛和泽西岛，对北美居民的是新斯科舍和百慕大群岛，对中美洲的是牙买加岛，对所有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是直布罗陀、马耳他和伊奥尼亚群岛。它拥有通往印度的两条航线上的每一个战略要点，只有它正在努力争取的苏伊士地峡除外;它以直布罗陀控制地中海，以亚丁控制红海，以布什尔和卡拉齐控制波斯湾。它只需将达达尼尔海峡和松得海峡、苏伊士地峡和巴拿马地峡拿到手，就能够随心所欲地开放或关闭每个海洋和每条海上通道。” 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大英帝国的国势诚然惊人，但是伴随着帝国的扩张，敌人会越来越多，征服的收益也会随着管理成本的提高而下降。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这一点，哈布斯堡西班牙的衰落，太阳王的黯淡，拿破仑帝国的崩溃„„无不警示着后人。那么，何以大英帝国能够将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维系三个世纪之际呢,事实上，这里不仅隐藏着霸权延续的秘密，也揭示了霸权兴起的秘密。那是大英帝国霸业的第三块基石:发达的现代金融制度。三合一战略 十五世纪末，法国对亚平宁半岛的一连串入侵，拉开了西洋世界军事史中一个新时代的帷幕。也可以说，开启了“前现代”的欧洲军事革命。 新式火炮迅速瓦解了旧军队和老式城防体系。这迅速引发了整个欧洲的惊恐。越来越多的技术专家、人文主义者，开始基于不同的动机研究新的筑城术。先是在意大利，接着是全欧洲。此种努力与随之而来的防御体系革新，并未能像一些人期望的那样终结战争，而只是改变了战争的形态。整个欧洲为之陷入一场又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城、反围城战中，机动与野战渐渐边缘化，而围绕工事的争夺渐渐成为战争的主旋律。 到三十年战争期间，这种新变化终于得到一线名将们的认可。如联合行省的名将，拿骚的莫里斯，在他的军队中，给与了炮兵、工兵、供应兵以正式编制，并规定铁锹为步兵的制 式装备之一。 这种新战术的直接结果就是大大延长了战争的时间，并使战争成本直线上升。 于是，钱袋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国王们要想在国外争霸，首先必须在国内维持一个良好的财政制度，这样才能保持武备的持续开发和有效的军事动员。开战后，还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谋求稳定的财政支持，这样才能应付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就要求政府管理必须引入经济学原理，强调成本核算与精密统计(用黄仁宇的话说，就是数目字管理)，同时竭力维持自己的国际信贷信誉。 而在欧洲列强中，率先实现这一点的就是英国。甚至有历史学家称，马尔伯勒的胜利与其说是间接路线的胜利，不如说是信贷与汇票的胜利更恰当。 当然，单纯的金融优势不代表军事优势，像荷兰一度是西洋世界最富裕的国家，阿姆斯特丹是欧洲金融中心，但是其缺乏有力的中央政府，多面作战的地缘尴尬，最终使之无法成为主导性大国。而当金融优势与均势、海权在英吉利结合起来后，效果就大不相同了。下面的数据或许更有说服力。 在十七世纪末，人口一千九百万的法国要维系四十万陆军，甚至人口仅一百八十万的联合行省也要将其七万三千人的陆军扩展到九万三千人。而同时期九百万人口的英国却只需要维持七万人的陆军，就能获得远胜过上述国家的安全。而法国尚要额外供养一百二十艘主力战舰，英国则相对轻松的维系一百艘主力舰，并靠其技战术优势和地理优势控制海洋。 到1756年，法国的陆军缩减到三十三万，主力舰下降到七十艘。而英国的主力舰则升至一百零五艘，同时拥有一支二十万的陆上力量。 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末，英、法两国的国债数目大抵相当，但法国每年偿付的利息却是英国的两倍。原因很简单，糟糕的国内财政制度导致了国内财政的瓦解，国内财政的瓦解又毁灭了法国的国际信贷信誉。而国际信贷信誉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军事动员实力。结果就是，这一时期，二千八百万人口的法国维系着一支十八万人的陆军，财政瓦解;而一千六百万人口的英国却只需要四万人的陆军，财政充裕，从而大力扩展海权。 到拿破仑战争后期，法国的陆军扩充到六十万人，但主力舰仅八十艘。而英国拥有二百一十四艘主力舰，二十五万陆军。再算上同时期普鲁士的二十七万陆军，哈布斯堡王朝的二十五万陆军，沙皇俄国的五十万陆军加四十艘主力舰，可知拿破仑根本无法颠覆大英帝国主导下的均势。而且，更讽刺的是，就算是在极盛时期，法军士兵的军装也主要靠进口英国布料制成。 总之，无论是七年战争，还是反拿破仑战争，大英帝国总是同时运作下述三项战略: (1)，以均势战略引导欧陆国家互相制衡，一旦战争爆发，就作为平衡砝码组建均势联盟。 (2)，以金融手段为主要手段支援欧陆盟国。 (3)，以海权优势打击强敌的海外贸易线，同时趁机进行殖民地扩张。 可见，大英帝国的战略是一种三合一战略，其成功的基石有三块:均势，海权，金融。 而此种战略得以运作的前提则有四: 一为独特的边缘性岛国地理位置，一为先进的国内制度，一为欧洲大陆历史性的分裂，一为高超的外交谋略。 另外，特殊的时代背景也是造就帝国的重要原因: 第一，诚如兰伯特在《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一书中指出的那样，“风帆木制战舰时代的海战很少具有决定性。因此，落荒而逃的舰队往往带在几个月后就可以恢复元气，卷土重来。 一个国家，只是在一系列失败中不断消耗国力，最终导致该国的整个海军基础设施在管理和经济方面出现了崩溃，才可能在海权争夺中彻底落败。”这就意味着战争呈现一种持久消耗状态。于是，无形的手(资本与财政制度)胜过有形的手(人力和自然资源)，这就是为什么欧陆大国竞争不过英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伴随着英国的崛起，制造业在世界上的重要性日趋上升。枪炮自不待言，事实上在18世纪人类使用的最大的铁制锻件之一就是主力舰的铁锚。其背后是大量资本运作的工场，和长期训练的熟练技工。这样，制造业与资本的重要性就在国力竞争中压倒了传统农业与人力。 第三(这一时期科学知识的发展还远不能与二十世纪相提并论。无论是军舰的制造或使用，都是更依赖经验性的技术累积。这就意味着强者愈强，弱者很难实现跳跃性追赶。这与二十世纪的海权争夺大不相同。如二战中的太平洋战场，日本在航母的建造与舰载机飞行员的训练上都占据了很大的优势。但美国却可以倚仗资源与知识的优势，在先进理论的指导下，迅速实现赶超，不仅组建了惊人数量的航母混编舰队，而且流水线般迅速培养出更加惊人的飞行员。最终击败日本联合舰队。可是在大英帝国雄起的时代，法皇想靠科学赶超英国，却发现此路不通。事实上，英国人自己都无法将自己的经验教训全部理论化，法国人更难做到。结果，法国的设计师在纸面上勾画了一艘又一艘无敌战舰。可一旦这些战舰进入现实世界，却无一不败在英军的实用主义经验之下。这样英国的优势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呈累进状态。杜绝了海权后发国的挑战。 结果，大英帝国是如此的成功，以致蓝色的海洋一时成为高度文明的象征，和人类文明演化的归宿。相形之下，陆权文明的末日，似乎已在眼前。可历史讨厌风平浪静，所以历史的轨迹极少是的直线。所谓天道有循环，世事出新说。说来讽刺，正是马汉酝酿海权论的时代，历史又一次转变了。而转变的枢机就在工业革命。 新时代 说起第一次工业革命，几乎没有人不把其当作大英帝国永恒的辉煌。但是，从战略研究的视角审视，工业革命虽然在短期内巨量增大了大英帝国的财富，并使西方凌驾于东方之上，但从西洋世界内部的权力分布讲，恰恰动摇乃至瓦解了大英帝国的霸权之基。 这样说似乎很有些危言耸听、哗众取宠，但是，各位朋友，非常抱歉的是，这恰恰正是历史的真相。 第一次工业革命最伟大的能量转换就是蒸汽机的发明。 蒸汽机与军舰的结合，逐步终结了木质风帆战舰时代。单单这一件事，就大大动摇了大英帝国的霸权信心。 虽然早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美国师富尔敦便带着他的蒸汽战舰晋见了法兰西大皇帝拿破仑。可后者却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个玩具。后人遂不免诙谐的说:不怪大皇帝没远见，只怪富氏带去的不是坦克、机枪与野战电话。——归根结底，大皇帝只是个陆权霸主罢了。 但这样说却又未免小瞧了拿破仑。因为当时的海上超强大英帝国在这件事同样反应迟钝，虽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艘蒸汽船“夏洛特?邓达斯”号早在1801年就在英国出现了。但是蒸汽技术的军事化却经历了曲折漫长的过程，毕竟过于超前的新技术总是难以让人接受。结果，震惊西洋世界的特拉法尔加大海战，仍是一场木制风帆战舰的斗争。甚至拿破仑战争结束十几年后，皇家海军也只是在风向不利于风帆战舰出港时，才用蒸汽拖船将之拽出军港。 直到1846年的9月23日，英国的第一艘“蒸汽-风帆”双动力远洋战舰“阿贾克斯”号才进行了处女航。法兰西国的第一艘同类战舰“拿破仑”号则于1848年下水。1861年美国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艘完全抛弃了风帆和索具的战舰“监视”号。至于世界上第一艘全蒸汽动力战舰，则系英国于1868年建造，1873年建成的“蹂躏者”号。 换句话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军舰还是传统的木制风帆战舰。吨位还是轻者一二千吨，重者也不足五千吨。装炮每艘百门上下。火炮仍属前膛炮，使用的炮弹则有实心与空心之分。后者自1822年由法国炮术技师亨利?佩克汉斯提倡后，渐为各海军强国普遍接受。其攻击军舰时，能轻易击穿木质舰体，并在强烈爆炸后印发难以控制的大火——这对木质战舰而言无疑是致命的。 相形之下，大清国受长期的海禁与和平的影响。所谓的水师只相当于近海乃至内河的缉私船。面对英夷的“奔黥巨舰”，自然只有惊叹“船坚炮利”的份，甚至猜测英夷军舰上的巨炮到底有多少头牛在拖拽。至于清军的海防重炮，在英军看来，“那更像烟花而不是大炮”。加之炮位是固定的，无法转换射界。所以当1834年英军进犯虎门炮台时，“路易莎”号船长查尔斯?义律才敢搬把椅子坐到甲板上，一边享受着南中国的暖阳，一边轻松的观看，大清的炮台如何一座接一座的灰飞烟灭。整个战斗期间，居然清军顺流放出的“火筏”，才是英军相对最大的麻烦～这哪里还算战争。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情况又有不同，是时英法两国均已开始广泛采用“蒸汽-风帆”双动力配置。而两个影响更加深远的事件也就在这次战争期间相继发生。 1858年，也就是大清国的咸丰八年，《天津条约》草签之年。法国海军鉴于英国海军也已开始普遍装备空心弹，遂在其新战舰“光荣”号上装备了110到120毫米不等的防护装甲，该舰遂成为世界上的第一艘铁甲战舰。虽然英法两国此前刚联手在克里米亚教训了俄罗斯，此刻又联手割取大清国这块肥肉。但全球利益的潜在冲突，注定了皇家海军不会默然置之。结果就是1859年，英国人建成了世界上第一艘使用铁质舰体的铁甲舰“勇士”号。该舰的排水量达到了惊人的9358吨(要知道，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纳尔逊的旗舰“胜利”号也不过3556吨。);采用“蒸汽-风帆”双动力配置;装有10门100磅火炮，4门70磅炮，26门68磅炮，并在457毫米的柚木衬底上加装了114毫米的熟铁装甲。 这种新思维迅猛的冲击着欧美各国海军。如果说最初的冲击只是思维性的，“木舰”派的反对之声还屡有回潮。那么到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时，已没有人再置疑铁甲舰的作用。因为实战业已证明，在铁甲舰面前，一切木制战船都是不堪一击的。 从此，西洋列强的海洋军备竞赛，开始进入一片全新的海域。在这片海域里，王者只属于下列三者的最佳组合:尽可能厚的精甲，尽可能大的利炮，尽可能强的动力。甚至可以不夸张的讲，也只有在这片海域里，你才能领略到真正意义上的“坚船”与“利炮”。也就无怪乎今世史家要将这个时代形象的称为:铁甲时代。 这意味着什么呢, 从财政上讲，这意味着维系一支舰队的成本空前提高。 从战略上讲，英国的地缘安全系数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在风帆战舰时代，集结一支入侵舰队的速度慢得惊人，所以英国海军有充分的安全预警时间。又由于动力上的缺陷，所以入侵军在横跨英吉利海峡时，作战的季节性非常强，难以出奇制胜。但是，蒸汽动力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海战与运输的时空概念。这就意味着，英国必须: 一，加大保护低地国家海岸线的力度，也就要加大介入欧洲事务的力度; 二，要比以往更持续更努力的维系海上优势，这就使之身不由己的卷入大国间的海洋军备竞赛，加大了财政负担。 但是，最大的威胁尚不在此，而在于蒸汽力的另一种形式的运用，那就是铁路与火车的产生，及其战略性运用。 陆权的复兴 西元1803年，大清嘉庆八年，英国人理查德?特里维西克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蒸 汽机车，但这台机车是否运行过，则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西元1825年，大清道光五年，英国人乔治?斯蒂芬森设计的“旅行”号通车，与之相伴的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条正式运营的铁路——斯托克顿至达林顿铁路。该机车载重53.7吨，时速15英里(合24公里)。乔治?斯蒂芬森也因之被公认为“蒸汽机车之父”。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又一件大事，也可以说是自“轮”与“车”发明以来，人类陆路交通手段最剧烈的一次变革。它表明，新动力与新能源不仅可以服务于海权，更可服务于陆权。虽然最初的火车速度还不及快马，但“新生事物，其态多丑”。关键是要看到谁更有发展潜力。只数十年后，马力便退化成了换算单位，而火车与铁路，却正来日方长。 机车所至，不仅极大改善了人们的出行，最关键的，它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加快了统一市场的形成，随之而来的，便是滚滚财源。 很快，铁路又被用于战争。 1846年，俄国人依靠铁路，在两天内把一个14,500人的军，连同其马匹和车辆，从赫拉狄希输送到了二百英里外的克拉科夫。“四年之后，奥地利人仿而效之，将75,000人从匈牙利和维也纳输送到波希米亚，迫使普鲁士人在阿尔木兹投降。这大概是铁路在国际实力政治中第一次起了重要的作用。”(参见[以色列]马丁?万?克列威尔德《战争与后勤》) 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中，法军用铁路，于三个月内(4月16日至7月15日)向前线输送了604,381名士兵和129,227匹马。其中十二万人只用十一天便到达战场，以往则要两个月。这在老一辈眼中，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随后爆发的美国内战则进一步证明了铁路的巨大价值。没有铁路，军队就无法在战场上长期作战。正如迈克尔?霍华德所说的那样: “快速运转是铁路向军事提供的一个有利条件。同样重要的是，它给了战地军队长驻的力量。不再需要为一场战役预先在战场附近设立供应军需的仓库;如今，全国的经济实力可以转为军用，持续不断地提供军需。其次，军队到达战场时，精力充沛，体态良好;军队中大部分人能否既从平民生活中保持体力，又经艰苦的行军跋涉后还能勇猛地投入战斗，不是一项不重要的考虑。第三，军队可以保持良好条件:伤病员可方便转送到基地医院，并补充上新的力量;如果战役延长，军队可以调换。”(参见霍华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但是，真正看清了铁路的战略本质，并炉火纯青的加以运用的，却不是法兰西，而是德意志。 早在德国统一前，还是那位李斯特，就精辟的指出，从地缘战略上看，德国地处中欧，夹在俄、法、奥三强之间，地势平坦，守无可守，尤其害怕多线作战。这是一种糟糕的战略位置，更糟糕的是，法国与奥匈帝国的均势战略高手们，无不将德意志作为霸权战争的战场，如此既推迟了德意志的统一，又严重削弱了中欧潜在的大国，真是一举两得。但是，铁路的出现注定改变德意志的历史。 在19世纪30年代 ，受美国启发的李斯特指出，在经济上，铁路与关税同盟足以唤醒德意志沉睡已久的经济潜力，并推进统一大业。在军事上，铁路彻底改变了传统陆战的时空概念，只要德国拥有周密设计的健全的铁路网和强大的统一政权，就可以复活约米尼的内线战略，从而实现兵力的迅速集中，最终逐个击破强敌。如此，数量因速度而改变， 力量因集中而增加。战时一个师可抵十个师，平时的驻军数目也可极大的减低，省下的钱正好改良质量。 但是，仅仅硬权力发展是不够的，软权力也要改变。首先，人员与物资的远程移动，必然引发一个问题:讯息的传递如何跟上火车飞转的车轮。还好，一场通讯革命恰在此时发生。 西元1808年，大清嘉庆十三年，德国解剖学家佐默林在发明电池之后，又发明了最早的电报设备。英国人罗纳尔兹对之进行了改良，并于1823年，大清道光三年向英国海军部进行了游说，可惜未被采纳。直到铁路系统的飞速发展，远远超越了老式通讯系统后，第一台实用性电报机才由库克和惠特斯通教授联合研制成功。时间是1838年，大清道光十八年。美国 人莫尔斯则发明了简便易行的莫尔斯电码，并在1844年，大清道光二十四年安装了第一台商用电报机。从此，虽万里之遥，呼吸可通，如在户庭，这就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其次，大量人员与物资的快速远程集中，必然引发一个空前复杂的管理问题。这就要看德国人的聪明才智了。 我们知道，直到拿破仑战争为止。一次会战的范围还是超不出指挥官的望远镜范围。这就是拿破仑能靠一匹大白马，一只望远镜，一群小幕僚，几个传令兵，纵横四海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国族精神在欧洲的日益觉醒，王朝战争渐渐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新式民族战争开始登场。兵员越来越多，战场越来越大，后勤供应、人事协调、作战指挥也越来越复杂。传统的天才战争与英雄会战，就免不了手脚大乱了。1806年的耶拿会战可谓一个绝唱。 这次会战，法普两国为争中欧霸权，悉举国之众，一争雌雄。单从法军角度看，举凡十八万人的打击力量，五十公里的战线推进，八个集群的互相配合，连续九天每日四十公里的徒步强行军，再加上敌情信息的搜集判断，行军路线的安排，补给站的设立，与沿途邦国的外交活动„„这又岂是一个人的头脑所能容下,可拿破仑居然做到了。 结果，1806年的10月14日，拿破仑一天之内，连续击溃普军三个主力集群，一战而定中欧。确实不愧军事天才的称号。 但天才也有天才的极限。到创记录的莱比锡大会战(1818年10月16日到19日)，十几个国家的五十万大军，挤在一个战场上，连打四天。终于天才横溢如拿破仑大皇帝者，也难以驾驭了。 相反，作为耶拿会战失败者的普鲁士，却痛定思痛，在一群另一个层面上的天才们的沉思与引导下，开始转向另一条发展道路。 熟悉军事史的朋友当然已经猜出，这里的“天才”指的是谁。是沙恩霍斯特，是格奈泽瑙，是克劳塞维茨。 那又为什么说，他们是另一个层面上天才呢,原因就在于，他们所创造的，是跳出拿破仑式战争的打法，转而寻求一种新体系:即通过一套制度，将无数个一般人的智慧集中放大，形成一个无形的拿破仑。这样，没有“超级天才”的国家也能打出“超级天才”的水平。一旦出现了“超级天才”，这套制度又必须不排斥这位天才，从而使之发挥出更强的战斗力。 这一尝试不打紧。风轻云淡之际，这帮“小革命派”掀翻的是三千年的天才战争与英雄会战。传统战争的艺术性，在他们这里得到了继承，而长期被忽略的科学性，则在他们手中异彩奇射。整整一代精英的努力，最终留下的便是今天举世师法的参谋本部制度。 所有这些战略进步的集大成者就是普鲁士的毛奇将军。此公对铁路的战略性关注，早于德意志拥有第一条铁路。毛奇不仅意识到铁路使军队的战略展开速度六倍于拿破仑战争时代，更意识到所有新技术的关联性及内在缺陷。也可以说，他是第一个将铁路、电报与参谋本部有机结合，组合出全新战争指导体系的将军。 正是有了毛奇的努力，铁路、电报所施放出的巨大能量，才能被纳入一个有序的体系;现代的兵役、动员制度，也才能得到一个科学的指导。与之相伴生的，还有国民教育体系与全国性预备兵役制的确立。前者提供海量既受过现代教育又拥有无上爱国情操的兵员;后者则使国家可以在和平时期避免过高的养兵开支，战时又能迅速集结起大批受过良好军事训练的军人。这正应了传统中国“寓兵于民”的美意，而更发挥出空前强大的力量。 在这个基础上，德国人潜心研究各国的铁路系统，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大建铁路网。 “1864年1月19日至24日，普军依靠铁路将一个步兵师(15,500人、4,583匹马、377辆车)从明登运到哈堡，总共使用了42列火车，平均每天7列，行程175英里。”(参见前引《战争与后勤》)到1866年的普奥战争期间，普军在二十一天之内，展开了197,000人、55,000匹马和5,300部各种车辆。虽然仍有种种时代缺陷造成的不足，但在当时已经足称奇迹。 如此一路走来，到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猛一看，交战双方力量大体相当，各有优劣。实际上，在两国战争指导层的脑海中，构划的却是两幅完全不同的战争景象。结果，仅仅七个星期，参谋本部战胜了小拿破仑;铁路、电报击垮了法兰西。(注:普法战争期间，普军利用六条主干线、三条附加线，在十八天内，将南德意志诸邦的十个军，四十二点六万人，送到前线。) 这里，电报加铁路，好似鲲鹏的双翼，而参谋本部就是心脏与大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说陆权文明与海权文明都可从中获利，但你终究无法把铁路修到海上去，不然那就不叫铁路了。这样一来，陆权文明的收益就压倒了海权文明，而且空间越大的陆权国家，所能施放的能量也越大。如此你有火轮船，日行千里;我有火轮车，也日行千里。你要由海上陆，我却能以逸待劳。这就有了自强的基础，自强的同时求富，富有余力，我可就要由陆向海了。 所以当一个外国记者问俾斯麦，若大英帝国以其超强的海上力量，在德国海岸作两栖打击，德国如何措置时。俾斯麦才会说:让当地警察，把他们统统抓起来。 如果说，无敌舰队的覆灭，将海权兴起的神秘，像历史的耳语般，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那么普法战争的结束，同样将另一个神秘，从一个大洲传向另一个大洲。那就是: 沉寂已久的陆权文明，终于又要复兴了。 历史的机遇 历史就这样将攥取新兴霸权，瓦解大英帝国主导的均势体系的机遇，公平的送到五个大陆国家的手中，这五个国家分别是:沙皇俄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大清王朝、德意志帝国、美利坚合众国。 在沙皇俄国，敏锐把握住时代脉搏的战略家是其财政大臣维特。在他的主持下，俄国不仅在欧洲大建铁路，还于1892年开工修筑了横跨欧亚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铁路不仅使俄国的战略纵深空前加大，更改变下一个百年的全球地缘平衡。但遗憾的是，战略全局的决定权来自沙皇，而沙皇始终没有弄清究竟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结果，俄国的国力军力虽然得到提升，但过度的扩张，使之因为殖民地问题而陷入与英国的直接冲突中，其后果我们将在下文分析。 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领导人拿破仑三世也算是个了不起的战略家，但遗憾的是，他的战略才华主要在于内政建设与军备开发。其对国际战略的理解多数是错误的，至于作战层面的军事战略，则近乎门外汉。不幸的是，这位小拿破仑，整天幻想着老拿破仑的军事征服，却忽略了两点:一，时代已经变迁;二，其人无此才智。结果就是普法战争的悲惨结局，法国的自强大业也为之大受影响。 至于大清王朝，虽然李鸿章早在同治十三年，就曾写信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恭亲王弈訢，建议修筑铁路。可惜保守势力过于强大，直至甲午战争前，一共才修筑了约400多公里铁路。 而大清国的地缘大敌俄国与日本则否。 俄国的情况前面业已提及。这里重点检讨日本的作为。 此消彼长 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就看到了改良交通的重大意义。 明治十一年(1878年)，天皇巡游北陆。虽然行进路线尽可能的避开险地，而且在很多地方专门开辟了巡幸道，但“即使新开的路也是羊肠山路，在陡峭险峻之地到处都架有栈桥，悬崖如屏风耸立，险不敢睹。七、八个町不通乘舆，天皇不得不下来步行，骑马的随从也下马尾随而行。天皇健步在前，将随从落在后面。”(参见《日本经济史》) 这一路的巡视，给明治留下了深刻印象。日本内陆交通之差早已出名，但此番亲身体验， 无疑更有助于明治对维新大业的理解。 毫无疑问，作为岛国的日本，应该大力发展海上力量。但拥抱海洋的前提，恰恰是陆地上的革新。如果不能改变内陆的原始面貌，仅靠一连串沿海城市的发展，到头来只能是肥皂泡式的发展。同时随着沿海与内地生活水平的不断拉大，不满情绪会滋长，国家也会面临内乱的危险。 事实上，英国女旅行家伊莎贝拉?巴多在亲身游历日本内陆后，写下了如是一番话:“只有优质的道路才是当今日本最需要的。政府与其从英国购买铁甲舰，进口西洋高价的奢侈品，在不知不觉中使国家疲惫，莫如兴修对国内物资运输有重要作用的道路，通过这些可以带来实际利益的支出，使国家富强起来，这是最好不过的。” 而这正是明治天皇与他的臣民们所要完成的事业。 日本人说到做到。 小小日本在1893年就已经有了二千零三十九英里铁路～到1903年更将增加到四千四百九十四英里。 更重要的是，器物的变革的背后，隐藏的是制度的转变。1886年，日本明治维新。1872年，日本政府公布了效法西洋列强的新学制，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西式教育制度，力图向世界接轨。虽然国家草创，物力维艰，但日本政府仍在十年内努力将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七用于教育。如果你到当时的日本乡村去旅行的话，你就会发现，当地最漂亮的建筑绝非村政府，更非官僚私宅或巨商别墅，而是小学校～ 当此风潮之下，老的精英纷纷出国，开拓眼界，新的精英更是削尖脑袋努力汇通东西。在这个基础上，日本人借助外国顾问的帮助，迅速建立了包括海军大学在内的一大批现代军事教育机构。从而在人才的竞争中占得上风。 明治五年，日本就开始推行国民兵役义务法。至甲午战前，日本已形成较完善的，现役、预备役、后备役三级配置。常备兵力为七个野战师团(七万五千人)，后备兵员十六万。更重要的变革发生在1878年，这一年，在德国顾问雅可布?麦凯尔的指导下，日本组建了自己的参谋本部，在现代军事制度转型上跨出了划时代的一步。 军事如此，政治上亦然。 1885年，日本实行了内阁制。 1889年2月11日，日本有了自己的第一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 第二年，日本人正式启动了自己机的国会:大日本帝国议会。 李鸿章看得真切，“大抵一官办一事，大官少，小官多，最为得法。”而中国呢,“一部二十四史，自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更不复见此等制度„„至于今日，高资华选大半养望待迁之官，尤有甚于荀公曾颜清臣之所议，如此事何由治,” 而日本人早不满足于形式的改变。 正是这一年召开的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山县有朋大谈了他的“主权线”与“利益线”理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其途有二:第一，是守卫主权线;第二，是保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何谓‘利益线’,即于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山县坦言，在今天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是不能维护国家独立的，一定要同时保卫利益线。否则，日本就不可指望成为一个完全独立之国家。 为此，日本要随时准备与任何列强拼抢朝鲜。所以，陆军要扩充，海军也要扩充～ 这就验证了一句老话:大部分战争的胜负，早在开战前就已经被确定了。 但是，当我们将视野再放宽，超越单纯的中日比较，就会发现，在这个时期，真正取得伟大业绩的国家不是日本，而是德意志与美利坚，正是这两个国家，拉开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序幕，伴随着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的飞速发展，陆权国家的潜力进一步得到开发，世界 权力对比终于开始发生实质性的转变。 自信的丧失 现在让我们再转回到大英帝国的视角上来看世界。 事实上，均势战略有其严重的内在缺陷。因为多元体系中的每一个国家都在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当霸权挑战者出现时，大多数国家宁肯采取一种“隔岸观火”的战略，只要自己的利益与安全不直接受到威胁，就尽量不卷入和挑战者的冲突中，以免为他人做嫁衣。但是，当所有国家都这样想时，问题就严重了。挑战者将以分化瓦解的战略，将对手逐个击破。 这就要求均势的主导国: (1)必须时刻警惕的关注国际力量消长，及时判读出新的地缘断裂带的产生，发现短期内的最大挑战者，与长程的潜在威胁者。 (2)综合运用外交、金融、军事手段，组建联盟，或遏制，或开战，维系现有体系的力量平衡。 这就要求当国者不仅要有丰富的内政治理经验，更要有大战略的国际眼光，从而最佳的维持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 但悲哀的是，拿破仑战争后的大英帝国恰恰在国际战略棋局中，屡屡出错。 首先，英国过于拘泥于历史经验，夸大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地缘威胁，却忽略了法国的光荣早已成为历史，未来的强国在中欧。 其次，大众传媒的发展超过了国民素质的提升，以致英国的对外战略越来越受制于不理性的舆论。受自由主义的不良影响，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判读中占到了不合适的比例，结果，英国过于夸大了俄国在殖民地上的威胁，且忽略了关键的一点:由于自身难以克服的制度缺陷，俄国根本不具备成为主导性大国的国内基础。 受上述误判的影响，大英帝国主导的均势在欧洲与海外同时产生危机。 首先看欧洲。 面对德意志的即将统一，英国的反应出人意料的迟钝。一方面，维多利亚女皇始终抱有亲德情绪;另一方面，首相帕默斯顿始终坚信，如果德国能统一，只能称为奇迹。真正的威胁是法国，所以当英国与俄国发生海外冲突时，英国非常倾向于同法国采取联合行动，但是一旦牵涉到中欧与南欧问题，英国就会闪电般的由联合法国转向制压法国。英国显然没有料到，一个即将统一的德意志，才是真正的霸权挑战者。 不仅帕默斯顿，拿破仑三世同样不相信德意志能够统一，他嘲讽对方是永远无法聚拢的一盘散沙，却从未想过那是黎塞留、太阳王、老拿破仑苦心经营的结果。更糟糕的是，拿破仑三世完全错估了国际形势，他只看到维也纳体系制约法国的一面，却没有看到，该条约也有保护法国的一面。事实上，维也纳体系制约的是霸权，保护的是法国的大国地位。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缓慢，法国根本不具备成为霸主的根基，海陆两线作战的威胁也难以得到根本解决。所以法国明智的选择应该是支持英国巩固现有均势，从而从中获利。 但遗憾的是，拿破仑三世恰恰选择了搅局。他天才的破坏了维也纳体系，却只是为德意志松绑。他咄咄逼人的大陆政策，只能使他和大英帝国渐行渐远。 正是英、法的离心运动，普、奥才得以顺利占领荷尔斯坦因与石勒苏益格。又由于拿破仑三世的愚蠢，普鲁士才得以相继取得普奥、普法两场战争的胜利。 就这样，德意志统一了，一盘散沙的德意志统一了，在铁路而非海权，保守主义而非自由主义的基础上，统一了。这个巨强，不仅在军事上打败了法兰西，更紧接着在战后于经济领域如火如荼的展开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至此，大英帝国维系下的欧洲均势第一次产生根本动摇的危险，而大英帝国本身也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自信。殖民地正在渐渐成为一种战略的负担，而不再像是一种财富。经济发展的相对缓慢，日趋引发大众的不满。在这种环境下，大英帝国的官员和民众们的信心不由大大动摇。外界的风吹草动，越来越易于引发岛内的神经过敏，而越来越缺乏一个主导性大国“不动如山”的气度。于是，欧洲的问题没有解决，海外又产生新的灾难。 远东危机 如前所述，英国过于扩大了俄国扩张的威胁。而俾斯麦则巧妙的利用了这一点。 自普法战争后，俾斯麦一直为破坏反德联盟而绞尽脑汁，其中又以破坏法俄联盟为主要任务。但随着世界的推移，这个工作越来越难办。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在巴尔干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而俾斯麦却不想失去二者中的任一。如此最好的解决方向就是将其中一个的目光转向别处。鉴于当时的俄国沙皇对东方产生了理想主义的幻觉。于是俾公才努力引导俄国向东拓殖，如此一来就可降低奥俄的对立，从而使俾公可借助德奥俄三角关系疏远法兰西。同时俄国东扩必然陷入与英国的矛盾中。而没有英国，单靠法俄同盟是无力制德国于死命的。 于是，北极熊向东转，国际地缘格局为之一变。 当英国上下为从黑海到中亚到东北亚的全线告警而震惊时，按传统的均势战略，英国必须寻找新的地缘伙伴制衡俄国。这样一来，大清国与日本就同时成了候选对象。 对大清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好机会。当时，中国有确定的威胁与对手，短期而急迫的是日本，长久而潜在的是俄国。既如此，中国就应当同时拥有自已的朋友:长远的与短期的。并在这种联盟中同时制约住日本与俄国。但很遗憾，大清国并未努力去发展此种友情，而日本人却发展了。 从地缘战略看，大清的位置很好，南可以制衡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扩张，北可以抵御俄国的南下，这些都是同时符合大英帝国利益与安全的。同时东南亚、香港、澳洲与加拿大的华裔移民问题，同样需要中英协商解决。 可关键还是实力。 英国不会选择实力过弱的国家结盟，因为这样的国家根本起不到制衡作用。除非其主权范围内有一个或多个地缘要点，否则谁也不会“与僵尸结盟”。而若真是个“僵尸”，我自可将其地缘要点拿为我有，何须结盟, 从这一点上讲，在中法战争前的十年里，日本的明治维新尚未展现成果，所以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列强并不把它当一盘菜。相反，大清国的洋务运动业已初见成效。李、左的军事才华举世公认，新军的西式装备亦为西洋人士所津津乐道，至于李所经手的招商局、开平煤矿更已开始与西商展开激烈的商战，并已小占上风。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令人西人对中国刮目相看。正如《泰吾士报》所言，未来东亚的大国博弈，是英、俄、清三角关系的流转。这就等于承认了大清的区域大国的地位，也默认了它的制衡价值。若是这个时候大清能与英国结盟，利用制俄来换取英国援助和外交支援，对内改革，奋发图强，历史无疑将彻底改写。惜乎这是需要高远的国际战略眼光，更需要国内大力改革的雄浑气魄，而当时大清国最了不起的外交战略家就是李鸿章了，而这位李大人终究也仍是一个半新半旧的过度性人物。到头来仍不能跳出“以夷制夷”的老思维。而其“变法”的倡议，也始终激不起国人的回应，反而被扣上一顶只知枪炮子药的莫须有帽子，至今难以翻身。 如此一旦到中法战争后的第二个十年，日本崛起，中国的弊端却通过中法战争暴露无疑，英国人就不免要重新思考东亚格局了。 唯一令大清欣慰的是，英国也不会与实力过高或发展潜力过高的国家结盟。原因亦很简单:害怕养虎为患。如果日后这个国家构成的威胁比俄国更大，那岂非得不偿失, 大清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有五千年辉煌的文明传统，雄据东亚，远眺太平洋，无疑具备了成为大国的基本条件。 反观日本，国土狭小，人口有限，历史上基本是作为一个另类，徘徊在中国建构的朝贡体系的边缘。无疑不具备成为大国的基本条件。 从这一点上讲，英国无疑更信赖日本，而不得不提防大清。 但国际关系中的大与小是个变数。英国本土比日本还小，现在不也是全球霸主吗,女王治下的土地与人口，不是比俄罗斯还大还多吗, 这又注定了英国对日本也不会完全放心。 当硬权力变成X时，软权力就将取得决定权。 举凡一国的教育水平，政治体制，国民素质、精英团体、文化背景„„无不起着或制约或推动的作用。当日的大清国，与日本比硬权力，尚能靠数量优势略占上风。若是比较权力，那就只有瞠乎其后不知千万里了。 光绪十三年(1887年)，从欧洲考察归来的商农相谷干城在给天皇的奏章中，大谈了他的一番国际战略观。对中国人而言，其读后感，用震惊是太太苍白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废绝过去之政策原则，摈却倚赖之心，修我内政，整我军旅，以策国家之安全;外树信义，正威严而勿玷辱国光;内振民心，立共守之志，以待欧洲变乱。欧洲之变乱实迟早所不免，虽则其事与我国并无直接干系,但不能不受其影响，因如此一件大事，势必动摇东洋各国，故就欧洲而论，我国虽不至卷入旋涡，然而方此之时，我国却大可一跃而为东方之盟主。” “倘于此时我国拥有坚强之战舰二十艘，精兵十万人，当可争衡东洋，示西方列国以一坚强阵容。于其时，英俄间如有战争，俄国可联我以制英，英国亦可与我结盟而败俄。倘中法间发生战事，我国与其关系亦如上述。„„所以，我国显然可以乘此机会，取得东方举足轻重之地位，从而使列国不得不对我敬畏。我国可以同样方法与欧洲各国并立。” 类似的分析，在大清国也不是没用。中法战争期间李风苞的预言，就是一例。此外丁日昌在1879年夏也提出过，大清于“英法德中宜联络一国，与之独亲独厚，使缓急可为我用”。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发展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但很遗憾，大清国的软权力体系根本不具备识别真知灼见与江湖骗子的能力，更不具备与日本展开长程竞争的能力。由于制度的沉闷，国关战略的贫血，天才的构想最终淹没在庸才的碌碌中。而日本则否。 日本不仅有天才，更有思想，有制度——教育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所有这一切，有名的英雄与无名的英雄，共同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不动声色的将天才的构想化为现实。这是日本人的可敬与可佩。化为现实的目的在称霸东亚，在弱肉强食，在惟我独尊，这是日本的可怕与可恶。 此消彼长之间，大势去矣。 大清国的抱残守缺与日本的自强不息，改变了英国的选择，也改变了历史。 为了对付俄国的威胁，英国不惜先默许日本打倒大清。就这样，日本一举颠覆了东北亚的地缘平衡，而英国肯定不会想到，在即将到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俄国都是盟友。更讽刺的是，最终将大英帝国远东殖民地基业连根拔起者，不是纳粹德国，不是俄国，也不是中国，而恰恰正是它自己一手扶植的日本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