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个性检察官杨斌-法中有爱,我不做冰冷的法律

[精品]个性检察官杨斌-法中有爱,我不做冰冷的法律 个性检察官杨斌:法中有爱,我不做冰冷的法律 她曾以办案严格被人们称为“最冷酷无情的检察官”。然而，她始终信奉“法律的最高境界是爱和仁慈”，屡次在法庭上为公诉对象求情，还坚持多年照顾罪犯家属。她的举动一度让她卷入舆论旋涡。有人言辞激烈地指责她只适合做牧师，不适合做检察官，也有人认为她的做法是在挑战现有的诉讼。前不久，颇具争议的她却顺利当选“2011年度中国十大正义人物”，笔者借机对她进行了采访„„ 乡下老人的哭泣，让我感到震撼和羞愧 记者(以下简称记):据说你成为检察官的经历很独特，能说一下吗, 杨斌(以下简称杨):我大学读的是政治理论专业，毕业后被分到老家湖南湘潭我父母所在的国企上班。我不想和父母一样，一辈子生老病死都在这里，我想出去闯一闯。当时国内兴起一股南下“淘金热”，我顶着压力只身南下碰运气。那时到广东打工的人很多，我的专业不好，找工作没有竞争力。后来，我费尽周折，终于在广州附近的花都市一家农药厂找到了工作。为了办理各种转派手续，我从湖南到广东来回奔波了很多次，才把手续办好。这时，那家工厂却突然又不要我了。 记:为什么不要你了呢, 杨:说起来非常辛酸。因为我来回奔波，身上的钱早花完了。回到那家农药厂，为了省10元钱的住宿费，我就在厂里找了个办公室过夜，结果被保安发现了。那天晚上，保安不停地踢办公室的门，还辱骂我，吓得我不敢开门。第二天早上，我开门时，门上却被贴了封条。我还没正式上班，就违反了厂里的纪律，农药厂就不要我了。我承受不了这种打击，就坐在工厂办公楼的走廊上一直哭。一个打扫卫生的阿姨看我实在可怜，下班时把我领到她家吃了顿饭。这位阿姨的善良和爱心让我知道这个世界还有温暖。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花都市人事局的一位局长，便鼓足勇气向他求助，他就把我介绍到正在招聘文字抄写员的花都市检察院，于是，我便与法律结缘了。这么多年来，我忘不了当年给过我温暖的人，每逢过年过节我都要去看望他们。 记:你成为一名检察官后，现很突出吧, 杨:起初我只是个文字抄写员，但我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刻苦钻研法律知识，终于在1998年成为一名正式的公诉人。此后，我拼命工作，连续几年都是我们单位起诉人数最多，结案率最高的先进典型，很多被告家属和同事私下里都说我是最冷酷无情的检察官。那时，我们写总结总是写起诉了多少多少人，某某某罪大恶极，经过我的努力，最后终于让他受到法律的惩处，等等，让我感到自豪的都是这些东西，总觉得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后来，经历过一件事情，我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在秉承公事公办铁面无私的办案原则背后，忽视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命运呢,而这一个被忽视的群体，不仅仅包括原告，同样也包括被告。 记: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能给你这么大的触动, 杨:那是2000年夏天，天气特别热，下午刚上班，一个农村老汉敲门进来，他的衬衣已经被汗水浸湿透了。那位老人从包里掏出两张用小学生作业本纸写的诉状递给我。我看了一下，就跟他说我们这里只收复印件，不收原件。他讪讪地说:“这么热的天上哪儿去复印啊,”当时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我也觉得挺难为他的，但我没有多想，就说:“你可以回老城区复印，附近没有复印店。”那位老人在我旁边站了一会儿，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他走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这种感觉很独特。然后我就跑出去追他，他已经准备下楼了，我对他说:“老人家，你等一下，我帮你复印。”老人听了我的话，呜呜哭了起来。后来，他告诉 我，他老家在山东农村，儿子在广东打工时遭遇车祸死了，他从老家过来料理儿子的后事，并向肇事者索赔，这才托人写了这份诉状。 记:经历了这件事后，你的办案风格和思路有变化吗, 杨:老人的遭遇以及他的无助和悲伤，让我感到特别震撼。他在走廊上哭泣的那一刻，我好像看到了刚来广东时的自己――那个当年同样在走廊上无助哭泣的女大学生。而为了两张纸，我差点让一位老人在火辣辣的太阳下往返奔波。当时我就责备自己:为什么当时我忽略了老人的感受,为什么我在之前会那么冷漠,从那一刻起，我深切地认识到，一个人，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有时候一个举手之劳，就有可能改变一个无助者的人生。 为女犯当庭求情舆论哗然，五赴江西拯救苦难家庭 记:2005年，在广州务工的江西女子周模英溺死女儿一案，曾让世人震惊，接手这个案子时，你的真实感受是什么, 杨:当时我已调入广州市检察院工作，接手这个案子时，我的本能反应就是，周模英溺死9个月大的女儿，违反人伦天理，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去骂她、痛恨她。我到看守所提审她之前，已经准备好了一堆质问甚至咒骂的话。然而，提审的过程却大出我的意料之外。坐在我面前的周模英，并不是我想象中丧失人性的歹毒悍妇，而是一个痛苦、绝望、深深忏悔的母亲。我问她:“你女儿乖不乖,”她说:“乖。”我又问她:“你女儿漂不漂亮,”她说:“漂亮。”我说:“你女儿又乖又漂亮，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她一直没有正面回答我这个问，一直说“我不配做母亲，我没有脸见我的孩子，赶紧判我死刑”之类的话。这时的周模英已经是一个悔恨得不想活的人了。她让我认识到，她也是爱自己孩子的，她溺死女儿的背后一定有隐情。 记:接下来，你是怎么做的呢, 杨:随后，我亲自来到昔日周模英所住的天河区城中村，在狭小的出租房里感受生存在这里的人们的艰辛。周模英和丈夫都来自江西农村，为了寻求生活的希望，一家五口来广州打工。丈夫早出晚归，周模英一人照料着三个儿女。沉重的生活和木讷的个性，使得丈夫跟她没有任何交流，对她没有丝毫关爱。这时，小女儿生病花掉了很多钱，几次医治都不见好转，孩子整夜哭闹，气息渐渐衰弱。我能想象得到2005年7月20日凌晨，周模英抱着女儿来到河边时那种无助和绝望。在此期间，我还走访了周模英的丈夫和她两岁的儿子。她的丈夫太疏于表达情感了，我感觉周模英从他那里得不到任何温暖。谈话中，我一直抱着周模英的儿子，这个孩子就是不说话，怎么逗他都没有表情。这个孩子让我有一种哀伤的感觉，没有母亲照料的孩子才会这样。所以我见到他们之后，就开始酝酿公诉词该怎么写，怎样才能在法庭上表达我对这桩案件的倾向性。 记:你在法庭上是如何表述的呢, 杨:我在公诉里是这样写的:“生活的操劳，丈夫的冷漠，疾病的困扰，经济的重压，远离家乡亲人，缺少应有的沟通，孤独、压抑、郁闷的情绪无法发泄，再加上自身的愚昧，这一切促使周模英选择了这样一种冲动和愚蠢的行为。希望法院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周模英作出一个相对较轻的判决，给她一个机会，让这个家庭继续存在，两个孩子不能没有母亲。”没想到，庭审刚结束，就有人怒气冲冲地质问我:“溺死自己孩子的行为怎么可以得到法律的同情,你还有没有道德底线,”我这样回答他:“周模英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固然是法律的胜利，但我们不能漠视隐藏在背后的一些社会因素，我们不能忘记她身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人们的苦难和命运，这也是法律应有的良知。”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庭审结束的第二天，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我在法庭上替周模英求情一事，其中多为质疑反对之声，甚至有的人说我只适合做牧师，不适合做检察官。那段时间，我压力特别大。 记:你顶着压力帮助周模英的两个孩子，出于什么想法, 杨:如果我不出手相助，这两个孩子就会重复父母的苦难。我的经历决定了我的内心，如果能以一己之力改变这个苦难家庭的命运，是我最愿意看到的。我五次远赴江西，去探视服刑中的周模英，鼓励她认字读书，还帮助她解决家里的实际困难。我这样做就是想让这家人看到生活的希望。每年暑假，我都要把周模英的一双儿女接到广州玩，就是想让这两个孩子恢复儿童应有的天性和活力。 记:周模英出狱后的第二天就到广州看你，你再次成了新闻焦点，此时你的感受又是什么, 杨:办完周模英这个案子，我刚好过了35岁生日，我觉得自己这时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法律人，我也悟出了法律终极的价值和意义。我认为，法律的最高境界是爱和仁慈，如果离开人的生存、发展和幸福，我们怎能奢谈法律存在的价值，又如何能得到真正的公平和正义,每个人都不是一个符号，没办法用正义或罪恶这样简单的词来概括，不管他是检察官还是被告。 压力大时曾偷偷哭泣，温馨家庭是我工作的最大动力 记:2011年，你为抱着包工头自焚的河南民工在法庭上求情，再次成了关注的焦点，这是一桩怎样的案件, 杨:2010年6月至2011年2月，50多岁的河南民工高玉山在黄某承包的工地打工。因多次追讨欠薪未果，2011年3月3日，高玉山将准备好的汽油浇在自己身上，然后抱住黄某将汽油点燃，经急救两人都保住了性命。接手该案后，我经过深入调查了解到，高玉山给黄某打了大半年工，春节前也没讨到工钱，家里的老人急需钱看病，黄某不但不给他发工资，连回家的路费也不给。案发当天，高玉山再次向黄某讨要工资，黄某则称高玉山投诉他，影响了他以后的承包，并挥拳打向高玉山头部。高玉山气极之下才做出了那个疯狂举动，酿成了惨剧。 记:法庭上你是如何为高玉山辩护的, 杨:我在公诉书里说:“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谁也不愿意赔上自己的性命。被告人高玉山讨薪无果，投诉无门，当他遭受的一切超出他的承受能力时，他只能用躯体去抗争，以肉体的消亡去证明自己的存在，这才是本案的悲剧所在。对于在工地上挥洒了大半年汗水，急切盼望拿着血汗钱回家过年的被告人高玉山而言，这些钱也许就具有与生命同等的意义。”我在法庭上还这样陈述:与其期待农民工在讨薪无果、投诉无门的情况下能够采取理智行为，不如从源头开始，斩断那些黑心老板的作恶之手，让“讨薪”这个沉重的话题不再存在，也许这才是我们应该为高玉山们想出的最好的讨薪办法。后来，我的公诉词被媒体刊载，引起强烈反响。 记:“小悦悦事件”发生后，你曾写文章披露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一件事，那是一件什么样的事, 杨:10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到位于偏远小镇上的看守所公干，那天是家属会见日，我混在他们中间，等待办理交接手续。坐在我身边的是一对老夫妇，还有他们的儿媳以及刚出生不久的孙子。交谈中我得知，他们的儿子当保安时，因偷卖公司的物品被判了一年刑。我办完公事返程时，途中正好遇到了那一家四口。当时天很热，老人用报纸给孙子遮阳，一家人在沙石遍地的土路上艰难地行走，那里离通往县城的公路还很远。我乘坐的面包车上只有司机、书记员和我。路过他们身边时，我闪过捎他们一程的念头，可汽车从他们身边经过时，我并没有开口让车停下来。我不知道当时是怕自己唐突，还是怕同行的人不理解，我也说不清楚。几年来，这一幕常在我脑海里闪现，我经常在内心反省和批判自己:为什么举手之劳的小善却不去做,“小悦悦事件”发生后，我终于鼓足勇气把这件事写出来，题目就叫《那一刻，我也是旁观者》。文章发表后，反响强烈，很多读者打电话和我探讨交流。 记:十多年来，你所接触的犯人不计其数，检察官这个职业让你有怎样的感悟, 杨:前不久，一位同事从监狱公干回来，向我转达了一个犯人的问候。这个犯人因贩毒被判死缓，他说他很感激我当年能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他，还为抽了我特意为他准备的香烟表示感谢。我很高兴这个被我亲手送进监狱的犯人不但不怨恨我，还对我深怀感激。我希望我办的案子都能有这种效果，尽量让被告人在认罪伏法时能够减少与家庭、社会以及政府、法律的对抗。我只希望自己年老时，留在记忆中的，不是起诉了多少人，而是挽救了多少人，就像电影《辛特勒的名单》里那句著名台词:“权威不在于处死一个人，而是可以赦免一个人。” 记:穿便装的你看上去亲切自然，能谈谈你的家庭吗, 杨:我父母当了大半辈子工人，供我们兄妹三人上了大学，虽然家庭不富裕，但我很知足。来到广州后，我遇到了现在的老公，我们志趣相投，每次我遇到难题时，他都会帮我出主意，他就是我的心理按摩师。我儿子聪明可爱，他让我焕发了母性的力量。现在，退休后的父母跟我一起生活，我们一家三代挤在两室一厅的房子里，说说笑笑，其乐融融。温馨的家是我工作的最大动力，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都是躲在楼下偷偷哭过之后才上楼，留给家人的一定是灿烂的笑脸。平时，我喜欢读书，那部《悲惨世界》我读了很多遍，工作中，我决不做沙威那样机械、冰冷的法律人，我眼中的法律有温度，更有爱和仁慈。 〔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