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24帝

　 高祖刘邦 高祖刘邦简介： 高祖刘邦 前206年——前193年　 　　汉族与汉字的得名，都与大汉帝国密切相关联，而大汉帝国却是由一个近似“不务正业的无赖”平民刘邦创建的。平民出身的刘邦文不能书，武不能战，但却利用秦末动乱提供的机遇，成为历史的弄潮儿和幸运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然而，与刘邦一起面对这个历史机遇的，何止千人万人，为什么独有刘邦抢得先机脱颖而出呢？他有什么样的过人之处，又是如何发挥其自身的长处在楚汉战争中击败楚霸王的呢？作为平民皇帝第一人，他又是如何成功地从夺权者转化为统治者和管理者的呢？我们将通过对刘邦人生轨迹的描述，逐步解答上述疑问。 从平民到领袖： 　　唐人张锡说：“山之妙在峰回路转，水之妙在风起波生。”宋人范成大也说：“若将世路比山路，世路更多千万盘。”他们说得不错。刘邦的人生和创业道路充满艰难险阻，但总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刘邦，字季，周赧王五十九年乙巳（前256），出生在沛县丰邑（今江苏丰县）中阳里，当时这块地方归楚国管辖。“邦”是“国”的意思，可能在成年后，刘邦才自己取了“邦”这个名字。字“季”也不是真正的“字”。中国古代兄弟排行称老大叫伯，老二叫仲，老三叫叔，老四叫季。刘邦大哥的确叫刘伯，二哥叫刘仲，但不见刘叔，所以，刘邦可能是“刘小三”或“刘小四”。《史记·高祖本纪》中说：“父曰太公，母曰刘媪。”这不是体面的称呼。后来，刘邦的父亲才有个名字叫刘执嘉，母亲名叫王含始。刘邦还有个“同母弟”刘交。刘邦长得高鼻龙颜，蓄有漂亮的胡须。单父（今山东单县南）人吕公认为刘邦相貌贵不可言，就把女儿吕雉嫁给了他。秦二世元年（前209）九月，在陈胜、吴广起义后两个月，隐身芒、砀间的刘邦，率领数百人返回沛县，杀了县令。父老们请他担任县令。刘邦谦让一番后，同意担任首领，称“沛公”，服从张楚王陈胜的领导。秦二世二年（前208）秋，刘邦从今安徽砀山、山东金乡一带转入河南，攻下南阳后，断然拒绝秦王朝的讲和，率军攻入武关。在峣关（今陕西蓝田东南），刘邦按照张良的计策以区区两万人马大败秦军。这时，秦王子婴将赵高刺杀，向农民军投降，由此，刘邦亲手推翻了秦王朝。在各家诸侯抗秦的过程中，刘邦先行入关灭秦，欲称王关中，实现了从平民到诸侯的转变。取得先机的因素刘邦能够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并先行入秦，灭掉秦王朝，既与刘邦的自身因素相关，也与刘邦善于包装自己有联系，又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关。 　　自身因素。刘邦不喜劳作，确有游手好闲的无赖之嫌，但他与人友善，喜欢施舍，善交游，因而在他周围很早就聚集了一帮有才华的人。刘邦曾做管理地方治安和民事调节一类的小吏——泗水亭长，经常和县吏往来，时间一长，和沛县功曹萧何、狱掾（yuàn）曹参（shēn）等结成莫逆之交。加之刘邦为人大度，心胸豁达，素有大志。有一年，刘邦奉命去咸阳出差，遇到始皇帝出游，只见仪仗队员盔明甲亮，旗罗伞盖蔽日遮天，皇帝稳坐在銮舆中显得威风八面，臣民们伫立在道旁个个毕恭毕敬。刘邦不禁叹道：“嗟呼，大丈夫当如此也！”有野心，也有大志，这给刘邦争当领袖以精神上的动力。而项羽见到同样的情景，则说：“彼可取而代之。”足显勇夫的强悍，高下之别是比较明显的。 　　更为重要的是，刘邦身处那个动乱的时代，能仗义行事，勇于承担责任，显示其领导才能，可以说这是促其成功的重要因素。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刘邦解送一批人去咸阳骊山修筑秦始皇陵。半路上不断有人开小差，照这样下去，还没到达目的地，人就跑光了。刘邦就解开这批人的束缚，与他们围坐在一起饮酒，要与他们一起逃亡。此举让手下明白刘邦是值得信赖和追随的。有十几个壮士佩服刘邦的豪爽大度，情愿跟他一起逃亡。从此，刘邦有了最初的基本力量。在沛县人民的心目中，尽管萧何和曹参的地位都高于刘邦，但刘邦没有怕失败的心理负担，身上具有领袖气质，所以，萧何、曹参等人由衷地拥护刘邦做领袖。 　　历史条件。当然，刘邦能迅速攻占关中，除了战略得当，避实击虚，以抚为主，从而减少了阻力外，也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项羽在河北作战，吸引并消灭了秦军的主力，给刘邦的西征军以有力的支持；秦始皇为自己巡游全国而修筑的驰道，变成了起义军前进的捷径；秦灭六国后，拆毁战国时期的关隘要塞、销毁大量兵器，以致秦军大多无险可守，无兵器可用，等等。 　　善于包装。按后世十二生肖的说法，刘邦属蛇，俗称“小龙”，《史记》和《汉书》这样记载他的出生：刘母在大泽边睡觉，梦见与天神相遇。当时雷鸣电闪，天昏地暗。刘父跑去找刘母，见到一条蛟龙盘绕在妻子的身上。从此，刘母便怀孕了，后来生下了刘邦。刘邦的身上于是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据说后来他在逃往芒、砀途中，拔剑斩了一条巨蛇，然后看见一个老婆婆坐在路边放声痛哭。问她哭的原因，她说：“我的儿子是白帝子，变成了一条蛇，躺在路当中，结果被赤帝子杀了，我怎么能不哭呢？”说完，那老婆婆就不见了。刘宋裴骃在《史记集解》中认为，白帝代秦王朝，刘邦推翻秦王朝，所以才有这个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奇。这些传说，很可能是刘邦发迹之后，刻意编撰出来的。古人信奉天命，刘邦神奇的孕育、出生到斩杀白帝子，都是故事编撰者向人们证明刘氏江山是上天“神”的授意而已。看来刘邦很会装，不仅让人们确信他生而神异，而且确信他灭掉秦国也符合天意。 从诸侯到盟主： 　　秦亡后，谁能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最有资格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刘邦，一个是项羽，他们都从农民起义领袖转化为拥兵自重的诸侯王。刘、项两个诸侯王集团围绕争夺政权问题，展开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楚汉战争的大体经过如下：刘邦先入关中，欲称王，受到项羽的极力打压，发生了鸿门宴事件；逃出项羽控制的刘邦接受项羽的安排作了汉王。经过准备后，刘邦出兵攻楚，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以垓下之战消灭了项羽的势力，持续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以刘邦的全胜宣告结束。楚汉战争，强者项羽败了，弱者刘邦却胜了，这是为什么呢？历来史家对此各有见解。刘邦胜出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民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刘邦比较了解百姓疾苦和要求，一进关中就提出“约法三章”：杀人者处死罪，伤人及盗抵罪。其他秦朝一切法令，作废！并宣称：“我领兵入关，全是为父老除害，绝不是为了侵占或欺凌你们，大家千万不要恐慌！”以此争取最广泛的群众支持。还定三秦后，实行许多取悦于民的措施：把秦朝所建造的苑圃园池，通通改为农田，分给民众耕种；又赐民爵酒肉，安抚流亡，整饬吏治，恢复生产。在当时的情况下，百姓还是比较满意的。项羽性残暴，是个杀人如麻的魔王。早年久攻襄城不下，进城后，项羽就下令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大加杀戮，剩下的人都被活埋。进军咸阳时，项羽下令把20万投降的秦军全部坑杀，是继白起坑杀赵国40余万降卒后的另一桩历史大悲剧。项羽不仅杀敌人，杀俘虏，而且杀百姓。人民能支持这样的人吗？所以，民心的向背，是刘胜项败的根本原因。 　　策略正确。在政治上，刘邦为义帝发丧，师出有名，掌握了主动权。在军事上，刘邦在彭城战败后，吸取了教训，调整了战略方针：在荥阳、成皋一线的正面战场坚持持久战，以牵制项羽的主力部队；在南翼，争取黥布背楚归汉，以削弱楚军而壮大汉军的力量；在敌人后方，利用彭越继续反楚，在楚军心腹之地游动作战，以牵制和分散项羽的兵力，减少汉军正面战场的压力，形成两面夹攻的态势；再派韩信北攻魏、赵等地，解除北翼的威胁，以孤立项羽。事实证明这个战略方针颇为奏效。而项羽则相反，在政治上害死义帝，落下不义之名，又不注意团结诸侯王；在军事上迷信武力，只知强打硬攻，将主力部队长期滞留于正面战场。对此至死也不醒悟，还哀叹：“此天亡我也，非战之罪！” 　　善于用人。刘邦手下的韩信、陈平、英布等人，原先都是项羽的人，后来都投奔了刘邦。刘邦很有自知之明，他曾公开承认：论运筹帷幄之中，我不如张良；论稳定后方，安抚百姓，输送兵源军需，确保前线的粮饷供给，我不如萧何；论集结百万将士，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杰出的人才，我能重用他们，这就是我所以能获得天下的缘故。刘邦麾下的文臣武将多有建树，其中汉初三杰的功绩更是非同小可。张良功绩有：刘邦西入武关后，在峣下用计破敌；鸿门宴上帮助刘邦脱离险境；“为汉王请汉中地”；在楚汉战争中“常计谋平天下”。萧何的功绩有：沛公入关后，及时收集官署的图籍簿册律令文档，从而使汉王知晓天下山川形势、关隘险要及户口多少，在楚汉争雄中使刘邦能掌握天下形势，做出较为明智的决策；劝刘邦接受汉王的称号，蓄养民力，招揽人才，伺机争夺天下；推荐韩信为大将；楚汉战争中留守关中，保证对刘邦和韩信两大军团粮草军需的及时供应。韩信的功绩有：提出“汉中对”，制定图取天下的战略方针；还定三秦，为刘邦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基地；北取赵、代，扭转了战争的被动形势；垓下之战指挥汉军歼灭楚军，逼迫项羽乌江自刎，从而取得楚汉战争的彻底胜利。刘邦有这样出色的、坚强的团队，正所谓“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项羽出身贵族世家，好面子，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容纳不下英雄，四处征战只靠他一个人，与刘邦的团队单打独斗，真的成了“孤家寡人”，最后自刎乌江。 　　善于听取意见。刘邦乐于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敢于公开认错，收回成命。例如他在西行入秦途中，郦食其（lì yìjī）求见，刘邦的态度很为傲慢，“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食其说：“您既然要讨伐没有道义的暴秦，就不该用这种态度对待比您年长的人！”刘邦理屈，当即认错，听取了他的建议，袭取了秦廷仓储所在地陈留，获得了大量积粟，从而使军威大振。项羽则不然，刚愎自用，固执已见。项羽西屠咸阳后，有位韩生对项羽说：“关中阻山带河，有四塞之固，土地肥沃，可以建都称霸。”项羽却说：“富贵不归故乡，如穿锦衣夜行，有谁知道？”韩生很生气，退出后叹气说：“人说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如此！”项羽闻听后，就下令烹死韩生。这样的人谁敢再给他出谋献策！ 　　斗智不斗勇。在鸿沟广武战场，刘项双方对峙形成僵局，项羽派人给刘邦传话：要与刘邦单打独斗，一决雌雄。刘邦答复：“我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羽竟披甲执戟来挑战，刘邦当众宣布项羽十大罪状。项羽大怒，命人开弓射箭，一箭射中刘邦胸口，险些摔下马来。刘邦为了安定军心，顺势弯下腰来，不捂胸部伤口而去摸脚，大声说：“臭小子，射中了我的脚趾！”回营后，裹好伤口，乘上马车，挣扎着驰往各营巡视。此举不仅使汉军人心安定，而且痛骂项羽是小人。 　　巩固的后方。刘邦废除了秦朝的苛法，约法三章，司法与行政都简单化。刘邦在巴蜀、关中地区恢复了郡县，丝毫未曾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感，而且由于萧何的妥善管理，能源源不断地为前方作战提供后援力量。所以，刘邦屡次战败，都能回到自己的关中，积聚力量，重回成皋前线坚持作战。相反，项羽在后方的建设乏善可陈，除了以霸王的名义大行分封之外，不曾有任何新型的行政建树。再加上，刘邦派彭越等人长期袭扰项羽的后方，使其不得安宁。当项羽垓下战败，竟然徘徊乌江，无颜见江东父老。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刘邦才由劣势转为优势，最后打败项羽，取得对全国的统治权。 从汉王到皇帝： 　　楚汉战争结束后，中国广袤的国土又重新统一。汉高祖五年（前202）二月，刘邦在定陶汜水（今山东曹县附近）之阳即皇帝位，成为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定国号为汉，史称汉高祖，又称汉高帝。王后吕雉改称皇后，太子刘盈称皇太子。国都原在栎阳（今陕西富平东南），五月定都洛阳（今河南洛阳）。根据娄敬建议，又迁都咸阳以东的长安（今陕西西安），取长治久安之意。从此，长安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在我国六大古都中，西安是建都朝代最多，年代最久的一个。 　　然而，摆在刘邦面前的现实问题却是困难重重：首先是如何从夺权者转化为统治者；其次是如何处理与那些诸侯、功臣的关系；第三是如何安定社会和恢复生产；第四是如何消除来自北方匈奴的侵犯；第五是如何保证刘姓皇朝万世永固。而第一、第二个问题是每一个开国皇帝必须面对的急务，尤其对于一个出身平民的皇帝来说，问题似乎显得更为艰深。那么，刘邦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呢？ 　　从马上到马下刘邦个人的文化素养不高，有时还带有几分无赖习气，但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不像项羽那样“自矜功伐，奋其私智”。刘邦建国后，接受秦亡教训。而最早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陆贾。陆贾是楚人，以有辩才而跟随刘邦定天下，深得刘邦信任。《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贾时时称说《诗》、《书》。高祖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而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秦）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觉得有理，就命陆贾写书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陆贾奉命写成《新语》十二篇。陆贾的《新语》，糅合儒、道、法等各种思想，以“无为”、“宽舒”、“中和”为理论根据，既否定秦朝“用刑太极”的政策，又要求汉初统治者顺其自然，对人民采取少加干扰以及轻徭、薄赋、节俭、缓刑等政策。刘邦以“无为”和“顺守”为宗旨，继承了秦朝的各项基本制度，又进行了某些变革，这就是“汉承秦制”。 　　让盟友、功臣成为阶下囚。在推翻秦王朝统治后，刘邦受封为汉王，与其他诸侯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在楚汉战争的过程中，刘邦为了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力量，汉王与反楚诸侯的联系，逐渐变为盟主与盟友的关系。项羽灭亡，刘邦称帝，开始大规模封功臣。汉初，刘邦分封异姓王共有七个：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但是当汉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初步恢复后，刘邦便开始了剪除异姓王的斗争。这场政治斗争始于高祖五年（前202）七月，至高祖十二年（前195）二月，燕王卢绾逃往匈奴止，前后共八年时间。说起卢绾，原与刘邦情同手足，不仅同乡、同里、同学，还同年同月同日生，从少年起两人就形影不离，最后也发展到公然叛逃的地步。刘邦剪除异姓诸侯王，轻者贬黜，重者夷灭三族，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那“勇略震主”的韩信。刘邦首先是出其不意地夺取韩信的兵权，接着设计逮捕了韩信，最后，韩信“谋反”而被诛杀。关于韩信谋反被杀一事，《史记》《汉书》记载甚详，但告密者为韩信家奴，且为孤证，当时韩信闲居长安，手无兵权，靠什么来谋反？被擒后未经审讯即被斩，且刘邦平定陈豨在前，韩信谋反在后，如何成了里应外合？这其中确有可疑之处，历来史家看法不一，目前尚无定论。刘邦平叛归来，“见信死，亦喜且怜之”。所喜者，功高震主的畏将已除；所怜者，大臣无辜被诛。不管是该杀，还是冤杀，剪除异姓王是刘邦的既定决策，是巩固汉室统治的需要。韩信作为实力最大的异姓王，即使不以谋反罪被杀，也将以其他形式予以剪除。继韩信被杀，几个主要的异姓王，先后被杀或被贬。在消灭异姓王的过程中，刘邦错误地认为分封刘氏子弟为王能屏藩皇室，也无离心背德之虞。所以，在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曾杀白马为盟，订下誓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刑白马盟”。矛头所指，显然是诸吕，即防止诸吕篡权。到刘邦死时，被封的同姓诸侯王共九个。只是异姓诸侯王虽被剪灭了，但中央集权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从而埋下了“七国之乱”的祸根。 　　治国策略。刘邦即位不久，立即对社会的各项制度进行了调整：在法律方面，汉初制定《汉律》，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军事方面，建立了新的军制。与汉初政治制度相适应，军队分为京师之兵和郡国之兵两种。京师的屯兵又分为南军和北军，分别由卫尉和中尉统领。在礼仪方面，叔孙通沿袭秦制，制定朝仪，以使人威慑于皇权之“神圣”。然而，与这些制度建制相比，西汉建国初期面对的经济压力更是急迫的问题。汉初出现“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四匹同一毛色的马拉的车），而将相或乘牛车”的情况。为此，刘邦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诏令，归纳起来有八项措施： 　　劳力归农。颁布军队复员令，凡复员的军吏卒，可按军功大小，分配田宅或免除赋徭。动员流亡之民回乡，“复故爵田宅”。在全国推行释免罪人和奴婢，增加农业劳动人口。 　　鼓励生育。高祖七年（前200），诏令“民产子”，可以免除徭役两年，以资鼓励。采用这一政策，使得大汉帝国人口渐盛，中国人口的数量第一次达到历史上的高峰。 　　减轻徭役。汉初施行慎重民力征发制度，缩短了服役时间，规定年满23岁开始服役，56岁免役，还允许以钱代役。 　　薄敛赋税。刘邦根据官吏俸禄和政府开支制定全国赋税总额。田租，或称田赋，即土地税，征收率为十五税一（1/15）；口赋，也称算赋，即人口税，每人每年一算（120钱）。 　　节约财用。汉初，统治者极为节俭，这对恢复生产有积极作用。高祖七年（前200），刘邦见萧何负责修建的未央宫过于“壮丽”，竟责备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 　　抑制商人。规定工商业者另立户籍，称作“市籍”，凡在市籍的人，都要从政治和经济上受到监督限制。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携带武器，不得乘车骑马，不可做官为吏，不仅地位卑微，还要加征一倍至数倍的算赋，目的是驱商务农，迅速恢复农业生产。 　　迁徙豪强。刘邦下诏，将齐、楚两国的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大姓氏及其他豪强共10万人口，强制移民到关中，由政府供给耕田和住宅。 　　安定环境。加强边境的防卫，并向边境移民，这更使汉朝政权稳定，为开发边疆，集中精力恢复经济生产，赢得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刘邦的八大措施，对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休养生息的政策意义深远，开了“文景之治”的先河，从而使汉帝国走向了繁荣昌盛。 　　和战匈奴匈奴是生活在我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秦汉之际，匈奴乘中原大乱之机，又不断南下河套地区，尤其冒顿（mò dú）单于杀父自立之后，匈奴势力空前强大，构成了对汉王朝的严重威胁。 　　平城之战。高祖七年（前200）十月，刘邦亲率军队剿击叛降匈奴的韩王信（战国韩襄王的后裔），在铜鞮（今山西沁县南）大破叛军。这时，天寒大雪，汉军士卒多被冻伤，“冻死者十之二三”。冒顿单于用以强示弱之计，故意隐匿精兵，暴露老弱士卒，以迷惑汉军。刘邦果然中计被围。汉军于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北）白登山，被围七天，粮饷供应断绝，情况十分危急。最后只得用陈平的奇计：陈平画了一幅美女图像，送给冒顿阏氏（yān zhì，相当于皇后）。阏氏怕汉家美女夺去她的宠爱，便劝丈夫解围，放走了刘邦。 　　制订和亲政策。平城大败，刘邦撤兵南归，匈奴对边地的侵扰更加肆无忌惮。刘邦认识到汉王朝暂时无力同匈奴较量，从而同意娄敬提出的与匈奴和亲的建议。高祖九年(前198)，订立了和亲之约，主要内容为：汉朝以宗室公主（实为“家人子”冒充）嫁给冒顿单于，每年赠送一定数量的物品；汉朝与匈奴结为兄弟，互不侵扰；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往来贸易。 　　有人说，和亲政策是一个拙劣的谋略，如唐德宗时诗人戎昱就在《咏史》诗中说：“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这无疑是狭隘的历史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亲政策是被迫采取的妥协性的措施。这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事冲突，使汉王朝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对汉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汉匈两族人民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生产和交换，加强了友好往来，增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预立太子。早在高祖五年（前205）六月，刘邦已经立吕后子刘盈为太子，时年仅10岁。然而到了晚年，刘邦却急于更换太子，常想废嫡立少，以戚姬之子赵王如意为太子。有人将其原因归结为他对戚姬的宠爱。这看法颇为肤浅，在看似妻妾嫡庶争风纠缠的表象下，实际上蕴涵着刘邦对刘氏江山能否永固的深远忧虑。 　　刘邦担心刘盈“仁柔”和皇权旁落，而赵王如意虽小，但在长相、性格上都像自己，适于继承帝业。同时，刘邦发现吕后已经擅权，而戚姬无过问朝政的能力，于是刘邦就有了废易太子的念头。 　　此事涉及皇位继承问题，吕后竭力利用老臣为之谏诤，并策划了一系列阻止废太子的活动。在一次廷议上，御史大夫周昌曾为刘盈争辩，使刘邦暂时打消了废立太子的念头。吕后仍不放心，又伙同其兄吕泽，逼张良为之谏阻。张良献计，请出“商山四皓”，即刘邦景仰的四位隐士，吕后依计而行。 　　黥布叛乱时，刘邦抱病率军征剿，作战中又受了箭伤。平叛后回到长安，伤势日益严重，更易太子更加迫切。太子太傅叔孙通等臣僚以死谏诤。刘邦又发现刘盈身后有“商山四皓”环伺。刘邦认识到，倘若执意废太子，势必使如意更加孤立，不仅无法继承皇位，还可能遭遇不测。 　　刘邦更易太子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预立太子却从此成为汉代一项定制。这一制度，后来为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所承袭，成为皇位继承的惯例。 　　高祖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甲辰（前195年6月1日），刘邦病逝于长安长乐宫，享年62岁，葬于长陵（今陕西咸阳市秦都区窑店乡附近）。 　　同年五月，太子刘盈即位，这就是汉惠帝。 刘邦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邦，字季 　　出生：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 　　属相：蛇 　　卒年：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四月二十五日 　　享年：62岁 　　谥号：高皇帝 　　庙号：高祖陵寝：长陵 　　父亲：刘执嘉（刘太公） 　　母亲：王含始（刘媪） 　　初婚：30岁 　　配偶：皇后吕雉 　　子女：8子，1女 　　继位人：刘盈（恵帝） 　　最得意：垓下之战获胜最失意：被困平城白登山 　　最不幸：母亲死于战乱，不知葬地最痛心：未能更易太子 　　最擅长：用人 惠帝刘盈 惠帝刘盈简介： 前194年——前186年 　　刘邦共有8个儿子，刘盈是其次子，生于秦始皇帝三十六年（前211），属虎，其母吕雉是刘邦的原配夫人。高祖十二年（前195）四月，刘邦病死，五月，17岁的刘盈即位，是为惠帝。“惠”有“仁慈、柔顺”的意思，这个谥号可谓概括了刘盈的一生。从惠帝开始，汉朝皇帝的谥号都加一个“孝”字，如“孝文帝”、“孝武帝”，这是因为汉朝统治者推崇孝道，“以孝治天下”的原故。惠帝做了7年有名无实的皇帝，在24岁的时候就过早地死去。惠帝死后，吕后又执政八年。这前后15年，是汉王朝从建国到文景之治的过渡时期、奠基时期，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日饮为淫乐”的“仁弱”皇帝： 　　高祖刘邦一死，吕后拖延四天秘不发丧，严密封锁消息，加强皇宫戒备。她还与审食其（shěn yìqī）密谋，磨刀霍霍，准备将朝中的功臣宿将斩尽杀绝。皇上驾崩的消息还是传出了宫外，满城飞传皇后要诛除老臣。当时在长安军阶最高的老将是郦商，曾佩右丞相印绶，正在家病休。他得知这一消息，立刻去见审食其，说：“听说皇上已死去，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果真有这回事，天下危矣！陈平、灌婴率10万人驻守荥阳，周勃率20万大军在燕、代，假如听说皇上驾崩，诸将皆诛，他们肯定会联合发兵，你我就踮起脚来等着看看汉家灭亡吧！”吕后迫于形势不利，只好罢手。刘邦的葬礼遂得顺利举办。五月，刘盈即位，尊母亲吕氏为皇太后。惠帝即位后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纵饮淫乐。 　　纵饮淫乐。惠帝在继位之初，也曾想有所作为，但很快就消沉下去，以纵酒为寄托，以致过早地死去，而从政治立场来看，这些行为恰恰远离权力中心，不事正业，也就是“仁弱”的表现。其原因如下： 　　不满母亲暴虐。吕后为独揽朝政，彻底除掉与刘盈争夺皇位的隐患，她首先将魔掌伸向了她最痛恨的戚夫人和赵王如意。她召回年仅10岁的赵王刘如意，图谋加害。刘盈知道母亲的用心后，亲自将刘如意接到未央宫中，同吃同睡，百般护卫。有一天，惠帝清晨出猎，赵王年纪小，早晨起不来，没有跟着去。吕后找到了可乘之机，派人送去毒酒，把如意害死了。随后，吕后又命人砍断戚夫人的手脚，挖掉眼珠，熏聋了耳朵，灌了哑药，把她当做“人彘”（zhì，古时候叫猪作彘），关进了厕所。过了几天，吕后叫惠帝来看“人彘”，惠帝一见，大惊失色，痛哭失声，因而生病，一年多不能起身。他在病中派人给吕后送信说：“把人害成这个样子，简直不是人所能做得出来的。我作为您的儿子，实在不配治理天下！”从此以后，惠帝“日饮为淫乐”，不再管理国家大事。 　　“东朝”专权的必然结果。刘盈登基后，每隔三天两日要去吕太后居住的长乐宫朝见，如果有大事，则必须立即去汇报请示。相对于未央宫“大朝”而言，长乐宫有“东朝”之称。因为国家大权掌握在吕后手中，所以实为“东朝”主政。做为儿子，惠帝无法反抗，也不敢反抗，服从“东朝”的所有指示，只能以纵情沉缅于美酒来打发时光。从此以后，西汉历代皇后除了汉昭帝的生母钩弋夫人被其父汉武帝赐死外，如文帝母薄皇后、景帝母窦皇后、武帝母王皇后、成帝母王政君等，均以太后身份居长乐宫“垂帘听政”。“东朝”主政的恶性发展，最终导致外戚专权、王莽篡汉事件的发生，追根溯源，惠帝的仁弱，难辞其咎。 　　相国曹参的影响。原来，曹参继萧何为相国后，日夜饮酒，不理国政。惠帝十分焦急，便令曹参之子、中大夫曹窋（kū）回家劝说。结果曹参大怒，将曹窋打了200板子，还骂了一通。事后，惠帝责备曹参，曹参说：“陛下不如先帝，臣也不如萧何，所以陛下与臣只要守住他们的既定方略就行了，还用干什么？”懦弱的惠帝终于懂得了无为而治的奥妙，也便放心地去饮酒作乐了。这奥妙是什么呢？就是“黄老政治”。 惠帝一朝与黄老政治： 　　刘邦死后不久，萧何患病，惠帝前往探视，问他：“相国百岁后，谁可以代之？”萧何心中有数，却反问：“皇上比我更了解臣下。”惠帝又问：“曹参怎样？”萧何说：“皇上能用他，我死而无恨！”隔月，萧何就去世了，由曹参继任相国。萧、曹的关系曾有一个由近到疏的变化，但萧何却推荐关系早已疏远的曹参继承自己的职务，这主要因为他们的治国思想一致。那就是黄老政治。 　　黄老之学。先秦道家思想，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到了秦汉之际，老子思想曾经风行一时，这时又有人托名黄帝为道家的鼻祖，鼓吹“帝道”，从而出现了“黄帝学派”，并且“黄老”得以并称，即把“老庄之学”和“黄帝之学”结合起来，成为当时最时髦的学术流派。 　　汉初的黄老之学，已不是道家思想的原本面貌，而是以道家思想为骨干，又兼收儒、墨、名、法诸家思想而融为一体的。但道家思想的本质，即无为而无不为，仍然是黄老之学的主干。老子主张使民自正、自富、自朴的有利于小农生产的理想被保留下来。正是这种清静无为、俭朴寡欲的主张，适应了汉初的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成为统治者奉行的治国指导思想。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政治称为“黄老政治”。体现这种思想的哲学家是陆贾，而开始实行“无为而治”的典型代表当首推曹参。 　　推行黄老政治曹参在齐国丞相任上听到萧何去世的消息时，告诉舍人：“赶快收拾行李！”过了没多久，果然有使者来召曹参。曹参临行之前，嘱托接替他的丞相说：“齐的狱市之事托付给你了，千万不要制造困扰！”接任的丞相说：“治理国家没有比这再大的事了吗？”曹参说：“狱市，是善恶同时被容纳的地方。现在困扰他们，那么叫那些奸诈之人何处存身呢？” 　　曹参的“勿扰狱市”是汉初黄老政治的一项不容忽视的重要经济政策，它对于恢复和发展汉初残破不堪的社会经济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那么，“勿扰狱市”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历来注家诠释不一，最常见的是将“狱市”分解为刑狱和都市。然而，勿扰刑狱、都市，于情理上不太通，所以始终未能成为定论。解放后，经陈直先生研究考证，认为“狱市为齐国大市之名，狱为嶽字省文，即齐国庄嶽之市”。此说较符合历史事实。这里所说的“大市”，实际上同今天集市交易的市场很相似。“勿扰狱市”的含义，指政府对集市交易采取不干涉的政策，即施行市场开放。曹参此举，颇有超前意识。这一经济政策，保证了商品流通的顺利进行，这样就必然刺激生产发展，进而使汉初社会经济变得活跃起来。但是，由于放任自流，不加限制，到文帝时，社会上背本趋末、两极分化的现象业已十分严重。 　　萧何死后20天，曹参从齐国回到长安，继任相国，将黄老之学的无为政治推广到全国。一方面，“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之约束”；一方面，他任用“忠厚长者”为吏，罢去“欲务声名”的官员。而曹参本人，日夜饮醇酒，不做丞相之事。一旦有官员来谈政事，曹参就请他喝酒，甚至把他灌醉，使他没有说话的机会。 　　为什么“一遵何之约束”？曹参向惠帝陈述的话，恰好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他说：“高祖与萧何平定天下，制定的一切法令都明明白白。现在只须陛下垂衣拱手而治，臣参等恪守职责，遵守成规，谨防疏漏，不就行了吗？”这就是萧规曹随的来历，这便是惠帝从曹参那里得到的奥秘。 　　无为与保身吕后专政时，异姓王的问题解决了，代之而起的是刘、吕两姓的权力斗争。齐王刘肥差点被吕后毒死，吓得刘肥将城阳郡献给鲁元公主，又请奉公主为齐国王太后，才免遭杀身之祸。对刘邦的其他诸子，吕后也频下毒手：幽死赵幽王刘友，逼赵共王刘恢自杀，派人杀害燕灵王刘建的独子，使其绝后。与此同时，吕后也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忠于刘姓的大臣。在如此激烈、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大臣们首先须考虑的是如何才能避祸保身的问题。它们的内在关系是：既然饮酒是为了保身避祸，那么崇尚黄老与饮酒的关系问题，实际也就是崇尚黄老与避祸保身的问题。 　　基于此，曹参任相国后就全面推行黄老政治。它既不同于法家实行的一味严刑酷罚，也不赞成儒家的繁文缛礼。它的原则是“无为而无不为”、“与民休息”，为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局面的出现，打下了基础。所以，在他死后，老百姓唱歌称颂说：“萧何制法，明白整齐。曹参代之，守成不失。承蒙曹相无为清静之治，百姓安宁，乐业安居。” 　　曹参死后，王陵继任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他们把无为而治的原则继续推行下去，使汉初黄老之学得以勃兴未辍。不过，朝政大权始终掌握在吕后手中。 惠帝身后：女主专政 　　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位独掌国家大权的女性是吕后。吕后名雉，小字娥姁（xú），生于秦王政六年（前241），比刘邦小15岁，砀郡单父（今山东单县南）人。她有两个哥哥，长兄吕泽，次兄吕释之，还有一个妹妹，叫吕须，是樊哙的妻子。 　　高后时代惠帝七年（前188）八月惠帝刘盈病死，享年24岁，葬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儿子惠帝死去，吕后竟然连一滴眼泪也没有。张良的儿子张辟强只有15岁，对陈平说：“你们知道太后不流泪的原因吗？”陈平摇摇头，说：“不知道。”张辟强神秘地说：“太后死了儿子，怕大臣们另有打算，所以虽然伤心却哭不出来。太后怀疑你们，能轻易放过你们吗？”陈平一听，着急地问：“那可怎么办呢？”张辟强献计说：“不如请太后拜她的两个侄儿吕台、吕产（吕泽之子）、吕禄（吕释之之子）等人为将，分掌南、北军，再让吕氏子弟分据长乐、未央两宫的职务，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其实，南、北军权和中朝机要本来就已经全在吕后手中。张辟强的建议，不过是要让一大批吕姓子弟，有正式的名义登上政坛的前台而已。陈平听从了他的建议，与同僚一起向太后奏请，于是“太后悦”，这才掉下泪来，痛哭死去的儿子。 　　惠帝死后，太子刘恭继位。一般认为刘恭并非惠帝“真正”的子嗣，而是“养子”。这是为什么呢？问题还是出在惠帝的母亲太后吕雉身上。在惠帝四年（前191），吕后竟然要儿子娶他的外甥女张氏为皇后。张氏是张敖的女儿，而张敖的妻子就是惠帝的姐姐鲁元公主。只不过张氏并非鲁元公主亲生，但仍然算是刘盈的外甥女。吕后作此乱伦的婚事，究竟作何想？无人得知。但惠帝不满这个包办婚姻是极为明显的，与张氏只是挂名夫妻而已。此外，惠帝再没册立别的妃子。正因为如此，惠帝没有嫡传嗣子。 　　但惠帝刘盈还有6个“养子”，在《史记》、《汉书》中都记载是“后宫子”，即后宫美人生的孩子，分别叫刘强、刘不疑、刘义、刘朝、刘武、刘太等。惠帝死后，吕后立刘强为帝，改名刘恭，史称前少帝，并处死其生母。其他人相继封王，国号有淮阳王、常山王、济川王、梁王等。说是“养子”，应该是惠帝的亲生，只不过是宫女生的而已。 　　少帝年幼，吕后临朝称制，开始了汉朝的高后时代。 　　临朝称制。吕雉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行天子之权，比后世的太后垂帘听政而仍得借皇帝名义颁诏，大不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吕后可以算是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是一位有实无名的“皇帝”，甚至纪年都用“高后”名义。所以，《史记》和《汉书》分别把她列为《吕后本纪第九》和《高后纪第三》，是有道理的。 　　吕后称制伊始，首先排挤王陵等老臣，再以吕氏控制南北军，又实际掌握了丞相、御史大夫等行政权力。至此一切朝政大权，事实上由吕后独揽。吕后之所以能专权，决不是偶然的。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探讨其原因： 　　自身条件。吕雉精明强干，是刘邦的结发妻子，同丈夫共同经历过困苦危难，又熟悉刘邦麾下的文臣武将，妹夫樊哙和兄长吕泽、吕释之都是当年沛县举事的起义骨干，建立过许多战功。所以，她具有比较深厚的根基和威望，刘邦过世后，唯有她一人才能威服得住诸王和功臣悍将。这些条件，其他任何宠姬都不具备。 形势的需要。刘邦死前封了9个同姓王，这些同姓王对皇权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更何况还发生过废易太子之争。同时，在功臣集团中，也难保不再发生陈豨 （ｘī）一类的叛乱。而惠帝刘盈在性格上又不像他的父亲，懦弱、寡断，难以稳定大局。于是，这便促使有野心、有魄力、有权谋的太后吕雉起而越俎代庖，替儿子登上汉初权力之巅，臣服百官，使功臣宿将俯首听命，以谋求局面的安定和汉帝国的发展。 　　社会的背景。汉代时还不像后来有那样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汉代重女权，妇女在社会中有较高的地位，能够发挥较大的社会影响。汉代女性有许多是有爵位，甚至同男人一样也可以封侯，并且拥有封邑。例如，汉高祖刘邦封兄刘伯妻为阴安侯，吕后当政时，封萧何夫人为酂（ｚàｎ）侯，樊哙妻吕须为临光侯，等等。秦汉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宽容大度、男女平等的社会风气，不以“私生子”、“私通”、离婚再嫁为极大耻辱。汉武帝时的名将卫青、霍去病就是私生子，而且是奴隶出身，同样可以拜将封侯。《汉书·地理志下》就记载在民间有“使男事女，夫诎于妇”的现象，在陈国（今河南淮阳一带）“妇人尊贵”就是普遍存在的地方风习。唐朝与汉代重女权颇有类似之处，即所说的“汉唐遗风”。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女主专权，人们也就不以为怪了。 　　吕后的功过是非吕后统治前期，她着力于迫害“诸刘”，汉高祖刘邦的8个皇子，大多被吕后杀害，只剩下代王刘恒和淮南王刘长还活在世间。自称制以后，吕雉一面破坏刘邦确立的“非刘氏不王”的原则，一面又加强和扩大刘氏和吕氏的联姻关系，以加强和扩张吕氏的权势，并进而控制刘氏诸侯王。但在吕后时期，社会秩序已趋向安定，社会经济已有了比较明显的恢复和发展。所以，吕后又是一位有功于史的杰出政治家。她的贡献主要表现如下： 　　重用老臣。在人事安排方面，吕后遵守刘邦临终前的嘱托，相继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维护和延续了汉朝的统治。 　　继续推行黄老政治。在统治政策方面，放手让曹参等人奉行“清静无为”的方针，一些政令比高祖时期相对放宽，以求稳定政局。它主要表现在：不仅废“族刑”、“连坐法”和“挟书律”，还废除“妖言令”；不仅贯彻了刘邦所制定和推行的轻徭、薄赋、勉农、抑商等一系列政策，还有所修改、补充和发展。 　　继续实行和亲政策。除了避免与匈奴发生正面对抗之外，并再次“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冒顿单于”。这样，总算换回了北疆的安全。 　　高后四年（前184），那个在未央宫做小皇帝的刘恭，得知自己并非张皇后所生，而生母已被杀害后，小孩子口无遮拦，竟口出狂言，宣称长大后一定要报仇！吕后得知，先把他关进永巷，对外佯称皇帝生病。随后宣布废去前少帝刘恭的帝号，然后将他秘密杀害，接着立已封常山王的刘义为皇帝，更名为刘弘，这就是后少帝。吕后又给这个孩子指定了婚姻，立她侄儿吕禄的女儿为皇后。 　　皇帝都可以随便废立生杀，刘氏诸王和功臣集团怎么不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呢？因为对吕后的所作所为和诸吕擅权用事的不满，朝中大臣正酝酿着一场翦灭吕氏集团的斗争。在高后八年（前180）七月，吕后死去。陈平、周勃定计，联合刘襄、刘章，夺取了南、北军，一举消灭了吕产、吕禄、吕须等诸吕势力，拥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从此，汉王朝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进入了“文景之治”时期。 刘盈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盈 　　出生：秦始皇帝三十六年（前211） 　　属相：虎 　　卒年：惠帝七年（前188） 　　享年：24岁 　　谥号：孝惠皇帝 　　庙号：无 　　陵寝：安陵 　　父亲：刘邦 　　母亲：吕雉，后尊为高后 　　初婚：21岁 　　配偶：1人，张氏 　　子女：6子 　　继位人：刘恒（文帝） 　　最得意：预立太子 　　最失意：婚姻乱伦 　　最不幸：亲子被指为养子 　　最痛心：观看“人彘” 　　最擅长：日饮为乐 景帝刘启 景帝刘启简介： 景帝刘启前156年——前139年 　　景帝刘启是文帝长子，母亲窦姬，惠帝七年（前188）生于代地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南）。在位16年，卒于景帝后三年（前141），谥长信宫灯号“孝景皇帝”。按周代的《谥法解》，“景”是美谥：“由义而济（获得成功）曰景”，“耆（通“嗜”）意大虑（喜欢深思熟虑，善于充分谋划）曰景”，“布义行刚（传播仁义，品德坚强）曰景”。虽有谄媚溢美之意，但还是从几个侧面反映了景帝政治及其个性特征。 　　汉景帝在西汉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又为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那么，景帝是怎样发展有利的形势、消除不利的因素，使大汉王朝达到繁荣强盛的境地的呢？以下从对诸王、对匈奴、对政治、对储位四个方面，加以阐释和解说。 对诸王：成功平叛，稳固皇权 　　景帝前三年（前154），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史称吴楚之乱，或“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既有远因，也有近因。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立兄刘仲之子刘濞为吴王。吴王刘濞开铜矿，铸“半两”钱，煮海盐，设官市，免赋税，于是吴国经济迅速发展，刘濞的政治野心也开始滋生。文帝时，吴太子入朝，与皇太子刘启（即景帝）博弈，因争棋路发生争执，皇太子抓起棋盘将吴太子砸死。汉文帝派人将尸体运回吴国，吴王刘濞愤怒地说：“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又将灵柩运回长安埋葬。从此，刘濞称疾不朝。汉文帝干脆赐他几杖（茶几、手杖，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不用朝请。但吴王刘濞不但没有悔改，反而更加骄横。 　　晁错像汉景帝即位后，吴王刘濞日益骄横，反迹也越发明显。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汉廷直接统治。他给景帝上《削藩策》，力主“削藩”，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景帝前三年（前154），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 　　景帝前三年正月，汉朝廷削地的诏书送至吴国。吴王濞立即诛杀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郡级）以下的官员。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遍告各诸侯国。消息传来，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起兵配合。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终于爆发了。 　　刘濞发难后，即率20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颇见军威。梁王刘武派兵迎击，结果梁军大败。 　　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景帝立即派中尉周亚夫（绛侯周勃的次子）为太尉，率36位将军迎击吴楚叛军，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并命窦婴（窦太后堂兄之子）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 　　景帝派周亚夫等迎击叛军的同时，内心却摇摆不定，这给了袁盎以可乘之机。袁盎原为吴相，与刘濞关系甚密。袁盎对景帝说：“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可俱罢。”景帝为换取七国罢兵，果然相信袁盎的话，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于是腰斩晁错于东市，并残酷地族诛。可惜晁错一片忠心，就这样为小人谗言所害。 　　景帝诛晁错，去掉了七国起兵的借口，然而七国仍不罢兵，这就进一步暴露出其反叛的面目。景帝后悔莫及，于是决定以武力平息叛乱。周亚夫像汉军很快平定了七国之乱，吴王濞逃到东越，被杀。 　　七国之乱是西汉中央与诸侯王国间的一次关键性的战争，仅仅三个月就胜负分明。汉廷为何速胜？叛军为何速败？其答案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点： 　　臣心、军心、民心的向背。汉朝建立以来，偃武修文，与民休息，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日渐好转，所以臣民拥戴汉室。如平民赵涉向周亚夫建议：汉军经蓝田出武关，即可迅速控制洛阳军械库，又可避开吴楚伏兵，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相反，吴楚等七国为了各自的私利，驱使百姓，挑起战火，犯上作乱，破坏安定，再加上勾结匈奴，更为广大人民所厌恶，所以遭到国内从上到下的反对。 　　策略、战略得当。七国叛乱事起，太尉周亚夫就向景帝献计说：“楚兵勇悍，正面交锋恐难取胜，希望弃梁国之地，然后断绝吴楚粮道，就可以平定他们了。”此计是以暂时放弃某些空间来换取时间，达到牵制叛军、挫其锐气的目的。后来战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亚夫的判断。 　　人才运用得当。景帝深谙用人之道，如以太尉周亚夫为汉军主帅，可谓选帅得人。而吴王濞虽能广泛招纳天下亡命之徒，但却不能真正任用他们。 　　汉“广陵王玺”七国失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景帝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着手解决王国问题，以加强中央集权。 　　调整诸侯王国的设置。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掉。 　　继续大力推行削藩。此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其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诸侯王国领郡由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郡由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这一变化，对于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意义十分重大。 　　抑贬诸侯王的地位。“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取消“诸侯皆赋”，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此后，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 　　经过景帝的改革，汉初推行的诸侯王国制，至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诸侯王在名义上是封君，实际上“唯得衣食租税”而已；但是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解决，以致后来汉武帝不得不继续采取相应的措施。 对匈奴：和多战少，蓄势待发 　　景帝时期是匈奴“最强大”的时期，强大的匈奴骑兵南下进击汉地，烧杀抢掠，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统治。而此时汉朝社会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但要战胜匈奴，条件仍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景帝怎样处理汉匈关系呢？总的来说，是有战有和，但和多战少，以和为主。 　　景帝坚持和亲，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事冲突，为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为以后汉武帝反击匈奴做了准备。当然，景帝并不是一味妥协，也进行了必要的抵御。 　　李广骑射图在不多的反击匈奴的战斗中，涌现了李广、程不识和郢都等一批卓越的将领，其中尤以“飞将军”李广最为突出。 　　李广，陇西成纪（今甘肃庄浪西）人。他的先祖李信是秦国名将。所以李广堪称将门之后。李广有一套不正规的治军方法，非常适合于塞外的地理条件和敌情条件，他的部队简单、机动、长于应变。所以司马迁称赞他说：“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向之。”匈奴人一听李广的名字，就感到害怕，以致他们称李广为“飞将军”。 　　景帝除了支持李广、程不识等边将对匈奴抵抗，及维持和和战战之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为以后武帝时期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其中主要有两项。 　　马政：“造苑马以广用”。中原内地自古以来就缺马，这样既不利于骑兵的壮大，又无法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更限制了交通、运输等事业的发展。景帝即位之后，继续进行马政建设。他下令扩大设在西边（如北地郡）、北边（如上郡）的马苑，而且鼓励各郡国及民间饲养马匹。由于景帝时期养马业的大发展，军马生产颇具规模，属于官府的马匹发展到了40万匹，民间的尚且未计。 　　实行“卖爵令”及“黩罪之法”。这两项措施都是在文帝时由太子家令晁错提出，并被文帝批准实行的。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了这些被证实是有效的措施，并使它更为完善。大批徙民充实于边地，成为一支兵农混一的垦戍队伍，不但减轻了内地百姓的徭役，而且争取到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对政治：清静恭俭 　　西汉棉袍对景帝在政治上的传统评价是“清静恭俭”：“清”，是为政少事；“静”，是安定百姓；“恭”，是善待臣民；“俭”，是节省汰用。景帝继续执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重农抑商，发展经济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重农抑商这一既定国策。景帝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始终。”因此，他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 　　景帝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并“租长陵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同时，还多次颁诏，以法律手段，打击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景帝曾两次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还禁止内郡以粟喂马。 　　文景时期的社会渐趋稳定，物价日益低廉，据学者统计，在整个西汉时期，文景统治的近40年内，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米价下跌的幅度最大，这就为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轻徭薄赋，约法省禁景帝时期，对农民的剥削（赋役）、压迫（法律），较以前有所减轻。所谓约法省禁，就是法令要西汉帛书简约，刑网要宽疏。前元元年（前156），景帝即位伊始就颁布了诏令：“令田半租”，即收取文帝时十五税一之半，即三十税一。从此，这一新的田租税率成为西汉定制。在降低田租的第二年（前155），景帝又下令推迟男子开始服徭役的年龄三年，缩短服役的时间。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西汉昭帝时代。 　　景帝在法律上实行轻刑慎罚的政策：其一，继续减轻刑罚，如前所述，对文帝废肉刑改革中一些不当之处的修正。其二，强调用法谨慎，增强司法过程中的公平性。其三，对特殊罪犯给予某些照顾。 　　发展教育，打击豪强景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统治阶级上自景帝，下至郡县官都逐渐重视文教事业的发展。当时在教育领域中最突出的就是文翁办学。 　　文翁，庐江郡舒（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年轻时就好学，通晓《春秋》，以郡县吏被察举（即郡国守相经过考察后向朝廷推荐），景帝末年任命他为蜀郡太守。文翁首创了郡国官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成就得到后人的肯定，武帝很赞赏文翁的办学模式，在全国予以推广。 　　景帝一面弘扬文教礼仪，一面又打击豪强。为了保证上令下达，景帝果断地采取了多项措施，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在修建阳陵时，效法高西汉帛画 　　祖迁徙豪强以实关中的做法，把部分豪强迁至阳陵邑，使他们宗族亲党相互分离，削弱他们的势力，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二是任用酷吏，如郅都、宁成、周阳等，严厉镇压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者，收到了杀一儆百的功效，使那些不法豪强、官僚、外戚等人人股栗，个个惴恐，其不法行为大大收敛，这便局部地调整了阶级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由于推行了上述措施，就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人口翻番，国内殷富，府库充实。据说，景帝统治后期，国库里的钱堆积如山，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仓满了，粮食堆在露天，有的霉腐了。但是，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贫富悬殊的分化。这种状况，既为后来汉武帝实施“雄才大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给西汉中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对储位：明争暗斗 　　太子的废立将导致统治集团权利的重新分配，各种矛盾可能在此时突然爆发，所以是君主政体最薄弱、最危险的环节。景帝从登基那天起就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身后的储位问题，他一共生了16个儿子，却没有一个嫡出。原来，景帝的正妻薄皇后，是祖母薄太后的娘家孙女，在他做太子时由祖母指定包办的。薄皇后始终未生一男半女，于是便引起了对储位激烈的明争暗斗。 　　对储位的明争明争储位的是他的胞弟、母亲窦太后最疼爱的儿子梁王刘武。皇后薄氏无子，加上刘武有贤王之名、广袤的封土和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的赫赫战功。窦太后意欲在景帝驾崩之后，由梁王入继大统。 　　汉景帝自己也有过失。前元三年（前154）初，即七国之乱爆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