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意义的“大同·小康社会”

社会学研究 1 中国古典意义的“大同·小康社 会” 李宏飞 提要：若干常规聚落以群相聚组成了史前的复合聚落，复合聚落内部随 后出现了社会阶层的复杂化，最终形成了以陶寺中期城址为代的各个社会 阶层和谐共处于同一个大型聚落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随着中国 早期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转变为了以二里头遗址和 殷墟遗址为代表的，在聚落居住方式上具有明显社会阶层分化的“天下为家” 的“小康社会”。 关键词：大同·小康社会 聚落 社会复杂化 社会分层 复原古代社会是考古学聚落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运用考古资料 进行剖析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大同·小康社会” 究竟为何。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典意义的“大同·小康社会”与中 国近现代意义的“大同·小康社会”并不完全一致，本文所做的是运 用考古资料复原中国古典意义的“大同·小康社会”。 一、史前的复合聚落与大同社会 （一）史前复合聚落的出现 考古资料显示，至少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多个“聚落”组成“复 合聚落”的现象已经出现于中国的北方地区和中原地区。 内蒙古自治区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 所，2004）的二期乙类遗存是该遗址最主要的遗存，包括两处相邻的 同期围沟聚落，以及各自的墓地。两处聚落（图 1）处于同一坡面上， 彼此相邻而居，围沟之间最近处相距仅 7.75 米。聚落内部发现有灰 社会学研究 2 坑和成排的房址，其中 A 区聚落内发现房址 29座，灰坑 8 座；B区聚 落内发现房址 25 座，灰坑 1 座。本期的白音长汗遗址可视为由 2 个 同期围沟聚落组成的复合聚落。 河南中部的环嵩山地区是裴李岗文化遗址的主要分布区。以往的 抽样统计显示，面积低于 2 万平方米的遗址占总数的 68.6%，似可视 为裴李岗文化遗址规模的常数，大于 2 万平方米的遗址占总数的 31.4%，其中较大的在 5 万平方米上下（赵春青，2001：29）。河南新 郑市唐户遗址的发掘（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008）打破了学界以往对于裴李岗文化遗址 规模的认识。唐户遗址总面积 140 余万平方米，其中裴李岗文化遗址 面积超过 30 万平方米，是中国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裴李岗文化遗 址。根据 2006 年的发掘，唐户裴李岗文化遗址内部的房址可分为 4 个相对独立的单元，中间被生土隔离，由此可将该遗址视为至少由 4 个“聚落”组成的复合聚落。 资料来源：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2004：40：图四一 图 1 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乙类遗存 社会学研究 3 城址是史前晚期聚落 发展的特殊阶段产物。中 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 城址是湖南澧县城头山大 溪文化城址（湖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2007），城址 内涵与周边同期普通聚落 无甚差别。进入屈家岭文 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 城址大量涌现，甚至出现 了复合的城址聚落，以湖 北石首市“走马岭·屯子 山·蛇子岭”遗址（荆州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安 县博物馆、石首市博物馆， 2005）（图 2）最为典型。 走马岭城址平面呈不规则 圆形，面积约 8 万平方米， 同期存在的屯子山城址与 其规模相当，形制相似， 内涵基本相同。两者相距 50 米，有生土“走廊”相 连。蛇子岭在走马岭城址 南侧约 150 米处，是一条 东西向略呈弧形的土岗， 中部和东部由人工堆筑而 成，西部靠近上津湖的部 分是自然形成的土岗。蛇 子岭应是与上津湖共同构 成的外部防御体系。整体 来看，“走马岭·屯子山·蛇 子岭”遗址明显是由 2 个同期城址组成的复合聚落。 龙山晚期的河南地区也有类似现象。河南辉县市孟庄龙山晚期城 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图 3）的遗存集中分布于城内的 资料来源：荆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安县博物馆、石首 市博物馆，2005：408：图八 图 2 “走马岭·屯子山·蛇子岭”遗址 资料来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4：图三 图 3 孟庄龙山城址 社会学研究 4 西南部和东北部。灰坑发现 278座，集中分布于西南部的八区和东北 部的二十区，分别占到总数的 65％和 18％，多用于贮藏食物。房址 发现 9 座，其中 7 座分布于西南部的八区，1 座分布于东北部的二十 区，多为长方形，少数为圆形，多数为地面式建筑。水井发现 4眼， 均分布于西南部的八区。瓮棺葬发现 4 座，分布于西南部的八区和十 三区，葬具为陶罐。墓葬发现 17 座，其中 15 座分布于西南部的八区 和十三区，2 座分布于东北部的十五区和二十区，葬式为仰身直肢， 普遍无随葬品。从遗迹分布状况看，城内存在西南部和东北部 2个同 期“聚落”，其中西南部的“聚落”较大，东北部的“聚落”稍小。 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对史前复合聚落的出现原因进 行解释。《吕氏春秋·恃君览》中的一段阐述颇为精彩：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 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 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 聚也，相与利之也。 遹（许维 ，1985） 人类是“万物之灵”，之所以能够有当今发达的人类社会，着实 因为人类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智慧。“群聚”（以群相聚）便是人类生存 和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人的以群相聚可以互利，以聚落为单位的人 群以群相聚同样如此。有研究显示，聚落以群相聚的组织形式最早可 追溯至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普遍流行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裴安 平，2007）。 聚落的以群相聚有力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 层面，复合聚落拥有更多的人口，有助于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活动， 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人与人的关系层 面，复合聚落拥有更多的人口，在聚落之间的冲突中能够处于优势地 位，这可能导致了聚落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出现。 （二）复合聚落的复杂化 关于史前复合聚落的复杂化，以甘肃秦安县大地湾遗址（郎树德， 2003）的情况最为典型。 大地湾二期Ⅰ段（距今约 6500-5900 年）时，圆形环濠聚落的主 体位于清水河畔的二级阶地上，该段遗存均发现于壕沟之内，聚落面 社会学研究 5 积至少在 2万平方米左右。聚落内的西北部是近 1000 平方米的广场， 以广场为中心呈扇形多层分布着半地穴式房址 37 座，灶坑 12 座，除 2 座房址外，门向均朝中心广场。房址有大小之别，大型房址是聚落 首领住宅兼作集会或其他活动的场所，中型房址与围绕在周围的小型 房址构成母系氏族家庭居所。大地湾二期Ⅱ、Ⅲ段至三期（距今约 5900-5500 年）时，聚落内部的向心格局发生变化，出现多个处于相 同地位的中心，表明大地湾二期聚落逐渐分化为了若干地位相同的 “聚落”。大地湾四期（距今约 5500-4900 年）时，聚落规模扩展到 了 50 万平方米。在聚落南北中轴线上发现了分属第四期文化不同时 间段的 F400、F405、F901 等 3 座面积均超过 200 平方米的大型建筑， 这显然已不是一般部落的公共建筑，而应是举行大型祭祀、议事活动 的大会堂。根据Ⅴ区、Ⅸ区的发掘以及未发掘但已暴露在断崖的遗迹 现象，在大型公共建筑周围至少有 5 处同期“聚落”，形成“众星捧 月”的格局。 权力的集中是复合聚落发展的必然结果。古人在《吕氏春秋·恃 君览》中对此有进一步的深入剖析。 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而人备可 完矣。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 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 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故君 臣之义，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来，天下亡国多矣，而君道不废 者，天下之利也。故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君道何如？利 而物利章。 遹（许维 ，1985） 早期的复合聚落是由若干社会地位相同的“聚落”组成的。由于 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往相对平等的状态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 这直接导致了权力的集中。权力的集中具有进步性，可以更好地发挥 “群聚”的作用。 上述材料涉及的是“君道”，也就是世俗权力，神职权利也同样 不可被忽视。在中国的史前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世俗权力与神职权 利是很难确切区分的。从考古资料来看，面对诸如殷墟小屯或二里头 遗址宫城以内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考古学者很难将“宫殿”与“宗 庙”确切区分出来，于是统称“宫殿宗庙区”。这个问不仅困扰着 社会学研究 6 中国考古学者，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赫尔佐克，1998：113-139）。 事实上，严格意义的区分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殷墟卜辞中的“王占曰” 表明，至少到商代晚期，商王依然统领着中国早期国家的世俗权力和 神职权利。 《国语·楚语下》记载了中国古代著名的宗教改革“绝地天通”。 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 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 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 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 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 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 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 （徐元诰等，2002） 既然世俗权力与神职权利密不可分，上层精英阶层可以运用世俗 权力来垄断神职权利，再利用神职权利增强对其他社会阶层的操控。 这种可以控制神职权利的强势的世俗权力可能直接导致了中国王权 （皇权）社会的出现和神权的逐步没落。 （三）复杂化复合聚落代表的大同社会 截止到史前末期，中国各地已经出现了许多复杂化的复合聚落， 聚落规模不断扩大，规格不断提升。山西襄汾县陶寺中期城址是黄河 流域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龙山晚期城址，是史前复杂化复合聚落的 最典型代表。 陶寺中期城址（梁星彭、严志斌，2003）（图4）规模达280万平 方米，如此庞大的城址已将全部居民包含在内。在聚落内部，尽管出 现了上层贵族居住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址区和其他功能分区， 但彼此之间仅仅是空白隔离地带，并没有出现具有强烈社会阶层分化 意义的居住方式，依旧保持了史前聚落的基本结构。陶寺中期大城的 东南部包含一座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小城，城内发现有墓地和疑似与 观象祭祀有关的大型建筑 FJT1Ⅱ ，却不是生者的起居之所，并非后世 意义的“宫城”。 社会学研究 7 陶寺墓地（图 5）按照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的情况可分为大、 中、小三个类型。大型墓约占总墓数的 1.3%，墓圹长 3 米左右，宽 2-2.75 米，使用木棺，棺内撒朱砂，随葬品达一二百件，包括龙盘、 鼍鼓、石磬、玉钺、彩绘陶器等高规格器物，墓主均为男性。中型墓 约占总墓数的 11.4%，墓圹长 2.2-2.5 米，宽 0.8-1.5 米，使用木棺， 有的棺内撒朱砂，随葬品数十件，其中分布于大墓左右两侧的几座中 型墓的墓主为女性，使用彩绘木棺，棺内撒朱砂，死者佩戴精工镶嵌 资料来源：何驽，2009：17：图一 图 4 陶寺中期城址 社会学研究 8 的头饰、臂饰，随葬彩绘陶瓶。小型墓约占总墓数的 87%，墓圹狭小， 一般长 2 米，宽 0.4-0.6 米，大多没有木质葬具，基本不见陶器随葬， 更无彩绘木器及玉、石器类。发掘者认为墓葬的大、中、小三个类型 还可以更加细分二至三种，并指出“根据地层关系、墓葬排列和随葬 器物组合的排比，可以肯定属于墓地早期的有大型墓八座、甲种中型 墓十一座、一部分乙、丙种中型墓及大量的小型墓。”（高炜等，1983） 中国古人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墓葬在一定程度上是墓主人 生前社会生活的继续。从墓地的情况来看，陶寺遗址代表了一个具有 多级社会分层的复杂社会。尽管如此，各社会阶层的居民死后仍然埋 葬在一起。联系到陶寺中期城址的聚落形态，居民生前不论何种社会 阶层，均生活在这座超大型复杂化的复合聚落之中。陶寺墓地反映的 正是该聚落居民生前的社会形态。 陶寺中期城址代表的是中国古典意义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 的概念见于《礼记·礼运》，历来被认为是儒家学者对古代社会的理 想表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 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 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 资料来源：刘莉，2007：126：图 5.17 图 5 陶寺遗址Ⅲ区墓地 社会学研究 9 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郑玄等，2009） “大同社会”实际上是战国秦汉间的儒生对古代社会的追忆，他 们在描述中添加了若干想象和美化的成分，却囿于时代局限，没有能 够准确指出各社会阶层和谐共处于同一聚落的情况，这并不能苛求缺 乏现代社会学知识的古人。尽管如此，古人仍然明确指出了“大同社 会”概念的核心，即“天下为公”。陶寺中期城址和墓地的考古资料 显示，当时的各社会阶层和谐共存于同一个超大型城址之中，没有出 现具有强烈社会阶层分化意义的居住方式，这种情况符合以“天下为 公”为核心的“大同社会”的概念。 二、大同社会向小康社会的转变 复合聚落的复杂化进程并没有止步于“大同社会”阶段，至少在 史前晚期的长江中游地区已经出现了“大同社会”解体的现象，以湖 北京山县屈家岭遗址群（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京山县博物馆， 2008）（图 6）的情况最为典型。 屈家岭遗址群在油子岭 文化时期出现了包括屈家岭、 冢子坝、钟家岭遗址在内的规 模达 70 万平方米以上的大环 濠系统，环濠内各遗址间尚未 出现等级差异，代表了一个典 型的“大同社会”。进入屈家 岭文化时期，遗址群发展到了 顶峰，分布范围最广，形成了 明显的聚落等级体系，出现了 仅包含屈家岭台地南部在内 的面积不超过 10 万平方米的 小环濠系统。从大环濠系统到 小环濠系统，屈家岭遗址群的 “大同社会”解体了。 资料来源：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京山县博物馆， 2008：25：图一四 图 6 屈家岭遗址群 社会学研究 10 河南地区的复合城址出现较晚，“大同社会”的解体也相对较晚。 河南地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址是仰韶文化晚期的郑州市西山 古城（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1999），面积约 3 万平方米，城 址内涵与仰韶文化早、中期普通聚落的内涵基本相同。龙山早期的漯 河市郝家台城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郾城县许慎纪念馆，1992） 规模与西山古城相当，形制由圆形转变为方形，城址内涵仍然与周边 同期普通聚落无甚差别。龙山中晚期的淮阳县平粮台城址（河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1983）和平顶山市蒲城店城 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局，2008）延续了早期城 址的规模，但城墙厚度增至 10 米左右，城址内涵也已明显超出了周 边同期普通聚落。上文提及的辉县市孟庄龙山晚期城址的规模突破了 10 万平方米，由 2 个同期“聚落”组合而成。孟庄复合城址的出现， 标志着河南地区史前城址步入了“大同社会”。 河南地区史前城址的“大同社会”并没有持续太久即走向解体。 新密市古城寨遗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 究会，2002）是社会变迁进程中的关键一环。古城寨遗址的中心区有 规模达 17.6 万平方米的龙山晚期城址，城墙的筑造可能调动了周围 十余处同期聚落共同完成。城内发现夯土建筑 F1 与廊庑建筑 F4结合 构成的回字形建筑，可视为二里头遗址宫殿宗庙建筑的滥觞。城内出 土的陶器大多形制，做工 精细，还出现了施釉陶器，石 制生产工具则比较少见，另外 还发现有卜骨、玉环和陶器刻 符。城外有近 10 万平方米的 同期遗存，出土有熔铜炉的残 块，表明城外同期遗存中至少 包含手工业区。古城寨城址内 外的显著差异表明，以往各社 会阶层共处于同一大型聚落 的现象已不复存在，社会出现 了剧烈的变革，“大同社会” 走向了解体。 新密市新砦遗址（赵春 青，2004）与古城寨遗址位于 资料来源：钱耀鹏，2001：31：图三 图 7 双洎河流域龙山晚期聚落集团 社会学研究 11 同一个龙山晚期聚落集团之中（图 7），在年代上稍晚于古城寨遗址。 新砦遗址拥有三重环濠，内濠的圈占面积在 6 万平方米以上，中濠的 圈占面积约 70 万平方米，外濠位于遗址北侧，圈占面积达 100 万平 方米。大型浅穴式建筑 DF 位于内濠以内的中部偏北，类似的建筑亦 见于二里头遗址，发掘者推测可能是“墠”或“坎”之类的高等级活 动场所。在内濠与中濠之间靠近双洎河的台地上发现有制骨作坊的迹 象。相比古城寨遗址，新砦遗址的聚落结构更复杂，在发展程度上更 成熟，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步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大同·小康社会”的记载是以中原地区史 前末期社会转型的实际状况为依据的。古城寨和新砦遗址在聚落居住 方式上的重大变革反映的是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大同社会”向“小 康社会”的转变。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 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以立田里，以贤勇知， 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 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 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者去，众以为 殃，是谓小康。（郑玄等，2009） “小康社会”概念的核心是“天下为家”。相比对“大同社会” 的追忆，古人切身生活在“小康社会”中，因此提供了更加详细准确 的信息。“城郭沟池以为固”和“礼义以为纪”是其中最重要的信息。 “城郭沟池”是中国古代聚落的重要设施。“城”①相对于“郭” ②而言是内城，“沟”③相对于“池”④而言也具有“邑中沟”（即内濠） 的含义。值得注意的是，三代时期的大型都邑级聚落并非一定要具备 “郭”和“池”，但至少要有“城”或“沟”中的一项来体现上层精 英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界限。这正是“小康社会”在考古学聚落研 究中最重要的物化证据。 ① 《说文解字》：“城，以盛民也。” ② 《说文解字》：“郭，外城也。” ③ 《说文解字》：“沟，水渎。”“渎，沟也，一曰邑中沟。” ④ 《说文解字》：“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 社会学研究 12 礼制是中国文明的特色产物。中国古代文献关于“礼”的记载在 强调伦理道德的同时，更强调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从考古资料 来看，古城寨和新砦遗址的大型礼仪建筑与遗址内出土的高规格器物 也是“小康社会”在考古学聚落研究中的重要物化证据。 三、中国广域王权国家的小康社会 （一）二里头：初步发达的小康社会 考古学者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代表的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 家（许宏，2009；刘莉，2007）。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 化分布区内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级聚落，是中国早期广域王权 国家的社会缩影。 二里头遗址的墓葬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异（李志鹏，2008）。Ⅰ级 墓：竖穴土圹墓，墓穴面积多在 2 平方米以上，墓圹长度一般在 2 米 以上，宽度在 1 米左右，随葬有青铜礼器、玉礼器、绿松石器和比较 精致的陶礼器，往往还随葬有漆器和圆陶片，有的墓葬随葬有海贝， 墓中一般铺撒朱砂，多发现有木棺，有的为漆棺。ⅡA 级墓：竖穴土 圹墓，墓穴面积一般在 1.2 平方米以上，有较多朱砂，一般随葬成组 陶质酒器、玉礼器和圆陶片，或者一定数量的玉器、绿松石器饰品， 有的随葬有漆器、海贝，经常发现木质葬具的痕迹。ⅡB 级墓：竖穴 土圹墓，墓穴面积多数在 1 平方米左右，随葬有陶质酒礼器等，有的 墓随葬有少量小件玉器、绿松石器饰品、漆器等，偶尔出有石质柄形 器、石钺等石器或海贝，部分墓中有木棺、朱砂。Ⅲ级墓：竖穴土圹 墓，墓穴面积四期以前一般在 1平方米以下，四期时一般超过 1平方 米，基本无木质葬具，仍有少量的墓有朱砂，随葬少量日用陶器或其 他生活用品，基本不见陶质酒礼器。Ⅳ级墓：竖穴土圹墓，墓穴面积 一般在 0.8平方米以下，无随葬品。Ⅴ级墓：乱葬墓，即死者没有正 常的墓穴，而是被弃置于灰坑与地层中，有的是单人独葬，有的是多 人丛葬，有的尸骨完整，有的则凌乱不全或身首异处。 二里头遗址的墓葬所体现的社会分层情况相比陶寺墓地并无太 大不同，但两处遗址在聚落结构方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图 8）。 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区外围有 4条大路垂直相交，略呈“井”字形，宽 度一般在十余米，最宽处达 20 米，使用时间是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 社会学研究 13 或稍晚。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时，在 4 条大路内侧夯筑了宽约 2 米，圈占面积达 10.8 万平方米的宫城城墙，将已发现的多处大型夯 土建筑基址包含在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2004）。厚达 2 米的宫城城墙仅仅相当于河南地区仰韶晚期至龙山早 期城址的城墙厚度，其用途显然是社会阶层的隔离，这符合“城郭沟 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的基本特点。上述情况表明，相比陶寺中期 城址，二里头遗址代表的是中国古典意义的“小康社会”。众所周知， 古代中国是具有浓厚王权（皇权）色彩的国家，作为最早的广域王权 国家的都邑级聚落，二里头遗址步入“小康社会”标志着“最早的中 国”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里头遗址代表的“小康社会”还具有一定的不成熟性。研究表 明，“二里头遗址罕见有组织的、经正式规划的埋葬区域，可能暗寓 着其缺乏一个总体性的直系血亲体系。二里头遗址的埋葬缺乏规制， 似乎与这一中心城市的人口构成有关。二里头遗址是最早集聚了周边 人口的超大型中心城市，早期移民来自众多不同的小型血缘集团。缺 资料来源：许宏，2009：78：图三 图 8 二里头遗址 社会学研究 14 乏稳定的墓地和同一空间内墓葬与房屋的不断更迭，暗示人口的频繁 移动”（许宏、刘莉，2008）。二里头遗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中国广域 王权国家范围内的人口流动，不同来源的血缘集团之间的整合可能还 缺乏足够的稳定性。 （二）殷墟：高度发达的小康社会 安阳殷墟遗址已被确认为商王武丁至帝辛时期的都邑所在。 殷墟的墓葬大体可分为三种七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03）。甲种第一类：四条墓道的大墓，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区 8 座， 墓室面积都在 100 平方米以上，所有墓都盗掘殆尽，但残存的随葬品 也已十分丰富。甲种第二类：二条墓道的大墓，西北冈王陵区的东区 3 座、后冈 5 座、大司空村 1 座、小屯西地 1 座。甲种第三类：一条 墓道的大墓，西北冈王陵区 2 座、后冈 1座、大司空村 3 座、殷墟西 区 10 座（第 3 区 5 座、第 6区 4 座、第 7 区 1座）、郭家庄西 1座， 面积都在 20 平方米以上，最大的可达六、七十平方米，都有棺椁、 殉人、铜礼器、兵器、车马器，或有陪葬墓和车马坑、祭祀坑。乙种 第一类：大型竖穴土坑墓，面积 10 平方米以上，有棺椁，较多地使 用殉人，随葬大量青铜礼器。乙种第二类：中型竖穴土坑墓，面积 3-10 平方米，一律有棺，而且多数还有椁，通常都有青铜礼器随葬，少数 还有殉人，这类墓在已发掘的墓葬中超过 20%。乙种第三类：小型竖 穴土坑墓，面积 3平方米以下，一般只有棺，没有椁，通常也没有殉 人，随葬器物主要是陶器，部分墓随葬有兵器，主要是铜戈、铜矛， 只有个别墓随葬铜觚、铜爵等礼器，该类墓在已发掘的墓葬中所占比 例约 80%。丙种：无墓圹墓葬，数量不多，通常发现于居址近旁的文 化层或灰坑中，不归属于任何墓地，没有棺椁，没有随葬品。 从殷墟墓葬的等级结构来看，约占墓葬总数 80%的乙种第三类小 型竖穴土坑墓代表的是殷墟居民中最广大的平民阶层，约占墓葬总数 20%的乙种第二类中型竖穴土坑墓代表的是殷墟居民中的中下层精英 阶层。上述社会阶层构成了殷墟“小康社会”的主体。从聚落结构来 看，殷墟遗址是以大灰沟围成的面积达 70 万平方米的小屯宫殿宗庙 区为核心，周边围绕众多族邑组成的复合聚落（郑若葵，1995）。殷 墟居民的平民阶层和绝大部分中下层精英阶层生活在小屯宫殿宗庙 区以外的各个族邑中，而少数中上层精英阶层居民则以家族的形式居 住于小屯宫殿宗庙区之内。殷墟的情况与“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 社会学研究 15 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的记载相符合。 相比二里头遗址，殷墟遗址代表的“小康社会”具有高度的稳定 性。关于这一点，殷墟西区墓地提供了绝好的材料。殷墟西区墓地的 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二至四期，可分为八个墓区，墓区之间有明显界 限，墓向、葬式和随葬品组合都存在一定差别（这种差别与墓葬年代 早晚无关），反映了各个墓区在生活与埋葬习俗方面的差异。发掘者 认为，“具有一个特定范围的墓地，保持着特定的生活习俗和埋葬习 俗的各个墓区的死者，生前应属不同集团的成员，这个不同集团的组 织形式可暂称为‘族’，这八个不同墓区就是八个不同‘族’的墓地…… 可以看到每一个小群的墓，从二期、三期的墓都有，其数量由早到晚 不断增长。如第一墓区中部北边可分为几个小群，其中 M458-460、 462-470、480、481、541，共十五座墓为一群。这一群墓中，属二期 的二座，属三期的三座，属四期的五座，分期不明的五座。这一现象 反映了一个家族人口在不断繁衍增长。第一墓区的西部也有一个墓葬 集中分布群，共 27座墓（M472、503、507、511-520、522-535），其 中属二期的二座，三期的八座，四期的十座，分期不明的七座。类似 现象在其他墓区内亦可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 队，1979）。由此可见，殷墟代表的晚商社会已经是一个秩序稳定的 高度发达的“小康社会”了。 四、结语 中国古代文献提供了关于古人在各个方面的观念与思考的丰富 资料。从相关记载中提取一定的信息，有助于增强对考古资料的理解， 并在此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复原古代社会。 社会是人际关系的总和，聚落是社会在考古学上的重要物化证 据，大型高规格聚落是当时社会的典型缩影。以聚落为单位的人群以 群相聚组成复合聚落可能是造成社会复杂化的重要原因，不同社会阶 层和谐共存于同一个大型聚落便构成了具有“天下为公”特点的“大 同社会”。随着中国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大型都邑级聚落出现“城 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的现象表明社会形态已经转变了为具有 “天下为家”特点的“小康社会”。 社会学研究 16 参考文献： 高炜、高天麟、张岱海，1983，《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第 6 期。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1999，《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第 7 期。 何驽，2009，《都城考古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 《三代考古㈢》，北京：科学出版社。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008，《河南新郑市唐户 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第 5 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辉县孟庄》，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局，2008，《河南平顶山蒲城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 第 5 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黄历史文化研究会，2002，《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 发掘简报》，《中原文物》第 2 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郾城县许慎纪念馆，1992，《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 第 3 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1983，《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简 报》，《文物》第 3 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京山县博物馆，2008，《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群 2007 年调查》， 《江汉考古》第 2 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7，《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荆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安县博物馆、石首市博物馆，2005，《湖北公安、石首三座古城勘测 报告》，《古代文明》第 4 卷，北京：文物出版社。 郎树德，2003，《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聚落形态及其演变》，《考古》第 6 期。 李志鹏，2008，《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早期青铜文化： 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 梁星彭、严志斌，2003，《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北京： 文物出版社。 刘莉，2007，《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陈星灿等译，北京：文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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